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许章润：南海、中南海与太平洋——南海的边疆政治与国家理性的法政哲学背景 进入专题 ： 南海问题 国际理性    ● 许章润 （ 进入专栏 ）       南海涛急，舆情鼎沸，民间更是喊打喊杀之声一片。和战两难，进退维艰，专业人士自有判断。在下身役法学，此刻只想就其逸出效应，自外围作法政哲学的背景梳理，而为边疆政治和国家理性这一当下难题提供纯粹理论而非策论之思。毕竟，此事牵连南海、中南海和太平之洋，三水相连，一处比一处水深，哪里是随便说说的。          一、“四喜四忧”：需要降温          此次国内舆情开放，或者，有限度开放讨论南海问题，甚不寻常。央视第一频道晚间黄金时段设坛连线，八方名嘴，唾沫横飞，念经赌咒，以常识应对问题，聚拢了一般百姓的心，让万万人看花了眼。而据在下体认，恰恰是此等官方姿态和民间舆温，反倒让人感觉事到如今，别再煽风，适当降温吧。     因为，其间缠夹着“四喜四忧”也。     第一，喜的是当下中国，虽非铁桶，却为舆情严紧管控之邦，而南海风涛事关边疆政治、国家利益及其政治正确之大是大非，牵连于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居然容忍公开讨论，甚至主动采取公共讨论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诉诸公共理性，可堪讶异者也。诸位，以中国之大，转型关口，问题成堆，“压力山大”，单挑此事说事，这本身就非寻常之事，耐人寻味之际不免让人浮想联翩。什么时候“中央”电视媒介就国人揪心的政体改革讨论过？从来没有过嘛！至于宗教和族群政治，民间反抗与知识界的异议，同样迫在眉睫，同样事关邦国大端，也未曾如此阵仗地诉诸传媒嘛！虽则如此，此时此刻，居然单就也仅就南海问题公开讨论，见仁见智，敞一个小口子，不管怎么说，总是好现象呀！     但是，这同时也恰恰是令人忧虑之处。因为经此讨论，媒体火上浇油，民族主义发酵。民族主义本身是中性词，而为一切成熟国族之必要立国理念，但门槛较低，似乎人人皆能插嘴，这便鱼龙混杂了。草根不明所以，逞匹夫之勇，终不能应大局，史有明鉴。况乎以当今之世态，神州虎狼环伺，民族主义时刻蓄势，却不能嚣张，本不是什么高深大道理。否则，压力之下，情急之际，双方均无转圜余地，整个政治层和知识界政治盲动，则局势失控，台上台下皆非，上台下台都难。那时节，一尺水翻作一丈波，外人隔岸观火，坐收渔利。     第二，喜的是此次讨论表明，政学两界，一般民众，对于国家利益边界的自觉前所未有。比诸“火红的岁月”动辄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将这个岛送给此君做礼物，让那个岛予彼公为飞地，徜徉于虚矫的世界主义乌托邦，而了无国家利益自觉，这股“南海潮”引发的公开讨论，说明邦国政治成熟多所提升。因而，对于国家利益的自觉，就是文化自觉，也就是政治自觉，而有助于政治成熟，表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和国族心智成长，至此算是有点眉目了。凡此自觉，为成熟的政治社会和文明国族所不可或缺，也是“先成熟起来”的国族所昭示于天下者也。一日无此自觉，一日难言国族的政治成熟，终究是懵懂而脆弱的，经不住折腾。而折腾，始终是国家间政治的恒常主线。君不见，这大千国际，一种国家自助体的错综体系，哪天不在折腾！人性乖谬，人世沧桑，人生有常而无常，有以然哉，期以然哉，不得不然哉！     但是，喜忧联袂。这不，正是在此，鉴于刻下政体，虽说“党指挥枪”，但军方坐大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而一旦军方在此掌握话语主动权，利用舆情逼迫当局有所动作的话，就大局而言，未始为福也。少说，也是军费之大幅提升也。实际上，最近几年，多多少少，中国已经于不知不觉间被拖到军备竞赛的轨道上了。历经一百多年七代人奋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经济改革红利，究竟如何分配，我想，军队不甘置之度外。国家成长到这一步，利益边界拓展了，客观上也需要具备相应的军力，以护持这来之不易的果实。除此之外，尤有甚者，此番官媒大张旗鼓，连篇累牍，实予人产生有意将公共视线自“中南海”移至“南中国海”之感，就更是忧之所在了。虽则本心并非如此，而效果如此，恐怕怨不得别人如此揣度也。     第三，喜的是南海潮涌凸显大国成长，已经到了让远乡近邻们不得不正视的地步了。的确，中国现在是大国了，不是区域性大国，而是全球性大国。这个人均GDP全球排名在一百开外的国家，经磨历劫，踉踉跄跄，终究是成长起来了。无论全球话题抑或地缘政治，没有中国的参与，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权势与责任齐至，集体尊严与尊严政治意识随之水涨船高。体量大，一动一静，容易招风。周边小国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实乃情理之中。此为事端，亦为缘分，而恰恰是用力所在也。     忧的是和战两端继续龃龉，长此以往，恐会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实际上，官民之间，军政之间，知识界和民众之间，乃至于左和右之间，“普世”与“地方”之间，此脉线索仿佛滋长，已有端倪。“社论”连连，总是无风不起浪。台岛政治弊在族群分裂，大陆若因此事造成政治分裂，则得不偿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国内舆情告急，国际逼迫太甚，可能迫使中国提前摊牌，而情形似乎是有人盼着中国提前摊牌呢！——毕竟，摊牌是早晚的事，但在还不到摊牌的时候就让你摊牌，这便为难了。     第四，喜的是南海问题年来日显，中菲黄岩岛之争直接面对面历时将近半年，不管是媒体、策论家们，还是知识界，其发声，其思考，表明中国的智识力量，以凝聚公共理性的方式，大踏步登场。实际上，晚近十年里，网络空间的诞生催生了一种新型议政方式，而这也是汉语思想的锤炼方式，更是提炼中国的国家理性的绝好良机。不管是专司国际政治的专家，还是一般外援的知识阶层，其所展现的智识力量，集思广益，影响着官民两界。这便是大众政治时代的舆情，也是一种平庸时代的政治情貌，优劣一体，喜忧俱在。尤其是一般民众，嚷嚷，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跟着智识界、传媒和思想界的调子走，只是他们未必意识到自家所受的影响罢了。     忧的是知识界也好，传媒也罢，虽说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汉语思想的智识力量，但却存在着学理准备严重不足，依然欠缺政治成熟的问题。——例如，须知，国际法通常只是妥协政治的产物，至多，一种情境性的国际道义，万不可完全等同于人类普世公义。而且，公义与否，还要看是否切合邦国利益。十一段线还是九段线都讲不清楚，光嚷嚷“自古以来”如何如何，何以应对？以义愤应战政治，恰恰是大忌。国家间政治是道德力所不及之地，马基雅维理早已有言在先，洋人就是照此导师训诫行事的。由此，对于海洋法与国际政治的精深研究，对于区域政治和地缘关系的专家级人才的培养，争得话语权，汉语文明依然有待努力。老美对于《京都议定书》的拒斥，坚持美国大兵任何情况下不受国际刑事法庭管辖等等，无不基于一己私利，而骨子里则以国家生存及其利益最大化这一国家理性原理相撑持，哪怕由此撕破脸皮。——当然，手上有牌，才敢也才能不惜撕破脸皮。          二、“国际维稳”：政府危机与政权危机          手上牌不多，要顿时拉下脸来摊牌，就比较困难了。菲律宾小样儿，不懂这个道理，急了，不奇怪。相较而言，总体来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接近于做得最好”，但也不过是以“拖”字诀应对，就在于希望藉由“大国的成长”，慢慢地、自然而然地获得主动权。据专业人士言，不说十一、二艘，如老美，就是三、五艘航母往那儿一搁，谁还能怎么着。而航母如同水母，同样不是一天就炼成的。因而，刻下中国在展现政治意志上有所作为，已经给予世界为了捍卫核心利益绝然不惜一战的印象，但却又似乎不具绝然坚卓之政治决断力与军事决心，动机和结果皆在于此，甘苦杂陈。     说到底，在“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两相互动的视野下，这里面牵扯到一个转型时段的“政府危机”与“政权危机”的问题。中国今天之所以奉行“国际维稳”（仿效国内政治中的“维稳”表述），因而，南海热应该降温，就在于百多年的中国转型到了关键时刻。换言之，“中国问题”所包含的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和重缔意义秩序等四大指标，程度不等，均逐步多所兑现，尤以政体转型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照目前势头来看，不出太大意外，此事可望于一代人时间内，也就是二十年左右完工。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不能随意打断这一进程。正是在此，一日转型未完，虽然政府秉具合法性，却难言政权的正当性，则风雨飘摇之忧戚，如同日头下必有阴影，总在心底盘桓。相比而言，但凡完成这一现代政体转型的国家，无论欧美诸国，还是此刻正处发展进程中的其他亚非民主国家，其政权的正当性高枕无忧，怕的只是政府危机。存在政府危机，却无政权危机，使得此类政体伸缩空间较大，转圜余地相对较多。因为，从整个邦国立言，大不了换一个政府接着干就是了。不管怎么换，政权在那儿立着，倒不了，不用怕。相反，则只能维稳，无论在国内抑或国际。     说白了，今天中国不仅存在政府危机，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尚未完成政体的现代转型，尚未建立起标领正当性的优良政体，因而，政权时刻处在深刻的危机和危机恐惧当中。所谓优良政体，不外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普世模式适当予以中国化处理后的形态。中国现在犯难的是此，而非彼也。这是百年老帐，不是一夕浅疾，有待接续努力渐恪其功。刻下之所以奉行“国际维稳”，但也不敢放手实施，就在于搞不好不仅政府危机凸显，更要命的是政权危机降临。而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为何三水相连，一处比一处水深的原因所在。今日剖析南海的边疆政治，不能无视这一重要的背景因素，盖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原是声气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矣！          三、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的确，世界正在考验成长中的中国的政治意志，到了一个关口。这里，把背景再往深里伸展伸展，回瞰一下“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国家理性的成长历史，有助于我们审视别人家的考验，摆正自己如何作为“正常国家”的位置。     在本文语境下，晚近一个半世纪，略分三段。自鸦片战争到1945年，一百来年，是朝贡体系解体，中国作为弱势后发国族奋求生存的阶段。“救国建国”蔚为时代主题，救国必引致建国，建国需要建政，“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于是登场。有人说，“救国”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小日本侵占了半个中国，难道是要将黄种人从白种人的铁骑下解放出来？自由主义教条滑落至此，夫复何言。话题收回来，在此时段，中国是所谓世界体系的陌生人和受害者，同时逐步了解、适应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世界体系。二次大战后中国蔚为“世界五强”，为此象征，也仅仅是象征。但是，只要一天存在“反帝反殖”，矢言“解放全人类”，就意味着并未屈服，也并不完全认同这一体系。人家先走一步，早已坐大，凭实力说话，没办法而已。     从1945年到2008年，算是又一个时段。其间，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时段大约止于1980年代初期，角色类似于此前，后一时段逐步转化为既有世界体系的接受者与适应者，进而，以列宁主义政体搭上国际资本顺风车的二合一形态，成为现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不过，搭便车搭到现在，做大做强，别人似乎警觉日甚，不安日深，提出的要求和制约之意便也就不再遮掩。当然，也无可奈何，双方都无可奈何。     “2008”以后，是第三时段。随着某种“中国之世界”时代的来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正以世界体系的塑造者角色进入大国博弈，话语权日益凸显，隐伏的矛盾渐多。有关气候变化的谈判，就是适例。说是塑造者，不如说是“共同塑造者”。当今之世，早无一家独断独行的可能性了，就连老美也不例外。     在此情形下，今天的中国似乎多少有点像是1898年美西战争前夕的样子。那时候，美国崛起，欧洲列强似乎不太乐意接纳，可也无法不承认，还在考验这个新兴邦国的政治意志。最后，没办法，年轻的老美一仗打下来，将现在的南加州、弗罗里达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等地全部吞并，悉数揽入怀抱，奠定了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甚至头号强国的地位。不妨说，美国的头号强国位置早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后已然奠定，“二战”结束不过为此举行了正式的加冕礼罢了。当年的西班牙早已沦落，年轻的美国拿它开刀，最终完成了大陆扩张，既展现了政治意志，又不会有太大风险，运气好，它抓住了运气。中国现在或许身处“美西战争”前夕，倘若哪一天没辙真要打一仗，最好的效果是类似于此，数十年后人们写回忆录说这一仗打得好；假若战败，哪怕是平手，其于中国成长的负面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此事说易行难，手上有权，需要决断的主儿，此刻肯定比我们为难。     朋友，瞻前顾后，五百年泱泱，“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到了嘛！          四、邦国生存的国家理性          此一最近时段，就是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建构趋于完成期，同时，是国家理性的成长和成熟期，也是恢复自己的世界性大国的历史时刻。因此，边疆政治的背后，是生存政治、生命政治和尊严政治的逻辑，更是世界体系中权势转移的逻辑。十六世纪以还的地中海文明，以“权力政治”与“权势国家”为现代国家接生，国家理性流转四方，为此张本。不想世事辗转，此情此景，于当今世界再度原形毕露。——“二战”后世界暂时摆平了，如今正在新一轮摆平的进程之中，好一个春秋战国。在此情形下，处理边疆政治，重塑世界体系，不能忘却生命政治和生存政治的逻辑，所当持守的是也只能是所谓的“国家理性”。     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及的一点是，当年霍布斯们老辣，将即将现形人世的现代民族国家看作“政治生命体”，其以自我保存和利益最大化为主题，将“生命的自我保存就是正当性”当座右铭，由此区隔“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两界。国家政治讲正义、讲道德、讲普世价值，奉守公民理性；国际政治讲利益，讲现实，难讲道德，或者，是道德不及之域，因而，其所奉守的是自卫原则和政治现实主义，甚至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实，这就是“城邦之外无政治”的希腊政治智慧，其之一脉绵延，而有所谓“政治止于水边”的戒条。以“政治是众人之事”为凭，是不明此间区际的懵懂。倘若非要将此推展至国家间政治，则可期待而无把握，是懵懂的平方。看官，国际政治从来都是霸权之争，权势的较量，无政府的预设下，以邦国利益边界的最大化为鹄的。