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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长: 熊胆入药暂无替代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长: 熊胆入药暂无替代品 (2012-03-06)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奥巴马:不要轻言对伊开战 [中国早点] 雷锋不是小明 [中国政情] 拉萨市委书记:西藏要打赢3月敏感期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中国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   (北京综合讯)在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引发多方热议之际,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目前熊胆入药暂时没有替代品,并表示自己尊重大家保护动物的心情,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王国强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据《新京报》报道,他在被询及归真堂“活熊取胆”所引起的议论时说:“熊胆本身是复方,不是单一成分,要找到替代药物也不是很容易。现在加强科研,人工养殖也是可以的。”   日前,云南卫视制片人余继春在微博曝光归真堂以活熊取胆的方式抽取胆汁,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目前在中国共有68家获得政府批准的合法养熊场,被养殖的黑熊达1万只。其中,可取胆汁的熊有6000到8000只。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日前提出了“关于建议国家立法取缔活熊取胆”提案。他说,中国已进入了文明社会,不应该再使用古老方式取胆汁。“如此‘惟利是图’不仅有损国家的文明形象,而且在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方面会起到负面作用。”   和冯骥才一同提出提案的另一政协委员、艺术家韩美林也对胆汁的卫生程度表示关心。他说:“你给它(胆囊)造个开口,几乎百分百都要激发胆囊炎,而且实际上胆汁也是被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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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新京报:还原雷锋:最熟悉的陌生人

2012-02-27   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李禹潼 北京报道   专题统筹 闾宏 王佩玲 1959年,雷锋在鞍钢的夜校兼职语文老师时所拍,这是张人工着色的彩照。       1960年,雷锋入伍前留影,他穿着皮夹克。 雷锋在天安门前留影,脸上洋溢着纯真的微笑。 1958年,雷锋在武汉长江大桥下留影。 练投弹。 扶老携幼。 帮助乔安山学文化。 给战友王延堂送盒饭 。 雷锋在天安门前留影。 1960年7月19日,摄于沈阳军区体育运动比赛后,雷锋手上戴了一块手表。   二十一世纪,社会是否还需要雷锋? 3月5日的“学雷锋”活动已延续近50年。如今,人们对这个道德楷模,产生了各种疑惑:雷锋不计报酬的做事,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伦理;真实的雷锋是什么样子。 另一方面,中国正历经深刻的社会转型,经济快速发展,过度依赖消费,重金重利,信仰缺失,人心浮躁等社会病,让人们比从前更需要真,更渴望善,于是现在探讨“雷锋精神”,有种特别的意义。 避开雷锋光环,以平常心去重读,会发现他身上的纯真、善良,是一种普世价值。他的利他行为、见义勇为、节约行善,在当下社会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在此之际,新京报制作专题“雷锋@精神”。@在微博时代表示“传递”,专题含义是,“雷锋”传递一种对善的信仰。 