政府信息公开

『法治文化思维的演进跟不上征地拆迁的速度，这是中国式拆迁的最大困境』 法治文化思维的演进跟不上征地拆迁的速度，这是中国式拆迁的最大困境 田园牧歌一夜尽，万丈高楼平地起，中国式拆迁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华大地上演：执政党高调、合法地吹响了向城镇化快速进军的号角，各级政府以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为己任，一些亦政亦商的房地产开发商力图从中谋取最大的利润，村干部、村民、流动人口被城镇化的洪流席卷。 维稳与维护村民利益的矛盾 对于征地拆迁，地方政府有“速度决定一切”的下意识，执政党有“稳定压倒一切”的合法性，开发商有“利润高于一切”的增值欲望，村民有“利益优于一切”的合理诉求，执政党、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村民之间的博弈局面就此形成。“四个一切”归结成一点就是维稳与维护村民利益的矛盾。如果这个矛盾解决不好，势必影响整个征地拆迁的快速迈进，影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分配，甚至影响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因此，执政党大声呼喊措施落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矛盾不好解决。 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常常感到工作很难开展。地方政府追求速度，强调政绩，则会因为决策不周密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不稳定因素产生了，政府就会强调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如果社会要和谐，整个社会就得满足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满足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会减少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按如此运行逻辑可以得出“拆迁有风险，稳定得利少”的结论。尽管很难，但是“为官一任，有所作为”的信条仍激励着那些“走一步，看一步”的官员们，进而产生“轻过程、重结果”的行政逻辑。细心的观察者会从尘土飞扬的征地拆迁现场中发现一个矛盾的思路：官员既要快速拆迁的结果，也要社会稳定的结果。如何实现“鱼和熊掌兼得”？靠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最终压到村级党员干部的肩上。 然而，村级党员干部根本完成不了上级摊派的任务。村级党员干部的身份是政策执行者，而不是政策制定者，无法有效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解释、调整上级的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多个方面的政策困境也是村级党员干部突破不了的。 在征地拆迁补偿中，地方政府与民争利，地方政府拿的是大头，而被拆迁村民拿的补偿是小头，理论上应是被拆迁村民拿大头，而地方政府拿小头，然而，决定权在地方政府而不在村级党员干部、村民。 被拆迁村民搬迁的过程中常存在一个过渡期，即旧居被拆迁了，而新居还没有建好，村民被迫要想各种办法租房子住的时期。在过渡期内，被拆迁村民散居各地，给村级党员干部的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事实上，这个过渡期由于行政审批和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常常被人为地拉长。 被拆迁村民和村级党员干部的共同心愿是旧居直接换新居，不想流离失所、寄人篱下，然而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上。 在过渡期内，村民文化活动场所、村民代表活动场所、党员活动场所都没有列入拆迁规划，广大村民只能被迫“蜗居”在有限的空间内，村级党员干部则要每月花费近万元费用租用办公场所，有的村甚至在酒店中租用餐桌开会、选举、议事，造成各项村务活动、党务活动的开展极不规范。 有的被拆迁村是拆迁先行、法定拆迁程序后办，而 法定程序的办理时间常常超过地方政府承诺的期限，而这一切都有损被拆迁村民的合法权益，也有损政府的公信力。 被拆迁村民中的许多“40、50”人员因缺乏职业技能，无法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而上级配套就业政策又跟不上，仅靠村级党员干部人情关系推荐就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虽然村级集体资产的产权在于村集体，但是实际的管理权却在于乡（镇）一级，引发的结果是数额巨大的集体资产只能闲置，资金只能存在银行里接受贬值的后果，对此，乡（镇）村两级因担心承担投资风险而办法不多、裹足不前。 