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德语媒体注意到，上海研究机构发布报告猛烈抨击首都北京的生活质量，尽管上海本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而即将为中国央行效力的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师马骏被认为是一个乐观派人物。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世界报》驻京记者Johnnys Erling周二发表文章，关注上海社科院近日公布的《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4)》。该份报告对世界40个大城市按照18个单项进行了全面比较，其中包括经济发展实力、竞争力、社会整合、文化设施以及生态环境。东京、伦敦、巴黎、纽约和新加坡在综合排名上高居前列，上海排名第21位于中游，而北京仅排在第31位。 “空气污染、房租过高、 交通堵塞 ，中国所有大城市的居民，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都对这些现象怒不可遏。而且情况还不止于此。与人们长久以来所设想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大兴土木建造起来的都会城市里，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优先发展，而是落在了后面。而且这一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不断扩大，《蓝皮书》中如此表示。崛起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就是例证。这些国家在进行迅猛地城市建设同时，城市软件却被忽视，从社会公平、文化投资、可持续性、 环境直到整体治安。” 高峰堵车成为北京一大“景观“ 《世界报》的文章评论道，上海的学者们在批评北京的时候丝毫不留情面。他们甚至认为北京还能继续作为首都，只是因为那里是最高政府以及国际机构的办公地点而已。从生活环境而言，北京甚至已经达到了”不适宜人类居住 “的程度。除此之外，当地的医疗保障、民众健康水平、犯罪率和城市规划也遭到诟病。 对于严重空气污染，北京政府曾多次 表态要进行治理 ，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去年一年里，北京空气质量糟糕的天数高达189天。而在上周五（2月14日）情人节期间，中国首都依然是一片雾霾。 “情人们于是互相发送这样的短信：’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在北京的雾霾天气里,我握着你的手，却看不到你的脸。’甚至还有政治乐观派嘲讽说，雾霾也有好处：’至少我们现在不用担心日本人进攻了，他们的空军永远都找不到我们。'” “乐观派”马骏转投中国央行 《南德意志报》周二经济版的文章围绕传闻即将受聘于中国央行的经济学家马骏。马骏此前在德意志银行担任要职，长期观察中国经济走势。他对于相关议题的表态被认为具有很重的分量， “现年50岁的马骏显然即将转换门庭，他的手机就是一个证据。这位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师此前一直能够通过手机联系上。目前电话却已经关机，显然是因为太多人询问他的未来职业去向。马骏即将转投中国央行，担任新设立的首席经济师一职。” 文章指出，马骏对于中国经济基本持乐观看法，认为”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处于历史最佳水平”。马骏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为8.6%，而大多数分析人士的预测都比这个数字要低得多。马骏对北京政府启动的改革措施很有信心，尽管这些措施迄今为止大都仍停留在纸面，并且许多细节仍未公布。 中国央行并非独立的货币守护者 作者认为，马骏能够任职中国央行并非仅凭他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判断。他必须为中国找到一条道路，从通货膨胀和信贷紧缩这两大自相矛盾的威胁之中寻找到一条”黄金大道”。 “不过很显然的一点是，虽然拥有光鲜头衔，马骏在央行里依然只是中国政府的马前卒。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中国）央行并不是独立的货币守护者，而是北京独裁者们的工具。尽管并不是完全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但对于他们而言，另有其他事情更为优先：维持党的权力高于一切。这可能会导致出台一些央行并不赞同的财政政策或者人事调整，但是对此央行无能为力，因为政界拥有最终决定权。” 摘编：石涛 责编：叶宣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文：戚本盛 班師比，即一班學生與教師人數的比例，其最重要的意義，是指出了教師有多少時間進行課堂以外的工作，包括備課、輔導學生、帶領課外活動、批改作業、為考試擬題和評改，以及其他行政工作等等。 