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薄熙来案: 涉嫌卷入薄熙来一案的法国建筑师将配合中国调查
六月中旬在柬埔寨遭到拘捕的法国建筑师帕特里克-德维莱尔周一获释,于周二(7月17日)乘飞机前往中国。德维莱尔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案中涉嫌几个违法案件。本次前往中国的目的是准备就薄熙来夫人谷开来一案出庭作证。 薄谷开来与法国建筑师多维尔(Patrick Devillers)(照片拍摄日期不详) 网路相片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7 月 18, 2012
六月中旬在柬埔寨遭到拘捕的法国建筑师帕特里克-德维莱尔周一获释,于周二(7月17日)乘飞机前往中国。德维莱尔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案中涉嫌几个违法案件。本次前往中国的目的是准备就薄熙来夫人谷开来一案出庭作证。 薄谷开来与法国建筑师多维尔(Patrick Devillers)(照片拍摄日期不详) 网路相片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7 月 15, 2012
薄熙來案發以來,全國官民議論紛紛,也反射到中共高層與太子黨,主張憲政改革的人越來越多,經濟形勢也不妙,傳稱只待有人登高一呼。 ●今年2 月8 日《炎黃春秋》在北京召開春節聯誼會,中共體制內的不少民主派人士參加。社長杜導正致辭。背景是習仲勳生前給《炎黃春秋》的題辭。 十年前曾預言中國將在二○一一年底崩潰的美國學者章家敦,不久前再次斷言中共的崩潰就在今年。當初認為這位華裔學者是危言聳聽的人,現在不得不佩服他預言的準確性。 去冬以來,中國輿論朝野和左中右各派都開始大談中國的危機和變局,認為今年中共將召開十八大,潛伏多年的權力鬥爭可能一觸即發,二○一二年將成為中共危機四伏的關口,中國已走到不得不變,不變就動亂的十字路口,危言聳聽甚至比十年前的章家敦更甚。 民間怨聲載道只待有人登高一呼 目前的中國是否進入了又一個四人幫倒台前的中國,或六四發生前的中國?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國向何處去? 四月五日中共民主派的言論重地《炎黃春秋》召開了一場有關薄熙來事件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途徑的座談會,不止一位講者認為中國已在大變的前夕,人心思變,現今的「維穩」局面已維持不下去了。他們認為民間應該與總理溫家寶改革的呼籲互動。 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說,現在的形勢有點像文革後期,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不能這樣繼續下去,需要變了。他說,民間思想十分活躍,大家都在議論國事,全民關心政治,全面議論政治,這是很長時間都沒有出現的事。 《炎黃春秋》執行主編徐慶全說, 現在,所有的人都希望變。不管是被稱之為「左」還是被稱之為右的人,也不管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從「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呼聲。 社長杜導正說,當前,國內各種矛盾比較複雜,又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重慶事件。在這個大環境下,首都政治思想界很活躍,各種形式的座談會都在強調政改緊迫性的問題。 陸德說不改革勢將爆發革命 副社長楊繼繩也認為中國現在處於大變革前夕,民間怨聲載道,只待有人登高一呼。他說,今天和一九六六年相比,執政黨各級領導人的腐敗程度嚴重得多,特權也嚴重得多。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散發的臭氣,彌漫污染著整個社會,老百姓已經忍無可忍了。楊繼繩還說:「毛澤東逝世三十六年了,可能這兩句話(「打到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就在黨內」)今天還有號召力。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回應的人一定不會少。」 曾擔任中共中宣部長二十二年的中共元老陸定一的兒子,APEC亞洲院士陸德說,中國經濟轉型喊了二十年轉不過來,當前的問題越積越多越嚴重,不勵志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國可能會面臨一場革命。 對於中國向何處去,《炎黃春秋》民主派自然主張中國推行憲政民主改革,實現民主化。 楊繼繩指出,現在有多種思潮都想影響政治改革的方向。能夠影響政治改革的主要是三種:一是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即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其子劉源現在大力推銷),二是維持現狀,即維持「中國模式」;三是搞憲政民主。他說,現在社會矛盾這麼尖銳,維持現狀恐怕是不行了。現在只剩下另外兩種力量在博弈,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出路還是憲政民主。 徐慶全認為,在改革的路徑上各派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現在中共高層中間也有呼籲政改的訴求。他說:溫總理的幾次講話,呼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給他的感覺是一種來自「廟堂之高」的呼籲;而在「江湖之遠」的民間,這種呼聲則更加強烈。 