专题有3期,第一期还原一个真实雷锋;第二期探讨当下社会需要怎样的雷锋精神;通过第三期,人们会发现雷锋的普世价值在每个人心中。 雷锋生于1940年。那一年,约翰列侬在英国出生,李小龙在香港出生。日后,三人皆为民众偶像。不同的是,雷锋成为一个全民学习的道德楷模。 1963年,毛泽东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此后每年3月5日,被定为“雷锋日”。 改革开放后,去除特定时代的铬印,重新发现雷锋的当代意义,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 雷锋周边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提供鲜活的记忆,慢慢拼凑出一个不一样的雷锋。直到2006年,雷锋在天安门广场骑摩托的照片,被出版界公开,一个健康、阳光、时尚的小伙子终于跃然纸上。 回顾雷锋22年的人生,会发现他是一名潮流先锋:戴红领巾、主动回乡当农民、当政府公务员、喜爱拍照片、发表文章、成为炼钢工人、穿皮夹克戴手表、参加解放军、学习《毛泽东选集》…… 这些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尚生活。在这些生活里,雷锋多了些美,多了些可爱的缺点,更多了些人性的柔软。 爱美“潮男” 这是雷锋人生中最长的一次旅行。 1958年11月,他拎着半旧的蓝布行李包和沉甸甸的棕皮箱子,皮箱里塞着当时最流行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一把幸福牌口琴,从湖南奔赴辽宁。 辽宁鞍钢在湖南招收工人。雷锋放弃当时时髦的开拖拉机的工作,进入钢厂。 那个年代,“钢铁工人”是年轻人最向往、最崇拜的职业。 武汉,雷锋途经的第一站。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下,雷锋神情庄重,突然开口跟同行的刘必华说:“原来全是钢铁啊……这需要多少钢铁啊!” 在修建才一年的热门景点武汉长江大桥下,雷锋拍了一张照,右臂上耷拉着一件外套,左手拎着一个印有鲜花图案的芦编提篮。 照片上,芦编提篮的鲜花曾在六十年代,被纪念馆的人用技术抹掉——鲜花在当时意味着“小资情调”。直到20年后,原图才被展出。 “雷锋爱美,爱照相。”部队宣传员季增曾给雷锋拍过很多照片。他说,雷锋逝世后,搜集到雷锋自己在照相馆拍的照片共54张。 武汉留完影,雷锋拎着鲜花提篮,来到北京。 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雷锋坐了许久,和一名执勤战士讨论“毛主席是不是住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问题。 之后雷锋在天安门前照完全身照,又瞥见旁边的青年跨着一辆摩托车,他跑过去,骑上去,也拍了一张。 这是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雷锋身体前倾,脚蹬皮鞋,一脸灿烂,仿佛正在长安街上飞驰。 1959年底,雷锋在鞍钢已是一名先进青年,月收入30多元。 他上下班总穿一套工厂发的劳动服和大头鞋,同事们劝他去买件流行的皮夹克,雷锋不肯,后来在女老乡的再三鼓动下,雷锋终于去商场买了件“光荣花”牌皮夹克,棕黑色的,天津公私合营华光皮件厂出品,定价44元,还有一条深蓝色的料子裤,一双黑色皮鞋,和一瓶“友谊牌”雪花膏。 宿舍里,同事们赞不绝口,都说“现代化的工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一天,雷锋老家的县委领导来信,寄语他在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艰苦奋斗,永不忘本。看完信,雷锋就不怎么穿皮夹克了。 “此人懂些哲学” 雷锋爱演讲。小学毕业那天,他走上讲台,面对全校师生,宣布他的人生目标:当个好农民、当个好工人、当个好士兵。 此后6年,雷锋都在认真完成这一人生规划。 小学毕业,他响应政府号召,回到农村当一个“新式”农民;鞍钢招工,他放弃舒适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成为一名学徒工;在成为一名先进工人后,他又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实现参军梦。 每次“跳槽”,雷锋的收入都在“减少”。 在农场开拖拉机时,每个月拿32元;鞍钢做学徒时,每月是22元;参军后,每月只有6元战士津贴。 在鞍钢,有一工人师傅问他,为什么要来鞍钢。