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选举观察工作室授权维权网发布 当前，中国大陆各地正在进行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为了深入了解这种选举，我们对中国某市的人大代表选举进行了一次调查。与北京、深圳等地因为独立参选人而形成的争议和热闹气氛相比，这里的选举要平静得多，基本上没有所谓独立参选人。但这里的状况，却正反映了当下中国最普遍的政治现实。毕竟，即使全国有数千名独立参选人，相对于几百万的基层人大代表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而这个普通的样本，却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基层最具普遍性的政治生态。 我们的调查是从选举的组织者、人大代表、选民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的。 选举工作者眼中的选举：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 选举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基本上是政府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我们所接触的选举工作负责人，全是中共基层组织的党务工作者，如某局的党委委员、学校里党的副书记等等，是中共党员和中共基层组织的官员。所以，虽然在选举法里对此没有专门说明，但在现实运作上，我们可以说，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实际上是由党组织来主持和操作的。而由党组织来主持和操作，实质上也就是由官员来主持和操作。 人大设选举委员会，但具体的选举事务是由各选区来实施的。选区按选举法来说有两种，但实际上有三种。一是居民选区，是按照居民集中居住的社区来设立的；二是单位选区，是在人员较多的工作单位设立的，而所谓“单位”，都是公办的，如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即使再大，也不可能成为单独的选举单位；第三种就是社区和单位混合的选区，即在一个选区中，既有居民小区，又有公办单位。 在社区居民的选区，选举工作是由街道办事处来实施，主持者就是街道办的某个负责人。在选举中，街道办再把一些具体工作，如选民登记等等，分派到各个居民委员会。在法律上，街道办事处是城市里最基层的一级政府组织，而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在实际上，居委会所承担的工作大多是基层政府下派的。 在单位选区，选举工作是由该单位的某个负责人，多是党务工作者，如党委委员、副书记，来临时主持。有的是曾经主持过上届选举，那么这届就还由其负责。 在居民社区和单位混合的选区，总体上的选举工作是由街道办来负责，但具体上街道办一般只管居民社区的选举工作，而把单位里的选举工作由单位自己来组织。 在选民登记上，我们看到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尽量使选民在单位登记。虽然选民在法律上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登记选区，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一个选民既在某个公办单位工作，又在某个居民社区居住，那么社区一般都会让他在单位登记。而剩下来在居民社区登记的选民，很多是退休人员，也就是说，多是老人。 在今天的城市，人户分离是很普遍的，就是一个人的居住地不是其户口所在地，即使二者是在同一个城市里。而选民要在居民社区登记，则取决于他的户口。这就是说，如果一个选民的户口不在他的居住地，那么他就无权在居住地成为选民。他要想在居住地被登记为选民，要么把户口迁到这里，要么回户口所在地办理选民资格证明，还要具备在居住地登记的一些条件，如居住达到一定时间等等。很多选民为了省去这些麻烦，就选择不登记，从而放弃选举权，大量的选民就是这样流失的。而这样的选民大多是中青年人，正是应该具有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群体。 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到各选区，那么，如何确定谁是代表候选人呢？首先，候选人的标准有时是上面“计划”好了的，例如，要求是中共党员，或者参政的民主党派成员，或者无党派，因为要体现多党合作，体现“民主性”，需要一些“非党员”的代表；要求是群众代表，因为不能让“人代会”看起来像是“官代会”；要求是女性，因为要体现妇女是有政治权利的；要求是少数民族，因为要体现民族平等；等等。通过这种“计划”，人大代表的成分比例就会体现一种“政治正确”，而选民要做的，就是通过投票的“民主仪式”，来确认这种“计划”的意志。由此所显现出来的“民主性”，当然也是在“计划”之下的。 具有一定标准的代表名额分配到各选区，怎样来确定候选人呢？在法律上这个过程叫做“提名推荐”，在实践操作中就是由“组织”决定，而组织决定在实质上就是领导说了算。在很大程度上，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推荐与单位里的“评先进”等等活动，没有本质区别。人大代表是领导和组织给予的政治荣誉和头衔，如同“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等。而这些荣誉和头衔，也往往是在领导们之间分配。所以在正式候选人名单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官员的面孔。 从基层选举的组织者方面来说，组织和主持选举是一项政治任务。由于在这次基层人大选举中各地涌现出很多独立参选人，政府内部对这次选举是相当重视的。该市范围内虽然几乎没听说有独立参选人，与北京、广东相比要平静得多，但从这些选举组织者方面可以看出，官方仍然不敢掉以轻心。选举的组织者要确保选民的参选率和一次投票选举成功，并且要确保整个选举过程的稳定，防止意外。一位投票站的主持者说，他们把选举的程序演练了好几遍，甚至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还加班重新预演了一遍选举的整个过程，把可能发生的问题，都提前做好了准备。 人大代表——领导和组织上给予的政治荣誉和头衔 我们在前文提到，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推荐与单位里的“评先进”等等活动，没有本质区别。人大代表是领导和组织给予的政治荣誉和头衔，如同评选“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等。从下面这个某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表中对候选人的介绍和推荐理由的内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某某同志政治上成熟可靠。该同志自觉坚持党性锻炼，注重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注重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政治立场坚定，始终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工作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用党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导工作，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宏观上把握工作方向，微观处安排细致周到。 “组织领导能力强，能独当一面开展工作。该同志长期在一线工作，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后担任一线领导岗位工作多年，思路清晰，判断敏锐，长于沟通，善于组织协调、驾驭全局的能力强。理论水平高；刻苦钻研信息化新业务、新技能，具有适应当前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新发展的能力；善于进行理性思考，富于改革创新精神，有效推动了工作发展。 “为人谦虚真诚，处事正派、严谨、踏实。该同志心胸宽容大度，不计较个人得失。待人诚恳、友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都尊敬领导，团结同志，较好的处理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对办事群众，热情周到、积极服务。对群众提出的困难和问题，能主动的帮助解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也能给予耐心地解释并及时向上级反映，对展现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 “具有较强的廉洁自律意识。该同志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始终按照《党政干部行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注意自身良好形象，坚持率先垂范的做人准则，按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凡是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事，自己坚决不做，自觉的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和大局观念，善于集中正确意见，善于团结同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在干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该同志作风过硬。从学习、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抓起，全面加强了作风建设，提高了自身素质。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党性修养，始终坚持讲党性、讲政治、讲正气、讲奉献；改进工作作风，坚持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同群众一道加班加点，带着同志干，干给下属看，充分发挥了表率作用。” ……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的标准，如同评选“优秀党员”、“优秀干部”的标准。 我们接触了一些往届的人大代表和现在的代表候选人，他们在面对媒体的时候，都能够把“不负选民重托”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但在私下里，在思想意识里，他们是把人大代表看作一种政治荣誉和头衔的，而这是领导和组织给予的。对于一些供职于公办单位的人大代表来说，尤其如此。 而某些作为私营企业主的人大代表，相比起来就不那么含蓄，例如，一个私营老板在私下里就直言不讳，他说之所以让他当人大代表，就是因为他有后台，他的老丈人是政法委书记，因为他有钱，每年给政府交几百万的税，“那些当官的不都是我养着的吗？” 从这些人大代表那里，我们可以看出，代表职位是能够给他们在某些方面带来便利和他们能够炫耀的资本，但对于代表工作的内容，他们显然是没有热情的。一些人大代表对代表工作的印象，似乎就是开会，而开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就是坐在那里听报告，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对开会他们能不去就不去。 虽然无法进行专门统计，但在访谈接触中可以发现，有些代表是从来没有写过代表提案的，有些代表的提案是由秘书代劳的。 作为人大代表，为选民做了些什么事情？对某些人大代表来说，这个问题似乎只应该在正式场合提出，如果在私下里提出，就显得相当“古怪”。我们真切地感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存在着两套语言，在会场上、在电视上，人们说的是一套语言，那是冠冕堂皇的；而在酒桌上、在私人空间里，人们说的则是另一套语言，这些语言粗糙、不加修饰，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人们的思想状态。在某些人大代表的意识里，的确没有“选民”这个观念。而我们在所谓的“选民”那里，也感到在其意识里，实际上也没有“人大代表”的观念。代表者和被代表者，彼此都不把对方放在心上，二者之间的联系，似乎只存在于“投票”仪式上的那一瞬间，除此之外，二者之间就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选民眼中的选举和人大代表 一些社区选民说，是社区居委会人员或居民楼的楼长挨户到家里给他们进行了选民登记，发放选民证。但仅此而已。很多选民反映，他们没有参加过选民小组会议，没有与代表候选人的见面会，对代表候选人一无所知。很多选民只是在投票现场才看到了对正式候选人的简介，而对候选人的简介基本上也只是罗列了他们的工作履历。那么，选民怎样在这些自己不了解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和投票呢？一些选民说，他们就是按照候选人名单排列的顺序进行投票，例如，如果是在五名候选人中选三名，他们就“选”第一、二、三名候选人。选民说，无论选谁其实都是一样的，都和自己没关系。 选民怎么看选举呢？我们调查了一些选民，他们认为，选举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在选举投票日，天正下雪，一些已经领取了选民证的选民也没有去投票，在选民看来，投不投票都无所谓。的确，一个小小的天气因素就使得选民放弃了所谓的“选举权”，由此也可见选举在选民眼中的分量。 选民怎样看人大代表呢？对于人大代表能否为群众代言、给群众办事，选民说根本不会指望他们。当权利遭到侵害时，选民会去找人大代表吗？选民说，找了也没用，所以不会去找。一些选民提到某个人大代表，其人是私营企业主，他兼并了一家国有企业，但把一些职工应该享有的政策福利给取消了，职工去向他要，他就问，你们根据什么来要？职工说根据党的政策，他回答，那你们就去向党要吧。选民认为，人大代表只代表他们自己，代表官员。某些人大代表所提的议案，反映的是其私人的利益，例如某个人大代表，其本人是一家大型奶品企业的私营老板，而他曾经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提高该市奶品企业的准入门槛，让人们喝到高质量的奶品，但人们认为，其实际目的是企图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行业垄断，排挤中小奶品企业。 总结 在选举投票日，官方媒体热烈地报道选民踊跃投票，选举组织者兢兢业业，工作一丝不苟，描画出一幅热闹的民主景象。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选举成为一种计划下的政治仪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形同陌路，而选民报之以冷漠。 在当今中国大陆，基层人大代表是唯一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政治职位。这本来可以成为沟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但是，当这种选举成为一种计划下的政治仪式，成为纯粹官方意志的体现，就意味着割断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整个上层建筑也就漂浮起来，形成巨大的社会鸿沟。虽然这会暂时缓解人民对政府的压力，但是压力本身并没消除，只是被蓄积起来。 真正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当然会对政府和官员构成压力，但这种压力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它会促进政府工作的改进，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从而在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安定。在民主国家，虽然各方在选举中彼此攻讦，在议会中争吵指责，但整个社会却保持安定。把政治斗争纳入法律框架之内，这就是政治文明。 选举组织者自身的中立，这是选举公正性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其它的选举技术和细节都谈不上。没有选举组织机构的中立，这种所谓“选举”只能变成空洞的政治仪式，对政府治理的改善不会起到丝毫的作用。而政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这种政治仪式，难道就是为了装潢一个民主的门面？

