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近日，在央視新聞頻道一則名爲《北京國博百年館慶：文藝復興名家名作亮相》的報導中，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的著名雕像《大衛》的私處被打上了「馬賽克」。央視這一舉措引發了一場「馬賽克」風波。南京電視台某欄目製片人表示理解，「新聞打碼基本原則之一是編導認爲播出內容可能影響美觀、有傷風化或對觀衆造成嚴重的負面情緒。央視的當值編導可能認爲大衛裸體會對部分觀衆的情緒産生負面影響。」 　　 7月10日，作為對央視給大衛像「打碼」的回應，網友 @醒來的大鴉【link】 在微博上發布了一組給名畫「穿上」衣服的圖片，被衆多網友轉發，幷引發了一項「給名畫穿衣服」的運動。 無獨有偶，近日豆瓣網的網友也發起了「反低俗——給名畫穿衣服」活動，聲討網站的粗暴删帖行爲。網友「冰冷美人魚」首先發起號召：「經過了反低俗春風的洗禮，我們的思想覺悟得到了快速而飛躍性的提高，眼裏已經容不得裸體的、露點的、低俗趣味的所謂「藝術」……我們要乾淨的藝術！將反低俗進行到底！」在2009年國家七部委號召「反低俗」之後，豆瓣網網友也曾發起過一場類似的「給名畫穿衣服」的運動。 兩個「給名畫穿衣服」的活動都得到了許多網友的響應，他們利用圖像處理軟件爲名作中「露點」的人物「穿上」了款式各异的服裝。其最終效果既令人忍俊不禁，又使人深思如此「防走光」的意義何在。 （編輯：月近人）

《译者》原文推荐 – 2012/7/13 《译者》原文推荐仍在招募志愿者，以下为近三天的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 。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Google+（ @xiaomi2020 ）、 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金融时报》：” 中国的权势家族 “—— 这是一个互动图表，一圈头像构成了中国最具有权势的家族谱系。点击每个人的头像，可以看到每个权势人物的家族成员情况。免费注册即可阅读。 CNN： 中国的一位主教宣布退出党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 ，他随后被拘留。 《卫报》： 中国调查宣布退出天主教爱国会的主教 。—— 主教宣布退出天主教爱国会的后续报道，这位主教此后就没有人看到过。天主教爱国会正在调查在挑选其担任主教的过程中有无违规。 《卫报》： 中国官员否认西藏最新发生的自焚 。 詹姆斯敦基金会： 孔子学院和中国软实力外交的问题 。—— 到2012年，全球的孔子学院已经达到858家。孔子学院不等于研究孔子，它提供中文教学和比较文化研究，但更重要的是为国家的宣传服务。 《华尔街日报》： 上海美国领事馆的微博帐号被删而不是被冻结 。—— 新浪刚刚在周三公布了新的审查策略，将采用冻结而不是删除帐号的方式，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删除帐号。周四上海美国领事馆的微博帐号就被删了。没人知道这根线是怎么划的，是”卖萌”惹的祸吗？（已有译文。） 《外交政策》： 不惜任何代价的廉价 。—— 中国为什么不惜代价地支持朝鲜？ 《纽约时报》： 中国最高领导层无女性 。—— 不仅如此，中国的各级领导层中的女性都很少，能够脱颖而出的女性必须绝对优秀，她们的职业生涯发展中总有一道glass ceiling。 【国际外交】   《纽约时报》： 亚洲领导人未能就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取得任何成果。 ——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亚洲地区领导人会议，东盟国家、中美之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布鲁金斯学会： 探索中美海军在西半球合作的可能性 。—— 两国海军的合作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有对拉美的软实力的分析。34页的PDF。 CNN： 美国的一份报告建议墨西哥在反毒战争中集中使用警察力量、减少军队的使用 。 《纽约时报》： 越南战争的遗产 。—— 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老挝，勾起越南战争的惨痛回忆！ 《外交政策》： 越南奇迹的终结。 ——  一度繁荣的越南经济如今阴云密布。 《外交政策》： 谈论一场伟大的比赛？ —— 希拉里·克林顿为期13天的出访接近尾声，她将出访的重心放在亚太，在蒙古、越南和老挝，她都说了些什么？   《外交政策》 再思考：印度的崛起 。—— 长文。印度将会成为下一个世界级大国吗？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有一些原因可以支持这一乐观的想法。 【经济金融】 博客also sprach analyst： 这是你不想投资的”中国” 。——中国经济就像骑自行车，你不能骑得太慢，否则就会摔倒。但这个观点对吗？要维持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无预算限制的中国政府可以长期大规模地投资，但这种投资的回报率会非常低，这是在摧毁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谁会投资于这样的国度呢？让GDP增长率见鬼去吧！ 《纽约时报》： 中国经济仍然乐观 。—— 一位华尔街的金融家Steven Rattner仍然对中国经济抱有信心。 《纽约时报》： 中国实力之困境 。