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1987年228事件40週年紀念遊行 民進黨的性格仍是選舉取向，一朝黨主席有一朝的政策，而檢驗蘇貞昌、謝長廷大陸政策主張的適用性，只能在後續的選舉中得到答案，至於何時民進黨會有「路線轉型」的改變，目前看來，仍屬遙遙無期。 文/朱建陵 長久以來，民進黨的大陸政策經常被批評為「變來變去」，但民進黨執政時期擔任行政院陸委會主委（2007－2008）的陳明通對這種批評不以為然。他認為，民進黨大陸政策有一套清楚的「戰略」目標，為達到這項目標，民進黨的相關「戰略規劃」相當縝密，外界認知的「變來變去」，其實是民進黨為因應外在情勢變遷所作的「戰術」調整。 根據陳明通的說法，民進黨大陸政策的戰略目標是「兩岸關係正常化」，其內涵，是以「台灣主權獨立，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為基礎，發展雙方的「正常關係」：拋棄猜疑與對立，從雙方在歷史上、文化上、血緣上的長遠關係出發，秉持互惠而非歧視、和平而非衝突、對等而非從屬的原則，兼顧地緣政治、區域穩定及經濟利益，創造共存共榮、互信互利的美好前景。 吾人若從「統獨」的角度來剖析，陳明通的看法可以簡化如下：在主權現狀層面，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依據憲法，目前的國號是「中華民國」；在主權未來性層面：追求歐盟的統合模式；在交流合作方面，要像兩個正常友好國家間的友好合作互動。 至於這些看法是否已經成為民進黨的「共識」，則必須由民進黨歷年通過的三項主要文件來檢視，包含1991年的「台獨黨綱」、1997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與2007年的「正常國家決議文」。 依據1991年的「台獨黨綱」，民進黨主張：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既是歷史事實又是現實狀態，同時也是國際社會之共識。台灣應就此主權獨立之事實制憲建國，才能保障台灣社會共同體及個別國民之尊嚴、安全，並提供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幸福、正義及自我實現之機會。該「黨綱」並主張：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 「台獨黨綱」的相關論述，在主權的未來性層面，並沒有任何「統一」或「統合」的想像；在主權現狀層面，亟力打破「中華民國」的現有主權格局，並實際提出透過公民投票邁向台灣獨立的主張。至於兩岸間的交流、交往，則自始至終未被提及。 至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在主權的未來性層面，提出：「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其中，雖然公投仍為手段，但統一或獨立成為一個開放的選項，更重要的，是未把透過公投決定台灣前途視為一項行動方針，而只是一項防衛性、宣誓性手段；在主權的現狀層面，則仍依循原有主張，即「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至於兩岸間的交流、交往，則稱「在波譎雲詭的國際政治及諸般利害因素的交錯下，台灣必須審時度勢，妥善規劃安全、謹慎、漸進的中國政策」，這裡面雖然沒有明確說明必須發展與中國大陸的友好關係，但已點出了方向。 基於國民黨的分裂，民進黨在2000年取得執政地位，由於只獲得不到40％的選票支持，獲得大位的陳水扁，因此一開始即企圖走出一條「新中間路線」，既吸納泛藍政治勢力，也爭取大陸方面的認可，所以在就職演說中提出「四不一沒有」的主張。他當時說：「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這裡面的「四不」，陳水扁去除了大陸對台灣走向「急獨」的恐懼；「一沒有」，則保留了大陸對台灣走向「統一」的可能性想像。 或因台灣內部政治勢力及相關情勢干擾，或因大陸未給予足夠的回應支持，陳水扁後來改弦易轍，這是2007年「正常國家決議文」出爐的背景。「正常國家決議文」的主要內容包括：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治理；任何有關獨立主權的變更，必須經由台灣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國號應正名為台灣；應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致力台、中關係正常化。 依據「正常國家決議文」，關於主權的未來性問題，已經是明確的「一邊一國」，而與中國的政治聯盟關係，既無聯邦、邦聯的「統一」，也沒有歐盟的「統合」，就是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間的正常關係；關於主權現狀問題，則延續民進黨的一貫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治理」。與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相較，2007年「正常國家決議文」在追求獨立方面更為積極，明確提出以「台灣」為國號的主張；與1991年的「台獨黨綱」相較，則是對公民投票的態度趨於保守，未將其視為行動方針，與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相近。 至此，關於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吾人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簡單結論： 民進黨長期堅持的原則，是對台灣主權現狀的認定：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相統屬。在追求台灣獨立的積極性方面，前後有所差異，1991年的「台獨黨綱」最為積極，主張打破現有「中華民國」主權現狀，以公民投票方式完成獨立建國。其後，公民投票成為一種改變台灣主權現狀的「主張」，而不是「行動方針」，態度漸緩。 在兩岸主權的未來性層面，民進黨自始至終沒有任何「統一」或「統合」的論述，但另一方面，「公民投票」則留下些許想像的空間。在兩岸交流、交往關係層面，除了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約略點出方向外，對於當前兩岸交流、交往大勢，至少在正式文件中，民進黨還沒有足夠的認識。 自1987年建黨起，民進黨自始就是一個鬆散的結合體，黨內各派系、派系內各山頭都有主見，尋常事端要創建一個「共識」都屬不易，何況兩岸關係如此重要且大規模的議題。不過，民進黨的另一個特點，它是一部選舉機器，選舉結果是檢驗真理的最重要標準，在2008、2012連續兩次總統選舉敗選之後，民進黨開始出現檢討兩岸關係論述的聲音，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謝長廷提出的「憲法共識」概念。 