林冠雄:从「道歉」说开去 （2012-01-03）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分析员：美经济今年料继续疲软动荡 [中国早点] 香港「乱」世而不惊 [中国政情] 广东：转型升级进行时 [地铁瘫痪] SMRT：明天开学 地铁趟次更频密 观点碰撞 林冠雄 　　拜读了陶杰君12月28日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的文章《道歉比解释更真诚》之后，我也想说出我的看法。 　　陶君从中国来，在新加坡只“呆了一段时间”，在这短时间里，我想他真正要了解新加坡是不容易的。 　　要了解新加坡，至少得从52年前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再成为独立国的那一段历史开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通过民主国会选举的机制）。一派是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派是社会主义阵营。后来信仰社会主义的在野党13位国会议员退出国会说要去进行街头斗争（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不想再留在国会辩论了。自此之后，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政府，得其所哉，国会少了反对者，他们就放手去大干一场强国富民的伟业。 　　有了坚强的国会阵容，政府甚至曾经说过，政府认为对人民有益的政策，即使不受人民欢迎，他们也会实行。这些政策，荦荦大者有： 　　一、教育的改制。以前新加坡有英校华校之分，改制之后，除母语一科用母语教授之外，其他科目都用英语。 　　二、关闭南洋大学。政府认为，南洋大学的毕业生出路不广，将南大关闭之后，将它和新加坡大学合并而成为了现在的国立大学。 　　三、讲华语运动。政府鼓励华人不讲方言，只讲华语。

理想是怎样失去的？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读后 由高华撰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此书是一部研究延安整风的历史专著，同时标题就点出该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很显然，研究延安整风就是研究中共的政治运动，就是对中共政治运动的探源，就是对中共运作机制的深层解析。如果说，在读高华此书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延安整风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的话，读罢高华此书，读者可以得出结论：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不仅重要，它实则是中共历史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义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会有中共的建国。延安整风不仅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从中共建国以后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运动来看，没有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延安整风，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运动；不对延安整风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实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共政治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中共的历史、中共的性质。进一步说，不了解中共的性质，自然就不能把握中共和中国的发展和演变，也就无从对中共和中国的未来保持清醒的头脑。 高华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探寻整风运动的起源，下编研究整风运动的进程。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创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全书共分十五章，作者为了追寻整风的源头，用了五章来梳理整风运动的“史前史”，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创始时期。这一追寻十分必要，因为舍此就不可以明晰整风运动何以会发生，毛泽东何以能够利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将自己所同志置于死地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异议。同时通过对整风运动的“寻根”，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在中共运作的初期就已经隐含着对自己同志残酷斗争的传统。这一传统自然同中国初期的战争状态相联系，但根源仍然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高华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历时三年之多，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互相衔接又层层推进的阶段。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史料奇缺，中共官方党史不仅千篇一律颂扬整风运动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对整风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也隐而不报，如将整风后期残酷打击革命同志的长达半年之久的“抢救”运动说成是整风的插曲并将责任推到康生身上。八十年代以来，一部分文献资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随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数量可观的较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得以问世，才使得延安整风的真相有可能重现于世。高华此书正是在占有和辩识这些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笔者虽不能说高华穷尽了现有的公开出版的材料，但至少是迄今为止占有资料最为详尽的关于延安整风的著述，所以该书提要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该书“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高华此书首先是一部坚实的实证史学著作，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辩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着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用高华自己在本书前言中的话说，此书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仅仅将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疏整理，基本还其本来面目，已经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成就，但高华此著的意义又远在一部实证史学著作之上。因为此书企图寻找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转换，个人行为与时代大势之间的交叉互动，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权势更迭之间的有机联系。 通过对整风运动的溯源，对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理论、韬略、权谋之间纵横捭阖的高度理性策划的内在机理的梳理，对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的分析，作者较好地揭示了以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国际根源和中国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独到观点。 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的个性，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尤其是同王明高谈阔论、不知深浅的政治行为相比，发人深思。王明食洋不化，他对共产主义教条大概是信的，毛泽东是枭雄，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王明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高华此书是一部罕见的历史巨著，笔者无法全面评述，仅就读完此书后的几点较深的感想在此谈谈看法。 一、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 。 延安整风是中共决定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中共的“脱布化”，中共的民族化。这一转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中国形态的确立，是泊来主义与中国土壤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化，中共脱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指挥，获得相对独立地位。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的正式提出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语汇、战略、策略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然而，毛泽东思想并非中国近代几代人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集大成者，也非中国儒家传统的近代开新者。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时势造成的。毛本人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除了他本人的天赋、谋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战乱和落后。没有长期的战乱，毛就不可能利用其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前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融合中国传统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强加于四十年代初仍然充满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高华此书对这一点有十分充分的展现。该书注意到延安高干供应制的建立对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的打击和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和，并指出毛自觉地利用农民的情感控制军队而将中共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具有农民起义色彩的红军。延安的如王实味指出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有中国专制主义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这种等级制同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大量残存的农民意识自然一拍即合，也成为毛泽东在运用权谋排挤“留苏派”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同这种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相一致的是毛泽东对知识、知识分子尤其是西方知识、留苏派知识分子，党内“教条主义”份子的切齿痛恨。他曾指斥留苏派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批评他们“言必称希腊”，指斥知识“教条”“比屎还没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读马列的书，但那仅仅是为了从王明、张闻天等人那里夺回意识形态的阐释权。即使是如此，他读的最通的书，也就是最合其意的书是那本由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原因无他，此书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党内斗争的指南。 