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热议

孔庆东是文艺青年 丁启阵   这两天，先后有多位好朋友，冲着我，表达了对孔庆东的不满之情。措辞犀利，猛烈，狠毒。孔庆东很强大，能说会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拥有众多死心塌地支持他的粉丝，用不着我替他辩护，给他做挡箭牌。让我难过的是，这几位跟孔庆东素昧平生的我的朋友们，对孔庆东的评价，竟然是如此地不得要领。 在这里，我要郑重告诉我的朋友们：孔庆东是一个文艺青年（“青年”只是一个说法，一种比喻，不必死抠字眼）。了解孔庆东，必须树立这个观念。不理解文艺的人，也无法了解孔庆东。 说孔庆东是文艺青年，言外之意有：孔庆东不是政府官员，孔庆东不是外交部发言人，孔庆东不是律师讼棍，孔庆东不是工程技术专家，孔庆东不是政治活动家，孔庆东不是新闻记者，等等等等。因此，他说的话、写的文章，就不能简单地以严谨、严肃、肃穆、正确、准确、精确、客观、客气、和气之类标准去衡量。我曾对一位朋友说：“孔庆东当然可以不骂人的，但是他骂了。骂了就骂了，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是孔庆东——他就这风格，这德行。更何况，有些媒体、记者的确该骂。” 文艺青年，也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孔庆东这个文艺青年的风格，主要是：幽默，夸张，豪放。他虽然也研究金庸，并且有许多心得，但是，为人作文，汲取的主要是鲁迅的批判精神，以及东北“二人转”之类民间艺术的热辣火爆。跟温文尔雅、擅长演绎爱情故事的金庸，大异其趣。孔庆东说话作文，追求的感觉是痛快淋漓、回肠荡气，惯用的战术是矫枉过正、攻乎异端。因此，想要在孔庆东的文章里寻找风花雪月、甜言蜜语、冷静客观，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在我看来，孔庆东是东方朔和堂·诘诃德的混合体。评论他时，谁过于认真，就是谁犯傻。 文艺青年的价值，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情怀和文采。文采不必说了，孔庆东就是靠这个成名的。民族情感和平民立场，是孔庆东情怀世界的主要内容。动辄痛骂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固然不合时宜，但严词批评政府批评国务院，却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 文艺青年的手段和能量，不过是说话、写作，凭匹夫之勇，公开叫嚷一番而已。就像鲁迅当年在黄埔军校演讲时说的，“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孔庆东骂人几句“汉奸”“……妈的”（这个未必真骂过），于人毫发无伤。相比之下，新华社评论中的“粗鲁”“恶俗”“谩骂”“破坏”之类成串上纲上线的词语，“……教师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情形的，应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之类语句，都要有力量得多，阴险得多，恶毒得多。论危害，论歹毒，孔庆东都远逊于那些躲在暗处的他的“对方辩友”们。 一位好友对孔庆东一些言论大为不满的理由是：“他是北大教授，是名人。”这是什么逻辑呢？宪法又不曾特别规定，北大教授、名人，必须言行谨慎，不得骂人，有义务扮演全民道德、文明礼貌的楷模。北大教授、名人，也是人。孔庆东许多招人憎恨厌恶的言论，恰恰都跟他北大教授、名人的身份头衔无关，都是他以文艺青年身份发表出来的。这说明孔庆东没有端架子，没有忘本。倘若他以教授、名人的身份、职权（如果有）、名声，徇私枉法，欺压学生，欺骗社会，从中渔利。大家尽可以骂他是北大的败类，是叫兽，是无耻文人。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作为北大教授，他是深受学生欢迎的，他的专业水平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他是称职的；作为名人，有些与众不同的言论，更是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名人都不特立独行，说话、写文章都跟外交部发言人、新闻联播和党报社论似的，口径统一，语调一致，这样的国度将多么无聊乏味！ 我以为，在我国，多几个像孔庆东这样的文艺青年，不是坏事。至少，文艺会更加热闹，生活会更加有趣。                                                   2011-11-19

为何当今出不了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 丁启阵   有位网友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像李白与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愿意并乐意回答。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一个事实：现在的确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其实，李白杜甫生前虽然诗名不小，但是，都很坎坷落魄，灰头土脸的，完全不像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光景：头戴桂冠，浑身发光，令人匍匐景仰。就是说，李白杜甫活着的时候，也许有唐朝人会问：“现在为什么出不了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伟大诗人？”事实上，李白杜甫本人，也未必想得到，自己死后会得到“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的光荣称号，尽享尊荣。毋庸讳言，厚古薄今是人类的通病。 因此，当今没有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还只是一个假设性的命题。以下文字，都是这个命题下的姑妄言之。倘若你不认同这个假设的命题，请不必浪费时间继续往下看。 这个问题，可以从技术积累、时代环境和个人努力等方面入手进行解答。 