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文 / 特約評論員 邵建 香港教育局要求全港公立中小學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目，受到港人抵制，並斥之為「洗腦」；因此所謂反國教反的就是港府強制推行的國民教育。 這一問題也引起大陸注意，國家教育部長袁貴仁針對這一事件，在一次記者會上表態：「作為公民，需要接受國民教育」。頃刻有學者通過新浪微博反駁：「作為公民，當然接受公民教育，為何接受國民教育？」 公民教育，還是國民教育，這其中的區別是什麼。 國民和公民，本來所指一致，國民就是國家公民。一個在本土出生並擁有其國籍的人，他或她就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同時也是國民。一個公民或國民，如果的確需要接受國家公民教育；但，這種教育卻可以有兩個不同的走向。畢竟這種教育的價值權重既可以在國家，也可以在公民。如果在國家，那是權力性質的國家本位，國字當頭，民字殿后。在公民與國家的關係上，它會更多地強調國家優先，強調公民個人對國家的服從，當然，這一切都是以愛國的名義。反之，如果價值權重傾向公民，它的落點便是公民的個體本位，它無以忽略公民個人的各種權利，以及需要對等承當的各種義務。它會格外注意公民個體和國家（政府）之間的關係，因為政府的建立儘管經過公民同意，其權力依然容易對公民形成侵害。這兩種國家公民教育，一個國字當頭，一個民字為重。如果把前者視為國民教育，後者視為公民教育，也未嘗不可。它們不但大異其趣，甚至價值相反。 然而，中國20世紀，自1920年代起，公民教育則往往流於國民教育，甚至帶有國家主義傾向。1926年，中國青年黨領袖曾琦，在自己所辦的雜誌上就公民教育問題發表「公民教育問題專號弁言」，他的觀點是：「公民教育不能離卻『國家本位』」，「今世界各國之公民教育無不以養成『國家觀念』為惟一目的，吾國教育家若唱『高調』而恥談『愛國』，則其結果將為『亡國教育』。」公民教育本不排斥國家，但必須從公民的權利本位出發，從這個角度延及國家並談及國家，方為正途。否則如曾琦這樣的公民教育，只有國家，沒有個人，或，個人只是國家的從屬；它只是冒公民教育之名的國家主義教育，此乃公民教育的歧途。 然而，自國民黨北伐後，公民教育不但是國家主義教育，還充斥著黨化的內容，公民教育遂蛻變為黨化教育。這種教育把本該民字當頭的公民教育倒轉為國字當頭，黨字其中，民字殿后。由於黨在其間起中樞作用，根本上顛倒了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因此，針對當時的黨化教育，教育家任鴻雋寫過一篇批判文章，指出：「教育的目的與黨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說來，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在黨的場合，設如人與組織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自然要犧牲人的利益以顧全組織的利益。」任鴻雋最後的結論是：「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要有教育，必定要去除『黨化』」。 回顧歷史，反觀現實，今天港人所面臨的國民教育，的確帶有上述國家主義和黨化教育的色彩。比如港人自編並向各中學派發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在談及中美兩國體制時有這樣的對比，美國的兩黨制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中國的執政體制則是「理想型」的「進步、無私與團結」。就後者言，如果大陸體制的確如此，那還要改革幹什麼。官員的貪腐已趨無極限，又豈一個無私所能遮掩。尤為離奇的是它對美國民主政治的詆毀，兩黨競爭乃現代政治文明之常態，其中得益者恰恰是人民，畢竟人民可以通過選票讓自己不喜歡的政黨下臺。因為年齡和閱歷，中學生的價值觀尚未形成，還缺乏相應的辨識能力，該手冊使用歪曲性的語言讓學生形成對民主政治的認識，這已經不是教育，而是黨化色彩極濃的意識形態灌輸，是矇騙。 據7月29日《陽光時務》，港府教育局制訂有關課程評核即「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APASO），其問卷要求全港中、小學評估學生是否愛國，其中有一題為「即使人民認為國家所做的不對，我們也應該支持國家」。所謂國家至少有三從指涉，它可以指國土（country），可以指國民（nation），也可以指政府（state）。這裏的國家分明是政府，於是愛國家被轉移為愛政府。這是對愛國主義的扭曲。愛國家可以是愛國土，也可以是愛國民，但不可以是愛政府。任何性質的政府，哪怕是以上美國兩黨競爭而獲勝的政府，因其權力的本性，無不是一種「必要的惡」。因此，政府不是用來愛的，而是用來監督的。一個公民對國家的愛，亦即對國土和國民的愛，就體現在他或她對政府的警惕上，警惕政府權力越界，從而對國家與社會造成危害。應該說，這才是公民的愛國本分，甚至是愛國責任，同時也是公民教育不可或缺的內容。但在香港國民教育的語境中，愛國卻變相成了政府做得不對，我們也要支持它。這哪里國民教育，分明是奴化國民的教育。 國民教育國當頭，公民教育民為重。國與民的關係，乃國以民為本；所以，公民教育優先於國民教育。非但如此，港人為抵制國字當頭的「反國教運動」，在我看來，本身就是一堂非常精彩的公民課。

孙绍振：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 进入专题 ： 吴小如 北大中文系    ● 孙绍振   　　 　　近日读友人赠《学者吴小如》，54年前聆听吴先生的讲课种种印象不时涌上心头。在当时能让他这样一个讲师上中文系的讲台，可以说是某种历史的吊诡。 　　初进北大中文系，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要说讲师、副教授，就是不太知名的教授也只能到新闻专业去上课，一般讲师只能上上辅导课。当然，刚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的朱德熙副教授似乎是个例外。现代汉语本来是中文系大部分学生觉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却以他原创的概括、缜密的推理和雄辩的逻辑获得爆棚效应，200人的课堂，去晚了就没有座位，只好靠在墙边暖气管上站着。何其芳先生那时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与吴组缃先生先后开设《红楼梦》专题。吴先生得力于作家创作经验，对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对艺术有独到的分析，而何其芳先生颇有人道主义胸怀，不同意他把薛宝钗分析为“女曹操”，认为她不过是一种家族体制礼教意识的牺牲品，两人同样受到欢迎。一次，我在北大医院排队挂号，护士问前面一人姓名，听到四川口音很重“我叫何其芳”，不免多看几眼。 　　然北大泰斗学富五车者众，善于讲授者寡，加之北大学生眼高，哪怕学术泰斗，讲授不得法，公然打瞌睡者有之，默默自习者有之，递纸条、画漫画者有之。古代汉语本来是魏建功先生开设，但公务繁忙，往往从课堂上被叫出去开会，且到比较关键地方，有茶壶煮饺子，学生替他着急的时候。此课后来改由王力先生开设，先生取西欧人学拉丁文之长，构造了中国古代汉语课程体系，举国传承至今。一代宗师，治学严谨，我听过他的《汉语史》、《汉语诗律学》，但是，语调往往由高到低，余音袅袅，杳不可辩。且第二堂课往往花几分钟订正前堂之误，上午第五六节课要上到12点钟，每每拖课。调皮如我，遂将随身携带的搪瓷饭碗从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滚下，先生愕然问何事，答曰“饭碗肚子饿了”，先生乃恍然而笑。