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文 /趙思樂 11月 15日，李莊向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起控告，指重慶公安局李莊案專案組、龔剛模案專案組警員徇私枉法。同一天上午，十八大選舉出的政治局七人常委剛剛結束第一次正式亮相。李莊在微博上轉發《控告書》時說：「該開始了。」李莊案第三季「反攻」正式開始。 11月 23日，最高檢約談李莊，答覆「會認真對待」；11月 29日，重慶第一中級法院約談李莊，表示會依照法律程序處理。 然而，在各種細節和內幕鋪天蓋地之時，李莊久久等待的第三季到底所為何事？已經不是律師的他還在為重慶冤案做些什麼？他如何看待案件對中國的法制未來將產生的影響？《陽光時務週刊》特別採訪了李莊。 Q&A 陽光＝陽光時務 李＝李莊 陽光：此次控告重慶專案組，您希望達到怎樣的效果和目的？ 李：我現在的期望是，第一，讓王立軍和薄熙來的罪惡最大限度地暴露在陽光下；第二，將我當年以「藏頭詩」認罪詐降的意義和真正內幕暴露出來。 陽光：您期待李莊案的官方平反嗎？ 李：我的正義無需官方來伸張。現在我沒有律師執業證，來自全國的很多當事人甚至海外華僑要打官司，找我這個沒有證還被判過刑的律師，他們信任我。給我平反真正的受益人是誰？是重慶的政府公信力，是重慶的司法信譽得以修復，他們算的是大帳。 陽光：您希望李莊案第三季的反攻對中國未來的民主法制帶來怎樣的影響？ 李：我的骨子裏是講民主、憲政、自由和法制的，但是你用什麼來講？如果我就講重慶黑打，我能夠讓民眾窺一斑而知全豹，達到推動法制的作用。 陽光：您現在除了就李莊案進行控告，還在做哪些與重慶黑打有關的事？ 李：我現在手下有二十多個律師，來自不同的律師事務所、不同專業的律師，從全國各地招募來的。我這個團隊是鬆散型的聯合，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機構或者說事務所。這個團隊由我來統一策劃，每天我接大量的案件，然後指派律師去做。這個團隊成立的初衷是針對重慶的，因為從去年到現在，找我的案子裏面一百個有六七十個是重慶的。我的特殊經歷和身分都和重慶有着不解之緣，尤其是重慶打黑風暴和聯動執法之後產生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我是深有體會的。我對那個地方是帶有兩種情感的因素在裏邊，第一，我在那兒服刑 548天，我深知薄王野蠻的法西斯暴政；第二，我對那裏的情況比一般的律師瞭解。 我看案子得有兩個特徵我才接，第一，必須是冤案，其他的管不過來，就先把那些被冤枉的先幫助了；第二，刑訊逼供，我的目的就是揭露刑訊逼供。 這些律師團隊不是免費的，但是我們是優惠的，掙錢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是揭露！儘快地揭露！最大地揭露！ 陽光：有一些民眾甚至是律師認為您在李莊案之前屬於律師界的「濁流」，即會與公檢法進行一定程度的互動協商，您怎麼回應？ 李：現在誰說我罵我都可以，只要你不要支持唱紅打黑就行，我就認為你是戰友，你天天恭維我、請我吃飯，只要你支持唱紅打黑，我立即跟你翻臉。 但是，事實勝於雄辯，網上說「李莊是潛規則、李莊是撈人的、李莊跟法官檢查官勾兌」，一個案例都沒有，誰都舉不出來。 當年重慶專案組就為了坐實這些事，到康達律師事務所把我十年辦案的材料、財務賬整理出來，43個人組成了 11個小分隊奔赴全國各地，查我辦過的案子的法官、檢察官，查我是否曾經行賄，甚至查我的對方的當事人，最後查了半天，什麼都沒有！我對着公檢法就是強硬，打，拼，死磕！否則我不會今天被遼寧給抓兩天，明天讓河北給關五個小時，後天讓重慶給判兩年。 我可以公開地動員全社會舉報李莊，說李莊有勾兌也好有潛規則也好，歡迎批評，更歡迎舉報！

