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长沙师范学校一位大一新生小张的家长连续一周每天给孩子洗衣服、搞卫生，晚上就睡在寝室地板上。小张表示，父亲的举动在他看来并无不可。上学以来从没住过校，家人从来没有让他做过家务。 “洗衣服什么的，我一点也不会。”小张说，父亲的举动在他看来并无不可。自己上学以来从没住过校，从小家人就告诉他，一定要把学习成绩搞好，其他的事从来没做过。“我爸说，还呆上一个星期就回去了，到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记者采访张爸爸时，张爸爸叹了一口气：“我本来是要住旅馆的，可是附近的旅馆都满了。”张爸爸说，儿子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实在放心不下，“等儿子适应了学校生活后我再回去。” 来源： 华声在线

2012年6、7月，在成都千高原艺术空间举办的《巴塔哥尼亚的风——何工个展》，始于2005年。当时旅美多年的何工应邀回到成都，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既不尖锐也无批判性的成都”，让他感到窒息。 已不年轻的何工选择在切·格瓦拉摩托之旅60周年的纪念日开始远行。2009年的一天，何工在给一百多位研究生讲解电影《摩托日记》时，宣布了一项计划：在切·格瓦拉60年前出发的那一天，重走切·格瓦拉之路。教室里一片死寂和漠然。 何工（右）重走切·格瓦拉之路，格瓦拉当年见到的不公和腐败依然存在。 （受访者供图） 1951年12月29日，切·格瓦拉和药剂师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驾摩托车，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沿安第斯山脉，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长驱4000英里，穿越整个南美洲，最终到达委内瑞拉。摩托之旅彻底改变了切·格瓦拉的世界观，他的旅行日记后来结集出版。2004年，电影《摩托日记》再现了切·格瓦拉当年的壮举。 没有得到学生的热烈回应，2011年11月，何工还是一头扎进了南美洲。 在圣地亚哥的街头ATM机取款，被人拍了一下肩膀，等他再转回身，信用卡已经被换。报警无效，赶紧向银行挂失，27分钟被取款11次，损失997美元。 切·格瓦拉当年见到的不公和腐败依然存在。在智利和秘鲁接壤的边境小镇，荷枪实弹的秘鲁军警任意拦下长途车盘查，动辄没收说不清来路的商品。等候过境的老百姓只能在烈日下暴晒，一旁贩卖的汽水价格比平时高出好几倍，有恃无恐的店家明显有着靠山。沿途因“公务”搭便车的军警更是家常便饭，而且总是被安排在最好的座位。 在智利的卡拉马，何工目睹了当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向政府抗议水源问题。为了一睹切·格瓦拉当年到过的丘基卡马塔铜矿，何工特地从卡拉马打车前去。切·格瓦拉当年在这里看到满目悲惨，冻僵的无产者连过夜的被子都没有。面对数万矿工的坟墓，格瓦拉问矿上的小头目，死者家属得到什么样的赔偿，后者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 何工试图找到这些坟墓，没能如愿。但他看到当地矿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当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为了避免污染，矿上规定，除了保安之外，矿工和家属每天晚上都要回到卡拉马居住。 热带丛林中的圣巴勃罗麻风病院，位于秘鲁、巴西、哥伦比亚三国交界，只有从伊克托坐船经六百多公里的水路才能到达这个与世隔绝的死角，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平时从晚上六点到子夜十二点有电供应。电风扇停转之后的下半夜酷热难当。何工被安排住在一位护士家惟一一个带卫生间的底楼房间里。主人递给何工一瓶煤油，示意他冲澡后，倒一点在下水道口。何工忘记倒下煤油，到后来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倒下煤油是为了防止蚂蟥从下水道口爬进屋里。 2012年2月15日，何工到达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沿着切·格瓦拉当年的足迹走完了全程。切·格瓦拉在西方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责，矛头的焦点是格瓦拉崇尚的暴力革命。但在实地旅行之后，何工认为，如果脱离开当时南美的政治语境，很难对格瓦拉做出客观评价。 “格瓦拉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是广为引用的萨特对切·格瓦拉的赞美，但前一句在人们引用时经常被拿掉。在何工看来，知识分子的切·格瓦拉才是更重要的，切·格瓦拉永远是弱势的、遭到不公正待遇人群的代言人。 南美之行的成果呈现在成都千高原艺术空间的“巴塔哥尼亚的风”展览上，大尺寸的油画上，厚厚的颜料堆积出深蓝色的夜空，密集的星星如烟雾缭绕，红色的火焰如骤雨飘落，浓烈色彩的对比，笼罩着那些沉思者、迷途者和行动者，但轻盈的笔触又充满了喜悦。 《巴塔哥尼亚的风——何工个展》是一个架上绘画、文献、摄影、影像、装置并置的展览。在《装置1951-2011》上，一个玻璃柜子里，摆放着与何工旅行有关的物品：照相机、皮鞋、手表、计算器、当地剪报、手绘地图。在一块块形如方砖的牛粪上，用丙烯颜料画着与何工成长记忆有关的书籍：本雅明、罗兰巴特、萨义德、波德莱尔……当然也有切·格瓦拉。 悬挂着十字架的一个长方形玻璃盒子里，一束烟叶上画着遇难后的格瓦拉躺在一面金色旗帜上的形象，烟叶下面垫着一块生牛皮。对这件名为《夜船》的作品，何工解释说：当年是一艘夜船将这位古巴革命者送回古巴。