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目前社会舆论似乎是说：‘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离改革。” “现南科大一举一动，媒体盯得紧，有动辄得咎之惑。若为改革计，不妨能降降温，给多些空间。” 风暴眼中的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周末》2011年6月9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深圳 时钟指向九点，南科大教学楼304、305教室依然见不到一名学生。6月7日上午，答案终于揭晓：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没有一人踏进高考考场。 45名学生拒考，迎合了许多人的愿望。消息甫一传出，引发舆论欢呼。 在一边倒的声音中，南科大此次高考风波，被简单解读为一则“抗争”的故事。但实际上，在是否高考这个问题上，处于风暴眼中的老师、学生、家长，乃至深圳市政府、教育部，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进行着复杂的考量。 2010年7月，国家颁布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南科大高考风波恰好为此提供了注脚：在三者关系尚未理顺的时候，社会对于政府的警惕心理如何激化了对立情绪，而政府所作的努力又如何被学生和家长负面解读，处处举步维艰。 制度“红线” 因为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教育部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一直以来，教育部的态度并不强硬，有时还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阵营中。从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内的多位官员曾发表过讲话，支持改革试验。“我认为文凭应该是学校负责……如果各国都有经验，可以考虑让南方科技大学去试。”一年多前，袁贵仁如此表态。 但正如南方周末在2010年12月16日的报道《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中提到的那样，上层领导表态了，并不意味着事情必然变得顺利。部长的讲话被南科大视为“尚方宝剑”，屡屡引用，但它毕竟不具备法律效力。 直至今年2月25日，局面才逐渐变得明朗——在当天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发言人续梅说：“对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并进行高等教育的一些改革、探索，教育部是积极支持的态度。” 然而，时隔3个月，续梅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及南科大时，虽然依然重申“大力支持”，却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续梅所言的“基本教育制度”即是高考。这是改革的一根“红线”，并非因为支持改革就可以允许南科大突破。 实际上，自开学以来，就高考问题，深圳市一直在与教育部进行谈判，南科大亦在积极协调变通之法。只不过在5月份，在《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实施之前，来自教育部的高考指令最终落下。 体制输出了指令，一贯支持南科大教改的深圳市政府便成了执行者，政府官员需要回头劝说学生们参加高考。为了给学生做工作，市委副书记王穗明还曾亲自到南科大现场办公一天，坐镇指导工作。 “伪高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特殊的高考。 简单来说，高考不过是走个形式，完成程序而已。市政府向学生许诺：不需要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南科大校内将特设考场，使用广东省高考试卷，分数将不对外公布，不管考多少分，学生都会依然就读于南科大。 为了尽可能争取学生参加高考，政府将报名截止日期一再延迟，一开始是5月31日，之后延长至6月3日，最后又改为高考开始前随时可以报名。端午节期间，负责报名工作的老师也都没有放假。 校方亦不断重申这一高考的特殊性。在给学生们的通知中，高考被称为“高等学校注册考试”，而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言下之意，作用仅仅是完成“注册”手续，并不依靠其招生和入学。 在南科大的一些老师看来，这些具体操作体现了政府的通融，而且，走一遍程序之后，能够还给学生们一些他们本应得到的保障。正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对学生们所说：如果参加高考，将可以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学籍和文凭，这将给学生们带来“双保险”，毕业后申请国内研究生、进入公务员系统等都不会遇到障碍。 但想当公务员的学生根本就不会来南科大。从一开始，这些学生就和学校签订了《自愿申请就读南方科大教改实验班协议书》，做好了拿不到教育部承认文凭的准备，他们深深认同朱清时校长所言：“我们的文凭，让社会来承认。”如今，面对教育部主动送上的文凭，他们普遍心怀不解。 而政府为学生们参加高考创造方便的种种具体做法，却引发部分学生和家长的进一步质疑：高考报名时间早就过了，为什么我们还能报上名？大多数学生是不能在本校考场参加高考的，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在南科大考试？有学生干脆称这场考试为“伪高考”，并认为这伤害了高考的纯洁性——“既然教育部是以‘依法办学’为旗帜要求我们参加高考，这些做法本身就是违规的。”学生小贤（化名）说。 学生们的想法并不一致 种种得不到答案的疑问，令一些学生产生了对“黑箱操作”的怀疑。一些学生想出了办法：写公开信，开“微博”，借助舆论的扩音器放大自己的声音，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 后来，那封两千多字的公开信成为媒体争相引用的对象，亦被人们视为代表全部45名学生的声音。 但是，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了解，学生们的想法并非全然一致。尽管绝大部分同学都反对参加高考，但理由却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可以理解教育部的要求，但希望能有沟通、对话的机会，正如公开信中所写：“并不是高考了就是不改革了。” 但也有人的看法更为激进些。在校门口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时，学生潘登说：“我觉得说白了就是教育部门在反对我们的改革。”学生程齐家则认为：“如果参加高考，就是对改革的背道而驰。南科大的改革关系到中国科教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想当历史的罪人。