李銳將向中央提五點政改建議 已高齡九十六歲的前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在會上說,他將向中央上書,提出他的五點改革建議:完善選舉制度,黨代表由黨員直選,各級黨委和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差額選舉產生;實行黨政分開;中央到地方黨組織,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許可規定的範圍內活動,各級黨委不得干預司法,廢止各級黨組織的政法委;黨員有權公開批評黨的領導人和黨的政策;黨領導人離職後停止特殊待遇,廢止領導幹部在黨、政、人大、政協四大機構輪流互相轉任,已經離職的領導人不得干預現任領導人的工作,不應當享受原來生活、保安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炎黃春秋》這個圈子的人呼籲政治改革已多年,不足為奇,但現在中共體制內對此很少發言者也開始公開要求政改。例如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張維迎五月十二日在上海高校主辦的「名家講堂」演講時也罕有地高聲疾呼中國改革已到十字路口,非政革不可。他說無論從中國內部的挑戰,還是人類進步本身,政治體制改革已不可能再拖下去。這也算是另一種來自中共廟堂要求政改的呼聲。 不少分析家指出,中國目前面臨大變局的原因,不但是人心思變,也與經濟發展已到瓶頸有關,最近各項經濟數字呈現下滑趨勢。 經濟發展二○一七年可能崩潰 在《炎黃春秋》的座談會上,陸德即指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到頂,他預計如此下去到二○一七年中國經濟就會崩潰,中國將出現動亂。他說,「據我的研究預測,我國到二○一七年,經濟發展會遇到一個大的坎,或者大的衝擊,有三條主要經濟曲線將發生拐點,一條我們二○一七年人口紅利趨於零(人口紅利指的是年輕人的勞動力增長,比不過老年人的增加速度);第二條曲線,如果我們在「十二五」規劃內不能實現工資的倍增計劃,貧富差距基尼係數將要逼近零點六,零點六這條線在經濟學上稱「動亂線」;第三條曲線,二○一七年附近我們的投資拉動轉換效率將低於百分之六十,投資這匹馬也不行了。所以留給我們改革的時間和空間已經不多了。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單純搞經濟體制的改革,近二十年了,越來越推不動,我們應該馬上解決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問題,這是當前的主要矛盾。」 溫家寶決定大力為經濟輸血 甚至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也報導說,中國經濟前景不妙,有可能出現危機。該報海外版五月二十二日引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徐洪才教授說,「拉動中國經濟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全都出現危機。」徐洪才稱,歐洲因歐債危機外需求不足,中國出口明顯萎縮。同時因工資上漲,人民幣升值,進口原料上漲,亦削減了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投資方面,對經濟拉動作用也明顯減弱,前幾年四萬億元投資已結束,房地產有關的投資也在萎縮。而消費方面則因股市、房市下跌,民眾財富效應減弱,消費意願也因此而萎縮。西方媒體,如《華爾街日報》和英國《金融時報》近期也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的經濟景氣「派對」是否已經結束。 中國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穩定,共產黨政權經受不起一次經濟蕭條。大陸網上披露,現在各地政府都為維穩傷透腦筋 , 維穩的費用支出越來越大,在敏感日子,如人代會黨代會前後、國家大節日前後、清明前後、六四前後、地方政府的領導天天擔驚受怕,怕民眾上訪民眾聚會。 溫家寶總理近日在湖北召開六省「防經濟下滑」緊急會議上的講話強調,把經濟增長放在更加重要位置。中共已決定採用一切可能手段為經濟輸血,再加大國家投資,放鬆對樓市的限購、限貸政策。因此一至四月份,中國新增項目增長八千多個,僅四月發改委批准項目就多達三百二十八個,近乎去年同期的兩倍。鐵道部宣佈已獲兩萬億的銀行授信。有分析家指出,在投資方面,上次投入的四萬億已用完,現在要拉動經濟沒有四十萬億將毫無反應。而且政府大印鈔票,可以肯定將會進一步推高已引發民怨的通貨膨脹,擴大貧富差距,中外學者對中共輸血政策的效果均不表示樂觀。 太子黨活躍,支持胡溫倒薄 但《人民日報》這篇警告中國經濟發生危機的講話,國內官方媒體並未轉載,可能是因為不符官媒報喜不報憂的調子。 中國在大變革前夕,中共太子黨近來相當活躍,但並非鐵板一塊,派系和政治傾向分歧很大。與《炎黃春秋》往來密切、主張中國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有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葉劍英子女葉向真、葉選寧、陸定一之子陸德、陶鑄女兒陶斯亮、馬文瑞女兒馬曉力等,習近平的姐姐習橋橋有時也會前往赴會。今年《炎黃春秋》新書團拜,特地將中共儲君習近平父親習仲勳生前為《炎黃春秋》的題字「炎黃春秋辦得不錯」印成大字作為會場佈景,拉習家大旗作虎皮。在中共這次權力鬥爭中,他們均表態支持胡溫習中央。據說葉選寧還是最早出來要求中央處理薄熙來,免除薄熙來職務的太子黨人物。這一派太子黨的領軍人物是胡德平,他們還主張平反六四。 另一位太子黨,鄧小平時代八大元老之一彭真的兒子傅洋在這次中共權力鬥爭中,也為強烈反薄熙來的人物。遭薄熙來迫害的律師李莊即是傅洋的北京康達律師行的重量級刑辯律師。李莊在北京被重慶來人抓走後,傅洋曾親到重慶交涉,還接受記者訪問,說反對刑訊逼供。有朋友認為他對強硬的薄熙來姿態太低,他解釋說:要讓他充分暴露。 據北京消息人士說,在薄熙來垮台後,這一派太子黨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大增,將成為決定中國未來政局走向的其中一股重要力量。至於對中國民主化有多大推動力,則要拭目以待。 相关日志 2012/07/12 — 张鸣: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三大隐忧 2012/07/02 — 丁学良: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两步 2012/04/25 — 薄熙来事件凸显政改必要性 2012/04/03 — 政改难,中南海来信(1-2) 2012/03/31 — tatu:改革开放的本质及中国未来政治可能走向 2012/03/16 — BBC:薄熙来事件和政治改革 2012/01/14 — 每日电讯报:“强势利益集团”阻碍中国改革 2012/01/10 — 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2012/01/07 — 萧功秦: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2011/09/24 — 《华尔街日报》墨儒思:温家宝的话还有人听吗?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7 月 15, 2012
