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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广 | 自由与管制之间:中、美、新互联网管理模式对比

Associated Press / Reporters 2014-02-28 13:37 政见网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其组织架构浮出水面:习近平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担任副组长。这是继中央深改小组和国安委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成立的第三个由最高领导人牵头的超级机构。它也意味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被提高到空前重要的战略地位。 信息的自由传播是互联网的核心精神,但很少有人同意网络可以脱离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从茉莉花革命到 斯诺登事件 ,互联网管理中发生的种种碰撞一直引人关注。如何在控制非法信息传播的同时,保持互联网作为信息自由流动载体的优势,是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难题。 目前,大部分国家都有专门或者间接针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立法,但是不同的国家采取的管理模式和路径迥然不同。来自哈佛大学的法律硕士Jeffery (Chien-Fei) Li在他的论文《互联网管理还是互联网审查:中国、新加坡和美国互联网管理比较》中,对上述三个国家的互联网管理模式进行了详细对比,从国际法的角度总结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利弊得失。 作者认为,由于互联网与现实世界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针对互联网的法律与针对现实社会的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例如,在社会规范方面,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用户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可能与现实社会中并不一致;从市场角度观察,互联网市场的范围和交易模式和传统交易也不一样;在实体构造方面,由于科技的迅速进步和软硬件的更新换代,也使得针对互联网的管理模式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各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管理模式,例如,知识产权的概念在美国社会长期受到重视,所以它在美国互联网管理当中也占据了核心的地位;而在中国,相关社会观念并未成熟,所以相关的立法和管理也相对滞后。 作者将中国、新加坡和美国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分别归纳为审查许可模式、分类许可模式和政府民间合作管理模式。 中国模式的法律基础是2000年9月国务院通过并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中国的审查许可模式具体分为三个方面:第一,许可证制度要求互联网提供商在取得政府许可之后才能进行互联网信息服务,否则将会面对网站关闭和罚款等惩罚。第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信息服务必须合法,否则将会丧失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的资格,这就使得它们必须加强自身内容的审查。第三,通过国家防火墙的建设,大范围屏蔽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互联网信息和其他涉嫌违法的信息。 作者认为,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模式之所以招致国际社会的不少批评,主要是因为其原则并不明确。例如《办法》第十五条列举了九项非法的互联网内容,但是当中的许多内容——例如“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散布谣言”等——缺乏更加明晰的定义,有可能与《公约》当中的必要性原则相抵触。 新加坡互联网管理模式相对简单。与中国针对内容的过滤和审查不同,新加坡以《广播分类许可法案》为法律基础,规定互联网内容提供者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需要取得许可。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控制并不严格,绝大部分内容提供者和服务提供商在建立之时就会自动取得许可,少数组织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网吧等则被要求在实际运作14天之内注册。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法案》规定上述机构必须遵守相关法律,但并未对违法之后的惩罚措施做出任何规定。所以,目前相关法律在实际操作中也仅仅是象征性的。 美国的互联网管理采用的是政府和私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合作的模式。政府要求内容提供商和信息服务提供商与政府合作,监控和阻止非法内容的传播。与中国模式相比,美国政府要达到的管理目的相对简单,主要分为国家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方面。在实践中,除了未成年人保护受到的争议较小外,其他两个方面都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批评。“9·11”后,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政府通过了《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赋予了政府更大的监控私人数据的权力。尽管9·11对社会所造成的心理冲击使得政府扩权时并未遭到严重阻力,但是越来越多人质疑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管理手段是否必需。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争议则更大,许多人认为知识产权内容宽泛,以此为目的的管理有可能被政府滥用,从而损害信息在互联网的自由流动。 基于以上比较,作者总结说,要想使政府对于互联网的管理正当化,就必须使管理目标明晰、具体并且合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所面对的争议根源都在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缺乏更加具体的解释和指引。另外,政府所采取的手段必须是达到上述目标所必需的,过分宽泛的管理措施有可能伤及无辜,也容易招致批评。这两点不仅是国际法对于政府的要求,也料将是未来各国互联网管理的发展方向。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政见网 ,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你可能也感兴趣的内容: 斯诺登之后民间如何制衡老大哥的监视? 下一代的网络抗监控? 作者 “政见” 是一个独立网站,介绍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样分析中国的。致力于发掘海内外学者和智库的智慧成果,引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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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程恩富 侯为民:当前中国七大社会思潮评析

   当前,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可能性和走向均与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实际上都渗透在或者说反映在下列七大社会思潮之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折衷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这里的社会思潮是一个中性概念,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也算其中的一种思潮。    一、六大社会思潮及其评析    在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中,除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仍在发生作用,也常常会涌起各种新流行的、或旧思想经过包装的思想流派,在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思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也不例外。当前典型的传统思潮主要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等流派;在包装过的思想流派中以民主社会主义和折衷马克思主义最为典型。相对而言,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的盛行,更反映出思想界斗争的激烈化。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思想流派,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三个化”。    第一,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的非调控化(自由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金融、贸易和投资等一切都自由化,让私人垄断集团及其寡头自由掌控国内外经济、媒体、教育和政治等。