王瑶先生自然是公认的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然一口山西腔，不知为何给人以口中含有热豆腐、口头赶不上思想之感。系主任杨晦教授德高望重，讲中国文艺思想史，出入经史、小学、钟鼎艺术，其广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灵光，一语惊人，令人终生难忘。其批评郭绍虞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曰：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修改，还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实实在在的资料。其批评巴金《家》、《春》、《秋》好在激情，然如“中学生作文”，如果把三部并成一部就好。但是，他讲了半学期，装着讲义的皮包还没有打开，学生也无法记笔记，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讲到孔夫子，在学生的抗议下，不得不草草停课。宋元文学权威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乃请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讲宋元戏曲，王先生舍长用短，以毛泽东《矛盾论》中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墙头马上》、《陈州放粮》，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保持着对客人的礼貌，纷纷抢占最后数排以便自由阅读。 　　那是1958年“大跃进”、“拔白旗”的年代，大字报贴满了文史楼，从学术泰斗到吴小如这样的青年教师，无不被肆意丑化。就在这种情况下，小如先生为我们讲宋代诗文。当时怀着姑妄听之的心情走进课堂。吴先生的姿态，我至今还记得，双手笼在袖子里，眼睛不看学生，给人一种硬着头皮往下讲的感觉。然中气甚足，滔滔不绝，居然是听得下去，接下来几课，还颇感吸引力。我对朋友说，平心而论，这个讲师从学养到口才都相当不错。一些具体分析，显然和以艺术分析见长的林庚先生路数不同，然而明快、果断。至今仍然记得他对陆游晚年的诗的批评是，用写日记的方法写诗，以至出现了“洗脚上床真一快”这样的败笔。 　　“大跃进”运动很快把课堂教学冲垮，下乡劳动有时长达一个月，课上不下去，后来干脆就停课了。我对吴先生印象也就停留在当年粗浅的层次上。彭庆生同学对他评价道：“先生口才不逊文才，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沁入学子心脾，20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便有‘讲课最成功的吴小如’之说，故课堂常常人满为患。”庆生同学晚我一年毕业，可能系统听过吴先生的课，有权作全面评价，当然，不无偏爱，若论启人心智，和朱德熙先生那种俯视苏联汉学家、放眼世界语言学、深入浅出、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的大气魄相比，吴先生应该略逊一筹。不可忽略的是，庆生当年可归入全系攻读最为刻苦者之列，曾经以躲入冬日暂闭之洗澡间抄写刘大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闻名。吴先生能得如此学生的如此评语，当有此生足矣之感。 　　近日吴先生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虽然自谦为“教书匠”，但是，就是在当年，我还是感到了他学养深厚。阅读北大中文系所编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感到极大的满足。毕业后不久才知道，这两本资料主要是吴先生执笔通稿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竟然是反右以后留校的一位“左派”告诉我的，他语重心长地警示：这两本资料，尤其是两汉卷，资料过详，原因是执笔者意在“多挣稿费”。这在当时，就给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当然，仅凭此二册，对于先生的学养，所知毕竟有限。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先生耄耋之年，居然以“学术警察”形象出现于文坛，对于学界之虚浮硬伤，笔阵横扫，语言凌厉，锋芒毕露，不由得增加了我对先生的敬意。现在知道先生的学术著作凡数十种，仅其中《读书丛札》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前辈学者周祖谟、吴组缃、林庚先生均给以高度评价。吴组缃先生认为“吴小如学识渊博，小学功夫与思辨能力兼优”，甚至有“无出其右者”之赞语，哥伦比亚大学权威教授夏志清曾言“凡治中文者当人手一册”。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这位当了30年讲师的“讲师精”，被历史耽误了，人所共知；又有吴组缃、林庚先生推荐其直接提升为教授，应该顺理成章一路绿灯。但是，煌煌北大中文系，居然不能通过，差一点被慧眼识珠的中华书局引进。不可思议的是，吴先生没有走成，居然不是中文系的幡然悔悟，而是学术上颇为权威的历史系周一良和邓广铭教授“三顾茅庐”的“阻挠”，结果是小如先生成了历史系教授。 　　对于这样的荒诞，中文系至今没有感到荒诞，而作为中文系的校友，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但是，痛定思痛，我仍然逼出了一句话：这是耻辱。对这种耻辱的麻木，则是更大的耻辱。在这种耻辱感麻木的背后，我看到一种令人沉重的潜规则。 　　回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系史，这样的潜规则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文系容不下沈从文，把他弄到历史博物馆去当讲解员，这还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1957年驱逐了后来成为唐诗权威的傅璇琮，也可以用他当了右派来辩解。但是，杨天石在五五级当学生的时候，就以学养深厚著称，后来独立开创了蒋介石研究，自成一家，享誉海内外。当年他并不是右派，然而中文系就是不要他，他被分配到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后来靠刻苦治学，辗转多方，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在他获得盛名之后，中文系有没有表现出任何回收的愿望呢？没有。钱理群是学生公推的最受欢迎的教授，可是在他盛年之际，就“按规定”退休了。然而，成立语文教学研究所，又挂上了他的大名。可是，有名无实，连开个作文研讨会都没有他的份。 　　从这里，似乎可以归纳出一条定律：这些被驱逐的，本来是可以为北大中文系增光，为北大校徽增加含金量的，而留下的，能为北大争光的当然也许不在少数，但是，靠北大中文系这块牌子为自身增光，从而降低北大校徽含金量的也不在少数。更为不堪的是，还有一些为北大中文系丢丑的，如那些学术投机者。至于一些在学术上长期不下蛋的母鸡，却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对于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当宽容的，从学术体制上说，这就叫做人才的逆向淘汰，打着神圣的旗号，遂使学术素质的整体退化不可避免。 　　当然，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北大中文系，选择学术良知的仍然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就是系主任杨晦在1962年为吴小如讲话，盛赞他的贡献，其结果是到了1964年在党内遭到两星期的严厉批判。