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无国界记者 | 北京对谷开来案庭审进行严密媒体审查

无国界记者组织谴责在8月20日宣判的中共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谋杀案庭审,中国官方进行的严密的媒体控制和审查,在今天的宣判中,谷开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她表示认罪不再上诉。 Lire en français Read in English 无国界记者组织谴责在8月20日宣判的中共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谋杀案庭审,中国官方进行的严密的媒体控制和审查,在今天的宣判中,谷开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她表示认罪不再上诉。 无国界记者说“就这场可能是二三十年来中国最大的高层政坛丑闻,中国公众无法获得任何独立的消息。” “中国官方意识到全球媒体对谷开来案的庭审的广泛关注,当局巧妙地将直接的舆论控制和审查以及信息发布和管制结合起来,以确保他们掌控整个游戏。因此,官方极力确保,对这次庭审,只有官方的版本出现,围绕着该案的余波不会影响到中共的十八大的氛围。” 谷开来和她的同伙张晓军,以及庇护他们犯罪的重庆四名高级警官,在8月9日和10日,分别在中国东部城市安徽省合肥市举行。庭审期间,除了官方新华社外,没有本地以及国际媒体被允许进入旁听。庭审开始前,各地的主要报纸被要求不得提及这次庭审,庭审完毕,官方新华社发布了关于该案的通稿,各地媒体被要求仅能转载该通稿,不得有任何评论和自采内容。 在合肥采访此案庭审的外国记者被安置在合肥法院隔壁的天鹅湖大酒店,在那边,他们处于当地警察的监督下。一名香港记者试图拍摄法庭外的一名示威者,结果,被便衣警察殴打,香港记者协会向中国当局提出正式抗议,但官方没有道歉。 与此同时,官方的网络审查官还加强了对互联网的检查,谷开来,薄熙来和尼尔·海伍德的名字被过滤掉。然而,仍有一些互联网用户能够绕过网络检查员,或者翻墙,或者在国内的微博上以谐音发出该案有关的消息。 薄熙来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他的妻子被指控,在去年11月,以氰化物毒杀了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谷开来,53岁,曾是著名律师。目前,谷开来的丈夫薄熙来被单独隔离,接受党的调查,他的未来命运现在仍不清楚。他的耻辱性的下台,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的党内政治斗争中,是重要的转折点。 中国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编制的2011-201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79个国家中,排名174位置,并被无国界记者列为“互联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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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 | 消声:一名四川藏区喇嘛因传播藏人自焚照片被判刑7年

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国官方对四川阿坝县著名的藏族僧人云丹嘉措(YontenGyatso)的非法的长达数月的拘留,以及最近官方仅因为他对外公布当地的一名尼姑丹真旺姆自焚抗议讯息,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对他判处的7年有期徒刑。 Lire en français Read in English 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国官方对四川阿坝县著名的藏族僧人云丹嘉措(YontenGyatso)的非法的长达数月的拘留,以及最近官方仅因为他对外公布当地的一名尼姑丹真旺姆自焚抗议讯息,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对他判处的7年有期徒刑。该组织呼吁立即释放他,并撤销对他的指控。 今年6月18 日,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即“泄露国家机密”罪,对云丹嘉措判刑7年,他的家属一直没有收到他开庭或判刑的消息,也无从为他辩护,直到两个月后,才有关心西藏的狱友传出他的消息。 目前他在绵阳监狱服刑,绵阳位于四川西北部,云丹嘉措自去年10月18日在寺院失踪后,经阿坝县军区交给成都的国安部门,其后被拘留在温江看守所,他的家人直到得知判决后,才知道云丹嘉措(YontenGyatso)的下落。 现年37岁的云丹嘉措,是阿坝州的资深藏传佛教僧人,也是一名人权活动家。他来自阿坝县龙藏乡卡西寺﹐曾任卡西寺纠察师、诵经师及寺管会主任等职务,在当地,他建立了一所小学,教授当地学生藏文课程。 去年10月17日,阿坝县四潌乡玛米尼姑庙尼姑丹增旺姆,在县城自焚抗议,当场死亡。云丹嘉措(YontenGyatso)被指控对外公布尼姑丹真旺姆自焚抗议讯息,他还被主控传播西藏2008年以后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 去年10月18日,他被从阿坝县龙藏乡卡西寺带走后,他被阿坝县军区交给成都的国安部门,其后被拘留在成都的温江看守所,根据无国界记者获得的消息,他在此期间曾遭到秘密警察官员的殴打和刑讯。 “在西藏,信息的流动被严厉管制。独立的记者都不允许进入该地区,除了一些外国记者偶尔获得正式批准访问此地。这意味着唯一的信息来源,是当地的藏族公民通过网络等传播到西藏以外地区的的新闻和照片。”无国界记者说。 “在中国,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在《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第32条中规定,任何命政府不快的新闻或者政治方面的敏感消息,都可能被定为国家机密。”、 “北京对西藏的封锁和隔离越来越令人担忧。今年3月,中共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主管下令西藏地方当局,收紧他们对西藏所有通信手段的控制,尤其是对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管制,以‘维护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 中国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编制的2011-201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在179个国家中,仅排名174位,并被无国界记者列为“互联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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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 | 中国/西藏: 五名青海玉树藏族僧侣被中国安全部门逮捕

