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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江雨:“新加坡模式”深思明辨

王江雨:“新加坡模式”深思明辨 进入专题 : 新加坡模式    ● 王江雨:“新加坡模式”深思明辨         “新加坡模式”,得到无数中国官员热捧。国内官员“学习”这个小邦的热情有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举例来说,可以说几乎每一天,都可以在新加坡找到几百名以上的各级中国政府官员,以培训的名义在各种场合出没。      东南亚小国新加坡在全世界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且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国家。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面积仅有697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市的十分之一强,居住人口约530万人,其中仅60%左右(300多万)是新加坡公民,但是它的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2051美元,处于世界前三位。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新加坡2010年人均GDP为56532美元,超过了挪威、美国和香港,是全球最高的。   作为世界贸易、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也是全世界最安全和清洁的城市之一,这个昔日第三世界城邦国家已然侧身于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多年。   尽管发展成就昭然,新加坡显然还未到其成功的顶峰。2012年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的一篇研究报告称,就城市竞争力而言,新加坡仅排在纽约和伦敦之后,毫无疑问是亚洲最有竞争力的城市(香港居第二)。它也被国际咨询公司评为亚洲最具创造性的城市。   如《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关于新加坡的长篇报道所指出的,“新加坡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富裕的外来定居者和跨国企业的高管们。吸引他们的是这个城市国家的低税赋、犯罪率几乎为零的街道、适合企业发展的政策以及稳定的政府。”      多面新加坡      繁华亮丽之外,新加坡还有另一个不太光彩的国际形象,即与同等发达甚至是那些还不如新加坡发达的国家地区相比,言论表达和个人自由在新加坡受到严格限制。有言辞激烈者,更称新加坡为“东方专制国家”或“亚洲独裁国家”。国际主流媒体虽不至于用词如此严苛,但也鲜有承认新加坡是地道的民主国家的,最多称它是个民主与专制的混合体。换言之,新加坡在世人眼里,是一个既民主又专制的奇葩,本身就承载着说不尽的争议。   无论怎样的新加坡,对中国的吸引是不言而喻的。最近中央党校的一份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关于“新加坡模式”的文章,引发对于新领导层政策倾向的无限遐想。自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以来,这个小国在中国几十年来都是官商学各界乃至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对象,可谓动见观瞻。“新加坡模式”,尽管对于其在中国是否行得通尚未经过严肃的辩论,都得到无数中国官员热捧。国内官员“学习”这个小邦的热情有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举例来说,可以说几乎每一天,都可以在新加坡找到几百名以上的各级中国政府官员,以培训的名义在各种场合出没。   新加坡对部分中国人产生吸引力大概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新加坡是个发展成功的华人国家。新加坡华人是主体,中国人难免对其产生“同文同种”甚至是“血浓于水”的认同(尽管这种认同经常显得一厢情愿)。同为华人社会,而新加坡居然实现了经济发达、社会安康和法治完备,这给我们所能提供的希望和诱惑不言而喻。   第二,对某些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成功据说是基于一种“威权发展模式”,是在一个还有些专制但有效的政府主导之下实现的。固然,新加坡“威权国家”的名声昭著于世,无论是中国或国际上,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大都对这个小国的政治体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这种印象也给国人一种多多少少有点提不上台面的期待,即:既然我泱泱大国一时半会不能实现民主,那么像新加坡那样有一个高效廉洁能干的政府,并在其领导下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有何不好?      