—— 中央党校教授赵明昊发表在纽时上的文章，谈中国实力增长遇到的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 沈大伟：中国的跨国公司真的是跨国的吗？ —— 中国的大公司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很少有公司真的是在跨国运营；其次是人力资源的问题，尤其是在管理上；第三无法避免本国企业文化的影响；第四，缺乏全球性的品牌；第五，喜欢通过并购来扩展，但这些并购大部分都不成功；第六，大部分中国公司没有全球化的战略计划；第七，激励机制和管理结构的缺陷；第八，在适应外国的法律、监管、税收、政治环境上水土不服；第九，忽略潜在竞争者；第十，内外有别，在获取外国合作伙伴帮助的同时，很难帮助外国合作伙伴在中国发展。引用的财富500强的数字还是2011年的，当时中国的公司数量排名第三，现在已经上升到第二了。 《卫报》： 由于欧元区危机，中国和巴西面临持续的经济放缓 。—— 一份汇丰银行的报告表明，由于欧元危机和美国经济的恶化，过去10年来高速增长的中国、巴西经济将会放缓。 博客： 中国的金融改革 。—— MICHAEL PETTIS谈中国金融改革。温家宝总理最近抨击中国的银行体系，它深陷危机急需改革。Michael将其危机总结为一个金融抑制的体系。呃，翻之前可以先网上搜搜是否已有中文译文，因为Michael的文章很多都被翻成中文。 【生活百态】 《每日电讯报》： 情妇杀手：中国的私人侦探挑战”道德底线”。 —— 这个行业在中国始于上海，尽管不合法，但生意兴隆。 《印度时报》： 中国的国家电视台给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打上了马赛克 。—— 呃，什么部位就不用说了。这个事情，无语只汗！！ NBC： 渔夫们蜂拥到中国的柳州  —— 因为当地政府悬赏150美元抓1条食人鲳。有两个人据说被这种原产南美的小鱼给咬了。 《华尔街日报》： 中国最近将”保卫钓鱼岛”游戏从苹果中国商店下架 ，事先无任何警告。（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已有译文 。） 本文版权属于©译者，且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核心提示：中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邻近菲律宾的争议水域巡航时搁浅。鉴于这艘军舰搁浅的地点似乎在菲律宾海岸200公里范围内，正好在马尼拉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所以救援行动可能遭遇外交挑战。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再没有比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更令人难堪的了。 原文： Embarrassment as Chinese frigate runs aground 发表：2012年7月13日 作者：John Garnaut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中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邻近菲律宾的争议水域巡航时搁浅。 根据西方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的情况，昨晚，这艘护卫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译者注）东南部的半月暗沙（中国称半月礁——译者注）附近被暗礁卡住，直到现在仍然被”卡得死死的”。 鉴于这艘军舰搁浅的地点似乎在菲律宾海岸200公里范围内，正好在马尼拉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所以救援行动可能遭遇外交挑战。 搁浅的这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据信是560号”江湖”级护卫舰，此前一直积极阻拦菲律宾渔船进入这一区域。 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再没有比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更令人难堪的了，面对今年晚些时候的领导层更迭，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坚决主张领土主权，炫耀武力。 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会议在混乱中结束，由于受到中国的强力干预，没有形成针对解决南中国海冲突的行为规范。 同样在本周，中国昨天派出历年来最大规模的捕捞船队，从海南岛开赴南中国海另一个有争议的群岛。 本周早些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和外交政策高级顾问敦促中国大力主张自己的主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说，北京此前过多地把重心放在求同存异上。 他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5年内，亚太地区仍然会呈现过渡阶段的所有特点，即一定程度的混乱。” 未能立即联系到中国外交部就此发表评论。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施京吾 　　 　　　　“人权”究竟从何而来？