所以，诚实的自由主义者面对国家间政治，或者，国际政治，从来同样都是清醒而诚实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否则，自由主义了无理论张力，难担治平大业，便一无是处了，也太小瞧它了。这不，如同方家所言，民族主义从来都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隐蔽命题嘛！那么，何时图穷匕见，不再隐蔽呢？就是邦国利益受损之际。想一想当年大英帝国议院上下矢口开战，决议“惩罚”满清，便知道此种懵懂是多么可笑而可怜了。     此种老到成熟，还表现为它的“虚伪”。《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即曾坦承，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因而，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诉诸理想主义术语。可是，一旦关起门来，自家人说体己话，“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秉持的是现实主义行事方式了。不仅如此，老美全球行事粗蛮，却口口声声真理在手、道义在肩，将对手抹黑为邪恶、野蛮之徒，动不动要将他们“炸回旧石器时代”，可事实上，为了达成目的，他们自己同样无所不用其极。颠覆、暗杀和战争，能用什么用什么。这也就是为何深谙此道中人不免喟叹，“道义”啊“道义”，其实在国际政治中难能发挥作用，甚或，最好排除“道义”之思，才是常态，重复的也不过就是马基雅维理们、霍布斯们早已言之谆谆者也。     这样说并非意指老美如此，别人应当同样如此，更非是说只有老美如此，别的人皆家风清白。毋宁，只是想说，在国际政治的“霍布斯体系”、“格劳休斯体系”和“康德体系”之间，存在着万水千山，道不同不相为谋呢！将康德愿景误以为当下现实，不待人笑，当先自笑；以“道义”为国际政治开药方，未得人悲，恐已自悲矣！          五、实力政治与文明国家          上面说到近世地中海文明和国家理性，牵扯到近代政治和世界范围内的权势转移问题，有必要多交待两句。依据历时性叙事，就世界各主要民族国家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史经历了从“权势国家－权力政治”，到“宪政国家－宪法政治”，再到“文明国家－文化政治”等三大演进阶段，讲述了一部有关“富强、民主与文明”的章回故事。     其中，马基雅维理－博塔罗时代以降直至黎塞留专权、俾斯麦铁腕统一德国、俄国的强力扩张，所谓“地中海文明”时段，民族国家由雏形初现而逐渐完型，其总体追求的是所谓“权势国家－权力政治”。英、德、俄的建国历程，均将“实力政治”的国家理性故事演绎到登峰造极。其间，大约自博丹倡议开始，为美、法革命所率先实践，“宪政国家－宪法政治”作为一种被逐渐把握着的人类理念，进而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慢慢浮现，并终于在两百年间获得了自己的肉身，成为一种“理想国家类型”。由此，国家不仅意味着“权势国家－权力政治”，而且是权势国家与宪政国家的合一，以宪法政治与权力政治分别因应“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此后，“文明国家－文化政治”观念渐显，国家理性命题由此拓展了自己的视域，不仅意指国家本身应当成为涵育文明成长的最佳基本单元，而且，必须是一种文明共同体，并由此成为一种国民空间和全体公民的共同政治家园。同时，它意味着国家必须着力于人类知识、文化和思想的建设，而伟大的国族无一不是挈领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发掘普世价值的引擎，从而自然享有文明主导性与文化领导力。不是霸道，而是王道与文化，致诚天下，始为伟大国族。由此，国家理性提供的是从“为何要有国家”，到“如何才有国家”，而终归于“国家应当为何”的连续、绵密的致思进程。     当今之世，地中海文明肇始的“权势国家”与“实力政治”依然健在，并没退出历史舞台，甚至于叫嚣于东西，隳突乎南北。——国际舞台从来凭实力说话，近代中国于此保有深重历史创伤记忆。与此同时，“宪法政治”与“宪政国家”命题蔚为普世价值，中国缺这一课，正在补，有望补上，实际上，台岛已然补上了。进而，以“文化政治”与“文明国家”标榜公民共和主义，而以公义为鹄的，渐成正派社会与良善人生。对中国来讲，此为愿景与目标，有点眉目，慢慢终究要完型的。     在此需要关注的不是它们的线性发展，而是其间的纠结。例如，共同体意象恰与“权势国家－权力政治”相对立，标榜的是公民共和主义，而以公义为鹄的。但是，与此同时，此种共同体格局却又为“权势国家－权力政治”所当追求，并靠它去实现，否则，至少就“国家间政治”而言，“权势”何来？靠什么来维续？另一方面，借用流行词，“文明国家－文化政治”及其所塑造的共同体局面属于所谓“软实力”，作为硬实力的“权势国家－权力政治”恰恰不得不依恃于它，在当今世界，恐怕更是须臾不可离开它。其他种种，所在多有，概可类推。     据此历史背景和理论线索，再来看“国际政治”，事情就清晰多了。即以《国际海洋法公约》为例，源于所谓的77国集团的主张，其实基本上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拟定的，其他国家逐步加入，似乎成了普世公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其间涉及的一个法理问题是，既为条约，大家可以自行决定参加与否，也可以修订。能否如愿修订，就看有没有朋友吆喝支持，同时，有没有实力动用修法提请权了。置此情形下下，法律话语权的背后是政治话语权和文化解释权，关联道义与实力双方。     没有朋友不行，假朋友不管用，酒肉朋友可能坏事。中国搞“上合组织”，费力不少，基本属于鸡肋。可明知是鸡肋，还得要搞。否则，吃什么。这便再一次说明，朋友之道，关联道义与实力两面，缺一不可。此为国家理性，虽不过是它的区区末端而已。          六、小结          总之，南海是表象，是枝节，是肘腋；中美互动才是本质，是主干，是心腹。中美互动良好，各有所需，彼此依赖加深，则小国可乘之隙少，觊觎之心也会有所收敛。而为了平衡中美互动，则需做足中俄、中欧、中印、中日和中非、中伊（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功课，手上才有牌出。声东而击西，围魏方可救赵。若要其承认中国的亚洲强权地位和世界战略地位，手上无牌，仅只维稳了事，终究不济事。因而，此时此刻，若将眼光既非聚焦于中南海，也不放在太平洋，却全力凝视南中国海，恐怕声东却未能击西，因小而失大矣！这一切不是别的，就是所谓国家理性，而面对国家间政治和国际政治这座大厦，国家理性而非天真的“政治乃众人之事”，才是开门的钥匙。“芝麻！芝麻！”一喊就应。如同在国家政治层面，奉守“政治乃众人之事”，以公民的福祉为天条，乃不二法门，不能有丝毫含糊。     近世中国百年，变法自新，救亡图强，三句话最足以表征时代精神。一是中西交汇之初、古今之变最烈之际，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是转型肇始，民国初立之际，孙中山先生之“民族，民权，民生”纲领。三是晚近邓公提纲挈领之“发展是硬道理”。上下五百年，今日面对这南海、中南海和太平洋，三片肆虐之汪洋，在下体认，还是这三句话最到位，最管用，似乎也最关情。至于是不是、能不能“和平崛起”，或者，什么“科学发展”，不是自己一家说了算的事情。     而千言万语一句话，朋友，说到底，发展是硬道理。打还是不打，就看你手上有没有这个硬道理，包括优良政体这个硬道理。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根据许章润教授2012年6月14日在天则所举办的“南海争端：国家主权与国际规则”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稿整理 进入 许章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南海问题 国际理性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388.html    

马晓河：“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 进入专题 ： 中等收入陷阱    ● 马晓河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看，“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这些国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即“中等收入陷阱”1。只有少数国家实现成功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96美元①，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②。2今后一个时期里，中国经济无疑还会增长，但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是要看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已经形成全民共识。但是，现行经济社会发展中，从体制、政策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中国恐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教训          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是国际公认的实现了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尼、菲律宾、泰国、南非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进行体制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未能适应向高收入社会迈进的要求。这里以日本、韩国和巴西为例，来分析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向高收入水平迈进过程中三大结构是如何变动的。     (一)日本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经验     日本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后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经济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国民财富损毁45%，国内经济严重衰落的局面。然而，在此后的30多年里，日本经济先是得到迅速恢复，接着又连续实现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比如：1945～1951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年均9.9%;1951～1955年，年均增长8.7%;1955～1972年年平均达到9.7%，其中1955～1960年年均为8.5%、1960～1965年年均为9.8%、1966～1970年年均为11.6%;1970～1980年平均年增长4.5%。③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日本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在1947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仅为89美元，1950年为113美元，1955年为209美元，1960年为431美元，1965年为890美元，1970年上升到1940美元，到1980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44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3570美元，超过美国人均21620美元的水平④。34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顺利转型，一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中有四个重要原因：一是产业结构及时顺利地实现了高度化，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二是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换;三是社会结构实现了成功转型，中产阶级人群占社会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70%;四是政治结构转换有力地支持了日本向高收入社会迈进。     日本的产业结构演变对收入转型起到关键作用。“二战”后的30多年里，日本产业结构转换的明显特点是：农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1000美元时，农业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工业的比重是先上升后下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2000美元时比重达到最高(此时第二产业接近47%)，此后连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在人均2000美元以后又出现了加快上升趋势(见表1)。从工业结构看，战后日本首先通过大力发展食品、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工业发展，比如从1945年到1955年，日本的纺织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4倍，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2.3倍、73.6%、3.8倍、5.8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工业结构的重心逐渐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化。从1955年到1960年，日本的纺织工业只增长了62.4%，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1.21倍、3.44倍、96.3%、1.71倍。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业结构又出现了高加工度化的趋势，汽车工业、家电工业的崛起与迅速增长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带动工业发展的是精密机械、电气机械、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等。20世纪80年代后，促进日本工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造船工业、电气及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民用电气机械工业等通过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微电子技术的利用获得了迅速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转换是成功的。根据有关资料，1950～1962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1965～1985年，日本经济增长中约32%归因于技术变化，5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13%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约20%归因于技术变化，4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35%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7     产业结构演变是与需求结构相联系的。