一党执政的“秘诀”      如果说正常的、传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的特色之一就是“政党轮替”,新加坡却貌似有一个“万年执政党”,即人民行动党。行动党在1954年为李光耀等一批受英文教育的中产专业人士创立,在1959年通过选举取得新加坡的执政权,并在新加坡独立以后在历次选举中都大获全胜,一直执政到今天。相形之下,新加坡的反对党力量太小,在国会的席位长期以个位数计算,无法从制度上实现对行动党的制衡。鉴于此,无论是国际媒体、国际政治观察人士,还是国内的反对党,都认为新加坡是个“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   依笔者的观察,行动党能维持一党长期执政的局面,和它自创立以来就采取的某些亦正亦邪的“立场、态度和方法”是分不开的。   执政“秘诀”之一是一切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取得实际业绩为第一要务,为此目的采取一切务实手段,包括去意识形态化。   新加坡刚被迫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之时,“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渺茫”(李光耀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养活岛上的人民”。开国之父李光耀认为,政府必须彻底务实,抛弃一切意识形态的羁绊,执政政策的宗旨是使新加坡“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以提供条件让外国投资者在新加坡为基地经营牟利,为新加坡提供税收和就业。   在去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指导下,行动党政府一方面对外资全面开放,大力促进对外贸易,将贸易招商团都派到非洲,最终将新加坡发展成一个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吝惜使用各种带有保护主义性质的产业政策,建立大型国有公司作为龙头企业,以加快国家的工业化和财富积累。   “秘诀”之二是力行法治,铁腕反贪,增强人民的信任。   “秘诀”之三是使每个人都有一定财产,但又压低工资,保持出口竞争力。李光耀深信人民拥有财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说:   “当我发现人们在照顾自己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就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暴乱时,路人也会参加,向汽车的挡风玻璃扔石头,把汽车掀翻,放火烧毁。到60年代中期,当人们拥有住房和其他资产后,发生暴乱时他们的反应大不相同。年轻人把停放在路旁的史古打(底座摩托车——笔者注)抬上组屋的楼梯。这种情况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住房。”   行动党在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大力兴建政府组屋,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公民。这种组屋的质量其实相当不错,说实话比中国大中城市常见的一般居民楼好得多,且购买者有完全的产权。   但新加坡政府从来都拒绝建设一个福利社会。这涉及到行动党治国的一个颇带权谋色彩的基本理念,即人民如果太富裕生活得太舒服,反倒有种种不利。一是容易懈怠,从而不再“刚强勇猛,力争上游”,而勤奋努力工作才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基础。二是工资不可太高,否则无法和有着无穷尽廉价劳动力的区域其他国家竞争。新加坡虽然人均GDP居于世界前三名,但平均工资远远低于经济发展同水平的欧美国家。   此外,行动党一个秘而不宣的“帝王心术”般的小算盘是,人民如果还需要为积累财富而努力,且能在现行体制下看到成功的希望,他们就会将心思主要用在发财致富方面,不至于提出太多政治要求或者急于改变现状。   “秘诀”之四是政府慷慨“与民分利”,使人民时时感受到现政府的好处。这是新加坡政府争取民心的主要手段之一。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若干年后,政府积累了巨量财富,却不像某些亚洲国家政府那样奉行守财奴的理政方式,丝毫不肯与人民分享而任由权贵分赃。新加坡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政府出资开展大规模公共事业建设,包括修建地铁、高速公路、人行天桥、人行道防雨顶棚、社区电梯、游泳池等,并致力于将新加坡建设成亚洲最清洁城市。   此外,政府也大力投资教育和医疗,在这方面为公民提供补贴。