据知情人告，当时骨气奇高的杨先生一度产生跳楼的念头。1984年严家炎先生为系主任时，一度欲请吴先生回系。然吴先生出于对周一良、邓广铭先生的知遇之恩，婉言谢绝。这样的学术良知，不成潮流，相反，它显得多么微弱。半个世纪多来，幸存下来的学术泰斗先后谢世，北大中文系不但丧失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术上那种显赫的优势，而在许多方面呈现衰微的危机，北大中文系这块招牌的含金量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近年报刊上风传钱学森世纪之问，纷纭的讨论至今未能切中肯綮。其原因盖在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如果以吴小如先生为个案作细胞形态分析，则不难看出逆向淘汰的潜规则之所以不可阻挡，具有学术良知者，在行政体制中显得非常孤立，因而脆弱，明于此，也许能够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切实地推进一步。 　　这几年北大中文系当道者不乏从内地到港台反复宣扬“大学精神”，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自豪者。但是，把“兼容并包”讲上一万遍，如果不与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相结合，在危机中还以先觉先知自慰自得，甚至还流露出优越感，其所云无异于欺人之谈，北大中文系沿着九斤老太的逻辑滑行并非绝对不可能。 　　吴小如先生九十高寿，学生们想到了为之祝寿，北大中文系居然毫无感觉，这只能说明那些动不动拿蔡元培来夸夸其谈的人，其大学精神已经酣睡如泥。我作这篇文章，除了有意于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加以深化之外，还有一种出于系友的奢望：把我的母系狠狠地摇醒。    进入专题： 吴小如 北大中文系   

本文是与 Adam Dobrzynski 的访谈，他身兼重金属乐团( Wanderer )的团员和波兰GV 译者两个身分。 他目前住在华沙的布拉格地区，即将获得美国研究与语文学的学位，并以教学为目标。然而但在他求学初期，是希望成为一名译者，而非一名教师。尽管英语专业能力是他最佳的天赋，在过去十年间，音乐才是他最强烈的热忱。 全球之声(GV): Adam Dobrzynski是谁？一位音乐家？学生？译者？ Adam Dobrzynski (AD): 最重要的事，我只是我自己，音乐是我的热忱，翻译是除了音乐之外，我人生中想做的事，一件我很擅长的事。说实话，读书只是专业形式。我想别人可以说我是半译者半音乐家。   Adam Dobrzynski，照片经乐团授权使用。 GV:你的乐团会是一篇文章的好题材吗？ AD: 我认为我们都是音乐狂热者，我们决心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仍在寻找自己的音乐的特 征。我们拥有自己的素材，我们无法埋怨灵感的部分…你只要经过我们即将到来的演唱会就知道了。虽然乐团中有一些转变，我们保持强硬与严谨的态度，我们想在 音乐的世界达到许多成就。   GV:你音乐的灵感是来自什么？ AD: 大部分是摇滚与金属，在它所有的色彩与多元类型上。此外，古典音乐，但只是偶尔－我有时候会听华格纳的音乐。十年来我一直被重、快节奏的音乐吸引，我认为他们是完美的能量媒介。 GV:你最后怎么来到Wanderer乐团？ AD: 音乐是我的热忱，过去十年我不断聆听非常广泛的摇滚音乐，不论是从相当轻到非常重。是音乐形成我的人格、是我察觉这个世界的方法。在 某个时间点，我找到时间拿起吉他，试图尽自己的力量，创造我喜爱的音乐以及完成在乐团表演的梦想。尽管一开始在前一个乐团历经了短暂且艰困的生涯，我没有 停止练习，而终究获得应有的犒赏。我得到担任Wanderer副吉他手的机会。我从起先的彩排与表演，我感觉到这就是了，是值得我牺牲性命表演的。我们已 经在一起组团一年多了，依我的观点，是我最大的成就与骄傲。至于为什么，因为我依照一个原则生活：完成梦想不需要依靠别人、不需要等到金钱的支持，我们只 有一种生活，没有什么必须等待。 GV:那你是怎么开始GV生涯？ AD: 在五月时，一位朋友给我看了这个网站。我心想：“有何不可？做我喜欢的事，一件有意义的事还能获得一些经验？好主意。”我一直有想要进行翻译和遵循这种规矩工作，于是我看了一下职缺，填了报名表…而我现在在这里接受访问。 GV:你认为GV应该多写些与音乐有关的报导吗？ AD: 当然，音乐是可以感动全世界的东西，它可以连接数百万人。我认为许多人会喜欢阅读有关音乐世界的资讯、新闻(或许故事?)。   Wanderer乐团的成员，图片经乐团授权使用。 GV:你经常在社群媒体活动吗？你有博客吗？ AD: 没有，我有一点反交际。除此之外，我根本没有时间开始这种活动。 GV:新科技在你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AD: 我一点都不喜欢改变，我仍在用旧的诺基亚，我唯一感兴趣的“新科技”是iPod和吉他的多重效果器。 GV:你有一点社运人士身分吗？你有参与在冬季对 ACTA 的抗议活动吗 AD: 我不认为我是社运人士，我并不属于任何团体…但我的确有参与ACTA的抗议活动。我记得在华沙的第一场演唱 会，我们将这场献给对抗ACTA，我们牺牲我们的旧衣服制作反对这项法案的布条。我们透过在演唱会首次表演的一首歌，“Drill” ，展现我们对于ACTA的“支持”（译注：反讽意味）可惜这首歌尚未被录制。 GV:你认为波兰的年轻人应该多参与“網絡政治”吗？ AD: 当然，網絡现在大概是年轻人在生活中感受到最亲密的媒体。若不在網絡上，该在哪里表达他们的意见，为更好的明天奋斗？而年轻人更该多参与政治－他们该为未来而奋斗。 GV:在你的观点下，十年之后媒体社会将变成怎样？而公民媒体将扮演什么角色？ AD: 我认为每件事情会加快许多，资讯流量将会更大，網絡会变成媒体界的霸主。社群媒体将会是讨论、自我表达、舆论构筑的汇集点，一个交换意见的平台。 GV:你有需要补充什么吗？ AD: 我为能替GV翻译文章而感到荣幸。至于为什么？因为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我将世界上的事件与故事介绍给波兰大众。这很重要。 你可以在Wanderer乐团的 MySpace 和Adam的GV 个人档案 找到他们的音乐。 校对者：Portnoy 作者 Kasia Odrozek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pl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刘迎秋：我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战略思路 进入专题 ： 强国战略    ● 刘迎秋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国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就不可谓不大。但是必须看到，实现一个更加长期的平稳较快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仍然面临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难题和挑战，包括国民文化水平和素质提高问题、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技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问题、社会管理及其自我调节问题、经济社会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体制机制问题、政府进行宏观管理与调控的水平和质量问题以及我国参与和驾驶国际事务能力问题，等等。