技术方面，文学史教科书或多或少都会有所解答。比如说，春秋时期的民歌总集《诗经》（尤其是《国风》）和战国时期楚国诗歌（尤其是屈原的《离骚》），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风格的诗歌传统的先河，后来由于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声韵调分析方法的引进，南北朝诗人在声韵格律上的讲究和艺术经验的积累，等等，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李白和杜甫，都是站在前人搭好的台子上的诗歌巨人。 时代环境方面，包括唐代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物质环境等。唐太宗奠定的李唐文艺政策，是无比宽松的。诗人们写什么、怎么写，朝廷不加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要求。讥讽皇家奢靡、批评朝政、批判制度、揭露社会黑恶、鞭挞官吏贪婪，都不会惹祸上身。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众多皇帝后妃王公将相加入作诗者行列、诗歌是唐朝最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等等文化环境因素，使得诗人能够成为当时社会耀眼的明星，给予他们以必要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唐朝对外开放，外国商人、文化人云集长安，使得诗人们眼界开阔，心胸广大，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这些又使得诗人们的作品，更加大气隽永，传之久远。太平日久，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空前富足，“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杜甫《忆昔二首》之二）。使得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少年时代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青年时代能到处游历，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内心精神世界。 个人努力方面，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广为人知。有诗为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就是给许多人留下潇洒飘逸印象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是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功夫的。《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理由可以举出十条八条，但是，李白杜甫只有两个。理论充其量只能解答诞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不能证明诞生李白杜甫的必然性。 当今神州，有十几亿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许多方面的条件（例如交通、旅游），远比唐朝要好，单仍然未能产生李白杜甫那样中国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的原因，恐怕主要得从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去寻找吧。                                                  2011-11-9

假如苏轼做了宰相 丁启阵   方勺《泊宅编》、陈鹄《耆旧续闻》等多种宋人著作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仁宗赵祯在贤良科考试中录取苏轼、苏辙后，喜形于色，认为自己录取了两个日后可以为赵宋王朝挑大梁的人才。其中《耆旧续闻》是这样说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宋史》苏轼传记载，英宗皇后高太后牢牢记住了仁宗的话，一直想要重用苏轼。将苏轼从常州团练副使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时，高太后向他透露了个中原因：是仁宗皇帝的遗愿。仁宗生前每次诵读苏轼的诗文，嘴里总是“奇才！奇才！”赞不绝口。可惜的是，没等任用苏轼，他就驾崩了。神宗赵琐，也多次想要重用苏轼，但是，都因为遭到宰相的阻挠而作罢。高太后听政期间，苏轼前后担任吏部尚书（七个月）、兵部尚书（一个月）、礼部尚书（九个月）。可以说，苏轼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历史事实无法逆转。高太后逝世后，因为先后反对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苏轼成了两派均视为眼中钉的人物，很快就被贬到遥远的惠州，接着是更远的儋州。最后，死于遇赦北返的途中——常州。 但是，解读、思索历史不妨假设：假设苏轼做了宰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认为，假如苏轼做了宰相，他的政绩应该在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上。 王安石当然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人才。但是，正如朱熹所说的，他固然有“文章节行高一世”、“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等优点，但他也有“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等缺点。尤其是，他早年借以树立声誉的吕公著、韩维，举荐他的欧阳修、文彦博，提拔他做副手的富弼、韩琦，好朋友司马光、范镇，王安石执政后都“排斥不遗力”。