村上春樹投書《朝日新聞》說：「領土主權引發的狂熱好像是喝劣酒，很容易讓人腦充血，說話變大聲，行動變粗暴，論理也變得單純化。」（AFP)   文/陳希我 尊敬的村上先生： 看到了您在《朝日新聞》上的文章，我感覺複雜。想說什麼，又說不好。直到現在才勉強理出個頭緒來。這種情形，也許恰如您所說的喝了劣質酒吧！ 您對中國下架日本作家書籍的事，雖然不肯表態，但意見已現。我很有同感。有人說，作家村上春樹愈來愈關心政治了，言語之間帶着的是否定，但我不這麼認為。今年年初倫敦筆會，在英國筆會和言論自由中心舉辦的活動上，主持人問我作家與政治的關係，她說：「在英國，作家可以不關心政治，而關心政治會成為更好的作家。」我答：「在中國，不關心政治的是偽作家，關心政治的才是真作家，中國作家還沒有漠視政治的奢侈，這是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的區別。」我想，在民主國家日本，您是朝着成為「更好的作家」方向走的。作為中國作家，我也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在不需要談政治的環境下談政治。 在中國，政治無處不在。中國不是任何大國，只是政治大國。比如GDP，也是政治之下的GDP。而又因為有了GDP，中國的政治才更加專制起來。這也如同您所說的喝劣質酒的狀況吧？這些年來，中國政府變得愈來愈難以跟世界對話了。上世紀80年代，他們還覺得必須融入世界，雖然用了「中國特色」這塊遮羞布，但這些年他們喜歡說：「西方對中國指手劃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底氣從何而來？就因為有錢了！這種揚眉吐氣也出現在民眾身上，雖然他們並沒有多少錢。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對發達國家基本是有共識的：學習。那時日本還是中國的最好榜樣。這些年，我們常聽到的卻是「別以為外國什麼都好！」 這種變化是微妙的，也是深刻的。所以此次「反日」遊行，民眾是否受中國官方政治的主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民眾自己的情緒。 當然，這種情緒也可以是反官方政治的。據說某個城市抓了40多個遊行中的「打砸搶」分子，而問到釣魚島，有17個人不知道在哪裏，被傳為笑話。但我覺得沒什麼可笑的。那些上街「打砸搶」的，未必都是只對日不滿，他們也對國內現實不滿，釣魚島只是他們的舞台。當今中國社會充滿了暴戾之氣，這種戾氣可以是為國家，也可以是為個人，或者明確說是因為不能操國家之心而實行的個人暴動。此次遊行，發洩的目標固然是日本，但也是中國政府。此次中國政府企圖利用民眾「反日」，但他們更怕引火焚身。實際情況是，希望通過「釣魚島事件」來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大有人在。老實說，我也在其中。在一個政治不民主的國家，所有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因為政治就是生存；在一個腐敗的國家，所有的外政都是內政。 按中國學者朱學勤先生分析，世界大國崛起一般可分為三種模式：英美模式、法俄模式、德日模式。中國「崛起」是兼具後兩種模式的。「德日模式」是長期受壓制的民族的「崛起模式」。整個中國近現代史，都是衰敗中國力圖「崛起」的歷史。這種「崛起」是依賴於專制制度的，這也是中國現政權所強調的他們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此次「釣魚島事件」，不知您是否發現，公共知識分子基本失語。也許正像有人對我說的，必須先有國，然後才談得上國是否屬於民。「崛起」對長期被壓迫的國家是絕對的硬道理。作為日本人，您很清楚日本當年怎樣「崛起」的，所以您也應該明白中日這麼兩個地緣接近，利益相食的國家，和平基本是不可能的。對中、日、韓三國，您美好地看到了「圈」，我看到了「圈裏鬥」。固然都想着「共榮」，但誰都想做這個「大東亞共榮圈」的霸主。 那麼也許應該把希望寄託在文化上？我注意到您提出的是「東亞文化圈」。