显然，不可设想，在我国国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还普遍较低、经济社会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体制机制还未全面建立、政府与市场有机组合和有效整合内外资源的体制机制也未形成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能够继续保持长期稳定较快发展并顺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总之，越是向前看，越是从大国战略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就越是感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越多、挑战越大：生产力水平及其科技含量总体上还不高，国民文化素质还普遍较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仍然很不平衡，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日趋突出，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广泛存在，如此等等。为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必须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这就是说，在上述背景下，集中力量抓紧对我国的大国发展战略及其实施要点进行深入分析的阐释，揭示存在的不足并加以纠正和修补，总结成功之道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发现失败之由以进一步总结和汲取教训，进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我国大国发展战略及其实现路径，已经历史地提到了我们的工作日程、摆在了全国人民的实践面前。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和探索诸如人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教育进一步加大问题、自主创新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引进与消化问题、保增长保就业改善国民福利与低碳经济发展问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条件下我国和平崛起面临的他国挑战问题等等，均迫切需要我们抓紧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更为深刻和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一、要围绕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和形成全球经济技术领导力，深化经济技术创新及其路径的研究 　　 　　着力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力，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巨大挑战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在我国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以后，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面临的挑战必然日趋突出，对经济技术创新力的要求必然更为迫切。虽然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中，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不断加大的，但必须看到，未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也必将是我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一条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如何在顺利实现新的绿色革命的同时实现国民财富的大幅度增加和国民生活质量与福祉的大幅度改善，就成了一件具有重要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大幅度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必然成为我国大国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和重要支点。 　　研究表明，未来10年，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主要矛盾仍将是高储蓄率下的产能持续增长与内需相对不足、国民福祉改善相对滞后的矛盾。过去那种通过外需补充内需的思路和实践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必须尽早寻求新的出路。在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和大背景下，一个较为现实和可行的选择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实现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一条通过对现有产业进行一次全新改造，探索一种或多种能够与碳减排有机结合的产业更快发展、产能有效扩张、储蓄有效消化、国内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新型发展道路。这既是我国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我国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 　　在现阶段，进一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助推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有效改善的客观需要。当前，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将发展的目光聚焦于气候变化、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的研究、开发与使用。特别是发达国家力推的环保运动开始上升为“环保主义”大背景下，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我国必然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揣度甚至挑战。能否在环保、节能减排等问题上做出成就，不仅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应对国际事务能力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整体生产能力所占用的资本量大约是同期GDP的2?5倍。