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明晰地指着某一文本、某一事态说：看，这就是人权的由来。 　　 　　　　人权意识大约发端于十七、十八世纪西欧社会生活中，最早使用“天赋权利”这一“概念”——其实仅仅是个词汇或词组的人，很可能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大主教博絮埃，他说基督徒们将“通过自己的天赋权利进入了天堂”，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权利”是以信仰为前提，唯信奉上帝者，才能获得这一“天赋权利”。因而，博絮埃的“天赋权利”并无普遍意义，不是普世价值的体现。 　　 　　　　在1762年，卢梭写下惊天之笔：“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尽管我们可以将此视为“天赋人权”的具体化，但卢梭对此概念的应用极不严谨，他一会指向人权，一会指向主权，一会又指向公民权。次年，在一份地下出版的新闻小报上也开始明确出现“人权”字眼，这表明人权概念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不过，即便如此，“人权”也是一个没有义项——也即，它依然是个没有内容的词汇——没有人能说清楚，人权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 　　 　　　　可见得，此时的“人权”不是严格的政治学或者法学术语，只是人类对自我权利的朦胧认知，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人权意识在社会中的继续扩大、蔓延。 　　 　　　　1776年，“人权”历史突遭改写，这一年发生了一起重大历史事件，正是这一“大事件”，使人权具有了确定性内容——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美国政府——此时，最多算临时政府，颁布了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这个宣言使“人权”第一次拥有确定性意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他们有上帝赋予了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句话，实际是卢梭语录加以具体化的翻版。宣言草稿显得颇为冗长啰嗦，后来经过多达86次修改，最终形成现在模样。颁布该宣言的7月4日成为美国独立日。 　　 　　　　马克思将《独立宣言》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并给予高度赞赏，这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独立宣言》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人权进行定义的宣言。不过，直到今天，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人类社会真正的第一部“人权宣言”是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为什么第一部对人权进行定义的《独立宣言》没有取得后来的法国宣言的崇高地位呢？难道因为美国年轻，好欺负？ 　　 　　　　比较这两部宣言的标题我们看出，两部宣言所承载的价值规定大不一样，《独立宣言》中的“人权”界定是为陈述美国独立的理由而出现的，也即，“独立”才是这部宣言的终极目标，因而它叫《独立宣言》。法国宣言则完全不同，它规定的就是人的自身权利，是以人的自身权利为目的的，因而叫《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从法理上还可以进一步表现两者之间的差别：《独立宣言》不具有宪法地位，美国建国后，又于1791年颁布了《权利法案》加以补充、确认——这比《人权宣言》晚了两年。《人权宣言》是由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一项议案，并获国王路易十六的批准，一开始就取得了宪法地位，虽然这部法案今天看起来颇为粗率，有着诸多缺陷。后来，法国在颁布1791年宪法和1794年宪法时，均将《人权宣言》置于宪法正文前端，以申明其地位。 　　 　　　　人权意识的觉醒 　　 　　　　究竟什么是人权？它又到底从何而来？我们今天界定人权的范围并无太大困难，只要对照《人权宣言》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但对于人权形成的历史状态表述却困难重重。 　　 　　　　尽管大革命前的人权意识得到极大弘扬，思想家们也从不同文本表达了对“人权”的诉求，但直到大革命爆发的那天，也没有一部专门讨论人权概念、定义、范畴的理论著作，这不得不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人权宣言”所宣示的“人权”、“公民权”，其内容岂不空穴来风？它究竟以何为凭？ 　　 　　　　所谓“人权”，就是对人在国家、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义务、地位的界定，它有一个当然前提——这是一个“人”的社会。但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态却并非是“人”的社会，广义上的“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为的社会群体，在欧洲，人是依附于上帝的神权社会，在中国则是依附于皇权的集权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比较其历史，真的很难说谁比谁更优越。