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具体建议方案如下：（一）父母至少一方在经常居住地工作一年以上，子女可以选择在父母居住地就近上学，平等接受教育。（二）以学籍和学校证明为准，在经常居住地上学一年（教育落后地区可以三年，北京、上海等特殊地区可以五）年以上，可以选择在经常居住地参加中考和高考。”   一、现行依附于户籍的高招体制存在的问题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有2亿2千多万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或生活，例如北京的非户籍常住居民704.5万，占常住人口比重的35.9%，上海这一比重略高于北京，深圳则达到了77%。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他们的事业、家庭、不动产、交际圈均已扎根于输入地，绝大部分城市新移民不会再返回原籍。然而新移民作为输入地的纳税人，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承担市民义务的同时，却无法享受与输入地市民相同的权利，其中一个日益凸显的矛盾便是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根据我国目前的高招制度，考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而全国教材和高考试卷不统一，这迫使大量城市新移民不得不把孩子留在户籍地读书，大量孩子即使随父母在居住地城市读到初中最终也要回到户籍地读高中和参加高考，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一，带来数千万的留守儿童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根据我们对各行业各阶层抽样得来的100个非京籍居民家庭的调查结果，把孩子留在户籍地上学的主要原因，6%是因为在大城市生活和上学经济负担重，5%是因为工作不稳定或者将来打算回老家发展，5%原因复杂或者说不清，4%留在老家更方便照顾，80%是因为户籍教育体制问题，这包括不能正常升入高中、不能参加高考、以及由于户籍歧视产生的小学入学难、赞助费等问题。根据2007年全国妇联的调研报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这些孩子普遍缺失正常家庭生活，缺少家庭教育，缺少安全保护，根据一些部门的调查，57%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参见全国妇联2008年3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表达对留守儿童的关怀，但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打破户籍壁垒，让孩子跟随父母生活和上学，父母在身边比任何部门和组织的关爱都更能让孩子感到幸福。 第二，严重影响了很多孩子的前途。虽然有户籍壁垒，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父母还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根据2010年的统计，仅在北京就有40多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随父母在居住地上学，由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这些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只能回户籍地就读，这对于很多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的孩子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由于远离父母，教材不一样，甚至语言不通等一系列原因，很多原本成绩优异的学生回到陌生的户籍地成绩一落千丈，一些孩子过早退学走上社会。以北京国子监中学的从圆圆为例，她爷爷军转有北京户口，但奶奶没有，根据当年的户籍政策，在北京出生的爸爸也就没有。从圆圆作为第三代移民，由于父母没有北京户口，尽管她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在国子监中学全年级第一名，市三好学生，2010年初三毕业后不得不回到陌生的户籍地上学，由于远离父母生活不习惯等原因，一年之后在河南某中学成绩排在班里中下。从圆圆的同学章旭东户籍在河北张家口，初三回户籍地读书，原本班里前几名的他到了张家口某中学在全班80多名学生中排名80位以后，一年后辍学。类似这样的个案不计其数，打工子弟学校里的孩子辍学比例更是惊人，以朝阳区一个1300多名学生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初一初二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共约90名学生，到了初三只有一个班共40多个学生，有十分之一的学生陆续转回老家上学，其余的陆续失学。2009年这40名初中毕业生有10个上了职高或者中专，有4个回老家读高中，剩下20多名学生都已经走上社会，女孩子卖服装，当收银员等等，男生基本上无所事事。 第三，引发犯罪率上升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温暖带来心理健康问题，一些孩子因为户籍歧视被迫失学过早走上社会，户籍歧视带来的严重不公平感引发对社会不满，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2010年工作报告，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所占比例由2006年的12%上升到2009年的52%。当今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即使非法移民，其子女也有权利接受教育，而中国则同一国内，只是因为户籍不同，子女不能平等接受教育，这比很多国家的“非法移民”还不如。一系列的户籍歧视导致城市新移民不能自然融入所在城市，这种歧视在移民第二代身上更加明显，长此以往必然积累社会矛盾，以至于出现社会动荡。 以户籍地为标准的教育体制阻隔孩子随父母成长的天然权利，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人口问题——城市人口容量并没有一个可计划的标准何况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也不是教育资源问题——在全国中小学生普遍减少的背景下大城市完全有能力承担所有纳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人道问题，孩子随父母生活天经地义。 子女随父母在工作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履行义务和享有权利是对应的，一个城市既然接受了新移民工作、生活和纳税，就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而不应以户籍为借口，而在公共服务及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对新移民进行歧视。北京将近2000万纳税人，却只想负担1200多万户籍人口的教育，这不公平。给随迁子女在父母工作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的机会，是居住地城市的义务。 如果说，由于历史形成的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新移民本应享有的诸多市民权利，比如就业机会平等、住房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确实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孩子平等的教育机会将影响他们一生，刻不容缓。为了促进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为了所有纳税人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为了数千万家庭团聚的幸福和下一代健康成长，取消高考户籍限制，随迁子女在父母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是时候了。 二、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 打破户籍限制，中国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自愿选择工作和生活地，履行了市民义务，就应当享有市民权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子女有权利随父母在居住地上学和参加高考，一个城市内部所有居民的孩子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 当然，考虑到历史形成的教育水平和高考录取率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按经常居住地入学和参加高考一步到位可能短时间内会带来高考移民、人口输入地短期内教育资源不足等现实问题，我们主张，在一定时期内设置一定限制条件，逐步放开城市新移民子女在经常居住地上学和参加高考。 但是，限制条件不能过于苛刻，不能把多数城市新移民排除在外，设置限制条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居住地原则，即在经常居住地接受教育、参加高考和录取的权利，不是“异地高考”，不是回到户籍地录取。有人提出“就地高考异地录取”的方案，虽然在技术上更具有策略性，但是从长远看，新移民融入所在城市是历史大趋势，居住地高考和录取时机已到，不需要绕弯子了。第二，满足多数非户籍居民需要的原则，设置条件不宜对现有城市非户籍居民过于苛刻，不是要把多数人排除在市民权利之外，而是要考虑到绝大多数城市非户籍居民能够满足的标准。第三，平等原则，设置条件的标准不应当是地位和财富，而应当是工作和生活的年限，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这个城市必要的。第四，科学性原则，设置条件主要目的是放开现有非户籍居民的子女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同时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地区教育水平和大学录取比例差异带来的“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 具体建议方案如下： （一）父母至少一方在经常居住地工作一年以上，子女可以选择在父母居住地就近上学，平等接受教育。 简要说明：一年的限制条件与现有民法“经常居住地”标准相符，背景含义是，一个公民迁徙到一个新的城市，愿意留下来，工作一年以上视为该地市民，享有市民权利，当然包括子女受教育权利。一年期限以自愿登记为准，这意味着要改革现有暂住证制度为居住证制度，根据登记年限确定市民权利，鼓励新移民自愿登记。 （二）以学籍和学校证明为准，在经常居住地上学一年（教育落后地区可以三年，北京、上海等特殊地区可以五年）以上，可以选择在经常居住地参加中考和高考。 简要说明：一年和三年的学籍限制是考虑到现有教育水平的地区不平衡，防止高考移民，通常情况下，一个学生在新的地方学习一年以上，成绩基本也就融入了当地教育水平，但是考虑到教育特别落后地区水平差异很大，可以考虑三年学籍的限制。五年的条件限制是考虑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市民历史形成的某些特权对潜在移民具有的特殊吸引力，为避免高考移民和由此带来的人口快速膨胀，需要更长的限制条件。当然，限制条件应当随着教育水平的平衡而逐渐缩短。 三、建议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以上建议方案面临三个方面的担忧：第一，人口问题。有人担心，在教育水平和高考录取比例严重不平等的条件下开放户籍限制，会出现大量高考移民，导致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超过承受能力。第二，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之后，人口输入地新移民的孩子大都跟随父母在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一定时期内会对人口输入地的教育资源形成压力。第三，在人口输入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背景下，如果新移民只要在优质学校附近租房即可获得就近入学资格而户籍居民必须买房才能获得同样资格，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以下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关于人口过快膨胀问题 有人担忧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会导致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导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进而带来城市水资源、生活环境乃至社会稳定问题，可以说这种担忧是目前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最大障碍。那么，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是否必然带来人口快速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问题到底会有多严重？这需要理性分析。 首先，关于教育移民问题。由于历史形成的优质教育资源过分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造成不同省市之间升大学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直接引发了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现象，即使现有户籍制度下，“高考移民”也屡禁不绝。前面提出的建议方案里学籍限制在制度层面基本上能够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即通常在人口流入地学习一年以上就会融入当地教育水平，一年以上的学籍限制即可让高考移民失去竞争优势。但是，如果持续保持现有高考录取率的地区差异，确实会产生教育移民，即提前一些年避开学籍限制移民高考录取率高的大城市。解决教育移民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高招体制，实现高考录取各地区大致平等。 基于此，我们建议：（1）调整招生指标，确保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在各省按考生人数录取比例大致平等；（2）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比例，直至取消指标分配，高校把全国统一考试成绩作为主要参考条件，以联考、面试或者其他方式录取考生，教育部职责逐渐由主导高考录取变成监督高考录取，确保高考公平；（3）各省不再自主命题，教育部设置全国统一试卷考试，作为学生的高中毕业成绩，也作为高校招生的条件。 当然，根本实现高考录取平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高考录取平等并不必然是作为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先决条件，相反，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有助于推动高考录取平等。以北京为例，即使现有的高考录取人数不变，一旦按本文的建议方案开放户籍限制，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北京参加高考的人数五年内将增加近40%（以现有中小学非户籍学生比例推算结果），大学录取比例将很快下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市高考录取率都在提升），失去了高考录取优势，不会有很多人专门为孩子的教育移民北京。加上工作条件的限制，基本上不用担心高考开放户籍限制会带来持续的教育移民。简言之，如果说会出现教育移民的话，那是因为北京在高考录取率方面的教育特权，一旦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现有北京非户籍学生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此特权将很快消失，教育移民的吸引力也将消失。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现有非户籍居民的子女大部分将在父母居住地接受教育，北京将增加约90万人口（参见下文的推算），加上解决子女教育问题消除了一部分潜在移民的顾虑，北京人口会增加。但是，如前所述，不会因为开放平等教育就带来大量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带来的城市人口增加是有限的。 另外，过分担忧城市人口规模也是不科学的，北京目前的人口密度远远比不上东京和伦敦，北京的拥堵等问题主要是管理不科学带来的，水资源紧张等问题也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控、开源节流解决的，世界上比北京资源贫乏的城市多的是。一些过分的担忧其实是计划经济思维的翻版，总以为自己能计算出所谓合理的规模，能够控制人口的自然流动，改革开放30年，北京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很多。以过去十年北京的人口增长规模，再过十年北京也达不到东京的人口密度。而且应当指出的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开放，北京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特权会迅速消失，由于特权导致的北京的特殊吸引力也会迅速消失，北京新移民增加的速度也会趋于城市化的自然水平。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去十年间增速正在降低，有专家估计2020年中国人口可能转入负增长，对于人口膨胀问题不用过分担心。 （二）教育资源问题 放开居住地高考之后，一些原本留守户籍地的儿童将随父母到人口输入地就学，给经常居住地教育资源带来压力。