如果其中一半产能可以通过更新改造、转型换代变得更加“绿色”和更加有效，就意味着我国将面临一个相当于同期GDP的1?25倍的技术改进投资规模。如果这样一场经济转型和绿色革命的过程持续10年，则意味着我国平均每年至少要对同期GDP的 10%的产能进行一次以绿色化为目标的更新改造。这种更新改造和产能绿色化无疑会在较大程度上替代外部市场需求，在实现产业技术能力提升的同时改善我国国内需求结构，进而更好地解决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并由此实现我国内外需求相对平衡。 　　达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我国必须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着力解决来自微观层面的挑战，又要着力解决来自宏观层面的挑战。因为，在发展中寻求节能减排、走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需要优化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能源结构，而且需要大量使用节能技术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微观层面上，我们不仅首先要搞清楚节能减排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及其在技术上提出的最新要求，还要搞清楚节能减排对城乡居民生活与习惯的影响及其在技术上提出的特别要求。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则必须首先搞清楚哪种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是有助于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哪种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是无助于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还要切实搞清楚国家参与和应对全球气候谈判以及签订各类协约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应有的策略。实践证明，上述几个层面均要求先进技术的支持。而要实现有效的和先进的技术支持，基础是建立创新型国家，关键是进一步发展教育和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核心是提升国民经济技术创新力，最终目标则是形成我国的全球经济技术创新领导力。 　　一要围绕碳减排所需经济技术开展调查研究。可以通过对我国“十一五”期间及此前企业在节能减排成效、成本和技术变革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展开调研，揭示我国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曲线及其技术改造路线，探讨企业如何能够从主要依靠数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提高、从粗放型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论证和揭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的不同企业在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经验和规律。 　　二要围绕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及其机制抓紧开展调查研究。重点是分析和阐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其政策选择效果，核心是借鉴国际GTAP模型分析和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模型(CGE)，研究和阐明在我国开征碳排放税、能源税以及国内和国际碳排放交易的必要性、现实性及其政策，从而论证和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以及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对消费、投资、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提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及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 　　三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的技术支撑系统和经济技术创新力开展调查与研究。要着重分析和阐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教育，重点是国民素质教育和全民创新力的提升，方法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总结和探索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教育的成功经验及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分析和阐明提升国家经济技术创新力特别是提升国家经济技术原始创新力的体制机制，从而逐步形成我国的全球经济技术创新领导力，为使我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实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新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超越提供强大国民文化素质、创新型人才和人力资本支持。 　　 　　二、要围绕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探索内外需求协调的体制机制选择与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面向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且行之有效的开放战略，并由此达到了有效利用发达国家资金与技术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设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目的。2008年发生的那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从国家经济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深入探索和提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有效提升我国内外需求的协调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一要总结开放经验，实施对外大开放战略。要着力研究和阐明如何从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开放转而面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并举的全面开放战略。