謝長廷屬於民進黨內的「開明派」，他從兩岸關係出發，早在2000年當謝為高雄市長時，就提出「一國兩市」（高雄、廈門）的主張，但當時由於民進黨內的反對意見而作罷，其後，在國民黨與大陸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大步開展兩岸交流、交往關係之後，謝長廷才逐步完善他的「憲法共識」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蘇貞昌當選民進黨主席、傳出謝長廷可能出任重設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後，謝長廷關於民進黨與中國共產黨並無「冤仇」的說法，得到大陸官方媒體的廣泛報道，似有「注意到」謝長廷動向、並給予審慎肯定之意，但這是否代表謝長廷「憲法共識」的主張，可以為大陸方面接納，由於未來變數仍多，仍有待檢驗。 對於民進黨大陸政策多年來的「變來變去」，長期鑽研民進黨問題的大陸學者徐博東認為，民進黨歷史上的這些「台獨轉型」，都不是最高層次意義上的「路線轉型」，只不過是中低層次的政策和策略上枝枝節節的調整。他認為，民進黨的路線轉型，目前條件仍不成熟。 對於台灣的主權現狀，國民黨、民進黨的差異不大，徐博東所稱的「路線轉型」，或指關於兩岸統一的未來性問題。目前為止，根據國民黨版本的「九二共識」，國民黨已經認可根據憲法所確定的「一個中國」即「中華民國」的立場，但民進黨從未提供任何兩岸「統一」或「統合」的想像，自始至今，只有在走向台灣獨立方向的或疾或徐差別。 另一個相關性問題，是台灣是否參與大陸的民主化進程。擘畫國民黨兩岸政策的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認為，台灣可以關心，但不可過度干預，以免破壞兩岸關係。民進黨前海基會副秘書長游盈隆認為，民進黨的兩岸議題長期圍繞著主權與經濟議題，他主張加入大陸民主與人權問題，以此配合大陸民間力量的覺醒，有助於找到民進黨對兩岸關係的定位。 不論如何，民進黨的性格仍是選舉取向，一朝黨主席有一朝的政策，而檢驗蘇貞昌、謝長廷大陸政策主張的適用性，只能在後續的選舉中得到答案，至於何時民進黨會有「路線轉型」的改變，目前看來，仍屬遙遙無期。 民進黨大陸政策的「戰略規劃」 1、凝聚國家定位共識：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依憲法國號是中華民國。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互不統治、互不管轄的國家。 2、以歐盟統合模式作為兩岸未來全新的思維格局。 3、過渡性安排，兩岸要從經貿、文化的統合，到政治統合的新架構，其中包含協助中國政治民主化，以化解兩岸根本的矛盾。 謝長廷的「憲法共識」 1、在台灣內部建立「憲法重疊共識」，以尊重既有憲法規定及其後續增修條文為原則，團結台灣內部「台獨派」與「維持現狀派」關於主權現狀的定位概念。此一「憲法重疊共識」與國民黨主張的「憲法一中」並不相同，在「憲法重識」中，「一中」是一個動態演變中的階段性現狀概念，而不是恆久不變的原則，「憲法」才是根本原則。 2、「憲法一中」是一個需要被改革的對象。其隱含之義，可以透過政治力修憲，也可以透過全民公投等方式，改變目前憲法的規定。 3、以「憲法各表」取代「一中各表」。兩岸目前交流、交往的基礎是「九二共識」，而「九二共識」的內涵，大陸方面不願討論，國民黨主張「一中各表」。「一中」陷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陷阱，「各表」又不為大陸所接納，「憲法各表」將可以去除「一中」的未來性想像，又可以彰顯台灣的主權地位。 民進黨大陸政策大事表 1995年，蘇貞昌等先後提出「大膽西進」、「大聯合」、「大和解」等主張。 2000年，在堅持以「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呈現多元論述的狀態。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於就職典禮演說中提出「四不一沒有」主張。 2002年8月2日，陳水扁在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第二十九屆東京年會上提出「一邊一國論」。 2006年1月1日，陳水扁宣布緊縮兩岸政策，將由「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轉變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2006年1月26日，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就職典禮時，陳水扁指示：民進黨應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 2006年1月29日， 陳水扁在春節談話中表示考慮是否要廢除國統會、廢除國統綱領。 2006年2月7日，民進黨發布新聞稿「邁向正常國家 廢除國統綱領」。之後原訂於3月舉行中國政策大辯論，由於行政院發布「積極管理」政策，引起預定參加辯論之部分人選反彈、退出辯論，辯論會因而取消。 2007年3月4日，陳水扁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二十五周年慶晚宴上，提出「台灣要獨立、台灣要正名、台灣要新憲、台灣要發展，沒有所謂的左右路線問題，只有獨統問題」的「四要一沒有」訴求。

朱学勤：三十年师恩难忘 进入专题 ： 金重远    ● 朱学勤 （ 进入专栏 ）       就在6月的第七个早晨，金先生一寐未起，遽然撒手。这一天他在上海，我在伊犁，从东到西，横隔一个中国大陆版图，冥冥中似有巨手，竟让我们以如此遥远的距离分手？心惶惶万里奔丧，舷窗外冰山雪封，浮云蔽日，三十年师生情风雨如晦，俱奔眼帘。     那一年也是在西北，金先生刚从牛棚“解放”不久，参加在西安召开的法国史年会。会长张芝联是他民国时期的中学校长，当时年近七十，风度翩翩，却不忘拿他这个早年学生打趣：“哪有你这样取名的？已经姓金，还要重，还要远？”一群年青人就这样记住了金先生的姓名。那时他50岁上下，作学术报告轮番引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后来知道他还通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如此渊博，镇住了所有与会者。我参加会议交的是硕士论文初稿，初出茅庐，基本倾向却与张先生、金先生相左，他们还在充分肯定法国大革命，而我已流露不同观点。两位前辈并不介意，还热情鼓励：“不妨把未尽之言说完，可以写得更开阔一些。”那时有一个比我更青涩的与会者，来自新疆偏远某地，既没有学位，也不是历史系毕业，只是一个大革命史业余爱好者，竟拿着一份向学会主流观点公开挑战的论文来敲门，一定要参加会议。张先生、金先生还很重视，专门开过一个小会商议，不仅开门迎纳，还安排他做一次主题发言。会议结束，他要我陪他去找附近的邮局发电报，电文是发给尚在新疆等待音讯的妻子：“论文被接受，挑战成功，我们胜利了！”我为这夫妇两人的精神而感动，但也知道他的论文并不是“胜利”，而是“幸运”，他碰上了80年代初期张先生、金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刚恢复中断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对年青一代殷殷期待。