不论在神权社会还是集权社会，都没有人权可言——人权的历史语境所对应正是神权。 　　 　　　　从文艺复兴到新教运动再到启蒙运动，标志着神权的不断的式微，世俗权力渐渐与神权分庭抗礼，不过，象征世俗权力的也不是人的普遍权利而是王权和封建制度下的特权，但世俗权力的崛起却不可抗拒地伴随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既然上帝的光芒退却，一个国王或者封建领主的光环又如何比得了上帝？于是，人们开始寻找理性的世界，并在理性世界确定了人的自身位置。 　　 　　　　当我们身处社会生活时，往往看见的并不是权力的运作而是直观经历，比方，我就不知道官府老爷们是如何开会、如何布置工作的，但我时常看见的是城管部队的威武、拆迁兵团的凶猛，并由此推算出官府老爷们的人道指数绝对低下——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启蒙时代能够观察到人权水平，并同时能激发人类同情心的是酷刑。 　　 　　　　在卢梭提出“人权”概念的第二年，法国出现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让·卡拉斯谋杀案”，据称，一位叫让·卡拉斯的64岁新教徒，为阻止儿子皈依天主教从而谋杀了他。法官对卡拉斯判以极刑——车裂刑。此案引起全法国的广泛争议，伏尔泰对此案表示极大关注。行刑之后，伏尔泰写下《在让·卡拉斯去世之际论宽容》一文，在文章中，他首次使用了“人权”概念，文章核心在于表达“不宽容不可能是人权”，不过，伏尔泰此时并没有做出“宗教自由是人权”的明确结论。此后，伏尔泰从对具体刑罚的谴责转向了对酷刑制度的攻击，他把酷刑称为“残暴的旧习俗”。 　　 　　　　据说早在13世纪，英国就已经用陪审团代替了司法酷刑，不过酷刑依然普遍存在于欧洲的各个国家，如采用锐器刺伤、剥夺睡眠、穿铁靴，热火钳烙刑等等，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又颁布了明确禁止酷刑的《权利法案》，但同样没有阻止法官们对酷刑的热衷，酷刑种类亦令人眼花缭乱。 　　 　　　　1764年一位叫切萨雷·贝卡利亚的意大利年轻贵族写下了一本简洁有力的随笔《论犯罪与刑罚》，对酷刑问题第一次有了理性上的推动，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司法民主的标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后来这句格言经过边沁的论证而家喻户晓。不过，贝卡利亚的态度并没有受到一致赞许，法国一位叫米亚尔·德·武格朗的法学家就坚持认为“对犯罪的肉体施行最残酷的刑罚”是不可避免的。 　　 　　　　酷刑的目的是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古今中外对酷刑的理解、应用几乎无一例外、乐不知疲。为达到“震慑”目的，统治者们总是乐意公开展示刑罚，如晚明对袁崇焕的凌迟、晚清对戊戌六君子的斩首，以及鲁迅在小说《药》中，清政府对革命党人夏瑜的刑罚，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围观者甚众。 　　 　　　　酷刑固然残酷，但要说到效果，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预谋的犯罪，从来不会因为酷刑而停止；正常人更不会以对别人的残酷惩罚来时时提醒自己，使心里平添一份沉甸甸的心理负担。因而，每当行刑时，对法律的忠实执行往往变成一场旁观者的欢乐盛宴，比如，英国1776年冬天一次绞刑，围观的人们“表现出了最不人道的粗鄙——呼喊、笑声、相互之间抛掷雪球，特别是抛向了那些对自己同类的不幸怀有高尚同情心的少数人。”而华老栓则用馒头沾了夏瑜的血给儿子治疗肺痨。 　　 　　　　对酷刑最富人道精神的说辞可能是一位叫本杰明·拉什的美国医生，他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即使是犯罪“也具有灵魂和有与我们的那些朋友和亲属们一样的相同物质构成的躯体。他们亦是血肉之躯。” 　　 　　　　当然，人权意识的迸发并不仅仅来自对酷刑的质问和抗议，文艺作品更是阐发人权意识的好途径。在启蒙时代，不论是歌剧、绘画、建筑以及雕塑等艺术作品中都感染上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展示着美和爱，能够欣赏这些作品的正是诸如贵族、法官、律师、资产阶级这类有钱、并且有闲的知识阶层，当他们走出艺术的殿堂转身来到刑场，面对着种种公开展示的酷刑和死刑判决——这种反差相当令人震撼。 　　 　　　　更加能够激荡起人权意识的是文学作品，先是英国作家理查逊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接着是卢梭——又是卢梭，他在小说《新爱洛漪丝》中塑造了朱莉与圣普尔的两个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男女爱情故事，小说激起了人类的潜在人权意识：“当男仆也被视为男性公民时，人权才会有意义。”《帕梅拉》和《新爱洛漪丝》先后登上了教皇禁书榜。此外，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 　　 　　　　不过小说对人权的煽动还是引发了许多不满，直到1792年革命之后，一位英国批评家依然坚持：“小说的增加助长并导致了妓女数量的增长，导致了各地大量的通奸和私奔事件。”