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此次清场并非突然发动，实际上在上个月的 25 号，军方就曾经发过 48 小时最后通牒要求清场，一直到 8 月 7 号，埃及临时政府宣布国际外交调解已经失败，军方再次发布命令准备清场。 8月14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埃及安全部队开始对前总统穆尔西支持者集会展开清场行动，出动推土机铲走两处营地的帐篷及施放催泪弹，更出动机关枪向人群开火。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宣称，分处城市两端的两个营地中，2200多名抗议者被杀，10000多人受伤，而临时政府说，全国范围内只有500多名平民被打死，还有43名警察。警方拘捕至少200名穆尔西的支持者。临时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埃及部分地区实行宵禁。 无可避免的杀戮 是次清场行动并非偶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表示，事发前已有先兆：“此次清场并非突然发动，实际上在上个月的25号，军方就曾经发过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清场，一直到8月7号，埃及临时政府宣布国际外交调解已经失败，军方再次发布命令准备清场。” 埃及总理贝卜拉维（Hazem Al Beblawi）辩护称当局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来结束“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哈利克则支持这个说法，认为在国际斡旋失败后，除了武力清场之外，临时政府已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结束目前的对峙局面。 镇压过后强硬派占尽上风 今次镇压后，虽然未必会出现大规模内战，但摆在埃及面前的是长期不稳定和动荡。埃及的中东政治学者塔里克判断，流血冲突是暂时的，整体局势应该还在埃及军队控制之内。中国前驻埃及大使安惠侯亦表示同意，认为穆兄会本身没有军队，况且多方势力都不会支持埃及出现内战，但双方还是难免继续僵持。 当临时政府和反对派撕裂后，埃及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有公信力，并有能力领导埃及的政府。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索玛斯·米尔尼（Seumas Milne）评论，中东人民对独立和社会公义的追求会让他们更加团结一致，此刻唯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民主领导人，才能带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走出困局。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Adly Mansour）曾是埃及首席大法官，亦曾担任政府多个部门的法律顾问，熟悉政府运作。据埃及当地媒体报导，“曼苏尔生性冷静，行事十分低调，极少在媒体面前露脸”，于国内拥有人际网络。但于是次对反对者的打压却大失民心，于国际上更恶名昭彰。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及临时副总统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虽比曼苏尔少一些于该国政府工作的经验，但曾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及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他，却更熟习国际治理模式。他原本有望担任过渡政府总理，但由于国内支持度却不高，被最大的保守政党反对，所以只被委任为临时副总统。在这血腥的清场行动时，他已经辞去副总统一职。开罗美国大学的贾法教授（Adel Abdel Ghafar）指出：“巴拉迪辞去副总统，代表政府内部有两种矛盾的方针，亦象征强硬派盖过中庸的声音，令人更加怀疑埃及能否建立民主和包容的政府。” 民主元素要结合埃及特点 筹组政府之余，亦要惦量适合埃及的民主模式。“阿拉伯之春”之后，民主治理只能向前走。“他们没有退路，不可能退回到穆巴拉克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指出。布鲁金斯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阿舒尔（Omar Ashour）认为，对于埃及而言，任何解决方法，都必须以确保基本自由和民主机制为前提，它们是埃及革命的唯一果实。 与埃及目前政治风格相似的是土耳其。土耳其模式先定立一套严谨的非伊斯兰化的法律，以军队捍卫世俗主义，在军方支持下演进民主化。这套方法尽管专制，但土耳其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许多中东国家的发展典范。然而，埃及前总统穆尔西下台和今次临时政府动用武力，都令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叶海亚教授担心，许多中东国家必须反思，类似土耳其那样的亲伊斯兰政权，是否能够在本国长期维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李国富主任同样忧心：“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我没看到哪个阿拉伯国家发展出了一套比较成功的民主模式，埃及也没有可以完全借鉴的物件。我认为，只有将民主的基本要素与埃及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才是比较好的途径。但这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很难。”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的心脏，中东秩序的重建离不开埃及的参与和支持。中东能否恢复秩序，就在于埃及当权者能否不把宗教与管治混为一谈，走上民主路。