(本文发表于2012年6月20日出版的 《青年参考》 ) □“政见”观察员 刘冉 当韩寒以一篇《太平洋的风》再度引发人们对台湾社会与文化的憧憬,台湾学者却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忧虑与反思。韩寒眼中的温文友善、拾金不昧与助人为乐,究竟是否是台湾社会独有的民族特质?台湾的“公民民族主义”究竟包含哪些侧面,又是如何形成?韩寒将之归因于台湾保存了中华传统美德,台湾学者又如何看待? 事实上,在近三十年的民主化过程中,台湾社会的内聚力不断发生变迁,统独议题与身份认同成为饱受争议的话题,更因中国大陆的崛起而诱发了新的困惑。近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 吴叡人 发表论文指出,能够维持台湾政治内聚力的“向心力”,原本是较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公民认同;然而,2008年以来的台湾大选造成了国民党支配之下的“竞争性威权体制”,民主制度面临重大破绽。作者认为,唯有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才能协助台湾度过制度危机、重建公民认同。 本文使用的公民社会概念,意指与国家和市场互为补充和对抗的第三领域,且不包括与国家重合的政治社会。作者认为,台湾的社会运动是民主转型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曾与民进党密切结盟;但随着2000年民进党政权成立,社会运动与政党的盟友关系瓦解,从而形成了独立于政治社会之外的、自主的公民社会,而这正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之一。 作者指出,台湾目前已形成制度化审议(选举、代议、司法等政治社会组成部分)以及非制度化审议(社会运动、媒体等公民社会组成部分)双规并存的民主政治形式。当前者出现破绽时,后者能够积极发挥审议功能,防止民主制度失效,其具体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制衡、促进选票转移、在野党意识形态与正当性的重建。 2008年马英九与国民党大胜之后,台湾出现体制内制衡失效的危险。此时公民社会恰逢两个契机,因而得以迅速扩张:其一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台湾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其二,台湾各地科学园区的不当开发,使土地、农业与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焦点。此外,马英九在美国牛肉、八八风灾等议题上的不当处理,也在腐蚀执政党的正当性,创造了强大的反对民意。在反对党丧失公信力、出现政治真空的局面下,公民社会取而代之,成为批判政府的主要力量。尽管公民社会不具备参政能力,却能够促使选票流向民进党,使原本一蹶不振的反对党获得复苏机会,并诱使国民党分裂。 2010年五都选举中,民进党竟能翻身占据上风,其士气恢复如此之快、蔡英文的个人权威建立如此成功,与公民社会对国民党的制衡力量关系密切。这一过程,作者称其为“逆说的民主巩固”。 这一波社会运动浪潮的特点是,几乎每一次运动都是学生、农民、人权、消费者、环保、公民媒体等多种社运行动者的结盟,这意味着台湾公民社会内部有一个相互重叠且相当稳定的网络。其中,公民媒体扮演了传播、动员、组织与审议的关键角色,它们突破商业媒体的封锁,迅速传播信息,并协助深化公共讨论。这其中既包括公共卫视等“制度内运动者”,也包括“苦劳网”等网络公民媒体,更包括以这二者为渠道的个人公民记者。2010年大埔农民与警察的冲突,便是在公民媒体的报道之下为公众所知,从而推动了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 作者观察到,台湾公民社会的论述正在迫使台湾公民民族主义朝着更加进步、包容和整合能力更强的方向进化。原本的台湾民族主义以民进党为代表,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却无力整合蓝绿分化的台湾社会。而公民社会进一步要求分配正义、环境权利、文化权利等社会公民权,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逐渐形成了跨越蓝绿分野和种族隔阂的共同价值。作者指出,这一中间偏左的意识形态抬头,意味着阶级或许将取代族群,成为台湾最显著的政治分歧。 在这种新型社会认同的带动下,民进党也出现了向公民社会靠拢的“再进步化”和“左转”倾向。然而作者在最后提醒我们,台湾社运的“进步本土主义”固然具有公民民族主义的要素,也冲击和影响着政治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概念,却并非完整的民族主义,因其虽有趋向于一致的共同价值,但成员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历史脉络与国族认同,从而遗漏了民族主义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共同体的历史意义。 【参考资料】 吳叡人,2012,〈社會運動,民主主義の再定著,國家統合──市民社會と現代臺灣における市民的民族主義の再構築(2008~2010年)〉。頁311-365,收錄於沼崎一郎、佐藤幸人編,《交錯する台湾社會》。千葉市: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为您推荐其他相关“政见”: 公民社会如何保证台湾不脱轨 “公民社会”:中西的不同理解 变革的中国需要社会管理创新 美国为何不放弃台湾? 无觅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7 月 15, 2012