卫道士不光可憎，有时也很可爱。 　　 　　　　人权意识正是被这些零零碎碎、互不相关的社会生活带上了大革命的征途。 　　 　　　　人权宣言的诞生 　　 　　　　法国大革命的标志事件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但经过启蒙运动的运作、洗礼的法国，在大革命前夕早已暗流涌动，法国人对人权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早在1789年1月，曾经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贵族拉法耶特，就与正在法国的杰斐逊讨论过有关人权问题的宣言方案，杰斐逊在拉法耶特向国民制宪议会的提案文本上做过亲笔评注。7月11日，拉法耶特向国民制宪议会提议，起草一个关于人权内容的宣言。 　　 　　　　革命之后，为了解决顽固的封建特权，国民议会决定起草宣言向特权挑战。这里有一个相当好玩的情节。8月4日夜，国民议会开会，为了表达对封建特权的厌恶之情，一些同情革命的贵族纷纷发言，其中拉法耶特的妹夫诺阿耶子爵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极为慷慨地表达了对法国农民的同情之心，提议国民议会无偿取消强制性徭役、永久管业权、人身依附权以及其他人身“奴役”的特权。他的发言极富感染力，在他的煽动下，埃吉永公爵接着提出，只要领主们得到补偿就将放弃农民所有的人身义务。这两位大贵族的“义举”，获得同情革命的贵族高度赞赏，他们纷纷起来表态，表示要放弃各种特权。这时的国民议会成了放弃特权的竞赛大会：贵族的年金得到修改、实行刑罚平等和所有公民均可担任公职、养鸽权和养兔权遭到放弃、官职捐税遭到废除、僧侣贡献了“临时津贴”、行会和团体改革得到提议……这就是著名的“八四之夜”——事后人们得知，这位诺阿耶子爵根本不拥有这些特权，他不过是拿别的贵族特权做人情。 　　 　　　　贵族的表态普遍涉及当时封建特权的主要内容，这就为《人权宣言》的起草奠定了基础，1789年8月12日，制宪议会开始着手制定宣言的工作，将制宪议会分成若干“室”进行讨论，拉法耶特、西哀耶斯、穆尼埃等都提交了草案建议，但无一受到采纳，最后一致倾向采取第六室所提出的草案，经过激烈争吵和讨价还价，由最初的二十四条削减到了十七条，并于8月26日表决通过。如今，到底谁是这份宣言的起草人已无从查考。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布：“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公民们今后根据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提出各项要求能恒久地促进宪法的维护并有助于人类全体的幸福。” 　　 　　　　从人权意识的崛起到《人权宣言》的颁布，我们明显看出，对“人权”的各种条陈与规定，都是针对旧时代、针对封建特权的，因此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说《人权宣言》是一部面对历史而非面向未来的宣言。此话不无道理——因为人类总会不断地面临新问题，没有什么宣言、也没有什么组织能宣称自己可以代表人类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尽管《人权宣言》颁行天下，但真正同意放弃特权的毕竟是少数贵族，尤其是路易十六表现出的严重政治短视，为大革命走向恐怖埋下了伏笔。 　　 　　　　有很多读者认为，法国革命深受美国革命影响，此为确实。但两场革命的真正父执却是备受争议的卢梭——不论是《独立宣言》还是《人权宣言》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都是卢梭的政治理想，并在后来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再度得以伸张。 　　 　　　　1789年10月5日，路易十六被迫批准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在随后通过的一项具体法令中，正式废除了酷刑，废除了除斩首刑以外其它所有死刑的行刑方式，同时规定了对所有搜集来的信息和所有刑事诉讼程序实行公开化。这不由令人联想到近来我国关于刑法修改的问题，还有什么理由要扩大秘密拘捕的范围？ 　　 　　　　人权问题的国际辩论 　　 　　　　争论首先发端于英国同袍之间，一位叫理查德·普赖斯的“不从国教”牧师，早在1776年就发表演讲，支持美国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到处宣讲“人性的权利”。1784年，普赖斯又发表《关于美国革命重要性述评》的文章，高度赞美美国独立运动。 　　 　　　　激起埃德蒙·柏克反击的是普赖斯在1789年11月的一次布道演讲，普赖斯表示：“我已经活到人权比以往更被理解的今天，各民族渴望那似乎已经失去了的自由和自由的观念……在分享到一次1688年革命的成果后，我有幸活在世上成为了另外两次都是光荣的革命（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见证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视角，这普赖斯简直就是英吉利民族的叛徒，美国独立，他支持美国；法国革命，他支持法国，而且，确实有些英国人士也这样看待他。但他似乎没有受到英国政府的任何威胁，一如既往地在英国土地上散布自己的反英观点。 　　 　　　　随后，柏克于1790年发表著名文章《法国革命论》对普赖斯进行反击。《法国革命论》是一本书信体的著作——那个时代相当流行这种写作方式。