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为了达到政府不干预经济的目的,他们同时主张小政府、弱政府。当然,我们也主张小政府,但是要建立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国家的功能作用要大,人大政府的作用要强。比如中国现在党政部门太大,应该实行大部制,应当大大地压缩党政部门,这是笔者20年来一贯的主张。而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人员要少,机构要小、作用要小。无论是打着改良自由主义,还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名义,新自由主义都避免不了其理论所固有的原始的、简单化特征。[1]57其背后的真实目的,则是希望垄断组织的作用大。    第二,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主张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第一代表人物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教授。他主张土地、企业、学校、邮政、矿山、公共设施和交通铁路统统要搞私有化。    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福利个人化。他们反对建立福利国家,反对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这是中外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特点。但是中外的学术界以前没有这样概括。在中国,他们反对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等。    中国赞成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的人数不多,但以北京大学张维迎和姚洋教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实践中具有长久的历史,近年来在中国日益活跃。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如下主张: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构成和来源的多样性。他们把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都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和构成,将多种思想观点熔为一炉,冠之为“多元化”和“思想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杂烩。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他们主张多党竞选和轮流执政制。他们宣称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宣称共产党一党执政无法反腐败,主张包容一切阶级而应当不提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主张共产党员可以信教。    第三,在经济制度上,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声称生产资料主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强调不要区分公有制与私有制。他们主张在维持私有制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并维护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贬低邓小平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共同富裕思想。在最终目标上,他们认为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空想。    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国防大学辛子凌、中国人民大学谢韬教授等,代表性刊物是《炎黄春秋》;代表性网站是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该网自称又名为中国资产阶级网)。    (三)新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是近年新生的思想流派,与新自由主义相比,新左派至少有如下两大主要特点:    第一,新左派批判全球化。他们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而自由主义者坚持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内部,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改革要同步推行新自由主义。    第二,新左派批判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彻底地背离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再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而在新自由主义者的歪曲性视野中,市场并不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不合乎西方的政治权利不平等是腐败、权钱交易的结果,经济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专制。    新左派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来不断地吸引公众注意,从而影响经济政治文化。不少新左派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新左派的主要理论阵地之一是“乌有之乡”。其主要创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副教授,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博士,不过他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但又赞成公有制,激烈反对新自由主义。    尽管新左派往往试图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说话,他们的某些批评和政策主张,实际上也难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但是某些讨论和论著曾不断产生积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例如,留学美国的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曾用西方的博弈论,用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以南街村为例来论证为什么集体经济会有高效率,并强调毛泽东时代“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早于西方的后福特主义管理理念。    (四)复古主义思潮。复古主义又称崇古思潮,主张以中国“先王”、“古圣”为最高人格理想,以古代社会为理想社会,目前几乎渗透到中国意识形态的每一领域,成了一股上升的思潮。    复古主义者推崇古圣先贤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念。他们赞扬孔子的“仁政”、“泛爱众”等重民思想,崇尚道家的自然人生、超脱与自由的精神境界,主张用大力发展佛教和基督教等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他们认为近现代西方理论不行,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近现代西方的理论,都过时了,而前两千年左右的中国古代儒释道等思想是中国自有的,治理当代中国必须以此为指导。推崇古圣先贤的伦理观,认为完美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仁义礼智信和天下为公等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    复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邓小军、蒋庆。邓小军著有《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结论是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即在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上与民主思想具有一致性,故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可以而且应当合乎逻辑地结合。蒋庆被誉为大陆新儒学最雄辩的民间代言人,出版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蒋庆认为,中国儒学除了心性儒学传统之外还存在一个政治儒学传统,而这一政治儒学传统乃是足以代替西方政治传统解决中国目前政治需要的伟大资源。他是在批驳邓小军的基础上阐明这一观点的。蒋庆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之间的结合包括“当不当”和“能不能”两个方面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既不当结合也不能结合。    有的崇尚复古主义的大商人,甚至提出移民国外几亿人去占领国际市场的建言。事实上,儒学不能够也不应当在政治(或国家)层面上去复兴,而只能够和应当在社会和个人的伦理层面上去复兴,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之中。