文化是超然的，「雖然我們語言不同，卻同為擁有同樣感情和感動的人類」。但我仍然很懷疑這種「同」。作為文化使者的知識分子可以超然嗎？他們即使可以超然於國家，也難以超然於理想。這就要談到「法俄模式」，這模式就是革命。法蘭西知識分子和俄羅斯知識分子，他們屬於各自的國家，甚至有時還互為敵國，但他們把革命薪火相傳了。知識分子是天生的「左派」，知識分子該死地極容易被捲入革命。此次反日遊行，政府號召「理性愛國」，一些怯弱文化人特別贊成，他們的苟且有了正當的理由了，既能聽政府話，又能有正當的理由，多好！可見「理性」是個什麼東西。 在日本對外侵略的年代，相當多的日本作家成了「筆部隊」成員，連「冷豔文人」川端康成也難以超然脫身，在日軍佔領新加坡之時也亢奮了。難道滿腹經綸沒有告訴他們是非曲直嗎？有，但更告訴他們民族屬性和他們理想。中國文化傳統使得中國知識份子更難超越國家與政治。那麼，如何做到「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對別國文化保持尊重」？老實說，對民主制度下的日本知識分子，我也是很懷疑的。其實，從您謹慎的措辭中，也可以隱約覺察到難以避免的「日本立場」。 我曾經在日本待了許多年，我現在教的是日本文學，我最喜歡的作家是日本作家，我不遺餘力寫關於日本的文章，做關於日本的演講，我被罵為「漢奸」，被密告到某部門，我的住處被搔擾，還有人警告我的導師跟我劃清界限，否則我挨揍，我的導師也不能倖免。如此的我，捫心自問，如果中日戰爭爆發，我是否應該站在「卵的一邊」？記得您曾經演講說要站在「卵的一邊」。當戰局開始，祖國就會自然被理解成是「卵的一邊」，即正義的一邊。我不能肯定我的選擇，我對人絕望，對自己也絕望。我因此也不寄希望於他人來拯救了，特別是日本。我還記得23年前中國那場舉世震驚的國殤，當時我在日本，日本政府並沒有對中國民主運動伸出救援之手。在世界各民主國家中，日本對中國是最缺乏民主道義的。至於日本的知識人，對中國人的苦難又有多少發聲？大江健三郎貌似發聲了，但發的是什麼聲？不過是貶日本政府而誇中國現政權罷了。 所以寫這封信，是表達一個中國作家的迷惘。我們都喝着劣質的酒，我們都處在醉態，所以歸根結底，溝通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日本所以還沒有下架中國的書，當然是因為日本空氣比中國清明。還因為在日本，下架中國的書無關痛癢。古籍除外，日本人已經把中國古籍看成是他自己的了。中日兩國猶如一根毒藤上的兩顆毒瓜，所謂靈魂交流，不過是同床異夢。當然我仍然是堅定的理想主義者，我也希望能用自我清醒、自我批判，聯絡起文化交流的動脈。但那是很悲壯的努力，不是「千萬不要採取什麼報復舉動」就可以解決的。 說起悲壯，我想起小時候讀過的課文：1958年，此岸的共產黨軍隊和彼岸的國民黨軍隊為爭奪金門島激戰，此岸幾個少年發現軍用電話線被敵方炮火炸斷五米之遠，他們手把手，用自己的身體連接起電話線。後來當事人回憶：「當電流通過每個人的身體時，大家都感覺一陣發麻，身子有些抽搐，腦子裏嗡嗡作響，但我們還是緊緊咬着牙堅持着。」他們悲壯地聯絡起的是戰爭的動脈。我們是否可以努力聯絡起和平的動脈？他們的行為是來自那時代劣質教育的醉態，我們能否從「劣質酒缸」中掙脫出來？ 希望能夠。 中國作家陳希我 2012年此國之國慶

2010年10月16日在東京出現的一次千人規模的反華遊行上，遊行者手舉英文橫額宣示「尖閣列島是日本領土」。 (AFP)   文/劉慷、雁南 日本民間聲明《終止『領土問題』的惡性循環》所釋放的誠懇善意，令同樣立足民間、倡導理性與多元聲音的中國自由派人士受到啟發，並感覺到應該有所呼應。 香港登記註冊的NGO組織「中日民間小組」先動了起來。該小組由香港作家陳冠中和日本學者本田善彥共同創立，成員主要來自中日學界與媒體，平日用中文以郵件組的形式交流。 小組成員之一、北京作家孟湄在讀完日本民間聲明後，率先以個人身分發出聲援，強調這份聲明「這是將危機處理成一個契機的良好做法。」孟湄的表態在郵件組中獲得積極回應。 內地的NGO活動家梁曉燕也認為，中國民間應該給予積極的回應。