2012年9月1日,中国当局对青海玉树境内(也是藏区)的赛康寺采取行动,之后四个僧侣被逮捕和拘留。这次军事突袭发生在一些敏感消息和照片在西藏之外传播后。一个拍下此次警方行动的僧侣也被逮捕。 Lire en français Read in English 2012年9月1日,中国当局对青海玉树境内(也是藏区)的赛康寺采取行动,之后四个僧侣被逮捕和拘留。这次军事突袭发生在一些敏感消息和照片在西藏之外传播后。一个拍下此次警方行动的僧侣也被逮捕。 记者无国界谴责对西藏僧侣的反复逮捕,这些人仅仅试图告知国际社会自己受到的镇压。中国当局必须停止在西藏的信息“管制”政策,并且在人权领域履行其国际义务。 西藏地区仍然是“法外之地”,藏族人继续成为被歧视的对象。被拘留的西藏喇嘛迄今下落不明。记者无国界尤其担忧这些喇嘛的健康,他们很虚弱:其中两个已经瘫痪,还有一个身患肾病。 9月1日上午10点,60多辆中国安全部门的军车抵达了赛康寺。一些电脑,DVD光盘,文件和图片在喇嘛们的房间里被查获带走。 中国安全部队拘捕的四名僧人是, Lobsang Jinpa , Tsultri Kalsang , Ngawang Monlam , Tsewang Pema ,他们被指控传播有关2012年6月两名僧侣自焚的消息和照片,当时自焚也发生在5名其他的喇嘛被拘留之后。 当地消息称,他们还被指控持有流亡的达赖喇嘛照片。另一个喇嘛SonamSherab,因为拍摄中国当局的逮捕行动也一并被逮捕。中国当局也加强了喇嘛寺周围的管控:电力和电话连接总是被切断。 几个月来,有关当局逮捕和扣押西藏喇嘛的消息不断增加。2012年6月18日,喇嘛 Yonten Gyatso 因为传播有关西藏的信息被判入狱7年。2012年2月,3个喇嘛 Sonam Gewa , Lobsang Samtem 和 LobsangNyima ,也因为类似的指控而遭受同样的命运。 中国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创立的“2011年-2012年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位于179个国家中的第174位,在该组织2012年建立的“互联网敌人”名单中,中国也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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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国,脆弱的中产家庭

DAVID BARBOZA 报道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吉林市一条繁忙的购物街上,一个商贩在打盹。在吉林等内陆城市,洋品牌的市场份额远远小于大城市。 中国吉林——王建平(音)和他的妻子淑娥(音)在中国算是相对富裕的一对夫妇。他们有相当于1.6万美元的家庭年收入,是中国平均城市家庭收入的两倍以上。 他们在这座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城市里拥有一套面积不算太大的三居室住房,还支付了自己的儿子去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学习电气工程的学费。即便用节俭的亚洲标准衡量,这对夫妇的节省程度也很惊人,他们在一家国有银行里有相当于5万美元的存款。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左边,吉林财富广场的广告牌。这是中国吉林市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当地政府开始把此类工程当做一种轻松的赚钱途径。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王淑娥和她丈夫生活得很节俭,把大部分收入都用来储蓄。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杨阳(音)和她的儿子郭立鸣(音)。为了省钱,杨阳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最近搬去和她的父母同住。 然而,和很多其他的中国家庭一样,王家人仍感到有很大的经济压力。他们没有车,而且很少去购物或者到外面吃饭。这是因为,他们的储蓄金正在贬值,虽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 在这样一个偏袒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而非工薪阶层的经济体系中,政府人为地把存款利率压得很低,使其跟不上中国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同时,薄弱的社会安全网、过低的工资水平,以及飙升的房价等其他由政府影响的因素,制造了一种囤积的冲动,促使很多人不断地储蓄,以防患不确定的未来。 的确,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出口和政府在高速铁路系统等大型项目上的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这十年间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投资的背后不是消费,而是家庭储蓄——13亿中国人的存款。 一些专家把这种体系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它依靠把中国普通家庭的财富转移到国有银行、政府支持的企业,以及那些与该体系有密切关系、得以从中牟利的少数富裕者手中。 与此同时,像王建平夫妇这些正在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家庭,却无法享受到中国经济奇迹的全部果实。 摩根大通(J. P. Morgan)的前任高管卡尔·E·沃尔特(Carl E. Walter)说,“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他是《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一书的共同作者。 沃尔特说,“银行听从共产党的安排来决定向谁发放贷款。所以,他们牺牲了普通家庭储户的利益,来为国有企业谋利。” 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中国要继续充当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济增长引擎之一,就必须培育出一个能够从世界上购买更多产品和服务、并能更充分地分享国家财富的消费阶层。 然而,过去十年间,中国的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显著下跌,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降到了35%。目前,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所有大经济体中位于最低水平。(即便在美国当前非常不景气的经济情况下,这个比重也在70%左右。) 一些专家发出警告,除非中国提高自己国民的消费能力,她很可能会逐渐陷入经济缓慢增长的困境,目前美国、欧洲及日本就处于这种状况。就今年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降温。 “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过时了,”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如果中国要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这个体制。他们必须停止损害普通家庭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允诺要推动个人消费。然而,这么做有一个风险,会损害中国当前金融体系的一个支柱:为国有银行提供资金的家庭储蓄。 在吉林这座以化工制造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中,国有银行因拥有大量的储蓄账户而资金充沛。银行以低息将这些资金借贷给企业受益人,其中包括房产开发商,进而推助了房地产投机的泡沫,使房价涨到了很多消费者都无法企及的水平。很多中国城市都靠这种模式发展。 同时,位于北京的中国央行,也依赖于中国巨额的消费者储蓄来帮助其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笔投资,从而人为地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人民币的低汇率使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低价,维系了中国强大的出口经济。但这样做使很多中国人买不起进口商品。 关于北京和上海地区的新贵阶层抢购苹果手机(Apple iPhone)、古驰(Gucci)手袋,以及劳力士(Rolex)手表的新闻报道,可能会让西方做起商业美梦,以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然而,在吉林和很多内地城市,消费者的选择仍然限于暗淡的国营商场和家庭店铺。这些城市里的国际“名牌”大多是露天市场上卖的冒牌货和仿制品。 在河南街旧货市场上最近一个工作日里,人们在一堆堆衣服中挑挑拣拣,其中有要价3美元的印着米老鼠图案的T恤,还有5美元一件的仿冒耐克(Nike)运动装。仅在几米之外,有一家耐克专卖店,里面出售的正品要价35美元,但却没有一个顾客光临。因为消费者的购买力太低,很多国际品牌都不屑于在吉林这样的城市开设专卖店。 随着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形势走低,中国继续依赖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正在受到限制。中国政府明白,赋予中国消费者更多购买力有多么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甚至还为他们购买汽车和家用电器提供了一系列补贴。 问题是,政府是否能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经济体系以产生真正的效果。“中央政府承诺,要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长期担任政府顾问的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说,“问题是,应该怎样提高。” 储户:生来节俭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中国要提高消费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必须鼓励像王建平这样的人大大地改变他们的习惯。现年52岁的王建平是一个公路设计专家,与他同龄的妻子曾是一名会计,七年前因为健康原因退休。 “我们十分传统,”以养老金为主要收入的王太太说,“我们不愿意今天花明天的钱。” 但是,明天的钱也许不像今天的这样值钱,尤其是在储蓄账户只有3%的利率,而通货膨胀率达6%甚至更高的情况下。 然而,除了把月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存放到银行里,王家人找不到更好的选择。他们害怕把钱投到中国因波动剧烈而恶名远扬的股票市场。而且,中国法律严格限制了他们在海外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把资金转移到境外的能力。 王家人也没有充足的资金或者足够的勇气,去参与房地产投机。目前,一些中国人把这种方法视为获取投资回报的少数几种方法之一,泡沫一旦破裂,就能证明这样做是多么冒险。 和很多中国人一样,王家人存款是因为他们担心飞涨的食品价格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人民共和国早已不提供公费医疗了。他们也为能否给儿子买一套房而担心,在中国,人们指望父母能为自己的儿子结婚时承担这项花销。 “如果你有女儿,花费就不会这么大,”王淑娥说,“但如果有儿子,你就得存钱。” 房价已经成为推动百姓增加储蓄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说,在这方面,政府的政策也正在把财富从普通家庭手中转移出去。 以王家人为例,他们正在被迫搬迁,为市政府授权的新房地产开发项目腾地。中国各地政府都把这类开发项目当做一种轻而易举的赚钱途径。 虽然王家人和其他住户都得到了一定数额的拆迁补偿,但是吉林市政府把那块土地卖给了一个开发商,而这个开发商则打算拆除现有的住宅楼,修建一个更高密度、更加昂贵的新住宅区。 王家人不知道他们能否用所得到补偿金买到一套与自己现在住的差不多的房子。但据估计,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将会共同获得超过相当于5000万美元(约3亿元人民币)的利润。 政策的历史:防止了一次危机,却培养了一种习惯 中国希望最终能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为什么故意压制能够帮实现这个目标的消费者市场呢?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政策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所形成的习惯。那时,中国庞大且无竞争力的国营企业的膨胀,几乎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突然间,随着国有企业濒临破产,国有银行里充斥了几千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很多银行也随之面临破产。 为了避免发生危机,中国政府批准国有企业让几千万职工下岗。1999年,其中一家、也就是大型石油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宣布解雇了100万职工。为了支撑银行,政府加紧了对利率的控制,包括大幅度降低支付给储户的实际利率。定期储户在2002年可以得到排除通胀因素之后3%的利率,而如今,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进去的话,这些储户实际上会损失3%到5%。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银行能够给国有企业提供极其廉价的资金,同时也能获得大笔利润的原因。这也是银行能为大型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项目提供充裕资金的原因。