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封锁

记者无国界警告，目前中国当局正在试图推行一种新闻封锁政策，阻止国际媒体和网络媒体对中国青海、四川藏区以及西藏自治区最近发生的抗议运动和镇压的关注的报道。 记者无国界警告，目前中国当局正在试图推行一种新闻封锁政策，阻止国际媒体和网络媒体对中国青海、四川藏区以及西藏自治区最近发生的抗议运动和镇压的关注的报道。 此外，中国官方还在进行虚假信息的宣传，比如，最近法国媒体《 Courrier International 》就被中国宣传机器所冒用，以其名义在西藏问题上做虚假宣传。 无国界记者说，”自2011年3月以来，至少有15个西藏僧人自焚，然而，只有很少的关于这些人的信息，以及西藏当地的抗议运动的最新消息被外界所知。” 不仅外国媒体被阻止进入藏区报道自焚事件，当局还组织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造谣运动，通过亲政府的媒体（如《 环球时报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自焚事件带来的影响，并谴责国际社会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很少有国际媒体就藏区最近的事态获得第一手消息，而能够设法抵达藏区并开展采访的媒体则更为有限。 “在世界的视线之外，一场重大的危机正在酝酿。”无国界记者认为，”甚至平壤都有了国际媒体，但拉萨却不是这样”。 无国界记者认为，”就像过去，在关闭西藏大门后，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在世界的眼光之外加强控制。这就必须排除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他们有可能成为这些事件麻烦的目击证人。” 中国官方还寻找限制这一地区仅剩的和世界沟通的方法。互联网便是这一镇压运动的牺牲品。 网络连接被切断，境外网站被屏蔽，关于最近的事态的消息和网络传言被删除：这些都有助于阻止中国网民了解真相，引起不满，并让北京当局在处置西藏最近的抗议时面临国内批评的的尴尬。 “本地的网络社区尤其成为管制的目标，这是为要把任何通过网络组织动员抗议的可能扼杀于萌芽。” 在西藏的镇压 2012年2月15日晚上，超过20个警察闯进 Gagkye Drubpa Kyab 在四川甘孜州色达县的家，他是一名记者和教师，目前为止，他仍然被羁押。 2011年12月30日，作家格桑次成( Kalsang Tsultrim )（笔名是吉桑塔密Gyitsang Takmig）被判处4年徒刑。这名作家从2010年12月16日便关押，但未被起诉。之前的2010年7月27日，他因为”政治错误”被逮捕，随后的10月15号被释放，条件是承诺”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此前，他分发了一张CD，上面有他的视频讲话，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并呼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详细介绍了西藏人民的苦难，并关注他们的宗教和文化的消失，以及侵犯人权的事件。 2009年6月，他因这份CD上的讲话，遭到当地官方警告。 2月14日，通过《 西藏国际邮报 》的报道，记者无国界组织了解到，作家Tsering Norbu，2010年12月被判刑，直到2012年，作家Tsering Norbu，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2年，因为他出版的一本书的关于2008年西藏”314事件”的新书。 他在拉萨分发这本书的时候，警方抓捕了他，目前他还在牢狱中。 一些西藏的记者和作家选择流亡，以便自由地写作关于西藏发生的事件，作家 Gedun Tsering 就是这样。他设法逃到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在那里他出版了”Ghost Writer”。 该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从喜马拉雅到印度的旅行，以及在印度作为难民的生活，这本书被偷运到4个藏区省（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的寺庙，大学和学校里。 网络审查 1月24日以来，在四川省色达县发生暴力抗议的地区为中心的周围50公里半径范围内，互联网和手机网络都被严厉限制和切断。许多西藏流亡媒体组织的网站不能访问，一些藏语论坛和博客，如 Sangdhor.com 和 Rangdrol.net ，也从2月3日开始被封锁。 同样在2月3日，北京的《 经济观察报 》的调查记者 刘志明 ，在他的新浪微博客上贴出了1月23日甘孜州色达县骚乱的消息，很快被新浪微博管理方删除。这只是网络审查者对于藏区最近的骚乱消息进行严厉审查和删贴的一例。 