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新政府总部的设计乃至香港现行的城市规划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与理念的限制，因此对已有空间的利用与活化、对未来空间的开拓与占领，将会是在空间的掌控者与使用者之间不断发生的角力。” 九月七日晚，数万黑衣香港市民包围位于添马舰的新政府总部。 与金钟地铁站相距不过五十米的政府总部，此刻却仿佛遥不可及——几乎所有反国教运动的参与者都花了超过半个小时才抵达集会地点。仍在纷纷赶来的市民们讶异地发现，金钟站 A 出口地面层的海富中心商场平台早已水泄不通；数千人在夏悫道南侧的人行道上淤塞，等待通过一部手扶电梯、一部直升电梯和一部楼梯上到天桥，才能跨越这条宽约四十米的六车道快速通路，抵达政府总部。而另外一条路径，则需要下到夏悫道南侧的机动车辅道、向东逆行几十米、向南横穿数条机动车道、翻越一道铁栏杆，才能找到两百米外的另一座天桥，跨过夏悫道走到中信大厦，而后落到地面、接近政总。 这并不是半年前才启用的新政府总部第一次暴露其难以容纳公民运动的缺陷。 香港大学博士生李颖春起初对新政府总部印象不错：“建筑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形象，上面又铺了草地，据说是专门选择的品种，让人可以踩上去。”然而今年七月一日首次以新政府总部为终点的大游行，却让她大感失望。下午两点开始在维园集合的游行队伍，直至夜晚七点才终于见到政府总部；在街道上阻滞了近五个小时的人群，又在夏悫道南侧拥堵起来，等待警察分批放行。“几万人的游行队伍突然停下来等红绿灯，这是多么可笑的感受？”更没想到的是，政府总部东翼门前的小广场迅速饱和——依照设计，这里的最多能够容纳两千人；而在警察指引之下依序前行的溢出人群，本以为能够进入添马公园聚集，却发现自己竟然一路走回了地铁站！哭笑不得的李颖春听到身旁的人也在一头雾水地纷纷询问：“什么？我们就这么出来了？游行就结束了？” 首次以新政府总部为终点的游行，却最终失去了终点和目标。就读建筑系的李颖春敏感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这个空间的物理尺度够大，但它的分割方式使它不具备公共性。” 反国教大联盟发言人叶宝琳则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很简单，第一希望群众能比较方便地来到政总，第二希望有群众聚集的地方，第三希望我们的示威可以 reach 得到政府官员。就这三点来说，新政总都是不够理想的。” 难以跨越的夏悫道 并不是只有李颖春想到从建筑学视角看待政府总部的公民运动。亲身参与了九月七日晚集会的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当晚便对政府总部的外部空间管理留下了“狭隘、自闭、贬损公民尊严”的印象。其后几日，他连续观察政总在非集会时段的正常使用，而后指出：政府总部在连接金钟城区与海滨区的行人交通上存在根本缺陷。“政府总部的宏伟造型象征着‘门常开’，但广大市民却很难走进来。” 当横贯港岛东西的夏悫道将政府总部与金钟城区彻底割裂，唯有靠地下与空中的行人交通设施才能将城区人流引入政总。咨询阶段的设计图中原本有四座行人天桥，除现有两座分别连接海富中心与中信大厦之外，另有两座拟建天桥连接至夏悫花园和商业核心区。然而完工后的政府总部，夏悫道上仅有孤零零一座 O 型天桥，仿佛一只庞然巨兽被扼住了咽喉；一旦出现人数众多的游行集会，必然造成人流阻滞，成为绕不开的交通瓶颈。 政府总部项目设计者、著名香港建筑师严迅奇表示，设计图中的两座拟建天桥是出于长远考虑，如有机会应当修建，只是需要与落脚点建筑的业主再行协商。而从地面直达政府总部已经不可能实现，“我们只能在先天的条件限制之下尽量做到方便。” 同样被快车道割裂城区与海滨的中环与湾仔区，除密集的行人天桥外，更借由地下通道来弥补步行无法直达的缺陷；但从金钟地铁站和巴士中转站到政府总部，竟没有一条地下通道可以穿过夏悫道。严迅奇告诉记者，设计中有在政府总部背面留出地铁出口的位置，但仍需政府与港铁公司协商决定。 然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交通事务委员会在 2003 年 5 月 27 日的“添马舰发展项目与公共交通服务”文件中称：“地底建有任何车站及铁路线路，都会对上盖的政府总部大楼及立法会大楼构成极高威胁，故此，一开始便应尽量避免这类地底的重大设施。” 这一决定也适用于未来的沙中线：九广铁路公司曾在沙中线建议书中提出将金钟转乘站设于添马舰南部的“政府、机构和社区用地”，亦即建成后的政府总部背面，但同样出于安全顾虑被政府否定。 朱涛则质疑政府的这一思路是否属于本末倒置：“添马开发，首要在规划上需解决的是城市意义上的金钟—添马地块步行的顺畅连接问题，其次才是建筑意义上的政府总部大楼的平面布局问题。”也就是说，理应由政府总部为地下通道让路，而非待建筑设计方案定型之后才将修建地下通道的可能性彻底排除。 尽管夏悫道上的一座天桥似乎足以满足平日里的人流需求，然而在政府总部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结点附近，示威游行是市民常规的空间实践形式之一。因此，政府理应考虑到游行示威人流的步行便利性与可达性，而非将其视为一种非常态需求，只给予临时敷衍。 示威能量的分割与消解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项目协调员施德安是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研究者，根据他的观察，过去的游行路线有一个逐渐升级与积蓄能量的过程：“从维园一路走来，最后抵达旧的政府总部，中途不断有人加入；从皇后像广场开始的集会，也能够随着运动升级而向两侧延伸。现在，这种‘立法会—政府总部—礼宾府’式逐渐升级的情况不再适用了。”当一路高呼口号的游行者从维园步行前往添马舰，却被车流挡在“常开”的门前，俯首帖耳地等待上天桥或是警察放行，这无疑是对游行热情的一种戏弄与消解。 那么，海滨长廊修建完成之后，是否可以成为游行路线的一部分？ 事实上，示威游行是个体能量逐渐积蓄成为群体能量的过程，势必要求人群与城市街道存在积极的互动。从维园出发的游行队伍，倘若一路走到海边，再沿海滨公园抵达政府总部，那么整个游行过程将会被海滨的高度干道隔绝在整个城市之外，失去与街道密集空间与行人的频繁互动，进而丧失一路积蓄能量、至政总到达高峰的可能。 而终于抵达政府总部之后，人群又被分割在政府总部门前（公民广场）、立法会广场及添马公园之间的小块空间里，中间被建筑阻隔，彼此难以交流呼应，甚至很难感觉到有多少共同参与者。面积最大的添马公园，并非直接面对政府总部大门；公民广场则难以容纳上万示威人士。李颖春对此也表示不可思议：“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居然没有一个让公民可以堂堂皇皇在政府总部前面集合的地方。” 据叶宝琳介绍，目前康文署并不允许租借添马公园，理由是海滨长廊尚未完工；而政府总部门前广场也仅限周日可以用来示威。“我们都觉得好惊讶，为什么作为政府总部的一部分，添马公园不能借场？政总和立法会广场只能容纳几千人，是不是以后上万人的集会都不允许？”后来，随着反国教参与人数越来越多，警方不得不作出让步，开放添马公园和添美道用于疏导人潮。事实上，九月一日下午在添马公园举行的音乐会，也是在违反公安条例的情况下擅自转移的。 对此，严迅奇告诉我们，政总的设计过程中有充分考虑到群众集会的空间：“很明显，政府总部一定要有场合给人表达意见，有时是示威，有时是庆祝，所以前面的大草地可以给人聚集，来表达不同的情感；政府东翼前面和立法会的广场也都是示威区。至于怎样控制和开放示威区，这个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就不是建筑师能够控制的了。” 事实上，新政府总部对社运人数的容纳度是远胜过旧立法会与旧政府总部的。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指出：“空间设计与政治体系密切相关，殖民政府恐惧市民进行政治动员，就会有意识地压缩公共空间。以前礼宾府旁边就是一条马路，是没办法集会的；政府总部也被围栏围住，没有空间让你进去；立法会外面的皇后像广场，大部分空间是水池和花草；西环的中联办门口，小小的空间也种了花。现在的政府总部，空间虽然零碎，但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政总聚集的人群，能够被看到、被听到吗？ 叶宝琳认为，原先示威者只要有一万人就可以包围立法会，确保议员听到市民的声音；而如今没有五六万人，是不可能把这个庞然大物包围的，这大大提高了集会中群体效应的门槛。此外，由于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都有独立出入口，民众无法与他们形成实质交流。“好像面对荒山野岭，处处高墙，官员都不知道从哪里出入；你在外面喊他们也听不到，在门口等他们又不会出现，到底这样示威有什么意思呢？” 