二、延安整风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弃 。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泊来意识形态与中国专制传统的双重胜利的话，这个胜利就不仅仅意味着“留苏教条派”的出局，同时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败。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讲，延安精神的确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产物。高华此书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见。作者明确将“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P304）作为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原则中的第二条。高华的这一结论，是在对延安整风历史细节充分研究之后提出的，如对王实味个案的详尽分析。王实味由于在整风初期鸣放期间发表了“野百合花”一文，批判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制而被残酷斗争终被枪决，他是整风运动因言获罪的死囚，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祭品。 王实味虽然接受马列主义投奔延安，但他为纯真理想所驱使，思想深处仍受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他正是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的。他不仅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批评等级制，而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的传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只要这种精神还在闪光，专制就不能得逞，个体就没有泯灭，领袖就不可能至上。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动用整个党的机器的力量对一个年青的“小人物”王实味口诛笔伐，甚至肉体剿灭就是理之当然了。只要王实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还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延安整风性质所作出的准确结论，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起点。 三、知识分子的“原罪” 。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延安整风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教化运动在中国的落户，应该具有中国的某些特色，高华在本书中对这一运动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分析。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也许是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延安整风它乃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具有某种宗教意义的洗礼仪式。这一仪式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正如基督教的最后拯救只可能是彼岸世界的事，“知识原罪”的赎买也不可能在人世完成。人世间充满了各种罪恶的诱惑，不断的思想改造，不停的“灵魂革命”于是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常态。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者按），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P424） 没有基督教的教义训导，教徒们并不知道他们生而有罪，“原罪”一旦深入人心，忏悔就必不可少。在这里，基督教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教化不同的是，基督徒将自身的拯救托付给了虚无缥缈的上帝，而共产党人的信仰对象则是同他们一样的世俗肉身的革命领袖。这一区别预示着共产主义信仰不可避免的危机，但在这一危机总爆发之前，“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 在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那里，忏悔是个体通过神父的中介面对上帝，个体向上帝敞开自己有罪的灵魂，以企求宽恕。这种宗教仪式到了斯大林那里发展到公共忏悔，大清洗时的几大著名公开审判就是这种公共忏悔的具体运用。毛泽东没有受到基督教的熏陶，但斯大林则出生于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东正教家庭。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 将这种“涤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分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伴随着这一革命“新人”的出现，个人的灵魂受到空前煎熬，“新人”感到人性扭曲。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什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难道他们尝到了被整的甜头？或者他们从此积累了某种革命的资本？对于这一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本人当众承认错误，责骂自己，对党表明心迹也使自己捆绑在这架扭曲灵魂的战车之上，万难脱逃。 四、制度与独裁 。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延安当时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毛泽东的出现与红太阳的升起是这一社会能够持久并产生战斗力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一将中共锻造成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剥夺个人意志，消灭个体尊严的过程。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的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中共制度完善之时，正是毛泽东个人登上权力顶峰，将制度踩在脚下之日。这是一个悖论，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一个合理性的制度，应该防止个人独裁。然而，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却是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重演。 五、功利主义原则与人道主义原则 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之下，个人独裁压倒制度建置有其必然性，功利主义原则至上是其根本原因之一。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权力本是为人服务的，功利主义则使权力成为目的。权力本是手段，但功利使权力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手段与目的的互换，使得权力成为革命的起点和终点。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的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这种理性原则，目的原则使得最终失去原则，这种不计价值的目的理性，导致价值理性的颠倒和伦理原则的丧失。以这种理性之名，可以实施强制，可以建造专制。 如果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起始时，其时的先驱充满着人道主义的理想热情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由理想变成制度的过程就是功利主义原则压倒人道主义原则的过程。共产主义的美好乌托邦经由功利主义这座桥梁走向了极权专制。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涛、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为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民主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个体，它也只有在服务于个体时才是合理的，人，作为个体的人，永远是权力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只有设立权力制衡和政党轮换的民主框架才是可能的。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不能完成这一使命，作为制度的共产主义也无法克服其本身的制度缺陷。完成这一使命必须求助于更高的制度和立法框架。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待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致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自己的权势的加强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的逻辑上的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已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相信读者应该获得如此的结论。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性认识，从而更加坚决地、义无反顾地抛弃它。 此文首刊于《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 （有少量删节）

高华：“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进入专题 ： 延安整风 毛泽东    ● 高华 （ 进入专栏 ）       一 “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东当时所亲近的“笔杆子”，陈伯达、和培元更是毛泽东的秘书，由这批“秀才”率先宣传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中共高层领导不会不知其中的含义。     然而，对于中共领导层一班人而言，将毛泽东树为“理论家”却是一件新鲜事。长期以来，他们都知道毛擅长军事指挥，也都逐渐信服毛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干。自长征结束以来，毛泽东在政治方面的领导成为事实，也被众人逐渐习惯以至承认，但大家在心理上，还是将“理论家”的名号与张闻天、王明联系在一起。尤其张闻天这位前党内“总负责”现在也还在主管中央宣传工作和马列学院，所以当周恩来于1940年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也就情不自禁地将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评价向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和盘捧出，谁知周恩来的传达竟遭到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怒斥道，什么理论家，背了几大麻袋教条回来!     既然张闻天都够不上“理论家”，那么与张闻天差不多的王明背回来的更是“教条”，周恩来称不上是理论家，至于康生、任弼时、陈云等更是与“理论家”搭不上边，在毛的眼中，领导同志中除了他自己以外，具有理论眼光的只有刘少奇一人。     1941年后，刘少奇似乎进入到一个“理论喷涌期”。他在盐城的华中局党校开始频频作各种大报告，他不仅谈“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也谈党内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传统，刘少奇甚至学起毛泽东，站在哲学的高度谈论起“人的阶级性”，“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以及“人性善恶”等抽象命题。从当时毛泽东的立场和角度看，刘少奇的大部分观点虽然都可以接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例如，1941年6月3日，刘少奇在盐城参议会发表的演讲“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1942年10月10日在返回延安途中于北方局党校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报告都回避了毛的“新民主主义论”，而大谈中共应坚持“三民主义”。刘在“人的阶级性”的报告中还发明了“封建阶级党性”的概念。 这些都是毛不能同意的观点，因此，即使刘少奇颇具理论水平，但中共党内真正的理论家只能非毛泽东莫属。     进入1942年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已如日中天。2月8日，延安举行“泽东日”，徐特立、萧三作关于毛泽东生平报告，听众的千馀人。现在将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地位加以鼓吹，已刻不容绶。此时，一个原张闻天属下的留苏派马列教员张如心站出来为之起劲摇旗呐喊，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张如心原名张恕安，于二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属国民党左派，后转变至中共阵营，三十年代初返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随长征到达延安，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的马列学院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此人政治嗅觉颇为灵敏，早在1941年2月，即在其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可惜当时未引起广泛注意(他的文章名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当时谈“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比比皆是，人们很难注意到张如心在这篇“八股腔”文章里宝贵的“诗眼”，但是有一个人却注意到了。