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乌鲁木齐街头的警察与维吾尔商贩 文 /王力雄 新疆的民族矛盾如一个已经临界爆炸又无任何阀门的锅炉。单纯的经济发展让民族冲突不可遏制地继续提升，中共当局肆意妄为的权力和强势的镇压使危机更加严重。解决问题，最终还得靠维汉人民自己。 上世纪 80年代逢到过年时，新疆汉人和维吾尔人的互相拜访还很普遍；到了 90年代，平民百姓不再来往，公务员、一般干部之间互相拜访；而到现在，两族过年时只有领导干部互相拜访。这虽然是生活中的小事，却反映了民族关系变化的 大势。从时间上看，这种变化和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是同步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新疆问题中「预期的自我实现」。 民族压迫更甚于政治压迫 中国当局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种逻辑的结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群体，并让他们对立 起来。因为汉族不会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因此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汉族理所当 然地成为北京「保持新疆稳定」的依靠群体，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 这的确使新疆汉人在民族问题上站在当局一边，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新疆建设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 要镇压当地民族时也会摩拳擦掌地请战。而当地民族在被当作防范对象的同时，最终也就真被推到敌对一方。不仅是与政权敌对，还与整个汉民族的敌对。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从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政治改变了，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可以一起建设新的 共同体。而若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在我看，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险。 如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所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分裂主义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如果你把人家当做敌人，人家想跟你分裂又有什么错？新疆当局多年来对当地民 族的镇压政策被其自己概括为——「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继而进一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与北京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稳 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一脉相承，却更加穷兇极恶。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他们对解决问题还抱有希望，还愿意通过互动取得进展，当他们什 么都不再说和做——似乎所有萌芽都被消灭——的时候，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 人却没有领会。「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的恶霸行径竟毫无羞耻地成为政权指令，充分展示了当权者的蛮横与无知。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 在新疆总会被企图从任何事物中发现「萌芽」的维稳爪牙政治化，导致事情愈弄愈大，把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把善良百姓逼成「恐怖分子」。这种动辄置人死地 的做法可以震慑一时，却不会解决问题，反而日益积累仇恨的能量，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缘由引发，毫无萌芽地窜出恐怖之树——如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又如这次 巴楚事件。 乌鲁木齐街头的维稳标语与维吾尔商贩 只强化经济发展不能解决问题 当局在对新疆强硬镇压的同时，另一手是发展经济，如中共的新疆书记张春贤说「发展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总钥匙」。这种思路的逻辑是，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 高，民族分裂就会失去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问题自然而然会解决。这些年，无论从公布的数字，还是实地观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 而新疆问题却从来没有因此变小，民族冲突则不可遏制地继续提升。 这种思路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而是政治，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上还在不断加强高压，经济再发展也是南辕北辙。 即使只从经济来说，北京也许真心希望发展能够缩小当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然而新疆汉人掌控了大部分权力、经济和知识的资源，有足够能力在任何一次 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经济自身的规律也会发挥作用。市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经济必须绑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之上，汉人 无疑比当地民族佔有优势。仅使用汉语一条就成为当地民族就业和发展的首要障碍。新疆各个领域的高层位置大部分都由汉人佔据。当地民族被当局描绘的发展吊起 胃口，然后被现实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中。 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不但不会消解民族矛盾，反而制造更多的冲突。如果说过去的民族矛盾还是主要针对歷史和宏观的议题，与百姓日常生活较远，今天的 经济差距却会清楚地摆在每个普通人眼前，充满现实生活的每个细节，民族冲突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与每人的切身利益与经验息息相关，由此激发更为广泛和深入 的民族情绪。 乌鲁木齐街头维族少女注视在街头巡逻的防暴警察 肆意妄为的权力伤害民族感情 中共权力集团的权术造诣炉火纯青，却鲜有人文精神。中共执政造成的人文传承断裂，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为单一化专门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 拜强大蔑视弱小。他们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 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深入文化、歷史、信仰、哲学等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诡诈却单薄，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处理民族问题 需要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从这一点看，中国民族问题走入死胡同是一种宿命。而展望未来，也难指望突破，因为人文精神的復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对新 疆的统治最能反映当局的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者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当年把王震的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 把所有的水视为是从神圣的天山流下，同时穆斯林民族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洁净，还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不洁之物，王震又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刽 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上，等于弄脏了所有穆斯林喝的水。无法想像治理新疆这么多年的当局会颟顸到如此程度，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的 意愿必须让位，而且要大肆宣传，让每个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时，他们眼前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会 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 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评估新疆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按照当今的治理路线走下去，无疑愈走愈近。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正在等待中国自身出现动盪。 最可能的时机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期。那是一个中国没有迈过但是必须要过的坎儿。专制权力愈是抗拒主动转型，未来的转型就愈是可能以突变方式降临。突变会 导致各种社会危机同时现身，变局迭起，国家控制力大幅下降，也就会成为民族分裂的最好时机。当民族敌意已经在大众层面普及，最容易失去理性而诉诸暴力，那 种情况下爆发的民族冲突，所达到的暴烈程度无法想像，冤冤相报的循环也看不到终点。 新疆这口已被烧到爆炸临界又无任何阀门的锅炉，如何才能安全地减压，逃过那个劫数？对此我丝毫不指望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专制权力，最终还得靠维汉人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