首先是分析和阐明如何处理好我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和欧盟成员国间的经贸关系，分析和阐明如何充分利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及其资源进而实现双赢和多赢的思路，探索和说明有助于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促进内外需求有机结合和相互推进的体制机制。其次是总结开放条件下我国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解决好如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和促进已经开办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先行先试先发展等问题，重点是解决好已设立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如何“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等问题，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如何更加“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等问题，创造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新发展的新优势，形成促进和带动内外需求相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体制机制。 　　二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推进内外需求协调发展。“走出去”的早期形态是对外贸易、市场营销。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形态的“走出去”仍具有重要意义，但已经开始让位于新的“走出去”形态。大量企业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在海外开工设厂等方式实践企业“走出去”战略，且“走出去”的重点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目标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条件下，这种“走出去”形态将使我国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生产经营成本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加上我国有充裕的外汇储备基础，新的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形态及其竞争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厂、开办矿山等等，既有助于我国企业及时获得国外资源供给和市场支撑，又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抵御全球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就现状而言，我国多数企业把东南亚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走出去”的投资目标，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原则。总结此间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指导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我国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重大实践价值，需要我们认真做好。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出现了不少害怕甚至抵制我国经济更快发展的言论和思潮。近期泛起的所谓“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种思潮的典型表现。这种情况表明，深入分析、研究和探索新时期、新阶段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有效实践好“走出去”战略，其意义重要而意义深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们既要重视、鼓励和促进国有企业“走出去”，更要重视、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要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鼓励我国更多企业甚至个人“走出去”，同时要更好地促进内外需求的协调，更有力地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强国战略   

吴大辉：新普京时代：危机征候与治理选择 进入专题 ： 新普京时代    ● 吴大辉   　　 　　〔提要〕两次选举后的俄罗斯呈现出四类危机的诸多征候。民众信任危机的背后是中产阶级的危机，而这与国家发展危机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追根溯源，在民众信任危机、中产阶级危机和国家发展危机诸多征候的背后，是普京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出现危机的征兆。原有的刚性威权主义政体适用于后苏联社会和能源经济，即普京所言的“发展的后苏联阶段”，但无法托举俄罗斯如井喷般的公民社会诉求和国家经济向更高层次的拔升，即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依据普京总统竞选纲领中的诸多主张，结合其履新以来的政策运作，参照政治发展的一般性逻辑和普京每每在遭遇危机时主动求变的现实，新普京时代或将在稳定的前提下寻求新的治理选择。 　　〔关键词〕俄罗斯、新普京时代、危机、治理 　　 　　5月7日，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对于普京而言，这不是简单的从总理到总统的移形换位，他的重新上位首先伴随着不同于以往的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俄罗斯已经不是原来的俄罗斯，与12年前相比，今天普京面对的俄罗斯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经历2011年12月杜马选举和2012年3月总统选举的俄罗斯显出四类危机征候。 　　原有的刚性威权主义政体适用于后苏联社会和能源经济，但无法托举俄罗斯如井喷般的公民社会诉求和国家经济向更高层次的拔升。这迫使普京在总统竞选纲领中罕见地做出某些政治变革的承诺，并认为俄罗斯已结束长达20年的“发展的后苏联阶段”，即“俄罗斯的重建时期”，正在迈入“发展的新阶段”。普京总统履新这段时间推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分析，普京正尝试主动改变，寻求稳定中的治理转型。俄罗斯“发展的新阶段”与普京的新任期同步踏来，新的俄罗斯需要新的国家治理。在新的总统任期里，普京能否在内外压力中实现对过去和自我的超越与改变，决定着俄罗斯未来6年的国家发展方向。 　　 　　一、普京民众信任危机的征候 　　 　　虽然在3月4日之前俄罗斯出现了少有的反对普京的示威浪潮，但是四位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都清楚，这是没有悬念的选举。