他说,为了“1070”。“1070”是当年党中央定下的钢铁指标,要求1958年全国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 怎么处理金钱和职业的辩证关系,雷锋有他的原则。 毛泽东看了《雷锋日记》后则说:“此人懂些哲学”。 1959年,雷锋忙着参军。他身高1.54米、体重54.5公斤,还有鼻窦炎,这些都不符合参军标准。 此后,雷锋从钢厂请假,踏着山路,步行几十里,到辽阳市武装部。为了见武装部时任政委余新元,他在值班室蹲了一宿,随后向余新元说自己的苦难史。 雷锋在老家也曾用过这招。1956年,雷锋要争取乡政府通讯员的职位。笑容可掬的他,在组织部干事询问家庭状况时,脸色一暗,瞬间落泪。他还展示了一本自制的小册子“苦难家史和我的理想”,随后他成为乡里的公务员。 跟政委说完苦难史,雷锋在兵役局住下,他四处抢活儿干,引人注意,讲述他参军的愿望。 余新元被打动,他向时任辽阳市委书记曹琦争取,最后给出的权宜之计是,让雷锋获得一个候补名额,顶替到部队后复检不合格的人,成为便衣通讯员。 第二个阻力来临:鞍钢不出具政审表,称1958年雷锋进厂时没有原始档案。入伍计划再次搁浅。 仅仅7天,雷锋已赢得了时任团军务参谋戴明章的好感。雷锋曾在溜冰场用激昂的语调宣讲年轻人应当应征参军、保卫祖国,他每到一处都无例外的会招引许多人,听他进行演讲。这个场景让戴明章印象深刻:“他称得上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宣传员。” 在与各方通报后,戴明章动用了“特权”,在他掌握的新兵机动名册上填进了雷锋的名字。  自学与“诗情” 战友乔安山回忆雷锋时说,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雷锋和我们不一样。 怎样能尽早完成工作任务,在食堂开饭时抢着一份好菜,积攒下几块钱寄给家里,这些似乎是乔和身边的同龄人的命题。 雷锋不同,他会在夜里敲乔的门:“小乔,有电影,去不去?”遇上10里以外的地方放映,连跑带颠也要赶过去。 他还爱跳舞,接受新事物快,个子虽矮,但舞姿潇洒,颇得钢厂女员工的喜爱。 在雷锋照片中,还有一张雷锋文人气质的照片。 他脖子上围着“五四”青年式的围巾,手里拿着书卷,脚上穿着黑皮鞋,嘴唇红红,一副浪漫文人的造型,背景则是小桥流水。照片上的颜色,是后来人工着色的。 当时,雷锋在鞍钢夜校兼职语文教师。 雷锋虽然只有高小毕业,但一直爱看书。 他有个藤条箱子,里面放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沉浮》、《刘胡兰》等各种书。雷锋在老家农场时,女同事王佩玲总会向他借书看。 王佩玲在20世纪9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说,“有时我晚上到河边洗衣服,雷锋执意陪着我,并且把书本上或报纸上看到的故事讲给我听。我感到很幸福,少女的浪漫情怀得到了很大满足。” 在望城公务员的合照里,雷锋是唯一一个从夹克里翻出白色衬衣领子、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的人——这是60年代里文学爱好者的装束。 1958年,他写的《我学会开拖拉机了》,刊发在小县城的报纸上。 在农场,雷锋以自己经历为背景,写了篇短篇小说《茵茵》,小说开头是:“严寒的冬天,地上落了深雪,河里结了厚冰,刺骨的冷风阵阵吹来,似乎不许人再工作似的。” 雷锋作过9首诗,其中一首以“南来燕子”为意象,描述所在的团山湖农场的变迁:“这南来的燕子啊!你是这样轻快地飞翔,许是欣赏这美丽的景象:蜿蜒的八曲河像一条白银管,灌溉这片肥沃的土地,团山湖与乌山对峙,是天生成的一幅屏障。” 偶像也有缺点 部队宣传员张峻已80多岁,曾和雷锋有长时期的相处。雷锋能让他感动,因为雷锋是个普通人,有缺点,也会犯错误。 张峻回忆,雷锋也会年少轻狂,会偶尔向人炫耀一下他的军功章;他在外面做好事,常常会回得晚,在部队就是不守纪律,所以也受批评;他甚至直接到厨房自己拿吃的,炊事班说两句后,他气得“呱”就把盆摔了,第二天又主动去检讨,说自己做错了。 这些所谓的“小瑕疵”从未妨碍雷锋行使心中的善;也不妨碍雷锋省下钱、支援灾区支援人民公社建设;也不妨碍他做好事,不妨碍他见义勇为。 1960年八九月间,雷锋所在的团连续收到两封表扬信,表扬雷锋将积蓄捐给灾区和人民公社。此后,雷锋被安排作报告,去各地演讲,开始日益“走红”。 雷锋成名后,被拍摄的机会很多。最初面对镜头时,他有些羞涩,忸怩着,不知如何是好。报告的场合越来越多,照相越来越密集,雷锋也越来越懂得照相,他知道如何按照季增和张峻的意图去摆出姿势。 