除了高铁,还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巨大无比的三峡水坝。 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府打破了存在已久的“铁饭碗”制度,不再提供终生就业和由国家包管生老病死的福利。政府将社会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的高额成本更多地转嫁到了普通家庭和私营企业身上。 所有这些措施形成了现在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控制下的市场体系。这些措施十分有效,不仅帮助中国行将破产的银行和国有企业死而复生,还推动了中国经济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但是,这个体系也让国民个人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我们也想花钱,但是在交完各种费用之后,我们真的已经所剩无几了,”34岁的杨阳(音)说。她是一所学校的行政人员,和当警察的丈夫,还有10岁的儿子住在吉林市。“虽然我们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我们仍需要支付课外补习班的费用,每个孩子都要上补习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这么做。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做的压力也很大。”为了省钱,杨阳一家三口最近搬去和她的父母同住。 据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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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卢麒元:十八大后经济面临历史巨变

卢麒元:十八大后经济面临历史巨变 ——对十四大以来经济制度与政策的思考与总结 进入专题 : 经济制度 经济政策    ● 卢麒元        笔者按:此文正式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27卷。经济史是用数字写就的历史。冷峻的数字常常令华丽的语言显得苍白。一个民族,勇于面对历史,才能真正勇敢地迎接未来。      我国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缺少一部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史巨著。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经济学界习惯于跟随政治偏好进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评价。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处于学术自卑的心态之中,我国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美国研究机构的数字,特别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诡异,他们的研究明显具有政治倾向,他们是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重要设计者和推手,他们竟然提供了中国3000年以来的GDP数据,我国经济学家们就是借助这些诡异的“历史数据”证明一些“历史性结论”。例如,“民国奇迹论”;例如,“崩溃边缘论”;例如,“黄金十年论”。如此奇谈怪论不一而足,充斥了我国教育、学术和传媒。历史是连续统一的,参不透经济历史,如何研究经济现实?事实上,由于失去了宏大的历史视野,我国经济学研究退出了道的层面,过度纠结于术的层面。经济学忽略了对经济现实的严肃批判,政治家得以无所顾忌地推行政府机会主义,经济问题得以不断累积并深化,最终酿成深刻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的是,政治家们一旦斩断了经济学的春秋史笔,政府机会主义就可以肆意泛滥。由于政府机会主义肆意泛滥,结构性经济问题被长期掩盖,利益集团在金丝雀们美妙的赞歌声中,轻而易举地洗劫了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   十八大,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盛世的好戏还未落幕,危机的犄角已经露头了。如果,中国经济再不及时展开历史性的转变,深刻的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了。      一、让历史告诉未来      十四大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我们先回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了。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第一,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GDP增长由6%提高到8%);第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第三,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一项是目标,第二项是经济保障,第三项是政治保障。   不熟悉二十年前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一个政党的政治会议为什么会将“保八”这样的经济目标作为政治决策呢?当然,如果你不理解十四大决策的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连续二十年“保八”的历史渊源,你也就无法理解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现象(包括当中的奇迹与危机)。   二十年前的决定,肇因于一九八九年的那场风波。受风波的影响,中国内部改革停顿,内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外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并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无法解决婴儿潮(六零后和七零后)带来的就业压力;不能迅速解决就业问题,意味着仍然会发生更严重的风波。执政党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知道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被数字化为“保八”。   如何“保八”呢?非常之事,期待非常之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性人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极富个性魅力的朱?