假如「班師比」設定為1:1，無論班中人數多少，每一班學生就有一名教師，只要學生在上課，便需要這六名教師施教，直到學生下課。學生上課時老師全進入課室教學了，那麼上述各種課堂外的工作又該在甚麼時間完成呢？ 對這問題，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以上種種工作，都得在學生無須上課的日子做妥，至於上課日，則務須在學生下課後、教師下班前完成，如果完成不了怎麼辦？不少教師的解決辦法是把工作帶回家，也顧不得影響教師身心健康與否，加速教師怠倦與否。 假如「班師比」設定為1:2呢？則每一班學生便有兩位教師，一位向正上課的學生施教，其他一位便有「空堂」做上述各種課堂外的工作，假如這些工作可以在「空堂」完成而無須動用教師下班後的時間，則可以推算，每一教師課堂內外的工作所需時間，正是其任教課節的一倍。 換句話說，合理的班師比，正指出教師上課教節與課堂外工作時間的比例。衡量班師比是否合理，也可從這個角度看。目前資助學校的班師比，是按學校類別由《資助則例》規定的： 規定是這樣規定了，但當中有甚麼理據，是否基於甚麼教師課堂外工作的統計，卻從來沒人說出個道理來。按這個規定，全日制小學教師的課外工作時間為上課時間的0.4倍，以每天上課七個教節為例，0.4倍是2.8個教節，2.8個教節的時間又足以為七節課堂完成種種課堂外的備課、批改嗎(暫且不計輔導學生、課外活動和行政工作)？ 下表是按現行班師比推論出的課堂外工作時間與課堂內工作時間的比例： 換言之，現行班師比假設了全日制小學的教師每上一課，即可用0.4課的時間完成課堂外的工作，初中教師用0.7課，高中教師用1課，特殊學校的小學及初中教師用0.7課，特殊學校的高中教師則用0.9課，可以斷言，這樣的假設並不符合學校裡的現實，長期以來教師工作壓力過大，是否與此失算有關，實在值得深究。 課堂外工作所需時間當然受很多因素影響，以備課和批改所需的時間為例，不同科目即或有不同、課程屬新或舊、學習活動要不要重新設計、課程程度的高低、教科書以外是否要補充甚麼資料、教師是新手還是專家級數等等。 且以實戰經驗為例。一間學校的高中通識科選定了以「財政預算案和社會政治參與」為題，特別是2011年3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作戲劇化的修訂的那一次事例，藉此說明不同的參與對政策的影響。教師並非新手，起碼應屬進階級別，課程也是舊的，對財政預算案的背景知識相當熟悉，教科書則是沒有太多合用資料的了，教師在網上、WISENEWS等找來了相關的視頻、報道，整理、簡化成為學生可參考的資料，加上原來已有的社會政治參與的一些模型或框架，預備好之後再與同事分享，聽取同事的意見再修訂，四、五節的課共需約起碼四、五小時的預備工夫。如果再嚴謹一點，教師施教前，再充當學生的角色，循序漸進地快學一次、實際回答問題或練習，以便及早找出任何可能的紕漏。再加上課後廿多卅份課業的批改和回饋，所需時間也在三、四小時左右。換言之，針對這四、五個教節(每節40分鐘計，即共約三小時多)的課堂外工作，共需八、九小時，以「班師比」來說，那已可達1:4了。 換言之，對一位進階教師而言，在舊的課程中預備一個新的議題，且不對學習活動有太特別的安排，連同回饋，所需的時間約是上課時間的三倍。明年再教相同的議題，如果沒有太多的更新，可以預計這課堂外的工作時間是可以驟減的。即便是今年，對專家教師來說，時間也或可略減，但如果是新手教師呢，其所需時間則會更多而不會更少。 教育界實在需要從這個專業工作規劃的角度來檢討「班師比」，這樣的檢討可以是大型的調查，按上述各項因素(或者更多)提供現實的數據，從而分析目前的「班師比」短缺了多少，理性、專業的政策分析，也決不應在現行基礎上隨意增減的，如現在的數字是1:2，便說要爭取1:3，來回講價拉鋸後便以1:2.5之類妥協下來，這不是持平理性，這只是和稀泥，更只是服從於教育局毫不專業的思考範式中。 簡言之，教師實在需要知道，不同科目的新手、進階、專家教師，在為新課題、舊課題備課和回饋時所需的時間，連同其他工作的時間也須一併計算，以便規劃人手，即使一時間未能得出精確的數字，但粗略規劃還是重要的起點。沒有這方面的人手規劃，實質的工作卻如泰山壓頂，最先被吃掉的便是教師的思考空間，教師課堂外的工作做得不好，最後吃虧的始終也是學生。 近十多年，教師整體工作壓力過大，已成為教師怠倦增加、教學失去滿足感、優秀人才相繼離開的主因。香港教育界長期以來爭取的是小班教學，就提供較佳的師生比例、讓老師有較多機會照顧學生(特別是學生的學習差異)來說，自然有其需要；不過，只看到課上的教學，看不到課堂外的工作，則是一大盲點。重訂公營學校的「班師比」，就可填補這個漏洞。 過去教育界一些朋友顯然沒有從規劃專業工作的角度來理解「班師比」的意義，以致於搞一些與其他地區的比較，可謂捉錯用神。即使是香港常與之比較的城市如上海、台北、新加坡等，教師的工作(特別是課堂外的工作)其實差異極大，以各地教師的「班師比」比較來向教育局爭取改善，會否因可比性低而削弱說服力呢？更重要的是，焦點又會否沒有對準本地教師課堂外工作時間失算的困境？ 每一學年末或新學年初，教師的工作安排，也即所謂「教擔」(Teaching Load)，都是教師的關注點，這樣的「教擔」明顯說明了上課的時間，但其隱含的課堂外工作，卻是不能不有所預計及規劃的。(2014.02.18) 戚本盛，教學專業發展人員，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攝：Ho Leong Kwan@USP United Social Press 社媒 上星期日在尖沙咀廣東道發生的「驅蝗」行動，激發起社會熱烈的討論。