首先，人口输入地政府承担新移民子女的教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像北京这样拥有近2000万纳税人却只想承担1200多万户籍人口的教育是不公平的，北京等大城市有义务增加教育资源，以保障所有纳税人子女在经常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 其次，确实有必要分析，如果依上列条件放开居住地高考，北京等大城市未来几年内教育资源面临多大压力以及解决思路。以北京为例，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的非户籍常住居民是704.5万人。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2006年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流动人口的平均户规模为2.28人。3两者相除，可粗略得出北京市共有流动人口家庭309万户。又知其中“单人未婚”的家庭户占15.6%4，排除这部分，并忽略离异、丧偶等不足1%的情况，得知已婚的家庭为260.8万户。同样根据“2006年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这些家庭中，23.3%没有未成年子女，54.7%有1个未成年子女，20.7%有两个，1.4%有三个5，则目前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家庭共有未成年子女（包括在京的和不在京的）：260.8万*(54.7%*1+20.7%*2+1.4%*3)=261.6万。又知，未成年子女中，在北京的占到55.5%（2011年我们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几年比例在提高），而在其他地方（绝大多数留守户籍地）的则是44.5%6，那么261.6万*44.5%=116万，这是父母在京的留守儿童的大致数字。如果按照正常的年龄分布，应该有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是学龄前儿童，但根据我们初步了解，已经在人口输入地跟随父母的学龄前儿童偏多（具体数字有待进一步统计），那么，假定适合上学年龄的留守儿童占整个留守儿童数量的四分之三，116万*75%=87万，估计数字是90万左右。 如果这些适龄留守儿童全部到北京来上学，北京在现有120万中小学生的基础上将增加90万，考虑到居住五年的条件限制，可以预期，这90万中小学生的大部分将在未来五年期间逐步来北京上学，即北京的教育资源需要增加75%，相应的教育经费需增加75%，即平均每年增加大约12%。 增加教育经费75%对于北京而言短期内会有一定压力，但并不是不可承受。首先，北京市教育资源目前供大于求。1999年到2008年，北京小学学校数量从2352所减少到1202所，各类中学总数从754所减少到674所，小学生的学生数量从836655人减少到659500人，初高中生的数量从546530人减少到544280人，高考报名人数也是连续3年下降，2011年已经低至7.6万人。受人口出生率和开始普及高中教育的影响，北京市在校生数曾经在1990年代达到将近200万人7。也就是说，全部吸纳北京非户籍居民的孩子来北京就学，北京的中小学生数量也只是恢复到1990年代的水平略多5%左右。 其次，从教育经费角度看，北京的教育经费有很大增长空间，2007年纽约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31% 8，而北京2009年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18.58%9，如果达到纽约市的教育投入水平，需要增加投入约67%。总之，如果北京全部接纳非京籍居民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北京中小学生数量将略高于历史最高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占财政比例需要提高75%，略高于纽约市教育投入占财政的比例。 另外，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之后，即使短期内北京市教育资源不能满足新移民的需求，只要放开社会办学，市场的力量很快能够弥补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不足。以上结果基于一些调研和分析，如果以五年为条件限制放开居住地上学和高考，北京市教委需要认真调研分析，北京市现有多少非京籍居民家庭会把孩子带到北京上学，北京市每年将增加多少中小学生，北京市每年需增加多少教育投入。 （三）关于教育均衡问题 关于第三个问题，必须加大力度推进教育均衡才能根本解决。只要一个城市内部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均衡，必然存在激烈的择校风，给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增加沉重的财务和心理负担。这个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只要下定决心，是可以解决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把中小学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所有公立学校都尽可能实现平等，包括教学设施的平等和师资力量的平等，教师应当在各学校间定期轮换，私立学校政府不拨款。严格遵照居住地就进入学，跨区域的需要获得批准并且缴纳较高的费用。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具体表现为一些地区普遍存在的择校现象。城乡的免费义务教育虽然早已实现了，但以违规收取择校费为背景的择校现象却多年来高烧不退。在人口输入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背景下，如果新移民只要在优质学校附近租房即可获得就近入学资格而户籍居民必须买房才能获得同样资格，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因此，为扫除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障碍，从长远计，必须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及由此引发的择校热现象。 近年来，部分城市采取教师轮岗、名校连锁、电脑派位等措施，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风。但是，要想真正遏制择校风，必须采取如下方面的实质措施切实解决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 第一，统一办学条件。政府对于教育的财政投入应得到有力保障，特别是对于目前一些师资、硬件及生源较差的学校，应保证其教育基本投入，以达到同一城市内各学校办学条件的大致均衡。公立学校一律平等，消除公立学校里的重点和非重点之分。 第二，师资的均衡化。教师队伍的不均衡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瓶颈。教师资源做不到均衡化，教育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均衡化。如果师资不能得到很好的配置，教育均衡化就是一句空话，所以这是教育能够做到均衡化的重点。那些有好的教学理念的校长、教师不能总集中在某些名校。而应通过采取“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加强学校之间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 第三，生源的均衡化。目前已有的探索包括，在升学过程中通过电脑派位等方式弱化竞争性应试的分量，将重点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初中校的到校政策，等等。短期内来看，如果较为平等地分配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愿意留在条件较差的初中校学习的学生实际上将有更高的机会考入重点高中，对于遏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倾向，改善薄弱初中校生源质量会有帮助。 第四，完善教育监督机制。为保证教育师资平等，教育行政部门要形成关于教师流动、教师招聘任用等重大问题的公正听证协商制度，扩大社会对教育平等进展状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借鉴英国对中小学的督导评估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社会化的做法，教育主管部门应逐步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义务教育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对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间的差距进行监测和分析，并以适当方式予以公布，动员全社会力量来促进师资平等。 教育均衡确实有很大阻力，因为历史已经形成了某些著名的重点中学。目前北京市政府采取的教育均衡政策主要是“填谷”而不“削峰”，即提高落后学校教育水平，不削弱优势教育资源集中的学校，这样虽然也会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消除校际之间巨大差异，不能根本遏制择校风。因此，推动教育均衡，需要教育部门更大的决心，在行政主导的国家背景下，相信教育行政部门只要有决心，完全可以推行教育均衡，社会也会广泛支持，障碍完全可以克服。 四、结束语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在当下社会背景下，确实会面临人口、教育资源、教育不均衡等问题，但是，如上所分析，这些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是能够解决的。当然，我们理解有关部门的谨慎，但我们仍然要说，子女随父母生活和接受教育，是纳税人的天然权利，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是时候了。   （许志永，法学家、宪政学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21 ccom . net / articles / zgyj / ggcx / article _2011083144451_2. html ）    

“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表明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应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而不应该因户籍地等不相关因素而受到歧视。然而，部属重点院校的分省招生指标制度对本地考生给予特殊照顾，严重歧视了外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教育机会平等原则。”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中国现行招生考试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探讨了世界其它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与考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无论是国外经验还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都显示，大学招生及其连带的考试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要改革中国的招生考试制度，中央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由于高校在财政、土地等资源上严重依赖地方政府，在招生指标分配过程中面临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双重压力，因而不可能主动对全国各地考生一视同仁。要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机会，中央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在全国形成并实施公平和统一的录取标准。 一、引言      教育是决定中华民族兴衰的千年大计，是关系中国长期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宪法要求政府切实履行的基本义务，而受教育机会也是宪法保障公民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近年来，中国教育在不少方面取得突破，基本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目标，并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跨越。然而，正如温家宝总理今年9月在北京市第35中学听课后指出，中国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1 以高等教育为例，中国大学普遍实行的招生指标制度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在许多领域开始推行市场经济，但是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近年来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加剧。分省招生指标制度造成大学生源的地方化和录取标准的严重不公，限制了广大地区的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使大学不能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使中小学不可能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使个人得不到正常的德性和智力发展，使国家得不到适合政治、经济、社会与法治建设的人才。 大学本科是青年成长的关键阶段，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对国家人才培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大学教育，招生与考试制度决定了高校可以招收和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学生可以接受什么质量的大学教育并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对于基础教育，招生考试更是发挥着“指挥棒”作用，引导全国每年千万考生乃至每一个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向。招考制度改革事关中国每一个青少年的受教育机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理应成为国家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中之重。 本文考察了中国现行招生考试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探讨了世界其它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与考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比较研究表明，大学招生及其连带的考试制度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在大学对当地存在严重财政和资源依附的情况下，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中央的主导作用。只有中央发挥有效作用，才能打破大学和地方的利益纠葛，有效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机会，并在全国形成并实施公平和统一的录取标准。 二、中国大学招生存在的普遍问题 要在全国范围内振兴教育，必须实现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在地区之间的公平分配。然而，目前全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分布仍然极为不均衡，城乡差距尤其显著。在高等教育领域，广大农村没有一所大学，几乎所有全国知名学府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严重的是，部属重点院校对本地考生保留了远超过考生人数比例的招生指标，形成了严重的大学招生地方化，产生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 1． 违背宪法原则，剥夺平等机会 高等教育机会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理应按照机会平等原则公平分配给所有公民。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表明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应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而不应该因户籍地等不相关因素而受到歧视。然而，部属重点院校的分省招生指标制度对本地考生给予特殊照顾，严重歧视了外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教育机会平等原则。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不是北京的北大，而是全中国的北大，但是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机会却要比山东、河南等省的考生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上海、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招生地方化甚至远比北京高校严重，诸如复旦、浙大、武大、南大等国家重点支持的“985高校”在本地录取考生达到招生总量的百分之三四十，有的甚至高达50%。 