年青人率性挑战，前辈人虚怀如谷，三代人共同构成80年代特有的学术风气。那真是一个黄金十年，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仅有的“光荣与梦想”，斯时不再，斯人何在？     一年后毕业分配回上海，金先生恰好也开门招收博士生。他立刻托人带话，让我去报考在职博士，说早已看出你的硕士论文还有话未说完，来复旦，我给你创造小环境，扩展论文，继续写下去！考试前夕，他要去法国参加一个会议，临行时说：“我不担心你的专业笔试，就担心你的外语口试。你是自学出身，学成个哑巴英语。我教你一个办法：见考官争取主动，一上场先交代自己的短项，是在什么条件下学的英语，面对外文系来的那些老师，千万不能装，也不要怕发音不准人家笑话。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之人，听得懂，也能理解。你越老实就越不会吃亏。”     进复旦第二年即遭遇风波，所在部队院校为逼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竟片面通知复旦，停止此人学业！“不服从者不得食”，首先是“不得学”，接着是大门“不得出”。两校相距一箭之地，师生见面发生困难。金先生忧心如焚，夜不成寐。当时复旦有两个研究生因同样原因被停学，一位新闻系硕士生此前在狮城参与大学生辩论，给新加坡各界留下深刻印象，此后李光耀来华，在高层会谈时过问他下落，这位同学得以恢复学籍。金先生当然没有李光耀那样的位势，他只是向校方反复诉告，为我鸣不平。复旦为先生所动，两次派人来交涉，查看我究竟有何问题。部队拿不出像样材料，双方僵持数月，复旦渐趋强硬，最后也作出一个“片面”决定：恢复学业，立刻来校！师生再次见面，已是半年之后，金先生苦笑说：“你看看我的黑眼圈，为你熬成‘熊猫眼’啦。”     天下有师生之谊者多矣！但在那年那月能如此救起一个溺水者，凡过来人皆知其不易。我之罹祸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皆因不忍而触犯时忌，金先生亦因不忍见自己的学生遭难而见死不救。不忍之心人皆有之，那年那月更是为人师者之天职。但因我触犯的是部队院校，金先生直接面对那年那月最为强势的军方压力，他自己也刚出“牛棚”不久，如此义举实属罕见。感恩之余，自然珍惜重这来之不易的机遇。金先生则嘱我尽快安心，既是上山读书，那就一头扎进论文——批判法国革命的红色激进。其实一直到那时，他在学术观点上还未必同意我这“一家之言”。我虽多舛，亦有大幸，错过了历史系本科，但此后考上的硕士导师与博士导师却格外开明，放手鼓励我自由探索，从未想过要把我摁回那个模子里，重新塑造；一旦遭逢横逆，他们如出一辙，以各自方式为我奔走呼鸣，救人第一。金先生对我的论文只担心一项：史料与翻译。他毕竟是名校名师，出不得史学界通常所言之“硬伤”。更何况当时的政治气候，我虽出虎口，毕竟是刑余之人戴罪之身，尚有“看客”在幸灾乐祸。他本来就生性谨慎，此时更是小心。学生一稿去，先生一稿来，三易其稿，每一次不会间隔半个月；学生笔迹是蓝黑，先生笔迹是红色，所引西文史料，大至语义斟酌，小至重音符号，错漏处亲手订正，有时还旁添一个惊叹号，予我以警示。最后定稿打印，因经费限制，又只能去崇明岛一个乡办印刷厂。我在那里蹲守，一校、二校、三校，他一遍遍打电话隔江督问。终于能拿回复旦并请他在导师栏签名，先生手抚封面说：“在人家眼里，这一下我和你就绑在一起啦！”     不料答辩时又起风波，隐隐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论文分寄京沪两地同行评审，张芝联寄来的评阅意见是热情鼓励，上海史学界一位老前辈则全盘否定，问题不是出在“史料硬伤”，而是出在比“硬伤”还要“硬”的“基本立场”，评语写得很严厉：“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没想到最后关头会出这个岔子，金先生又是几个晚上难以入眠。此前我被清查，扣上的是自由化“激进”罪名，此时论文被否定，又被视为右翼“保守主义”，两面翻着烤，每一面都被烤焦，这是持此观点者必然承受的命运。但金先生并未因此动摇，而是想出一个缓冲办法，邀请王元化先生来主持答辩，同时也邀请那位持否定意见的前辈。元化先生此前在顾准遗稿与我的学位论文中看出思想史的逻辑继承，曾在书面评语中特意强调了这一点，此时有难，慨然应允，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他的博士点在华东师大，出校外主持答辩只有两次，两次都闹得沸沸扬扬。他告诉我第一次是80年代，为北师大中文系那位“黑马”主持答辩，这一次则是为金先生和我来复旦，同样不平静。风波过后，金先生如释重负，指着他的黑眼圈笑着说，“第二次为你熬成‘熊猫眼’啦，当初招你，系里可是有老师劝我，这样的人你也敢招？果然，果然！”     毕业后搬过两次家，不知扔掉多少无用之书，但当年那一摞手稿则舍不得扔。不仅仅是敝帚自珍，而在于那上面有金先生心血，虽字迹漫漶，却见证那三年岁月如何度过，先生如何以他政治、学术生命作双重抵押，才为我争回这份失而复得的学业。     岂料二十年后还有第三次风波。2010年7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刊出匿名网贴，指控这篇20年前的论文是抄袭之作，舆论汹汹，真假莫辩。7月11日，我去复旦学术委员会，申请启动审查程序。委员会征请匿名者前来检举，刊出网贴的那位记者提供匿名者联系方式，对方却始终不愿现身。“原告”如此缺席，仅“被告”要来申请调查他自己，委员会本来可不予受理，但最后还是决定破例，正式启动审查程序。我知道金先生秉性认真，一有心事即容易失眠；在当时那种舆论下，我作为“被告”也不便与金先生联系，仅在7月11日那天打电话告知他此事。此后去委员会递交申请，以及等待调查结论的半年里，既未与他通话，也未与他见面。但我知道他肯定支持这一申请，我们分别保持沉默，在沉默中共同等待委员会结论。半年后，经南北调查、反复勘证，委员会召集严肃传媒，正式公布调查结论，抄袭之说不能成立。这一结论不仅还此事清白，更重要的是，还金先生这位复旦首席教授之清白。结论公布当晚，金先生打来电话：“我是一家一家电视台看，一家一家报纸读，也让儿子给我收集网上的评论。哪怕是重复，我也要看，也要听，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但这一次我吃得下，睡得着，不会熬成‘熊猫眼’。他们那些人，怎么知道当年我们是在什么压力下写这篇论文的啊！”     如此三十年风雨，先生待我恩重如山，但外界难以想象的是，他为人淡泊，淡泊到师生间一年中几无来往。他似乎厌烦那种中国式的师生来往方式？只有每年春节年初二上午，我登门拜年时可有一番长谈。他早早泡好茶，留一包好烟等我前往，三十年始终如一。有时我刚在楼下拐角出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窗口高喊：“这里这里，别走错了！”     2011年春节，恰好复旦学术委员会刚公布上述结论不久，他因为兴致好，谈着谈着带我走进书房，从书橱里拿出一本本法文原著，细说来历。其中有《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如数家珍，都是19世纪晚期法国原版旧籍，距今百年有余，可谓“巴黎——彼得堡善本”，我估计现在的国家级图书馆都难有典藏。