严迅奇坦然承认，这在设计中是有考虑到的。“我们的想法是，市民从金钟走到海边，尽量不要影响政府的运作。例如市民能够看到立法会大堂和餐厅，跟议员会有视觉上的交流，但不会干扰到他们的日常工作。就设计而言，各方面的利益都要考虑到，不能混乱，这是没有办法的。当然，如果想要方便民众和记者进入，在管理上肯定做得到。” 然而在施工过程中，为满足立法会的要求，餐厅一侧还是被水泥高墙挡住了。很少有人发现，那一堵光秃秃的白墙之后，竟然还藏着一角荷花池。 反国教：政治空间的活化 起初，在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反国教集会现场，音响设备的安排尚不完善，各个角落里都有许多参与者听不到来自主舞台的声音。此时，人们架起了小小的麦克风，各自围成一圈，唱歌、弹琴、谈天；也有人带来数台投影仪，将高大而冷漠的水泥墙转变为鲜活的画面。 集会参加者、香港独立媒体特约记者易汶健如此描述：“在户外草地办音乐会，气氛极好；公民广场虽窄，但人们可以在后面的马路就地坐下；升降机外面的玻璃变成了民主墙，贴了不少海报；有些空间上方有遮蔽，也更适合搞多样化的活动。” 面对这种场景，叶宝琳为之动容：“这种感觉是组织者做不到的，要靠参与者主动建立起人与人的沟通，效果也更加感动和有趣。” 曾任香港大学建筑系执行主任的美国建筑师 Jonathan D. Solomon 认为，政府总部与城市的割裂确实很少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政府建筑上，但香港市民对公共空间的占领与活化能力也令人惊叹。”在香港，市民与地面的关系耐人寻味。添马政府总部原本可以与城市连结得更好，但考虑到最近发生在这里的反国教运动，我要说，它模糊的空间安排反倒为公共领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与不同寻常的场地。“在行动升级的过程中，市民克服了空间对运动的限制，逐渐占据了原本不被视为示威区域的场地，最终对“门常开”形成包围之势。 香港文化评论人小西则指出：“人文地理学中有一对概念：‘空间’（ Space ）与 ‘地方’(Place) ，或许可帮助我们把握新政总落成以来在空间上的意义转化。简言之，当人们通过命名或活动赋予‘空间‘以意义，冰冷的‘空间‘就成为了具人气的’地方‘。”就此而观，学民思潮发起的占领新政总行动，具有点石成金的意义。“在新政总门口聚集的市民并没有抵垒即散；与此相反，他们成功占领了新政总门外的马路、立法会门外的空间以及添马舰公园，以身体改变了空间的意义，将‘空间”变成了‘地方’。 9 月 1 日在添马公园举行的大型集会上，当压轴的达明一派面向’门常开‘唱出经典歌曲《天问》时，高高在上的新政总跟市民之间的强烈空间对比，颇具戏剧性地突显了官民的对峙。可以预计，新政总的公共空间将会由此转化，类似的行动将会陆续有来，学民思潮的占领行动变相成为了新政总的‘开光‘仪式。” 叶宝琳也告诉我们：“将来一定会有更多活动发生在这里。记忆和经验是要逐步建立的，无论多么冷冰冰的建筑，也可以被人的行动活化起来。” 然而，尽管市民具有活化建筑与空间的能力和意愿，但作为一个标榜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香港的城市空间设计，仍有其天然不利于市民在地面上行走的缺陷。“门常开”，却开向了大海；真正供香港市民日常出入的门，却是一个悬在半空的隐蔽后门。而这一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新政府总部身上。 悬在半空的政治空间 “政府总部体现出一种心态，那就是政府非常漠视市民在地面上步行的意义。”朱涛忧心忡忡地说。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杜（ Michel de Certeau ）在其名篇《漫步城市》中指出，感知城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制高点整体俯视城市，另一种是走入街道、体验城市的机理和质感。行走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赋予市民选择与转化空间的权力；而由技术官僚统治的城市，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特别单调的城市规划。能够在地面上行走，是一种基本的空间政治权利。 密集的城市街道形成生机勃勃的街道生活。人在道路上的行走，不是简单的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交通，而是一个过程。而越来越多的狭窄天桥与吞噬着街道的庞大商场，正在抹杀这个过程的涵义。小西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与文化转向的夹击下，香港的城市空间是愈来愈干净，愈来愈单一，愈来愈中产阶级化或曰’仕绅化‘。城市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不再是生活的空间、游戏的空间、市民交流的空间，消费成为唯一被允许的活动，用国际情境主义 (Situationalist International) 的话来说，那是奇观社会（ Society of Spectacle ）中的更彻底的 ‘异化’。 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刻薄却一针见血的描述曾引发美国城市规划的整体转向：“……市政中心除了游手好闲者以外无人光顾，因为他们无处可去；商业中心只是标准化的连锁店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漫步的人；快车道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垄断性的购物中心和标志性的文化中心，在公共关系的喧闹下，掩盖着商业和文化在私密而随意的城市生活中的式微。”而在香港，政府似乎并未意识到空间规划的重要性，一切仍是以效率为先。 香港市民对空间的活化是自发而灵活的，他们创造性地以个人和集体行动赋予死空间于活力。然而更大尺度上结构性的城市规划危机，若指望市民凭其个体力量的汇聚来来全面克服，未免太过浪漫。当城市的大片地面步行系统在规划层面遭到破坏，从而形成结构性的创伤，要想靠市民在局部自发“活化”，几乎不再可能；唯有规划与政策层面的转变，才能挽救逐渐消弭的城市街道，以及市民在地面上悠然行走的权利。 朱涛指出，“现在香港的问题是一下子批几十个街区给开发商，导致街道被吞掉，形成一个商业中心，人都从地下和天桥走，很难从地面通行；从地下一出来就进了商圈，街道文化就被毁掉了。产权归开发商，一切设施就都是商业逻辑的。”因此，他认为，应该从城市规划法规上严格限制街区尺度，保证公共街道的网络密集程度。“就像曼哈顿的规划法规一样，开放商不得利用庞大楼盘覆盖多个街区——这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结语 悬在半空的，是建筑，是空间，是市民行走的路径与政治实践的权利，也是技术官僚不接地气的思维方式。对美国五十年代的城市更新运动，简·雅各布斯曾有一句赤裸裸的批判：“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带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却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秩序。” 新政府总部的设计乃至香港现行的城市规划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与理念的限制，因此对已有空间的利用与活化、对未来空间的开拓与占领，将会是在空间的掌控者与使用者之间不断发生的角力。 反国教运动迅速建立起的集体反抗记忆，已开始将悬在半空的“门常开”拖回地面；而悬在半空的香港政治空间如何才能踏到实地，将是摆在官员、建筑师与普通市民面前的一道更加艰难的议题。 （本文原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第 27 期） （刘冉：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