迁入新居后，原有的村级建制理应随之撤销，但是因为有零星土地存留、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无法有效建立，村级建制迟迟得不到撤销。而村级干部又因为无法纳入人事编制、财政供给的范围而不能与迁入地的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无缝对接，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迁入地的居民有问题仍习惯于找村级党员干部解决，而居委会、物业公司的服务、管理职能无法真正发挥。 由于被拆迁村民的话语权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丧失或被边缘化，他们的合法利益常常难以被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会因征地拆迁补偿数额过小，政府的承诺到期无法兑现，拆迁过渡期内没有体面的过渡房，村级党员干部不能有效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村级党员干部作风恶劣，没有地种菜，没有宽敞的晾晒衣服场地，要增加生活成本（交物业费、暖气费、水费等），没有文化活动场所等等而不满意。不满意，就会出现地方政府、村级党员干部烦心的上访现象，特别是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现象。 全国各地群体上访的一个副产品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即上访的影响力越大，越容易为自己争取到利益。遵循这条道理， 一方面，被拆迁村民以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拿出数额不菲的成本接待来访 、化解来访，花钱买稳定，以至于叫苦不迭。事实证明，多数被拆迁村民的上访具有正当的利益诉求，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通过上访得到了甜头。因而，公众会发现当前中国式拆迁的两大特色： 一是中国式拆迁与中国式上访结伴而生，相辅相成。二是地方政府一方面想从快速征地拆迁中赚到很多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花很多钱买稳定。 是赚得多，还是花得多？世人无法考证。 人治思维与法治思维的纠结 某政府官员乘飞机返回辖区，从空中看到辖区内有一村庄与旁边的公共设施不协调，飞机降落后，立刻电话命令该村庄所在地官员在规定期限内迅速拆迁该村，并要保持社会稳定。于是一场迅速的征地拆迁在上级领导的过问下得到了“落实。”其中自然省去了许多的集体决策、科学论证、系统布置、依法执行、信息公开、风险评估程序，看似节省了成本，完成了任务，实则助长了人治思维风气。 中国式拆迁是一个验证人治思维效果的标尺。假设中国式拆迁依靠人治思维而行，且征地拆迁过程顺利、群众利益得到根本维护、社会局面和谐稳定，那么，结论就是人治思维效果显著，甚至可以冠以科学的名号加以推广。但是， 这种人治思维的弊端已经在征地拆迁的全过程中全面暴露，如征地拆迁政策前后矛盾，征地拆迁规划不科学，相关部门配合不协调，征地拆迁程序不合法，征地拆迁手段强暴，行政权力寻租，“运动式”拆迁，“人情式”拆迁，信息公开不充分，被拆迁村民利益被最大限度地缩小，村民“信访、不信法”等现象屡有出现等等。事实证明，人治思维阻碍征地拆迁的顺利进行，增大征地拆迁的事后维稳成本，阻碍了法治思维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征地拆迁、城镇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因而， 它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必须靠法治思维的贯彻、公民规则意识的形成、法治社会的建立来促进。 中国几千年封建人治思维的影响阴魂不散，法治思维的脆弱摇摆，法治社会的基础不牢，“居民的楼房、小农的意识”等文化现象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拆迁的文化背景。 法治文化思维的演进跟不上征地拆迁的速度，这是中国式拆迁的最大困境。 “速度决定一切”的紧箍咒 中国式拆迁的重要推动力在于地方政府追求增长速度。 许多地方政府都在当地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快速征地拆迁、城镇化的目标，未来五年要实现的目标可能与之前三十年完成的目标相当，昂首阔步迈进美好乐园已被当做应当抓住的战略机遇。抓住机遇者，既有了政绩，又有了与时俱进的资本，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丧失机遇者，政绩含金量减少，资本基础不牢，“退居二线”的风险骤然增加。领先一步、比其他地方快一点点，成为各地政府心照不宣的诉求。因为，速度代表了一种政绩考核的价值，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价值。 在这种诉求的牵引下，一些地方政府举着大旗向前冲，浮躁之风蔓延。