这些跨过两个世纪流转三个国家的大部头旧籍，从欧洲到亚洲，蕴藏多少个旧日书主的秘密？谁把它们从巴黎带到彼得堡？又经过十月革命、二战围城，如何能劫后幸存？此后漂流至中国上海，又如何躲过文革之大劫？史家之史籍，不仅仅是他的著作，即以他收藏的古籍、善本，或许还是“洋善本”，每一本也是历史，每一本都会有可圈可点的故事。     说起他当初去的是苏联，为何又在那里苦读法语：“我的英语在张芝联当校长的民国时期已大致过关，到了十月革命圣地，才发现那里的红色教授私下里还是以说法语为荣，不说法语者被视为鄙俗：俄语是说给母亲听的，德语是说给敌人听的，英语是说给商人听的，只有法语最高雅，是可以说给情人听的，做学问怎么能不说法语？布尔乔亚得很哪！这才下决心在苏联学法语。后来发现学外语最好的办法，是尽快阅读这门外语的文学名著，快速入门，触类旁通。俄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一年考一门，五年五门！这些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是用使馆发给我们的零用钱，在彼得堡旧书店里一本一本淘来的。”当年他每天读书十二小时，留学生中传为奇谈，如此苦读成才，一回国竟打成“苏修特务”，困厄二十年！     历尽磨难，心有余悸，我临毕业时，他曾关照我一个令人心酸的“戒律”：以后你接待外国人，只能到办公室，而且要把门打开，开得大大的，让外面人听得到，才能避免“里通外国”的猜疑！他生性宽恕，有一次曾说到59年回国被打成“苏修特务”，是同室同事翻看他日记去告密，此人姓名他后来终于知晓。我问是复旦哪一位？他摆摆手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都原谅他了，你们没有必要知道。”他通晓七国外语，学术探索从拿破仑远征墨西哥至沙俄侵华史，从欧盟源流至巴尔干半岛，巨细无遗。复旦校方接待欧洲政要，凡需一人同时翻译多种欧洲语，还涉及历史、政治、外交纵深背景，只能请他出场。故而他也曾有过豪言戏语：“我的校友普京如果来访，我可以给他做翻译！”先生执教时间长，门生子弟多，却有意避嫌，不立门墙。我算他开山弟子，有责任却没有机会请同门学友聚会一次，哪怕是给他做七十寿，或纪念他从教五十年，一提及，都被他坚决制止。如此避嫌，不善“经营”，在今天这样的大学环境里，大概只能被认为“迂”，甚至是“傻”？2009年75岁高龄上最后一节课告别讲台，恰逢他执教五十年，台下竟然只有十几人听讲，连个献花的都没有！消息传开，众师友为之不安，校长打电话慰问致歉。1989年下半年，偌大复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曾出现无一人进出，一整天只有他一人在座的“奇观”。提及此事，他黯然神伤：“复旦的学生都不读书啦？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每次拜年提及时政，有无尽话语忧国伤怀，但他又担心我罹祸，往往突然收住话题，眼一闭，摆摆手：“捂着过，捂着过吧！”     直至6月13日下午，数百人佩黑纱伫立龙华银河馆，目送金先生远行。堪能告慰的是，那个下午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制式哀乐被制止。那是曾经让托尔斯泰泪流满面的旋律，也只有这样的旋律，才配送我们的先生远行，他从彼得堡风雪中走来，执教终身，两袖清风，仅有一项殊荣可以自豪，一人获法、俄两个政府颁发的国家级文化奖章，全复旦乃至全国难有第二人。先生带出的老博士、小博士，天南地北散落四方，在他生前未曾聚首，竟在告别他时才第一次碰头。数一数大约二十人，再数数我们掌握的语种，竟不及先生一人之一半！时代所然，一代不如一代。“捂得住”的是一时言论，“捂不住的”是一世郁闷。六月总是黑色的，这一月这一天总会过去，此后我们也会老去。人之弃世并不是瞬间事件，而是一个早就开始的过程，今天死这一部分，明天死那一部分。送葬者，随葬也，每告别一位师长，我们自己也死去与之相关的一部分。这一生剩下的未死之日，我们还会听《如歌的行板》，一遍一遍地听。在那如怨如诉，低沉回旋，不忍飘散的旋律里，是否还能听到我们的金先生也在另一个地方听，一直听到他压在心底终于憋闷不住的那一声长叹，“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          金重远先生学术简介：          1934年5月12日，金重远出生于江苏常州。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1954年赴苏联留学深造，195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获欧美史专业优秀文凭，回复旦历史系任教。1980年任副教授，1985年任教授，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世界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1991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7年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2011年获复旦大学第八届“校长奖”。     曾先后撰写、主编、合编并出版《战后西欧社会党》、《20世纪的法兰西》、《百年风云巴尔干》、《法国通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20世纪的世界》等重要学术著作。金重远晚年笔耕不辍，参与或牵头负责了《辞海》一、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大辞海？世界历史卷》的编写工作。     《20世纪的法兰西》长达50余万字，2004年秋问世后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当时国内惟一一部全面阐述20世纪法国历史的著作，讲述了从20世纪初至2002年希拉克执政期间法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为金重远半生心血积淀所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金重远自大学时代便予以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从80年代起，开始系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对于第二战场、西班牙的“中立政策”、二战中的波兰问题、德国问题、土耳其问题、苏南冲突等都一一做了专题探讨。以这些专题研究为基础，金重远和上海的世界史专家通力合作，撰写出版了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而他从文化史视角考查和研究二战史，更填补了二战史上的一个学术盲点。