居住在绿荫遍地的花园城市,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一流基础设施和教育健保方面的照顾,新加坡人不管对政府是否有好感,都会有一切好处来自行动党政府的感觉,而政府也刻意通过种种方式,强化人民这种印象。   “秘诀”之五是积极全面延揽人才,使反对党长期处在无人可用的境地。行动党政府通过自己掌握的行政和经济资源,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人才培养和遴选渠道,并以“精英主义”为号召,将绝大多数人才纳入到体制内。相形之下,反对党很难延揽到本地公认的精英人才(主要是指那些长期获得政府奖学金,受过本地或国际名校教育,有过大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其能力不能得到本地选民信任。事实上,在历次选举中,反对党都没有能力端出一套完整的施政纲领,其攻击点主要集中在对行动党的政纲挑刺方面。   “秘诀”之六是采取一些手段,包括通过利用行政资源和司法制度打压反对人士,挤压反对党的生存空间,使其难以形成气候。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为此曾在媒体公开辩解说,“政府没有义务让反对党茁壮成长。”虽然这话大致不错,但行动党的某些做法,如以成熟民主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实在提不上台面。在前些年,行动党通过无须审判即行拘禁的内安法,将某些反对人士指控为共产党人和恐怖分子而判监。行动党领袖也通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等,将有威胁性的反对党候选人推入破产的境地。在反对党可能主导的地区,政府还通过重新划分选区等难看手法消弭其影响力。   但必须强调的是,行动党大体上是诉诸议会斗争和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取得和维护政权,从来没有借助军事和其他暴力手段整体镇压反对派,党派斗争也从来没有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程度,而新加坡的众多反对党,也是实实在在的反对党,它们虽然力量还比较弱小,但绝对不是执政党的傀儡。      法治国家:厉行重典,以廉反贪,以法去乱      2000年12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向新加坡资政李光耀颁发荣誉博士学位,中大校方的赞词虽总体上颇有肉麻吹捧成分,但其中两句仍属恰当,即他能“以廉反贪”,“以法去乱”。毫无疑问,如果将法治理解为法律对所有人的一体适用和法律的公开、清晰、稳定,新加坡就是全世界法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   法治也是所谓“新加坡模式”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新加坡社会不同于其他亚洲社会的最大特点,也许不是在于它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在于它是一个公认的法治国家,真正做到了依法治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点新加坡政府也不讳言。一份政府出版物指出,“新加坡经济之成功有赖于诸多因素,包括其领导者的智慧,善于利用法律规则和法律系统建立一个新型社会并以此增强新加坡的经济生存能力,以及确保自身法律系统与国际社会之需求相吻合。”   法治被视为新加坡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如果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关于古代分配正义的说法还有什么现代意义的话,那就是现代人更担忧的是不同的人适用着不同的规则,从而使机会资源的后天分配永远不均等,使弱者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建立法治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是能使一切社会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标准化运作”,从而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二是能使人民增强对政府的信任,知道政府对所有人适用相同的规则,不会对任何人有所偏私。即使政府不能绝对做到这一点,但只要尽到最大努力,并且政府自身不违法行事,人民也会体谅。   新加坡法治社会的源头首先来自它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地位。在新加坡独立之前,新加坡采行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已达将近150年之久,英式法治理念虽未全面开花结果,但已在新加坡根基稳固。