在“岩武景气”的1945～1955年，日本社会压低民间消费需求，大力增加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把尽可能多的资源包括过剩劳动力投向生产，发展出口经济。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发展暴露出了明显的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工厂运用新技术生产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卖不出去，同时社会失业人口增加，劳资关系紧张并出现了长时间的罢工。1960年，日本宣布启动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目标是：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缩小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与小企业、地区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和收入上的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均衡发展。此后，日本国民收入不仅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得到消除。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城乡差距的消除，大大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成长，中产阶级扩大了消费需求，稳定了社会。据有关调查，1972年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人占到73%，城市化率也在1970年达到72.1%。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已是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均GDP已经远远超过2万美元，此时政府更是号召要从“生产大国转变为生活大国”。从统计资料分析，日本在收入转型过程中，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1952年日本的投资率为21.3%，1966年上升到32.6%，1970年进一步上升到39%。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投资率不断下降，1973年投资率下降到38.2%，1980年为32.2%，1993年为29.9%，2006年进一步降到23%。与此相对应，日本的消费率1950年为77%，1966年下降到65.9%，1970年进一步降到59.7%，此后开始上升，1973年为61.8%，1980年为68%，2006年达到75%。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业比重由升转降也恰恰出现在这一时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左右(相当于2010年的10760美元)⑤，中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     另外，日本的政治结构转换成本较小，也有利于日本向高收入社会迈进。“二战”后，日本建立了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度。皇权被高高“挂起”，天皇无权参与国政，只是国家象征。国会是最高权力和立法机构，内阁是最高行政机关。在国会中，众、参议员由选区选民选举产生，首相由国会议员选举产生。在日本政治结构中另一个特点是，尽管它是多党制国家，但从1955年到2009年，自民党一直执政(在1993年到1995年短暂失败)，是自民党带领日本人民由低收入国家成功跨进发达国家行列。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一党多派，形成党内互相监督制约;二是党内轮替执政，形成了权力的有效接应：三是社会监督，在野党和社会共同对执政党进行监督。     (二)韩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经验     韩国的经济转型比日本要晚一个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1953年人均GDP仅为67美元。后来，由于韩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顺利，实现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使其很快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从1961年到1994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其中1980～1990年年平均增长9%。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00美元，1970年为270美元，1977年为1000美元，1980年为2330美元，1990年为5770美元，2000年为8910美元，2002年为9930美元，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21530美元⑥。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在2002年就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⑦。8     韩国之所以能一举成为发达国家，首先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转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韩国农业占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占GDP比重是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一直是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以前，韩国产业结构转变主要是工业对农业的替代，服务业变化不大;1990年以后，主要是服务业对工业的替代(见表2，下页)。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起飞时，韩国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70年代，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还有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方面的竞争，韩国利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非铁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水泥、陶瓷等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到1980年，韩国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进入80年代，面对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韩国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对传统重化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电子机械等。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恶化，此时韩国正处于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面对危机，韩国在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改革以及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韩国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精细化工、航天航空产业;2003年以后，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互联网、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字内容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以及人工脏器又成为韩国的“十大引擎产业”。韩国产业结构成功转换的经验就是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韩国产业结构转换是与需求结构变动分不开的。1960年韩国的投资率只有11.5%，此后连续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之后连续下降。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降，后是持续上升。比如，韩国的投资率1970年为24.97%、1980年为31.61%、1991年为38.9%、1997年为34.97%、2002年为26.7%，消费率1965年为92%、1980年为76%、1990年为63%、2000年为66%、2006年为69%。需求结构变化是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头十年，韩国收入分配状况有些恶化，反映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62上升到1980年的0.39。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资法》，韩国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由0.39下降到1991年的0.263。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顺利实现了社会结构转型，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都超过了70%。1992年韩国中产阶级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高达75.2%，城市化率也在1990年达到74.4%。可以看出，韩国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中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城市化已经完成，工业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持续上升，这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770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10501美元)⑧，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条件已经具备。     还有，韩国的政治结构转型也支持了其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二战”后，韩国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了总统制。“二战”后韩国先实行民主体制，但由于当时经济发展落后，低收入人口多，中产阶级群体小，社会矛盾突出。1961年朴正熙建立威权体制，创造了“汉江奇迹”，1979年全斗焕任总统，继续延续威权体制。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韩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韩国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在强烈要求建立民主社会呼声下，全斗焕被迫下台，卢泰愚出选总统并在社会压力下推进民主化。所以，韩国政治体制结构转换是先民主后威权再民主，“二战”后由于缺乏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支撑，使得政治结构转型出现过动荡，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主转型顺利主要是有了一个庞大中产阶级理性群体的支撑。     (三)巴西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教训     巴西的发展要比韩国更早一些。“二战”后，巴西就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经济高速增长。1949～1981年，巴西经济年平均增长7%，其中1968～1974年经济增长年均超过10%。到197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城市化超前、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导致巴西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缓慢，使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1980～1990年巴西经济增长年均只有2.2%。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虽然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但也只实现了经济温和增长。到199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790美元，只有韩国的48.4%，2006年巴西人均国民收入(GNI)4730美元，处于上中等国家收入水平，但此时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17690美元。是什么原因导致巴西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在产业结构方面，巴西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过早地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使得资源过分向钢铁、建材、化工、汽车、造船、炼铝、重型机械、航空等倾斜，不但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而且还造成很高的失业率。     在需求结构方面，由于巴西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低，工业化主要依靠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支持，使得巴西一方面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产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大量举债，又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巴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既导致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又引起社会不稳定。