梁曉燕在接受《陽光時務週刊》採訪時指出：「所謂的民間不是國與國，而是人對人。而中國很多問題恰恰就發生在這裏，每個人都以國家為代表。」 未達共識、需要共識可能是在中日關係上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在梁曉燕看來，在中國謀求共識的難度比日本要大得多。「什麼是共識？現在的中國社會比較分裂。不能說這是多元，多元並非是沒有主流價值和共同認同。在中國，對獲得共識的難度我感到有些悲哀。」 果然，當一份聲援日本民間聲明的中國民間聲明出現後，其聯署活動一開始便出現分歧與爭議，似乎在印證梁曉燕那句「獲得共識的難度」。 日本民間聲明發表的兩天後即9月30日，一份題為《讓中日關係回歸理性——我們的呼籲》的聲明草稿在北京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崔衛平的家中誕生了。 這份草稿首先發布在「中日民間小組」及另一個叫Critique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郵件組中，均獲得相當積極的反饋。 10月4日，這份聲明在郵件群組內聽取意見進行審定後，發布在崔衛平的博客及「共識網」上徵集中國民間聯署，簽名支持者隨之大量湧入，當中不乏兩岸三地知名知識精英。 共識的難度 但與此同時，對聲明文本的批判意見一直如影隨形。中國媒體人長平指出，中國的民間聲明與日本民間聲明的立場有相當大差別：「日本民間聲明立足於批評本國政府；中國民間的回應（聲明）也立場鮮明地批評日本政府，態度曖昧地批評中國政府」。他認為在日本民間團體已經著重批評本國政府之後，來自中國的呼應應著重檢討中國政府的不當言行，包括在領土爭端上最新的「戰勝國理論」，以及粗鄙的「自古以來」論調，或功利的「國家利益」之說。 有鑑於此，有意見認為，如不澄清上述問題這份聲明不如不發，否則擔心會引起誤導。 這一擔心果然並非多慮。 10月5日，「中日民間小組」成員、旅居中國的日裔學者溫子在郵件組中對聲明的部分內容明確提出質疑。 共識與共謀的邊界 「我本來不想說什麼，但是看到這個（中國民間聲明的）改編，身為『中日民間小組』日本成員，我非常反感這個紅字新內容，因為它罔顧事實，意識心態先行。」 溫子指出的「紅字新內容」，是指從草擬開始已經三易其稿的第二條。初稿內容為： 「2012年9月27日，日本駐聯合國代表兒玉和夫先生在大會發言中，以《馬關條約》作為釣魚島歸屬的依據，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罔顧事實、不負責任的表現，不能接受這樣一個重現不平等條約幽靈的起點。不能否認，日本始終存在領土擴張及軍國主義思潮，不時傳出極右翼言論，對於侵華歷史的認知也經常反覆，不利於發展友好的睦鄰關係。」 該條內容被長平質疑為「選擇性的批評」（「聲明中專條批評日本駐聯合國代表兒玉和夫先生在大會發言中，以《馬關條約》作為釣魚島歸屬的依據，而中國外交部秦剛稱，「一個戰敗國卻要霸佔一個戰勝國的領土，豈有此理？！ 」按照這種勝者為王的流氓邏輯，《馬關條約》有何不平等可言？） 最後該條再易其稿，最終修訂為： 「對於最近日本政府在釣魚島歸屬上的一系列論證，我們認為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不能否認，戰後日本在承擔歷史責任方面，沒有做到讓周邊國家的人們心悅誠服，在中國民間，始終存在許多積怨。首先需要面對這些積怨，然後尋找化解的途徑。這一方面需要對於戰爭的過去有足夠的認識，體現以德服人，另一方面，不能再製造新的爭端，激發起本來就存在的怨氣。」 結果修改後的文本引起了更大的爭議。「我就吃驚，」溫子對《陽光時務週刊》表示：「這麼多精英或知識分子簽署，但是其中沒有一個人提出原版上面的重大新聞內容錯誤，而有人提出錯誤存在，但是起草人也不會通知簽署人們這個錯誤，而以另一些其他話語來填補就行。「這種粗糙的呼籲書，哪裏有理性可說？」 