李光耀执政后,更是以英国法为基础,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更以各种严刑峻法,使遵守规则的观念在新加坡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是内化在新加坡人的精神里。可以说,严格的法治和深厚的法治信仰,是新加坡不同于传统的华人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大特征。      经济政策:自由市场,混合所有制,产业政策      对于一个没有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的小国在独立之后如何“绝处求生”这个问题,李光耀政府的策略是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外国投资的基地,提供条件让投资者在此成功经营,有利可图。为此的自然选择就是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保护财产权,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敞开国门,欢迎跨国公司来投资办厂。如今,作为众所周知的奉行资本主义法则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是市场经济无疑。   尽管私有的和外资的大中小型企业林立,新加坡却并不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有研究表明,政府所拥有或控制的企业(称之为“政联公司”)在经济中占到的份额达到60%以上,涵盖制造业、金融、贸易、造船、能源、电信诸多领域。如政府全资的淡马锡投资公司管理的资产将近2000亿美元,在新加坡国内是新航、新电信、新传媒、星展银行、地铁公司、电力公司、海运公司、东方海皇集团的最大股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新加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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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机不后悔在新加坡罢工

北京——五名中国公交车司机因去年在新加坡就工资和居住条件罢工而遭逮捕、遣返,周日,五人中最后一个返回国内的何军令说:“我没有遗憾。”  去年11月末,一百多名中国公交车司机短暂的罢工行动震惊了这座管束严格的亚洲城邦,罢工在这里极其罕见(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距离上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发生已超过25年),但是工人权益倡导人士说,新加坡的外来务工人员数以万计,待遇往往十分糟糕。 Courtesy of Workfair 左起:刘翔英、何军令、王献杰、高悦强。包锋善不在照片中。 32岁的何军令在新加坡被监禁七周后,已和他的妻子及5岁的女儿回到在河南的家——距离焦作不远的沁阳市,他通过电话说:“我对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后悔。我们听说,在我们被捕后,他们改善了条件。”据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等媒体报道,另外四名司机被判六周监禁,29人在罢工发生后立刻遭遣返,另有大约150名工人受到警告。 据路透社报道,新加坡卫生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许连碹(Amy Khor)在曾在12月说,罢工对公司来说是一个“警示”,需要更加警醒,并引入良好的管理手段,。 工人权益组织表示,此次事件突显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如果说这样的罢工在新加坡罕见,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却是极其普遍的,尽管这个亚洲大国一向以威权镇压的形象示人。 位于香港的工人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的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说:“如果在中国发生了合同纠纷,雇主拒绝倾听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工资低于别人的,他们就会这么做。” 郭展睿说:“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了,工人们更愿意走出去发起抗议。这现在非常普遍,几乎哪儿都有,是解决纠纷的首选措施。” 路透社报道说,像公共交通这样核心服务,新加坡法律规定工人罢工需提前14天告知,否则是要受到制裁的。 新加坡的非政府劳工权益组织Workfair密切关注此次罢工,在一份声明中,Workfair批评了对罢工工人的监禁。 “对参加罢工的人施以监禁,就他们的‘罪行’来说,这是非常不合适的,要考虑到这些工人没有工会代表,必须忍受恶劣的居住条件,在基本工资和奖金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声明说道。 声明中说,“目前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对‘非法罢工’的‘犯罪者’进行惩戒,却没有充分分析和思考新加坡的劳资关系,以及对低收入工人缺乏保护的现状,”声明说道。 Workfair的乔洛万·维姆(Jolovan Wham)在电话中说,这次罢工的意义“巨大”。 “它对于新加坡的意义十分重大。规模这么大且为公众知晓的罢工,这是第一次,”他说。 “这次罢工让我们看到了长期压榨外来务工人员的一些严重问题,”维姆说。 去年12月,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呼吁撤销对罢工司机的控告,并指责新加坡“将薪资和劳动条件的国籍歧视合理化,限制了外籍劳工组织或领导工会加以抗争的权利。” 说到服刑期间的待遇,何军令认为很“严格”,但是“安全”。 他说,“我不认为新加坡是个糟糕的地方。他们有很多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和中国相比,他们缺少人情味。能回家我很高兴。” 何军令说,这次针对SMRT运输公司的罢工,起因是中国工人的薪资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低。他还说到宿舍的住宿条件很差。 他说,“我们10个人住一个房间,有人上早班,有人上晚班,早上3点起床,或者是凌晨1点回来,总是相互打扰。我们都睡不好觉。” “而且,新加坡很热,”他说,人们洗漱时声响很大,吵醒别人。他说,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两台风扇,“宿舍外面是个垃圾堆,招来很多老鼠和蟑螂。” 在《海峡时报》去年12月的一篇报道中,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Tan Chuan-Jin)称,人力部会定期对宿舍进行检查,确保达标,不会太拥挤。 陈川仁说,“但是我们的确希望推动劳资关系的改善,我们想确保有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SMRT公司的汉弗莱·萧(Humphrey Sew,音译)在电话中让我去看公司网站上去年11月底发布的声明。其中一份在11月30日发布的声明称,SMRT总裁郭木财(Desmond Kuek)曾去过司机宿舍,并称条件应有所改善。汉弗莱·萧称他会再告诉我更多信息。 这份声明还称,“反馈信息已经发给宿舍管理者,要求改善司机的住宿条件。”该声明引用郭木财的话称,公司和所有员工之间建立了“通畅的交流渠道”,还说将新开设一条24小时热线电话和一个邮件帮助中心。 何军令在采访中称,“我们想要和管理层谈话,但他们不听。没有人关注我们。”他说,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更好一点。 他说,“在中国,如果我有问题,至少还可以去政府反映,我可以给任何人说我的问题,还能去政府部门抱怨。但是在新加坡,我们的怨言政府听不到。”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向新加坡人力部发出的置评请求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如果我们得到回应消息,会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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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中國移民惹的禍? 新加坡反《人口政策白皮書》

2 月16 日,約3000 新加坡民眾參加示威,抗議政府日前推出的《人口政策白皮書》, 其中主要針對白皮書的政策規劃基於從目前531 萬人增加到2030 年690 萬人的假定, 認為人口膨脹將帶來公共社會不能承擔的壓力   文/ 黃世澤 2月中旬,新加坡民眾示威反對國會通過《人口政策白皮書》。新加坡政府對中國移民的寬鬆政策以及中國移民定居當地後的生活表現,是引發當地民眾不滿的來源之一。 2 月16 日,新加坡芳林公園爆發自新加坡離開馬來西亞聯邦以來最大規模示威,幾千新加坡人在雨中抗議國會剛通過的《人口政策白皮書》(Population White Paper);該份《人口政策白皮書》提出從目前531 萬人增加到2030 年690 萬人的假定,並基於此規劃交通網絡、醫療和教育等等,引起當地民眾不滿,擔憂人口爆炸將為房價、交通等帶來無從負擔的壓力。規模史無前例的示威,令全世界留意到新加坡近年的移民政策。 長期留意新加坡政治的人,並不會對芳林公園的抗議感到非常意外,新加坡由人口問題引發的爭論,在2011 年總統大選,令明顯親人民行動黨候選人陳慶炎博士幾乎輸給一直以來反對移民政策的前人民行動黨國會議員陳清木醫生。在《人口政策白皮書》公布後,榜鵝東單選區補選,行動黨輸掉這個「安全選區」給反對黨工人黨。 