不可否认，有的地方政府力求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客观真实的速度抢抓机遇，但是，耐不住大气候裹挟，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毕其功于一役”，大干、快干、再快干、大跃进。令人忧虑的是，速度能决定一切吗？谁人又不懂“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呢？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知道和做是两码事。虽然地方政府知道快速拆迁、城镇化会有很大的副作用，但是，一些地方还是戴上了征地拆迁“速度决定一切”的紧箍咒，欲罢不能。 上了抢抓政绩快车道的地方政府很难主动慢下来。 数字出速度，速度出政绩，政绩出职位，职位出权力，权力出荣耀，荣耀出英雄，英雄出历史，一条唯心主义的路线图正被用心良苦地编织。 多年来，各级统计部门数字之间相互矛盾的现象从出不穷，“数字政绩官员”大量涌现，其中不乏被揭露造假者，政府统计数字公信力衰减是不争的事实。同样，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 上了拆迁快车道的人很难停下来，因为一旦制造了一个“快数字”指标，就需要下一个、再下一个“快数字”指标与之相配套。“ 文革”期间的浮夸风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如果其中有一个“快数字”指标实现不了，就会连累其他指标的实现，甚至会产生一系列后果严重的连锁反应。 有效监督限制权力的力量太薄弱也助长了“快速思维”。征地拆迁势在必行，谁能有效监督？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的条款可以吗？在人治氛围浓烈的官文化圈子中，权力监督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游戏。公众常常发现一个现象：一个官员被问责、追究、判刑的时候，其累积起来的违纪、违法事件已经“隐藏”多年、数额相当庞大。“ 上级监督少，同级监督软，纪委监督晚，公众监督难，媒体监督窄”，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式拆迁体制内权力监督的困境。 在快速征地拆迁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炒房者结成利益联盟，共同挤占被征地拆迁居民的合法利益。其间，政府快速拿走了数额庞大的卖地收入，开发商快速拿走了房地产暴利，炒房者快速拿走了数额巨大的投机收益，一些官员甚至还从中快速满足了权力寻租的欲望，既得利益链条就此形成，谁也不想扔掉这个香饽饽，于是 自发、自觉地维护既得利益，防止利益链条断裂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 快速征地拆迁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是一个慢不下来的中国的缩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造就了一种“快速”文化，“快速”带来了效率、财富、自信，也带来了不公、剥夺、彷徨。辩证地看待“快速”文化的好与坏，速度适中才是公众的普遍心愿。 困境客观存在，中国式拆迁还得继续，这也是中国的国情。但愿各地的执政者、决策者、执行者能够认真总结以往征地拆迁的经验教训，尽可能地走一条 稳健化、法治化的中国式拆迁道路 。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作者：刘锋 】 (责任编辑：陈君) 上一篇: 徐昕：冤案的戏剧根源 下一篇: 龚方雄：乱世放缓全球经济

来源：http://xiaoyunpeng.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html 2011年4月3日上午，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官方对此的说法是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但新华社该英文消息很快被删除，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有关艾未未的部分也在官方网站中不见踪迹。看起来，这似乎仍然是一个未有定性的问题。 但网络舆论已经沸腾，网民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与这位艺术家站在一起面对这场厄运的决心：像蝗虫一样让网络管理员删不完的帖子，像克隆一样衍生的艾未未头像遍布微博，这在过去极为罕见。 那么，艾未未究竟是谁？谁会喜欢艾未未，谁在害怕艾未未？ 从告别革命说起 1989年，艾未未已经旅美8年，天安门的消息传到纽约后，他曾经绝食抗议数天。天安门事件后，他得到了美国绿卡。但在1993 年4月，获知父亲艾青患病，艾未未返回了北京。从此，这个不在场的「抗议者」来到了经历八九阴霾、水深火热的复杂的中国。 