雷锋甚至给张峻拍了张照片。在一个午后,他摩挲着张峻的照相机,还没来得及弄懂如何调光圈,如何把人眼、相机和所拍摄的物体构成一条线时,着急地按下快门。 1962年8月15日上午,雷锋和战友开着卡车,运送棉衣,回到连里,装卸完,他们准备洗车。雷锋在车外指挥,卡车突然撞折一根柞木杆子,杆子砸中雷锋太阳穴,雷锋没吭一声,倒在地上。 12时5分,雷锋的遗体被蒙上白床单。 那年雷锋22岁。 拍摄故事 部队宣传员张峻老先生向记者说了,以下那些雷锋照片的拍摄故事。他说,1961年2月,中国的部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沈阳军区决定由政治部和雷锋所在的10团筹办雷锋先进事迹巡回展览,展览筹备小组准备用照片来反映雷锋入伍后的事迹,这样就需要补拍一部分照片。沈阳军区工程兵首长为此还专门做了关于补拍雷锋照片的指示:拍摄照片必须真实,必须是雷锋实实在在做过的好人好事。张峻草拟出一份补拍雷锋照片的具体内容。补拍照片的拍摄提纲是以雷锋1960年9月荣获“节约标兵”称号、事迹报告《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忆苦思甜》,以及他本人的口述、日记等资料为依据拟定的。 雷锋“情书” “小凌:给你写信的此刻,已经是深夜一点钟,我刚上完晚班回家,今夜整整忙了4个钟点,我真是很疲倦了。我拧亮台灯,坐下来给你写信,疲倦就立刻飞去了。宿舍里的人都已入睡。窗外繁星满天,明亮的月光从外射了进来。在窗内还可以看到田野里成熟的高粱、玉米、稻谷在随风摆动,好像在向我点头,在向我微笑,它们都好像要陪我给你写信似的。我是多么愉快呀,真是高兴极了。我相信你也会感到如此的兴奋,我有不知多少话要跟你说,却不知从何说起,谈话并没中止,写到这里告一段落。1958年6月” 这是雷锋写给王佩玲的信。雷锋一生有过3个最敬慕、最爱慕的女性。王佩玲是其中一位,她曾是望城县坪塘区的营业员,1958年,与雷锋在团山湖农场相识,此后雷锋去了辽宁。   部分图片选自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图书《leifeng+spirit》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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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北大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 公益 -新京报电子报 北大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 公益 -新京报电子报 本报讯 (记者王卡拉)昨日,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乌坎事件、郭美美风波、温州动车事件位列前三位,其中乌坎事件更是在最终评选中,以45票全票通过而位列榜首。 公共事件今年首次入选 据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介绍,从2009年起,中心每年都组织专家评选年度中国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今年,在推选提名和初步评选的基础上,高校学者、社会组织领导、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和媒体资深人士共同参与了最终评选。 今年当选的公民社会十大事件包括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包括公共灾难)、公民事件(包括公民灾难)和公共政策四大类。其中,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各占30%。公民事件占10%。而2010年当选的十大事件中,四大类型中缺少了公共事件,公益慈善则都是正面事件。相比之下,今年入选的事件更为均衡。 十大事件说明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评审团专家指出,2011年的十大公民社会事件反映出,公民开始多途径、多角度地参与社会建设。在一些方面相当强化,特别是公益慈善方面。参与的方式是以个人的身份和个体的权利来参与,这样的参与度大大增强,说明了公民权利意识的一种觉醒。