专著《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介绍二战文化史的著作，填补了二战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金重远所创建的分散与整体的分合世界史体系独树一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纷纭芜杂的世界史构建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他主编的《战后世界史》是对分合世界史体系的初步探索，该书在1997年获得上海市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在他主编的《20世纪的世界：百年历史回溯》一书中，又对分合世界史体系做了更深入的探索。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学界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曾两次重印，2001年2月香港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海外版。其论断之精辟、功底之深厚，所编教材反映出在本学科领域之先进性和超前性，都已经走在了这个学科的前沿。     此外，他多年来一直在探索一种著述历史的方法，在准确翔实的基础上力求生动活泼，尝试用一种文学化的历史叙述手法来展现历史的真实。这种著述方法的第一次探索体现在金重远的专著《墨西哥之梦：小拿破仑美洲覆师记》中，该书以人物为线索勾勒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第二次探索体现在历经18年的资料积累和仔细考辨的学术专著《半岛战争：大拿破仑伊比利亚覆师记》中。这两本专著大量引用英、法、俄等语种的历史文献，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不乏文笔讲究的风格，堪称探索历史叙述的典范。     2004年5月12日，金重远荣获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授予“圣·彼得堡三百周年荣誉勋章”及证书。2006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教育骑士勋章”。     “何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原文刊登在《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7月7日，此为完整未删减版） 进入 朱学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重远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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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在钓鱼岛赢得尊严 才能在南海赢得尊重 ——从《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社评说开去 进入专题 ： 钓鱼岛 南海问题    ● 张文木       2011年7月4日，杨洁篪在与日外相会谈中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杨外长关于钓鱼岛主权的表态，是坚定的和不容商量的，是符合中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可近日有媒体（2011年7月9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却主张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认为，“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中国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这一主权”。文章还称“中国保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是“保持并强化了钓鱼岛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文章在钓鱼岛的主权关系的表述上显然与杨外长不一致，其关于将钓鱼岛变为“模范摩擦海域”的建议也显得书生气十足，如果不是作者词不达意，其正面意思没有表达清楚的话，笔者觉得有必要就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议”及其背后的战略意义，谈点个人的想法。     一读到“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构想，我就忆起20世纪前半叶的中日关系史，想起“九一八”事变后的“李顿调查团”。     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大片土地，战火延伸到平津一带。     这时蒋介石对此次事变的应对政策接近上文作者提出的将东北建成“模范摩擦”区域的设想。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是积极地组织抵抗而是要强化中国东三省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为此，他于1931年底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     面对蒋公的“申诉”，日本方面的回应是在《国联调查报告书》（1932年10月）出炉前，不是强化而是尽量弱化其侵略行径“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1932年3月1日，宣布其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1934年又将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在全世界面前明示其占领整个华北的野心。     1935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满足日本在河北建立“模范摩擦”区域的要求，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大部分主权，将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二十九军撤出察东地区，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由此中国又失察哈尔主权。     即使如此，日本人还嫌国民政府没有达到“模范摩擦”的标准，9月，日本侵略华北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鼓吹华北五省在日本的指导下“联合自治”。10月22日，日军在河北香河指示汉奸、地主和流氓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11月25日，日本侵略者唆使国民党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自治”。