此刻，国内思想界开始沉潜，旅美学者李泽厚、刘再复1995年发表了对话体论著《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知识分子谈起了「为学术而学术」，整个社会的思潮开始转向谋求个体发展和经济效益。 艾未未对这种死气沉沉的状况表示不满，在他看来，艺术家同行们「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能力」，并且「在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寻找避难所。 如果没有这种不满，他完全可以像其它艺术家那样风光：赚钱，成名，利用体制内最主流的盛大活动作为舞台——他一度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的设计工作，但最终他以此类宏大叙事的盛况遮蔽了当下真实的中国面貌为由，断绝了与这场盛事的联系。 艾未未写博客，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评论，由于犀利的批评和对公共事件高度的介入姿态，他的几个国内博客后来被关闭了。他开始上Twitter，截至被带走时，艾未未的粉丝有七万多，这个数目比不上墙内意见领袖动辄上百万的规模，却是实打实的铁杆粉丝，都是翻山越岭来「爱未」。 艾未未每天在Twitter上花不少时间，回应粉丝的讨论，公布艾未未工作室的工作进展情况，纽约客记者Evan Osnos问他这是否影响他进行艺术创作的时间时，艾未未告诉他：「我认为我的立场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艺术。其它艺术品或许是可收集的——你可以把它们挂在墙上——但那只是一种传统观点。我们不该就以这种方式做事仅仅因为伦勃朗 （Rembrandt）曾经这么做。如果莎士比亚（Shakespeare）活在今天，他可能是在Twitter上写作。」 艾未未在推特上最著名的写作，就是日复一日地在每一个汶川地震遇难儿童的生日那天，公布他们的姓名、年龄，有一度一些推友甚至觉得这些信息很干扰他们，有的人宣称要取消follow「话唠」艾未未。但这些信息对于艾未未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他通过艰难的独立调查获得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脑部遇袭受伤，日常行踪遭遇严密监控等等麻烦。 艾未未越来越成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呈现了艺术家如何介入社会的一种可能性。而他幽默、耿直、玩世不恭并且拒绝与体制配合的特质，则让他少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那种明哲保身的小聪明和迂腐气，他流利的英语，诙谐的形象，成为了媒体宠儿，只要有机会，中外媒体总是愿意让他成为封面人物，成为年度精英。 边界与新鲜的抗争剧码 在艾未未吸引更多眼球和展示他富有号召力的社会能量的同时，一些体制内艺术家或学者并不赞同他，他们攻击他哗众取宠，认为他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迅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之下，加之对动乱的恐惧，人们越来越有理由相信，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一个具备国家强制力的全能政府能够带来一种民主国家难以企及的高速发展。 实际上，很多人不习惯的是艾未未那种在国人看来桀骜不羁的高调，却少有人注意到艾未未缜密而富有分寸感的行动能力。艾未未不是书呆子型知识分子，即便他不通晓社会运动理论中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阐释，却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政治直觉很好地把握了体制对公民集体行动的开放性程度和容忍度，正如他的艺术家朋友陈丹青所言，「他想看看一个个体的力量能走多远。」 如果深入追究，艾未未从未有一套系统的政治异见论述，而他的公开行动所涉范围，不过是诸如信息公开、记录真相之类的公民权利，可以说，艾未未一直践行的，只是单议题社会运动的内容，并无进行对政权直接挑衅的政治抗争。艾未未和他的工作室其所追求的，当是公民行动范畴，距离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还很远，甚至可以说，艺术家的游戏姿态和插科打诨也昭示着艾未未无意发展成为一名职业政治活动家或革命者，否则，他今天的每一个嬉笑怒骂的小动作，都会成为所谓职业政治活动家的瑕疵而遭人挑剔——而目前，他的粉丝们并不介意他爆点粗口，他们自称「草泥马」，这代表了一个想要表达公民之不服从意愿的群体。 在那些宣称告别革命、投身体制的国人看起来，艾未未是那么地难以理解，他的一系列有限抗争简直就是「革命」，这一回，不排除在决策者眼里，艾未未就是妨碍「维稳」的潜在革命者。尽管艾未未一直嘲笑「茉莉花革命」，尽管艾未未从来不屑于匿名行动，他甚至还记录并公开与警察周旋的实况，在他看来，「公开化是公民面对专制的利器，仅有的利器。」 