最大的悬念在于：普京能否在第一轮选举中顺利胜出，而不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即便如此，为了能够与获胜后的普京讨价还价，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们（尤其是俄罗斯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还是寄希望于将选举拖到第二轮。对于普京而言，一次公正透明的选举比胜利本身更加重要。从竞选过程来看，此次普京的竞选准备工作比2000年和2004年更为积极和充分，尽最大可能动员了各种资源。他甚至向总统选举中的对手承诺，让他们的代表在未来的政府中任职。普京做出这样的妥协显然是做好了选举有可能被拖入第二轮的准备。这使得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日里诺夫斯基一度认为他的政党“可以在未来的新政府中谋得2－3个部长席位和10－15个地方联邦主体领导人职务”。 　　3月7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统一俄罗斯党总统候选人普京在3月4日进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4560.2075万张选票，得票率为63.6%，当选为新一届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比照近几次大选以及此次选举后的民众政治心态，不难发现，普京正在遭遇执掌俄罗斯以来从未遇到的民众信任危机。 　　第一，这是近三届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民意支持率最低的选举。虽然普京的得票率大大超过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的成绩——普京担任主席的统一俄罗斯党在2011年12月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49.3%的支持率，但这仍是近三届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民意支持率最低的选举。 　　在这次大选中投票给普京的人比2008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梅德韦杰夫的人少700万，比2004年普京本人获得的选票少400万——2008年梅德韦杰夫获得70.2%的支持率，得票5250万张；2004年普京获得71.3%的支持率，得票4950万张。在2004年大选中，普京只在三个地区的得票率低于60%，其中在别尔哥罗德州得票率最低，为54.8%。在2008年大选中，梅德韦杰夫只在一个地区的得票率低于60%，即在斯摩棱斯克州得票率为59.26%。在今年3月大选中，普京在35个地区的得票率低于60%。另外，此次俄罗斯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同过去几届相比并不高，只有65.32%，而2008年和1996年接近70%，2000年为68.64%，最低的是2004年的64.38%。 　　第二，普京失去大城市中产阶级的“票仓”。普京在俄罗斯大城市的得票率并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例如，在莫斯科，普京的得票率只有46.95%。居第二位的普罗霍罗夫得到了20.45%的选票，久加诺夫得票率为17.18%。在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普京的得票率也只有58.77%。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普京在莫斯科获得了68.6%的选民支持，在2008年大选中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获得了71.5%的得票率。如果选举只在中产阶级集中的大城市举行，普京或许无法在第一轮投票中顺利获胜。 　　从地区上来说，民众盼望稳定、经济欠发达、中产阶级数量有限的边远地区和中小城市，普京的得票率最高。例如，在受到恐怖袭扰频仍的北高加索地区，普京受到选民的普遍支持。他在车臣共和国得票率为99.76%、在达吉斯坦共和国为92.84%、在印古什共和国91.91%、在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为91.36%，在贫穷的图瓦共和国普京的支持率也达到90%。从票源上来说，普京的核心支持者大多来自中小城市居民，那里互联网不发达，在获取信息上对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和平面媒体）依赖很大，而普京又是出镜率最高的政治家。普京尤其受到中小城市的很多中老年和女性选民的青睐。普京的支持者还包括俄罗斯各级政府中的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职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同现政权息息相关，政权的动荡会使他们受到损失。支持普京的还有那些看不上其他候选人的选民——他们除了普京没有别的选择，而选票上没有“反对所有候选人”的选项。 　　第三，胜选后的普京民众信任度并未显著增加。大选次日，仅在红场周边就爆发了13场反普京的示威游行，类似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数月之久。西方观察家认为，尽管普京再度赢得大选，但俄罗斯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普京群体仍然在迅速壮大。由于不满情绪蔓延，普京的支持率可能随后就会下降。俄罗斯权威的“列瓦达”独立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普京重返权力巅峰后，俄罗斯民众对其信任并未显著增加。从2011年1月份以来，普京虽然在“俄罗斯民众信赖的政治家”调查中始终稳居榜首，但是支持率始终在40%左右。这对于民意支持率曾经长期维系在70%以上的普京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信任危机。俄罗斯的政治现实表明，即便是普京这样曾经被民众奉为“彼得大帝再生”的政治家，其民众信任度也有随时跳水的可能性。 　　 　　二、俄罗斯中产阶级危机的征候 　　 　　纵观2011年底杜马选举后俄罗斯城市中产阶级掀起的大规模示威浪潮，透过3月4日总统选举中普京大城市民众支持基础削弱的直接表象，与其说普京遭遇其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民众信任危机，莫不如说普京正经历着俄罗斯中产阶级“政治觉醒”给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带来的危机。“在2011年12月第一轮抗议活动爆发之后，普京曾表示，他为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能产生一个愿意站起来表达己见的中产阶段感到自豪。但这番言论掩盖了一个事实：促使反对者联合起来的，正是对普京本人的厌恶。”西方的观察家认为，中产阶级的抗议显示，“在沉寂了12年之后，政治生活已经觉醒。就在几个月前，人们还觉得普京重新当选总统后可能会再干两个任期。然而民调显示，这很可能是普京的最后一个6年总统任期。普京时代开始走向终结。” 　　关于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界定问题，俄国内尚无统一的标准。