11月，日本侵华战犯土肥原到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戌司令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武力攻取河北、山东。     南京政府为了让中日间“摩擦”更为“模范”，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刘燮元、曹汝霖等十余人为委员。此后，日本人又得陇望蜀，组织大小汉奸在平津“游行”，要求“华北五省独立”。     至此，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对日一味让步的政策已忍无可忍，这样便激出了逼蒋抗日的“双十二事变”和由此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     但日本人对此“摩擦”回应得一点也不“模范”，1937年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中国人忘什么也不应该忘记中国近现代史，不应该忘记八年抗战。大概和平时期太长的原因，有些中国人真的把那段历史忘了，忘得没有是非了。我们要索回强盗抢走的中国人自己的家产，这在我们有些人眼中却成了有“争议”的事，中国人索回家产的义举则被有些人要求在“摩擦模范”范围内行事。这样的“要求”，让中国人痛心，让日本右翼高兴。     事实上，在今天日本右翼看来，不仅钓鱼岛，甚至台湾也是“属于争议领土”。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东京记者会上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7月27日晚，日本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向环球网记者郑重表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切态度都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此一立场从未改变过。     我们知道，现在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1972年９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８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那么，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日本方面在这几个文件中是如何表述的呢？     我们先看第一份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三个文件中最基础性的文件，凡九条。关于中国和日本主权范围的确认，文件第二、第三、第五条认为：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第二条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第三条中，日本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在这两条中，日本方面有意义的承诺是“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这样写的：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     关于台湾，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是这样规定的：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2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后记者招待会上曾解释说：“《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我国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3但我们如果仔细查一下《开罗宣言》就会发现，大平正芳在此通过偷换概念而回避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实质性立场。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说辞可以表达日本放弃在台湾权利的含义，但现在日本建交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再是《开罗宣言》中所说的“中华民国”，并且日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这时日本再以波茨坦第八条搪塞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显然就不合逻辑了。尽管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4，但日本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是刻意规避了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是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尽管日本与台湾当局实行了“断交”，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它法律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逻辑是，日本方面“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包括台湾的，日本与中国建交的主权关系只限于中国大陆，日本方面废除在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日台条约》，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并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是基于“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表态。关于此，当时与大平正芳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外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以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既没有直接承认，更没有“间接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他只是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隐喻式表述。