“城市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保障人的安全和权利。特别是当城市无法适应新的要求，面临衰败，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而要推行更新运动的时候，它更加要聚焦于人——城市的居民身上。城市更新运动不像在迪拜填海造城那样，可以满足建筑师或城市规划者对于“零城市”和“零语境”的自渎，它不仅是对现有城市物理空间的重整，也是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再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将触及不同利益集团在过去漫长时间内所形成的固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更新必然伴随着对抗。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变革和冲突，在处理这类对抗的过程中，谨慎使用公共权力，平衡和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让他们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安居乐业，能平等分享到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进而对城市产生精神认同并履行市民义务，城市才可真正获得永续的生命。” 城市的生与死 人终有一死，但都相信自己的城市不朽。千百年来，如果不是战乱、自然灾害或其它不可抗力的冲击，人们看见的城市总是生生不息，藉由物质的累积和精神的传承，成为延续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载体。然而，与人们的愿景有违的是，城市事实上也是个有机体，同样有其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只不过其时间更漫长，过程更复杂，超出了人短暂一生的视野。城市并不仅仅是个布满街道和建筑的物理空间（就算是物理空间也面临时间的侵蚀），它还纠集着世代繁衍的生命，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动荡和郁结。城市的生与死，一直难以定义，充满了争议：人们发明城市规划这个专业，原本是希望它能对城市进行周密的“生涯”规划，有效控制和救助城市的衰败，从而能延长城市的寿命直至永恒，但不幸的是它常常被人们称为城市的杀手；有人认为发展商们投入资金是为城市添砖加瓦，而历史保护主义者则认为他们唯利是图，抹杀城市的集体记忆并室息城市本来的活力；有人认为建筑师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但有人也批评他们耽于自己的梦想，把城市当成白板(Tabula Rasa)，随意刷改自己的设计，罔顾城市使用者的死活…… 简·雅各布布斯在其1961年出版的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以一个普通市民的姿态，猛烈抨击以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勒·柯布里耶(Le Corbusier)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和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的“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为代表的城市规划思想，这些思想被她斥为“伪科学”，表面上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战后的美国曾盛行一时，成为政府规划官员、投资银行、发展商以及学生的专业标准和金科玉律。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城市规划，忽略城市多样性混合并存的实际需求，按照不同功能对城市进行秩序井然的分区，它们之间除了靠快速道路作为连接之外互相孤立，建造大面积绿地花园林荫道是为了视觉美观而不考虑人们的实际使用，认为步行街道是一种空间浪费，对市中心的贫民窟深恶痛绝，通过大力发展郊区来舒缓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并置换其土地，把穷人赶走，对不同阶层实行隔离居住。简·雅各布布斯把这种规划看成是对城市的洗劫，它“抽空了城市的精华，大大损伤了城市的元气”，使不该衰败的城区走向衰败，导致了“城市之死”。(1) 在1962年一篇虚构的文章《城市破坏业株式会社》中，矶崎新也把勒·柯布里耶及CIAM(国际建筑协会)影响下的现代主义城市描绘成绞杀生命的庞然大物。例如，它制造的交通事故轻易取人性命，把死亡变成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大大降低了传统私人谋杀业的血酬成本，令职业杀手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在专业尊严方面蒙羞受耻。于是杀手S(英文Sin，中文罪的缩写)决定组成“城市破坏业株式会社”进行报复，对城市实施“物理性破坏”，“功能性破坏”和“意象性破坏”。在此文的续篇《流言城市》（写于2004年）中，矶崎新认为这三方面的破坏根本无须任何公司代劳，因为城市一直在自我毁灭，他举1995年神户大地震、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以及东京的一些自杀式的城市规划为例，说明40多年前他的预言均被一一实现。“城市之死”的意象一直萦绕在矶崎新的思想中，他1968年参加第14届米兰三年展的作品《电气迷宫》把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废墟、日本浮世绘中的饿鬼以及未来建筑的设计拼贴成一幅幅人间地狱的景像，讽刺人们对未来城市的盲目乐观，并发出了“废墟正是我们人类未来城市的形态，未来的城市即是废墟”的宣言。(2) 在2007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中，马清运提出了“城市的过期与再生”的议题，这是关于城市生死的另一种表述。他的观点是，既然城市有其生命周期，会经历青年、成熟、衰老甚至消失的过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就应放弃对永恒的追求，承认过期和失效，允许试错和擦改，在不断的调整中实现城市的再生；城市应向农业学习，农民在某个季节里播种耕作，它的收成好坏并不影响来年的计划，他会反复劳作，总把希望留给下一年，这被马清运称为农业的精髓，代表着未来城市的方向：“农业的秩序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境界，农业的理想建立在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上”，农业文明有一天将会复兴，世界上会出现“什农城”(Agricity)。(3) 而在2008年1月31日举办的一个关于此届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饶小军则提醒人们警惕马清运的这个乌托邦思想，因为城市的生长需要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沉淀，更需要文化的保存，绝不能随便像“割麦茬一样把建筑割掉重来”，马清运所提供的“城市再生”的动力是一种未知的能量，是非常缥缈的东西，它将导致对现实城市的毁灭。(4) 是生存，还是毁灭？城市的成长、衰老和亟待更新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如何更新、如何再生却争论不休。在我看来，“过期”是一个物化城市的概念，它把城市只等同于会变质发臭的食品、会失效制造意外的橡胶安全套和在风雨侵蚀下斑驳剥落的危墙，而把生活在其中有血有肉的人排除在外。它反映了建筑师的职业病，眼中只有钢筋混凝土，脑中只有草图和狂想；它也表达了建筑师在其执业实践中的利益诉求，如果城市快速过期，它的重建对建筑师的需要将更频繁。由于对“过期”的宣判有赖公共权力去实现，马清运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公权现状的礼赞：“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规划。而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已经把这种理想完全抹杀了，当然也就没有投入智慧。但中国仍有可能！中国是规划理论和程序刷新的真正环境。因为土地是公有的！”(5) 至于农业的梦想，马清运不是看重农业聚落作为人类居住方式多元化的另一种选择以及对过度城市化的有益提醒，而是学习了它的季节性生产中对土地的一茬接一茬的反复使用，以这种观念去构建的城市乌托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矶崎新曾总结过，越多乌托邦的建议，城市灭亡得越快。勒·柯布里耶的城市乌托邦曾经非常诱人，倘若在与权力的共谋中变成现实的话，它将是人类的大灾难。在各种观点中，还是简·雅各布布斯的最具说服力和穿透力，因为她曾在美国各大城市中走街串巷，以一个母亲的目光，去考虑街道的安全，人们生活的舒适满意程度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的保障。 