与西方社会不同，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将培植俄罗斯中产阶级作为事关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任务提出来，企图通过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激进改革确立起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新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但时至今日，关于俄罗斯是否存在着类似欧盟国家的、真正的中产阶级，依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按照“列瓦达”独立民调机构2008年7月发布的专项调研报告，如果在莫斯科月收入达到2000美元、在圣彼得堡达到1300美元、在其他城市达到800美元，即可划入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行列。俄罗斯中产阶级仍在快速成长。按照《经济学人》的分析，普京12年前首次执掌俄罗斯时，俄罗斯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约为15%。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更为富裕、更加畅所欲言的中产阶级迅速出现，他们占人口比例25%，接近劳动力总数的40%。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预测，如保持4%－5%的GDP增长率，到2020年中产阶级人口将从现在的20%左右升至40%。 　　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俄罗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他们既不当权也不被压迫，但对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他们既不是巨富阶层也不是贫穷阶层，不消极也不张扬。他们的三大特征是：“丰衣足食、充满自尊、具有发达国家同类阶层的稳定性”，“他们宁肯失去别的什么也不愿意失去社会的稳定和个人的经济自由”，“正是他们决定着国家各方面的发展趋势，决定着代际传承，决定着基本价值观的奠定”。中产阶级堪称俄罗斯社会的火车头，尽管他们对政治很淡漠，但是他们有能力、守法纪、意志坚强。研究结果显示，俄罗斯中产阶级基本上都居住在大城市里，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中产阶级大约占28%，2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占24%，在少于250万人口的城市中还不到13%。还有约1/3的城市居民（占俄罗斯总人口的22%）可以称为边缘中产阶级。 　　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是普京统治10年来“从繁荣的楼市和石油财富中受益良多的年轻城市阶层”。这些人曾经被称做“沉默的大多数”，过去不过是富裕的消费者，但现在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梅普组合”的“密室政治”，寻求有尊严的体面生活；他们反对贪污腐败，寻求个人的更大发展空间；他们反对专制加剧，寻求推动普京权力阶层的自我改良；他们需要和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空间，寻求进入国家权力精英阶层。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新生代要求对政权进行民主监督，使得“接近政权的一小部分人半合法地大规模寡占原材料红利和聚敛财富的现象难以再现”。由于获利者不愿意退出，“精英阶层变换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冲突。今后一个时期，抗议的活动可能会转向地区层面。在各个联邦主体，示威者更容易组织起政治活动，而且关于应该由谁来领导运动的争论也相对较少，彼此间的信任度也相对较高。鉴于国家将举行一系列的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很大一部分政治活动的目标将转向地方和市政日程，并有望取得初步战果，未来政治精英的首批代表可能进入到权力阶层，他们组织的文化活动可能会多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不再只是走上街头。 　　“列瓦达”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中产阶级可以成为普京在新的总统任期依靠的社会力量。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中产阶级在政治立场上和传统反对派有诸多相似之处——在3月4日大选前呼唤“诚实的选举和民主”，并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但是他们并不愿意与共产党人以及民族主义分子一同前往集会。 　　 　　三、俄罗斯国家发展危机的征候 　　 　　按照“列瓦达”3月的民调数据，在回答“今天的国家是否在沿着基本正确的方向发展”的提问时，34%的受访者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16%的人选择了“难以回答”。这意味着有一半的受访者对国家的发展前途信心不足。在后危机时代的今天，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危机征候日渐明显。这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仍然保持着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中小企业成长空间未能有效扩展；过度依赖能源产业，创新经济更多地停留在纸面上，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 　　尽管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从未中断，但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地把控着国家经济的主要命脉，即政府控制最重要的战略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是单一制联邦企业，也可以是联邦政府持股的股份企业。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在战略性股份企业中持股比例大于25%，即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至少拥有否决权。表面上看，俄罗斯国有企业生产总值只占俄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这并不能反映出俄罗斯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实际具有的超级垄断地位。俄罗斯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有选择性的私有化，政府舍车保帅，通过放弃小型国企以加强对大型国企的掌控。 　　俄罗斯政府深谙通过少数股权来掌控企业的技巧，已经放弃了181家企业的绝对控股权。(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新普京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