格瓦拉去世很多年以后，古巴政府才把他的遗骸从玻利维亚迎回古巴，金色象征尊贵的人在落葬时棺椁的颜色。 未能与何工一起成行的越野车和摩托车也停在了展览现场。何工一直遗憾这次未能经过古巴，也许下一次南美之行，越野车和摩托就会派上用场。 另外一个遗憾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生来询问他路上的经历。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9/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刘书林：关于“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说法的辩驳 进入专题 ： 三垄断 苏联解体    ● 刘书林   　　 　　在苏联解体20年的时候，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争论却在国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又一次升温。各种观点大相径庭。有的人说，是59年前逝世的斯大林及其建立的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葬送了苏联，更多的人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等党内领导集团公开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因而遭到了历史的抛弃。人们对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往往反映了对现实问题的不同态度和主张。有人发表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研究系列》的署名文章（以下简称《三垄断》的文章），提出“‘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本文集中对此文的观点进行辩驳。 　　 　　一、把抨击的矛头从苏共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逻辑不能成立 　　 　　《三垄断》一文中把苏联垮台的基本原因归结为：“苏共已严重脱离了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弃。” 文章在这里接近触碰到导致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但是，文章在这里虚晃一枪，转而把矛头对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文章认为，“造成这种情况，苏共历任的第一把手们当然难辞其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应从制度上去找。” 　　为了完成这个逻辑的转变，《三垄断》一文引出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根据这篇讲话的上下文，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这里讲的“制度”，明确指明了是“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不是《三垄断》作者后面概括的“三垄断”的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正是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同上书，第337页）这才是邓小平对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本态度。 　　然而，《三垄断》一文却从这样一个逻辑起点，转而集中抨击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文章说：“从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几十年的暴政以及长期的腐败，像火山喷发后结成的熔岩，积累起来，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虽然发现了问题，但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挽巨澜之既倒。” 　　斯大林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被《三垄断》一文称作“三垄断”，按照这种话语体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被称作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被称作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被称作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如今苏联剧变20年了，人们都清楚，苏联并不是由于坚持这些基本制度而垮台，而是由于丢掉了这些基本制度而垮台。 　　在中国的新时期，邓小平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垄断》一文抨击的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经济利益的垄断，对真理解释权的垄断，实际上已经把矛头对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这四项基本原则。 　　 　　