政府面对频发的公共事件紧急应对正在成为常态,这也加大了公共政策出台的强度和速度。 “如果说2008年被历史标定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启动元年,那么2011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元年。” 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指出,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公民热忱和个体的权利自觉,通过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公民事件、公共政策四个领域,认真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 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1 乌坎事件:彰显基层治理困境,官民对话协商化解冲突 专家点评:在矛盾激化后,由于政府积极介入和信息公开,建立了有效的对话协商机制,将社会维稳与民众维权统一起来,成功化解社会矛盾,避免了行政力简单化处置的倾向。该事件对矛盾凸显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带来深层次影响,也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判断和冲突管理提供了成功样本。 2 郭美美风波:拷问红会,引发慈善大讨论 专家点评:“郭美美”的个人际遇触动公益进化论之大命题,推动慈善公益从边缘进入公共生活的中心,预示着社会的成长。 3 温州动车事件 专家点评:温州动车事件中的民间表现,既显示出社会对于生命的敬重与悲悯,更彰显问责政府的权利觉醒。借助网络平台传达理性诉求,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4 免费午餐:民间社会设置公共议程的典范 专家点评:免费午餐的价值不仅在于利用网络为动员和行动的工具,开启社会公益新模式;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在公共议程长期由政府全面主导的历史传统下,公共议程首次由民间引导,社会发酵而得到政府的良性互动实属罕见。 5 PM2.5检测纳入国家标准:公民行动争取环境权 专家点评:大众相互动员,不迷信权威,焦点始终执着于修订法规以接纳民意。同时,政府修正立场,承认大众立场的合法性,在修法中及时响应,权利主张与权力协调诚实配套。 6 小悦悦事件:叩问公民道德困境 专家点评:2011年,对道德沦丧的批判及对社会良知的呼唤再不会比这更强烈了,但当普遍性的反思都在谴责社会而不求诸己心时,“公民”又何在?唯一介草民陈贤妹的朴素一抱,成就了中国良心的最后救赎。 7 广东省出台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方案:民间组织发展迎春盼夏 专家点评:社会稳定,要靠培育和管理两条腿走路。广东省此举为民间组织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也为反思政府职能定位带来契机。 8 甘肃校车悲剧:影响公共决策,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公布 专家点评:校车悲剧及引发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对公共安全的公众焦虑。从事故追责、体制问责到公民捐献校车争议的多个方面,公众在此次危机事件中的发言最终影响了公共政策。 9 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引发中国NGO国际化争议,民间辩论展现社会转型内外压力 专家点评:公益的目的之一在于,尽最大力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公共利益,此一宗旨无分国族内外。但现实中的公益运作,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职能规范化有待解决。 10 “社会管理”进入国家话语:社会创新管理进程全面启动 专家点评:从“治安”到“管理”,两个字的改变,显示了国家层面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政策变化,也意味着中央直面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新情况,是中共治理思维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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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我与新京报》征文:贩卖闪亮的文章和闪亮的人

