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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可以认为，在通胀再次加速的风险仍未消除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由于对经济前景感到不安。有关到底更重视景气还是物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还存在意见分歧。这可能是”物价派”和”景气派”之间意见对立加深的表现。 原文： 中国、景気減速の懸念強く　指導部内で対立か  发表：2012年2月19日 作者：高橋哲史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人民银行18日宣布，继去年12月之后再次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而此前不久不少市场观测人士认为，由于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高于预期，这会推迟实施宽松的金融政策。中国领导层决定暂时搁置通胀对策而优先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主要是出于对经济下行风险的强烈担忧。 　　此前不少市场人士认为，1月下旬春节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就会在今年首次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本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月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了4.5%。CPI时隔6个月大幅上涨，由此不少市场关系人士将对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时间的预期修正为”2月底以后”。 　　有关这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中国新华社18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随着春节之后企业投资、信贷需求逐渐恢复正常，有必要由银行系统的供给来提高资金的流动性”。 　　然而，情况并不是预想的那样。一般而言，资金供求紧张出现在春节之前，而春节结束后多出现资金过剩迹象。可以认为，在通胀再次加速的风险仍未消除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冒险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自然可以理解为是出于对经济前景感到不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月上旬发出警告称，如果欧债危机出现最坏的情况，则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下跌至4%的水平。欧盟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对象，欧盟的经济增长放缓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可谓生死攸关。中国政府早前对进一步援助欧洲持谨慎态度，如今已转为积极姿态。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月6日至10日的学习会上提出，要见事早，动作快，预调、微调从一季度就要开始。 　　可以认为，有关到底更重视经济增长还是物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还存在意见分歧。中国人民银行15日发表的报告强调，对未来通胀风险仍不可掉以轻心。而这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似乎与报告内容相矛盾。中国人民银行在星期六晚上8点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时间选择也比较特别。这可能是”物价派”和”景气派”之间意见对立加深的表现。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HeQinglian：这叫报喜不报忧的半拉子新闻。一，还有十几个没跑赢的；二，就算18省区市跑赢GDP，没跑赢通胀也白搭；三，还有六成居民没达到城镇平均收入水平。 @HeQinglian：6成城镇居民未达平均收入水平，中收入者比重或下降。我的看法：如果是这结果，只能说贫富差距大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正常情况，应该是有七成人在平均收入水平线上下浮动，15%在平均水平以下，15%超过。 最近一则全国多地人均GDP超8万元，接近富裕国家水平的消息备受关注，数据虽然实实在在，质疑之声仍不绝于耳。究其原因，GDP毕竟不是真金白银，与百姓的实际感受有一定距离。 随着各地两会渐次闭幕，各省披露的过去1年直接反映百姓收入的两项数据指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比GDP数据更亮丽。根据公开资料统计，2011年，共有18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双跑赢GDP，有25个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越GDP，29个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整体快于城镇居民收入。 上海、山西、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山东、海南、内蒙古共计18省区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两项数据双双跑赢GDP。北京、天津、河南、广西、江苏、安徽6省市收入增速则落于GDP之后。此外，重庆、河北、辽宁、贵州、西藏、青海、云南7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均高于GDP，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则低于GDP。