一旦高考这个事发生，就意味着这场改革被颠覆了。” 个别活跃的学生，还会给同学们群发短信，再三告诫：不要参加高考。 一些学生的态度很简单：跟着校长走。学生小嘉（化名）说，他深为校长的教改理念和个人魅力所折服。“我们还是学生，看的肯定没有校长透，所以我们肯定听校长的。如果校长让我去参加高考，我也会去。” 但朱清时一开始并未直接表态，他回避了学生，不在学校出现，只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参不参加高考，由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我们负责改革，但是学生前途要由他们自己决定。” 小嘉认为，朱清时的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校长的理念在刚开学的时候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只需要想一想他之前说过的话就会明白。” 杀君马者道旁儿？ 高考前的端午假期，许多学生都回家了，他们大多是去为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同学们加油。留在学校的学生不过十几名，他们也并未准备高考，而是利用假期在深圳游玩。还有部分学生由于反感老师的“骚扰”，搬去了校外的宾馆暂住。 6月3日，依然留在校园中的部分南科大学生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是学校的一名老师。信中有这样的句子：“考与不考，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倡导因人而异，鼓励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选择……今天，大家的分歧在于‘改革中是否要尽量减少风险’，而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二元对立。” 这名老师认为，这样的二元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舆论渲染的：“目前社会舆论似乎是说：‘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离改革。” 舆论的热烈关注令一些人想起了蔡元培先生的话——“杀君马者道旁儿”。这句话出自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时留下的条子，意思是：杀你马的人，就是在道路两边给你的马鼓掌的人；正是旁人过分的期待与厚爱，才让骏马奔到超出极限而死亡。 基于这种担心，有网民建议：“现南科大一举一动，媒体盯得紧，有动辄得咎之惑。若为改革计，不妨能降降温，给多些空间。” 实际上，社会舆论对“反高考”的情绪化渲染，的确令不少局内人感到困扰。一名南科大行政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人说拒绝高考的南科大学生‘有种’，这种激发对立情绪的评论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关张，评论者当然不必为此埋单，但谁来为孩子们的利益负责？谁来为教改失败的社会代价负责？” 这名校内人士认为，比起称赞学生“有种”，眼下更紧迫的事情是保留火种，在必要的限度内作出妥协。“深圳市的改革也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我们的教改并不一定非得突破高考的底线啊！”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也认为，高考并非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美国也有标准化考试，香港学生进大学要经过两次类似高考的标准化考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自主办学。”吴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招生不是一切的判断，不应把所有高教改革都悬在这一点。” 另一方面，坚持认为学生不应高考的人同样有他们的理由，教育学者熊丙奇就提出：“在我国内地大学，国际惯例是行不通的，试着用国际惯例解读，只会离题万里。而如果用另一种思路解读，则更贴切，这就是权力的思路。行政机构怎样能做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即便这种方式有美丽的包装，但剥开之后，本质还是权力思想和利益思想。” 显然，妥协和不妥协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身处其中的政府、老师、学生和家长，可能出于完全相同的目的——让教改坚持走下去——而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各方都有许多理由可以支撑，也都认为自己充满了无奈，但谁也都无法确定：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是否能让这所学校顺利走下去。 在南科大的学生们没有翻开的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题正是“回到原点”。现在，深圳市政府和校方已经各尽其力，学生们也做出了各自的选择。舆论的狂欢中，南科大能否回到它改革的原点？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博客 Blog 专栏 新浪微博 豆瓣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高考是什么？高考不是什么？ 南方工作手记（8）围困与突围 “小楼”与“大师”：一所理想大学的模样 南方科大冒险：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 无觅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6月7日 強制性質的愛國教育，山雨欲來，二十三條立法也吹響號角，輿論重提「溫水煮蛙」論了。 溫水煮蛙的比喻，據說來源自美國康奈爾大學的青蛙實驗。科學家將青蛙投入沸水中，青蛙遇熱，奮力逃生，暫免一死。之後，研究員將青蛙放入冷水中，然後加熱，青蛙開始時因水溫由冷至暖，悠然自得，察覺高溫時已燙傷內臟，無力逃生了。用溫水煮蛙來比喻，便是香港人假如不團結抗爭，享有的自由會一一被中共剝奪。 一旦自由失去太多，就無能力挽回局面。 這個比喻的竅妙之處，大家要看清楚：只要你心裡面當自己是實驗室的青蛙，就死定了。沸水燙你不死，便再投入冷水中煮死。好彩煮不死，下次再從籠子取出，用來做其他毒藥試驗。總有一日，會弄死青蛙的。或者青蛙給弄得死去活來，失去正常反應，喪失實驗動物的資格，便要人道毀滅，了結生命。 為甚麼香港的抗爭運動會溫溫吞吞，議會抗爭和街頭抗爭毫無殺傷力，只成了香港資產階級專政之下的一道無傷大雅的文明風景？就是連語言戰爭都輸了啊。 我們知道，政治灌輸明顯會遇到抗拒的，但並不是說，政治灌輸或洗腦便沒用。政治灌輸和高壓教育，目的是要植入一些潛在的觀念。 