若一定要从积极意义上看，日方的这个表述只是明确承认了台湾不属于日本，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台湾的所有权利。但对于当时已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必须有的法律表态。5如按此逻辑继续推论，日本迄今也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北的主权予以直接承认，因为按开罗宣言规定“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42年日本法斯西作家在《战时宣传论》一书中就日本侵华政策作出解释说：“这实际小是日本国民一般的生物学上的生存需求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6试想，如果有朝一日，日本人如果提出在台海，继而在“满洲”建立中日“模范摩擦”区域，想必这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便拒绝，因为这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今日日本右翼一刻也没有忘记推倒毁灭其“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雅尔塔和平体系，而要做到这点，与19世纪70年代一样，其突破口还是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今天日本在钓鱼岛的“项庄舞剑”，意在台岛。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列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中国东海制海权的丧失。这一点，“台独”大佬李登辉看得明白，2003年10月25日，他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     由此看来，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本质是台湾之争，在目前台海两岸分离，祖国统一任务时不我待的历史时刻，根据历史经验，失去钓鱼岛，接踵而至的就将失去台湾。也就是说，中日关系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钓鱼岛。因此，钓鱼岛问题就不是可用一般的领土对等互换原则来解决的主权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底线，因而是没有任何后退和不容商量余地的主权问题。中国清朝和蒋介石时期对日本无底线的让步所引发的日本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其起因均源于中国失去琉球群岛的主权。如果说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那么，21世纪台湾的命运也必将从中日不能搁置的钓鱼岛主权“争议”开始，而以争议的结果而确定。     今日中日之间的争执再次从钓鱼岛列屿升温，日本再次触及中国的底线，中国人应当如何面对呢？     前事不忘，后人之师。近代以来中日交往的教训就是：“喂猪不可驱虎”，相反，进行积极的斗争却是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条件。1894年日本为打开东亚“难局” 发动甲午战争，次年便占领中国台湾。随后日本即东进与美国争夺夏威夷。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前往，美国海军则严阵以待，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结果日本自讨没趣，主动撤回对美国的抗议。此举让日本明白并从此不敢再犯美国的太平洋安全底线。1939年日本试图北上入侵苏联，苏联在诺门坎陈列重兵对日本予以迎头痛击，自此，日本放弃北上侵苏战略。现在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再及中国底线，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一地区，如果我们还要幻想搞什么“模范摩擦海域”，那么，1895年和1937年的中国就是前车之鉴。相反，如果借鉴1898年美国在夏威夷、1939年苏联在诺门坎与日本斗争的经验，遵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开展最积极的斗争，我们不仅能象今日美国、俄罗斯一样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还能为21世纪的中国赢得伟大的前途。 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亚洲人民的尊重，是从朝鲜战争的胜利开始的；同样，我们要在南中国海赢得那里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也得从中国在钓鱼岛赢得尊严开始。          主要内容发表于《东方早报》2011-07-18 ，副标题为笔者所加。    进入专题： 钓鱼岛 南海问题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321.html    

2011年成立的「香港自治運動」組織，主張「中港區隔」，目前活躍成員共有數十人，在facebook上則有數千名支持者。今年的七一遊行，他們舉著約30面「龍獅香港旗」參加，數百人響應他們在網上的號召，加入了遊行行列，場面壯觀。 文/ 陳嘯軒 近 兩三年開始，在香港舉行的大規模遊行示威，都有人高舉昔日的港英旗幟參加，因此曾惹來親北京報章專欄的批判。去年成立的「香港自治運動」（Hong Kong Autonomous Movement, 簡稱HKAM），旗幟也因為與港英旗類似，遭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炮轟為「隱性港獨」。「香港自治運動」的成員反駁，他們絕非要求「港獨」，強調只是希 望做到「中港區隔」，促請北京切實履行《基本法》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真正做到「河水井水互不侵犯」。 香港「戀殖人」 在今年的「七一」遊行，在人群中揚起的昔日港英旗幟，數目之多可謂是歷次七一遊行之最。已經退休的余先生，當日與妻子拿著紙製的港英紙旗遊行。他直指現在的 特區政府，表現較港英政府「差一百倍」，坦言自己有一點懷念前朝統治。「那時我們讀書、買樓或者是生活，都沒有現在那麼艱難，年輕人也有很多出路的，找工 作很容易。反觀現在，年輕人找工很困難。」 20 歲的Sam，與朋友湊錢訂造了一面港英旗幟，在七一遊行充當「持旗手」。