国学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复古主义肯定是行不通的。新加坡是以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基础和主导,外加一些儒家的传统和举措,并非就是儒学治国。    (五)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折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把矛盾双方不分主次地并列起来、把根本对立的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混同起来的理论和思维方法。    有的经济学教授在给省部级领导讲课时赞扬私有制的优越性;把自私自利看成是人的本性,赞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并只承认人的自私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片面强调效率而完全忽视公平。[2]11-13其观点完全代表有产者,对受剥削的劳动者冷漠无情。笔者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上撰文,阐述了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的四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3]16-29对之进行了批判。其实,西方已有日渐增多的文献探讨利他经济人假设和理论模型,利他经济人假设对制度安排、诚信建设和荣辱观教育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更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    由于这位教授在倡导用现代经济学驾驭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时候,没说反对马克思主义,还在文末贴了一段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将其归为折衷马克思主义。    又有一位哲学教授在其“所有制问题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1]一文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目的,调整和改变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这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强调我们不必过分关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问题,而应更多注意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成果能够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这里的大多数人所共享,即共同富裕,是撇开了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抽象的共同富裕。这位哲学教授还有关于两个劳动价值论等言论和文章,貌似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思想解放,实质上曲解了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公有制比重下降真的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吗?不必讳言,当前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中,国有经济下降到不足1/3,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已上升到2/3,这势必造成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邓小平晚年告诫我们,“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4]1317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5]71可见,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态度也是一贯和明确的。所谓“公有制比重下降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的说法,是解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消蚀剂。    还有一位党建教授在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著文认为,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观地研究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党的利益的关系,把党的利益摆在恰当的位置上。[2]他的这种说法显然与《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相违背。《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党章》指出,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折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中央党校的王东京、董德刚和王长江教授等,他们都是中央领导批评过的学科带头人。    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科学发展走向中,折衷马克思主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商榷对象之一。要搞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对日渐盛行的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评析。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617.html 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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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乌克兰变革:中国官媒重提“冷战”思维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当局在2月22日 乌克兰一日变天 后,迅速收紧网络评论,但无法压制住这场变革给中国民众带来的鼓舞,受网络打击而沉寂一时的新浪微博重新迸发了活力,以乌克兰变革影射中国时局的内容让当局备感棘手。网友”慕容一村”的微博颇具代表性:”乌克兰的列宁像已经倒了,大明朝的魏忠贤生祠还能挺立多久?亚努科维奇已经落逃走了,周厉王、商纣王和隋炀帝还能坚持多久?基辅的曙光已经临近了,长安的月亮还能圆润多久?”有很多网友还将乌克兰广场革命与25年前的”八九民运”对比,借此指责中共当局对民众的镇压。 就在2月22日之前,中国官媒以”乌克兰国内动乱”为导向进行了大量报道。宣传策略之一为”民主倒霉论”,称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追求民主的结果并不乐观。随着乌克兰局势迅速变化,中国宣传部门也迅速调整了舆论导向。2月27日,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冷战思维,该翻篇儿了》,称这场变革,西方舆论借乌克兰变局剑指俄罗斯,重现”冷战历史”。文章还称:”西方一些人对乌克兰未来如此上心,暴露了他们对俄罗斯的危心。冷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理论,仍左右着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西方一些人依然对俄罗斯满怀抵触。” 2月26日,中国另一官媒《环球时报》也引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慎防乌克兰沦为新冷战前线》,称”若俄罗斯同欧美接下来继续交锋,乌克兰危机不无可能升级为一场新的冷战。” 他们反对的是威权政府的腐败 旅居荷兰的时政评论人立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中国官媒宣扬乌克兰局势背后的”冷战”,其实是刻意夸大了乌克兰内部支持俄罗斯和支持欧盟的民众的分野,立里认为,乌克兰此次变革主线是民众反对威权政府的腐败,而非民族主义主线,因此他对未来乌克兰的局势表示乐观:”周围的各个大国都是 反对乌克兰分裂 的,即使有分裂的倾向也会受到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压力。另外亲俄罗斯的这些人,他们也并不是支持亚努科维奇的专制;亲欧盟的这些人也并不是觉得欧盟对他们一定怎么好,而是觉得欧盟是更先进、更民主的大家庭。但他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族裔冲突,表现更多的是针对共产专制的特征。” “官媒转换宣传方向,意在消除对中国民众影响” 立里认为,中国官媒不断转换宣传方向,意在消除 这场变革对中国民众的启示和影响 :”甚至我们会观察到这一点,凡是人民反抗政府的抗议,无论反对的政府和中国政府好或是不好,意识形态是否相近,无论是谁,他们都会站在政府维稳的一边,因为这是代表它的利益的,他们就是想维持政权,也就是说无论是非,只要权力。它的原则不在于是非或意识形态立场,也不在于是亲俄罗斯还是亲欧美,在于维持现政权。” 立里还表示,乌克兰变革使革命话题重回中国,击破了中国当局自”八九民运”之后”革命与暴力相连导致动乱”的宣传:”至少在知识界、在很多网民心中,革命的话题重回话语空间,事实是有说服力的,乌克兰的革命基本是一次和平革命,暴力不暴力的问题取决于当局怎么做。”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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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

