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在上海或新加坡找一个清洁工的孩子，让他跟西方精英阶层的子女一起参加标准化考试，猜猜谁会胜出呢？根据最新调查结果，西方小孩与亚洲同龄人的差距相当于落后了整整一个年级。自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2001年首次发布全球教育水平调查报告以来，西方家长越来越普遍地感到焦虑，而最新调查结果无异火上浇油。在英国等国家，以前家长们只要看到学校毕业生成绩逐年提高就满意了。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与地球另一端学生的成绩相比较的结果时，许多西方人都大吃一惊。 英国教育部长伊丽莎白•特拉斯(Elisabeth Truss)今年2月底曾率团前往上海作实地调查，希望找到当地学校有哪些可取之处。然而，在政界人士急于复制远东高分国家的成功秘诀之际，他们有可能得出错误结论。与特拉斯在英国诺福克郡(Norfolk)西南选区的学校相比，上海的学校非常不同。但并不是所有这些不同都促成了上海学生的优异表现。有些不相干，有些甚至有害。还有些可能是她碰巧所访问的学校的特质，并不具备代表性。想指出好学校与差学校的不同，并得出你已发现高分秘诀的结论是很容易的，但同样也是偷懒、不科学和错误的。 东亚国家平均测验成绩最高不假，但测试结果也最不均衡。其优等生与差生之间的差距大于其他任何地区。难道为了提高平均成绩，英国的教师们就要去拉大学生之间的差距吗？当然不。并无证据表明，东亚学校成绩的不均衡对提高标准起到了作用。西方国家不应在尚未摸清对手致胜手段之前，就盲目复制他们的方法。 既想提高总体成绩，又想减少成绩不均衡的政策也有——那就是在教育系统引入竞争机制。此举能迫使那些表现不好的学校改进，否则它们的学生（以及经费）将流失到英国的“公办民营学校”(academies)或美国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等提供商，后一类学校与资助机构之间存在较大的独立性。但是，此类措施仍有争议。辩论的核心往往是，在最重要的学生成就衡量标准上，公办民营学校是否比其他学校表现更佳？ 这些争辩没有抓住要点。很难确定一所学校之所以表现突出，是因为它是公办民营学校，还是它的经费更充足，亦或是它所吸纳的学生本身无论在哪儿都会表现优秀？拿少数英国公办民营学校的成功作为实例，并不比盲目复制高分国家的教育方式好到哪儿去。 哈佛大学(Harvard)的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和慕尼黑大学(Unviersity of Munich)的卢德格尔•乌斯曼(Ludger Woessmann)都是教育经济学家，二人最近的一项研究突破了上述短期视角，用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竞争是有效的。他们巧妙地引用了一个历史上的意外事件。19世纪时，天主教遭遇影响力危机，因为新教政府设立的学校系统超出了教皇的影响范围。梵蒂冈的回应是，建立自己的学校。这一竞争性学校系统的早期尝试的影响延续至今，其形式就是一种平行的教育体制。 教会在各地的影响力并不均衡。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天主教仍是一股政治势力，教会没必要与政府竞争。在其他一些国家，天主教虽属少数派宗教团体，但信徒数量可观，与公营教育体制竞争的教会学校在这些国家开展得最为成功。韦斯特和乌斯曼发现，梵蒂冈的努力给这些国家留下了一份遗产——学校间的竞争，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都很高。即便在计入一些影响成绩的社会经济因素、并据此进行调整后，这种竞争效果依然存在。 有些批评者担心让学校互相竞争会深化不平等。他们认为除非某些学校教育水平过低，否则竞争没有任何意义，再说总会有一些学生无法离开烂学校。但竞争可以迫使落后者改进。事实上，有证据显示，从国际测试看，竞争实际上减少了家庭背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西方学校需要做得更好，但复制高分国家的教育制度并非正道。 注：加布里埃尔·萨尔格伦(Gabriel Sahlgren)为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研究员，朱利安·勒格朗德(Julian Le Grand)为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 译者/曲雯雯