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去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共有9省份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超过14.1%的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共计有11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17.9%的平均水平，其中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相差最大，农村增速值较城市增速值高出6.5%。位列第二、三、四位的江西、广东、河北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相差值也在6%左右。而安徽与甘肃则是仅有的城市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农村的省份，增速相差值仅为0.5%。 农民收入增速迅猛。2011年，25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不仅全部超越各自GDP，且29省区市农民收入增速整体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按已公布省份数据显示，海南、重庆、四川、吉林、内蒙古、陕西6省区市增速都超20%。 在这25个省区市中，海南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达22.2%，位居榜首，重庆以22%的增速位列第二。北京去年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为7.6%，为所有省区市中最低，但农村居民收入则达14736元，远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6977元，仅低于上海的15644元，排名为全国第二位。相比之下，海南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虽然排第一位，但农民人均纯收入6446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西部增速强劲。去年，中部、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整体快于东部地区，增速强劲。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均值分别为13.26%、13.11%，二者水平相当，略高于东部地区11.85%的增速。且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排名前十的省区市中，除海南、山东、广东外，其余均为中、西部省份。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也呈现出类似局面，东、中、西部地区省份平均增速为14.50%、16.88%、16.50%。以上数据显示，中、西部地区增速也略高于东部地区。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越20%的6个省份中，除海南外，其余仍为中、西部省份。 来源：和讯网 2011年国家统计局的年报再次刺激了人的神经。 根据2月22日发布的国家统计年报，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约2700元。 所谓的人均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收入。此前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平均工资，都引起很大的争议，即大部分居民赶不上平均收入、收入“被增长”。 而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的年度居民收入中位数，使得很多居民感受到自己的收入的确偏低。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记者，中位数低于人均收入，说明中国贫困的群体还是比较大。中位数字的推出，是一个统计细化结果，尽管其仍存在弊端，但是，对一般居民而言，“在理解上会好一些。” 记者从统计部门获悉，目前可能约6成城市居民，并没有达到平均收入水平。这与过去公布城镇职工平均工资，近6成没有达到的情况，比较类似。 国家统计局目前正在加快统计改革的步伐，预备在目前公布城、乡居民收入平均水平的基础上，未来会公布整体的全国居民平均收入，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中位数也有望公布。 统计局此前的报告显示，目前低收入和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很快，唯独中间部分的收入增速比较慢，这使得很多专家感到忧虑。中位数收入偏低，可能预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在下降。 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专家狄煌指出，中国迄今没有中等收入者的准确标准，但是中间收入者收入增速慢，需要好好研究，要找到扩大中等收入比重的办法，可以考虑一些政策，比如个税起征点可以随物价进行调整。 目前统计局成立了司级单位住户调查办，将过去城市司和农村司有关住户调查的单位纳入其中。该局已将有关城乡一体化的统计方案上报国务院，有望在明年推出全国的居民收入数字。 6成城里人达不到平均水平 根据统计局公报公布的数字，2011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2692元，增速低0.6个百分点。 由于中位数是处于中间位置上的那个数字，尽管此从统计学的意义来看比较正常，但是仍使得很多居民感到震惊。 叶青指出，有了中位数后，每人更容易找到自己参照的位置，“人均收入低于中位数，说明贫困的群体还是比较大”。 而记者从统计系统了解到，实际上全国的居民可能有6成达不到平均收入。这种情况比较正常。“因为其他国家也反映出类似的状态。”一位统计部门的人士说。 此前像一些大城市的平均工资，也出现了6成人达不到的情况。比如2006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6097元，全市达到这个平均数的职工人数比重为39.3%。换句话说，有6成人平均工资没有“及格”。北京市统计局知情人士曾告诉记者，目前北京7成人达不到平均工资水平。 而城乡居民收入中位数，低于平均收入水平，也使得一些权威专家认为，可能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在大大下降。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对此判断，在过去，居民收入的数据一公布，很多人就会说自己又“被增长”了。其实，数字并没有水分，“被增长”原因之一是“平均数”，就现实国情而言，国内收入结构并非理想的中产占多数的橄榄型，“削峰平谷”的“均数”变相掩盖了收入差异。 