例如愛國教育的手段極為滑稽和誇張，它的目的，根本不是要學生愛上政府，它的目的其實是要令學生覺得政治很虛偽、很奸詐、很煩厭，於是學生畢業之後專心搵錢，遠離政治，對政府逆來順受，頂多是茶餘飯後冷嘲熱諷一番。 如此，愛國教育便成功了。 若果某些學生從此憎恨國家，也很不錯，起碼國家成為學生的夢魘(obsession)，令他們活在憎恨之中，令他們終身痛苦，無法為愛而活(live for love)。大陸的人民，就大部分活在厭惡和憎恨之中，不知何謂仁愛。這是中共的愛國教育成果。 至於抗爭者，出於膽怯，有時也會無意識地配合極權政府。例如香港某些民主派和評論界提出的溫水煮蛙論，便錯誤地協助極權政府，為香港人做思想植入的工作：香港人只是脆弱的青蛙。面對中共的左翼法西斯暴政和港共的資產階級專政，香港人是弱勢者，但不是弱者。 香港人要抗爭，就不要當自己是給人隨便捉入實驗室的小青蛙，我們是強者，是雄辯滔滔的鐵嘴雞 ，鋼刀不入的扭紋柴。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香港教育局计划 将爱国教育列为 中小学校的必修课程。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 旨在促成“国家和谐、国民身分认同与个人间的团结一致”，帮助学生“发展对祖国的归属感”、“为国家队打气”并且“欣赏中华文化”。然而，这项计划却引发社会大众对于政治洗脑的恐惧。 “洗脑是一种国际惯例” 香港学童，照片为Flickr用户wok所有（创用CC姓名标示-非商业性-禁止改作 2.0） 就好像是自我应验的预言，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于2011年5月8日在新浪微博上写道，“洗脑”在西方的教育体系里是一种惯例（作者补充：我今天发现这则讯息已被删除，以下是 原文副本 ）： 关于香港中小学的德育及国民教育，有人说是“洗脑”，只要看看美、法等西方国家这方面的制度，就会看到这种必要的“洗脑”是一种 国际惯例；有人说要培养中小学生的批判意识，但国际社会通常做法是在大学培养批判思维意识，而不是中小学；有人说德育及国民教育不要听中央政府的，但那还 叫国民教育吗？ 回应郝铁川的“洗脑理论” 2011年5月9日至11日之间，郝铁川的评论由主流媒体、脸书与其他社会媒体广为报导，许多网民在郝铁川的微博留言，结果却发现多数的批 判意见都被删除。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网民在郝铁川微博的评论权限都被封锁。下面这张萤幕截图显示了2011年5月11日那天，我无法就郝铁川的“洗脑言 论”发表意见： 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透过新浪搜索存取其中一些评论（批判色彩较重的言论都被新浪管理员从搜寻功能中封锁）： 石孝文 ： 英国教育教导国民爱国，也同时从小就培养她/他们的批判精神；国民爱国，但不会盲目维国。一个人由小学开始被“洗脑”洗至大学，脑都早已残废了，只怕耶稣 重临再行神迹，也不能令脑残生出批判思维。听中央政府是爱 D 教育，而非国民教育。还望郝先生厘清思维再发言，别为争功而暴露了脑残真相。 忽悠神Johnson ： 典型的不懂装懂，假如你真的懂还说得出这些说话，你更罪恶。西方的是国民公民教育并存，之所谓国民教育认同感，是基于国家历史荣辱认知，政府奉行宪政主义 下有限政府原则，对历史中立，皆因政府的组成是人民意愿。至于人之所以为人，是良知的判断，人如何立足于社会做人处事，则为公民教育。 音乐达人史丹利 ： 中联办宣传部长郝铁川近日透过微博发表，毫不掩饰地指出香港政府推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就是要向学生“洗脑”，制造只臣服于党的公民。“德育及国民教育如果 不要听中央政府的，但那还叫做国民教育吗？”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形容言论“赤裸得令人心惊”！…哈哈哈哈，我觉得这宣传部长够坦白，很可爱！ CLPRO ： 有木有良知啊！！！你这不是在逼疯人民吗？人民爱国是由心而发，用得着你这样做么？法国人民之所以爱国皆因自由、平等、博爱，美国人民之所以爱国是因为爱 自由、包容力高，中国人民之所以不爱国，是因为腐朽的架构、失败的教育、官僚主义，醒醒吧！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需要国民教育，国民会自然自豪！ 如何对学童进行洗脑? 郝铁川脱口而出的言论就谈到这里，到底这套课程将如何在香港执行？吴志森研读了课程的谘询稿之后，就 洗脑的过程 提出解释： 在“我为国家队打气”这教案里，再三求同学们回忆奥运颁奬台上国旗升起国歌高奏的情景，要同学说出自己感受。然后有一个注意事项：“教师如发现学生对国家民族感情不太强烈时，不要批评，并接纳其表现，但仍请学生为此作自我反省。”如何反省呢？面壁思过？写悔过书？还有一个“我学会了唱国歌”的教案，一轮听唱国歌之后，老师要学生：“请你站起来，大声说出其中两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然后：“请大声说出‘我为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高兴’”。要求学生大声说出的，在这个教案中还有几次之多。 “香港独立媒体”的库斯克也 指出 魔鬼就在细节里，要读者更审慎地阅读这套教程。举例来说，学生虽然不必接受考试，却得通过一系列的评估： 课程文件提出了一个必须严肃讨论的评核方法：让家长评估学生、学生互相评估。他们会有一个量表，评估学生是否做到指定的标准。 一如库斯克所言，个人的感受与情绪是不可能被评估的，这种评量更可能造成学童间的相互监视： 同侪互评还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之间互相监视。这个担忧可能有点拉远了，不过其实学生互相举报在内地学校不是什么奇怪事。香港的国民教育课评估表只要加入更多有关“体谅国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等项目，同学之间的互评就可变成互相监督了。 与国家教育体系进行抗争 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教育体系与主流媒体强加“洗脑”机制必不可免。Tommyjonk（离太郎）在“香港独立媒体”上援引香港知识份子马国明对于有机知识份子角色的看法， 敦促市民应做好准备以进行意识形态的抗争 ： “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更扮演着教育家的角色（The State as Educator）。要重新启动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抗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个任务落在有机知识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身上。葛兰西设想的有机知识份子不是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人，而是紧密跟社会上的抗争运动相呼应的。”事实上，香港教育界内仍有不少进步的有机知识份子（见管治不能的香港）。假若中央及特区政府真的不理反对锐意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必修课，我们便需要集结业界内外所有进步力量，跟庞大的国家机器大干一场！！！ 