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香港——去年年底，我回了一趟童年时生活的那个乡村。我发现哥哥在出门的时候，把一把军刀拴在了皮带上。我问他带刀干什么，他回答说，“这里没以前那么安全了。” 我生长的这个宁静安适的村子，就像中国的许多村庄一样，已经因为传统社会规范的土崩瓦解而毁灭。这都发生在数十年的政策失当以及政府的漠不关心之后。与我同辈的乡亲中，许多人都宁愿回到过去。 对于一些人来说，怀旧在中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他们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印象中，对毛泽东灾难性政策的记忆仍然深刻。在1949年共产党革命后的数年里，这些政策造成了经济灾难、大饥荒和大批民众的死亡。但我们这一代人步入成年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大饥荒已经过去，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声，我们与最深重的苦难擦肩而过。我的长辈都不愿意谈论那段悲惨岁月，这种态度在中国很典型。 我的童年恰逢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我们仍然过着传统的农村生活，把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抛到了脑后，但资本主义的狂潮也尚未到来。人们的家庭观念强烈，没听说过什么犯罪案件，环境也保持着天然的面貌。我们那时很贫穷——70年代初，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全校都没有教科书。但我们不介意贫穷，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宁、关系紧密的社区里。 但中国传统的社会脉络已经被撕成碎片——这种瓦解在农村最为明显，家庭破裂、犯罪率飙升，恶化的环境也在夺去人的性命。许多人曾在近几十年中，乐于让政府淡出他们的私生活，但现在却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干预。必须要做些什么，来重建凋敝的乡村生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农村居民有了更大的自由。农民们突然可以决定自己种什么庄稼、怎么种，以及如何销售农产物及其他产品了。许多农民决定离开农田，到东南沿海繁荣城市的工厂里工作，把从外面的世界赚到的钱和学到的新知识带回家乡。许多人带回了迫切需要的技术，开办了自己的企业。这个黄金时代被认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就。 农村的复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戛然而止。央行的印钞机驱动着银行信贷的无节制增长，导致高达两位数的通胀持续多年，这迅速蚕食了农村的收入，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城市的平均月工资从20年前的几百元增长到了今天的4000元（合650美元），而农村的收入水平则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将原本由国家提供的住房私有化之后，城市的房价呈几何级数增长，许多地方甚至增长了五六倍，而相比之下，农村房地产的价值却几乎没有提高。太多农村居民错过了中国的房地产繁荣，进一步拉大了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 地方政府也没有采取多少有帮助的行动。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沿海城市的工厂里，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都疏于管理，废弛懈怠。最终，工厂在城边距离乡村不远的地方修建了起来。它们抽干了湖泊，污染了河水和空气。专家估计，中国有超过450个癌症村，在这些地方癌症患者密集出现，发病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村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的村子里，就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人死于未知的疾病。 我老家的村子位于湖北荆门，那个村子状况在中国十分普遍。这里的道路由于十多年没有养护已经无法使用。社区建筑已被拆毁；上一次我回老家时，满目都是尘土和断砖残瓦。 农村家庭处境凄惨。根据2011年的报告，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我的叔叔四年前上吊自杀。他的子女长大成人之后就把他赶出了家门，之后他就一直住在一所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在他自杀前两年，他的妻子去世了，叔叔没能从这种打击中振作起来。 在农村，父母把年幼的子女留在农村的家中，自己去其他地方的工厂打工，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有6000万儿童承受着这样的命运，他们大多数被留给祖父母、外祖父母看管，但其中有超过3%——数百万儿童——要独自生活。留守儿童通常不得不面对孤独（许多人没有兄弟姐妹）和无助。有些报告称，留守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正在增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儿童辍学。一项研究显示，农村地区至少有2000万儿童辍学，相当于农村青少年总数的10%。因为学生人数越来越少，我在70年代就读的那所小学十年前就解散了。于是，村里的孩子每天都要走至少8公里的泥土路去上学。 许多情况下，男人们到城里工作，让妻子留在农村的家中照顾孩子。他们一年中只有几天能够见面。距离、情感压力和经济困境把一些家庭彻底撕裂。 据《学周刊》报道，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农村的离婚率提高了四倍。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以及大量政府出版物也报道，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已经类似于无政府状态，犯罪率提高，基层选举舞弊也越发猖獗。 过去几十年里，中央政府放权的举动在社会的衰败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农村领导人的选举经常受到操纵，腐败现象猖獗。政府的撒手不管留下了一个危险的权力真空，许多村民只能自我保护。许多人说，一些类似黑社会的组织正在幕后操纵着权力。 在共产主义时代罕见的犯罪现象正在增多。很难获得相关数据——就连警方都不会公布这些数据。在农村，只有最极端的犯罪才会向警方报案，但有些骇人听闻的案子根本无人理睬。几年前，因为一桩婚外情引发的纠纷，我的一个表亲差点被同村的一名村民和他的亲戚打死。我妹妹向警方报告了他们的暴行，但警方根本没有跟进调查。 以前，村里和乡里的官员拥有调解各种纠纷的权力和资源，包括家庭暴力在内。警方甚至会去最偏远的村子里巡逻。如今，警方似乎只是待在城市里，而村里的负责人也没有资源来干预社会问题。大约十年前废除“农业税”的政策，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预算压力。 尽管政府依然执着于经济增长率，但中国的不平等现象和受到破坏的环境，尤其在农村，却是更为严峻的挑战。不管自由意志论者对国家干预的不良后果有什么样的看法，中国农村的许多人，特别是像我的亲戚和同村其他村民那样的穷人，都希望政府采取更多干预。各地的农民成立了请愿团体，要求政府干预土地纠纷、污染和选举舞弊事件。 中国农村的状况十分严峻，但却是可以解决的。政府和民众必须出面，并优先重建农村的生活。国家具有采取行动所需的财政资源和专业知识。现在需要的只是决心。 张化桥曾在中国人民银行任主管，著有《党的人，公司的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注定失败吗？》。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