二、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三垄断》一文指出：“所谓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或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年的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文章还说：“苏共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不同声音和发表不同声音的人，很快被镇压下去。执政党和官员们即使犯了多大的错误和罪恶，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它，广大群众长期积压起来的愤怒一旦爆发，便会形成摧毁整个旧制度、使国家改变颜色的巨大力量！”一句话，《三垄断》认为，“一党专政”（即共产党长期占据执政地位）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基本原因之一。 　　这就完全颠倒了是非。谁人不知，苏联共产党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根据宪法长期执政，并没有导致剧变。苏联的剧变是由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党内集团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宪法第六条规定的苏共在国家的执政地位，然后才发生混乱，迅速走向灭亡的。把苏联剧变的罪责归于斯大林30年的统治，简直不着边际。 　　在苏联剧变20 年后，俄罗斯人民经历深刻的反思，认为苏联剧变原因是苏共的变质和背叛。俄罗斯科学院院士Ｂ·И·茹科夫指出，苏联崩溃的罪责应由苏联共产党来承担，由1953年以后斯大林的接班人苏共领袖们来承担。俄共主席团成员德·格·诺维科夫也认为：“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危机促进了苏联崩溃。改革的思想家宣称将实现国家‘非党化’。1990年，苏联宪法中宣布苏共在苏维埃社会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第六条被取缔。其结果是打断了国家管理体制的关键环节。”原《真理报》主编根·尼·谢列兹尼奥夫说：“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一样，把顶梁柱抽掉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俄罗斯政治家经过反思而进行的分析充分说明，苏联的解体不是由于坚持了所谓“一党执政”，而是由于取消了党的领导而垮台。 　　《三垄断》一文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企图肯定苏联剧变的合理性，赞美苏联剧变和叶利钦篡权的合法性。文章认为：“叶利钦是政治改革的倡导者、执行者。……人民群众通过一次次的全民公决表示了对他，也是对改革的支持。”“全民公决解决了国家重大变革的合法性问题。”试问，今日有良心的俄罗斯民众，有谁愿意忍受这种剧变的阵痛还去支持那种瞎折腾的“改革”！ 　　《三垄断》一文经过一番曲折的论证，其政治改革的政治理想就是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文章指出：“他们选择宪政民主，选择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俄罗斯颁布了《政党法》，根据该法，各个政党在司法部注册后，就可进行活动，提出本党的政治纲领、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的名单，进行竞选。”这一切正是苏联剧变这场灾难的后果，而《三垄断》一文却把它称作“进步”！作者还说1993年和1995年的选举达到了“自由公正”，1999年和2000年的选举“完全达到了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读到这里，可以说《三垄断》一文就是在鼓吹完全西化的政治标准。 　　在中国的改革中，宣扬苏共因“垄断政治权力”而垮台，甚至鼓吹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矛头指向党的领导，这是对中国政治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威胁。中国人民自从毛泽东时代就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邓小平在改革伊始的1979年3月30日，就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不断前进而没有发生崩溃和剧变，就是因为我们牢牢坚持了这些原则。 　　 　　三、所谓“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三垄断》一文不得不承认，正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私有化，“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文章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污蔑为共产党“对经济利益的垄断”，文章指出：“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作者认为这也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基本原因之一。 　　《三垄断》一文不得不承认斯大林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是领袖个人一时的朴素改变不了这个制度”。 　　