Joe Studwell新書，談論亞洲，卻選擇性遺漏香港。是他不理會香港嗎？ 他以記載近代亞洲經濟發展史及富豪軼事而成名，去年出版新書 《成與敗：亞洲國家的經濟運作之道》 ，剖析日本、南韓和台灣為何經濟成功，中國亦步亦趨，而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則失敗。 圖片來源：八旗文化網頁 作者歸納出三個秘訣。首先，台日韓三地政府在戰後實行土地改革，以家庭農業增加產出，創造巨額儲蓄和內需市場。其後是政府推動工業，實行出口規訓，要求提升生產技術和強迫本國製造業出口產品，質量達至國際標準，淘汰品質差劣的企業。第三是政府不統一補貼工業，而是控制銀行業活動，集中資本到小農業和製造業，促進長遠經濟發展，而非短期獲利，又盡力阻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干預本國財金政策，例如開放市場。東南亞政府要麼不去做，要麼沒有決心。 Studwell明言這個分析不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因為香港是個離岸中心，競爭力「來自其專業化的貿易和金融服務，同時卻享有比其他國家更低的結構性日常開支」（第16頁），在財政上較其他地方佔優，而且香港不能獨立存在，要依賴其他地區。 他的解釋，只是部分正確。香港的財政結構固然跟周邊國家不同，但的確出現一陣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發跡史，並反照出政府不推動工業的缺陷。 ——————————————————- 睇數：製迼業由盛轉衰 在1971年，香港有47.0%的就業人口從事製造業，到1981年跌至41.2%，1991年26.1%，到2001年的6.6%， 2011年 的3.1%。在1987年， 87.6萬 人從事這行業，1991年仍然有66.5萬人，2011年只留下11.2萬人。 相反，服務業的僱員，由1971年的佔41.3%，到1981年的佔47.1%，1991年的64.3%， 2011年 躍升至88.7%，共318萬人。 當中，從事金融和保險，地產以及專業及商用服務的，在2011年有19.2%，68.9萬人。 看看 GDP數字 ，跟貿易、運輸、金融和地產等相關的服務業佔香港GDP比例，由2000年的87.3%，增至2012年的93.0%，達1.87萬億港元。 同期的製造業比例，由4.8%減至1.5%，只有306億港元，不到服務業的2%。 回頭一看，在1997年，製造業比例是6.5%，1981年是22.8%，1971年是28.2%，佔總GDP超過四分之一。 比較一下，服務業的比例，1971年只是62.7%，製造業的貢獻是服務業的45%左右，大得多。 ［注意：政府統計處 曾經改變計算GDP的方法及數字 ，因此比較只作參考之用，並非完全反映兩個行業及年期的差別。］ ——————————————————- 製造業式微，不僅是北移的故事 本地製迼業業式微，故事不僅是廠商壓低成本，北移工廠這麼簡單，還有工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不能協調，港英政府沒有積極扶持工業，廠商沒有升級產業等情節。過往讚譽的製造商靈活多變，大抵是善用親屬和同鄉網絡接收多方訊息，壓低成本。當然，沒有冷戰隔絕中國和西方貿易的背景，香港工業發展史一定被改寫。 要闡釋這些觀點，很複雜。學者 李劍明和羅金義 ，以及 趙永佳和呂大樂 整理一系列解釋香港工業演變的文章。下文為當中精粹： 主流史或殖民史中，香港工業化只被視為一個戰後現象。在二戰之前，香港製造的產品不只在國內市場銷售，也行銷世界各地。主流史忽略戰前工業化的原因之一，是製造業部份的發展完全在殖民地計劃和西方經濟活動之外。（李和羅，導言） 在香港的英國商人努力使政府維護他們的商業利益。這些龐大的利益來自銀行業、貿易和地產市場，並通過不斷發展中的轉口貿易進一步積累。其力量之大，足以反對政府增加稅收和支援不直接跟貿易相關的開銷。