从理论上讲，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国内市场大小决定了工业的规模、结构增长速度。而国内市场大小又决定于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收入水平。但是，巴西的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均衡，一方面国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越来越向富人集中，使得消费倾向很高的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低，购买能力难以提高，结果使工业品增长空间受到限制。1980年与1970年相比，占城市5%的最富者的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由30.3%上升到34.7%，而占城市50%以上的贫困人口收入比重从16%下降到13.1%;占农村人口50%的贫困人口收入占收入分配总额的比重从22.4%降到14.7%，而最富者收入比重从23.7%增至44.2%。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分析，1960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5，1995年更高达0.6。到1999年，占巴西1%人口的富人拥有社会财富达到53%，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社会财富，当年全国有贫困人口5410万人，贫困发生率34.9%。巴西长期贫富分化的结果是，中产阶级难以成长壮大，社会结构转换中缺乏中间力量的支撑。     在城市化方面，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同时农业又采取了一条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由此造成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贫困人口，这些人被迫流入城市，形成城市人口集聚过快、数量过多，与工业化发展严重脱节，造成过度城市化。无论是在低收入水平发展阶段，还是在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巴西的城市化都是偏高的。1960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达到56%，1980年升至67.6%，1990年又升至75%，2004年进一步升到83.6%。过度城市化，不但造成城市发展缺乏经济支撑，政府没有能力为城镇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且还导致城市发展过多的与产业发展争夺资源，从而影响工业化进程。此外，巴西长期通货膨胀。由于储蓄率和投资率低，又要发展进口替代的重化工业，只有采取高通货膨胀政策，高通货膨胀侵害了大多数居民的利益，不利于中产阶级的成长，也影响了社会结构转换。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卢拉总统上台后，巴西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注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实施零饥饿计划，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结果，巴西经济实现了持续加快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357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9886美元，中产阶级占社会人口比重由2003年的36.5%上升到目前52%11，消费在三大需求结构中占比达到60%。目前，巴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条件基本具备。可以预见，巴西不久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从上述三个国家的中等收入结构转型实践可以概括出以下结论：     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经济角度讲，一是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后，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是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二是经济增长必须从投资带动及时转向消费带动，此时要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积极培育和建设中产阶级社会，为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三是城市化进程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适度推进城市化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换。四是政治结构转型必须符合国情，并与理性群体中产阶级的成长保持同步。          二、中国在结构转型过程的压力和需求结构调整困境          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型是十分成功的。在低收入阶段⑨，中国利用劳动力富裕、工资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吸引外资，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基本消除了“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中国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这一时期，中国利用“双剩余”促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换，能源原材料采掘、电力燃气生产、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通讯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得到快速发展。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中国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投资率的迅速提高、净出口率的不断增加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有力地支持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方向的转换。     目前，中国已经顺利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打破原有增长机制的锁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既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又面临着较难克服的国内体制和政策困境。     (一)中国加快结构转型面临的国际压力     从国际压力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中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众所周知，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体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经济：第一，以美欧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消费型国家;第二，以中印发展中经济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第三，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他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居民储蓄率低，依靠信贷消费。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原有供求关系被打破，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缩减财政支出，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下降，这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配置了太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现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由此加大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压力。     另外，全球市场还正在发生另外两个深度变化：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优势，纷纷实行再工业化，各国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比如美国在2010年3月提出未来5年要将出口翻一番的专门战略，为此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增加高端产品出口。这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会形成“高端挤压”效应。另一个是，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它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目前，在美欧国家市场上，到处是“madeinchina”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正在打入这些市场。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这种变化，对中国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挤出”效应。     (二)中国调整需求结构遇到的困境     面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遇到了空前挑战。可供中国选择的有两条战略途径：一条途径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培育有活力的国内消费市场;另一条途径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化，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型的产业结构。从这两条途径看，中国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困境。     从需求结构看，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关键是要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构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形成“消费型社会”。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比重。但是，多年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不利于扩大消费，而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变化趋势。     第一，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1995～2010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见表3)。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有所加剧，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由61330.35亿元增加到83080.32亿元，名义增长率35.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7.1%⑩，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1.1%、24.3%。在政府和企业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势必会将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同时，当即期支出小于收入时，必然还会造成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1998年来，财政和机关团体储蓄存款由3470.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1630亿元，增长了25.4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比重由3.63%上升到12.76%，企业储蓄存款由32486.6亿元增加到244496亿元，增长了6.53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比重由33.95%上升到34.04%。这期间，尽管居民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但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却从55.8%下降到42.22%(11)。可见，社会储蓄不断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的是政府和企业。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进一步增加了未来的潜在投资，加剧了中长期产能过剩的矛盾。     第二，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不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以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0年以来，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其中高收入户9年里收入增长了264.3%，中低到中高收入户增长了174.7%～209.7%，低收入户收入只增长了142.8%(12)。