校对： Soup 作者 Oiwan Lam · 译者 Shanta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清华百年，反思杏坛，重彰大学独立性之议再热，破题教育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积多年改革与发展共识，科教兴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亦成诸多大学跨世纪目标。但全面审视中国大学教育，在硬件升级、院校合并与数量扩招等表面繁荣与喧嚣之外，充盈着更多对停滞经年的大学教育制度之变的批评与忧思。 本刊约请当年曾锐意改革，而今仍活跃在教育学术界的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前香港中文大学校 长金耀基，探讨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如何回归正途。与以往不同的是，四位教育家的思考已溢出狭义的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范畴，直指中国未来发展之基和动力之源 ——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一个重要制度、思想和人才发端即为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教育制度的率先改革。1977年恢复高 考，1978年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长期安排，对于中国学统的迅速恢复和现代化进程的瞬时重启功不可没。由此才有整个上世纪八十年 代，中国各大院校成为学术重镇和改革干城。 但其后时移势易，大学简政放权遭遇逆转，以发展代替改革，以产学研一体化取代多元办学探索愈演愈烈，大学行政化、功利化渐成痼疾，产业化、庸常化汇涌成潮。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者多富贵气而无清贵气，而标榜教育大众化者则以规模扩招数字论英雄。 如此蛇鼠两端，既无世界级私立名校之精英意识和普世贡献，亦乏国民化公立大学之济世情怀和现实价值，基于学术泡沫的象牙高塔不稳，应为公众服务的国民教育亦乱。再不痛下决心推进大学教育制度改革，积重沉疴很可能令改革成果难以为继，大国强国之路将自弃于半途。 有大学，方有大国。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大学与现代化中国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可以看到三十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引申其意，不外乎：大学无生气，未来无希望，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解放，人才不积累， 薪火无传承。 为此，众议已久的中国改革议程重启，或考虑从与亿万人切身相关的大学教育制度改革开始突破。如若我们建设自由民主文明之中国初衷不改，就宜及早着手以独立大学之精神熏陶万千莘莘学子，为现代化大业奠定坚实之基。 三十多年前恢复高考开启了改革进程，三十多年后松绑大学将再推改革前行。以国家和社会续行现代化，以作为自治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培养现代性，如此齐头并行，方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之途。   大学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4月下旬，清华大学隆重举行的百年校庆，再度触发公众对当下大学教育制度的讨论和反思。 在“科教兴国”的长期战略引导下，中国决策层和教育界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由此，全国各大高校迎来长达十数年的规模化大发展：硬件建设 迅速改善，一些校园堪称奢华。但是，大楼林立，罕见大师，学术剽窃、欺诈却越来越多，腐败丑闻迭出，公信力丧失。曾被视为高雅清净之所的大学象牙塔，竟一 再沦为公众嘲讽的对象。 对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高层人士亦不讳言中国日益凸显的大学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批评大学的行政化和功利化，一再追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前任总理朱基亦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出现诸多问题？症结是什么？怎样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财经》记者专访了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三位大学校长，他们见证并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有切身体会和深入思考。接受采访时，他们直面现实，坦陈己见。 刘道玉在上世纪80年代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高校改革进行了重要探索；杨福家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校 长，2001年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担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教育家；朱清时则在世纪之交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达十年，2009年又在全球遴 选中胜出，受聘担任南方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致力探索中国大学自主办学新路。 三位教育家直言，中国大学普遍存在行政化问题，缺乏办学自主性，因此需要真正的教育家。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恢复大学的独立性，将大学还原为学术共同体，回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正途。   需要真正的教育家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财经》：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因为没有进行实质性教育改革，至今教育体制仍然僵化，大学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但在大学内部，尽管有诸多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少有大学进行改革，大家似乎更乐于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为什么？ 