建议给中等收入者减负 记者获悉，目前全国并没有中等收入者的准确定义。不过一些专家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目前低收入者收入增速比较快，高收入者收入增速也很快，唯独中间那部分收入在下降。尽管低收入者提高收入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比重，但是中间部分人的收入增速慢，也可能使得整体中等收入比重有下降的可能。 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沈利生指出，如果中等收入比重在下降，那么下一步国家需要做好政策调整。因为目前国家不断提高低收入者的最低工资等，使得低收入者收入增加。这部分人也不会达到个税的标准。高收入者可能不用工资，主要通过财产性收入来避免个税缴纳。 “唯独中间部分的人，是守法人员，收入不高不低，正好是个税缴纳的对象。所以高收入者、低收入者都缴税不多，唯有夹心层交税比例大。”沈利生说。 此前，201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狄煌认为，十二五期间，应该根据每年的物价情况，适当调高个税起征点，以便减轻中等收入者的个税负担，促进中等收入的比重增加。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田 磊 　　11月8日记者节，一位新闻从业者在微博上写道：“很多人用自己的血泪创造了苦难新闻模式，而这种模式被普遍复制的时候，不过是让选题门槛越来越高，在这个节不节的时候，还是感怀一下他们吧。” 　　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得到媒体同等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兴起之前，“什么才是新闻”的选择权（同时往往也是社会议题的设定权）牢牢地掌握在编辑和记者们的手里，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好恶决定什么事情被传播、被讨论、被推进和被解决。 　　自从“宜黄自焚”事件后，暴力拆迁基本上已经无法进入媒体的选题视野，这跟管制的关系不大，而是因为无论媒体从业者还是受众都已经对这类题材产生了视觉疲劳，一方不想再报道，另一方不想再消费。“门槛”被提高了，要想登上新闻版面，除非出现更加极端的抗争方式，想来让人不寒而栗。 　　无形的“门槛”屏蔽了太多原本应该受到关注的事务，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不少原本非常态、非制度性因素激发的事件。比如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发生后，媒体的长枪短炮争相围堵那个“可怜的女人、窝囊的男人”，贩卖他们承受的痛苦。旋即，公共空间出现了对“媒体暴力”的指责。 　　一边是冷漠，一边是暴力。中国传媒业的形象真有如此不堪吗？10多年前， 人们在批评传媒业时有两点最常用，一个是说媒体“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与人民无关”，另外一个则是“自由的缺失”。今天，那些说空话的媒体早已被市场埋葬了，我们的话语方式、传播途径变得前所未有地丰富。自由虽然还是个问题，却也不那么严峻了。真正让人焦虑的变成了新闻精神的沦丧。 　　“安慰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折磨的人，折磨那些生活享乐的人。”这是最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要求，后来遭到不少人的唾弃。因为这里边的自我设定听起来有些霸道，如何去定义受折磨和生活享乐？谁可以拥有这个权利呢？ 　　于是，有了新闻专业主义，它要求传媒业者无论是面对受折磨的人，还是享受生活的人，都要不偏不倚、客观中立，不要主观地去折磨他们，也不要试图去安慰他们。新闻也就变成了传播，价值追求让位于工具理性。 　　抽离了人文和道德内涵的新闻虽然听起来一点也不招人喜欢了，但理性的力量往往异常强大，到今天，新闻几乎笼罩了我们的生活，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些没有被关注的事件，无论多么重要都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便无法进入公共议事日程；那些被媒体关注了的，无论多么无聊，总能持久地充当公共话题。 　　这种深层的扭曲招致过不少批评，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James W. Carey。他一直试图将新闻学拉回到人文学科的行列，而不是听任新闻学被异化为一种关于效果、决断和控制的传播技术。他描摹的最理想的新闻学是一种民主的、跨学科的、人文的、饱含想象的学科，只有那样的新闻业，才有可能告别冷漠与暴力。这样的反思原本越来越成为西方新闻界的潮流，但新传播技术的来临让事情又变得更加复杂， 更多人又开始悲观，今后，新闻在信息世界里的领地将越来越小，精神之光在技术之影的笼罩下将日益微弱。 　　中国的新闻世界更无法例外，虽然距离专业主义还很遥远，但工具理性糟糕的一面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同时，他们也很难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自由竞争。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胁迫下，媒体人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去思考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的社会结构的角色该如何扮演。过多的批评，多少也显得不公。 　　但是，新闻精神的重建是我们如今必须要讨论和反思的问题。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讨论中一个危险的倾向是将话题过度地引向新闻自由。毫无疑问，自由缺失是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但将一切精神的猥琐化都归结为自由的缺失，同样是种偷懒的行为。我们到底有没有无意间参与了扭曲这个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 　　与整个国家一样，新闻业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的进程叠加在一起，混沌不清，每个人都能找到批判别人的无数理由，每个人也都能找到逃避责任的无数借口。那个最常用的借口叫“制度”。 原文： 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