从2000年到2009年，20%低收入户的居民收入占调查居民户总收入的比重由11.11%下降到8.78%，40%的中低和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比重由34.35%下降到31.48%，而20%高收入户居民收入比重由31.86%上升到38.4%。就是说，2009年城镇20%的高收入群体占有城镇总收入份额接近2/5(见表4，下页)。农村内部群体收入结构变动与城镇基本类似。2009年，40%的中高和高收入户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比重高达63.02%，而60%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居民收入比重只占36.98%(13)(见表5，下页)。收入的两极分化不利于中产阶层群体的形成，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认为，目前中国的中间阶层占人口的12.1%，按照亚行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每人每天消费2～20美元计算，扣掉底层中产阶级，中国也只有38.8%人口算中产阶级(14)。1213依照国际经验，如果中产阶级人群不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就无法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因为，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有利于增加社会储蓄，而不利于消费;只有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低收入者越来越多地变为中等收入者，才能刺激消费增长。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关键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从制度安排和分配渠道上阻碍了收入向居民进而向中低收入群体正常流动。一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由此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二是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导致富人少交税甚至不纳税;也缺乏“扩中、提低”长效机制和有效政策，形成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渠道窄、机会少。三是在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为了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偏袒资本，实行“亲商不亲工”，加之由于法制不健全，工会职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制度保障，使工人们的工资、福利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第三，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标准过低，覆盖面过小，不利于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储蓄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正是一种家庭预防性保障需求上升的必然结果。只有建立健全了全社会性的社会保障，老百姓有所依靠，家庭储蓄才会减少，消费才会增加。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生、老、病、残、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但当前这种保障制度还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甚至群体之间制度安排不统一。越是发达地区、大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高，越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边缘人群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低，而恰恰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民最需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缺失，必然会抑制这些群体居民的当期消费，迫使他们为未来储蓄。二是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当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主要制度安排，一方面是覆盖群体不一致，另一方面是覆盖范围过小(15)。三是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在西欧、北欧国家，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财政约有30%用于社会保障事业，而中国2009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不足16.16%(16)。很明显，社会保障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发挥社会保障本身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和社会基本生存保障功能。     由此可见，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性障碍，又面临着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只有加快对中国现行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被压抑的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释放，“消费型社会”结构才能建立。          三、中国在结构转型过程的产业结构调整困境          从产业结构看，中国产业要想从低端向中高端方向转化，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产业结构层级尚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这是一种典型的生产型社会的产业结构，供给长期超过需求，产业结构严重偏向制造业(见表6)。在此情况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遇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农业看，农业现代化主体缺位，工农业发展差距大。由于土地资源非农化步伐加快，劳动力非农化步伐缓慢，为了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上取得最大收益，农民只有不断增加物质投入，最终造成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增加，收益率下降。面对收益率下降，农民没有能力对农业现代化进行投入，而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又不愿过多承担本地农业现代化责任，当中央政府的公共投入增长无法满足农业发展需要时，农业现代化进程必然滞后。但问题是，对于一个13亿人口大国来说，如果农业不实现现代化，是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     第二，从第二产业看，制造业“大”而不“强”，存在着明显的结构虚高度化。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利用规模化生产的成本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产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制造业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微笑型曲线”(17)的中间，而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没有比较优势。根据实践经验，处在“微笑型曲线”两端的产业环节，获取的附加价值和利润都较高，而处在“微笑型曲线”中间的产业环节，只能赚取很少的加工组装费用，利润率非常低。由于中国还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完整的生产技术体系和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大量产业只能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企业很难获得高附加值、高利润。要想获得较多的附加值和利润，只有靠扩大规模或压低劳动工资。但在美欧国家对中国需求下降、国内工资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     另一方面，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产业无“芯”。要想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向产业链的价值高端发展，就必须提高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目前制约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有：一是产业研发投入不足。中国制造业产值总量规模占全球的14%，而研发投入仅占世界0.3%;二是缺乏高端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数量相对较低。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远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三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创新动力不足。在产业技术方面，目前中国炼油工业80%的技术装备依靠进口，大型飞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大型医疗设备以及手机、DVD、数字电视等消费电子领域的芯片都长期依赖进口，高档数控系统国产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1.5%，国产系统软件和基础软件市场占有率仅为5%，生物医药95%以上为仿制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等领域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更大。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分别低23、22、12个百分点。由于产业缺“芯”，关键技术环节依靠国外，使得中国将大量产业收益让给了外国。     第三，从第三产业看，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严重结构性矛盾。从总量看，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下，农民难以进城落户，使得人口无法在城镇实现有效集聚，当城镇人口不能集聚到一定规模时，服务业需求总量就上不去，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缺乏需求空间。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率如果不超过60%、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达到60%以上，是难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从内部结构看，由于制造业两头在外，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量延伸到国外，又造成国内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此外，中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和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支撑产业结构转换。     第四，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作用下，产业结构提前、过度进行资本深化，导致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能耗，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长方式。以能源消费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能源消费量从14.5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32.5亿标准煤，增长了123.3%，其中工业耗能由10.38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1.92亿吨，增长了111.2%，工业能耗量占全社会能源消费了比重由71.3%升至71.48%(18)，对全社会能源消费的贡献作用在上升。在工业中，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等8大行业又占工业全部能耗的70%左右。这显示出中国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污染排放多的矛盾突出。由于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福利为代价。目前，中国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矛盾是。产业增长形成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形成的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能否实现以较低的能源需求和较少的环境污染，完成较高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升级。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受既有财税体制刺激，以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利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资源价格低和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借助外资、国企、民企三股力量建立形成的。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建立“消费型社会”，产业结构就很难实现调整和转型。