临时性地切断某些特定省份或地区的网络和电话，阻止海外媒体的报道，使其归于沉默，已经是中国当局在其他地区行之有效的策略。此次对西藏为中心的藏区的通讯管制尤为严厉。此前，在2011年5月，在压制了内蒙古人对外来采矿者压死牧民事件的抗议后，当地的网络也被切断；新疆在乌鲁木齐发生7月5日的民族骚乱后，整个新疆的网络也被切断了几个月，与世界隔绝。 控制和阻拦外国记者的采访 驻华的外国记者们，一直被禁止进入西藏采访，他们还被其他有藏区的省份（青海、四川等）的警察阻止，无法报道最近的发生在西藏以外藏区藏民的抗议运动。 在1月份的最后一周，一个来自CNN的摄制采访组，在一个进入川西藏区的公路收费站附近被逮捕，警方的目的是阻止他们进入川西藏区采访。 官方也意识到，对外国记者进入藏区（西藏自治区）采访的阻拦是非法的，违反了中国对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法规，因此，中国官方常以恶劣天气或道路状态不佳为理由，阻止外国记者访问川西的藏族自治地区。 因此，外国记者们被迫采取秘密的方法，进入四川西部、青海等藏族居住的地区。 英国《 卫报 》记者乔纳森·沃茨（Jonathan Watts,），设法绕卡了官方的路障和检查哨卡，进入了四川西部的阿坝藏族州（藏语康巴方言称为Ngaba），他和到达该地的其他外国记者都注意到了该地的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试图进入藏区采访的记者们，疑似因违反警方要求他们离开的指示，而遭到安全人员的骚扰。 一些外国记者抱怨他们被跟踪；有些记者，则被警方直接押送机场遣送回京，有些记者被警方寻衅进行数个小时的讯问，并被强行检查他们的录音、拍照和录像设备，警方还强行删除记者们的音像记录。 警方对外国记者和他们的中国籍助手的身份证件查验变本加厉，不再局限身份证和护照，而且要求查验暂住证，记者被要在任何时候都求必须随身携带这些证件。 这些侵犯，使记者们面对的工作压力升高到新的水平，监视则持续不断，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媒体工作者的安宁和心理健康和安宁。 2月2日，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通过在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布了一份声明，问中国当局呼吁，应该允许记者自由的进入法规并未禁止他们进入，或者并未要求事前报批采访计划的地区。 这份声明称，官方最近的执行的阻止外国记者前往四川西部和青海等藏区采访的政策是非法和没有官方依据的。他们声称，外国记者们有权自由地前往这些地区旅行和自由地采访任何愿意接受采访的人。 之前的两天，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曾要求他们的会员注意小心谨慎，并警告他们，在采访北京所担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时候尤其要注意安全。 驻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履行职责的环境从去年（2011年）二月份以来(因茉莉花革命)就大大地恶化了。试图报道中国各种抗议事件，尤其是居民与当地政府的冲突事件的外国记者们往往成为官方报复和殴打的目标，殴打记者的人，几乎肯定受到是地方政府或者更高层级的官方人士的指使。 2月15日，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泮河村，当地民众上街抗议政府出售他们的土地，与去年发生在广东汕尾乌坎发生的民众抗议类似，在泮河的事件中，三名前往当地采访的外国记者被殴打。 法国新闻电视台 France 24 的法国籍记者方百醍（ Baptiste Fallevoz ），和他的中国籍助手 杰克张 ，在前往现场采访的途中，他们的车辆先是被另一辆汽车撞到。然后，他们被便衣暴徒袭击。杰克张的相机被砸坏，头部被重重地殴打。两人随后被强行送往温州机场登机返回，而当地警方声称，此事归咎于一起村民的械斗误伤。 在同一天，荷兰自由撰稿人 Remko Tanis 遭遇类似的袭击。Tanis为荷兰报业协会工作。他正在采访抗议者的时候，大约100人忽然闯入，他被殴打，他的相机记忆卡和采访笔记被抢走；Remko Tanis说他安然无恙，但他担心那些他曾经采访过的村民的安全。 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的报道,2月19日,一名外国电视记者在北京购物街王府井采访一次抗议事件时,遭几名便衣殴打,他的脸被重重地打了几次,他的设备被扣押. 许多记者在报道官方的镇压行动时被骚扰和殴打 中国当局抱怨，他们面临着敌对的外国媒体，中国官方指责，驻华的外国记者们，对向持不同政见者给予突出报道，对抗议示威、大众的不满和污染等大加报道，却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成就进步报道兴趣不大。 中国官方指责，驻中国的900名外国记者，抱着消极的心态报道中国新闻。