回歸時年僅五歲的他，坦言對英治年代印象不深，但卻認為現在香港的自由空間較回歸 前收窄。「（末代港督）彭定康走時，我們是歡送他；但現在（剛卸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離任，我們不會了。我感覺英治還是較中國統治好。」 甚至在6月10日，香港足球代表隊在旺角大球場友賽迎戰越南國家隊，在一片紅色特區區旗的旗海中，在看台上也赫然出現了一面藍色的港英旗。這一幕在回歸以來的香港足球史上，還是頭一次。有輿論因此認為，港英旗愈來愈多在公眾場合出現，反映部分港人「民心未回歸」。 去 年6月成立的「香港自治運動」組織，旗幟也與港英旗類似，但只取了港英旗的龍獅盾徽部分，去除了左上方代表英國的米字旗，底色則沿用原港英旗的海軍藍色。 組織核心成員謝家俊強調，這面代表「香港自治運動」的龍獅香港旗絕非「港英旗」，他們也絕非要求「復辟」英國殖民統治。七一遊行當天出現的大大小小港英 旗，也並非他們製造和派發。「我們並非懷念港英殖民統治，而是希望把英治時期的遺產保存下來，令這個城巿繼續發揚光大。」 謝 家俊稱，隨著香港在中港加速融合的過程中「被規劃」，例如粵港澳政府共同推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行動計劃」及興建廣深港高鐵，在政治上中聯辦介入特首選 舉，在社會上則有大批「雙非」（夫婦皆為非香港居民）孕婦來港產子等，引發了香港人的危機意識。不少人擔心，香港將會喪失自由、法治等在中國土地上的獨有 優勢。 適 逢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陳雲去年提出「香港城邦論」，於是一批認同這套理念的網民，便在社交網站facebook建立群組，成立「香港自治運動」組織。成立 一年以來，他們共舉行過四場有關探討「香港自治」和中港關係的研討會，並曾組織參觀香港歷史建築的城巿導演團，讓參加者了解香港昔日殖民地和成長的歷史， 以及英國人留給今天香港的「遺產」。 此 外，他們還曾組織成員，參加了多次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遊行，包括兩次七一遊行，乃至今年的聲討曾蔭權貪腐遊行，反對中聯辦「亂港」遊行等。以今年的七一 遊行為例，他們舉著約30面「龍獅香港旗」參加，數百人響應他們在網上的號召，加入了遊行行列，場面壯觀。他們又印製了4,000多面「自治運動」小紙 旗，免費派發給參與遊行的巿民。 主張「中港區隔」 自治運動目前共有幾十名成員，在facebook上則有數千名支持者。組織沒有「主席」或「發言人」，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義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對 於不斷有人批評他們是搞「變相港獨」，謝家俊再三強調：「我們不是要搞獨立，不是要向中國政府宣戰，而是希望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大家都好。」 「英 國人留給香港的遺產，包括法治、人權保障、廉潔的文官制度、中西合璧的多元文化等，這些遺產到現在還很有用，對中國大陸也有用。」謝家俊認為，在「一國兩 制」逐漸受到蠶食的今天，港人有必要維護這些遺產，否則「中國會失去晉身現代社會的借鑒對象，香港也會失去其獨有優勢，兩者也會痛苦」。 湖 南民運人士李旺陽早前離奇身亡，觸發2.5萬人上街遊行，要求中央政府徹查。但這在謝家俊眼中，卻是港人不宜做的事。「我們很尊重他，認為他是一位烈士， 但我們不贊成介入或干涉中國大陸的內政。我認為支聯會應該搞一個悼念會，多於組織遊行要求中國政府調查。這其實很危險的，因為當中國政府意識到，香港可能 成為一個顛覆、反共基地，就有可能刺激他們的思想，從而做出對（內地和香港）雙方都有害的政策。」 以往也曾出席支聯會「六四」悼念晚會的謝家俊，批評支聯會長年只是搞悼念活動，實際作用不大。他認為，港人除了要反對「西環治港」外，也應該做到「中港區 隔」。「六四晚會舉行了23年，已經變成無所作為，淪為一種宗教儀式。支聯會在晚會上，不斷宣揚大中華意識，反而忽略了本土政治的力量。其次，十多萬人的 政治能量，竟然都消耗在一個靜坐晚會上，沒有造成任何社會現狀的改變。」他謂自己今年「六四」已沒再去維園，改而選擇與友人到尖沙咀文化中心外，自發舉行 「六四」死難者悼念活動。 生於八十年代中期的謝家俊，自稱以往一直也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2009年底首次參與街頭社運，當年為了反對香港建造高鐵，曾參加包圍禮賓府和立法會等多次 行動。但泛民各政黨多年來在本土政治上的表現，令他感到很失望。「泛民政黨脫離了香港民眾和本土植根，沒有想過幫香港制訂長遠政策，例如吸引工業回流，建 立擺脫地產霸權的多元化社會，制定長遠房屋政策等。」 「左」與「右」難定分界 「香港自治運動」在政治上主張盡快推動香港「雙普選」，反對中聯辦介入香港政務；在經濟上反對「地產霸權」，要求政府回購領匯，支持基層社區經濟等。這些主張都與香港其他社運界十分類似，然而他們的社會和人口政策主張，卻與左翼社運界大相逕庭。 「香 港自治運動」倡議人陳雲，因為在本年初提出「反蝗蟲論」，高調指摘內地孕婦「侵佔香港公共資源」，內地遊客「干擾公共秩序」，甚至提出「大陸到香港新移民 是中共殖民香港的棋子」。此等言論引起很大爭議，有社運人士因此標籤自治運動為「極右」、「排外」甚至是「法西斯」。 面 對主要來自左翼社運界的責難，謝家俊否認他們是「反移民」或「極右排外」，強調自治運動只是反對「雙非」孕婦藉來港產子為子女取得居留權。他擔心，若香港 繼續無限制地吸納內地新移民，難保有朝一日香港會出現族群大衝突。「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想做到區隔，你不輸入人口，問題就會減輕。我們不是要排斥現在已在 港的新移民，也不會迫害新移民。」 謝家俊認為，「反蝗」運動的方向沒有錯，其後也導致一致成果，包括廣東省政府正式表態廣東居民來港生第二胎，仍會因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受罰。壓抑「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數目，也漸成為香港主流政黨的共識。 與 謝家俊年齡相若的自治運動成員Mason說：「我們只是將一般港人的直覺講出來，不喜歡內地人的某些錯誤行為，例如插隊、小孩隨地在街上大小便，說話粗聲 粗氣、侮辱港人等，港人不喜歡他們是很直接的反應。」謝家俊也否認自治運動鼓吹民粹：「香港泛民政黨喜歡講大道理，講平等包容，但卻壓抑巿民這些憤慨感 受。如果日後香港發生大陸人和香港人，初則口角繼而動武的傷亡事件，怎麼辦呢？」 「我 認識的一些來自左翼的社運人士，其實在暗地裏也認同我們自治運動的一些理念，只是囿於他們表露的意識形態，不便公開他們內心的想法。」謝家俊坦言，在四年 前的立法會選舉，投票支持了屬於左翼、被視為激進反對派的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仍會考慮繼續投他一票。梁國雄一直反對「蝗蟲 論」，更曾就此議題與陳雲激辯。「左」與「右」在香港的意識形態定位，有時候的確十分吊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