由溫子以一名日人的身分不留情面地提出質疑開始，中國民間聲明發展成為一場耐人尋味的思想實驗活動。 「這是我心目中，不懂自我反省的華人精英分子被非要奪取社會主導權的欲望膨脹驅動的一個行動，這一次，我對傳統華人精英分子徹底失去了期望」。 面對溫子這句難免情緒化的批評，「中日民間小組」中反彈者有之：「由於我不在「精英」之列，也就用不着向您說抱歉了！」 反求諸己者亦有之。一名中國學者表示認同說：「（中國民間聲明）措詞過於官方，過於簡單化。」 長平表示：「我完全理解為了發出一份聲明所必須採取的隱忍和妥協態度，也完全贊同對一些事件和觀點採取溫和的立場，但是認為應該謹惕「共識」與「共謀」的邊界，在當下的中國尤其如此。」 包括崔衛平在內的最早參與起草聲明的中港台學者中，至少有四位都沒有出現在終稿的聯署名單上。其中一名北京學者表示，曾指出文本存在問題，遺憾當初未明確提出異議。他希望民間聲明這一行動仍能進行下去，但聲明的文本要解決「表述立意存在的問題」。 「9月15日（中國爆發反日示威）以來，我們感到愛國主義情緒，需要尋找更合理、和平的形式，聲明的另一用意，即在於醞釀這樣一種表達的方式。」另一名參與起草聲明的中國學者表示。

文/張鐵志 蘇貞昌在接受《陽光時務週刊》專訪時指出，瞭解中國社會、經濟及人權等各方面問題，是民進黨要做的功課。（趙豫中攝） 受訪時的蘇貞昌和私下的蘇貞昌差別很大，前者拘謹，後者卻是非常輕鬆，不斷跟記者開玩笑，尤其會拿自己光亮可鑑的禿頭來自嘲。從省議員到擔任地方首長、中央官員，蘇貞昌給外界的印象，一向都是「衝衝衝」（台語的「昌」與「衝」發音相近）——嚴肅、認真、執行力強。2010年競選台北市長時，為了爭取更多都會選民的支持，他大幅改變形象：穿上粉紅色Polo衫，舉辦搖滾演唱會，製作討人喜歡的競選商品。但終究沒有成功。 台北市長一役失敗之後，蘇貞昌成立了個人名義的「超越基金會」（他競選台北市的口號是「超越台北」），由他的大女兒蘇巧慧擔任執行長，舉辦文化講座、紀錄片放映會（蘇貞昌的女婿龍男是知名紀錄片導演）和許多公益活動。基金會每個月有一場「超越講堂」，邀請作家或評論者與蘇貞昌討論一本書。九月份是和中國作家許知遠對談他的書《一個遊盪者的世界》，十月份是和知名評論家司馬文武對談傅高義的《鄧小平改變中國》。 這些活動看似與政治無關，但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無疑意味着累積更大的社會能量以備來日。如果稍加留意，其實從上述兩場活動中，不難窺見蘇貞昌認識中國的企圖心——尤其考慮到蘇貞昌和蔡英文仍將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狹路相逢，成為民進黨內兩大主要的競爭者——2012年一役蘇蔡兩人首次狹路相逢爭奪黨內提名，結果以蔡英文勝出告終。 蘇、蔡二人還交替出任最近兩屆的民進黨主席，但各有使命。蔡英文在2008年民進黨的最低谷接任黨主席，當時受阿扁弊案之累，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大敗，雖然全黨士氣低迷，但是起碼，大家知道民進黨為何跌至谷底；2012年的大選挫敗卻讓許多人更沮喪，因為這次蔡英文作為一個候選人的條件相當好，民進黨也沒犯大錯，卻仍然無力回天，這意味着存在一種可能：要麽民進黨在根本路線上出了問題，要麽目前的選民結構就是不利於民進黨。那麼民進黨可以做什麼來贏得多數選民的支持呢？ 這是今年五月接任黨主席的創黨元老蘇貞昌所面對的挑戰。他必須一方面帶領民進黨前進，並且還要在這一過程中「超越小英」，成為民進黨的實質領袖，包括跨越「中國政策」這一關卡，讓民進黨的中國政策獲得更多民眾支持。另一方面他同時又要獲得黨內對這個爭議議題的支持。 這是民進黨與蘇貞昌都不能迴避的挑戰。 以下是陽光時務週刊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的專訪摘要： 陽光時務 ：您在黨主席競選時提出，民進黨應該要加強對中國的認識。您在擔任主席之後也恢復了黨中央的中國事務部。您覺得為什麼民進黨有這個需要？ 