《三垄断》一文引用叶利钦《我的自述》中的话，说是在斯大林时代特权化就大肆蔓延，“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接着，这同一句引语又用来描述苏联解体前夕的苏共情况：“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各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三垄断》一文说的“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这种状况，到底是斯大林时代的情况还是“苏联解体前夕”的情况呢？这不是太实用主义了吗？ 　　看来要从斯大林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中找到导致苏共变质和苏联解体的证据，简直是太难了。斯大林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无论存在什么值得变革的地方，也不能与某些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瓜分国家财产、化公为私同日而语，这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事情。 　　真正在经济上促成苏联解体的人物，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这些人早就丧失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心向往资本主义的世界，他们利用改革之机，咒骂公有制是共产党“垄断经济利益”，或者胡说“公有制就是无有制”，在这种否定公有制的烟幕下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他们为了使自己攫取的财产永远属于自己及其子孙后代享用，就成为推翻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主力。 　　就苏联的经济基础来说，实现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科学地实现公有制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体制到底怎么规范和改革，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借鉴。在漫长的发展中，出现曲折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事实证明，这个过程，并没有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相反，与资本主义强国相比，苏联却在较短的时间里，积累了打垮德国法西斯的物质力量，进而在经济上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就说明，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展示了自己的优越性。至于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革，那毕竟是另外一个问题。 　　与《三垄断》一文的判断恰恰相反，在苏联经济领域，直接导致苏联崩溃的起点是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的“500天计划”。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商定，由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起草一份《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亦称“500天计划”）。这个计划方案不到一个月便匆匆忙忙出笼。这个计划主张实行“非国有化”（实际上就是实行私有化），以塑造市场经济的主体，规定在500天内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取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彻底改变国家的性质。1990年10月18日，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胁迫最高苏维埃通过私有化的方针，公开主张：“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 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竟然又通过《私有化法》，据此，苏联的企业到1992年底将有40%—50%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将会有60%—70%的企业脱离国家控制，国营企业可以变成租赁或集体企业、股份公司、可招标出售或拍卖。同月，戈尔巴乔夫写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中进一步表白说，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企业卖给私人，然后，将进一步对大型企业实现私人经营。所有制方面的这一重大举措，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私有化从根本上打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这不叫改革，这只能叫做背叛或者叫做资本主义复辟。 　　 　　四、所谓“对真理的垄断” 　　 　　《三垄断》一文所说的最后一项就是“对真理的垄断”。