虽然目前已有16个省市实行“自主命题”，不同省份的高考成绩失去可比性，高考丧失了统一衡量标准的功能，招生指标体制的地域歧视也变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地域歧视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只要看看各大高校的招生指标分配，就会发现在所在省市自主命题前后没有实质差别，因而同一所高校对全国各地考生设置的录取门槛实际上和以前一样不平等。“自主命题”不仅不可能改变大学招生地方化的事实，而且恶化了招生地域歧视的性质；如果说统一高考时代仅限于录取分数的不平等，那么现在则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衡量标准。 事实上，目前的大学招生体制不仅保护本地考生、歧视外地考生，而且对于外地考生群体也显示出严重的差别对待。2009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10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4.8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1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0.7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2 同年复旦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浙江投放的指标为5.2人，在北京投放的指标为4.2人，而对河南与内蒙古投放的指标都仅略超过0.4，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同样相差巨大。如此显著的差别待遇不仅侵犯了不同省市考生的平等录取机会，而且使招生指标的地域分配带上人为复杂性和巨大任意性，为大学招生腐败和幕后交易提供了温床，对招生过程的法治化与公开化则设置了重重障碍。 2 ． 加剧 “ 高考移民”，恶 化资源分配 除了歧视广大考生的平等权利，大学招生地方化的一个直接但经常被忽视的后果是加剧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失衡。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重点扶持城市工业发展，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资源分布格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全方位发达的中心，内地尤其是广大农村则成为全方位资源匮乏、贫困落后的地方。虽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资源配置失衡格局仍然在起作用，而作为计划经济残余的大学招生地方化和现有的失衡格局相结合，形成了恶性循环、积重难返的困境。历年来，京、沪等各大城市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教育资源优势，而这些省市所在的全国知名学府为本地考生降低录取标准，极大增加了这些省市对人才和资源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剧了国家资源分配失衡的趋势。 大学招生地方化造成的一个独特现象是“高考移民”。大学对各省分配的不同招生指标造成不同的录取标准，从而自然产生了考生家庭从高标准地区向低标准地区“移民”的理性驱动。目前人们普遍关注每年招生过程中发生的“高考移民”现象，尤其是海南、陕西等录取标准得到优惠的边远省份。其实最大的“移民”对象显然还是北京、上海这些教育资源集中而本地照顾严重的省市，只不过这些省市对“移民”控制很严、要求很高，只有高学位、高职位或高投资的“人才”才可能获得在当地落户的指标，从而使他们的子女享受当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优势。但是这种貌似合法的控制措施只是提高了高考乃至中小学“移民”的门槛而已，而不可能消除“移民”现象的根源。各行各业的大量精英为了给子女争取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安心留在当地发展，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到京、沪等大城市工作，使这些地方的人才、物资、财富更加集中，使其它地区的各方面资源更加匮乏。 3 ． 阻碍人才流动，扩大城乡差别 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直接阻碍了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大学招生地方化本身即意味着当地考生占了大学相当部分的名额，他们毕业后大部分又留在当地工作，不仅不利于人才流动，而且极大了增加当地的就业压力。如今京、沪等地的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都选择在大学所在地就业，一方面造成这些大城市的毕业生就业压力极大，另一方面造成广大急需人才的地区却人才极度匮乏。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之所以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同一个国家，无非是因为计划体制长期造成的地区差异，而保护地方考生的招生指标制度无疑是维持地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奇怪的是，不少大学竟以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的现象作为招生地方化的理由，而不知道这种意识恰恰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体现。从国家层次上考虑，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均衡发展取决于是否能从制度上保证人才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而大学招生地方化显然是人才流动的障碍。 人才流动不自由的受害者首先是农村。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广大农村已经成为没有人愿意留驻的全方位落后的地方。虽然中央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力度，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人才和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大学招生地方化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城乡差别，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连年滑坡。这种现象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诸如山东、河南等农业比重大的省份考生基数也相当大，因而往往成为京、沪等地大学招生的歧视对象，农业为主的省份得到的招生指标远低于其考生数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再加上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不发达，农村考生在高考面前本来就处于劣势。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招生指标制度，任由大学招生地方化发展下去，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和地区差别。 4 ． 增加高考压力，阻碍素质教育 在大学招生过程受歧视的农业地区往往考生人数多，而地方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因而即便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措施，仍然不足以满足当地的入学需求，造成高等教育资源的供需严重失衡，当地考生的高考压力巨大。在山东、河南等考生大省，高中学生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拼命复习，放弃了文体课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影响了正常的身心和智力发展，应试教育现象极为严重。面临如此巨大的竞争压力，任何素质教育措施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即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推行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也正是这些大城市所在高校实行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借口之一，但是实际上依然是应试教育盛行，孩子们和家长们在各种辅导班、补习班、奥数班之间疲于奔命。分省命题和招生地方化不仅没有兑现素质教育的承诺，反而加剧了针对考生大省（往往也是农业大省）的歧视，至少使这些省份的应试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 更不用说，大学招生地方化直接造成教育资源的错误配置，使最好的学生得不到最好的教育，使师资和研究实力最强的大学失去了培养顶尖学生的机会，进而降低大学教育质量并浪费国家教育资源。 5 ． 引发公众不满，影响社会和谐 目前，高考招生歧视引发的地区利益冲突已经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缘由。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侵犯了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考生利益，理所当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腾讯网联合举办了针对高校招生制度的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3/4的网友认为现有的高校招生政策对全国各地的考生不公平，同样比例的网友认为部属高校按省份投放招生名额的做法不公平。对于某些高校以“学校的历史传统”、“往年招生历来如此”等作为向不同省份分配录取名额的理由，3/4的网友表示不能接受，其中高达46%的网友强烈表示“完全不能接受”。3 由此可见，高校招生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众矢之的，不仅引起了许多网民的不满，而且也容易激化不同地区的矛盾。 为了保障各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遏制普遍盛行的大学招生歧视、促进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和自由流动、构建和谐社会秩序，中国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在提出针对中国现状的改革方案之前，有必要适当参照和借鉴其它主要国家的相关经验。高等教育和招生考试存在一定的普适规律，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应该符合各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律。如果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制度偏离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招生考试模式，那么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更值得怀疑了，而世界各国的主流模式也为中国招考制度的改革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世界主要国家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借鉴和比较世界主要国家，我们调查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国、法国、印度、日本等国的招生考试制度，不同国家具有大同小异的高等教育体系。简言之，可以根据大学的性质将世界各国的大学分为三类：国立大学、地方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国立大学类似于中国的“部属高校”，由中央政府设立并主要依靠中央财政维持；地方公立大学则是由州、省或其它层次的地方政府设立，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维持；4 私立大学相当于国内的“民办院校”，由私人创办并主要依靠学费、私人捐赠等民间资源维持。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制度，不难发现以下普遍规律：一是根据宪法或法律规定，国立大学有义务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考生一视同仁，对本地和外地考生在原则上采取平等的录取标准；二是地方公立大学可以照顾当地考生，对本地和外地考生实行不同的录取标准，但是如以下德国宪法判例显示，即便地方公立大学对当地考生的照顾在有些国家也存在宪法上的限度；三是私立大学一般遵循因材施教、择优录取的原则，没有义务也没有动力对本地考生给予任何特殊照顾。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的：除了某些国家的地方院校之外，所有这些国家的大学招生政策都没有地方保护主义，更没有设置地区指标制度。 1 ． 国立大学——机会平等不容许地域歧视 在我们所考察的国家中，凡是国立大学都在宪法或法律上有义务对所有地区的考生一视同仁，不得在招生标准上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国立大学”；尤其是联邦国家强调地方自治，因而公立大学往往是由州或地方政府设置的，譬如美国没有一所大学可以被定性为“国立大学”，但是某些更偏向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仍有“国立大学”。譬如实行联邦制的印度和中国同样都是人口大国，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也大致相当，但是印度的公立大学招生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地域歧视问题。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最近几十年，印度的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可以自主制定招生政策，但是为了确保学生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的代表性，印度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没有地域或其它方面的限制。 单一制国家一般规模较小，中央集权特征也更为明显，公立大学往往都是国立大学，而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必须遵循宪法平等原则，不得在招生过程中实行地域歧视。例如实行单一制的英国历来强调地方自治，因而“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ies)实际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性，但是并不能在招生过程对本地考生给予任何特殊照顾。譬如布里斯托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的招生活动确实主要针对本地学生，如与本地中学建立合作关系、进行招生宣传并鼓励本地学生报考，但是这几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均表示这些活动只是一种便利的招生策略，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和主要的潜在申请人建立联系，而并不意味着本地申请人在录取机会上获得任何优势。因此，英国大学的主要招生标准是学术兴趣和能力，而非家庭所在地等不相关因素。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普遍原则是国立大学招生不得实施地方歧视，更不能人为设置大学在各个地区的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制度不仅意味着大学招生对本地考生的偏袒、对外地考生的歧视，而且也导致对不同省份之间的任意区别对待。无论是招生地方保护主义还是各省指标分配的任意性，都不符合宪法要求国立大学履行的机会平等义务。 有人认为，上述普适经验未必适用中国的“国立”（部属）大学，因为中国的部属高校名义直属中央，实际上接受一定的地方财政支持，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尤其是近年来发展的“省部共建”模式要求地方对于中央财政投入给予配套资金支持，譬如“985工程”保证全国39所重点高校每年一定的经费，由中央和所在省市各承担一半。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土地划拨等方式给予大学各种支持，而大学理应通过划拨更多的招生指标对地方支持予以一定回报。然而，地方支持虽然构成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动力和原因，却并不足以为其提供足够的正当性。在土地国有的宪法体制下，大学所在的城市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地方政府只有管理权而非所有权，即便地方居民也在原则上和全国人民一样共同享有大学所在的土地，因而土地划拨并非地方有权赠送大学的“礼物”，而是拿着属于全国的财产“借花献佛”，因而也谈不上大学的“回报”。事实上，即便大学和所在地方确实存在利益互惠关系，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本身也通过为城市培养和输送大批高层次人才、为城市治理出谋划策、改善城市人文环境乃至作为旅游景观做出诸多贡献；换言之，地方对大学的投资并非只是付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投入。况且即便大学有必要对地方财政支持有所回报，最合理的报答方式也显然不是损害教育资源配置的招生地方化，而是不损害宪法平等或影响因材施教的减免本地学生学费等方式。因此，地方财政支持并不能为部属大学招生地方化提供适当理由。 2. 