新加坡本來行之有效的移民政策,眼下為何成為新加坡尖銳矛盾所在,甚至為新加坡政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新加坡政府對中國移民的寬鬆政策以及中國移民定居當地後的生活表現,雖然不能說是2 月示威的唯一或主要針對點,但無疑是引發當地民眾不滿的來源之一。 放寬移民政策解救低生育率危機 新加坡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並無像香港特殊而複雜的歷史背景,擁有自主的人口政策,不像香港要無條件接收每日150 名單程通行證持有人到來定居,而沒有有效的否決或審批權,本來不應出現香港般糟的因新移民而引發的矛盾。只不過,一些沿用的政策,遇上中國崛起就出了狀況。 在1965 年新加坡獨立後,由於經歷過由二次大戰後到馬來西亞獨立好一段時間的動盪,因此新加坡經濟不算很好。而對於再沒有馬來西亞聯邦支援的新加坡,四處吸引外資發展工業變成維持新加坡生存的出路。由獨立開始,新加坡就開始吸納移民應付發展的需要。 雖然新加坡離開馬來西亞聯邦,但新馬之間人民素來自由往來,新加坡亦對馬來西亞公民在新加坡工作的簽證審批上採取寬鬆政策,因此新加坡並不愁缺乏廉價勞動力。但在專業人才方面,新加坡則需要由亞洲地區其他競爭對手處挖角。在1980 年代至本世紀初,新加坡看中香港和台灣這兩個競爭對手的中產階級,應港台兩地在中國影響下前景的不穩定性,故此新加坡對香港和台灣大學畢業生推出很寬鬆的移民政策,港台兩地的大學畢業生和永久居民,只要願意申請便可以得到原則上批准(Approvein principle)的永久居民身分,在抵達新加坡後便可轉成正式永久居民身分。但由於新加坡在政治和言論自由上沒有台灣和香港寬鬆,加上新加坡的熱帶氣候亦非人人承受得了,新加坡並未能由香港和台灣吸納太多專業階層。港台兩地的精英,都被美加澳紐等西方國家吸掉。 由於香港和台灣兩地人民對移民新加坡並不熱衷,加上李光耀主政期間,新加坡追求優生學的政策,集中追求精英人口,鼓勵有大學學位的人生育,不鼓勵較低學歷的基層生育,導致新加坡一直受人口增長緩慢問題困擾。新加坡政府經常推出政策催谷民眾生育,甚至設立替年青人當「媒人」的「社交發展署」之類部門,令新加坡政府某程度上成為國際的笑柄。 亦由於新加坡透過生育及向競爭對手招攬移民均未能有效加速人口增長,新加坡政府在本世紀初改變政策,放寬中國移民來新加坡的限制。新加坡一方引進中國的廉價勞工,負責駕駛巴士一類工作,減低新加坡的勞動成本。另一方面,就向中國的富人和海外留學生招手,包括推出全球投資者商業計劃(GIP)吸引擁有 5000萬坡元資金的人(如投資房地產相關事業則要兩億坡元)定居當地。而擁有良好學歷的人,往往亦很容易取得新加坡可以轉成永久居民的簽證,像 S Pass、Q Pass和 P Pass都是有大學或以上學歷,並有不錯薪水的工作就可以申請。 中國移民崛起引發的問題 中國富人和海外留學生一如新加坡政府所料,大批湧到新加坡,截至2012年為止,新加坡已經有 100萬持中國護照的移民定居。這因為新加坡護照在全球相當有優勢,新加坡是少數獲美國免簽待遇的亞洲國家之一,新加坡護照在國際上認受性遠超於中國護照。而由於新加坡亦算是英語系國家之一,以新加坡作為跳板移民到美加澳紐都相對方便。再加上新加坡本身生活水平不俗,工作機會亦不少,對希望往外跑的中國人而言,這是「進可攻,退可守」的選擇。 以往香港和台灣雖然有不少人移民過去新加坡,但除了人數比例依然較少而未讓人注意外,過往願意移民往新加坡的台灣人和香港人,往往在移民前與當地有所聯繫,例如有祖父母輩曾經在新加坡住過,或有親友現居當地,加上香港人和台灣人在飲食以至生活習慣,與當地人相當類似。像香港一樣流行吃巴基斯坦、印度咖喱,新加坡當地華人吃的福建菜式,與台灣閩南人吃的亦相類。再加上香港人和台灣人都習慣守法,亦講究衛生,因此甚少聽聞香港人和台灣人,與當地人衝突的情況。 反之,部分中國人移民新加坡,不單未有做到入鄉隨俗,甚至強勢要求當地人遷就其生活習慣,在 2011年中,有一位移民到當地的中國移民,忍受不了印度裔鄰居在家中煮咖喱,入稟法院要求向鄰居頒布「煮咖喱」禁制令。咖喱在新加坡已是不分族裔的國食,幾乎人人在家中都會煮咖喱,這樣的官司完全激怒了新加坡人,因此總統大選期間就出現「人人煮咖喱運動」,捍衛新加坡人的傳統美食。 在去年 5月,一位來自中國的富二代在新加坡市中心駕駛法拉利跑車,超速衝紅燈,導致他本人,以及一名守法的新加坡的士司機死亡,這件事再度引起新加坡人對中國移民的憤怒。而這些不尊重新加坡固有傳統的中國移民,在網上被稱為 PRCNational,經常成為新加坡網民的批判對象。 視新加坡為暫居地 新加坡政府着力吸引中國富豪和專業人士定居新加坡,他們帶來大批資金,當中不少亦涉及炒賣房地產活動。大量湧入的資金,亦令新加坡房地產升幅位處全球之冠,樓價升幅與香港相若。新加坡樓價攀升,甚至牽連組屋房價也被持續拉高,波及公共房屋供應,那就更怪不得新加坡人對人口政策如此敏感。 而中國移民雖然持新加坡護照,但往往不視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斷嚷着退休後要返中國,或把大量的投資收益匯回中國,沒有回饋新加坡的念頭,亦令新加坡人感覺他們只是在吸新加坡的血。新加坡很多華裔都經歷過戰後馬來西亞的族群鬥爭,亦看過印尼排華的後果。他們一直很強調自己對新加坡的忠誠,華裔血統並不代表效忠中國,這是南洋的共識。 總括而言,今天新加坡移民政策搞出這樣大的問題,與新加坡政府向中國移民中門大開有關。而其中一些財大氣粗的中國移民,帶着他們在中國的陋習以及大量財富去到新加坡,卻不知收歛,亦不知何謂入鄉隨俗,甚至搞亂了新加坡的公共房屋制度。新加坡面對的問題,只是中國海外移民問題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妥善解決,恐怕在全球其他地區,只要有大量中國移民湧入都會出現同類問題。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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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 大陸經濟學家吳敬璉: 中國不能走新加坡威權主義