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完全不同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型，此时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并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思路。     第一，将经济增长速度降到合理区间，促进中国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显然，当年发达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模式不可复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道路也难以为继。长期以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过多地挤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使得中国很难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今后，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当务之急是要下决心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和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等方面，最终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支持推进城镇化，实现社会结构由向市民社会转型。     第二，要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中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当前，拓展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有三条途径：     一是大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它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占人口比重明显偏低，要将中国的中产阶层提升到70%以上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今后，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要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既快于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又快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应充分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群体，增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和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     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如前所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城市化率超过70%。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9.68%，其中还包括2.2亿人未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属于典型的城市化滞后型经济。当前，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就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时，要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也需要农民进城集聚。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能创造需求，而工业化创造供给。今后，要通过制度变迁尽快促进农民进城落户，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对扩大内需会产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农民转市民能带来巨量消费，另一方面会对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今后5～10年，中国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强和完善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其人口承载能力，增加对农民的吸引力。     三是着力提高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要消化巨大的工业产能，仅仅依靠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是不够的，必须培养和不断提高欠发达地区和农民的消费能力。可通过以下渠道来实现：其一，政府要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增加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取消自筹配套资金，改善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消费成本。其二，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一方面鼓励他们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发展致富产业;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增加转移支付。其三。健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就学、就医、养老、救助等方面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三，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     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凡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在60%以上，美欧许多国家达到70%以上。因此，服务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为适应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供给条件。除了推进城镇化之外，还应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快速发展的环境，既促进服务业不断扩大规模，又支持服务业调整和优化内部结构。要从政策和体制改革上支持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高端商务服务业更快发展。要放宽垄断性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电信、铁路、航空、金融、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行业，尽量形成多元化的市场发展主体。今后，为顺应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的趋势，应统筹协调城乡服务业发展关系，实现城乡服务业一体化发展，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拿出像发展制造业那样的积极性，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支持面向城乡居民生活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家政服务以及文化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改变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断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出量。在农业发展方面，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低残留、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精深加工比重。在发展消费品工业方面，应利用信息、生物、节能降耗、新材料等先进适用技术改造现有工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发展自主品牌。在装备制造业方面，要以高端化、精细化、信息化为方向，组织国家重大科技研究，实现关键核心部件和基础制造工艺的本土化，支持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节能高效农业机械等。     三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化向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进而向知识技术密集化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支撑。今后，应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14革新产业结构，调集社会力量，集中优势科技资源，积极推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制定财税、金融以及市场准入等支持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组织实施重大产业应用示范工程，向关键产业领域投资，向研究开发投资，向科技成果推广投资。用3～5年时间，争取在上述产业的重点行业和核心技术、重大技术装备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四是积极推动能源供求结构调整。要放弃高碳发展道路，必须进行一场新的能源革命，着手研究、推广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和低碳技术，为低碳式增长提供资金、技术和制度援助。积极改变能源供给结构，不断降低化石能源的供给比重，鼓励向高效可持续能源领域投资，支持绿色能源技术革命，不断扩大生物质能源、风能、太阳能以及地热等的供给总量。引导需求结构变革，支持节能降耗，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税收政策、碳排放标准、用电门槛、市场准入等，提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成本，将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挤出市场。     第四，改变贸易结构方式，促进中国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在中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因此，要加快资本流出的市场化进程，取消对私人资本流出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围绕资本流出的市场化，政府应提供便利化服务，并进行必要的管理。     第五，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意味着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获取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将由少变多、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比重由少变多、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由少变多。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更多的是适应“三少型”社会，为实现向“三多型”社会的转型，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加快干部考核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对外贸易和投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市场、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1》人均GDP与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之比计算。     ②在《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将人均国民收入(GNI)在975美元及以下的国家定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I达到976～3855美元的国家为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3856～11905美元的国家为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NI达到11906美元及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③资料来源：嘉肯行业研究部：《日本经济发展史摘要：1955～1980年高速增长时代》，www.charcoln.com_201004jp.htm;《日本经济的发展与现状》，web.cenet.org.cn/upfile/95421.doc。     ④1947～1955年人均收入是指人均国民收入，按照当年日元兑美元汇率折算;1960年、1965年指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0年后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⑤通过测算，1970年1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5.38美元。     ⑥2000年以前韩国人均收入是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以后是指人均国民收入(GNI)。     ⑦世界银行在《2004年世界发展发展报告》中测算，2002年人均GNI在73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达到736～293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达到2936～90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达到9076美元及以上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⑧总值达到5770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10501美元)。     ⑨到1996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3美元，仍属于低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测算标准，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2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     ⑩这里工业企业利润是2010年1～11月份数据。     (11)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和《中国统计摘要·2011》计算。     (12)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6》和《中国统计摘要·2011》。     (13)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城乡内部不同等级收入户占总收入比重均是以相应等级调查人口数与相应等级人均收入乘积与调查户总收入之比。     (14)李培林、张翼(2008)按照收入、教育和职业三维度分层测算，2005年中国核心中产阶层和半核心中产阶层占全国的12.1%，城市占25.4%。《广州日报》2010年8月30日：根据亚行测算，2008年中国日均消费2～20美元的人数8.17亿人，如果扣掉3.03亿底层中产阶层，实际有5.15亿中产阶级，占38.8%。     (15)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为例，2008年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21891万人，占当年城镇人口的36%，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试点，当年年底覆盖面只有13%左右;2008年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口为19996万人，占当年城镇人口33%，到2008年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对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依然偏低。     (16)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提供的资料，2009年中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7606.68亿元，保障性住房725.97亿元，医疗卫生3994.19亿元，三项占财政支出比重16.16%。其实，医疗卫生支持有很大部分并不是用于真正的公共医疗保障。     (17)有关现代产业价值链的研究表明，产业链上不同企业创造的利润表现为“U”字形，被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中，一头是研发、设计包括制定技术标准等，另一头是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加工生产。处在产业链两头的企业，利润率很高，而处在中间段的加工生产企业利润很低。因此，在现代社会，技术是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内容，面技术标准则是全球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是企业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尺。在产业分工理论上，“微笑曲线”是由台商宏?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的。     (18)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1》，工业能源消费量是2000年与2009年数据比较。     【参考文献】     1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调整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7期     2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35(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9张塞：《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     67郭金龙：《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比较》，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第130～134页     8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10郭克莎等：《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     11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12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8卷，2008年     13《亚行称中国中产阶级层超8亿人标准为日消费2美元》，《广州日报》2010年8月30日     14汤敏余建托等：《迈克尔·斯宾谈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参考》2010年第8号     15刘世锦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比较》2011年第3期     16宋佳武：《谨防“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9期     17肖玮蓝朝晖：《中国将面临产业被动升级》，《中国经贸》2010年第7期     18马晓河等：《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政策演变》，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年     19李建伟：《投资率和消费率演变特征的国际比较》，《中国金融》2007年第8期     20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司：《关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16期     21郑秉文：《拉美“增长性贫困”与社会保障的减困功能——国际比较的背景》，《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2月(增刊)     22《日本国民是怎么变富的》，《扬子晚报》2010年8月11日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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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刚新浪微博工作人员给我通电话，网友港怂萨沙在“救助小传旺”事件中，因为散布虚假消息、造谣，已经被新浪微博管理员封微博30天。大家可以去新浪微博管理员的公告里看到！网友“辣笔小球”因为散步虚假消息，正在被新浪微博监控。什么人！大家忙着救孩子的时候，居然在这里造谣生事！ @连鹏 : 即使如此，我对这位女记者也是持有谨慎怀疑看法的。现在救孩子重要，以后再谈其中的问题和内幕吧，相信真相总会大白的。 @肉唐僧 ：民间慈善乱象丛生鱼龙混杂。希望壹基金和各大企业CSR能站出来，成立一个孵化器，以第三方托管的方式将募捐整个包下来，这既节省了大量筹款成本，也节省了大量的监督成本和NGO自证清白的成本。同时配以关于项目控制、资金使用、信息披露等制度建设和一个道德与伦理委员会。以期净化民间慈善环境 @天使妈妈基金 ： #杜传旺更新# 小传旺今晚刚刚已转入普通病房，院方也和传旺爸详谈了孩子情况。随后爸爸去病房看望了孩子 #医院费用公示# 截止到14日凌晨12点整 ，小传旺在八一儿童医院的花费为9832.41元。 【6】武汉水淹之后，官民出行之异同 【7】冬日那释疑刘翔退赛：低温+时差不让刘翔冒险 【刘翔钻石联赛伦敦站因伤退赛】7月14日凌晨，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中，刘翔因伤退出比赛，美国选手梅里特夺冠。刘翔教练孙海平表示，刘翔肋部略感不适，决定退出决赛。同时，孙海平称，刘翔伤情并不重。 刘翔生日夜在伦敦跑了预赛之后突然退出决赛，无数人在担心刘翔伤势的同时也表示了不解。对此，央视田径专项记者冬日那进行了详细的解释，称刘翔在尤金赛后即肋部不适，比赛时伦敦气温太低再加上时差没倒过来，教练组决定不去冒险。 【8】11名女大学生应聘保姆 叠被考试多人得0分 7月11日，11名女大学生集体到重庆至品家庭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应聘保姆，家政培训师孟照友现场进行了岗前测试：铺被子、擦书柜、洗碗……别小看这些日常的家务活，却难倒了大学生们。其中几名女大学生在叠被子、洗碗等多个环节都得了0分。不少女大学生感叹：“没想到当一名保姆这么难，原来自己不会做家务。” 【9】姜昆录选秀节目遭男选手强吻，面色阴沉黑脸离场 相声演员姜昆录制某节目，一位男选手表演完《新贵妃醉酒》后，希望与姜昆拥抱，但是该男子并没有前去拥抱，强行与姜昆“唇吻”几秒钟，面对突如其来的索吻，姜昆手足无措，愣住数秒。唾液沾唇捂嘴欲吐，节目结束后愤然离场。 【10】万贱穿心，习惯就好 全民最大党cosplay“重庆国际小姐”： http://t.cn/zWIJkS9 【11】百度一下 @MeiDo-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说完症状，医生居然百度一下，气死我了。 【12】在下 刘备走进草庐，只见一个俊雅的先生在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脑，脸上满是焦急的神色。刘备上前拜曰：“在下刘备。”先生头也不抬的说：“在下泷泽萝拉，别烦我。”( @yutourr ) @yegle : @Thruth 这年头A片都是720p了好不好…” @Thruth :操，我还停留在看3P的时代 【13】现在是问你有没有说日本的岛屿是日本领土的勇气 宣称准备购买东海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东京都政府开始印刷6000张购岛广告，即将在东京地铁等东京都管辖下的公共设施内张贴。东京都发表这批20万日元（约2500美元）印刷费的广告样本是一张钓鱼岛的远眺照片，上面写着：“现在是问你有没有说日本的岛屿是日本领土的勇气”。 【人民日报：有些国家受挫还在后头】 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一直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听而不闻，一副“你搁置你的，我搞我的”架势，不断冒进。如果一些国家及其政客误判形势，任凭私心发作，对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肆意侵犯，它们受挫的时候还在后头。 @Ricky_Golfer ：你在街上随便问个人都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可你在街上问1000个人是否知道钓鱼岛为什么属于中国，估计有一个能回答上来的就不错。政府有时候做事情就这麽奇怪，让人民和你一起摇旗呐喊，又不告诉人民依据。中学历史课别总教育学生抗战是在我党领导下胜利的，讲讲钓鱼岛的来龙去脉不好吗？ 【海军一艘护卫舰在南沙半月礁搁浅 无人员伤亡】据国防部网站消息：从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获悉，7月11日19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艘护卫舰在南沙半月礁附近海域执行例行巡逻任务时意外搁浅，目前无人员伤亡，海军正在组织力量救援。 【14】希拉里：湄公河国家应慎建水坝 @微天下 ：法新社消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天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会晤湄公河流域国家领导人时指出，有关国家应吸取美国在建坝方面的教训，避免水坝工程对环境和民众生活造成影响。前不久老挝中止了一项投资38亿美元的水电工程，该工程曾使流域国家担忧渔业、灌溉和种植业蒙受损失。 《人民日报》告诫美国，应克制民主说教的冲动，希拉里回应说，你们中国的官员和家属，更应克制移民美国的冲动。 【15】联合国观察员证实叙利亚政府军空军参与大屠杀 @老榕 ： #今日叙利亚# 【联合国观察团一小组在发生大屠杀的Tremseh村附近目击叙利亚空军战机开火】据路透社，观察团说，该小组在该村周边不同地点巡视8小时，其间听到了超过100声爆炸声，还有零星交火和重机枪的声音，看到白色和黑色烟柱。还看到一架米8和两架米24直升机飞过头顶，目击一架米24发射对地火箭。 @老榕 ： #今日叙利亚# 【潘基文紧急呼吁安理会立即“有所作为”】他称，安理会无所作为，等于在“颁发大屠杀许可证”。图片来源：半岛。发生大屠杀的村子，清真寺放满了受害者遗体。 【16】曼哈顿悬日 周三，纽约第42街，人们将照相机对准大街两侧高楼间的落日。曼哈顿悬日是指当落日与曼哈顿网格状街道的东西向平行时出现的壮观景象。 【17】《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美国大学网 ：中共首位美籍党员在华坐牢16年。《纽约时报》报道：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字叫李敦白，两次被投入共产党的监狱，在中国经历了16年铁窗生涯，1977年获释，1980年，他携家人离开中国，在中国生活了35年，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近日在美出版 1946年，李敦白经过艰难跋涉来到共产党游击队所在地延安。他说，刚到那里第一天就见到了毛泽东。在延安，共产党领导人让李敦白对他们的新闻进行编辑润色，加工成地道的英文，他曾为新华社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他还把毛泽东的一部分著作翻译成英文。 【18】如果任何人想谈任何事，电联我 纽约男子杰夫被女友抛弃后，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张贴到海报上，贴在纽约大小街头，上写“如果任何人想谈任何事，电联我。杰夫，一个孤独的人”。此后8个月，这位男子意外地收到了7万人的回复。目前，杰夫打算出本书，希望跟人们分享感受到的关怀与感悟。 【19】香港小同学：不是太正常 在铜锣湾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出租车司机，我问他，我党会不会把香港变成跟内地一样？他回答：不会的，因为它要让香港演戏给台湾看，等到台湾上当了，才原型毕露呢！我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20】香港细节 @老榕 ：【简述香港医疗保障】1，这里只有保障，没有社保机构，无需缴纳医保；2，不会有一个市民得不到需要的医疗保障；3,96%的市民接受公立医疗；4，政府财政支出的20%（据说很快是25%）用于医疗；5，排队是有的，不过你现在到北京任何一家三甲医院门外可见的漏夜排队盛况是从来没有的；6，他们也是中国人。 那么，香港政府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呢？税收。可众所周知香港是个低税收的地方，贸易自由港，甚至要不要收零售税都曾经成为大事儿。