基先生。朱?基先生对经济治理有着敏锐的直觉,朱?基先生准确地找到了启动中国经济的钥匙。这把钥匙的构造并不复杂,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解决资本稀缺问题;第二,解决市场空间问题。朱?基先生发现,解决资本稀缺问题,可以通过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来实现,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以迅速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朱?基先生很快就发现了解决人民币发行机制的窍门: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以重建人民币发行机制。朱?基先生在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后,立刻着手解决市场空间问题。这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加入WTO。于是,汇改和WTO就构成了朱?基新政的两个重要支点。由此,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十四大中后两项战略决策的意义了,那就是为“保八”而提出的经济制度保障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为保八而提出的政治制度保障措施(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客观地说,十四大是成功的。十四大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启动了中国经济,并使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得以度过一九八九年之后得经济危机,并创造了惊艳世界的经济奇迹。   然而,经济史是冷峻的。历史地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发一利,必留一患。不错,朱?基先生对经济问题有敏锐的直觉;但是,朱?基先生仍然缺乏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高度,朱?基先生也尚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在匆忙的摸石头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大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很多政策,仅仅是考虑了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并未考虑后果和退出机制。所以,朱?基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朱?基新政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首先,中国在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同时,大规模让度了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其次,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   肤浅的政客和学者容易走入极端,他们在赞扬和歌颂改革开放成果得时候,喜欢将阶段性成就无限放大,一些并不高明的经济政策被刻意神化了,他们故意遮蔽了阳光背后的阴暗面。于是,原本是权宜之计的朱?基新政,被赋予了过于浓厚的神话色彩(科学发展观),甚至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很可悲,原本一个在特定时间勉强正确的东西,被人为地拉入了另一个时间段,正确的东西变成了错误的东西,甚至酝酿成为一场灾难。   十六大后的萧规曹随。   在十四大召开十年之后,朱?基先生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中国已经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发展空间问题。并且,由于经济政策的前冲特性,到了二零零二年,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客观地说,十六大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修正朱?基新政带来的各种问题方面。应该将朱?基新政中合理的东西制度化,应该将朱?基新政中不合理的东西摈弃掉,应该将权宜性策略转变为长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学、商三界均无反思的道德勇气,他们太依恋朱?基新政带来的既得利益了。十六大之后,朱?基新政反而被固化、强化、扩大化。十六大经济决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此后,中国经济进入畸形发展阶段,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经济危机步步逼近。   熟悉经济史的经济专家应该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的现象。也就是说,通晓经济史的专家,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边际。笔者手上缺乏精确数据,就有限的数据作判断,朱?基新政效用的时间边际应在二零零二年。换句话说,十六大理应成为朱?基新政的转折点。通晓经济史的专家也应该懂得,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政策惯性。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益,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继任者在食髓知味后,自然选择萧规曹随了。很无奈,由于我们不尊重历史,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一笑就是十年。   历史从来就不是线性发展的,完全的萧规曹随是不可能的。就经济史的经验而言,十六大之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既得利益集团食髓知味之后,任何改变既定经济政策的决定都阻力重重。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他们用新经济政策去稳固既定的经济政策。十六大和十七大新经济政策的“稳固工程”,就是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新政。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御用的经济学家们就编造出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笔者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城市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意即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哪里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土化?