（李和羅，導言） 結果，殖民地政府不會大力介入工業政策，「因為工業資本家和商業金融資本家之間的利益並非協調一致，而工業資本家（以華資為主）在殖民地政權結構中只處於邊緣位置。因此，殖民地政府拒絕了工業資本家的訴求，包括獲得更便宜的工業土地和建立工業銀行。」（李和羅，導言） 政府並非奉行自由市場（例如她大力興建公共房屋，間接減低勞動生產成本），卻用此為名，不直接支援工業。即使工業化有可能在不干預政策之下進行，香港能否進一步發展經濟，依然取決於技術能否升級。香港的工業以出口為主，其主要特徵是通過國際轉包進行原配件生產（OEM），香港製造業的競爭優勢是低工資和低度的產品多樣化，其設計和技術含量偏低。（李和羅，導言） 因為政府的「自由市場」擋戰牌，以及金融部門不配合，工業家發展出一項生存技巧，就是投資工業時， 投資者的願望是尋求快捷的利潤 ，於是要靈活對應市場轉變。當時大部分的企業也是中小型，靠著西方和日本的訂單生產貨品，不涉及自主研發。然而，這又限制創業家升級技術，碰上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工廠地皮價值和工資上升，廠商轉移產地，不少的落腳點是廠商的鄉下，前店後廠。香港製造競爭優勢就逐漸消失，轉戰金融地產業。不少低學歷的工人在服務業掙扎求存，並成為香港社會階層二元化的主因（趙和呂）。很多香港人也懷緬當年，人人胼手胝足，共創繁榮。 ——————————————————- 四大支柱　六大產業　成效有限 上周五，中國總理 李克強說 ，中央政府繼續支持香港，保持並且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內地正擴大開放服務業，香港可乘著專業優勢，「近水樓臺可以先得月」。這是重覆香港在國家 十二五規劃 的定位。 新書《以銀為本》指出，四大支柱和六大產業，看似是運用知識型經濟的優勢，推動香港經濟。但這些垂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 很簡單，有了以千萬計的自由行旅客，藥房只要儲備足夠奶粉、藥物和化妝品，財富自會滾滾而來，還會有空思考新業務麼？單是沙田市中心的幾家商場，就有四家屈臣氏，三家萬寧，還有至少五家藥房。商鋪租金高昂，只有連鎖店才能付得起，個體戶和自家品牌越來越難生存。從業員即使賺取不錯的入息和佣金，但晉升階梯有限。 王慧麟近日也撰文評論重點產業，前景黯淡。例如 環保產業 ，政府的環保政策龜速推行，廠家看不到前景，不敢冒進。假如不是因為立法會否決堆填區撥款，相信政府不會財政支持回收業。沒有足夠人力支援，醫療產業只會空中樓閣（或者一窩蜂做產科生意賺錢）。香港物流業成本效益已到瓶頸，深圳港的吞吐量將慢慢拋離香港。 香港機場 可與泛珠三角機場優勢互補，但至今仍未解決空域重疊，廣州白雲機場就積極擴建，追趕香港。 ——————————————————- 往積不良　難看未來 時而勢易，過去香港的工業榮景，是一連串的政治經濟因素促成，難以重製。再者，國家規劃的香港，不會是個工廠城市，就連廣東省也籌謀升級轉型，發展高端製造業，例如電子器材、機械、環保設備等。即使重製，政府和廠商有否能力和決心追趕產品質素，也是疑問（正如上文提及的服務業呈現more of the same的趨勢）。 經濟學者曾澍基 在2003年 指出重點。香港經濟結構要成功轉型，「不可能依靠市場力量驅使企業自發轉變……政府應該轉變為提升本地競爭優勢的主要力量」。他遙遠呼應Joe Studwell的政府介入主張。（當然，如何避免政府過份扶植 財閥 ，導致貪污和利益輸送，反過來減少競爭，甚至控制政府，這是一大疑問。） 《以銀為本》 提倡搵慢錢，漸進、穩定、紮根土地，立足群眾的投資，減低資本流動對社會的衝擊。有了產業政策，才能討論人口政策，例如挑選短缺移民類別，和構思投放何種教育資源。李克強總理矢言「向污染宣戰」。如果香港認真實踐六大產業下的環保產業，既改善香港的環境質素，提高社會整體的健康水平；並開創科技產業，推動自主研發，同時亦能驅動勞力密集工業，說不定日後科研成果還可出口內地和外地，配合國策，同時養活萬千香港人。 主題圖片：星光實業總寫字樓。該公司以生產「紅A塑膠產品」聞名。（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原文刊載於 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