蘇貞昌 ：中國那麼大，離我們這麼近，和我們之間的關係那麼複雜，而對台灣又是這麼不懷好意，所以我們必須要知己知彼。尤其民進黨要守護台灣，更要了解中國。因為中國的變化很快，有些甚至是我們沒辦法預料的，就象猜不到王立軍會叛逃，也不會想到好面子的中國怎麼會同意陳光誠到美國。你看前幾天習近平神隱的原因是什麼？說神隱就神隱，說出來就出來，沒有人知道後面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覺得中國大，變化快，應該要好好了解。何況我們看到，中國從沿海到北京，從黨政到學校，研究台灣制度機構的有上萬人，但台灣在研究中國的，不到兩百人。所以民進黨恢復中國事務部，就是希望有一個單位可以長期、全面且仔細地研究中國。不只了解黨政的中國，還要了解庶民的中國；是要了解現在的中國，更要了解未來的中國；不僅是要了解經貿的中國，更是要了解文化人權各方面的中國。 我們Open Studio的第二場，就是面對中國社會，接下來的內容還包括面對中國的經濟以及中國的人權，這是我們民進黨要做的功課。 陽光時務 ：主席在選舉時特別提出要了解「庶民中國」，這是很有意思的概念。可否進一步闡釋？ 蘇貞昌 ：中國共產黨現在是中國的統治者，他黨員雖有好幾千萬，可是就十三億人口來說，比例也不高，甚至可能低過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最強的時期。 當下的中國也和以前不一樣，不再是一個封閉的、只有共產組織的地方。所以我們應該和他們的民間有多一點互動。不能讓中國只從國民黨的角度看台灣，而台灣也不能只從共產黨的角度看中國。 我相信，未來的共產黨絕對不會是中國的主流。同樣的，親共的或者跟中國一起起舞的中國國民黨，也不會成為台灣的主流。而民進黨作為要為台灣發聲的一個政黨，不能僅僅了解中國的黨政。 民進黨敗選，中國因素不是關鍵 陽光時務 ：關於民進黨在２０１２年的選舉，有人覺得民進黨的失敗和中國有很大的關係，包括中國的影響，選民覺得民進黨沒辦法處理兩岸事務等問題。想請問您怎麼看？這次選舉真的跟中國因素有關嗎？ 蘇貞昌 ：對於大選失敗的理由，大家會講這個講那個，但是理由不會只有一個，中國因素只是其中一個，也不是關鍵。民進黨對於整個選舉都會有全方位的考量及檢討，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務實地了解我們還有哪一些要加強。有些因素可能被放大了，有一些因素可能沒有被注意到。無論如何，我們內部在檢討時，都會方方面面來注意，這也是必要的。 陽光時務 ：您覺得國民黨過去四年的兩岸政策最大問題是什麼？民進黨是否有可能提出什麼不一樣的中國政策？ 蘇貞昌 ：在兩岸政策上，國民黨其實是變化最大的黨。從我們讀書的時候講「反攻大陸」，到「三不」（編按：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到現在的「三通」。我曾經對着章孝嚴講，你阿公講反攻大陸，我們要跟着出去。我還當了兩年兵，反攻號角一響，我們就踏上國土解決同胞。這都是國民黨教的。我們從國小寫作文，中學寫作文，都要這樣寫。那時蔣經國對台灣人講「三不」，誰要是說「反攻大陸不可能」是要殺頭的。但現在做生意最多的也是國民黨。 超越台北，不一樣的中國政策 民進黨認為，我們跟共產黨從沒有打過戰，也沒有任何恩怨，可是我們跟國民黨不一樣的是，他一味地覺得跟中國是可以做生意的，政經是可以分離的，我們認為這會有點受制於中國，容易受到中國的掌控。既然有求於人，就會陷入別人的框框裏面，就會跟着他的整個運作，接着他會予取予求。現在國民黨一味的靠着中國，好像是他的鐵票。所以現在中共要開始來經營民進黨，因為民進黨至少代表台灣一半選民。北京會調整步驟方法，改變對台灣的經營方式，因為他們看透國民黨不足以代表台灣。 民進黨跟國民黨最大不同就是，我們認為台灣本身的價值、存在是最重要的。雖然國民黨也說台灣優先，但是他們不是這樣（做）。台灣經過幾十年，打破威權，跟中國的互動也是必要的。民進黨從來沒有反對跟中國互動或者經貿往來。