核心提示:中国的出口蓬勃发展,是因为卖给外商的交易成本低。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 【图: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 中国近期的经济减速原因很多:谈得最多的有欧洲金融动荡、美国复苏萎靡、国内投资增长不振等等。出口和投资分别贡献了中国GDP增长的30%和40%,因此中国经济极易受到外需不振和固定资产开支过度和浪费导致的不良贷款积累的冲击。 但中国对这些因素如此脆弱只不过是深层次制度问题的表征。除非其基础性约束得到修正,否则关于基于消费的增长模式的说法–见于中国政府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就只能是空谈。 毕竟,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IMF)以及中国高级官员本身早就知道投资过度和家庭消费不足导致了结构性脆弱性。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迫切地采取改革矫正其经济模式,而这拖累了普通中国百姓的福利,也束缚了全球贸易体系。 在中国的宏观失衡中,最著名的便是对出口提振增长的严重依赖,而这通常被归因于内需萎靡: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缺少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的购买力。中国基本上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外需并提升其GDP增长潜力,这正是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做法。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解决办法相当简单: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人民收入(通过减税、增加工资和社会支出实现)纠正失衡,从而增加消费,从而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事实上,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给中国开出了这一药方。 但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现象还有另一个解释,即这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缺陷有关。具体来说,出口依赖部分反映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高难度。官员腐败、产权保护不力、令人窒息的监管约束、疲软的付款纪律、薄弱的物流和分配、遍地开花的假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所有这些障碍增加了交易成本,令企业家很难在国内市场上立足。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中国民营企业把东西卖给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家得宝(HomeDepot)这样的西方跨国公司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回货款。他们可以避免在国内做生意时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因为出口市场所具备的成熟经济制度和商业行为保护了他们的利益,显著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的制度缺陷反映于国际调查数据中。世界银行出版有关于”商业活动容易度”的年度报告,报告覆盖了183个国家和地区单元。在2011年6月的调查中,中国排名第91位,次于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在中国,开办企业(排名第151)、纳税(派排名第122)、获得建筑许可(排名第179)、获得电力(排名第115)尤其困难。 面临如此困难的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被迫进行”制度套利”–利用高校的西方经济制度扩张业务(大部分出口导向企业为民营企业家和外国公司所有)。 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已经在世界货物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2004年为10.4%),同时西方经济停滞又束缚着外部需求,出口导向战略难再奏效。但把业务导向转向中国国内市场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让消费者的腰包鼓起来。 为了享受到与出口业务相同的低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好的商业环境:高效的法律制度、有效的监管框架、通过消灭产权侵权保护品牌的政府、可靠的物流和分销网络以及清廉的官僚体系。 中国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这样的环境。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需要从掠夺者转型为哺育者,将民营企业家视为财富创造者而不是榨取对象。几乎在所有其他国家,这样的转型都伴随着建立法治精神或由独裁转向民主。 