他借对普赖斯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全面攻击。这封“信”翻译成中文后长达20万字，确实能写。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的许多观点，已经被中国诸多持“自由主义”态度学者普遍接受，并奉为经典、视为圭臬。 　　 　　　　在《法国革命论》中，柏克全面阐述了其保守主义的核心思想：“革命不能为成功的政府提供一个合适的基础，而成功的政府一定根植于一个国家悠久的传统。”这一观念对长期以来深深浸淫在宏大“革命理想”中的中国读者确有耳目一新感觉，在相当意义上，我是认同柏克观点的。我与持同样观点的中国学者们的分歧在于：我的历史和思想史背景告诉我，柏克观点与法国的历史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经验均得自于英国而不是法国——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我将另文阐述。尽管我们总说“以史为鉴”，但不是所有政治家都这样想的——甚至，大多数政治家都不这样想。 　　 　　　　柏克的观点激起了强烈反响，他的英国同胞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立刻写下《为人权辩护——致埃德蒙·柏克阁下，起因于他的》对柏克进行了批判，但更出名的则是另外一篇——来自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的强硬回敬：《人权论：对柏克先生攻击法国革命的答复》——此文简称《人权论》。潘恩不仅是与柏克同样著名的思想家，这部《人权论》也与《法国革命论》拥有几乎相当的篇幅（《法国革命论》与《人权论》均有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前者为单行本，后者收入《潘恩选集》）。潘恩的《人权论》一经发表，影响立刻超过了《法国革命论》，出版当年就出现了好几种英文版。潘恩却为此以“诽谤罪”为由被告上英国法庭，随后被逐出英国。后来，潘恩因反对处死路易十六又被逐出了法国。 　　 　　　　在《人权论》中，潘恩痛斥到：“柏克先生以他通常的义愤，诋毁《人权宣言》……他将它称之为‘关于人权的毫无价值和模糊不清的纸张’。柏克先生要否认人有权利吗？如果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么他一定意指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权这样的东西，他一定是说他自己也没有权利；就此而言，世界上除了人类还有谁呢？” 　　 　　　　不论是柏克的反对还是潘恩的支持，《人权宣言》为欧洲封建社会开出了一张“死亡证明书”却是不争的事实。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的欧洲封建社会由此迅速走向全面崩溃。 　　 　　　　人权的普世性与等级制度的冲突 　　 　　　　法国大革命到底是一场胜利的还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为什么两位同样对人类进步与正义事业怀有崇高理想的著名思想家，却对《人权宣言》（实质是对法国革命）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如果以柏克的观点分析，大革命显然以失败而告终：大屠杀、拿破仑专制、波旁王朝的复辟，都无一例外地将指针拨向了失败的方向。 　　 　　　　就《人权宣言》内容而言，法国革命弘扬的是人的普遍权利，它涵盖了一切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当宣言面对法兰西的现实时，却面临着巨大的现实难题：不仅法国，当时整个欧洲仍处于等级制的社会形态中，等级制是欧洲世界的基础性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的所有形态，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上的，都是紧密围绕着封建等级制度建构起来的，此所谓“旧制度”，《人权宣言》的诞生，体现了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颠覆性。 　　 　　　　宣言所宣告的不是个体权利，而是所有人的权利，宣言中不断出现“人们”、“人类”、“所有人”、“每一个人”这样的“普遍性断言”，既然它宣告的是一切人的权利，那么它所剥夺的特权也就包括全体特权等级在内，少数贵族的个人慷慨，却要全体贵族为之付出代价，这怎么可能不激起特权者的强烈反抗？一旦贵族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特权，政局必然将被拉向另外一个方向。因此，不论革命本身操持着如何的正义，大规模动荡却在所难免。这一点证明了柏克眼光的深邃。 　　 　　　　法国革命正是按照柏克的预言一步步地走向暴力和恐怖——一个以前所未有的普世性政治纲领改造一个等级制的封建社会，必将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欧洲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又加剧了这场冲突：这是法国革命走向暴力道路的现实理由。 　　 　　　　但历史的维度并不是单向度的，正如维克多·雨果在《九三年》一书中指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摧残文明又使文明复兴的灾变”——这正是柏克与潘恩争吵的内容，按照柏克的认识，“权利只有从长期存在的传统和习惯中发展而来，他们才会有效”，如果社会一旦遭遇历史性颠覆，就会丧失秩序保障，进而陷入动荡，强权和暴政就会趁虚而入，这正是大革命的结果。