在革命与犬儒之间，太多国人已经失去了想象力，包括官方的决策者在内，他们在「要么沉默，要么叛乱」的二元对立之间，只看见那个「特立独行」的艾未未，这实在是对全球范围内已经高度制度化、常态化的社会运动所获得的正面评价的无知。 痛感于「八九风波」的悲剧收场，现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的赵鼎新从昆虫学博士转而研究「八九北京学运」、社会运动与革命，他在社会运动理论基础上，增进中国历史的问题意识，辨析了社会运动、革命、叛乱、游说、改革等等概念，探讨在已经「脱魅」了的现代国家中，竞争性的、程序的选举就成为国家核心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而靠绩效（经济发展）、道德表率、打江山等等合法性维持政权，总有内在的不稳定，在此基础上，赵鼎新认为，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在于能够多大程度将健康的社会运动制度化。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阶段，社会运动更容易受情感主导，从而发生类似骚乱、狂欢的集体行动，而在公民社会发育良好的社会中，社会运动发展主要由运动组织的策略来主导。 按照查尔斯•蒂利的说法，在民主国家中，处于政治生活之外的人们借助于有效的社会运动手段来宣告自己的存在和提出集体诉求，它借助群体的价值、团结、规模以及承诺等持续的、公开的展示，向有权者持续地提出抗争要求，这一定义排斥了政变、内战、叛乱（起义）、夙仇以及抗争政治的其它形式。 严格来说，艾未未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只是介乎于一般的公民行动和社会运动之间，他借助艺术的表现形式，表达了公民追求知情权和社会公正的权利，譬如这样的作品，呈现了作为一种公民行动可能的抗争剧码：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用马赛克的方式铺开了九千个定制的彩色学生书包，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拼图，不同颜色的书包组成几个巨大的中文字——「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过七年」，这是一位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留给艾未未的一句话。 艾未未是擅于把艺术家的想象力运用到公民抗争领域的，他也深谙传播、资源、动员及政治机会等一系列行动要素，他进行有限度的集体活动的尝试，诸如作品《童话》、《念》、《河蟹大会》等等，但这些行为和刺激官方神经的群体性事件有着本质区别，它们更多是一种行为艺术，作为一种公民认同的建构而存在，是任何现代社会都没有理由排斥的公民表达及社交自由。 但召集这一类集体行动的机会对艾未未来说并不多，多数时候，艾未未只是和他的助手们进行一些独立的调查。最近的一项调查，是关于那个引发了舆论震荡的村长之死的案子——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而在此之前，则是艾未未工作室介入帮助上海大火的家属组织会议，向政府提出了「先问责任再要赔偿」的要求。这一系列举动，只不过是公民的有限联动互助，连稳定组织都谈不上，更遑论结社了，但遗憾的是，这些动作在已经高度陷入体制性拘谨和维稳恐慌的当局看来，也是极其挑衅的行为，他们宁愿花钱买稳定，也不愿意看见公民互动起来，谋求程序正义。否则，难以解释艾未未何以成为官方报纸《环球时报》社评所论的「经常有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游走法律边缘，一再测试法律底线」了。 窒息公民社会的危险 假如时间允许倒退，在去年8月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接受国内官方媒体采访时，大力宣扬「建设公民社会」，曾称：「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建设，深圳一定会走在全国前列。」深圳「公民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行业协会管理体制、将社会组织民间化、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支持扶植社会团体组织等。这本来是政府向民间社会让渡一部分权力的极好尝试，然而政治空气很快彻底转向，不仅深圳的公民社会建设扼杀于萌芽阶段，而且全国媒体也被要求不得再有「公民社会」提法。这显然是一个非理性的决策，一个有宪法的国家，当然就有公民，而不是臣民，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社群，怎么会没有「公民社会」呢？ 决策的非理性是一个社会法治不够完善、规则未能在官民之间普遍确立的必然代价。而决策的非理性程度则直接成为测试国家社会治理当中是否把持政治伦理底线的指标。