城市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保障人的安全和权利。特别是当城市无法适应新的要求，面临衰败，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而要推行更新运动的时候，它更加要聚焦于人——城市的居民身上。城市更新运动不像在迪拜填海造城那样，可以满足建筑师或城市规划者对于“零城市”和“零语境”的自渎，它不仅是对现有城市物理空间的重整，也是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再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将触及不同利益集团在过去漫长时间内所形成的固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更新必然伴随着对抗。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变革和冲突，在处理这类对抗的过程中，谨慎使用公共权力，平衡和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让他们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安居乐业，能平等分享到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进而对城市产生精神认同并履行市民义务，城市才可真正获得永续的生命。 庶民的胜利？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始，至今已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为了顺应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再向制造业、房地产业、服务业、文化和科技产业的转移，城市化运动越演越烈。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发布的报告称，2006年中国城市总数为661个，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43.9%，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报告还指出，200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64292亿元增加到132272亿元，增长1.1倍；占全国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53.4%上升到2006年的63.2%，提高了9.8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10862亿元，比2002年增长1.1倍，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3%。(6) 从这份统计中可以看出，城市化已经变成国家语汇中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它一直向着更高的目标攀升。由经济战略驱动的城市化运动不仅使城市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性空间，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必须不断升级扩容，才能缓解其发展的压力，它不仅鲸吞郊区和农村的土地，更要通过城市更新来重获旧城的发展空间——前者引发农民的土地维权群体运动，后者则导致市民反对拆迁的个人抗争。 2007年3月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是中国城市更新运动中不计其数的对抗事件之一。由于它发生在《物权法》刚刚颁发不久，又运用了具有强烈视觉感染力的“孤岛”图片，并且结合了网络媒体快速传播的特点，于是迅即造成长久以来不满暴力拆迁的社会民意的井喷，吸引了大量中外媒体的关注，从最初与发展商及政府的极端对抗到谈判、和解并获得合理产权补偿，最后成了一个被称为“庶民的胜利”的标志性事件，事主吴苹、杨武夫妇被视为通过合法个人抗争去保护私有财产的英雄人物，他们成为中国广大城市拆迁户开展维权运动时仿效的楷模，而重庆地方政府对事件的周全处理也为人所津津乐道。(7) 在全民热议的盛大气场中，在网络世界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的围攻之下，关于“拆迁事件不可见报”的行政命令自动解除，或者说民意冲破了中国政府和传统媒体的底线，使重庆事件之后其它城市仍然陆续发生的众多拆迁事件得见天日，被人们公开言说。不论是官方的智库还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重庆事件余波散去之后仍在努力消化它所带来的冲击，试图寻找出它在城市规划、法制建设、个人权利、媒体生态、传播策略等等方面的意义，并准备把它写入历史——这看起来象是一个皆大欢喜、双方共赢的结局。 但“孤岛”的形象在我脑中始终挥之不去，因为它如此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城市社区的涣散不群、家庭的无所依傍、个人的孤立无援和政治通道的堵塞隔绝。试想如果吴苹、杨武夫妇所在的鹤兴路片区是一个居民交往活跃、彼此紧密联络、相互关怀扶持、团结对外的利益共同体；如果有一个社区协会或NGO能成为他们的代理并居中调停协商；如果媒体更早介入、为居民的意见表达打开更多通道和开放更多对话空间——“孤岛”图像也许不会在这个地块上出现，吴苹、杨武夫妇也不至于最后被迫成为孤胆英雄，当地政府也不用手忙脚乱地临时应对这场震惊世界的、足以动摇国家行政和司法权威的信任危机。 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对社区的摧毁不仅在于把多年形成的传统邻里关系离散到城市的各个缺乏配套设施的安置区，更在于它在拆迁过程中对人与人之间正常精神纽带和家庭伦理的切断与瓦解。发展商和拆迁公司都是百炼成钢的谈判和心理专家，他们有非常专业的策略来对拆迁户进行消息封锁，然后以先易后难的顺序把他们逐个击破，甚至使用离间的手段，在同一个家庭中挑拨夫妻、兄弟之间的利益争夺，从而攻陷他们的心理防线，实现最低拆迁成本的控制。在市场经济兴起和个人主义盛行多年之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和家庭凝聚力本已非常脆弱，再经历这种带有巨大心理压力的拆迁纷扰，更形近散沙。街道办事处作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底层、最末梢的组织，多数都被拆迁户们认为站到了他们利益的对立面，其信用和功能均已失效，再难发挥街道润滑剂的作用。最紧要的是，人们生活在一个无信仰的时代，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导师可以成为他们的心理支撑，也没有权威的意见领袖可以成为他们的智慧依傍，为他们指点生活的迷津，帮助他们理解日益复杂和凶险的社会，他们如果在精神和思想上无法独立，在面对各种攻击和伤害时就更加无力反抗。 同时，中国的土地制度规定了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这使得农民在遭遇自己的土地利益被侵害时还能纠结成群；但在城市，土地是国有的，人们只能各自为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抗争。城市更新中的群体性维权行为并不多见，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还是非常敏感的，市民对此非常自觉，他们不愿因此被定义成一种有组织地针对国家制度和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因为背负着这样的心理阴影，即使不同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境遇相同，利益诉求也一致，他们还是不敢结成集体，这使他们在面对强大的发展商和拆迁公司时显得势单力薄，非常被动。再加上，政府目前对很多NGO仍抱不信任的态度，民间志愿力量无法介入市民的维权行动，这使得很多冲突和对抗的处理缺失了第三方（无利益立场）的调停和协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民间志愿者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市民的无助感。