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他就职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拍摄于2013年4月27日) 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 一、我的成长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我爷爷那一辈是文盲,父亲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1950年代末,父亲初中毕业就被保送内地大学读书,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在南疆军区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亲28岁时在文革期间惨死。当时我仅2岁,弟弟只有11个月,由在阿图什当汽修工人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弟4人长大。父亲当年的同学今天多已成为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我们虽以父亲为傲,但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死的,由于长辈不愿提及往事,也不懂得当时复杂的政治,我并不知晓。 1980年,我大哥15岁时当参军,很快转入地方,期间先后在上海、乌鲁木齐,大连,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进修,先后担任阿图什市团委干部,书记,克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书记,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州民政局局长,现在是克州交通局党委书记,州政协委员。我二哥很早就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现在是克州公安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除两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某种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公安系统家庭。不过,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这些年颇受牵连。 1985年,我16岁考入内地求学,离开故乡,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就读。在学业上,我深受施政一、陈才、张克武等教授的影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个维吾尔青年的教诲,不忘他们对新疆、对维吾尔社会的真切关注,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大学工作,曾任系团委书记,后于1994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国外经济学选读,新疆经济的教学,期间曾于1996年自费在韩国留学,于2001年在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下交换到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进行《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2003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国际贸易事务》,《国际结算与信贷》,《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1994年前后,我就开始对新疆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除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西部发展报》等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外,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论坛,民族经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过在南疆喀什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我的专业研究能有更广阔的视野,除英语外,我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能用上述语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 在工作期间,我曾业余时间经商,在股市、合资建厂等项目上曾有过不小的收获,因为教学工作一度受限制,曾有朋友建议我彻底转行做一个商人。但在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后,我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等鲜活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为此,我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的进修和自学过程,使我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苏联东欧等失败案例外,我也曾认真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成功案例,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我深爱含辛茹苦抚养我的母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民族,深爱养育我的这片国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一样富裕发达,我担心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入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文明的伟大国家。我将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和人生奋斗目标,我的这项事业选择,源于我出身的环境,源于母亲的教诲,源于我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 二、我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新疆问题以及研究中亚社会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学者, 虽然今天不断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一个学者,无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学者之外,我惟一愿意的称号,是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和桥梁。 1994年起,由于经常直言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我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干扰,自1999年起,我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度被终止。 近几年来,随着我越发专注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并开办了汉语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不但我个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新疆的亲戚、家人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说话,少管闲事、闷声发大财,但同时,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间酝酿的仇恨在不断加剧。 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责任的召唤和牵连家人受累,使我备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剧发生后,新疆问题一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人物,并且无可避免地开始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对待。我不拒绝任何人任何组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但我一直拒绝各种力量将我政治符号化的努力,无论它是否出于善意。 我认为,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一个业余时间能对普通人提供帮助、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强烈认识,我在七五之后,因为外部环境压力,陷入经济困境时,始终坚持个人绝不接受境外机构一分钱的援助,无论是外交机构还是NGO组织,甚至哪怕仅仅是生意往来,我都不愿挣与外国沾边的钱——我在中亚和欧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经界的人脉资源,本可坐在家里帮人挣钱。