地方公立大学——招生地方化或有宪法限度 地方公立大学由州（省）或地方政府设立，主要靠地方税收维持，因而被认为理所当然可以对当地居民有所照顾。譬如美国没有“国立”(national)大学，公立大学全部是地方性的“州立大学”或社区学院。虽然某些州立大学也是全美乃至世界知名学府（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等），但是由于它们是由州政府设置并主要依靠州财政维持，州的纳税人对于其运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无论是录取还是学费都可以对州内和州外居民采取双重标准。有的州立大学甚至将90%以上的名额保留给本州，而美国法院似乎并不认为这种招生“地方化”违背平等原则，因为州立大学本身就是“地方化”高校。 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法院之所以认可州立大学的地方化招生政策，是因为联邦对州立大学的投入和州相比很小。在澳大利亚，虽然公立大学也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大学，但是由于联邦投资比重相当大，联邦政府控制着地方政府的财政命脉，因而公立大学顾忌联邦制裁而不敢在招生标准上倾斜本地。事实上，联邦资助决定了澳大利亚公立大学并不是标准的地方公立大学，而是“准国立大学”；既然公立大学的主要经费来自全国纳税人的贡献，招生过程理应平等对待不同地区。 即便真正意义的地方公立大学也未必可以随便照顾当地考生。在印度，只有完全以邦自己的财政建立和管理的医学类或技术类教育机构才会在招生过程中考虑学生的地域因素，并在录取标准上偏向本地学生，但是即便如此，地域也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联邦德国则更是通过宪法审查制度控制州立大学对本地居民的优惠。和美国不同，德国宪政法院对地方公立大学的招生平等实行更严格的控制。例如巴伐利亚州的《大学入学许可法》第3条曾规定，如果入学申请者居住在巴伐利亚州并获得该州或邻州的大学前教育结业证明，那么应在大学录取过程中获得优待；如果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申请就读离其住所最近的巴州境内大学，就可以获得加分。在慕尼黑大学医科专业的申请人挑战这一条款的合宪性之后，联邦宪政法院判决其违反了《基本法》的一般平等原则、社会国体原则和第12条保障的择业自由。法院认为，国家机关受宪法原则限制，不得在界定受益范围过程中将部分国民排除在外，进而限制择业自由并造成国家对职业的操控；单方面优待本州居民，必将对其它州的居民造成不公待遇。只有保证入学机会不受任何州的出生地限制，才能实现自由选择学校和职业的权利。5 我们认为，德国和印度的相关经验更值得借鉴，因为德国和印度体制和中国更为接近。同为联邦国家，德国、印度和美国对地方公立大学的招生地方化之所以采取不同措施，是因为德国和印度的中央化程度更高，因而即便地方公立大学也有义务遵循联邦宪法原则。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国只有一部宪法，宪法平等原则和受教育权同样适用于各级政府和各类公立大学；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部属还是地方院校，都同样有义务遵循宪法平等原则。因此，即便地方院校的本地照顾也应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地方院校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绝大多数师资强、待遇高、设施好的地方院校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等财政实力雄厚的发达省市，而这种格局并非天然形成的，而是整个国家长期推行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结果。既然这些省市曾经是中央集权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今天也理应履行一定程度的全国义务，让来自其它地方的考生也能平等分享全国共同创造的地方优势教育资源；否则，如果任由地方院校照顾本地居民、排斥外来考生，只能加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3 ． 私立大学——推动招生平等的楷模 如果说美国的州立大学是招生地方化的典型，那么私立大学则成为招生平等的楷模。和州立大学等地方公立大学相比，美国私立大学招生呈现出高得多的国家化甚至国际化程度。由于私立大学在财政上并不依附于各州，州法显然也没有正当理由要求私立大学录取标准向本州倾斜，私立大学也没有理由为了照顾所在州而牺牲自己的生源质量，因而几乎没有例外都以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作为录取的首要考虑因素。例如常年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在招生政策中没有提到任何地区照顾，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地区招生指标。事实上，哈佛招生政策明确表示不对任何特定的学校、社区、州或国家设置配额。在高级中学的学业成就很重要，但录取委员会也考虑很多其它的标准，如社会参与（community involvement）、在课外活动中的领导才能和荣誉以及工作经历。 和美国相比，英国的私立办学的传统更加悠久，自牛津、剑桥开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英国私立大学也同样是招生平等的典范，牛津、剑桥、伦敦等世界一流大学不实行任何地域指标分配制度。政府对高校招生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名额分配要求，因为具体的招生决策完全取决于各个高校本身，政府的职责在于监管而非直接插手大学招生政策。譬如作为面向全球的私立大学，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非常明确，即考生的学术能力与潜质，包括考生的学习能力、学术兴趣以及以往经历与所申请专业的契合程度。 英美私立大学的发展经验表明，民间完全有能力创办和管理世界最好的大学，而私立大学也完全有动力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因材施教、择优录取，打破地域等人为设置的障碍，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中国行政主管部门放开对私立大学的管制，允许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平等竞争，那么私立大学完全可以成为打破招生指标体制的主导力量。 4 ． 考试制度——多元而统一的评价机制 一旦确立了大学招生的平等原则，考试制度也就相对明确了。综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考试制度，共性是极其明显的：在绝大多数国家，考试可以是多元的，但是任何一种考试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是因为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招生提供评价标准，而不同类型的大学当然适合不同类型的考试，但是对于任何一种考试而言，考试又是全国统一的，否则就无法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招生标准，形形色色的招生歧视也就屡见不鲜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考试可以多种或多次，但是任何考试都必须具备全国统一的标准。 英国的考试制度相当复杂，但是要进入研究型的高等院校，考生一般都要通过全国统一的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A-level）考试。有些大学（如公立的朴茨茅斯大学）只要求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有些大学则还要求第二轮考试。譬如在通过全国统考和纸面材料审核之后，牛津大学还对筛选出来的申请者进行面试，以测评申请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接受新思想和信息的能力、智力的灵活性和分析推理能力。牛津的面试包括笔试和口试，竞争十分激烈，每年录取率都在10%以下。6 邻国日本和中国同属东方文化，两国注重教育的国民心态和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而日本招生考试经验对于中国具有显然的借鉴意义。然而，日本的考试招生制度却和中国大相径庭，日本国立大学并没有地区性招生指标。和英国类似，申请日本的高层次大学需要通过两次考试：在全国范围内，由大学入试中心组织统一考试；通过“中心考试”后，大学还可以设置自己的学力考试。例如东京大学就有两次入学考试，但无论是全国统考还是大学自主考试，对日本国内不同地区的考生都是原则上平等的。 当然，也有个别国家并不实行统一考试，譬如澳大利亚就没有全国统考，大学主要根据申请人的中学成绩和省会考成绩决定是否录取。但是经过历年招生实践，澳大利亚对于不同地方的中学成绩和会考成绩还是形成了一套比较准确的折合标准，从而形成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对于中国来说，澳大利亚的经验未必适用，因为实行分省自主命题之后，各省高考成绩之间的折算很难找到一个客观准确的公式，因而难以为大学招生提供一套统一的评价标准。 综上所述，世界主要国家的国立大学受宪法和法律约束，不得偏袒所在地区的考生；私立大学则为了保证生源质量，不愿意降低标准录取本地学生；即便地方公立大学可以照顾，但在某些国家还是受到宪法限制。事实上，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政策都没有规定地区指标，也很难发现与此相关的立法规定、司法判决或一般社会讨论，因而这个问题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问题；许多外国学者听到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制度，都忍不住表示好奇和吃惊。然而，大学招生指标分配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全社会关心并已造成诸多后果的热点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学招生实行的地域指标制度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中的一个异数。这套制度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或需要，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符合教育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需要，也不符合宪法平等要求，因而亟需改进。 四、中国大学招生改革何去何从 无论是国外经验还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都显示，大学招生及其连带的考试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要改革中国的招生考试制度，中央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各地高校招生之所以存在普遍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央主管部门在教育机会平等方面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监管义务，因而高校录取标准的决定过程处于中央监管失序的状态。由于高校在财政、土地等资源上严重依赖地方政府，在招生指标分配过程中面临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双重压力，因而不可能主动对全国各地考生一视同仁。要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机会，中央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在全国形成并实施公平和统一的录取标准。 当然，广而言之，招生考试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招生考试的传统模式，而且也要求国家法律制度乃至组织形态作出相应调整。只有建立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并改革中央与地方对招生考试的权力分配，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大学招生指标制度，有效保障全国各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这些问题超越了本栏目的范围和篇幅，权且作为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注释: 1 “温家宝听课笔记刊发：教育需大胆改革”，《新京报》2009年10月12日。 2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校本部)2009年招生来源计划，见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4/22/content. 3参见“众议高考地域歧视是否存在”，《法制日报》2009年3月20日，投票结果见http://vote.qq.com/survey_project_stat/21368_true.shtml. 4当然，个别国家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例如澳大利亚的某些大学是由省或地方政府设立，却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因而名义上属于地方公立，实质上是“准国立大学”。 5 详见本栏目朱应平教授的文章。 6 参见王立科：《英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研究》，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论文，2007年。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原文链接： http :// www . aisixiang .

“罗尔斯有一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是否聪明，未必是先天的，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家庭贫困，不是我不行，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一个氛围的熏陶、教养，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个人不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孽债，所以作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这部分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 各位广州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第几次来广州来做演讲，但是以前大部分都是在中山大学，面对是我的同行或者是我的学生，讲的都是一些带有公共性的学术专业题目。我很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们，给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到非常著名的公众论坛来和各位朋友直接的见面，来谈一谈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高考的问题。 三十年前，九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正在从重庆到上海的船上，当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船上的广播突然报考了一个消息，说从1977年开始将恢复高考。那时我是一个知青，正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农场，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很多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如果在农村的话，你不知道你未来的前途是怎样的，虽然你有很多知识、有很多理想，但是你不知道命运以后会怎样安排你，你是在被命运安排着。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象是我坐的船一样，轻舟已过万重山，接下来就是一片开阔的水面。 果然，在几个月以后，我通过高考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样一个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不是我个人的，是当年，参加高考，文革之后第一届高考几万考生共同的经历，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各个媒体都在做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报道，讲出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实际上命运是相同的，那一年拜邓小平之福，整个我们个人改变了命运、国家改变了命运。 今天我就想从高考恢复三十年起讲，高考发展到今天所遇到的一些新问题，我们怎么来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在纠缠着我们，让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总得来说，我个人的看法，高考恢复三十年，可以分为前15年和后15年。 前15年，大致上高考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它正面的作用更大。为什么说是解放的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在高考恢复之前文革，高考不是知识取人，是所谓又红又专的标准，当然红更重要，就是你的立场是否坚定、你的出身是否好，是这样一个革命的标准。