2011年11月25日 13:50:39        (这是为报社写的八周年征文,一百多位同事写了自己与新京报的故事,不少文章令人泪下,我写的偏闪亮一点。结集出书了,估计半个月能出来。)         潘采夫,1976年生,河南人。2004年12月来到新京报,在文化副刊部负责文娱时评版,断断续续做了7年,热爱编辑工作,醉心猫鼠游戏,埋雷成瘾,闯祸无数,办出“新京愤青版”。其间送文娱同事吃离别餐超过一打,终难逃7年之痒,于2009年6月辞职,进入网站,但浅尝辄止,当年速度回归,调到评论部,继续负责文娱时评版。2011年3月调入体育新闻部任,嘴脸大变,排雷成癖,名曰把关,愤青去矣。           贩卖闪亮的文章和闪亮的人      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2003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新京报创刊招人的广告,但没往心里去,没觉得这张报纸有什么不同。直到一年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失去了一次共襄盛举的机会。     那时候我在“联办”工作,就是办《财经》杂志的财讯传媒。2004年,一个叫王晶的年轻人找我,问我是否认识新京报的人,他想去求职。我没有一个认识的,没有帮上他忙。一段时间以后,王晶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入职了。     我那时才真正动了去的念头,但是也不太强烈,抱着姑且试试的念头,去找我的同事猛小蛇。猛小蛇是当时新京报文化部主编王小山的哥们,他把我的简历转交给王小山。不久王小山回话,说人已经满了,没有编制了。     王晶去了文化副刊部做文娱时评版,那块版后来我做了七年。王晶对我说,如果我想去,他可以给我李多钰的电话。我就把简历快递了过去,附上我做过的一些报纸版面,以及写的一些评论。当时我在中青报下面的《青年时讯》兼职做读书和专栏编辑,每周偷偷跑去两次做版,这份兼职持续了两年,一直到我离开“联办”为止。     快递寄出,很快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位于虎坊桥的新京报社面试,地址在光明日报的老楼里,八楼。     记得那天我要去东单踢球,就穿着一身运动服,背着一个运动包,跑到八楼。李多钰和王小山在同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王小山烫着一头懒洋洋的卷发,后来他告诉我那是自来卷。     李多钰笑吟吟的,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你是河南人吧,我给你分享一个段子哈:一群狼坐着京广线去南方,路过郑州的时候,下火车觅食,他们经过一个房子,听到里面有小孩在哭,有个女人在说话:‘你哭,你再哭,我把你从窗户扔出去喂狼!’这群狼听了这话,就蹲在窗户外面等,因为那个孩子一直在哭。一直等到天快亮了,孩子也没扔出来。狼们只好悻悻地离开,还感慨了一句:‘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忘了,记得嘿嘿干笑了两声,这算哪门子面试啊。出门的时候,王小山送了出来,说不好意思啊兄弟,没想到还能进人。这个当时还气质很倜傥的家伙,成了近十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的世界观,我的交往,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们,都受他影响太大了。           那些闪亮的姑娘们             记得第一天去上班,有几个品貌不端的小伙儿上来和我拥抱,他们都是体育部的。那时我已经给新京报写了一年的专栏,他们以为我去的是体育部,所以我在八楼第一批认识的,反倒是体育部的编辑们。     