急躁冒进，众叛亲离，王安石的改革，失败是必然的结局。有人把王安石新政失败归因于司马光等旧党的反对。我认为，这种论调是可笑的。作为政治家，具备抵御反对派的能力是先决条件。再者，王安石两度执政，前后好几年，事实足以证明，他无法取得成功。关乎社稷苍生的政治，不应该允许政治家无限期地做实验。三四年一个任期干不出一点名堂，就应该回老家去种红薯！民主政治讲有限任期，这是历史教训的结晶。 毫无疑问，司马光是君子式人物。《宋史》本传言其“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另外，“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在衡量人物偏重道德品行的国度，他的民望极好，一度出现人人希望他担任宰相的情形。死时，又几乎出现举国哀悼类似国葬的场面。但是，经世济民，不能只是以德服人，以德感人。司马光政治理念的狭隘与为人处事的固执，决定了他只能是王安石的反对派、对立面。脱离实际，过犹不及，不可能在利国利民方面做出实际成绩。 苏轼是介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人物。苏轼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主张“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不难想象，由苏轼执政，他一定可以避免王安石的急躁冒进。按照苏轼的心胸性格，一定也不至于众叛亲离。司马光是苏轼一生敬重的人，他没有太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从他跟司马光发生政见分歧后连声喊叫“司马牛”这个情节看，他对司马光的固执也是很不满的。苏轼对保守派的不满，来自较为客观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由此可见，苏轼执政，是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不至于出现脱离现实瞎指挥的情况。 事实胜于雄辩。苏轼为官，所到之处，均有建树。随手举几个例子：王安石执政期间，他“因法便民，民赖以安”。在徐州，黄河决口，形势危急，苏轼率领禁军，驱使准备逃离的富人返回城中，组织筑堤，加固城墙，他本人日夜住在城上，数过家门不入，终于保全城市，未受洪水侵害。在杭州，苏轼疏浚河道，修筑长堤，挖掘水井，在西湖中种植菱藕。其中，长堤修成之后，在上边种植了芙蓉、杨柳，远望如图画，被杭州百姓称为“苏公堤”，即今“”苏堤。苏轼二十年里两次到杭州为官，因为有德于民，家家挂苏轼画像，饮食之前，虔诚祝祷。甚至建造了生祠，以表敬意。在定州，苏轼整肃军政纪律，“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搏”，“部勒战法，众皆畏服”。终于使将吏有上下级之分，秩序井然。定州人说，韩琦之后，不曾见过这种礼仪。苏轼两次在杭州，两次在跟高丽发生关系时，均坚持原则，维护了宋王朝的尊严与利益。就是在倒霉透顶、没有什么实权的惠州、儋州期间，苏轼也能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人无贤愚，得其欢心”，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可见，苏轼为政，跟他的文艺创作一样，也是多才多艺，无臻不妙。 不难想象，倘若让苏轼做宰相，他也会像写作诗词散文、创作书法绘画一样，做得很出色的。对苏轼而言，左边是诗文书画，右边是社稷黎民，他能左右逢源。                                                  2011-11-4

苏东坡没做宰相是他的幸运吗？ 丁启阵   《宋史》撰写苏轼传“论曰”的史臣，就苏轼先后得到仁宗赵祯、神宗赵琐两位皇帝的激赏，却终于没能得到大用——即没有被任命为宰相，执掌朝政——发表感慨说：“……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 史臣认为，没做成宰相是苏轼的幸运。摆出来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因为欧阳修的赏识，苏轼得以与欧阳修齐名，他的才华得到了发挥，并没有遭到掩盖与抑制；另一条是，假如苏轼因为自我约束、韬光养晦，免去入狱、贬谪的灾祸，人生轨迹、所言所行发生改变，就不成其为苏轼了。 相信有不少人会赞同这种说法。 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它唯一的价值是安慰。安慰苏轼在天之灵，也安慰古往今来像苏轼那样怀才不遇之人。 苏轼与欧阳修齐名，跟后来苏轼曾否被任用为宰相，曾否因“乌台诗案”被投入大理寺监狱，曾否被贬谪到黄州、惠州、儋州，没有关系。早在那之前，苏轼已经写出了许多足以使他名扬天下的诗文佳作。即使没有遭受那些坎坷、灾祸，以苏轼卓越的文艺天赋和融会释道儒三家思想的人生观和心胸襟抱，他也一定还能不断写出优秀的诗文篇章。苏东坡的文艺风格与创作路数，跟屈原不同，跟庾信不同，跟杜甫也不同，并非磨难越多，就越能写出名篇佳作。“诗穷而后工”，苏东坡的情况有些例外。苏东坡的文思，不论其人生境遇的是顺利还是坎坷，都有如万斛泉源，能够不择地而出。 苏东坡能否做宰相，执掌朝政，能否避免一系列灾祸，自我约束、韬光养晦并非充要条件。王安石不是自我约束、韬光养晦之人，但是他曾两度拜相，推行新政。苏东坡因其高才狎侮诸公卿，固然不足为训，但也不见得是导致他没能做成宰相、屡遭贬谪的主要原因。苏东坡一生坎坷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站对队列，卡在新旧两党之间，两面不讨好。再者，以苏东坡的禀性，即使后半生仕途通达，甚至做到宰相，他也未必会“易其所为”，变成另外一个人。 说史论世，感慨作文，不能没有一点儿理想主义成分。希望苏东坡和古往今来像苏东坡那样有才能、有品位的人，一生顺利，位居津要，有更大更多为社稷黎民做事的机会，有什么不好呢？信守“历史不能假设”的教条，对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贤士遭逐、小人得志之类社会现实一概逆来顺受，照单全收，窃以为，决不是明智正确的态度！                                                      20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