就这样，管了医疗，救助，之后政府收支还有盈余，这部分盈余还经常拿出给市民发红包。澳门发更多。 【21】上甘岭 据美国国防部资料认为，中国大书特书的上甘岭战役其实是为了掩饰白马山战役的失利，美军认为上甘岭并无战略价值，对上甘岭坚守的志愿军采取佯攻的策略，主要用火炮和航空炸弹消耗志愿军的有生力量，上甘岭山头被夷为平地，志愿军在上甘岭阵亡3万余人，美军阵亡600余人。 【22】我瞧不起的是說謊集團 @宮鈴_胡同台妹 ：不少人說我瞧不起大陸人，這是經不起邏輯推理的。我主張大陸應實行民主、自由與高度自治，我認為，人為環境從未給人們機會，證明良好制度激發人性之善。我很早就反對人口素質論調。是貴政府說中國人素質不好不能民主。我瞧不起的是說謊集團，跋扈傲慢又粗暴野蠻。 【23】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 @联合国 ） 【24】举全家之力 @甬上菜贩 ：举全家之力，让儿子跳出农门，成为公门中人，岂料遇到拆迁，老村长的父亲成为村民代表，与政府谈判，被政府工作人员当场抽巴掌。当晚，儿子被停职，回家做父亲工作。父子相对，沉默无语，儿子数度想开口，却忍住，数分钟后，父亲站起，两眼落泪，狠抽儿子一巴掌，儿子亦流泪，自抽一巴掌。协议遂签。 【25】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 著名经济学家、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表示：“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比30年前大大提高，60岁退休，活到90岁，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 【26】会当凌绝顶 周四，29岁的陈州在河南嵩山峻极峰摆拍，庆祝登顶。陈州13岁时从火车上摔下失去双腿，只能用双手拄着一对木盒前行。 【27】爱国贼 @徐云龙 ：如果你买日本汽车,将来开上中国街头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橱具,将来射穿同胞头颅的子弹就是你造的。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如果中国人1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 @杰克上海 :如果你是踢足球的，输给日本队，你就是配合日本人侮辱中国人 【28】很多时候，阻挡你前行的，不是跑在你前面的人，而是落在你后面的人。 ——经常绊住我们前行脚步的，是自己身上的惰性。 http://t.cn/zWIqE3T  ( @喷嚏意图 ) @喷嚏网铂程 ：听说包子西施不是卖包子的，只是拍微电影的炒作，这极大地伤害了喜爱包子的人的感情。万贱穿心，习惯就好~~~~   淘宝旅行： 端午节机票低至3折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3999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核心提示：尽管北京、上海与重庆大胆声称其水质已达到新的国家标准，一些官员还将其解释为自来水已适合饮用，但公众和专家们并不以为然。居住在北京的许多人说，他们对互相矛盾的自来水水质报告感到困惑，在有关安全问题的一连串惊人事件被披露后，无法理解政府的乐观。 原文： Alarm at poor quality of tap water 发表：2012年7月13日 作者：Shi Jiangtao、Wei Hanyan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校对 内地专家为各大中城市自来水质量之差感到震惊，专家说政府缺乏行动，公众关注不足，使得普遍的污染问题雪上加霜。 专家们的警告明确提出了这个鲜有人提及的问题，数日前内地各地修订的饮用水质量标准刚刚生效。 政府官员曾对新标准表示欢迎，新标准将强制监测标准从35项增加到106项，特别强调对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检测。这是达成居民最终能够从水龙头直接饮水目标的重要一步。 但是，环境和医疗专家对这种乐观提出警告，理由是缺少政府拨款来改造老旧的污水处理厂。 他们警告说，内地多数饮用水处理设施无法达到这些更严格的标准，尽管在该标准于2006年首次推出后给予了7年的宽限期。 尽管新标准要在未来一段时间才实施，但专家们说，仍然很难保证流入家庭水管自来水的饮用安全，因为连接处理厂和家庭之间的水管所使用的化学物质污染，以及来自有毒有机化合物的污染是可溶的并且难以去除。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占生说：”我们仍然需要大约八、九十年的时间，人们才能够直接饮用自来水，尽管一些大城市能提早达到这一目标。” 共产党喉舌媒体《人民日报》上周也对内地饮用水的质量问题提出质疑。 《人民日报》援引包括来自清华大学另一名环境专家傅涛教授的话，质疑政府最近声称由于污水处理厂升级和水源保护工作，三年来饮用水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的说法。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供的数据，三年前针对4400多家内地污水处理厂的一项调查发现，加工后自来水仅有58%符合国家标准。 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发改委又援引另一项调查数据说，去年的自来水合格率上升到83%。傅涛说，绝不可能有如此迅速的改善，因为城市附近淡水资源污染情况恶化，改造供水网络所需的资金短缺。 国家发改委下属水专家李复兴说，他担心北京的自来水水质，以及政府统计数字误导公众。 李复兴说：”我不太关心有关饮用水质量的官方数据，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甚至它们原本出自哪里。” 尽管北京、上海与重庆大胆声称其水质已达到新的国家标准，一些官员还将其解释为自来水已适合饮用，但公众和专家们并不以为然。 居住在北京的许多人说，他们对互相矛盾的自来水水质报告感到困惑，在有关安全问题的一连串惊人事件被披露后，无法理解政府的乐观。 王占生曾参与起草和修改饮用水标准，他表示由于管线对于化学物质和其他污染物具有可渗透性，经常让政府清洁自来水的努力付之东流。 他说：”尽管在水厂的时候水是符合标准的，但如果在管道中受到污染就很难讲了。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是家里的自来水的安全。” 首都的官员们宣称北京的市民们无需担心自来水的安全，因为其饮用水标准远比其他内地城市严格，专家们也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水标准专家窦以松援引绿色家园志愿者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近期令人沮丧的调查发现，警告说尽管政府付出了成本高昂的清洁努力，但首都的水污染仍未得到控制。 李复兴和窦以松都指出，来自无机物质和有机物质的污染都在增加，包括化学物质甚至重金属。 “公众被告知，自来水烧开之后饮用是安全的，但事实是，烧开的水不能去除那些有毒物质，”李复兴说。 卫生部部长陈竺上个月月底承认，卫生部已经将确保城市自来水安全的目标期限推迟到2015年末，其原本设定的时间是到这个月，原因是在处理污染和改善管道方面遇到的挑战不断增加。 但专家们表示，地方政府缺乏动力，公共监管缺位，意味着修改后的目标也不太可能实现。 王占生说，内地绝大多数水处理设施仍在使用延续数十年的方法和技术——包括一些用了100年以上的——来处理污染。 他问道：”过去30年来，我们已经将所有种类的污染物都倾倒进我们的水道中。用过时的技术来处理现代化学污染物，如何能有改善的可能？” 上周，王占生谴责地方政府，整个内地的水质都达不到标准。 他说：”我想请问，市长和城市水务部门的领导是不是直接从水管中喝自来水。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告诉公众去喝而不会影响他们的健康？” “如果他们因为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没有能够应对污染问题，那他们就是失职。”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郑晨：令人失望的大学 进入专题 ： 大学    ● 郑晨       曾经，我是抱着一个真诚的心来看待大学的，在高中的时候总是听着老师们说，高中是不好，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死板的，但是不要泄气，因为你们到了大学就会真正的感受思想自由的乐趣，你们将真正的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面。     然而到了大学，我才慢慢的感觉到受了欺骗。开始的时候，我抱着满腔的热情去上课的，可是拿到课表的一刻我就惊呆了，我马上又去查了一下我们专业需要上的课程，其中马概等政治课程，还有英语，数学，计算机等等公共课程就站了整个课程的近三分之一，我当时就迷惑了，我不知道我来大学是去学习专业知识，还是学习一些很扯淡的东西。     听了几次的课程，就马上的养成了逃课的习惯，如果不是点名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上课的，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老师上课都是在照本宣科，差一点的老师是看着书在念，看一点的老师可能还会从别人那里借来一份PPT ，在上课的时候照着念，但是有一点却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老师是不会在课堂上让学生来发言的，因为忙着赶进度，下课的时候就立马的找不到人影，就是真的抓住了老师，问他几个真正有点价值的问题，老师往往就会来敷衍，他们是听不进学生的观点的，我最为常见的回答就是你回去多看几遍就会明白了。     老师在说明大学的教育的时候，都是带着逃避自己责任的回答；“大学是自主学习的地方，所以都是在课堂下学习，课堂上只是一个疏导。”那么我就有疑惑了，如果大学都是学生在自学，那么花上那么多钱请你们几个所谓的教授是干什么的？背书给我们听的吗？     我相信就目前的中国来看，基本上所有有点成绩的人都是上过大学的，他们对于大学的体会不会比我们差多少，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大学其实不仅是知识，实践上，也是在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上教不了学生。那么其实在中国的企业里，谁还会这么的看重学历，除开政府部门和不切实际，具有官僚主义的像大学这样的事业单位还会以所谓的学历的高低来评价人，在中国占主体的公司是绝对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我们以为凭借着一张文凭就能有工作，那无异于是痴人说梦，而当自己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把原因归结为是学历，忙着考研以便求职，那无疑是一种慢性自杀，因为我们知道大学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传授知识的地方，只是一个颁发文凭的场所。我们不去切实的加强自己知识，实践，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我们是永远不会获得足以和别人竞争的能力的，但是，很可悲的，我们看到好像名校的和高学历的同学好就业，其实就是说明了中国因为这样形式的教育，已经把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教育成了白痴，教育成了既不会思考，也不会实践，满口只会一些自己都不知道意思的专业名词的“人才”，会这些东西实际的作用是为零的，只能骗骗无知的人，或者因为不愿意相信自己多年的付出都是白费，而产生自欺欺人竟以为自己是博学多才的可悲想法。既然都是白痴，那么名牌大学出来的白痴好歹是聪明一点的，所以就看起来学历尤为的重要。     可笑，的确是十分的可笑。中国如果还有一所大学能真正的配得上大学这个称号，我是会十分的诧异的。中国大学里缺少一流甚至是二流的学者，有的只是三流学者和蒙拐骗的专家，大学的文化和精神早就已经退化，现在的重点大学也成为了培养英语人才与计算机人才的场所，虽然他们的培养也是十分的蹩脚，还不如社会上正轨的培训机构来的有效。而专业课的内涵早就已经退化，大学不重视一个学生的专业素养，仅仅是凭借着考试成绩来看一个人的努力，且不说这种考试都是应付性质的，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什么是重点，考试之前花上几天背背书就可以过，就是说考试的内容，都是一些专业名称的定义，和一些狗屁的，在书本上原话抄下来的答案。还妄想学生有什么创新的回答？如果标准的答案都已经列在那里了，还用自己的话来回答的人不是脑残吗？所以大学就造成了这么一个现象，真正的阅读了许多专业书籍，并且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的成绩往往是差上纯粹背书的人的成绩一大截。这种很明显的导向就让所有的大学生都失去了阅读专业书籍的热情，变成只是记忆教材的背书工具。专业书籍尚且是不会读了，更何况是非专业的那些名著，老师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在讲台上不疼不痒说鼓励多读名著，另一方面又打击看了书之后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讽刺这些人为幼稚，偏激，肤浅，并且考试的导向上还是一如既往的陈腐。那么还会有哪些学生会继续阅读和思索，用功的同学都在背书挣个前程，可悲的是这样出去的学生却往往是社会的牺牲品，他人的垫脚石。大学精神确实是被大学老师们杀死了的，现在的大学到处都充斥着无可救药的绝望，腐败的气息，和蠕动的咀虫。不管是在哪种含义上，是实用还是精神，或者是其他的，大学全部都没有交给我们，老师形式的上上课，学生形式的听听课。有品格的人自己在孤独的看书，没理想的人沉沦在游戏里面。那么大学究竟还意味着什么？一个娱乐场所还一间自习室？     所有的人都会推脱，说现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的确，可是那么老师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点自己的人格，一次次的呼喊我们大学生要有人格，自己的人格到哪里去了？能不能在自己能做好的范围里面尽心尽力，构成大学生主要生活内容的还是上课，老师们能不能好好的准备上课的内容，不要照本宣科，不要泛泛而谈，真正的做到一名学者，一名教授应该给予学生们的知识和思想上的引导和启蒙。这个世界已经快不属于你们了，但是如果学校的教育还是那么的陈腐，现在的大学生如何能担得起未来的重任，是要等待我们失败的时候，你们笑着去研究我们失败的原因来完成你们的课题？以致忘了大学和教育才是扼杀中国未来的杀手，我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年龄都是被一个又一个的老师的教导，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不是我们的失败，这是你们的失败，是中国的失败。形式和虚拟的头衔就那么重要吗？以致能让你们忘却了自己本来首先是一名老师，后来才是一名研究者，中国的未来不是靠你们而是靠后代的，自己的项目的研究终究只是暂时的，况且中国项目研究了那么多，有几项是出名的？都只是浪费时间的形式和瞎闹。把浮躁的心静下来，好好完成一名老师应该完成的任务，要发财，要名气，要地位，那么请滚出大学，不要用你们肮脏的脚印，玷污了大学的圣洁。     失望，沉重的失望，一个国家的大学如果如此的令人失望，这个国家就永远没有希望。     浮躁，功利，肤浅，肮脏，龌龊。似乎已经是被每一座中国的大学奉为自己大学的校训了。现在这种精神还在不断的侵蚀着生活在里面的学子们。我们受如此教育的人是决然没有希望的了，可是中国的未来却是还要继续。救救孩子。    进入专题： 大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292.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