如果我是汉族人士,或许我可以拿这样的钱,但对我这样一个备受怀疑的公民来说,我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必须承受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压力和考验。 长久以来,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在社会层面,不但汉族与维吾尔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之间,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发严峻的民族问题,居然没有起码的公开探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围。 基于此,我于2005年末创办了“维吾尔在线”,让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交流,它当然会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为了让新疆问题引起汉族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让他们贡献宝贵的观点和经验,在创办“维吾尔在线”后,我开始努力与汉族知识界交往,并致力于推广和介绍维吾尔族文化和社会知识。 七五事件的悲剧和此后新疆族群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断积累的可怕,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坚冰,我曾设想通过民间的方式发起“民族和谐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动,以七五悲剧日为纪念日,利用暑假期间,让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让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庭生活,让未来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间的情感和友谊时,还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识。这个想法后因种种外部原因限制未能付诸行动。 应当以理性、忍耐、宽容、温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面向未来的态度探索民族相处之道,一开始是基于我受的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理性认识,而在不断的践行过程中,这种态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发乎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将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方法论传授给学生的强烈愿望。很少有老师还能像我这样,认真准备每一堂课的讲义和课件,长时间坚持每周六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的公开课。 我鼓励更多的维吾尔学生投入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以便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能更多地将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专业,不但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也更有助于把他们对民族单纯而朴素的强烈热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变成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而这种训练和观念的养成,不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说,是极为缺乏而宝贵的,对今天的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 三、我长期而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新疆和中亚两个领域。 关于新疆,是转型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处之道,是中国国情下,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们在民族关系上普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和胡耀邦-宋汉良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可通过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产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当时禁止人口流动,缺少产生不平等感的比较机会;胡耀邦-宋汉良时代,政治气氛宽松,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牢骚不满增多了,但内心却因为信任而最少压抑,社会向心力极强。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新疆经济大幅度发展,但民族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开始日益明显,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与此同时,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竟然成为研究的禁区和空白,鲜有人敢于直面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去做系统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应对之道。维吾尔社会的问题,一方面使得对政府对汉族的不满不信任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让汉族尤其是内地汉族社会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性印象不断加深。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能深刻感觉到在维吾尔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严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为就业问题、身份歧视问题,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互动,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发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积累。 问题越来越严重,却越来越没有人敢于说话,问题在于1997年后,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的首要任务,它带来的间接效应是,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觉政治空气压抑。 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中国习惯了讲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治艺术的角度,去完善和创造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此外,关于民族和谐相处的技术性问题,国内不但几乎没有人涉及,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 任何美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愿望,都离不开一系列精细而周到的技术性支持,尤其在中国,往往习惯于以不计代价的政府大规模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来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术性安排。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实体,在精细地平衡处理民族利益,技术性地创造民族包容与和谐共处上有其独到的经验,我始终认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关于民族自治,随着民族问题在中国日渐成为一个敏感和紧迫问题,从反分裂角度着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败国家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民族政策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多隐含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典型的管制思路,它实质上是为近年来地方民族政策失败的辩解和背书。而国外那些成功地解决或缓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机的大量经验案例,却无一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对学界的这种误导决策者的倾向,我深以为忧。 关于中亚的研究,是我个人的兴趣和地缘关系的缘故。