文娱部的同事我挨个认识之后,马上就被他们震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怎么把这么一坨神人给攒到一块了?很佩服李多钰相人的眼光,她有句名言在小规模流传:我就是以貌取人。不知这句话的真伪,有好奇者可问当事人。     那拨人我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个性,再找不到那样又扎堆又闪亮的个性。我最崇拜的是惊才绝艳的江海蓝,八零后小姑娘,北大才女,杂草般的黄头发用头绳一捆,浑身穿的丁零当啷都是链子,外形绝似长袜子皮皮。她的文字自由不羁又趣味盎然,记得给我写的一篇评论标题叫《莎士比亚的汤的汤的汤》。有次主编怪她编的稿子不好,这姑奶奶马上发表骇人的演讲:“拜托你他妈的用脚趾头想想,记者给我写的是一坨屎,我再怎么用金子包装它也是一坨金子包的屎啊。”后来她辞职去云南泸沽湖开客栈,临走前到主编的格子间里辞职,也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反正可怜的主编边往外跑边喊:“李总,暴暴蓝要打我!”暴暴蓝是江海蓝的昵称。     还有王春晖,会唱歌,整天跟乐队玩。报社有个晖迷协会,每到各种节日,她桌上总能收到鲜花,上面还从不署名,那肯定是同事送的。大仙一般的张璐诗,据说会四五国外语,包括广东话,她现在正在欧洲漫游,当时有一个叫“普罗米修斯”的外国男友。还有新京报第一美女天蓝,刚来报社的时候,到哪里都能造成交通堵塞,直到现在“一姐”地位也无人敢觊觎。出国留学的牛文怡,一下飞机就来了新京报。金秋还是业余在酒吧驻唱的艺术青年。张映光、周文翰是北师大二散仙。张映光留下的名言是:作为一个记者,你采到了就牛逼,采不到就傻逼,就这么简单。     王小山就是这帮神人的大头领。他是新京报喝酒文化的创始人,也是酒桌上的守望者。我们八点签片,每到七点多,他就开始敲着桌子催,你们倒是快点啊,这么慢还哪有时间喝酒啊,我们在南都的时候,版可以不做,酒不能不喝,世风日下啊!我们就嘻嘻哈哈地把版做完,找一个大排档,喝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再回家睡觉,下一天继续。     我没想到的是,我进入新京报,取代的竟然是王晶。他做文娱时评版不太让人满意,就让我接替,他改做记者,一个月后,他没通过试用期。王晶哭得挺痛,这是他很看重的一个工作。小伙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怒之下自学三个月法语,竟然考到了法国一所大学留学。几年后回来,又去南方都市报当记者。看来真有报纸情结。           袁伟时单挑纪宝成             记忆有些不清晰了,我记得编评论版约的第一篇稿子,是黄集伟写的。当时《天下无贼》放映,我不知道该找谁写影评,就给黄集伟打电话:“ 黄老师,我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我刚来新京报,不知约谁写稿,您能帮帮我吗?”黄集伟先是强调了一通他有多么多么忙,最后一句是:“好吧,我写。”那篇头条评论就是《冯小刚,毕业了!》。黄老师可能没意识到,这篇精彩的评论对我有多么重要,基本上属于“一举奠定了历史地位”那种。     但真正帮我奠定了地位的,是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那时我到新京报已经半年,虽然尚算称职,却是不咸不淡。年轻人需要大阵仗来博取名声,这个时候,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伸出了援手。     某天新京报报道,人民大学的国学院开始招生,那是校长纪宝成的重头项目。这个事情很好玩,当天《南方都市报》的文化部主编王来雨就写来一篇《国学需要弘扬吗》,为一次大讨论打响了头炮。第二天,人大一位中文系博士主动投稿,对王来雨进行反驳。我见到此稿,说实话有点见猎心喜,就给加了个“观点争锋”的栏目名,重点刊出,然后又约王来雨再次反驳。一来二去,火药味儿浓了起来。王来雨又给我推荐了正在上博士的王晓渔,1977年的。王晓渔又推荐了徐来,1979年的。一个比一个年轻,文字一个比一个老辣,让我看着稿子,幸福得直哼哼。     但这样有点小打小闹,需要给“战事”提升一点级别,邀请重量级人物出山。我给袁伟时教授打电话,他在电话里笑嘻嘻的:“我已经答应你们前面的版了,不过一千多字,不解渴。”我赶紧以篇幅诱之:“我这边给您一个整版,您随便写,最多可写六千字。”老袁同志有点动心,答应写出来给我,顺手把约他稿的曹保印给拒了。     6月12日,袁伟时文章发到,我排上版,字数不多不少,删一字而不能。