在这种情形下，只是成就了一个“史上最牛钉子户”而已，我们怎敢轻言“庶民的胜利”？！ 自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对社会危机的预警、管治和问责能力一直饱受批评。城市更新过程中因拆迁问题而积聚的矛盾已使社会如履薄冰，但政府在立法、管治和疏导方面一直迟迟未有解决方案。中国的官僚系统一直喜欢报喜不报忧，碰到问题时先把它掩盖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喜欢公开化，谁都不想承担责任，向上传达的信息总是失实或片面的，这样问题越积越大，到最后总爆发时才不惜一切手段浇灭它，但往往为时已晚。当然，中国市民的素质也有待提高，有一些市民临时增加房产投入成本，把拆迁当成与政府和发展商展开博弈从而索取额外补偿的机会，这种机会主义无疑也增加了彼此之间的对立。有的市民因为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肃整，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不敢噤声，但等到别人冒着各种压力争取到更好的结果时又站出来要求分享，这种被动、自私和不劳而获的心理反映了他们灵魂的扭曲。政府在主导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要尊重生活在那里的市民的意愿和利益，同时也要对市民进行公民教育，应开放更多民意通道，允许团体合法化，邀请他们参与讨论和磋商，让各种程序公开化， 让公共利益、发展商的利益和市民利益在法律的框架内达成合理的分配。一个有生命力的城市应提供给公民社会生长的沃土，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树立市民的主人翁精神，从而实现市民自治。在这方面，中国城市仍然长路漫漫。 在抗拆的街头 2006年11月，香港政府为了实施中区第三期填海工程和修建快速道，决定清拆有近50多年历史的天星码头及爱丁堡广场的钟楼，引发众多香港市民前往示威抗议。几位年轻人多次闯入了码头工地，甚至登上了隆隆推进的推土机，但仍然无法阻止码头和钟楼在12月16日被彻底拆除的命运。在对抗行动失败后，他们马上又转战近邻也要被拆的皇后码头，从自发、松散的状态改为成立“本土行动”的组织，开始长期占据皇后码头，在那里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到后期还进行了静坐与绝食。他们得到香港建筑师协会等各种团体的声援，运动从最初“保存历史建筑和集体记忆”的简单诉求发展到对香港身份去殖民化、建立香港本土主体性、参与城市公共空间决策和城市规划民主化的论述和要求，在媒体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得到了香港不同阶层的响应和支持，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这场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直到2007年8月2日香港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员、消防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工程人员进行清场和强拆才告一段落。虽然皇后码头最后也未能幸免于难，但这一运动唤醒了香港社会的历史保护意识，点燃了人们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热情。   (皇后SOS。图片出自 香港电台－RTHK中文新闻频道 ) 与中国内地城市爆发的以维护私产为主要目标的个人抗争不同，“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是一场由香港新生代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运动。这里所谓知识分子并非指他们是处于香港社会上游的既得利益者（即所谓的精英阶层），而是指他们长于思想和论述，在整个运动中一直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自觉。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学生、网志编辑、独立记者和自由职业者(8)，在发起这一运动时不带任何个人利益色彩，在表达这个运动的诉求和目标时一直锁定在庶民的视点上，而把运动的对立面列为利益至上的财团、罔顾民生的权贵和带有殖民后遗症的政府。他们是香港回归十年中涌现出来的“八零后”知识分子的代表，与战后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完全不同，后者在六十年代负笈海外，七十年代曾投入香港社会抗争，后来不是被殖民行政体系吸纳成为犬儒式的社会精英，就是在商本位文化中成为经济动物。“八零后”以97回归作为自己思想成长的分水岭，拒绝战后婴儿一代的精英倾向和殖民印记，俯身到香港的庶民历史中去找寻香港身份的认同和建立香港本土的主体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珍视天星/皇后码头的原因——这两个码头所在的中环滨海区自六十年代以来就是庶民抗争、集会和分享的城市公共空间，凝聚着香港民众的历史记忆。 可是知识分子也有其局限。虽然他们自许为庶民代言，但一向重视实利的普通香港人也许更容易理解钉子户的拼死力争，而无法明白这些年轻人以一场社会运动来运作他们宏大的历史论述和身份理论的野心。说老实话，阅读他们那些意旨深远又饱含才情的发言和写作(9)，目睹他们在整个运动中的策略和技巧，你确实会被他们开阔的思想视野和过人的行动力所征服，尽管没有实现保存码头的目标，他们却把整个运动推向了他们预期的历史高度。可是，在多数城市更新过程中，历史保护的理由并未强大到足以叫停推土机，它常常变成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以北京为例，普通老百姓一般都把历史当成他们的包袱（也许中国历史太悠久，根太深了，不像香港，一直是个殖民地，身份一直处于悬空状态，无根的感觉特别强，因此对历史特别饥渴），谁都不愿意住在破旧、拥挤、火灾隐患严重、要排队使用公共厕所的胡同里，人人都争住现代公寓，对他们来说，推土机意味着新的生活。只有知识分子站在外面忧心如焚，希望老胡同一砖一瓦都能保存下来。这时候政府和发展商可以挟持民意，把他们讥为物理保护主义，无视城市发展和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在这方面，香港的道理也是一样的。香港民政事务局长何志平就说过，“香港地价贵，要保留一处地方，应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10) 而天星/皇后码头的“集体记忆”，显然是不够有力的。 可见，从知识分子的先进理念到一般普罗大众包括发展商和官员的认知之间，天然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是观念上的，也是语言上的。有人说“本土行动”的年轻人水平太高了，他们的思想太深奥，一般人无法理解。因此，在天星一役失败后诞生的“本土行动”，调整了自己的战略，除了以“去殖民化”和“本土主体性”去继续深化“集体记忆”之外，又发展出“城市公共空间参与权”和“城市规划民主化”的新诉求。他们抨击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制订中区规划时，完全为大银行、大财团、大公司等“有钱人”着想，根本不考虑草根阶层的利益，把本属所有市民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拱手让作商业发展，并且刻意隐瞒了驻港解放军要在此兴建一个军舰码头的事实，侵害了市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参与权和对城市规划的知情权(11)。显然，这些观点比起“集体记忆”来更能激发普通人的共鸣，它从高端的知识分子历史论述向下转向他们的贴身权益，拉近了运动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同时又把运动从文化的层面提高到了政治的层面。为了克服表达上的曲高和寡，他们又专门出版了一本《本土行动皇后码头特刊》(12)，以最浅白的语言，以问答的形式，配上建筑师绘制的最简单的规划示意图，向香港市民传播他们的运动理念和替代性规划提案。 