杨福家： 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在世界范围来招聘校长的，而不是由本国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良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 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会用行政级别来衡量，教育部长对他们都很尊敬。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可以不与他见面。英国的教育大臣是内阁 成员，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们会见他，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他说的话，对学校没有影响，更不意味着他所说的话就是“指示”，因为学校没有义 务按着他说的去做。当然，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 诺丁汉大学有一幢15层的高楼，建得太高，布局很不合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曾建议把它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 错误，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话学校可以听，但结合实际情况后，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 话”。因为学校应当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朱清时： 大学校长一定要懂教育，只有懂教育才能理解教授们的意志。所以，派一个同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当校长，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因为人再能干，如果不懂教育（可是往往自以为很懂得），会把事情搞糟。 中国教育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不是口头上封的，真正能够懂得教育规律，并且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的最高规律就是不要以个人意志去干预教育，而要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去做。 比如，大学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环境，让大家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这样才能够把教学搞好。可是过去十年中国教育界最大的 问题就是各高校纷纷建校舍、辟新校区、扩招，轰轰烈烈。这只对行政官员有好处，因为这是明显的“政绩”。结果把教育的根本破坏了。如果教师、学生不能安安 静静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做研究、写教案，教育能搞好吗？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一定真正了解教育的客观规律，不好大喜功，更不可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 刘道玉： 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没有人才自荐、推荐、遴选的机制。如果没有正确的遴选机制，仍然按照考核和选拔干部的办法，即使有优秀的人才，也不可能被选拔到校长的岗位上。 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兵”，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不会真心地去研究教育，去研究怎么办好教育，只会说官话，只对任命他的部门负责， 不需要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有意见也无可奈何。所以，大学越来越行政化，干部越来越官僚化。因为干部官僚化，不是把校长视为职业而是视为官位，就产生不了 真正的教育家。 1985年出台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要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例如，现在教育部管辖的直属大学越来越多。“文革”以前是23所，1978年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是34所，现在是76所。而且教育行政部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比如招生指标的分配、统一考试的命题、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优秀教师 的评定、学校的评估、科研经费的分配等。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改革从何处入手？ 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财经》： 教育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改革似乎也千头万绪。针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迫切问题，最重要的改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杨福家： 解决体制问题，关键是三点：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爱师爱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与体制 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没有良好的体制就没有良好的氛围， 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其他的就都是空中楼阁。如果没有一个“爱师爱生”的大环境，就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他就很难做到。 作为现代大学，做事要有规范，要依法办事。法律包括宪法、教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各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就是大学的章程。