1941年12月底，张如心被调至毛泽东身边，任毛的读书秘书。1942年2月8日，张如心为“泽东日”作〈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报告。2月18日，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对“毛泽东主义”作了阐释。显然未经许可，张如心不可能提出这个概念，而在《解放日报》上提出如此重要的概念，陆定-、博古必定事先将其文章送审，向毛泽东、任弼时请示汇报或打过招呼。     “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一经登报，马上流播开来。1942年7月1日，邓拓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但毛泽东经过全盘思考，感觉“毛泽东主义”一词有所不妥，遂于1943年4月22日，覆信给凯丰，声称自己思想还未成熟，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 在毛看来，称“毛泽东主义”也许有些刺眼，因为斯大林也只是提“列宁–斯大林主义”，还未敢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似乎担心这个说辞会引起莫斯科的不快。再说，称“主义”虽然好听、好看，却无什么创新，这可能也是搁置“毛泽东主义”的一个原因。     就在这个时刻，王稼祥似乎觉察到在“毛泽东主义”问题上出现的微妙的僵局。1943年7月5日，他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且作了阐释。整风深入后，王稼祥作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处于被整地位，心情压抑，他对由他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对其下属的请求汇报一言不发。此时，王稼祥竟挥笔写文，谈起“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献上一份厚礼，再明显不过是企求毛泽东网开一面。但是，王稼祥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深刻检讨，仅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万难成功的，有资格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加以总结的人，只能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党的第二号人物、“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的肩上，无论是张如心、邓拓还是王稼祥，资历和地位皆不够格，只有刘少奇才堪此重任。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继而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著名的〈论党〉)，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创者–版权归刘少奇。以至二十多年后，刘少奇被毛泽东抛弃，遭受残酷批判时。还抱曲叫冤，声称“毛泽东思想”是他首先提出，并号召全党奉为指针的。          二 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在中共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抑或是江西苏维埃时期，都没有颂扬党的领袖的传统，对党的领袖进行大规模的颂扬、赞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的同僚，他们率先对自己原来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迅速地将毛泽东捧成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     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吹捧毛泽东的人是王明。1940年5月。王明发表〈学习毛泽东〉一文，对毛的“革命意志”，“非凡的革命胆略”，进行全面的赞颂。然而，毛泽东看透了王明讨好的用意，一点也没放松清算王明的准备工作。王明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不仅讨好的目的未达到，还徒增毛泽东对他的轻视和鄙夷。     从1942年开始，中共重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赞美已形成高潮，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各大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加入到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中。     刘少奇写道：     ……我们的党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是经过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的……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朱德说，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它吸收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归纳起来的宝贵经验，它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的优良遗产，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阶段中锻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在这剧烈无比的锻炼中，它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把历史遗产进化为适合于现实社会的需要了，这种光辉的成就，体现在我们党有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彭德怀写道：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辉煌的杰作……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既不混同于旧三民主义，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     陈毅充满激情地写下他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     这是一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上及社会实践问题上其中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新创获的著作，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古典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     他还说：     因此二十一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他的党员和干部，他的领导中枢，党的中央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能征惯战基本上已经走上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对一切斗争环境均能适应，一切斗争方向均能掌握。     陈毅对刘少奇也作出高度评价，他说：     刘少奇同志许多关于党的论文恰可作全党在这方面极优秀的代表。     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中称颂道：     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党的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而与党的整个视野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得到成就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方面，有了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除了刘少奇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外，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密友们也积极参加了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     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作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号召以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去肃清一切反革命。他鼓动道：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陆定一说：     假如我们对于日寇的战略不是主张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持久战，而主张速决战;假如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反共派，或者只有斗争无联合，或者只有联合无斗争，或许抗战的情景就已经不堪设想。不但如此，在毛泽东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许多决定指示中，可以看见我们党的中央确是掌握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已经有本领善于把马列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了。     原国际派代表人物在歌颂毛泽东方面更是争先恐后，试图以此向毛表示他们的忠心。     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辞，他说：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博古写道：     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馀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邓发在毛泽东的“帐簿”里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长期以来邓发与毛没有亲近关系，1943年邓发也写文章向毛表示敬意：     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     在延安的理论家们对歌颂毛泽东更是责无旁贷。艾思奇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结合的过程，是根据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工农群众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的……这一切事实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在延安的一些党的元老，如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也纷纷写诗、撰文，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尊崇。     徐特立写道：     朱毛在国际在苏区外最大多数的人都以他们两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苏区的群众却认为他们是老实人。而且联系到说中央政府，中央局负责的，都是老实人。我曾听得江西群众唱的农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泽东”。又有一次，我参加瑞金的群众大会，有人在会场上说：“朱总司令毛泽东是老实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实人。群众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来作一个结论，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     吴玉章欢呼中共有毛泽东作领袖：     我党得此领袖也同联共有斯大林同志一样，有了高明的舵师，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在这一系列对毛泽东的赞美中，以周恩来1943年7月在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欢迎他从重庆返回的招待会上的发言最为引人注目。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毛大唱赞歌：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说道：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的颂扬有着比其它人更重要的意义，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将有看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扬声中，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          三 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中共高层干部对毛泽东的赞颂，从1942年后，日益形成风气，不管是在延安的领导干部，还是各大战略区的军政领导人，每逢重大纪念日，照例会撰文鼓吹毛泽东一番。但从毛的角度看，这一切并不完全说明中共领导层已对自己心悦诚服。