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过去20年的投资繁荣和全球化红利令中共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保持着执政权,但并没有建立起维持繁荣所必须的制度。如今,繁荣已不可再持续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泡沫——学术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泡沫——已经破灭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暴露了其结构性脆弱性和政策缺陷,如日中天的”中国例外”论——中国可以在不追求法治精神和其他作为市场经济先决条件的关键制度的情况下继续增长——正在露出幻象本质。 相关日志 2012/07/14 — 胡释之:许小年进中南海说明经济到了很紧要关头 2012/07/15 — 《华尔街日报》薄熙来当年的市场化改革 2012/07/15 — 温州下属的县级市乐清1-5月工业经济情况 2012/07/15 — 中国已成晚清格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三足鼎立 2012/07/14 — 你们80后的小孩见过萧条是什么样吗 2012/07/14 — 韩志国: 中国经济已走投无路 2012/07/14 — 华尔街日报:中国将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 2012/07/14 — BBC:中国面临经济长期下滑趋势 2012/07/12 — 7省市立军令状 王岐山中国经济再“救火” 2012/07/12 — 通缩来兮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7 月 14, 2012
中共十八大前夕,报道中国高官权贵的腐败丑闻,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媒体的重点工作。中国权贵变成众矢之的,不论尚在台上没有安全着陆的旧人,还是即将上位的新贵,个个提心吊胆,生怕成为西方媒体的报道对象,问题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继《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及彭博新闻网后,英国《金融时报》接力用一整版分析中国权贵如何利用政治影响力敛财。报道洋洋洒洒,指名道姓,称中国上百个政治家族控制了全国绝大部分财富,从电讯、金融、电力到航空、珠宝,甚至连衞星都被大大小小的太子党垄断,外国公司要进入中国做生意,便必须与这些权贵家族合作。 触目惊心的是,即使是那些极力为自己辩解,声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的高官,也被该报踢爆家族成员恃权抢劫,财富不可计数。有网民感叹,今后即使仰望星空,恐怕看到的也是权贵们的衞星。当年国共内战时,共产党称国民党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如今共产党又有多少大家族呢? 过去,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方一定会严正声明西方媒体造谣或者刻意妖魔化,今次却无人敢反驳。如果那些高官身正不怕影子歪,为何不出来反驳,或者诉诸法律,控告那些媒体妖言惑众呢?其实,这些被点名之人个个胆怯心虚,生怕丑闻愈揭愈多,闹到无法收拾,声名扫地。再说,他们的财富大部分存在西方银行,谁知道有一天会不会像陈水扁那样东窗事发呢? 损公肥私 尽享特权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财富的蛋糕愈做愈大,但却高度集中在权贵家族手中,普通百姓连残羹冷炙都难以分一杯。权贵家族利用特权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往往一夜暴富,对普通人来说难过登天的门槛,权贵子女却能如履平地。 以私募股权投资为例,这种金融工具在中国被权贵当作点石成金的摇钱树。在中国发展企业,一举一动都与官府有密切关系,上市融资要证监会批准,拿项目要国家发改委批准,减税要税务局批准。有权有势者利用特权入股企业,等到企业上市后,便合理合法地收穫丰硕的果实,几年间就创造增长几十倍的神话。 权贵利益集团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阻碍,按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一群反动势力」。他们不仅掌握政治权力,控制财富,而且掌握话语权,就连司法也对他们法外容情。中国司法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却保障贪官的人权,使他们免於死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一幕不时在神州大地上演。 中国要想获得新生,必须剷除这些权贵利益集团,或者让权贵利益集团挥刀自宫,还利於民,但权贵们愿意吗? 相关日志 2012/07/12 —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中国90%的官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 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 2012/07/12 — 《金融时报》中国的精英家庭 2012/07/11 — 港媒:大批中共权贵策划弃“船”而逃 2012/07/06 — 媒体揭什邡钼铜项目背后官商勾结 2012/07/06 — 宏达钼铜背后的官商 2012/07/04 — 何清涟:“红色家族”的财富传奇缘何又被翻晒? 2012/07/03 — 《经济学人》财富与权力, 这是家事 2012/07/02 — 《经济学人》中共特权家族的财富与权力 2012/06/06 — 浙江永康尚未公布“大规模嫖宿学生处女案”学生年龄 2012/06/03 — 谢国忠:大陆权贵支撑香港房地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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