但是邓小平他要拨乱反正，他敏锐的意识到中国当时要搞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在哪里？不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乌托邦的理想，而是需要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知识，特别是现代化的知识。所以他果断的当时拍板，在恢复高考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社会由乱到治，当时叫拨乱反正。这个改变，我们知道高考这个制度不仅仅是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安排，它取的不仅仅是大学人才，更重要的是社会精英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拔。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我认为在人才精英选拔方面有两个事件可以说改变了历史。一个事件是1905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第二个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为什么说这两个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呢？第一个事件科举1905年废除之后，整个社会精英开始不再往官府流动，开始流到社会上，精英社会化，社会化之后，过去精英只有一条路，通过科举做官，05年之后各个精英流动到社会上，他们可以经商、可以从军，比如说做记者等等，精英开始多元化。 差不多两年之前，科举废除一百周年时，当时我说过一句话，“没有05何来11”。就是说假如没有科举废除的话，很有可能没有辛亥革命这一回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摧枯拉朽一下子清朝就垮了，这当中新军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军队不再站在朝廷这边。为什么新军倒戈？因为新军当中年轻的军官们，这一批人科举没有废除之前，他们可能继续还是往做官的路上发展，科举废除之后，相当的一批精英，有新思想的精英开始去从军。不要说别人，当初连周作人年轻的时候都到南京的水司学堂读过书，所以他说自己年轻时还做过海军。这批精英当时已经跟朝廷分离，带着满脑子的新思想，他们成为军队中的中坚。这批人和朝廷产生疏离感，之后精英跟朝廷分离了。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百姓态度的取向不重要，因为一个非民主社会里，精英的取向、立场是最重要的，一旦朝廷和精英发生了分离，那这个政治的统治、政治的危机迟早会发生。这是一个大事件，1905年科举废除，产生一个革命，之后使得中国长期的动乱。 1977年恢复高考就是倒过来的，中国当年由于毛泽东搞文革，不断的革命、革命、再革命、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处于长期内乱以后，邓小平通过恢复高考，使得天下精英重新归入这样一个体制，本来天下乱世英雄都在民间，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使精英回到一个体制里，这次变革使中国从乱到治，使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这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今天来看，我一会儿会说到中国之所以从78年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非常重要的就是和高考制度是有关系的。 在当时，不仅仅是稳定的作用，更重要是解放，为什么是解放呢？因为邓小平要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他要有一个动力，当时叫生产力，什么是最大的生产力？知识是最大的生产力。所以高考制度以知识取人，不再以出身取人，不再以革命的立场取人，这是获得最大的后备，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力。所以高考恢复前半期，是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 高考慢慢慢慢，特别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比较高的层次，我们会发现高考它的很多弊端慢慢暴露出来，这个暴露和什么原因有关呢？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初级阶段，主要现代化的发展，如果说知识是最大生产力的话，这个知识主要是靠量的堆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今天整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今天的发展，特别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发展，它需要的是创新，不再是量的堆积，而是需要知识的创新，也就是说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我们的高考制度和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错位。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错位呢？我们会发现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是应试教育。今天来的各位听众，我相信有很多是来自教育部门的，或者是教育管理部门的，我们会发现今天中国已经是文凭社会，要成为一个社会精英首先要有一个文凭，而且这几年教育爆炸式的发展，大学文凭已经不稀奇了，必须要是名校的文凭，这个竞争非常的厉害，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今天高考成为中国每个家庭、整个社会最大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你的孩子的未来，能不能跨入社会精英的行列，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这个竞争实际上不仅仅是从中学、中学，或者幼儿园开始的，甚至可以说是从胎教就开始了。中国的小孩比大人还辛苦，本来他们童年该享受快乐的时候，但是他们很早就被推入到应试教育的搏杀里。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了，当年我们第一届参加高考的时候，和当年的教育水准相比是比较难的，当时第一届的录取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只有4.8%，一百个人考只有4.8个人能够考取，竞争当然很厉害。但是我记得当年的高考题目，好像比今天的题目还要活一些，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就是靠你积累的一些本领去考。现在的高考题，说实在话，越来越死，用我们的话就是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让你个人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一会儿还会再分析。 这样一个应试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样的？用我们做老师的话来说，只不过是检阅一个学生有没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因为这些都是客观题，考的是你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以及能力。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创造力，但是这不是我们高考，乃至中考，或者各种考试所鼓励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大学生进入大学，理科我不清楚，从文科来说，我是教大学历史的，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消磁，把你中学里学到的一些已经被曲解的知识，特别是他们的思维方法，先告诉你这是不对的，然后告诉你新的东西，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差不多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消磁，让他们从应试头脑转变为创造力、有发散性思维的人，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艰难。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会上上下下从教育部到家长到老师，都在批评今天的应试教育，都说要提倡素质教育。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一种考法是不合理的，没有人说它好，包括教育部的领导都说是素质教育，有人给胡锦涛写信说要改变这样的情况，要搞素质教育，胡锦涛同志还批示了，但是这股应试教育的势头刹不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今天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个人人都觉得荒谬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延续下去？人人如果都觉得荒谬，大家都同意改，为什么还能够延续？这是一个曾经也让我非常费解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样各种的报道宣传，这个荒谬的确到了非常难以想象的程度。比如说现在出现了抢状元情况，状元不得了，就像过去的科举一样，每年高考媒体抢新闻，状元永远是新闻，一个县出了多少状元，一个中学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北大，现在状元基本上都被清华、北大两家学校瓜分了。前一阵子南方周末还有一个报道，说北大的一个专门去抢状元的招考老师，怎么和清华较量，怎么到地方上到一个省去抢状元，提前两天考生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拿到全省高考文理科前50名的名单了，然后打电话，还有提出优惠条件，清华也提出各种优惠条件，那个孩子开始还非常高兴，接下来就被无穷的人包围，他也六神无主了，不知道要去北大还是清华，因为他们都给了他们各种各样不同的承诺，还有搞什么状元碑的，等等。状元真的这么重要吗？状元真的就是天才吗？实际上我们如果看科举制度中的状元，有多少状元最后成为大家，大政治家、大学问家的？很少，清末的状元张謇最后也是当了实业家。历史上很多状元，可能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过研究，这么多年来这些状元去那里了，出名了吗？成才了吗？没有人关心，大家关心的是高考时的效应，中国今天成为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就象体育比赛中的冠军。状元和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实际上你们想一想，状元是带有偶然性的，如果换一张卷子，难度是一样的，再考一遍，我相信大概前十名或者前二十名的排列会有一个变化，他未必就像刘翔一样绝对可以拿冠军，我可以说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不是他把握的，也和批卷老师的把握也有关系，凭什么你的作文我多给两分，他的作文我少给两分，这是有偶然性的。 前一阵子我很偶然看到凤凰台鲁豫访谈，请了几个清华、北大的状元来，我觉得这些状元未必比我的学生优秀到那里。举一个例子，出了一个题目让他们设计一个慈善活动，说你们看一看怎么来策划。结果他们的策划是这样的，第一个策划是什么叫慈善，第二个是为什么做慈善，第三个如何搞慈善。这种思考的方式，不就是考试中所谓一个论述题的思考模式吗？没有任何的创新，就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状元的情况，应试教育下的一些宝塔尖上的所谓人才。当然这些人绝顶聪明，我不否认，但是社会鼓励应试教育，今天我们的人才等级按照分数衡量，而且今天中国的大学、名牌大学，也有一个等级性的制度，顶尖的是两个超一流的大学，清华、北大，接下来若干所所谓的名校，接下来重点大学等等一层层的。你们可以看到报考时最优秀的通常是报北大、清华的，然后一层一层，没有例外的，没有按照孩子的兴趣来进行选择。这是形成高校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是谁规定的？可以说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国家的985资助计划，清华、北大18个亿，接下来是复旦、南大、交大等等，12个亿，再接下来6个亿，再接下来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等级。 当然媒体各种各样的宣传，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高考指南，都助长了这样的情况。我自己是大学里的人，今天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个性，大家都想学清华、北大，不是学它个性面，而是共性面，今天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千人一面。考生对大学只是有一个模糊的等级概念，它是顶尖、是名牌的，但是对这所大学的风格、氛围，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自己是不是喜欢，那是不考虑的。过去中国的大学是有自己个性的，有自己风格的，很多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性格来进行选择，但是今天这个空间没有了。你可以考清华、北大，为什么要去报中山大学呢？中学老师可能就会给你压力，你是一所名校，有多少人可以考入清华、北大，这是一个指标，也是今后招生的一个宣传。 今天中国的大学越来越没有了个性，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他们没有这样的等级，没有说美国最优秀的高中生都是考哈佛或者耶鲁的，不是这样的。哈佛、耶鲁这种所谓顶尖的，为考生首选的大学，不是一两所，可以说起码有二十所，甚至更多，因为那些顶尖大学各有各的特色。在中国觉得哈佛不得了，但是很多美国学生，哈佛当然是好的，但是未必是大家公认最好的，最好的大学会有耶鲁，会有哈佛的邻居MIT，麻省理工学院，还有加州理工学院，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甚至还有一大批最优秀的学生根本不在乎这些大学，然后去选择了一些学院，文理学院。比如说美国有几个小的学校，非常非常出名，很多学生都愿意放弃哈佛的录取去这些小学院，比如说费城附近的斯沃斯莫学院等等，还有美国的威斯利女子学院等等，这些私立学校的学费比哈佛都高，为什么美国很多高中生不愿意去哈佛、耶鲁，而愿意去中国看来非常小的学院呢？因为在哈佛、耶鲁，大牌教授是很少上本科的，即使授课也是给几百人开讲座，等于听一个讲座，听不到精致的教育。而小的学院，一二十人的小班，完全是贵族教育，而且教师非常非常优秀，出来以后社会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如果报考研究生的话他照样可以考哈佛和耶鲁。 美国也是有排行榜的，但是把这两种是分开的，大学有大学的排行榜，学院有学院的排行榜，这两个排行榜是分立的，有非常多元的选择。但是在中国今天只有一个选择，唯一的标准。这又加强了我们所说的应试化，当然这几年香港大学等来中国内地招生，把这个局面打破了，用一个人的话来说“把北大、清华扫成二流”，当然这是夸大其词了。我在香港大学工作过一年，我并不认为港大、中大就比中国大陆的学校好，我自己认为是各有千秋吧。 简单来比较，香港的大学管理一流、教师二流、学生三流，清华、北大是学生一流、教师二流、管理三流。这是我自己在两边观察的结果，我也曾经写过文章。这些都是好事情，一个多元的大学，让考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进行选择，这是最好的。港大来了之后，第一年招生，05年就出了一个大新闻，他们内地250个招生指标里，有11个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拒收，因为面试下来这些人不行，只是一个考试机器，按照他们港大的招生方式，不是一对一的，几个人一组讨论问题，那好了，这些状元表达不行、知识狭窄，英语考的很高分，但是听不懂讲不出，对不起，港大说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状元，那些顶尖的人才，按照国外的标准来看未必是最优秀的，他们看重的倒不是宝塔尖的这些人，倒是在名校里水准在中上游的，反而有不少优秀的人。前年也是一个媒体，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了一位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是一个女孩子叫汤玫捷，提前录取意味着什么呢？哈佛提前在正常录取之外，它觉得你是人杰啊，提前几个月把你抢到手，许诺你高额的奖学金，你不用再考虑录取其他的学校了。这一年亚洲只有两个名额，中国一个。这个女孩子按照她在学校考试排分，是在百名开外，绝对进不了清华、北大的，但是复旦说这个成绩也绝对可以进入复旦，但是哈佛看中她的，不是她的成绩，而是她的能力，她做过学生会主席，有非常开阔的阅读视野，有非常好的领袖风格。哈佛就是培养领袖，它是看重你这些能力，不是你的考试，考试是一个参照而已。汤玫捷的英语非常好，因为她在美国著名高中交流过一年，在美国的高中生中她也是优异的。哈佛果然没有看花眼，汤玫捷到了哈佛之后，我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哈佛学生个个都是人精，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将来担当天下的领袖，汤玫捷到哈佛之后，照样是哈佛学生当中的领袖，她在大一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活动，去拉赞助，做了一个关于全球高中学生领袖峰会。这个峰会是在上海浦东开的，全球高中学生领袖峰会，当然她以哈佛的名义拿赞助是比较容易，但是一般也是拉不到，她作为会议的组织者，这个会很成功在上海召开。 国外的标准不是应试的，但是中国今天越来越应试化。我们可以发现，高考从它的下游来说，决定了中考，乃至于小学，现在著名的幼儿园、著名的小学入学都是要进行面试的。