其 实，《高等教育法》早就明确规定，各学校必须要有章程。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有了章程，依法办事，最后达到无为而治。即在一 定的规划（法治）下，“无为而治”或许是最好的“治”。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 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现在大学体制的关键是“按法办事”，各大学都应该根据法律制定章程。西方大学的章程不需要校外组织批准，只要它没有违反本国的法律。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大学的章程可以请人大会议批准。这样一来，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章程来办事，这就是“自主办学”的含义。 教育部的职责就是监督，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贯彻。美国教育部的大门口有两句话“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这是它要管的事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做到“自主办学”，才能有非常民主的气氛——“民主办学”也是高教法里明确规定的。 朱清时： 其实，《高等教育法》有明确规定，所有大学都要有章程。但是高教法的许多规定都没有落实，因为它没有规定对违法的惩罚，没有惩罚就没有约束力，谁都敢去破坏它。 比如，高教法明确规定“大学要独立办学”，谁做到了？高教法明确规定大学必须有章程，中国有几所大学有章程？据说清华大学都没有章程。即使个别 学校有章程，也不过是校内自己编写的规章制度，没有法律地位，没有处罚措施，随意性强，甚至校长、书记都可以随时修改，谈何约束力？即使有也变成毫无意义 的空条文了。 我认为，中国高校要办学独立，第一步就是认真贯彻高教法，每一所大学都要制定章程，不仅规定应该怎么做，而且要规定违反了怎么处罚，让所有的人都对学校章程心存敬畏。要自治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在政府出资办学的背景下，大学自治一定要有法律依据，才能保护自治权。 大学要自治，关键就是权力不要干预，让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进行自治。从欧洲大学的成长历程来看，一部大学的历史就是大学自治的历史。和其他领域 不同，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懂教育，都有一套理论和想法，谁都想干预，许多人是出于好心来干预，只要一干预就完了。 刘道玉： 首先要恢复大学的独立性，没有独立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无从谈起。中国教育改革需要从教育部改起，从教育部放权开始。 这个话题也提了快30年了，1979年时任北大校长周培源访美回来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就呼吁教育部放权。当时教育部长认为现在不是放 权，还要集权。他认为放了就会乱，集权才能管好。现在教育部仍然是这个思想：只相信自己的领导、控制权力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只相信自己的能力 和权力，不相信办学者的智慧和能力。 我们大家都看到，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多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 现。如果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了，可是中国的教育依然停留在集权体制。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对立的。中国教育需要进行一场真正的体制变革，关键是教 育部要转变职能，坚决、彻底放权。   如何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未来教育的希望，不在于某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财经》： 中国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大学制度？怎么才能够建成科学合理的大学制度？ 杨福家： 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首先要知道一所大学有什么？ 一是“有形资产”，包括大楼、图书设备等；二是“人力资源”，包括优秀的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三是“文化内涵”，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都是大学应有的文化；四是良好的办学体制。 理想的体制应该做到：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自主办学权。保证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大学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对此，从国家政府层面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断是十分必要的。 我建议先在国内几所大学试点，尽量选得全面些。搞得好，三年以后可见初步成效。 朱清时： 中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体制改革。 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还是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的，一直没有彻底改造过，这些年所做的主要还是修修补补的工作。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不能仅仅做些表面的修补。 一种运行了50多年的教育体制，是该到变革的时候了。现在我们这代人应该来考虑教育改革的历史使命了。大家不要再纠缠于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把学校重新恢复成为学术机构，让学者都去追求学术卓越，而不是追求行政晋升，应崇尚真理，而不是崇尚权力。 中国的大学要建立现代大学机制，亟须像农村改革一样“去行政化”。就像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农业生产一样，不要靠行政权力安排学校的发展，大学就是要让教授们按照教育的规律去办。 我认为，中国的高校改革要有安徽小岗村那样的试点，要走这一步才能够有真正的现代大学。要走出这一步也很难，尤其是老大学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和人员包袱，中国又需要社会稳定。