假如一个曾经呈现开放姿态的社会突然开始逆转为去民主化走向，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出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在鼓吹「中国模式」的人看起来，中国依然生机勃勃，经济仍然有望走高，但在更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看起来，中国模式的提法并不成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认为，如果有什么「中国模式」，唯一的元素就是，那是中国人做的事情，就叫中国模式。而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驻会学者裴敏欣，则坚称中国的制度不再是发展型的了，相反的，中国将成为「分权化的掠夺型国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而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官员的私利」──在经济持续繁荣时大捞一笔，用尽各种手段快速致富——将缓慢瓦解政治稳定。结果是经济无法持续成长，「造成社会不平等扩大，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不足，环境遭到破坏，官员普遍贪腐。」 的确，中国社会的阶层分裂已经越来越显著，近期发生的药家鑫杀人案件隐含的议题便是：社会各个阶层不再有互信。这将进一步恶化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冲突，加上遏制公民理性力量，驱逐呼应温家宝政改主张的媒体评论员，对知识分子冉云飞、艺术家艾未未的这一轮动作，则更是极大地加剧了这种胶着状态，潜在的危险在于，历史的钟摆将再一次失去平衡，激进与暴力因素更容易浮出水面。 在《纽约客》那篇艾未未报道中，维权律师浦志强曾经这样评价艾未未：「他完全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和我正在努力拓宽限制合法权益的绝对边界。我不愿意成为政府的敌人，我相信艾也同样不愿意。」 艾未未被带走后，浦志强对我说：「艾未未是当代中国的佐拉，直言不讳地表达反对的声音，他的勇气远远超越了鲁迅，因为当今中国没有了租借地没有治外法权，可以供假冒伪劣的鲁迅们躲进小楼成一统。我们没有了佐拉，没人胆敢去说出他的反对，用章诒和先生的话说，他是一个英雄，在他的人格和勇气面前，我们应该汗颜，我们深感羞愧。」 在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过程中，如果说从厦门PX事件的散步到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厂运动、广东南海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公民行动还是鲜明的利益驱动型，那么，在艾未未身上，则开创了利他型的公民行动模式，恰如他的姐姐在艾「失踪」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他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 无疑，艾未未是这个时代罕见的理想主义者。 关于理想主义者与威权统治，台湾社会运动研究专家何明修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威权统治者宁愿他们面对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子民，而不是有公德心的公民。尽管威权主义会诉诸于某种响亮的道德宣称，但是很少统治者会认真地将道德与政治接合，因为这样容易封闭了被统治者追求他们琐碎私人利益的机会，也拆解了威权政权维系的社会安全瓣。在过去台湾的威权体制下，特权、走后门、送红包、拉关系、包娼包赌、官官相护是被默许的现象，也成为普遍的社会运作法则，但是要批评这些现象却会受到极大的制裁。换言之，威权统治者喜好犬儒主义，畏惧理想主义。」 是的，谁在畏惧理想主义？谁在培养因为「怕农村人难缠」就要行凶的臣民？ 官官相护的体制虽然在替统治者创造各种好处和便利，但同时也在制造巨大的麻烦甚至灾难，因为一个缺乏公民意识和契约精神的社会，公民既是受害者，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威胁政权合法性的要挟者，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或拆迁事件，只要当事人把事件扩大化、政治化，即可成为要挟政府进行议价的筹码，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维稳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损害公民的权益，也可以成为公民乃至地方政府要挟更高一级政府的法宝，花钱买稳定将成为一个无底洞，总有超出政府承受极限的一天。 而像艾未未这样的社会精英致力的，不过是夯实民间社会的基础，为长远的社会稳定和民主转型奠定中坚力量，艾未未所呈现的公民精神和自觉担当，恰恰是遏制社会撕裂的有力中和元素。悲哀的是，在当前的非理性决策机制中，他们看不见真正的敌人——法治缺失而潜规则横行即将损害包括当权者在内的社会全体，以及那些埋藏在社会地基里的怨恨和暴戾在蔓延，他们几乎延续了未经彻底反思的文革治理模式，只看见那些激昂文字的书生和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 删节版刊于《明报》2011-04-10 http://news.mingpao.com/20110410/vzc1.htm