总之，“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所要维护的并不是可计算的物质利益，可以说它是一场针对城市更新和城市规划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对抗的是公共权力在分配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时的不平等以及分配程序的不合理，批判的是城市规划为了商业发展不惜牺牲历史遗迹、只重视物质利益而忽略非物质需求（城市的历史记忆和市民的精神认同）的唯经济论倾向，要求的是分享城市公共空间和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它冲破了香港这个有着深重的重商传统、行政体系去政治化并对反对力量有着巨大的吸纳能力的社会的限制(13)，传播了城市不仅作为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多样生活文化和多元精神需要的鲜活生命体的概念。就这点而言，这个运动实现了一次观念的革命，取得了非同小可的成功。 迎向推土机 在大中华地区，城市更新中的对抗运动在各个城市都有发生。过去三十多年来是亚洲地区经济大规模腾飞的时代，香港、台湾比中国内地领先一步，挤身于亚洲经济四小龙之列，其经济的扩张、产业的调整和人口的膨胀不断要求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洗牌，在这过程中发生对抗在所难免。台北是一个在民主政治方面比香港更活跃的城市，因此早在1997年，这里就诞生了“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它是台湾第一个针对城市更新的社会运动，不仅知识分子和市民涉身其中，连不同的政党力量也被挟裹进来。因为它的焦点是对一个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贫民窟的清拆，涉及到这一社区居民的实际生存利益，所以它为城市更新及其对抗运动双方面的实践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语境。对于发起并参与其中的那些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相当是美国联邦政府自1949年至1972年间推行的饱受知识界争议的城市更新运动（包括简·雅各布布斯对它的尖锐批判）(14)在台湾的一个重演的版本。它的样本意义，当然还有这些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社会道义和公民城市的理想信仰都驱使他们全身投入其中。因此它不是一个市民自发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并始终在政治的层面进行交涉和运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有着成熟的行动语法和风格的社会运动。 运动的引爆点位于台北市现第十四、十五号公园所在的地块，亦即中山区林森北路与南京东路的交界，日据时期这里是日本公墓，1949年国民党战败，从山东和江苏等地撤退的士兵及其家属经由海南岛来到台北，在无住所分配和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自愿自谋生计，便在此搭起简陋棚寨聚居，后来慢慢吸纳从台湾其它地区来的移民而发展成一个社区，称康乐里。1956年，台北市按日据时期的城市规划把这里编为公园用地，但多年来因为住户争议及预算方案的多次反复，公园计划一直未能实施。1994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曾深入康乐里，发动居民参与讨论，提出了“就地整建、社区重建”的设计方案并获得了台北第一届“市民参与都市设计奖”。1995年陈水扁就任台北市长后继续维持公园计划，但承诺先建后拆，妥善处理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后在1997年1月又推翻这一原则，决定在3月4日执行清拆。在康乐里居民到市议会抗议无效之后，台大城乡所联同超过100多个知识界知名人士及民间机构在2月1日签名发起“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15) (《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封面。图片出自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网站 ) 康乐里在被拆前的建筑均为低矮的自建房，以砖木结构加塑料板为主，居住着约三千多人，一千多户，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户为老兵（台湾称为“荣民”）、残障者、临时工、 低收入户和贫困家庭。在运动发起者的眼中，康乐里是“一个包含了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彼此生活紧密连结的邻里”，也是“台北市最后一个如此独特少见的邻里”，人们在这里经年累月朝夕相处，虽环境欠佳，但彼此照应、相濡以沫；虽穷困窘迫，但在1979年台湾与美国断交后所发起的“捐机报国”运动中，却是台北捐款最多的里(16)。而在陈水扁的眼里，康乐里却等同地狱：“以台北的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 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麦可杰克森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17) 这种把康乐里指认为贫民窟、认为它有碍城市观瞻的长官论调，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拆迁借口，与之相随的必然是把康乐里的弱势人群视同废物的潜意识——他的同僚在与运动人士的谈判和对峙中，就曾口气强硬地指出，“老人不搬也会死”。(18) 这些被认为无用的人群，正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废弃的生命》中所说的“人类废品”(Human Waste)：“人类废品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构建(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和经济进步（这种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倚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必然的副作用。” (19) 在对现代化的狂热追求中，大量职业会变得过时，大量人口会成为弃儿。现代执政者之所以憎恨贫民窟，就是因为它聚集了太多的“人类废品”——他们非但不能增加政府的税收，反而加大了福利支出的成本。在政府眼中，贫民窟占据着城市尺土寸金的中心地段，它的地上建筑物却老旧残破，容积率低，毫无产出。除了偶尔可以充当一下“脏乱差”和“犯罪多发地”的靶子，被警察时不时去突击扫荡一下，以安抚纳税人的安全焦虑并增加他们对政府的心理依赖外，贫民窟还能做出何种贡献？接下来的思路也就顺理成章了：花较低的成本赶走那些“人类废品”，清空它的土地，直接卖给发展商的话可增加财政收入；或把它改为公园绿地，则可博得绿化和美化城市的美名，同时亦可刺激周边地产增殖。 在康乐里的案例中，社区破败跟不上时代步伐，需要更新无可非议；公园绿地是个由来已久并已通过的规划，而且是个公共空间，不执行不足以维护行政权威，也在法理之中；“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要反对的并非这些，而是陈水扁的台北市政府对弱势人群生命价值的漠视以及对他们在城市里的生存权的残酷剥夺。以这种思路执行的拆迁是一种暴政，正如运动的发起者夏铸九所说，“公园苛政猛于虎”！(20) 在公园的设计方案还非常初级、并没有具体细节定案之际，在未解决好居民的赔偿和安置好他们的新居所之前，在短短数月内强制他们搬迁，以推土机摧毁他们多年来休养生息的家园，让他们流离失所，不顾他们曾为台湾做出的奉献，不顾他们的历史记忆，这就是陈水扁的“铁腕”本色。就算加入了政党竞选利益的博弈作为筹码，就算有当时的中央政务委员马英九、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立委张俊宏、林瑞图以及多位国民党议员和新党国代到现场声援，也无法挽救康乐里在1997年3月4日被夷为平地的命运。“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提出来的缓拆要求失败了。在拆迁当天突发的大火中，人们只听到抗议歌曲的回荡：“斩断记忆的桥梁，台北是谁的家乡？财团的太阳，穷人的坟场！”(21) 遗忘与纪念 其实，美国在战后二十多年来所推行的城市更新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以推土机暴政清拆贫民窟并不能根治城市的贫困。