从上游来说，现在影响到研究生考试。去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方案，数学历史等三门学科试点，开始全国统一考试，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各国也没有听说过。我以前有一个担心，考研高考化，果然不是狼来了，是真的来了。今年会不会继续推出？不知道。但是这个考试推出以后进入的研究生水准一下子就落了一截，很多学生只会背，就是高考上来的，只会背基础的东西，考试的题目和高考题目没有什么区别，全是客观题，没有主观题，没有主观发挥的空间。现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考试，比如说公务员考试，都是一个模式，这不是一个高考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选拔社会精英的一个核心标准的问题，很荒谬，没有说它好，就它的内容来说。 但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制度还存在，看来还会继续存在，这是什么道理？前不久杨东平，北京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有一个调查，民意调查，来问我对高考制度的看法。出来的数据很有意思，50%多的人对现在高考的内容是不满意的，但是70%多的人认为这套制度还得继续下去，因为它还是公正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高考制度，就它的考试内容来说，大部分人都认为荒谬，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个制度在今天还是公正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看到高考制度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上承担的是一个非教育的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按照知识的标准来选拔精英，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一个社会流动的使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制度，让底层的精英有可能往上流动，特别是底层、内地的农村这些人一个希望，也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 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平等的问题。现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时也是一个孩子受教育的差距。在这样的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断裂的状况，清华的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整个这几块都断裂了，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断裂社会很可怕，因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这批人，老百姓也就算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就是认命了，但是他们认为孩子不能认命，特别孩子是一个读书的料，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培养他改变命运，乃至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唯一的就是需要一个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底层的聪明人、精英，有可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往上流动，改变命运。 中国古代的科举实际上也是这样，隋唐以后到宋科举制度整个完善，中国最早选拔人才、精英的制度，都不完全是平等的，它是从一个上层的眼光来考察社会精英，它背后是有一些出身的因素，你是什么出身，从上层的眼光来看。科举制度最厉害的是不问这些东西，只认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知识能力，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你哪怕是一个放牛娃，家庭穷的一塌糊涂，只要把四书五经读的滚瓜烂熟，把科举成功的案卷能够背熟，就象今天高考辅导资料一样，背熟，就有可能某一天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 中国到了明清以后，社会也是越来越腐败，特别是明，但是整个社会，你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和底层的精英还有可能通过科举往上流动的可能有关，你再有很多不满，但是个人只要有科举，还是有出头之日，如果失败了下次再来，或者是自己不行，他总是会看到一种希望，所以精英总是有某种出头之日，产生一种流动感。今天中国的高考在社会断裂的情况下也起到这个作用，给你希望，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子女有这样往上流动的希望。社会只要还有一种流动的可能性，精英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社会哪怕再腐败、再不合理，它依然可以维持。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很多东西，你们说美国的这套招生很好，香港的很好，但是一拿到中国，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敢信任。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老师？老师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敢信任。过去觉得政治精英搞腐败，还有商业精英，当然本来有钱就是坏，本来认为文化精英还有希望，但是这几年媒体大量暴露大学老师为人师表的那些丑闻，大家觉得老师也不可信任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觉得别人是有信用的，被社会普遍信任，觉得他是可靠的，唯独就只有制度了，而且这种制度越是刚性越好，剔除了个人的因素，越是刚性的越是所谓客观化的、量化的，大家觉得越可靠。 今天的高考，你们可以看到中国各种制度里，平心而论高考是最公正的制度，最少腐败的。现在管理越来越完善了，过去招生在录取的时候，还可以1：1.2去招生，里面还有花样，现在电脑录取，你招100学生，给你105个学生的名单过来，从高分到低分，如果你要录取后面这五个低分的，你要写出理由，越来越公正，这是电脑派位所形成的公正。虽然大家认为这套制度很荒谬，但是整个的运作非常好，剔除了很多人为的因素，老百姓放心，越是底层的人越放心。如果你要搞花样，每个大学只有2%的机动名额，你可以搞特招生或者是关系生，但是只有2%，绝大多数还是公正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面，今天这样的一个高考，一方面在人才选拔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但是它在承担非教育的使命，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而且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特别是老百姓们的拥护。大学这几年讲自主权，自主权的开放引起了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科大的校长是一个脑子非常清楚的人，他也知道中国的高考是很荒谬的，但是他说现在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公正的，他说我们中国科大也试行过不是通过高考的形式，让名牌中学的校长直接推荐，结果试下来发现效果不好，为什么不好？很多中学把一般的人推荐出来，他觉得最好的人要考清华、北大，或者他自身也有能力通过高考考进你科大，倒是把这些有可能考不进也有可能考得进的学生推荐给你，然后确保每年自己有多少名额上名校。所以直接由中学校长的推荐，通常大学都持某种狐疑的态度，通常我们认为推荐生未必比考来的人更好。这就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信用的问题。 在国外没有这样的问题，国外信用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哈佛大学，每年都会有相当一批学生是推荐来的，让各个名校，著名的中学校长们来推荐。这个推荐中学校长是不敢打马虎、玩花样的，一旦哈佛发现你一年、两年学生都是一般化的话，马上取消你被推荐的资格，那你这个学校的名誉就坏了。在一个有信用的社会里，名誉高于一切。但是中国这个社会，恰恰名誉是最不被看重的。一个没有信用、一个不讲名誉的社会是无法自律的，是无法实行我们刚才说的非常合理的制度，哪怕你个人，大学校长、大学老师再有信用，也会被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包围，为各种各样你迫不得已的因素所左右，所以老百姓不放心。 今天的高考用我的话来说，这个高考制度既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既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这就是今天的高考制度。各位朋友，我相信不少来自教育部门的，你们有好的主意吗？能够超越这些悖论性问题吗？希望一会儿在讨论环节，各位朋友能够提出一些想法。 我这两年作为大学老师，也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包括高考、包括大学教育种种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这几年教育部门，整个社会在做各种探索，希望做一些改革的探索。比如说现在比较有影响的有这几个模式试点。一个是政法大学的模式，政法大学去年的招生，因为它是全国重点大学，全国招生，过去名额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比例摊下来的，现在他按照人口，这个省所在的人口来划比例，人口越多的大省招生名额越多，他说也许这样是更公正的。这是政法大学一个高考招生名额分配上的思路，试图改变现在各大名校在城市发达地区招生过大的问题，北大、清华在北京招的非常多，复旦、交大在上海本地的生源也是非常多，比例很高。这是一个探索。 还有就是上海复旦、交通大学开始的试点，开始学习国外，自主招生，复旦、交大每年四百到五百个名额，在上海地区考生里自主招生，简单来说，先要通过一个报名，通过一个笔试，当然比高考会难一点，笔试过一条线之后，按照1：3的比例，然后进行面试。面试的时候，比如说考复旦，你要经过各个不同的老师面试，走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可能有两三个老师坐在那里，随意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社会问题等等，然后给你打分，最后按照面试成绩来录取。这很有一点借鉴港大等学校的招生方式，本来今年要扩大，扩大到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没有批，还是复旦、交大在继续试点。 这些试点都是想看看除了高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合理的高考方式可以来做的，前不久杨东平领衔的北京二十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民间高考改革的方案，也得到了教育部的一些肯定，因为高考改革方案很多，但是这个方案媒体后来曝光之后，引起了一些注意。杨东平提出高考以后不必是一次了，可以是多次，两次甚至是多次，然后要把高中会考乃至中学的考试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来作为一个考量。改变现在学生一考定终身的情况，设计了很多具体的改革方案。 那些这些改革方案，我一会儿也会分析，都有各自合理的地方，但是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可以全面推广呢？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来解决我刚才所说的这两种合理性的冲突问题。一种合理性就是人才至上，按照我们今天创新型人才的标准来选择人才，这个大家都承认，这是合理的。我们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实质的合理性，高考就是选拔人才。但是另外一种合理性，就是满足社会流动的要求，这是公正至上。人才选拔不是唯一的，更重要就是使中国差异这么大的地区之间，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些合理的机会，平等的竞争。所以这种合理性，我们可以称它是形式的合理性、程序的合理性。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两种合理性发生很大的冲撞，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种制度都有合理性，但是彼此之间有冲突。当然国外也有这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比我们成熟，他们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美国当然不像中国这样，地区差异这么大，但是他们过去有阶层的差异，那也是很大的。他们的阶层差异还体现在种族的差异上，通常白人小孩的读书比较好，因为家庭的背景比较好，受教育也比较好。但是有色人种，黑人、拉美人等的小孩，因为是新移民，家庭比较贫困，通常考试中不占优势。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肯尼迪之所以伟大，在美国历史上是被认为最伟大的一个总统，排在前三名，很重要就是他推出了一个平权方案，鉴于现实的考量，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特别是种族不平等的存在，通过平权方案，强制性的国家推行，给那些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孩子教育上补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再好的中学一定不能是纯白人的，要吸收黑人和有色人种，再好的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一定要有比例，20%左右，是录取有色人种的孩子。这是强制推行的，国家法律规定。 过去白人清一色的很有名的贵族高中，国民警卫队护送这些黑人的小孩去读书，当时白人不许黑人小孩去读书，说他们是什么3K党，但是当时美国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护送。但是现在美国如果由于种族原因排出其他黑人小孩读书的话，那你就完了，在美国种族问题上你不能发出任何极端的言论，否则就立马下台。但是现在美国出现很多反校歧视，很多白人去告，我考分比他高一大截，他能被哈佛录取，我不能被录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白人我被歧视了吗？这个问题，背后就是涉及到正义，什么是正义，要有一套说法，要有一个理论。 六十年代美国执行这套制度时理论还没有出来，到了1970年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哈佛大学很著名的教授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本书出来之后立即成为经典，很少有一本书一出来就立马成为经典，成为经典的书要经过几十年才有可能，通常作者生前是看不到的，这本书一出来就成为了经典，经典到什么程度，这个老师是哲学系老师，哲学系、社会学系、历史系，乃至各种各样的系，都把这本书作为经典，大学或者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甚至罗尔斯这本书发展成一个产业，研究这本书的每年全世界有几十篇博士论文，长盛不衰，为什么？这本书回答了正义是什么。大家都说社会是要公平的，怎么解决，两种合理性冲撞的问题，这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罗尔斯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的原则，自由是最高的原则，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接受的。核心的问题，他提出了第二条，就是差异原则。当然很复杂，这本书是天书，一般人很难看懂，非常非常艰深，逻辑推论非常严谨，也很复杂，涉及到教育问题上，罗尔斯有一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是否聪明，未必是先天的，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家庭贫困，不是我不行，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一个氛围的熏陶、教养，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个人不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孽债，所以作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这部分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他当然有非常复杂的一套论述。这第二条差异原则，现在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美国社会正义，我们刚才说的平权方案核心的理论，大家都认同。 现在这个问题，在美国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但是你们会发现，中国这个问题，现在缺乏像美国的条件。我们中国当然贫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在大学招生的问题上，你们会发现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方高考名额也分配的越多，越是贫困的地方倒反而越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当然，富裕地区也有富裕的理由，因为过去科举按照分配名额，也不是完全平均的，也是富裕地区很多，为什么多呢？