新华网批法广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文章引质疑 携带金属探测器北京警察3月6日第三次茉莉花聚会日出现在王府井街头。 照片来源：路透社 REUTERS/David Gray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新华网4月7号刊登周继坚的文章批评法广有关“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的报道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通观新华网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将问题说清楚，也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安全与维稳的区别。要想不让中国公共安全的支出算在维稳经费的名下，有关部门还应当对相关信息进行公开和透明化，否则的话，信息依然失真，引起外界的种种误读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4月7号，新华网刊登作者周继坚的文章说，前不久，境外法广中文网发表文章称，“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维稳给中国带来巨大代价。文章发表后，许多媒体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纷纷进行转载。只可惜，法广的这篇文章完全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通观新华网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将问题说清楚，也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安全与维稳的区别。要想不让中国公共安全的支出算在维稳经费的名下，有关部门还应当对相关信息进行公开和透明化，否则的话，信息依然失真，引起外界的种种误读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的中选网上，作者谌青凡的文章对此反问道，为什么西方媒体在世界上有这么广泛的受众？就连不少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国人，也那么相信西方媒体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功力问题，而是具有信息传播学上的深层原因，那就是，信息越是公开透明，人们确信信息真伪的能力就越强。所谓谣言止于智者，首要的条件，智者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量。信息公开透明，是保障信息真实的前提，如果信息失真，人们就会被误导。反观我们这里，从政府部门的人事变动到含碘食盐的抢购风波，都是信息不充分或者信息失真的产物。有比较才有鉴别，面对单一不对称的信息，除了猜测，人们无法作出鉴别。 今年第13期 《新世纪》杂志上，作者吴澧的文章说，那么，什么时候信息最容易失真？出了点事就下道通知：一律刊登通稿。但这类通稿不仅缺乏不同角度的信息，还往往语焉不详，如果文字不幸失真，那就全国都失真了。后果是什么？《环球时报》3月10日的社评说得好：“以往中国官方试图垄断信息，付出了公信力下降的沉重代价”。 与此同时，针对新华网文章指责法广，企图给中国扣上“专制警察国家”帽子的说法，有网友点评说，是你自己用实际行动戴上这顶帽子的，别人不会闲得没事给你去扣帽子(网友法治万岁)。也有网友追问道，请问新华网文章作者，公共安全究竟包括了什么？你这样说还是容易让法国人钻空子，建议你干脆就说，中国社会坚如磐石，根本用不着维稳，岂不是更好。(网友老笨) 另据香港明报此前的报道，中国财政部3月5 日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达6244亿元（人民币），增幅达13.8%，无论数额和增幅都较国防开支（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这也是维稳开支连续第二年再超军费开支。据《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国的军费开支增幅，去年出现7.8%的个位数增长后，今年又回到12.7%的双位数增幅；但另一方面，公共安全开支增幅达13.8%，虽较去年增幅回落1.8个百分点，但无论总额还是增幅仍再次超过军费开支，反映当局对内部维稳的重视程度。对此，有覌察人士注意到，不知《明报》的这条消息出自何处？是否也如新华网文章所说，转载自法广呢？   关键词 中国 – 关于法广 – 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