在被连根拔起后，贫民窟的人们会在城市的其它空间重新聚合，形成新的贫民窟；而不断的清拆和驱逐会进一步拉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距离，加剧他们的对抗，以致酿成不可收拾的社会冲突。在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在更新运动中的歧视政策引发了包括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底待律在内的各大城市的大规模社会暴动和骚乱，每次死亡人数30-40人，受伤过百成千，街区破坏惨重，损失以数千万美元计。(22) 这是导致美国中止其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在亚洲城市，仇恨贫民窟、要除之而后快的思想仍然大有市场。不仅十年前台北的康乐里遭此歧视，今天从北京的古老商业街区大栅栏到伊斯坦布尔的千年罗马社区苏鲁可勒(Sulukule)均难逃厄运。在台北“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中，发生了老兵自杀的事件；而在北京和伊斯坦布尔，各类抗拆事件也不绝于耳。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眼前利益的遮蔽下，无视历史的教训，不断犯错。遗忘，是人类的一大病。 (Gordon Matta-Clark, Splitting, 1974) 在美国城市更新运动的晚期也就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艺术家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在城市内开始了他的“破坏”活动。这时候美国各个城市内部都存在着大量被弃置的房屋，它们的土地和产权已被征收，但因政府、发展商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争议，预算迟迟不能到位，更新工程无法展开，其衰败日甚一日。马塔－克拉克开始肢解这些房屋，或卸下一面墙，或切割它的门窗，或挖出一个几何造型，不仅以此来展示建筑内部的颓败，更提醒人们私有财产和社会结构的脆弱不保。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1974年在新泽西州东北部一个城市恩格伍德(Englewood)实施的《分裂》(Splitting)：把一幢二层空屋从中切开，一分为二。这与其说是艺术家对建筑的“破坏”，不如说是他为那些在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中被无端掠夺的不动产产权发明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纪念方式 。房屋上这条豁然剥开的裂痕，是追悼，更是美国城市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的象征，它引人思考城市的建与拆的问题。马塔－克拉克英年早逝(1943-1978)，他的多数“城市破坏”行为，都以图片、录像、文字、草图的形式保存下来，与他从各处切割下来的建筑碎片一起，被美国和欧洲的美术馆和画廊收藏，作为传之后世的艺术作品，去对抗人们的遗忘。(23)   在英国，由于二战对城市的破坏，更新运动在战后也大规模展开。与美国不同的是，主张市民参与和庇护邻里的“社区建筑”(Community Architecture)运动自六十年代以来在英国获得较为健康的发展，专业建筑师的自觉、民间组织的介入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取得较好的协调，八十年代后获得查尔斯王子的高调支持（他成立的王子基金会专门关注城市和社区环境的建设），九十年代后又发展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主张混合功能、减少能耗、把社区保育和城市更新进行有机结合的“紧缩城市”(Compact City)理论，可以说各个阶层市民的利益一直得到尊重。1993年，艺术家拉切尔·惠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应约为伦敦东区Grove路与Roman路交界处的一幢待拆的维多利亚式联排住宅创作一件作品，她向这个三层高的楼房内部灌入水泥混凝土，待其凝固后再把所有外墙拆去，建筑的内部负形空间于是显现出来，并变为无法穿透的实体。艺术家将此称为她的雕塑，并命名为《家》(House)。位处伦敦东区这个渗透着种族隔离和移民纷争历史记忆的特殊街区，这个作品被路人喷上的第一个涂鸦句子是“为了所有白人和黑人的家”。(24) 没有人被遗忘，也没有人遗忘历史。这个沉默笨重、体量巨大的公共艺术作品就像一座超越了族群差异的平民生活的纪念碑，它激发了人们对单纯的人的价值的想象。 作为已经发展成熟甚至呈饱和状态的经济体，美国和欧洲的城市现在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开始收缩，它们所遭遇的地区问题，总是希望放在全球化的平台上去解决；而作为新兴的经济力量，亚洲和其它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仍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在扩张，它们则负责提供全球化问题的地区解决之道。这恰好符合蒙特·鲍曼提出的“地区性问题全球解决/全球性问题地区解决”的现代性模型假设(25)。要接纳庞大的国际资本，要运作复杂的经济系统，要调动巨量的人口，亚洲城市正在奔突腾跃，找寻空间，迎接挑战。建还是拆？戈登·马塔－克拉克在他的作品中提出的这个不仅充满思辩色彩同时又具现实急迫性的问题，现在也摆在亚洲各城市执政者的面前。正如丹·格拉海姆(Dan Graham)所说，这个问题一直未被回答或解决(26)。它考验着人们的道德和智慧。本文考察了大中华地区三个不同城市在更新过程中所出现的对抗事件，这些事件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对立双方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得失，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把人遗忘，是否认为所有人的生活都值得呵护和纪念。而城市的生与死，亦与此紧密相关。 注： (1) 简·雅各布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y)，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 (2) 矶崎新(Arata Isozaki)，《未建成/反建筑史》(Unbuilt)，胡倩、王昀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3) 马清运、梁井宇短信对话，《当代艺术与投资》，2008年第2期，总第14期。 (4) 《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沙龙恳谈会记录》，搜房网，  http://news.sz.soufun.com/2008-02-01/1495211.html (5) 同(3)。 (6) 《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人口已达5.77亿》，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cj/hgjj/news/2007/09-27/1036849.shtml (7) 关于吴苹、杨武事件的详细过程请参考《南方周末》张悦的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内幕调查》(2007年3月29日)及《重庆这几天发生了什么》(2007年4月5日)。 (8) 参见梁文道对陈景辉、周思中、朱凯迪和邓小桦的采访《七、八点的太阳》，《明报》，2007年8月5日。 (9) 比如周思中的《在解殖的街头》，《今天》文学杂志香港十年专辑，2007年第二期，夏季号；陈景辉的《谁的香港故事，什么样的香港人》，《明报》，2007年7年29日。 (10) 见《南方都市报》龙志的报道《中环天星码头拆迁事件唤醒港人“本土行动”》(2007年6月9日)。 (11) 对军舰码头的说法我有保留，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立法保护其军事机密，规定其解密年限，军舰码头的兴建应属军事机密，不可随便对外公开。 (12) 朱凯迪、周思中编辑，本土行动出版，2007 (13) 社会学家金耀基把港英时期香港的政治体制称为“行政吸纳政治”，即把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通过开放行政管治体制的方式吸纳掉。