从潘恩对柏克的责问中，说出的却是另外一番道理：人权究竟是不是人类的普遍权利？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具有普遍的人权，那么革命和《人权宣言》就是正当的，它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反之，没有普遍的和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充分人权，人民注定遭受奴役，人民不是已经遭受了数千年的奴役吗？法国之所以爆发革命不正是等级制造成的恶果么？——法国的历史又证明了潘恩的正确。 　　 　　　　不论我们倾向于谁，现代宪政制度筚路蓝缕的历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自由和民主就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们以历史的视野来关注人类的命运就不能不说，法国革命具有的历史价值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在法国遭遇到柏克所预言的失败，未来的事实却证明，欧洲的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已经完全容纳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随着时代的进程，人权问题不仅成为法国问题、欧洲问题，也成为世界性问题。 　　 　　　　人权的发展并不顺利，人权的“普世性”无法一蹴而就地在每一个地方得到落实，1944年在制定联合国宪章时，英国和苏联都反对把人权内容列入联合国宪章的动议，而美国也反对中华民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宪章中应包括种族平等的陈述。可见，现实的利益对“人权”具有强大牵制力，要实现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平衡并不容易。 　　 　　　　尽管人权的历程相当坎坷，但毕竟得到了全人类的普遍认同，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再度申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这一天，成为“世界人权日”。 　　 　　　　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所确立的价值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成为人类历史的不朽篇章。 　　 　　　　它永载史册。 　　 　　　　《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美】林·亨特，沈占春 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29.00元 　　 　　　　本文发表于《随笔》2012年第4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dbb/2012/0713/63645.html

主婦聯盟–台灣的一個女性環保團體   抗中反統的旗幟團結了左右不同調的的民進黨人和支持者，但只靠這樣，這個黨能走多遠？也許該說，能走多偏？ 文/楊長鎮 2008年前後，民進黨正面臨撲天蓋地的「貪腐」標籤指控，同時，長期與民進黨並肩作戰的許多台灣社運人士也譴責民進黨執政後「背棄社運理想」，成為「反動右派」。 正是在這種沮喪無力的大氛圍下，許多在八零年代從社運、學運圈跨足到民進黨的老戰友感到無言，那些喜歡在街頭遊行場合相聚寒喧的「資深憤青」們，一個個宣告「退伍」而士農工商去了——不僅是退出了民進黨的活動，也幾乎不想再參與任何社會改革運動。而零八年政權保衛戰的潰敗，又讓更多失望的人遠離了80年代以來的生活圈，不想再面對已經污名化的這段歷史與生涯。繼續留下來打算長期抗戰的，有多少是對權力留戀難以忘懷？有多少是堅毅含忍永不撤退？又有多少只是原地打轉、無法抉擇？這很難說明白。 引用一位社運圈朋友的說法：「民進黨夠台灣，也夠民主，但不夠進步」，顯然，民進黨執政八年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社運界開始對民進黨抱持相當的保留態度，也開始有意識地建立適當距離。上個世紀威權侍從體制下建立的反國民黨聯盟，如果不能說是徹體解組，至少也已經高度重構。 民進黨成立於1986年，正處於台灣社會運動狂飆的年代。雖然戰後以來無黨籍參選公職人士逐漸形成的跨地方聯盟是其一大重要淵源，但我們仍可以說，民進黨相當程度是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產物，至少，可以說是社會運動與政治反對運動兩者的聚合物。正因為這樣的歷史因素，長期以來民進黨與台灣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陣營之間，不論是實質上、參與上的交錯、流動，還是政策議題的對話、支援，都有千絲萬縷無法切割的深刻關係。 在威權統治年代，幾乎所有社運行動或倡議，都以國民黨為抗爭對象。民進黨的成立，使這些反抗運動獲得政治的著力點，「整體戰」成為一個被期待的概念。因此，左中右統獨大集合，民進黨成了「反國民黨大聯盟」，這些「同志們」在路線或價值理念上的潛在衝突自然被暫時掩蓋。 但隨著政黨生命週期的演進，黨內權力與社會力變遷，原本在民主化的共同理想上可以合作的外省籍人士如費希平、傅正等非獨人士漸次淡出或邊緣化。