文章认为：“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 　　这里有两种是非判断混淆了。 　　第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坚持党的理论、理想，继承和发展列宁主义，使马列主义作为苏联的指导思想，贡献卓著，名垂史册，这一点他没有错；另一方面，斯大林也不是神仙，他的话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指导也出现过与实际不符的情况，甚至出现过错误，这是任何人都难免的。这两个方面不能混淆起来。不能把斯大林坚持马列主义的主导地位污蔑为“垄断对真理的解释权”。 　　斯大林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积极向上、富于战斗性的舆论氛围。他强调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使得社会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苏联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维埃政权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新鲜力量占80%—90%，他们中许多人思想活跃，富有创造性，充满活力。 　　当然，斯大林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也有缺陷和不足。例如，在斯大林时期，也有一批追名逐利的官僚混进了马克思主义队伍，他们利用自己优越的党政职务，又把“院士”、“教授”头衔拿到手，但一遇到风吹草动，他们就成了反戈一击的“斗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在斯大林时代，在应对西方敌对思想的进攻之中，思想批判进行得坚决有力，但也有简单化的现象，没有注意团结尽量多的人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但是这些缺点和不足是前进中的问题，是事后反思的体会，都是可以调整解决的，决不是造成苏共垮台的原因。 　　第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缺少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三垄断 苏联解体   

反國教行動現場圖片   文 / 宋志標 上週五的九月七日晚，十二萬香港人有秩序地圍聚政總大樓，要求撤回被疑為負有黨化使命的國教科目。這次活動聲勢浩大、主旨重要，其效應逐漸累積與放大，影響波及處，深度捲入香港各階層，各種政治勢力不得不對此亮明立場，史稱國教科風波。 單從香港社運的線索和歷史脈絡看，國教科風波的意義或可歸納如下：它是香港人借自由之名展現的對黨化教育的強烈逆反，是香港人構建香港主體性的大規模運動，是在大國意志與國家語境下的「文化解殖」，是香港人鞏固自主的城邦政治的絕望之呐喊。 十二萬人之於七百一十萬總人口，比例不可小覷，社會脈動與政治籲求清晰有力。然而，一旦國教科風波觸及大陸情緒，激發起國族爭議，則將香港議題帶入了極其喧嘩的喧囂中。圍觀者發現，香港回歸十五年、大陸建政六十三年，國民教育竟是一筆糊塗賬。 就在香港人圍攻政總時，大陸人正熱衷收看音樂選秀電視《中國好聲音》，熱烈地評定節目元素。其時，雲南發生五點七級地震，不斷增加的平民傷亡較之選秀節目，並沒有受到恰當關注。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大陸網民會對香港發生的事情更有瞭解的興趣。 國教科風波在內地微博上的傳播，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被當做新奇的事件急速轉發，新浪微博等則在給予五分鐘左右的「存活」後，果斷刪除。二是議論一邊倒地傾向於同情港人，支持反國教。三是異議加入，運用辯證法解析港人行為，隱含責備，觀點與立場交鋒。 部分大陸人對反國教的理解與支持，來源於自身成長經驗中的黑暗部分，香港人的抗議映襯出他們的過去和現實，激發出的是對規馴的不滿，他們對事態的理解出於同理心。這種反應延續了廣義自由主義的立場，來自香港的事例為鞏固這一立場提供了新鮮的佐證。 隨著支持反國教的傳播高峰衰減，出現了對國教科的不同意見。這部分質疑沒有超出預料，常見的問題意識已經在香港方面都有詳盡的解釋。比如，並非每個國家都推行國民教育，等等。可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大陸人在半途加入議程時，顯出了認識上的隔閡。 更大的問題來自於，經受了國民教育洗禮的大陸人並不認為國教成為問題。他們自我感覺良好，普遍的看法是：黨化教育並非像渲染的那樣可怕，香港人的反應是否過激？這種看法隨即被推翻：貫穿了意識形態的國民教育，即便未被接受，但它成功營造了規馴的統治結構。 這還只是技術討論範疇，針對香港人的、更廣泛的反問在於：香港既然是中國領土，為什麼不能進行國民教育？即使內容不當，也不能否定國教的正當性。這一類型的看法最常見，哪怕是同情港人反對行動的大陸人，也在這一種邏輯的支配下看待事件。 秉持此種邏輯的人並非全部是國家主義的粉絲，他們對政黨、政府與國家的分野相當清楚，甚至也支持港人治港。他們出於樸素感情而對國家懷有認同，對港人未能產生哪怕是純粹的國家觀念感到遺憾。應當講，持有這種國家認同的人觸及到了問題的核心。 這個觀點其實在支撐港人的一個訴求，那就是在撤國教的同時，恢復中史課程。後者在當初撤銷時，未作有說服力的說明。等到國教科動議起來後才驚覺，撤銷中史科原來是為國教鋪路。這個背景在大陸的爭議中少被提及，造成了誤會，加重了善良人的偏見。 如此這般，國教科在大陸和香港論者的虛擬爭論中，就成了不同國教背景的人對國教的立場之爭。在大陸這方面的看法中，香港反國教運動被當做不合時宜的舉動。