他说富裕地区纳税多啊，那当然你名额应该给我多了。民国时代有庚子赔款，送了一大批留学生出去，当时庚子赔款不是各省平摊的，越是富裕的省份摊的越多，所以返回的名额也越多，你也不能说不合理，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按照差异原则的话，那显然需要给那些贫困的地方一定的补偿，给贫困的学生一定的补偿，这才是合理的。 这种补偿在中国能行得通吗？现在从操作的层面，我不说别的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信用制度太不发达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不说高考，我就讲每年的研究生奖学金的分配问题。过去是有公费生和自费生，公费生是免学费的，自费生是一年一万块钱的学费，三万块钱。我们每年研究生录取之后，老师可以决定那些是公费生那些是自费生，每次我都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折磨，按照我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贫困生优先享受公费。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贫困生呢？如果说城市来的那都是富裕的，农村来的父母都是务农的，就是贫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未必是如此，城市也有贫困的，下岗的，农村务农的也有经商的，也有钱不少的，很复杂，不是我们老师可以搞清楚的，很难。最后迫不得已按照分数高低来分公费生、自费生。现在我们几所重点大学开始没有公费自费，统统都是自费，通过奖学金返回。现在学生填写家庭收入，有些学生很老实说，每个月收入一千块，有一些学生就没有提，那你说我就给没有填的学生，不给老老实实填了一千块的学生吗？显然也不合理。但是在国外，非常明显，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社会纳税制度，你到底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是否在贫困线上，是否需要补助，那是非常容易判断的，信用记录非常完善。现在中国穷人的收入是多少不清楚，富人的更不清楚，当官的就更不清楚了。 现在中国要改革，要发挥合理性，需要各种社会配套条件，这些配套条件现在都不具备，真的很难。很难也不是说要一事不为，我个人认为要用多种方式进行试点，如果要按照完全的人才选择标准，我们可以说现在复旦和交大那种自主招生的方式是非常合理的，它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选择到大学所需要的思路开阔、领导能力比较强，以后有可能创新的人才。但是，这套模式如果全面推广的话，会造成极大的不公正。比如说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成本极高，要会弹钢琴，要非常博学，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这些对城市的小孩可以做到，但是至少对中产阶级已经有压力了，每个周末家长或者开车、或者挤公共、挤地铁，不断的送小孩去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学习，这是所谓的打拼素质教育。但是对农村的小孩，连学费都交不起，我们过去给贫困的小孩资助，但是现在发现很复杂。现在民间很多贫困的基金会，内部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大家也不太信任，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外做基金会，他说在西方的这些慈善基金会，通常管理费法定是12%，有很好的基金会做到8%，但是在中国现在暴露出来，很多慈善基金会管理成本达到了60-70%，你敢捐款给他们吗？不敢。然后又要献出爱心怎么办，中国现在凡是组织化的都很难信任，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个人，现在我们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到云南贫困县支教一年，我们通过他们可以放心，那些老师是比较善良的，钱可以直接到资助人的手里。但是即使这样我后来也发现很多困境，比如说是资助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呢？如果选择高中生，高中生可能最有可能成才，但是他们告诉我，凡是能够读到高中的人家里至少不是一贫如洗，贫困地区一年高中学费是1600，这对贫困地区是天文数字，再加上每年一千块钱的生活费。还是能够咬咬牙读到高中的话，家里至少不是一贫如洗。最穷的是那些初中的，很多因为家里贫困，但是读书读的好，应该资助初中生，但是初中生到底有多少能够成才，不知道的。所以你选择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很让我们愿意献出爱心的人为难。这背后很重要的还是信用问题，整个信用体系不发达。 素质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全面推开，连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是无法推广的，而且考试科目越简单，越是对贫困生有利。我是做历史研究的非常清楚，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实际上后来搞的新式教育，学的声光化电等，到了民国年间使社会流动远远不及过去的科举，因为过去的科举考的太简单了，四书嘛，很简单几本书，还可以买得起。但是民国搞新式教育，教科书太多了，还要到城市里读书，城市里的成本又高，几个贫家的子弟读得起？读不起。而且农村过去有家族，只要发现一个读书的种子，举全家族的力去支持，因为一旦他升官发财，那是整个家族得益的。今天农村的家族已经崩溃了，一个一个小家庭，亲戚们也很势力，谁知道你今后能不能成才，成才以后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不知道了。 你们可以看到越是搞新式的素质教育，贫困子弟越是吃亏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补偿，他们越是在社会里处于下风。复旦大学面试也会问到炒股票的问题，如果在贫困地方，可能小孩子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所以这套好的东西，来到中国，就可能发生问题。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高考的坏话，但是如果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说，它还真的是唯一的，怎么办？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只能多种制度同时实验，多条腿走路，复旦、交大的方案可以继续试点，而且在城市范围内可以继续扩大，但是以自主招生、以素质教育为选择人才的方式比例不宜太大，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4，因为我们还要向社会其他地区开放，给他们一种流动的机会，但是这个试点是有意义的。 中国今天的问题是长官意志拍板了，一刀切，但是现在中国需要的就是大胆实验、谨慎推广，但是因为是长官意志他们说了算，通常是小心实验大胆推广，推广很快试点没有多少，到处是一刀切，所以中国现在需要多元，各种各样的模式同时进行试点，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差异进行试点。各个大学也应该有自己的自主，让他们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试点，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来解决，来看看能不能解决如今被打紧了的高考死结，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个人认为同样重要的，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像美国关于正义问题的大理论，不是理论层面的有效，而是针对目前中国具体的情况，我们社会不公正，能解决具体情况的。罗尔斯是针对美国自由民主国家提出的，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这样复杂的情况，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在根本上解决我们什么是正义、怎么安排，我们如果也有差异原则的话，我们是什么意义上的差异原则，这背后要有论证。但是今天中国，无论从政府到民间，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局部来看都是对的，但是放到整体来看，就会看到各种合理性的冲突，你怎么解决。大视野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合理性冲撞，中国今天一方面实践有问题，另外很重要的就是缺乏自觉的理论，这个东西没有，不能让社会的人心服从，今天关于正义的问题，关于很多问题，社会没有基本的共识，今天的中国，我一直说，中国社会问题表面上是在制度、在法律，但是实际上根本问题制度背后没有价值、没有文化，没有核心价值、没有公共文化，制度，再好的制度也不行。 我想中国现在的法律，各种各样的法，多如牛毛，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如果纯粹看法，中国很多法还真的是不错，全世界从纯粹法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先进的，但是中国这些法形同虚设，一旦进入实践层面，有另外一套，吴思先生也来讲过，有一套“潜规则”，没有一套相应的公共文化，更重要的就是社会没有一套大家公认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什么，现在没有，根本没有。前天我跟学生上课，我给本科生上中国文化概论，在讲儒家孔子的学说、仁义礼智信，我就说中国今天说和谐，和谐是儒家的理念，造成一个和谐的文化秩序。但是儒家孔子说的礼，那个和谐社会，按照孔子的原意，不是指由政治强权，或者法律来强行保障推行的一个和谐，它是一个文化，礼背后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仁，它背后是一套价值，所以它才可以通过文化，通过人们道德的自觉、理性的自觉来服从这个礼，才能和谐。今天这背后核心价值是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有人要说清楚，但是未必是得到都统一的。 同样正义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理论上一片空白，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制度从表面来看好像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从对策思路可以提出很多建议，但是背后一层一层剥下去看，和社会各个环节都有关系，我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慢慢慢慢才能解决。今天提了很多方案，但是我个人认为恐怕没有什么太完美的方案，所谓一揽子解决，一步到位的，很难，各种支持性的条件现在还是很弱，所以我们需要耐心，但是耐心并不意味着忍耐，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无论是实践的层面、对策的层面，还是理论的层面，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探索。 很抱歉，本来我是讲一个半时，讲着讲着超时了，耽误你们的提问和发言的时间。谢谢。   （许纪霖,学者, 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

周大伟：从3D版《泰坦尼克号》想到的多维世界 进入专题 ： 泰坦尼克号 多维世界    ● 周大伟 （ 进入专栏 ）       2012年4月12日，是泰坦尼克首航100周年的日子，我特意去电影院看了3D版的《泰坦尼克号》。显然，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凭借最新的3D技术，在世界各地再次点燃了人们对这部电影的热情。尽管相当多的情节完全可以在裸眼状态下顺利观看，但多维世界的感官享受依然引人惊叹。     3D是英文“Three Dimensions”的简称，相对于只有长和宽的平面（2D）而言，是指包含长、宽、高三个维度的立体坐标。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本来就生活在四维的立体空间中（加一个时间维），我们的眼睛和身体感知到的这个世界都是三维立体的，这是一个具有错综复杂的内部结构和时空动态的系统；我们对这世界的任何发现和创造的原始冲动都与三维有关。从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上，这个说法颇具哲学意义。     30年前，看到过英国人拍摄的黑白故事片《冰海沉船》，这部电影让我最早知道了“泰坦尼克号”的悲剧故事。当年，有些电影评论家们总是在文章的结尾时孜孜不倦地告诫人们，这是一部揭露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影片。影片中那些英国绅士们的举止，暴露出富人们内心的阴暗和伪善；影片里先让头等舱的妇女儿童上救生艇的情节,让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差异；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恰恰象征着西方资本主义这艘巨轮未来的末日。在那个意识形态单一化的年代里，这种解释，当时并不觉得十分牵强。因为，我们长期流行的经典文艺思想无非是，资产阶级文艺家，就不会歌颂无产阶级而只会歌颂资产阶级；如果你想当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应当歌颂资产阶级而只应该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15年前，詹姆斯•卡梅隆用数亿美元打造彩色巨片《泰坦尼克号》时，全球性的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在好莱坞，高智商的电影制作大师们意识到，“爱情”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欲罢不能的主题。他们用逼真的影像色彩和高超的电脑特技，从灾难中提炼出杰克与露丝的“旷世奇恋”，这几乎是个“灰姑娘的故事”的当代翻版，只不过男女主人公的位置恰恰相反而已。人们宁愿用几乎大半船人的性命，从这对苦命鸳鸯的凄美故事中从寻找一丝虚幻的慰藉。故事的煽情性几乎达到了极致，以至于在遥远的中国，那些平时正襟危坐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们都带头走进电影院来观看这部电影；一时间里，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里，到处回响着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的动人歌声。     15年后的今天，再看3D版的《泰坦尼克号》，并不仅仅是因为怀旧。坐在电影院里，这段能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已经让观众失去了其中绝大部分悬念。戴上3D眼镜后，更多的时间里，我试图透过那副稍微有些灰暗的3D镜片，去探视与这个爱情故事并不直接相关的多维世界。     从西方人的视角看，这部电影其实应当是属于“准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电影编导们毫不吝啬地用大量镜头来渲染上层富人社会的浮华和虚荣。同时，对底层民众的贫穷本身赋予了超现实的浪漫色彩。最明显的是，影片中用蒙太奇的方式将两场不同的“派对”交替展示给人们：三等舱内的人们虽然穷却比那些压抑自己感情的高等舱乘客开心得多，这种近乎误导的方式足以让观众们强烈地体验到，真正意义的“快乐”，也只能在尽情狂欢的低等客舱中获得，而通过“不劳而获”（比如法律上的继承等）而得到的财产是腐败堕落的象征。由此，当人们看到三等舱乘客在沉船时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时，愤怒会油然而生。在大半个世纪里，这种对“革命正义性”的叙述，我们中国人似乎并不陌生。     然而，在这部影片充满色彩和音响渲染的影片里，我们似乎还遗漏了一些更立体化的视角。当1912年4月15日凌晨，从爱尔兰科克市启程的泰坦尼克号在首航北大西洋的途中缓慢沉没的三个小时中，我注意到了有两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群体：一个是船上的成年男人们，二是船上的雇员们。对这些人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善性和责任，我们实在无法用个别领袖的文艺思想中所谓“阶级”或“人民”这样的政治词汇加以分类和辨别。     统计数据表明，乘客中69%的妇女和儿童活了下来，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还。     这些死难的男性乘客中，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师罗布尔等，他们都呼应侯伯牧师，把自己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一个箴言却浮出了水面并传遍了整个世界：“男人永远是女人的保护者”。有人说，这是英国人奉献给世界的一条活生生的文明守则。     当时，在泰坦尼克号上供职的雇员共有900人。事后的统计，船员有76%遇难，这个死亡比例大大超过了乘客死亡比例。船员在船上，比乘客更有条件逃生，但他们却把机会给了别人。锅炉工亨明，本来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浆手，却把机会留给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信号员罗恩始终坚持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向外界报警，毫不考虑自已逃生；报务员菲利普和布赖德，在报务舱敲击键盘，发送电讯，直到大水涌进舱门；最感人的，是乐队领班亨利及其手下乐手，大难临头，却换上燕尾服，登上甲板，一首接一首地演奏。     这一切，不禁令人突发奇想，100年前，职业伦理的概念是否由于泰坦尼克号的下沉而催生？