繼之，在統獨議題或國家認同議題升溫的90年代，不但國家定位問題成為台灣政治的主調，甚至社運組織也往往因統獨立場而分化。在這個時期，民進黨已因突破國會改選、總統民選等諸多努力而在「民主」成就上獲得成績單，也挑戰國民黨的大中國政策、釐清並堅持了「台灣」的主體性立場。同時，基本上亦並未在「進步」上有所歧出。從工運到農運，從性別到族群，從環境到消費……民進黨是諸多社運議題在國會的當然代理人。 但顯然現時的台灣，「民主」價值已是台灣社會公共財富，非民進黨可獨擅；「台灣」則已成為反對者眾聲喧嘩的主聲部，被視為當時的主要矛盾，成為政黨競爭的主題。而社運議題則被視為是可以擴大支持的資源，比較像是工具理性的思考，而非價值理性的堅持。也因此，黨內個別成員立場的「進步」與否幾乎是可以被忽略的課題。 如果說，90年代民進黨從一般性的「民主化」最大公約數，逐漸釐清轉向「台灣主體性的民主化」或我個人說的「本土民主化」的特定價值；那麼，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則是黨內對左、右或紅、綠不同運動議題立場的分歧年代。舉一個有象徵性的例子，2007年黨內總統初選階段，被視為謝長廷預定搭擋副總統候選人、客家籍的葉菊蘭，在民進黨中常會中提出了對黨執政以來價值、路線經常漂移不定的質疑，他具體提出的案例，包括降低遺贈稅、蘇花高速公路計畫、國光石化投資開發計畫，乃至樂生療養院的文化保存與醫療人權爭議等，要求討論釐清。這樣的討論如果可以展開，原本可以成為民進黨在2008年總統選舉中的資產，但當時卻被當作是謝長廷和蘇貞昌爭取總統選舉的前哨戰。權力鬥爭平白浪費了執政以來僅見的路線論戰機會。 我有時會臆想，民進黨如果不是必須「團結」對抗國民黨多數，又或者如果不是執政帶來資源擴大效果使得黨內競爭充分得到疏解，民進黨的內部路線分歧也許會造成較嚴重的派系化的競爭或對立，這種分化也許有助於民進黨通過內部競爭方式，從而使路線明確化。但在「團結」的旗幟下，我們看到民進黨的「運動型公職」漸漸形單影隻，「經營地方」的傳統政治操作模式取代進步運動的參與而成新主流，同黨而不同語言的的情形已成常態。這無疑是民進黨成長管理的關鍵課題——到底這是一個自由主義政黨或進步主義政黨？我們可以說，抗中反統的旗幟團結了左右不同調的的民進黨人和支持者，但只靠這樣，這個黨能走多遠？也許該說，能走多偏？黨外時代乃至於建黨初期的公職與廣義黨工的權力平衡問題，或「社」（群眾）、「政」（選舉）路線的策略選擇問題，都已經素樸地蘊含了左右矛盾的DNA，或者說是黨的政治人格的潛在分裂。 除了政黨組成的結構、歷史因素造成民進黨與社運之間雞兔同籠的矛盾，社會心理或說是文化層面，也可以解釋一些問題的形成。台灣繼承了某種封建時代傳統，許多人認為知識份子應群而不黨。這種心態或思維幾乎成為集體潛意識，參與政黨者不被視為積極公民，反而被認為有所圖謀，或立場偏頗；表態支持政黨也不被視為對國家權力重構的主動參與和介入，而往往被視為附庸化、喪失主體性，尤其是對參與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而言。深層來看，這種「超然」態度所以產生，可能是因為，採取一種價值立場的人，多半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或自己所追求的價值是全體社會的終極價值，而非諸多民意中的一種，或多樣價值中的一環。從而，這種心態也想像國家的統治必須是社會整體的統治，也是最後的仲裁者，所以，運動訴求的對象是政府，而不太是公民社會，或多元民意之間的對話與相互說服；甚至也不在於建立一些公民自治、自主的公共領域。 這種從威權時代艱困抗爭中形成的社運思維典範，造成前述的社運界普遍存在一種希望對政治競爭保持超然中立、卻又將希望寄託於國家政治的微妙心理。民間或社運界對兩黨爭議慣性地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廉價監督以對，對民進黨執政時以階段性思考的策略高度不滿與抗議，甚至在尚未獲得多數民意共識之前，要求政府逕行採取某些特定政策或要求政黨給予無條件支持。後者則在欠缺鼓勵誘因下對前者的要求開始亦採取保留態度，甚且因為社運界在資源薄弱下往往欠缺草根基礎，對許多選票導向的政黨人物而言，或還有些輿論清議的考慮，但卻不足以左右其最後立場。因此，雙方關係進入負面螺旋的惡性循環發展。社運界對民進黨內部權力的中立化或疏離化，使職業政治人物成為黨的主流，運動型的政治參與者幾稀。民進黨不能為運動所用，和社運界的不願用之、無以用之成為一體兩面。這個黨的發展當然也就離「運動型政黨」越來越遠。在我來看，這已經不是路線矛盾的問題，而是政治生態或文化上，雙方攜手充分合作，一起走上自我實現的挫敗預言。 最後，我想就政黨的主觀因素來談。雖然有種種的客觀因素、歷史因素、文化因素，但政黨仍是人的集合，而人畢竟有主觀能動性，可以和必須介入歷史、為歷史負責。如果一個政黨的信仰、方向無法釐清，無能於建立價值和價值領導，只能以靈活尾隨短期而變動不居的流俗為能事，勢必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勢將不免於面貌模糊，成為政治市場上欠缺品牌力的次等商品。民進黨內的一些人也許可以認為與實存的社運界的恩怨情仇在政治上已無關緊要，但這個政黨不能成為沒有靈魂的政黨。政黨而沒有信仰，人民又何必信任這個政黨。長期以來的民調與選舉結果都愈來愈清楚告訴我們，認同政治在台灣不是沒有了市場，而是人民的認同已經有高度協商和共識，「台灣主體性」已經是台灣社會或政治上的公共財富，民進黨在這個議題上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接下來的可預見未來，是左、是右，或不左、不右，或中間路線，民進黨總是要有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