写文章、作报告赞美、称颂毛固然很好，但很难说每一个人都能心口一致，只有结合实际–也就是从每个领导干部的既往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态度来进行检查反省，进而彻底否定原来的“自我”，才能表明是真正服从毛泽东。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名正言顺，即通过检讨党的历史–“学习路线”，明确何谓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何谓“错误路线”，进而联系领导干部的个人实际，对号人座，如此方能真正解除领导干部的思想武装，使他们失去最后的阵地，从而使党的领导干部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灵魂和精神方面，毫无保留地听命于毛泽东。     毛泽东借讨论中共历史问题而树立自己权威始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因王明表示异议，会议于10月暂停。紧接着，毛正式在全党鼓动反教条主义，中间穿插了批判王实味，召开整肃文艺界的文艺座谈会，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领导部署审干反奸，继而在1943年3月，改组中央书记处，正式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教条主义宗派”早已溃不成军。但是，上层斗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为除王明、博古、张闻天以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还未被触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从1943年9月到1944年4月，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贯彻、实现毛泽东整肃中共上层的意图。     毛泽东指令召开的这次会议，名曰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参加者却并非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在延安的重要军政领导干部及来延安的一些大区领导人，计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中直机关、军直机关、西北局及各大区领导人：彭真、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毛泽东开宗明义，宣称要打倒“两个宗派”，一类为“教条主义宗派”，另一类为“经验主义宗派”。毛首先拿王明、博古开刀，再炮火横扫周恩来。切人点是1938年中共长江局所犯的“新陈独秀主义”、“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再引向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1943年11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热闹非凡，为了配合正在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中央总学委在康生、李富春的指挥下，正在这里连续举行包括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和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参加的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会”。1943年11月1日，大会勒令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李国华在会上揭发王明在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 李国华在“抢救”运动中已被打成“特务”，让李在会上揭发王明是给其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11月2日，王明妻子孟庆树在大会发言， 坚认〈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她说，今天有人在会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写的，我要问一问康生，他敢不敢承认这是他写的?孟庆树继续说：我想问问大家，共产党员应不应该知羞耻?在孟庆树的追问下，康生一言不发，当场并有高自立(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化名周和森)站起来作证，但他的发言被会场上的口号打断。 孟庆树情绪激动，泪流满面，直扑坐在台下的毛泽东，要毛主持公道。毛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坐在毛身边的张闻天夫人刘英立即判断，毛泽东对批判王明已下定决心。 这一天的大会因孟庆树的发言，造成与会者思想的极大混乱，完全离开了会议揭发、批判王明的主题，遭致毛泽东的震怒，他当众斥责大会主席李富春，指责大会充满低级趣味，毫无教育意义，下令停止召开这类大会。 从此，王明、孟庆澍再也没有在大会申辩的机会了。     杨家岭“反右大会”上出现的曲折，对毛泽东执意批判王明、博古丝毫不发生影响，对毛而言，需作改变的仅是不开大会，不给王明等有在公众面前声辩的机会，小范围的揭批会则照开不误。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在毛泽东的强势进攻下，除了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几个毛、刘的亲信康生、李富春、高岗、彭真等，几乎所有领导干部，只能按照毛泽东开的方子，对号人座，分别给自己贴上“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标签，进行自我谴责。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识别标签并不难辨。毛泽东在1943年10月6日政治局整风会议上直言不讳道，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大宗派来实行篡党”，除了他和刘少奇，其它的人都拥护王明、博古的路线。毛并警告道：“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 –意在告诫周恩来等休想逃脱。这样，凡是与王明、博古渊源较深，从莫斯科返回后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等皆属“教条主义宗派”，而曾经与王明、博古有过合作关系的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邓发、李维汉、叶剑英等则属“经验主义宗派”。某些领导干部则身兼“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双重特征，如刘伯承等。毛泽东张起的通天大网，将几乎中共所有领导干部都一网收尽。     王明、博古此时在中共高层已是人人皆可唾骂的对象。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王稼祥、凯丰皆病倒，不能参加会议，凯丰的妻子也因“经不起诱供、套供、连环战，得神经病死了”， 王明早在1941年1O月后就停止参加中央一切会议，只有博古与会接受批判。博古连续两次作检讨，进行自我鞭挞，仍未得到毛泽东的宽恕。毛疾言厉色，尽情发泄心中的怨恨之气，竟信口将王明、博古称之为“篡党”。致使博古一段时期精神极度压抑，甚至已作好最坏的准备。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博古曾被威胁道，若不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痛哭一整夜，才被迫写了交代材料–王明这段话是否真实，笔者不能确定，因为博古早已离世，特录之待考。     与博古相比，张闻天的境遇要稍好一些。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就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1943年后，张闻天虽身为政治局委员，但是却没有担负任何实际领导工作，只是主持政治材料室，编辑国际、国内参考资料。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开始后，张闻天又向毛泽东面呈长达四万字的自我批判的“反省笔记”，获得了“表扬”。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加大自我批判的力度，将自己从方方面面予以彻底否定，以显示他“跟真理走”的决心。     周恩来是首次参加这类点名道姓的高层检讨会议。1943年夏返延安后，周恩来调阅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至此他才明白当年会议的详情。从1943年9月至1944年春，周恩来写了大量的反省笔记–他当然知道，作为几个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自己难逃干系。周恩来既然早已认清形势，于是只剩下反省检讨一途。1943年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三年来大后方工作，周借此向刘少奇表示敬意。周说，白区工作时期的暴露政策与跑街路线是错误路线，而刘少奇同志的言论是正确的。 周恩来多次检讨，对自己犯下的“经验主义”错误深切忏悔，但是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严厉指责及与会者的批判。周恩来在会场的紧张、高压气氛中，仍然小心坚持一、两个阵地–周恩来顶住与会者的压力，为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作了辩护。     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每次都直接上阵，对所谓“两个宗派集团”左右开攻。刘少奇、康生则紧密配合，为毛摇旗呐喊。刘少奇在10月24、25日的会上详细讲述抗战以来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路线斗争。 康生当面责骂博古，攻击王明、周恩来、博古领导的武汉《新华日报》是国民党报纸。 毛泽东并耸人听闻地宣称，王明、博古宗派至今还有破坏活动，党有被分裂的危险，威逼与会领导干部支持自己。     1943年12月28日，毛泽东决定正式向全党高级干部公布有关王明、博古的“错误”，将对王、博“错误”的几个判断传达下去，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毛在这份电报中告诉全党高级干部：内战时期，王明、博古宗派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造成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影响时期的损失。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此电报，就是指望通过上下夹攻，逼使中央层的领导干部全部缴械投降。     1943年11至12月，毛泽东等对王明、博古的进攻达到最高点。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王明等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又被放出，其历史有疑点等各种论调，只是在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毛泽东才在表面上放松了对王明的指控。     在紧张、高压气氛下召开的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基本实现了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目的，从周恩来开始，重要的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检讨、反省。然而，唯有彭德怀与众不同。     彭德怀于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时距抗战初期出师山西、华北已近六年。彭德怀回到延安后，参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他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秉性倔强的彭德怀，并没有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做违心的自我鞭挞。对于这一切，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毛泽东一向对彭德怀存有芥蒂，将彭的直言、坦荡、自尊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因此执意要将“火”烧到彭德怀的身上。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须确实有所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斗争的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并不时就某些涉及全党的重大战略问题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建读，颇有军人政治家的风采。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就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及根据地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2月8日，彭德怀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认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束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 在返回延安后，彭德怀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延安“对这方面还欠明确方向”，并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凡此种种，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德怀的这些言行足以说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权之念，已对毛构成了“压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电示彭德怀，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批评彭的讲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 毛且将彭德怀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转贾拓夫、高岗、贺龙、陈云讨论，结果是，“实行彭文方针似不可能”， 此文最后也未能正式发表。     