见强世功《“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读书》，2007年第9期，总第342期。 (14) 自美国国会1949年颁布住房法起的二十多年内，美国联邦政府在1100座城市推动了2800项更新工程，所涉联邦拨款达100亿美元，工程用地达20万英亩，其中8万英亩为贫民窟改造工程，后因饱受非议，美国国会于1972年通过尼克松政府的“岁入分享”议案，决定终止这场城市更新运动，而事实上直到1980年里根上台这一运动才真正得以结束。见李艳玲《美国城市更新运动与内城改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第152-154 页、第162页。 (15) 参见《反对市府推土机大事记》，《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黄孙权主编，反对市府推土机联盟出版，1997。 (16) 参见《关于十四、十五号公园上的社区康乐里》，出处同(15)。 (17) 《联合报》，1996年11月12日。 (18) 同(15)。 (19)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废弃的生命》(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6页。 (20) 《中国时报》,1997年1月22日。 (21) 《穷人的坟场》，改编自陈水扁台北市长竞选歌曲《台北新故乡》，黄孙权、彭扬凯作词，出处同(15)。 (22) 李艳玲《美国城市更新运动与内城改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第150-151页。 (23) 关于马塔－克拉克的作品及生平，请参考Gordon Matta-Clark, edited by Corinne Diserens, Phaidon,2003. (24) 参见Doreen Massey关于《家》的文章《时空和场所政治》(Space-time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胡宇之译，《艺术当代》，2004年第3卷第4期。 (25) 同(19)。 (26) “To construct…or to deconstruct? This question, which Matta-Clark’s work raised, is still unanswered, unresolved.” Dan Graham, Gordon Matta-Clark, Shrinking Cities, Vol 2, Hatje Cantz, 2006，Page 96.

“在网上有一则邀请世界各地共享空间联署的“共享工作空间宣言”(co-working manifesto)，道出了共享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建立“信任小区”：“我们奉行以下价值：合作而非竞争、社群意见比个人议程重要、参与比围观重要、做比说重要、友情比形式重要、敢于尝试而非追求安稳、不断学习、永远把人放在第一位、关注生态系统而不是价值链”。” 引言：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推动该市成为“共享城市”(sharing city)。什么可以共享？停车位、孩子的衣服、各种工具、小区空间等，都可以在不同时段拿出来。只要大家在小区建立共享文化，资源运用便会更为有效，社会可以更美好。 共享 VS 私利 我在九月底与三十位参加“MaD创不同旅程”的香港年青人考察首尔的社会创新。选择首尔，是因为自称“社会设计师”的朴元淳市长在去年底当选后，以社会创新和共享精神作为施政理念。他率先开放政府的办公楼及会议厅，让市民在晚上使用；他也成立了“七人委员会”，由市民自荐出任，每隔数周与市长会面，批评他的政策，而他则会谦虚聆听，把意见写在不同颜色的post-it贴纸，贴在办公室墙上。 他更推动首尔成为“共享城市”(sharing city)。 “共享精神”由开源(open source)软件运动带动，是社会创新和范式转向的大趋势。 共享或分享并不是什么高深和崭新的概念，是“有福同享”的人类交往文化而已，例如妇女之间互相交换食谱，就是“共享”。这种对资源和创意的开放态度随着商业社会把发明和产权专利化及以法律垄断使用权之后逐步变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群硅谷的软件工程师由Linux牵头，响应大公司对软件价格的垄断，鼓励开源。 开源运动发展十多年，能量越来越大，网上的免费计算机系统、软件和app都很多；在版权领域有“创意小区”(creative commons)，版权持有人愿意与人共享创作，不独揽版权。开源背后也是“流通”的价值，由美籍印裔青年沙文 . 可汗 (Salman Khan) 创立的免费网上补习社Khan Academy是“开源教育”(open source education) 的表表者，连盖茨基金会也乐意拨款支持。在政府，共享精神是“开放管治”(open source governance)；在工作间，则是“共同办公空间”(co-working space)。 开源运动把“由谁拥有”的概念重新定义，让公与私的界线模糊化。它始于朋辈协作，理念务实；不过，在市场主导及利润最大化的心态下，要鼓励共享，就似乎要与“独家”和专利背道而驰。 Good Lab: 共享工作空间 根据美国Deskmag 网，旧金山是“共享工作空间”的发源地，全球的共享工作空间在过去七年发展迅速，已有超过一千七百个。据Deskwanted 网页统计，这些空间逾四分三在欧州、美国和澳洲，亚洲城市才刚热起来，估计在未来数年会遍地开花。现时新加坡有一个Hub，开张三个月收了逾百会员，而上海早有“新单位”，是个创意工作小区。 在香港，我与谢家驹博士、张瑞霖及魏华星等刚在长沙湾启动二万平方呎的Good Lab(好单位)。我们希望它是个促进合作，为社会创新提供资源，令创意变成行动的小区。在那里，没有狭窄的木板隔间房，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桌，会员每天想坐哪里也行，像家也像咖啡店。Good Lab的目标，是让社会创业者与各行各业的志同道合朋友连结，建立互助和创新的网络。因此，空间除了有办公桌、免费上网和咖啡，也会长时间开放，并定期举办多样化的讲座和工作坊，让更多人明白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Good Lab以社会企业模式运作，收入靠会员和活动收费，在启动时得到恒基及RS Group的赞助，期望能尽快达致自负盈亏。 我相信“共享工作空间”将会是个新的工作模式，它能有效响应创业的昂贵成本，也能协助社会创业项目的启动。在香港，大多数年轻人都在打工，甚少出来创业，其中很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创业成本高，单是租金一项就足以吓倒很多人。但时代在变化，有很多事情可直接通过互联网处理，早期的创业项目也不需要很大的办公室，社会创业则更需要跨界思维的启发，寻找拍档和资金的机会和各方面的专业意见，这些都可在一个共享平台找到。  建设“信任小区” 在网上有一则邀请世界各地共享空间联署的“共享工作空间宣言”(co-working manifesto)，道出了共享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建立“信任小区”：“我们奉行以下价值：合作而非竞争、社群意见比个人议程重要、参与比围观重要、做比说重要、友情比形式重要、敢于尝试而非追求安稳、不断学习、永远把人放在第一位、关注生态系统而不是价值链”。 香港社会普遍缺乏信任，也缺乏跨界合作的方法，要建立“信任小区”似乎有点理想化。但这确是Good Lab的使命。在这个空间，规矩由会员共创（co-create），责任由大家分担，会员是来自十方各界的创革者（changemakers）──艺术家、学者、商界、设计师、IT 人、老师、环保工作者、创意人、社会企业家，他们要懂得“和而不同”，以“信任”作为核心价值，建立一个崇尚合作、重视参与、敢于创新的社群。若Good Lab及类似空间成功，将会带来思维改变和范式转向(paradigm shift)，香港有更多社会创业家，一起创造可持续、公平和具影响力的未来。 当下的香港面对着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严峻挑战，只有通过共享、信任、创新和跨界思维，才能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黄英琦：香港Good Lab共享工作空间创办人及召集人。） （本论文已全文发表过，此次是二次发表，原文首次发表在《装饰》杂志 2012 年第 1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