作为新疆问题的自然延伸,我必须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中亚与新疆不但有广阔的边界,更有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亲缘关系,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与中亚,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从地缘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如何在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在获得地缘安全地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对中国和中亚双方有益。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但因为语言便利有长期持续的知识积累,而且在游历中,在当地政商两界积下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此外还有成功的经商经验,这都是我与国内一般中亚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更贴近的资源、信息和经验,在探讨中亚问题上,相对我也更容易获得当地的认同。 因为这种特殊的优势,我不但帮助不少汉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亚投资牵线搭桥,也还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当地拓展市场穿针引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麻烦和问题。 我深以为,中国在中亚如何施加影响,是一个远未认真系统梳理总结的课题,中国在中亚应当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积极作为。 四、“维吾尔在线”是我个人创办的网站, 它的宗旨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这个世界,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对话。管理上,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补这项空白。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尽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时候汉族“愤青”和维吾尔族“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有过不少汉族网民也曾指责我言论过激或偏袒不公,但我还是赢得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动机和良好用心。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的积极举动。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因为“维吾尔在线”的独立性以及维吾尔社会完全没有类似的网站,它还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它的社会功能和效果,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创办“维吾尔在线”的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网站一次次被强行关闭或遭到无端攻击,我也经常因此被关心被谈话。正是因为同类性质中唯一的网站,我坚信“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业。 结语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天然对自己的民族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她的落后,她的困苦,使我时刻无法心安。我对自己的国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当我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后,才更能体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早已溶入我的血液。无论是我的民族还是我的国家,她的痛苦她的荣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荣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问题在特殊的时代成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基于理性,我都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离出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历史而言,汉族、维吾尔族都是多个民族源头融合的产物,但我反对安排和设计出来的民族融合。本质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强力制造分裂,以宽容鼓励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响的纽带。 解决民族问题,只能从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着眼,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家。 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状,增加了社会转型时期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但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来说,则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共同财富。无论是纵向看中国自身的历史,还是横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就越有强大而丰富的创造力。 而任何一种刻意强调其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不断对其固化统一或排他的观念,都是封闭部落社会的思维,它必然导致被刻意强调和保护的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国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规定,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还需要逐渐摸索探讨,在法律法规上逐步落实。我们应当勇于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经验中的规律,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深信,只要有面对未来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尊重中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在国家的统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径。 虽然,我已连续几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亲眼见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深刻而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不会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会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部分,我将以此为傲。 (转自“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8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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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轉運換產地 大陸農藥流入台灣

(中央社記者管瑞平苗栗縣26日電)台中吳姓農藥批發商涉嫌購買禁止進口的大陸農藥,轉運他國換櫃,以合法名義報關輸入台灣,今天遭苗栗檢方起訴。 苗栗地檢署今天表示,39歲吳姓男子專營農藥批發生意,自民國101年11月起11次以低價向中國大陸及印度等地廠商,購買20餘種、近147公噸未經農委會核准輸入的農藥成品,透過轉運換櫃手法輸入台灣牟取暴利,初估至去年底止,得手新台幣1375餘萬元。 苗栗檢方去年底接獲線報,指揮動員檢、調、警逾百人,會同農委會防檢局人員,前往吳男台中市豪宅搜索,並在高雄小港分關倉棧區查扣非法輸入的偽農藥近85公噸。 檢方表示,國內廠商進口農藥,需提供貨物品項原產地的農藥許可證進口文件,但農委會明文禁止大陸地區生產、製造的農藥成品輸入;吳男遂利用母親、妻子名下2家公司及向其他公司借用的農藥進口許可證,透過三方運輸規避海關查緝。 檢方調查,吳男以電子郵件、Line等方式向大陸、印度廠商購買偽農藥,下訂單時特別要求「不得出現產地標示」,轉運至越南、新加坡等地卸貨換櫃,再以5至10%不等佣金,向農藥許可證所載原核准登記的越南、希臘等公司購買輸出許可證及出口單據報關。 業者以合法掩護非法,進口大陸農藥到台灣再行分裝,貼上合格農藥許可證證號標籤,販售給雲林、彰化、苗栗、台南、嘉義等地不知情經銷商及農藥行。 苗栗地檢署表示,業者違法進口的大陸農藥初步未檢出禁用成分,但防檢局人員證述時指出,大陸對農藥管理較混亂、品質不穩定,擔心在農作物上有殘留物,影響食品安全,且可能造成土地汙染,經偵查終結,依涉犯農藥管理法及詐欺等罪嫌起訴吳男。103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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