新加坡經濟發展令許多國家艷羨,成為取經對象,甚至大陸領導層也常研究新加坡模式。不過,大陸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不以為然說,中國不能再走新加坡威權主義道路,須有發揚創新的精神。  前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於去年六月赴新加坡考察,對新加坡政府如何處理勞資關係印象深刻,認為可為廣東借鑑;大陸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去年九月會晤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時,也推崇新加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管理等經驗。      不過,吳敬璉昨在亞布力論壇指出,昔日的新加坡模式不適合中國。他表示,新加坡大致上由福建省移民組成,且在英國殖民時代引進西方法律制度,是很特別的威權主義法制國家。「一方面國家政府強大有力,另方面還要走法律程序。」      吳敬璉觀察,新加坡反對黨領袖常被領導人控告誹謗罪,被起訴、判刑後,往往賠款賠到傾家蕩產。當年新加坡全力拚經濟時,還看不太出來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九○年代有調查顯示,七成以上的人希望移民。      吳敬璉認為,中國在廿世紀學習新加坡經驗,合力開發蘇州工業園區,成效十分良好。但到了廿一世紀,「需要有創造性,需要減輕束縛」,不能再讓政府來指揮你幹這幹那,「資訊時代的企業家,需要發揚創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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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 吳敬璉:新加坡模式不適用大陸

     上個世紀末,大陸曾在蘇州工業園區學習新加坡模式,並拓展到整個蘇南地區,但是大陸經濟學泰斗吳敬璉22日在一場論壇中表示,新加坡威權管理過去產生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21世紀就不適用於大陸了。      據鳳凰財經報導,吳敬璉於黑龍江亞布力舉行的企業家論壇上指出,大陸現在已經從一個追趕者變成領跑集團的一名成員,需要原始性的創新,這時候如果還是按照新加坡模式,用政府來指揮老百姓「幹這個、幹那個」,就不適用了,因為現在的大陸需要有創造性,需要減輕束縛。      早在1990年代,當吳敬璉在新加坡國內政治研究所工作時就知道,新加坡內部的調查發現新加坡的專業人員都覺得太束縛,不願意在新加坡待,當時大概有70%以上的新加坡人希望移民,而且都是專業移民。到了本世紀,新加坡領導人發現原來的威權管理模式已經行不通,於是就提出,在資訊時代要發揚的是企業家的創造精神。      競爭市場是改革核心      吳敬璉還提到,大陸目前經濟體制還有很大缺陷,不是一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他並高分貝抨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不可能出現黨政領導駕馭之下的市場經濟,因為「權力控制的市場經濟就不叫市場經濟」;同時企業家也不應在政府掌握資源的情況下選擇結交官府尋租,而應追求平等有效率的經濟制度。      市場經濟理想未實現      他表示,大陸自十二五規畫提出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畫,外界便猜測在三中全會時將提出明確的改革總體規畫、路線圖和時間表。      但吳敬璉強調,雖然十八大提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看來很接近市場經濟理想,但「沒有完全實現,甚至沒有實現」。      吳敬璉在論壇大力呼籲,企業家不要尋求特殊政策優惠,而應努力爭取建立平等競爭的制度環境。企業家做為社會中堅力量,一定要抵制敗壞商業文化的官商勾結尋租風氣,投身完善市場的改革當中。 … 更多新聞請看《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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