特首梁振英、林鄭月娥等四名司局長輪流高調譴責事件，更聲言或會檢控示威者。儘管筆者不認同「驅蝗」行動的手段，但對於梁振英政府多位高官近日的言論，實在是令人遺憾和憤怒，質疑他們究竟有否反思過為何會出現「驅蝗」行動呢？ 從「驅蝗」行動的口號中可以輕易得知，示威者認為內地來港的水貨客和過多內地旅客為香港的民生帶來了負面影響，所以他們要求減少內地自由行旅客數目。不得不承認，那些訴求也是普羅市民的訴求，包括筆者。但梁振英政府一直對大力發展旅遊業所帶來社會問題視而不見，導致族群衝突的炸彈爆發，有市民竟然要直接向內地旅客表達不滿。因此，香港政府才是族群衝突的始作俑者，是香港的可悲。 不論香港政府如何企圖增加旅遊景點，其實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等熱門遊客區也是旅客必到之處，不能夠無限量增加旅客數目。旅客為香港帶來的擠迫，以及社會資源分配問題，香港人每日也感受得到。大力發展旅遊產業，所帶來的資本摧毀了本土特色的小店文化，更帶動了租金和物價上漲，香港人每日也感受得到。旅遊業所帶來的大部份經濟收益，通通流到大財團和資本家的口袋裡，普羅市民根本沒有明顯的得益，香港人每日也感受到。試問香港人又怎會不憤怒呢？ 梁振英政府剛愎自用，沒有正視上述的民生問題，逃避面對香港人的憤怒，一直堅持己見，為無限量擴大旅客人數詭辯，埋下了族群衝突的炸彈。早前有政黨倡議設立陸路入境稅，梁振英二話不說就回應指入境稅是不可行，指責香港人不能「未富先驕」。最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指2013年訪港旅客逾5,400萬人次，較前年增11.7%，當中有超過4,000萬人次為中國內地旅客。政府評估報告更推算，直至2017年，每年將有7,000萬人次旅客訪港，到2023年更達一億人次。 當你對比一下其他地區的旅客人數，你便會發現香港的旅客人數實在是多得驚人，去到一個荒謬的程度。新加坡在2012年的總旅客人次約為1,500萬；英國在2012年的總旅客人次約為3,100萬；而日本在2013年的總旅客人次約為1,030萬。香港是個彈丸之地還未夠擠迫嗎？還要有更多本土特色的小店被摧毀嗎？ 指罵旅客是無法解決旅遊業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但梁振英政府若果不立即處理問題，最終只會引發中港矛盾的炸彈，族群衝突將會愈演愈烈，是筆者最不想看到的情況。解決社會問題是要靠社會政策，例如陸路入境稅、取消一簽多行政策等等。公民社會可以繼續討論相關的政策，舉辦論壇和簽名運動，希望能獲得公眾的支持，然後用各種理性的抗爭手段，矛盾直指掌握公權力的梁振英政府，迫使政府落實有關政策，例如是狙擊官員，甚至在立法會內進行拉布抗爭，改善香港的民生，同時為族群衝突降溫。 （圖為編輯所加）

2008年美国对冲基金明星戴维•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针对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攻击，以及2012年做空者浑水公司(Muddy Waters)对新加坡奥兰公司(Olam)发起的同样大胆但不那么成功的袭击，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在Sohn投资者大会上发动的。 如今，这个明星荟萃的活动将把知名基金经理、激进的投资想法以及癌症慈善筹款活动一同带到香港，这进一步表明，亚洲对冲基金行业正变得更为成熟。 亚洲的对冲基金管理着约1400亿美元的资产，不到全球对冲基金行业资产的10%。然而，该地区现在有大约24家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更多的全球对冲基金正在亚洲设立团队。 Sohn大会基金会(Sohn Conference Foundation)将与总部位于香港的癌症慈善组织Karen Leung Foundation合作，在本次年度大会上，10位顶尖对冲基金经理将向350名与会者做报告。大会组织者希望，这场盛会将像Sohn在美国和伦敦举办的大会那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因为一批对冲基金行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将提供投资建议，为慈善筹款。 埃文•索恩(Evan Sohn)表示：“几年前，我们开始看到更多的投资经理从亚洲飞到纽约参加我们的大会，接着我们注意到有更多的人飞到伦敦，因此我们开始思考在亚洲哪里进行扩张。”他是伊拉•索恩(Ira Sohn)的兄弟，20多年前，伊拉在28岁时死于癌症，该基金会是为了纪念伊拉而设。 基金经理和主要经纪商表示，让亚洲的人们了解本地企业以及全球企业亚洲业务的真正状况，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Karen Leung Foundation基金会是为纪念香港一位年轻交易员设立的，2012年她死于宫颈癌。去年，该基金会在香港举办了其首届投资者大会，与会者仅有140位，筹款15万美元。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