但是如何处置这位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毛泽东又颇为棘手。毛既要倚重彭德怀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杀一下彭的傲气，以树立毛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于是从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开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的形式，时断时续地开会四十馀次，对彭德怀进行了为期四十三天的斗争。     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之初，薄一波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彭德怀在其所作的关于华北七年抗战的报告中，检讨了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他在1943年4月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讲话。彭德怀表示自己原先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并对自己在华北工作的其它缺点也“进行了严格的白我批评”。彭德怀还回顾了他对毛泽东认识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大哥–老师–领袖。他说，自己早已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发展了马列主义，今后要向毛泽东学习。 尽管彭德怀已对毛表示了心悦诚服，毛却不准备让彭过关。在1945年3月后，对彭德怀的批评突然升级，为了打击彭德怀的威望，毛泽东有意将会议规模扩大。毛泽东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其它大区工作的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指责已突破华北的范围，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总清算。     对彭德怀的指责包罗万象，从攻击彭德怀领导平江暴动是抱“入股”目的，“投机革命”，到内战期间拥护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彭德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运动游击战”方针，指责彭德怀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康生声称彭德怀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从而“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     显然没有毛泽东做后盾，康生绝不敢公然攻击像彭德怀这样声望卓著的军方重要将领，并重点指责由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其实由康生嘴里讲出的指责“百团大战”的话，最早也来源于毛泽东。毛泽东其人讲话经常前后不一，出尔反尔。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下达战役准备命令，并报延安军委，8月20日，战斗打响，毛闻捷报，大喜过望，给彭德怀打电报，谓之“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叮嘱“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传结束”，因为中共要“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 然而毛泽东说变脸就变脸，当1943年底，八路军主要领导人陆续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和军方主要将领的谈话中就开始表达他对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的不满。毛泽东指责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毛泽东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团大战”的话题，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华北座谈会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有目的、有预谋和有组织的，彭德怀参加中共革命以来的历史及功绩，几乎被全盘否定，彭被指责为“一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彭德怀在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的话)。彭德怀的人格也受到恶毒的污辱，彭是中共及军队高级领导人中生活艰苦、节俭的典范，竟被指责为“虚伪”。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也被罗织为其志在“得中华”，即意欲与毛泽东一争高低。 由于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支持，许多与会者都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斗争，罗瑞卿即是其中最积极的人之一。对于横加在自己头上的各种罪名和指责，彭德怀并未接受，他说，“毛泽东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吗”?中共七大期间，彭德怀在大会发言中，对领导八路军的“缺点”、“错误”作了检讨，却仍然不被毛泽东放过。毛在和师哲谈话中，说彭德怀的检讨是“勉强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确实非常了解，彭德怀只是为了党的团结才违心地做了检讨。毛泽东一语道出他对彭德怀的不满，“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事实上所有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就是因为彭不能像其它识时务的领导人那样，对毛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因为毛泽东决不能忍受在中共军队内有彭德怀这样一个具有强烈自尊、且享有巨大威望的统帅人物。正是毛泽东的狭隘和嫉妒心理作祟，在“七大”闭幕以后，又继续对彭德怀进行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临国内局势的剧烈变化，必须全力对外，这一斗争才停止下来。当毛泽东打击了彭德怀的傲气，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搞臭彭德怀的目的初步实现后， 面对新的形势，毛仍不得不起用彭德怀，致使一些原先积极参加批彭的人都一度迷惑不解，“没想到彭德怀又起来了”。     在毛泽东要整肃的干部花名册中，除了彭德怀之外，陈毅是另一个需要“补课”的高级领导人。1944年3月，陈毅从华中根据地返回延安，这是他自1934年与中央分别后，十年来第一次与昔日的同志会合，但是陈毅来延安后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1943年10月，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领导层，就陈毅在红军初期与毛泽东不和的旧事，对陈毅展开斗争，饶漱石等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亲信，1929年刘少奇即与饶漱石相识。当时，担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曾陪同刘少奇同去哈尔滨指导工运。刘少奇在干部使用方面极重个人渊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刘逐渐将历史上与其有旧谊的同志集合在自己的身边，予以提拔和重用。1942年，刘少奇奉命前往延安之前，委派饶漱石接替他所担任的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两职。饶漱石在三十年代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无论从党内资历和贡献看，饶漱石均不能与陈毅相比。刘少奇在新四军依靠文职干部出身的饶漱石掣肘陈毅等，这一切当然都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乐得借刘少奇、饶漱石之手，打击当年曾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陈毅。因此，饶漱石在对待陈毅的态度上，十分骄横，有恃无恐，显然没有刘少奇、毛泽东的明谕或暗示，饶漱石不可能也不敢对陈毅开展批判。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争论中，毛泽东非常明显地袒护饶。毛向陈毅明确表示，不愿听他谈与饶的争论，实际是在等待陈毅主动作出自我检讨，也就是向毛低头认错–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由陈毅取代毛之前委书记的错误。为了当年这一“过错”，陈毅已付出沉重代价。1929年后，陈毅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在1930至1931年的“肃AB团”的镇压中，毛泽东的亲信、红一方面军肃反负责人李韶九准备对陈毅下手，陈毅对此已有预感。不久，陈毅果真被扣押，并遭到殴打，硬要陈毅承认是“AB团”，刚好被路过的毛泽东发现，才被救下。以后，毛泽东将打土豪得来的一些金子交陈毅保管，陈毅才知道自己已无生命之虞。 1932年初，周恩来抵中央苏区后，陈毅受冷遇的情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周恩来为了安抚毛泽东，没让陈毅重回红一方面军，陈毅仅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远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比较疏远。时隔十年后，对于毛泽东的冷淡，陈毅完全明白其中之原委，陈毅难抑心中的郁闷，多次向一些重要领导干部解释当年红军内部争论的内情，并且承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陈毅性格豪爽，认为十年不见的毛泽东确实比其它中央领导人高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事实。陈毅并努力去发现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的贡献，1942年陈毅远在盐城新四军军部时就发表文章，满怀激情地称颂毛的创造不仅对全民族具有伟大意义，甚至还可供其它各国所效法。返回延安后，在参与起草七大军事报告的过程中，陈毅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并且相应批评红军时期某些重要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在1945年3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陈毅起草的〈建军报告〉时，一些被陈毅的报告所触及的军队领导干部，“有人潸然落泪，有人唏嘘”。     毛泽东对于陈毅的态度有别于彭德怀。相比于性格孤傲的彭德怀，陈毅对于毛泽东显出尊崇、信服的态度。毛认为陈毅心直口快，而彭德怀则城府很深。所以，陈毅除了自我检讨外，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完全信任陈毅，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中，毛有意逼迫陈毅向饶低头。中共七大结束后，陈毅仍滞留延安，“天天下围棋”。当薄一波前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时，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 他们者，毛泽东、刘少奇也。毛、刘非逼陈毅表态服从饶漱石，才肯放陈毅返回华中，然而陈毅硬是不表这个态。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陈毅表示愿去东北，并陈述在华东“没有事做，不起作用”，但陈毅的要求却不被毛泽东、刘少奇批准。毛命令陈毅前去华中，党内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仍在饶漱石之下。毛此举除了有意造成陈毅与饶漱石之间的互相牵致，也还有疑忌陈毅的另一层涵义。是故，1949年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只有华东例外，由饶漱石担任。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还策划召开了一系列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各部队历史问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的宗旨只有一个：检查历史上谁反对毛泽东，谁支持毛泽东。在这类座谈会上，一些原党和军队领导人，如邓发、朱瑞、杨尚昆等均受到与会者的批评。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一些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被戴上“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帽子，遭受指责和冷遇。     毛泽东整肃内部，重建新权威，一路凯歌行进。现在，毛泽东在心理上已彻底征服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改造中央”的前提–宣布中共政治路线在遵义会议前为左倾机会主义性质，已被党的领导人所接受。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纷纷作出检讨，下一步就是通过正式的会议，将这些用党的文件形式固定下来，毛终于决定召开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四 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预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六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就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现在，毛需要召开党的全会了，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十一个月。     