國民黨的宣傳把民進黨講成不跟中國正常貿易往來，好像是鎖國的、逢中必反的，很多媒體也隨着國民黨講法，這其實是滿大的錯誤。民進黨在執政時期，無論是投資中國或者是和中國貿易，在數據上並沒有減少。 但是，民進黨始終認為，貿易的正常往來不是只有中國，應該是全世界。雖然很多人看到中國人低價的工資是最好的，中國的市場是最大的，但目前後遺症也已經出來了。中國已經要開始調整工資，而過度開發造成環境保護問題也出來了。中國也開始建立自己垂直性的分工。以前是我們這裏的半成品輸出中國，他們代工。但現在垂直分工建立起來之後，他們不需要進口。當我們周邊的香港新加坡日本出口旺盛成長，若只有台灣是萎縮的，這對台灣異常不利，這就是民進黨一直在講的，但被國民黨說成是「逢中必反」。 互設辦事處，運作需透明 陽光時務 ：第八次江陳會提出了兩岸互設代表處的協定，不知道民進黨怎麼看這個議題？ 蘇貞昌 ：兩岸互設辦事處有其功能上的必要。但只是由海基會和海協會來設這個表面上的機構還不夠，必須要有資訊的透明，要彼此之間真正發揮功能，而不是為設代表處而設。這涉及到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這樣才完整。資訊的透明，運作的透明是最重要的。否則的話，那邊是威權體制，台灣這邊是自由開放，這樣弄起來不太對。 陽光時務 ：您今年三月在香港特首選舉時公開發表文章談論香港經驗，那麼中共統治香港的經驗對台灣有什麼啟示？或者台灣經驗對香港有什麼啟示？ 蘇貞昌 ：我覺得香港其實是很可貴的。雖然它現在回歸中國，但過去長時間受英國影響，建立起深厚的法治和自由的貿易。鄧小平對香港有兩個承諾，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可是你可以看到，香港這些年哪有不變？哪有真的一國兩制？ 台灣香港化，萬萬不可以 中國其實用它很大的力量，無論是收買或者是通過運作，一直在無所不在地建立起自己的影響力。選舉也都不讓香港人自己作主，各種的影響都着痕很深，現在更試圖要透過教育的方式，也就是香港所說的「洗腦」（控制香港）。這對香港人來說，是很不幸且可悲的。 正因為這樣，國民黨想把台灣香港化，這是萬萬不可以的。香港人多麼珍惜現在所有，也多麼想要台灣人所擁有的民主和自由，包括全面的選舉。所以，一方面台灣要珍惜，一方面也要以香港的例子來自我警惕。台灣的存在，更能夠給香港一個發揮的空間，如果台灣沒有了，香港也不用爭了。 我覺得台灣今天這個存在其實難能可貴，不僅是給香港做對照，也是中國的一個櫥窗。之前蔣介石說台灣是中國的一座自由燈塔，我們都覺得很好笑，但現在看這話似乎很符合。 台灣的民主、開放和人權，可以給庶民中國一個機會。為什麼他們到台灣那麼喜歡看call-in節目？喜歡到處走？當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人也會想要有更大的自由。現在中國人在解決生存之後，會看到台灣其實還有很多重要的價值。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宮城大地震，芮氏規模 8.9 級，日本百年來最大強震。隨後因地震引起的海嘯襲擊日本東北部城鎮，路透社/共同社記者 Drugoi 發表了許多海嘯過後滿目瘡痍的照片，我們身處同樣地震頻繁的台灣，讓我們為當地的受難者一起祈福並致哀！ Share this on Facebook Share this on Plurk Stumble upon something good? Share it on StumbleUpon Tweet This! Share this on Tumblr Blog this on Blogger Email this via Gmail Add this to Google Reader Email this via Hotmail Share this on FriendF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