老大学很少希望，中国需要很多新大学。 我看中国的大学改革，将是新大学按照新的体制运作，老大学按照旧机制运作，慢慢地新大学的水平越来越高，而且新大学走到前面以后，会逼着老大学进行改革更新。当然，这个改革过程是很缓慢的。 刘道玉： 理想的大学制度与理想的大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未来教育的希望，不在于某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我所说的理想的中国大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为数不多的准备建成世界一流的重点大学，它们应当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这样的大学，应当拒绝功利主义，远离媒体，引导师生树立“以学术为志业”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多元化的、开放的。 独立，就是没有依附性的；多元化，就是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各校办出各校的特点；开放性，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资源共享，既合作又竞争，在办学理念、人才质量上跟国际接轨。 有人以所谓“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来排斥有价值的、在世界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现代大学制度。这种自我封闭的口号，就是开放的最大障碍。 从教育部到多数民众，仍然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尚不知什么是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怎样改，由谁来改。所以，仍然需要教育改革的启蒙。■   中国大学教育大事记 资料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 创立之初身兼传统太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建制双重身份，既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的延续，又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 该校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6年：燕京大学成立 该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著名来华传教士司徒雷登曾任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裁撤。 以其为代表的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1936年：抗大成立 该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干部学校，后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卢沟桥“七七事变”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抗大擎起了抗日救亡的一面大旗。 1938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复课 该校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至1946年5月4日结束。 西南联大存在时间很短而且条件简陋，却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该校前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于延安的陕北公学，最终于1950年定校址于北京，定名“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 1952年：新北京大学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于1952年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的部分师资并入北大，它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对于燕京大学的传承，现存主流意见之一为：因北大从人员和设施配套上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燕京大学的角色，因此认为北京大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为燕京大学的传承者。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8年：扩大派遣留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2年9月，中国停止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指示。 多年来，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方针指导下，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学成回国，加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科教兴国”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2003年：北大教育改革 2003年5月12日，北大校长许智宏签发《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引发学校内外一系列争议。 有论者认为这可能是自蔡元培着手改造老北大以来，北大内部发起的最激进的一次制度变革，而批评者称其为“休克疗法”。 2007年：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筹建 2007年3月，深圳市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筹)，2009年朱清时校长正式上任。 南科大创办以来，进行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中国大学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改革”。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财经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