毛泽东在这个历时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将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上述两件任务完成，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错误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该〈结论草案〉将遵义会议前的中央路线错误定性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却并没有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相反仍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毛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苏区的代表团在到达江西后，全力支持了毛泽东镇压富田事变的方针，撤换了主张稳妥解决富田事变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替换之。如若否定四中全会，将无从解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当年所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结论草案〉中，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1931年9月20日，以该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一个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件为标志。其理由是，读文件忽视日帝侵华将造成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仍一味盲目强调反资产阶级。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展开了批评。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毛泽东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将有更大的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写中共历史。在毛泽东看来，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泽东之前，中共党内也曾有人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甚至以此达到改组中央，使自己一跃进入中央核心层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写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博古等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也因此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尽管王明和毛泽东在利用修撰党史进行政治斗争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细加研究，还是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仍存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王明的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王明在撰写《两条路线》时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小册子表达的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苏学生对党内纷争的看法，虽然王明的观点以后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册子并没有经中央全会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     其次，王明的小册子重点论述的是他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的总结。1938年后，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又名〈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张闻天开讲的这门课仅叙述到1927年国共分家，对1927年后党的历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还没有一本较正式的被党中央通过的党史范本，也没有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文件。     或许是受到王明小册子的启示，更或是毛泽东心理中对“名正言顺”的强烈要求，从遵义会议始，毛就极为重视在党的决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遵义会议决议〉虽然由张闻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观点，毛在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已否定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的方面。1941年，毛为了彻底颠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编纂《六大以来》，到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全面批评原中央路线，会后又亲自动手，起草了会议的〈结论草案〉，对修订党的历史决议显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但是毛泽东知道，修订党史一事事关重大，要使自己的论点无懈可击，让党内高层心服口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关键问题在于：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论草案〉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大区一级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还未开展，如果在作中央结论之前，先对大区一级的党的历史进行总结，这就可为正式作好中央结论奠定基础。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泽东的倡议下，由任弼时领导召开了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历时近三个月，参加会议的并非仅是从事西北工作的干部，延安几乎所有重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首长和各地前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都列席了高干会议。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陈云、彭真、高岗、李富春等依次在会上作重要报告。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题除了动员检查“两条心、一条心”、部署审干、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检讨西北地区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而问题的重点在对1935年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作出新的结论。     在任弼时、高岗的领导下，高干会议对原北方局派驻西北地区的代表朱理治和原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岗在高干会议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全面清算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高岗在发言中还批判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 会议作出决定：     一、修改1935年中央红军抵陕北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审查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原决定在为刘志丹、高岗平反时仍批评了刘、高犯了右倾错误，现宣布原决定存在错误，将原错误责任人从戴季英(陕甘边政治保卫局局长)、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和郭洪涛，并且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二、对原陕甘负责人朱理治、郭洪涛作出处罚，将两人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     这个新决定对毛泽东日后作出正式的党史决定具有重大意义：     一、它开创了用两分法 –即以“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为纲，总结党的历史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二、它将西北历史问题置放于全党的路线斗争的框架不予以认识，换言之，西北党史上的路线斗争是全党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方面，中央的错误路线危害了地方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地方错误路线的代表又是中央错误路线的代理人和党内基础。     194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对会议所作的历史结论表示满意，毛在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讲到两个重要问题：-、错误路线(毛尚未正式提出“王明路线”的概念)搞光了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二、西北的结论与全党的结论“是相同的性质”。 毛的这番话一方面已为日后的〈历史决议〉定下了调子，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是将西北决议当作是全党决议的试点。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精神，1943年1月，任弼时在高干会议上作〈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的总结报告，通过对朱理治、郭洪涛的批判，为以后全党的〈历史决议〉对王明、博古的批判确定了几个重要的口径。任弼时指出：     一、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之前为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陕北的情况只是全党的一个缩影。     二、朱理治、郭洪涛“品质恶劣”，“党性根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很高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在这里，只要将朱理治和郭洪涛的名字换上王明、博古，将陕北换成全党，就可成为对王、博的指控，日后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批判几乎使用的是与此完全一样的调子。     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苏区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工作损失了十分之十。     四、路线斗争正确与否对革命胜利或失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错误路线可以闹到亡国、亡党、亡头的地步。     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议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且要求边区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所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的讨论”。     由此可见，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正式作出全党结论前先行了一步，其基本思路与以后的〈历史决议〉完全一致，只是1945年的〈历史决议〉更具理论形态，逻辑论证更严密。     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及11月政治局会议开始以后，随看高层路线斗争的进一步展开，毛泽东对起草党的历史决议也愈加重视。任弼时在领导总结西北党的历史结论方面已获得丰富经验，与毛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让任弼时主持全党历史决议的写作班子。为了显示毛的光明正大，让犯“错误”同志对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取“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张闻天、博古参加〈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复至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再通过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毛泽东对此文件，“精雕细刻”(毛之自谓也)，前后共进行七次修改。现在，毛已全面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六届四中全会，毛将不再顾及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绕开富田事变问题，全盘否定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代表团。