實質上，香港人的城邦意識未受到尊重，大陸論者用國族的一般解釋置換了港人的主體性焦慮。 換言之，大陸對港人反國教的看法是：怎樣讓香港人具有國家觀念？而香港人的原意卻是：怎樣確保香港人成為「香港人」？兩下在不同維度上看待香港人的角色定位，這導致的結果是：即便兩下在反對黨化教育上有一致，也不能掩蓋在實現香港自主的路徑上存在分歧。 不得不說，在討論香港議題時，大陸人的思維被國家觀念「綁架」了。在不預設國家的前提下，他們已沒有能力在「一港互表」的基礎上進行磋商對話。這對大陸也許是自然而然的，卻讓香港人不得不重複面對「內部殖民」的堅硬牆壁，得不到真正的理解。 如果把香港比作抵近大陸靠岸的一艘船，十五年來，大陸人對香港的認識仍然局限在主權的概念裡不能自拔。從二零零三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到年初的陸港「雙非」風波，再到現今國教科的陸港爭議，接觸愈深，對香港誤解愈深，大船靠岸的震盪越難消除。 國教科爭議波及大陸，加重了我的一個印象，香港在陸港討論中正在被矮化為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這一方面證明了大陸「國民教育」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隱含了風險所在。我們既無法在政治上、也無法在生活方式上理解香港，所有人只好被動應付並疏離。 2012年9月10日 星期一

文 / 陳嘯軒 傳統以來香港立法會選舉所謂的6:4「黃金比率」（泛民主派與建制派的得票比例），在今屆立法會選舉進一步被打破。泛民陣營在直選的優勢愈來愈小，再加上各候選名單「配票」失靈，導致泛民主派空前大敗。相反，建制派配票極度成功，以42.3%的得票率，在35個地區直選議席超額地取得17席。此外，以民主黨為代表的「溫和民主派」表現不濟，相反以激進抗爭手段為賣點的「激進民主派」無論議席和票數皆有進漲，預料未來四年行政立法關係將更加惡劣。 民主黨和民協在兩年前先後走進中聯辦談判，在備受激進民主派指摘為「密室談判」、「出賣選民」下，在立法會投票支持增加五個地區直選議席、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的政改方案，令方案得以通過。但在這次選舉，民主黨和民協在地區直選表現欠佳，前者議席由七席減至四席，後者更喪失其唯一的直選議席。 相反，反對政改方案、曾參與五區公投的公民黨，地區直選議席由四席增至五席，在全港的總得票也首次超越民主黨。其他「公投派」政團的得票和議席也較上屆顯著增加，其中首次參加立法會地區直選的人民力量，在全港取得9.73%的選票，成為得票第三多的泛民政團。 在新界東當選的人民力量候選人陳志全，初次參選便取得3.8萬票，其得票甚至較已參政逾20年的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3.7萬票）更高。綽號「慢必」的他分析激進派枱頭的原因時說：「民主黨在新界東派出三個名單參選，輸掉了兩個，我的得票較劉慧卿更高。香港的民主運動發展，在民主黨背棄盟友、走進中聯辦密室談判之後，很多人覺得已死，不能再搞下去。什麼民主派關鍵少數沒什麼大意思，因為他們（民主黨）八個議員可以在一夜之間轉軚，這樣令很多巿民失望。這次我當選的象徵意義就是，很多選民認為民主黨做得不對，他們應深切反省、認錯。」 陳志全又說，人民力量的口號是「向港共政權說不」。「我們將用盡一切方法，面對一個不講道理的政府，不能夠繼續扮乖學生，攞份糧（指議員取得由政府發放的薪津）、開完會就回家，而是要竭盡所能想方法去拼命抗爭。」在新界西以4.4萬票成功連任的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也說，他的得票較上屆大增了1.2萬張，說明選民認同他們在立法會發起「拉布」戰，阻撓政府推出「五司十四局」等草案。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泛民主派這次在五個地區直選選區的得票率比上屆全面萎縮，僅在九龍西維持六成的得票率，其餘四區皆跌至約55%。「泛民主派的票數未必有下降，但在史無前例有多達183萬人投票下，建制派的票源有相當增長。民主黨損失了一些議席，不少強調地區工作的泛民政黨候選人皆落馬，預視未來立法會議會文化將有點改變，溫和路線在短期內未必有巿場。政府未來面對的行政立法關係將更嚴峻，箍票（各黨派游說支持政府，以便通過立法會通過由政府提出的法案）的困難更大。」 建制派這次在地區直選取得76.58萬票，較上屆增加了16.3萬張，加上配票近乎完美地成功，造就大捷。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認為，泛民的「基本盤」仍然鞏固，但這次主要是輸在配票。「泛民主黨在新界西取得逾55%選票，但民主黨在新界西兩張名單（李永達和陳樹英）高票落選，而以強陣出擊、把資深議員余若薇排在候選名單第二位的公民黨，得票雖然全區最高卻衝不到第二席。泛民的基本票盤未能大增，只能琢磨配票方法。」 李彭廣指出，配票不能只在一個政黨內的同區參選名單去分配，必須由同一政治理念陣營的不同黨派全盤考慮，背後有西環（中聯辦）支持的建制派在這方面較有優勢。這次民建聯在新界西分拆的三張名單合共取得11.38萬票，譚耀宗（43,496）、梁志祥（33,777）和陳恆鑌（36,555）的得票都剛好跨過所需票數門檻，以相對較低票數當選。 相反，新界西的公民黨郭家麒、余若薇名單取得72,185票，得票雖然是梁志祥的兩倍有多，但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餘額法下，僅能把排在頭位的郭家麒送進議會。李彭廣說：「配票的邏輯，就是把同一陣營的支持者分配投票給不同的參選名單，以求為同一陣營以有限票數取得最多議席。因此有人形容，這是『不用拿100分滿分，只需要僅僅及格』的選舉制度。建制派這次配票幾乎完美，究竟具體怎樣才能做到，背後是一個謎。這樣的配票需要有龐大資源，地區工作要做得非常精密和細緻，這是泛民主派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