他们指责，外国记者的”双重标准”和”冷战思维”，以他们的偏颇意见去报道整个国家的进步。 官方甚至发动了一场针对外国媒体的虚假宣传运动. 法国巴黎的周报” Courrier International “从中国官方网站 西藏在线 上，发现一篇北京《环球时报》的文章。这篇报道名为”法国媒体：和谐、发展是西藏大多数人民的愿望”，该文据称是引述自” Courrier International “记者从西藏偏远地区发回的报道，但根据” Courrier International “，该报从未发表过上述文章。 中国在无国界记者编制的 2011-201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上，下跌了6位，目前在178个国家仅名列174位。

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国际记联)亚太区分部一月二十一号对外发表了一份标题为“中国新一轮镇压：中国2011年新闻自由”的监察新闻自由的年度报告。报告揭示，随着2011年二月份中东茉莉花革命的浪潮传送到中国之后，中国国内外的记者在中国的采访环境更加恶劣，不少记者被辞退或者被迫离职。互联网仍然是中国政府镇压的目标。而外国记者的签证被拖延更成为官方向记者进行威胁使其就范的手段。 *中国的新闻自由在2011年遭受重大的挫折* 国际记联在年报指出去年二月份中东和北非地区茉莉花革命浪潮迅速传到中国国内之后，激起了中国境内呼吁发动“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抗议活动，国际记者联合会监测到多名新闻记者、因特网博客作家、艺术家及维权律师被中国公安部的国内安全保卫警察及其代理短期非法拘留、滋扰及虐待，这些人最终获得释放。但是它们仍然受到家居监视或被起诉。该年报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在2011年遭受重大的挫折。 国际记联的发言人胡丽芸在该年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一年有十六名记者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只是冰山的一角，她相信有更多的记者被迫离职，但是目前得知究竟有多少记者被迫离职。 法新社报导说，因为在2012年晚些时候中共十八大将选举产生新一代领导人。随着中共当局在十八大召开之前试图压制反对派的声音，这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该社引述胡丽芸的话说：“ 每当领导层换届的时候，中共当局有责任确保社会稳定。他们不会容许任何形式所谓的‘不稳定’。” 香港资深的媒体工作者，香港开放杂志的总编辑金钟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的时候表示这份报告说明了记者在中国所面临的恶劣环境，尤其在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他说中国很多年轻人和许多网民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非常的激动而举行了三次集会，立即被中共当局镇压下去。 金钟说：“因为他们非常的紧张，在茉莉花革命被镇压之后，他们又抓了很多人，跟着就有艾未未事件，跟着毛派死灰复燃。在这个大背景下，他们对新闻传播的控制就非常的敏感。就把这些动态的事件压制在大家都不知道的状况下。” 金钟表示，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政策是“画地为牢”。 这个政策始终是没有改变的。他们圈了一个范围，这些记者只能在这个范围活动，出了一步都不行。比方说阻止CNN记者陪同好莱坞影星贝尔访问山东临沂的维权人士陈光诚。 金钟说：“从陈光诚这个案子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消息和新闻的封锁简直到了铜墙铁壁的地步，完全把他孤立地禁闭在家中” *互联网是中国政府镇压的主要目标之一* 国际记联在这份2011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互联网是中国政府镇压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加紧控制因特网方面，中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监察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自该部门成立后，超过六千个网站被指 关闭。而对外国媒体报导的规章也突然收紧，同时为了避免外界的审议，中共中央中宣部及省宣部于2011年起开始更变对媒体禁令传递得做法，不用文字改用口头传递，并着媒体不能用文字记录。该年报结论说，这种做法引证，中宣部或者相关的部门明了有关的禁令或者指令都违反新闻自由。 *中国网民千方百计突破网络封锁* 香港开放杂志的总编辑金钟指出中国网罗了许多外国归来的高科技网络人才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构筑一个天罗地网来控制中国的网络。尽管如此，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却无法彻底的控制。很多网民用许多方法翻墙去突破网络的封锁去浏览官方不让浏览的网址，获取国外大量的信息。 金钟说：“所以这个情况就处于一种斗智的状态。”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华盛顿短暂停留的期间，这个星期三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访问的时候也指出尽管中国设法监控网民通过因特网社交网址来讨论中国的时事和政治社会问题，可是网民们总是领先一步，通过各种代码来讨论西藏问题、基本自由、以及中国的政策、政治制度和经济等问题。 * 加强因特网有效运作* 因此金钟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因特网，手机等多媒体的时代突破中国新闻封锁管制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互联网和其他手机传媒有效的运作，使得上亿的网民得以获得国外的信息。他说他把一些抢手的文章放在网上，比方说去年开放杂志十月份杂志的一篇关于毛泽东情人的文章，据说中国大陆已经有上百万的网民通过不同网站的下载而阅读了这篇文章。他说像这种事实说明我们不能把工作只放在 传统的媒体上。 他说：“我们还必需在互联网上多用些工夫去把它做的更好。这样的话我想未来我们的传播空间还是有希望的。” RSSリーダーで読む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该报介绍说，中国90后一代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是互联网与微博的一代，他们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时成长。现在他们开始进入社会，寻找工作，但是中国经济却在此时放缓了增长速度。 就此专题，《国际信使报》主编发表了一篇社评文章。文章题为《中国的美国化》。文章表示，中国很可能有一天会在实力上和国内产值上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也将为这一结果付出巨大代价。通过目前中国年轻一代所透露出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迅速美国化。这当然是中国自1978年启动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各种宣传的结果。中国政府发出的致富的信号被中国大多数人全盘接受。物质主义于是转化为消费主义。 10多年以来，互联网和数以亿计的微博也使得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微博上，除了政治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中国人于是得以通过互联网大量吸收来自西方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来自美国的文化乳汁。对于众多的中国的年轻人甚至成年人来说，欧洲只不过是一个保守的困守于过去的大陆。只有在时尚领域，如赫尔麦斯或古奇等名牌，欧洲才在中国城市年轻人那里有点声誉。 作者表示：中国出生于1989年之后或稍早的年轻人的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消费，如何出人头地，如何成为房主。即使是这些年轻人会遇到很多困难，而且他们也会很愤怒，但要指望这一代青年推翻现存体制是不会有希望的。 这其实就是中国现政府二十年以来的最大成绩，将政治问题完全从生活中抹去。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马列主义的课程还在继续，这些课程已经同社会现实毫无关系。学生们也对这类课程十分讨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政治不关心的原因。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知之甚少，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也浑然不知。要想知道这些事件，必须翻过中国新闻封锁的高墙，到境外的互联网站上去了解。但只有很少人翻墙。 于是，家庭政治教育无法进行，传统的儒家教育也无法进行。中国于是成为一个风俗放纵的美国化的国家。作者最后提问，中国政府对这样一个脱了缰的社会的控制还可以维持多久？这将是留给即将接任的习近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