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的很多角落里，它仍然是块巨大的短板。     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个在众人面前开枪后又自杀的轮船大副。真实的历史记录里，这位大副其实既没受贿，也没有打死人，但为了维持秩序，他向混乱的人群开了枪却是真的。在如此危急关头，大副的这个决定也是出于无奈，他为自己误伤乘客而痛悔。这是有良知的人在短短时间内经历的重大抉择和折磨，从中折射出人道主义至上的光芒。     在这个还不尽完美的世界上，财富、权势、声望、暴力和私欲，曾经并还在继续左右着我们的生存规则。钢铸铁打的巨轮也免不了沉没，但人类经由苦难而长期聚敛的文明结晶，则更显珍贵，永难泯灭。          作者注：此文为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每周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泰坦尼克号 多维世界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4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巩胜利：中国“第二轮大投资”箭在弦上…… 进入专题 ： 中国 第二轮大投资    ● 巩胜利       【摘要】： 2012年5月23日，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表上半年报告称，调降中国今年增长预测至8.2%。这意味着全球第一速度的中国经济正在放慢速度，正在降温的中国经济今年将拖累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但北京方面仍有足够财政资源帮助策划、实施一场经济“软着陆”，并且应当考虑国家整体减税和提国民高福利支出。世行在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中表示，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将增长8.2%（低于此前预测的8.4%），然后在2013年回升至8.6%。这份报告称，中国增长放缓，可被视为一个可喜的迹象，说明经济增速从不可持续的水平有所下降，但指出目前的担忧是放缓可能过于剧烈、中国经济正面临60多年来少有的困境。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不是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8%左右）经济若要继续前行，就必需兼容美国（全球第一大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32%）、欧盟（全球第二大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30%），与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中国经济已是全球继美国、欧盟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了。世界银行报告着重指出“反周期回应政策的负担应当落在财政政策上”报告表示。中国未来经济“旨在支持消费的财政措施，如针对性的减税、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社会支出，应当被列为重点。”世行发表这份报告之际，各方预期，在全球经济面对欧债危机和美国复苏乏力的敏感时刻，做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方面将采取更具刺激效果的政策。5月1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华中工业城市武汉及周围省市后、并部署表示，政府现在应当“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到5月31日，中国举世第二论大投资序幕已经拉开，只是与2008年10月中国中央政府以开天辟地4万亿大投资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这一次大投资是以中央企业为主力，将比第一大投资更加难以预料和掌控。第（1）单是4月27日，陕西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在北京签约37家央企总投资超过7000亿元（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央企7000亿元入陕》一文）；第（2）单是5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宣布央企在渝签约3506亿大利单（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张德江低调治渝渐入角色》一文）；第（3）单是5月31日， 中央政府第三次援疆工作会议结束，中国东部19个省市决定援疆投资3000亿（见5月30日20.05分中央电视一套《春天绽放》数据统计），而在此之前4月19日，中国央企援疆项目计划开工178个，总投资7243.15亿元（见4月20日新疆“亚心网”《今年央企拟开工178项援疆产业 总投资逾7000亿》一文）。2012年，由中国央企与19省市援疆两项，已超过1万亿之巨。          新疆、重庆、陕西等这三省市区大投资之和已经超过2万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2008年中央政府4万亿大投资之一半。另外，中国还有28个省市自治区没有公布类似2012年的救市投资计划。5月3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第三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称：“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也在加大”。并表示，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方针。          Ⅰ）、中国经济高增长？          不过，世行不建议过于依赖银行放贷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提振增长。中国官方报纸称，中国政府正采取行动，加快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而温家宝也表示将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项目的信贷投放。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最后只有半年时间的胡温党政，依然想以“重大基础项目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国内消费增加，相信中国三年来一直实施的这种靠投放货币、重大项目的经济策略已经没有可用武之地。其实，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除了当年出笼4万亿大投资之后，近4年来一直在进行“在建项目”的国有大投资。到2012年6月，中国式大投资，其实质已经没有多大拉动经济的现实意义，在未来五年、十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稳定、发力、可持续的根源所在，否则靠“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拉动，将使中国经济衰退在所难免，任何国家面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都不会是无穷无尽，谁也无法阻挡、挽救这种“大投资”之后的周期性衰退。          5月22日，接受媒体采访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表示，2012年第二季中国经济增长(GDP)可能低于8%，若未能出台更多刺激措施，包括下调存贷款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全年经济增长可能不到7%，低于温家宝总理3月政府工作报告预期的7.5%，但这依然是全球最高增速的国家经济体，与其一直悖论的是中国经济增速普遍与“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质量大相径庭、相差很远。          胡锦涛、温家宝任期将至，已经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再杰出的“收官”之作了。          但在一定时期、一种周期性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大投资”之下，将可能败坏这个国家整体的人们生存、生活、延续的投资环境。2010年以来的这轮中国特色“大投资”，导致中国整体的“通货膨胀”达到60年来之最、公民购房达到近30年来置顶。2012年以来及下半年，中国经济还面临居民用电、自来水等“梯级”暴增的现实，但中国市场的电、水、气、油等等居民必需品依然远未到达中国式“市场经济改革”的位置，特别是这些国家垄断性企业的“竞争”根源匮乏，将使中国式“市场经济”走入一个“高成本”恶性循环的怪圈。          Ⅱ）、中国利率本源之治？          中国央行银行的货币降息减率，不是“市场经济地位国”的正常行为。以美欧国家为例，在全球金融海啸爆发的近4年中（2008年9月15日——2012年9月15日为整4年），美元降率只不过只有二、三次，到现在也一直维持在0.25%基准利率；欧元也只有四、五次，现在维持在基准利率为1%。而中国的货币利率等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近4年来总共有40多次的升降，这都引起了中国经济上下的“大波动”、通货膨胀举高不下形成一定时期内的紊乱。一个国家的货币利率，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不是根源的，只能是一种辅助行为。而这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系列收费等制度才是国家“高成本”运行的本源。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20年来，还没有实施过一次如当年布什政府实施的国家整体降税策略，中国税赋、收费等成为全球大国中最高的国家。          中国金融货币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中最突出、最严重的。众所周知：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中国最高CPI从2010年8月份的同比6.2%回落至6.1%微降，年度总体CPI通胀率仍高于6%，中国通货膨胀创62年之最。根据中国央行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自1-10月底，中国新增贷款接近7万亿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规模更是高达近70万亿元（见2010年12月5日《南方都市报》A14版转自“新华述评”）历史之最，有尖端评论开天辟地的对第一次论道：“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币供应国”，而美国国家每一年生产产出高达14万亿多美元总产值，中国却只产出了5万亿多美元的总产值，一年的中国货币发行量多达美国的1.6倍，货币供应与产出是天与地之巨大差别，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之差，也许这就是中国“货币泛滥”—→“通货膨胀”的根源，是中国“通货膨胀”根源的重要成因，也体现了中国应对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的国家金融决策层策略不准确、甚至失误、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人治”货币策略的重大悖论……          如今2012年的中国银行业经营的人民币，利润、成本之高举世罕见。中国国家货币市场被“四大家族”——国有工农中建银行垄断超过80%以上的中国市场。据2012年02月6日《广州日报》引述《法制日报》题目为《内地银行日赚6亿暴利超石油烟草 手续费7年增10倍》（同上）报道，中国银行业有三大灾难性收费为：⑴、大利差盘剥。中国的16家个公开上市银行披露，2011年前三个季度的净利差坐等收入超过1.2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80%。也就是说，不用干任何事，在中国银行业经营中就完成了其经营业务80%以上的总量，且这是全球其它银行中没有的“天上掉馅饼”的“嗟来之食”。⑵、手续费繁多。2003年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而现在，据中国国家有关方面制定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所列举出的收费项目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加了10倍。⑶、银行暴利。“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确实非常靓丽。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仅靠以上三招中国国家的“游戏规则”规定收费“盈利”，中国银行业的运行成本成全球之最。中国货币成中国公民的众矢之的。          Ⅲ）、中国成本高企怎么办？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以该年鉴数据为基数，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见2011年6月29日 9 版《 中国青年报 》《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为啥？》一文，作者 林衍），这几乎是全球大国中最高成本的经济、商业贸易运行。          世行报告表示“在设计回应政策时，应当顾及较长期的效果和目标”。“相对于以往，财政刺激最好能够降低信贷推动的程度、地方政府出资的程度、以及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程度。”这是中国经济囿过去的“高成本”转换大市场向降低成本运行的一种大趋势。          在货币政策方面，报告还建议中国首先考虑进一步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支持增长，从而将降息作为后备手段，仅在形势恶化超过预期的情景下动用。中国货币的利率，还无法与美元、欧元等利率国家管理可比性而一较高下，需要深层“自由浮动”利率的建树。基于此，中国利率、货币国际化之路还遥不可及。          此次世行半年报告称，北京方面的行政政策迄今在冷却房地产业方面是有帮助的，但呼吁“分阶段废止（这些政策非“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改用基于市场经济的措施”，提高资金成本，并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别的投资机会。就较长期而言，中国需要使经济增长更稳健、更可持续，具体手段包括：鼓励企业间加大竞争、发展人力资源，以及从低成本转向更高价值的生产；“竞争环境”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所在，应降低国有大型企业在大市场上的垄断，以提升竞争环境为政策要义。          “投资率已经处于极高水平，无法在不造成负面社会及环境后果的情况下进一步大幅提高”这是世行报告的一种警示。报告称，中国经济减速，预期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东亚发展中国家今年经济增长降至7.6%，低于2011年的8.2%。世行对中国增长预测的下调，与经合组织(OECD)的最新预测吻合，后者是在周二（5月22日）发布预测的。          2012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称：《中国不会再推大规模刺激计划》报道称，中国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三年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老路。新华社在这篇分析性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不会再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为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已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批准部分大型项目、进行税制改革和提供专项的家电购买补贴。新华社表示，中国政府“稳增长”政策措施的规模、力度和方向均明显不同于2008年底和2009年初急速推出的以基建和投资项目为主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了最初被称为人民币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以支撑经济发展。而该计划下的实际支出可能远远超过4万亿元。新华社表示，政府不会重复三年前“保增长”刺激计划的老路，尤其是要避免出现效率低下的投资和资产泡沫，以及令人担忧的通胀重新抬头趋势。          而2012年，中国主要途径是保持合理的全社会投资规模，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中国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加快了投资项目审批速度，包括广东、广西的大钢铁项目等等。有著名国际经济学家由此而担心，特别是央企的这轮过度大投资可能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重，中国通胀将再次风起云涌创高峰，可能比中央政府的4万亿大投资更加猛烈、更难以操控、更加难以平衡。特别是，囿中国国家发改委（有“小国务院”之称）主导的这新一轮大投资，此举对银行放贷总量也更加有影响更令人担忧。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进入专题： 中国 第二轮大投资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2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