付型给王小山看,他一气看完,抬起头的时候叹了口气,说了四个字:“牛逼大了!”     这就是我职业生涯里刊发的最轰动的一篇文章:《评纪宝成校长的“振兴国学”论》。文章刊出之后,战争烈度果然飙升:新儒家陈明、蒋庆,自由派学者,人大国学院派出的代表,还有各路青年才俊,都纷纷加入战团。人大国学院教授袁济喜主动投来一篇痛骂袁伟时稿子,本着公平原则,我也是全文刊发。而徐友渔不肯袖手旁观,也拍马横枪单挑袁济喜,一场大规模国学论战爆发了。     袁伟时的那篇评论让我获得了总编辑奖,奖了一千块钱,我写邮件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袁老师。过了几个月,他写来邮件,说那篇评论被《新华文摘》选入了,于是作为奖励,广东省委宣传部送他五千块钱。邮件里袁老师相当得意:“原来袁伟时比李耀军还要厉害啊!”     这样的争论,让我真正找到了做评论版的乐趣。当然也乐极生悲,2006年,纪念鲁迅诞辰七十周年特刊,李多钰交给我来策划,我就弄了个名字《纪念的狂欢:一半是塑造,一半是还原》,里面最有趣的一个版是我写的《和鲁迅的虚拟对话》。我以现实的社会现象问鲁迅,他以自己著作中的原话作答。结果正是因为这个版,这份特刊在印出后又销毁重印,把虚拟对话版毙掉了。     遭到销毁命运的版一共有两个,除了鲁迅那个,还有一个《秦桧与秦淮十二艳》的评论。第一篇的理由是恶搞历史文化名人,第二篇的理由大概忘了,好像是改动了对秦桧的历史评价吧。     几年之后,我请黄集伟喝酒。他听说我不做文娱时评版了,就送我一个礼物——正是当年我做的那个版,他收藏了,七年之后从报纸堆里翻找了出来。纸张已经泛黄,他找了个镜框,把版样放进去,送给我留个纪念。头条就是黄老师的那篇评论,下面是“魔岩三杰”,最下面是刘德华,“写在边上”的栏目当天主持是王春晖(松木)。           新京报的人口贩子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创刊时,新京报很少大规模公开招聘,更多的是同事私下推荐。包括创刊时候,也是呼朋唤友投奔新京报,本来都是一个论坛上混的,突然某天全成了同事,那开心的样子,真有点像去二龙山搞聚义。     王晶是通过王春晖加盟的,他又给我提供了渠道。所以,我到新京报之后,就顺手把“贩卖人口”这个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了。     徐来是在国学大讨论时认识的,我的评论作者,2005年他才24岁,学问大得简直没有边,供职于《东方早报》。他的文章我都给署上“徐来(上海教授)”,以示滔滔敬意。一次去上海参加朱大可的活动,终于见到了“金童”徐来本人,果然灵气逼人。遂引诱之。没成想不久之后,徐来就抛来秋波,向我打探新京报的“行情”。我在大办公室奔走相告:“徐来教授要来了!”     徐来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女朋友黄维嘉。很快我就发现,这位写文章敢情比徐来更好。这点成就,足以使我在炫耀中度过余生了。     戴婧婷也是我的作者,这位北大小姑娘,研究生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是郝建老师的学生。她组织过北大第一届同性恋电影节,给我写第六代电影的影评,文字清秀又来劲,又让我动了邪念,终日勾搭。结果戴老师一毕业就来新京报报到了,并且接替我做了两年文娱时评版,我则晃荡着不知干了点啥。     武云溥来新京报,其实我只能算得上“亦有贡献”,但吹牛吹到酣处,一顺手就把功劳据为己有。其实是王谨把武云溥的简历发给我,我又发给了萧三郎。但青年才俊的举荐权,还是很吸引人的。     于德清认识的更早,是先成为朋友后成为作者。他在《华夏时报》的时候,就帮我的乡亲们讨过薪。后来华夏又欠他薪,我就推荐来新京报。结果他当时没听我话,去了新浪,受尽摧残两年后才迷途知返来了新京报。     卢漫是我最后一个推荐进来的。这个小姑娘刚毕业,就立志要进新京报。我约其见了一面,感觉很漂亮,也很爽利,听说刚失恋。本着为新京报单身兄弟们考虑,我就赶紧推荐给了王悦。现在她已经是社会新闻部的一把好手了。               上一篇: CBA,你怎么让肉鸡飞起来?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1)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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