我们是在筑城,而远非城市化!在轰轰烈烈的十年城市建设高潮中,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财产(土地出让金)被转移了,这虽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土地兼并,但仍然是土地兼并。很无奈,人性在历史惯性中堕落了。   当然,问题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文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了。事实是,美国将通货膨胀转嫁到了中国,中国动员了几乎全部国力承接了美国通胀,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修复次贷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结果。毋庸置疑,这也就给即将到来十八大埋下了巨大的经济隐患。   经济史研究从来不讨政治家喜欢。毕竟,数字会说话,无论多么美丽的言辞,一旦碰到冰冷的数字,立刻会变得毫无颜色。   政府机会主义同样存在明确的时间边际。显而易见,十八大之后,再也无法萧规曹随了。      二、我国经济问题概述      一般而言,经济问题主要是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效率问题主要是分配问题。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例外。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分配结构扭曲包含了两个部分:首先,是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国民福利被大规模地向外进行了横向转移;其次,是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权力和资本强行将国民福利在内部进行了纵向转移。分配结构的极度扭曲,使得脆弱的社会再生产无法持续下去了,导致了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溢出,正常的生产流通濒于瘫痪。   首先,我们分析国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   第一,人民币价格扭曲。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朱?基新政采取了低估人民币的权宜性措施。笔者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超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50%或以上。在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人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这种大规模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朱?基新政的汇率改革,有效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问题,但同时也转移了本应形成内需的国民福利。这就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外汇储备规模失控,带来国有资产的巨大的经济风险(也存在成为政治抵押物的政治风险);二是导致内部消费严重不足,使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   第二,要素价格扭曲。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朱?基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甚至不惜破坏自然环境以达到降低商品价格的目的。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具有价格优势,中国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占领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二是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三,劳动力价格扭曲。由于中国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中国底层国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在特定时间内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空间。中国底层国民,在承受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压榨之后,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中国没有及时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进一步严重分化,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内需严重不足,严重滞后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最终拖累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其次,我们分析国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源于三个太高了:   第一,制度成本太高了。如果,按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来分析,中国实际的制度成本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提供的资料。中国按照三色财政的逻辑(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计算,政府的总支出已经超过GDP的50%了,应该接近或达到世界税赋(指实际而非名义税赋)水平的上限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经济制度 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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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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