毛泽东在这份〈历史决议〉中，全面讨伐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教条主义集团”。 同时，也对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点名指责了周恩来等对王明的妥协、支持、拥护，和对毛泽东正确路线构成的危害。     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党史中，如何反映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若要肯定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策略、方针的正确，就必须将其对立面：旧中央领导的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予以全盘的否定。1937年春，刘少奇曾就包括党在白区工作在内的党的十年历史评价问题，公开向张闻天发起挑战，但是那次进攻因受到张闻天和其它从事白区工作许多党的干部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取得成功。几年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加强，善于窥测风向的康生发现刘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涨，很快调整了与刘少奇的关系。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经在党内攻击、指责过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对历史上反刘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批评”，康生表示当年自己反对刘少奇是错误的，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云云。康生作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评”，初步树立了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形象。此时的毛泽东正需要刘少奇的鼎力协助，因而对扩大宣传刘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态度。到了1944年，刘少奇是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已广为流行，于是，一个苏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再加上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新党史的框架基本就建立了起来。在这个新解释系统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刘少奇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白区工作方面，在党的“功劳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刘少奇在党内的威望毕竟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即使与周恩来等长期位居中枢的领导人相比，也显得逊色。将刘少奇树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首先就得让那些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承认“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的观点，而做到这一点却并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后，在王世英等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同志的要求下，在延安召开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区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认识，参加会议的有康生、黄火青(代表中组部)、潘汉年、王世英、王学文等十馀人。康生在会上作了基调发言，强调白区工作出了大量的叛徒、特务，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以此全盘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但是康生的讲话当场受到王世英的驳斥，王世英详细列举了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上海中央局机构)、中央特科等所开展的情报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证明党在白区的工作并没失败。王世英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却使康生极为恼怒，不等会议结束康生就退出了会场。 这个时期的王世英并不知道康生对白区工作的否定，是为了彰显刘少奇，是毛泽东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刘少奇就必须全盘否定党在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尽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刘少奇领导，与刘少奇有着较密切的工作与个人关系。 但是，王世英并不真正懂得“党的高级的政治生活”，他只是从他个人工作和观察的角度对康生的意见表示异议，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改变党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评价。白区工作总结会议后，毛泽东接见了王世英，没有正面谈论王的意见，只是表示白区工作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久，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法理依据。这样，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经纬的中共党史体系基本建成。     1945年春夏，斯大林领导的抗德战争已获全胜，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已达到顶峰。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却一举打倒了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必须小心翼翼，尽量不触怒斯大林。     据师哲记述，1943年后，毛泽东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进行“改造和培养”，“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试图“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从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奇》看，他对毛的这个目的看得一清二楚)。1944年夏至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几乎每周或隔一周与孙平长谈一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七大结束后，毛又召见孙平，向他介绍大会情况(孙平参加了中共七大)，“让他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中心内容有三：“大会是团结的”七大路线“得到了全党拥护”;“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 凡此种种，显示出毛泽东纵横捭阖之术已达化境。     毛泽东为了避免斯大林的猜忌，在〈历史决议〉中对原先已准备彻底否定的几个中央历史问题在评价方而作了改动。     其一，关于中共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周恩来进入中央核心、成为中共事实上最高负责人的开端。在1943年秋至1944年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周恩来遭到与会者严厉指责，与此相联系，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否认中共六大。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放任这种对中共六大的指责–六大是在布哈林指导下召开的，而布哈林早已被斯大林处决，否认六大不致于得罪斯大林(将中共“机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归之于所谓德波林学派–与布哈林关系密切的苏联理论家–成为延安一种流行的说辞)。但是，否定中共六大，遭到周恩来的抵制，周恩来搬出当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观点，强调六大开始注意红军和武装革命功不可没。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对六大基本予以肯定。毕竟斯大林在中共六大期间，多次接见周恩来，对中共六大极为关注，贸然否定六大，不可避免将引起斯大林的怀疑。于是，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内历史老资格，教训王明、博古等人，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自己是迄今仅有的六大选出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     其二，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是否合法问题。在1943年秋以后，随着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对王明、博古、周恩来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在中共领导层内，已出现王明、博古是内奸，是专门来破坏中共的论调，王明、博古似乎马上面临被捕的局面。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尽性地斥骂王明、博古及其后台–1938年已被斯大林枪毙的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在这种气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划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及由博古、周恩来在江西苏区召开的五中全会，就开始被认为是非法篡权会议。但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经周密思考，最后决定，将王明、博古仍视为党内问题(不再认为是内奸)，承认四中、五中全会均为合法会议。米夫虽被斯大林处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借沟出水，将被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四中及五中全会乘机指为非法。如果把长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对之较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为敌人，则又走得太远，特别是在眼下中共还需斯大林支持的时刻。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圆满完成。从此，它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一个对付党内同僚的“紧箍咒”，在1949年后为毛的每一个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1966年刘少奇倒台，才从《毛泽东选集》中撤出〈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完成是毛泽东胜利大进军的一个路标，毛无惊无险，就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化为新党史的样本。     毛泽东在加紧修订〈历史决议〉的同时，重建中央机构的工程也在抓紧进行。     重建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调整中央书记处的格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采用非常手段，冻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分权力。1943年3月，在周恩来等缺席的情况下，又对中央书记处实行重大改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的书记处成员只有毛泽东一人继续保留书记职务，加上新任书记刘少奇、任弼时，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人。对这种情况，尽管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口不敢言，但长期以往，毕竟难以服众。尤其在周恩来等已返回延安、对以往过错作了全面检讨并表态全力拥护毛泽东后，再将周恩来排斥于最高领导层之外，似多有不妥。     调整中央书记处也和整风、审干已进入后期扫尾阶段有关。现在一度代行政治局、书记处功能的中央总学委已完成使命，随看甄别阶段的到来，客观上也要求恢复党的日常领导机构的正常运作。     最后，抗战即将胜利，中共将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建全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随着抗战期间中共力量的急剧增长和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中共马上要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需要全党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显然，1943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适应目前党所面临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