阿拉伯之春给予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分支以机遇，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可是，现在他们自己反倒成为了暴力抗议的目标。我们一起来检视他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取得权势的。 2012选举中的穆尔西支持者 25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锁在清真寺里5小时了，但是抗议者却无法决定该如何处置他们。有的人简单地想用这些人交换被穆斯林兄弟会抓捕、殴打的抗议者。“我们的宗教是宽容的”，一名抗议者透过窗户向里面的兄弟会成员说。“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可是其他抗议者不同意。“他们是异教徒”，一名男子大叫。“就让他们死在里面吧。” 这件事发生在3月22日星期五，当时的开罗笼罩在一片白灰雾霾中，这是喀热新风的杰作——携沙带土的大风每年春天从撒哈拉沙漠吹来，把街道和天空染成模糊单一的黄褐色沙尘堆。但是高出地面的莫卡坦区——这里是城东贫民区岩石隆起的小山，以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总部所在地——的空气中，却更加弥漫了一股肃杀的气氛。 兄弟会大本营周边的街区里，有不少燃烧弹、石头、鸟弹和催泪弹。其他地方，黑烟滚滚向天冲去，抗议者烧毁穆罕默德·穆尔西——埃及总统、兄弟会坚定成员——的画像。抗议一开始只是为了反对穆尔西及其声称的顺从兄弟会的利益，而目前已演变成为全方位街头混战，交战双方是兄弟会死忠和反对的游行者。 星期五混战的发生地点和原因一样值得关注。自从2011年埃及人推翻独裁者穆巴拉克以后，抗议者通常关注的是国家体制，而兄弟会官方则声称这样的行为引发了更广泛的暴力。但是上个月，抗议者只选了兄弟会总部为目标。个中意味十分明显。对于反对者来说，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已是革命目标的政治、军事敌人，成了和穆巴拉克相同的人。“穆尔西就是穆巴拉克”，从开罗以西10英里小镇赶来参加抗议的马哈·哈塔布说。“两场革命完全相同。” 反对伊赫瓦尼——阿拉伯知名组织——的案情记录长之又长。然而如果它可以因为某个评判而烟消云散，这评判就该是如此：民主不会终结于投票箱——也不会终结于兄弟会及其分会的所作所为中。 反对者当下尤其愤怒的是穆尔西看似独裁的行动——他11月时为自己加官进爵，强迫他人接受高度争议的新宪法。草案由兄弟会支持者掌控的委员会起草。言论自由、女权、少数族裔正当权利描绘得模糊不清，而且草案意在建立伊斯兰国家。   埃及亚历山德拉自由与正义党党部前有人抗议 在两极分化的埃及社会急需建立政治共识之秋，穆尔西还被批评任人唯亲，指派盟友领导埃及行政机构。美利坚大学开罗分校首席历史研究员卡勒德·法赫米解释道：“大家普遍担忧的是，埃及可能会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更为细化的担忧包括政治——无情的穆尔西让人感觉不到他想改革——以及爆发严重厌女症。上月，兄弟会一分声明说，如果女性未征得丈夫许可便参加工作，就会导致“社会完全崩解”。兄弟会支持者希望把埃及建立成类似土耳其的现代伊斯兰国家。但是这样的声明强化了如下观点：尽管当前两性平等不会比穆巴拉克时期差，兄弟会的做法却是想把埃及变成第二个伊朗。 可是兄弟会对这些指控充耳不闻。在他们眼中，这是一场长期痛苦的运动，他们拥有民意支持，还有社会工作的丰富历史基础，试图整合经济环境，团结全国。正当失业率上升，生活成本提高之时，面向政府和兄弟会的愤怒可能产生于埃及社会上上下下。然而兄弟会始终认为自己有权管理国家，特别是它所属的政治派别自由与正义党赢得了2011年以来的所有选举。而且兄弟会觉得，批评者都是并未真正理解普通埃及民众感情的都市精英。 兄弟会发言人吉哈德·哈达德今年早些时候对《卫报》说：“这么多民众相信同一件事，支持同一个人，让那些批评家感到恐惧。”“其实”，他补充道，“穆斯林兄弟会也许中东是最成熟、非暴力的政治运动。” 回到2011年早期，有些人可能会惊讶于兄弟会当今的地位。中东独裁者一个接一个倒下，从远望之，取代他们的，会是一代年轻的西化网民，深刻理解自由主义，熟练把玩爱疯。兄弟会成员在自由广场起到很大作用——但当时，甚至连穆尔西都说，兄弟会无意争权夺利。“我们不想领导革命”，他说，“但我们想成为革命一部分。”兄弟会甚至除名了一个想参与总统选举的人。相反，自由派领袖如巴拉迪——前联合国外交官，则受到吹捧成新一代埃及领导。 可是巴拉迪没有参选。两年来，阿拉伯之春最显著的两个国家——突尼斯和埃及的权力真空终被穆斯林兄弟会的化身取代。在突尼斯，2011年起义的源头，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革命之前还流亡海外，它被视为突尼斯版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兄弟会政治派别控制力2012年短暂存在的议会，曾经是高级官员的穆尔西，去年6月得到民众选举为总统（之前他推出运动，以示独立）。在利比亚，学到了政治分支并未在去年的选举中收到理想结果——但仍是第二大政治派别。同时，兄弟会叙利亚分支在内战中角色凸显（也有人认为其难以驾驭）。“兄弟会”，记录革命过程埃里森·帕吉特总结道，“一夜之间就从半隐密反对者变成了合法政治强权。” 真是惊人的转变。兄弟会成立至今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积累基层社会工作的管理经验：开诊所，服务社会地位低的人，在埃及最贫穷地区发放食物。这些工作让他们受到埃及人的广泛欢迎——也使其有能力在穆巴拉克倒台后迅速动员。“他们组织有效”，《阿拉伯简史》作者约翰·麦克雨果说。“他们在全埃及都有选举组织，而其他人做不到这点。” 兄弟会还发展到国外——叙利亚、约旦、科威特和利比亚都有他们的分支。兄弟会成员在加沙建立哈马斯，突尼斯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也是有兄弟会支持者创建。“大家都觉得复兴运动党的思想和兄弟会的思想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有力传人或盟友”，政治伊斯兰专家、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研究主任沙迪·哈米德解释道。“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所有伊斯兰运动的源头。”   穆斯林兄弟会实际掌门沙特尔 兄弟会历史不短。到上周六已有85年。其实，兄弟会建立于1928年3月的埃及——创建者是教师哈桑·巴纳。他厌倦殖民主义和埃及西化的生活，巴纳认为有必要建立组织，推行传统伊斯兰价值。20年后，据估计兄弟会成员发展到5万人。到了今天，他们声称这一数字已到达100多万——大部分普通成员都是中下阶层，但是领导人则多为医生或商人。他们每人都捐出一部分收入，为兄弟会的运动提供金援。 成员从20名左右元老组成的指导办公室获得命令——指导办公室通常由最高领袖穆尔西的·穆罕默德·巴迪领头，但是由他的副手之一，商人海拉特·沙特掌权。“穆尔西的不指挥行动”，一名中层兄弟会成员说。“我们若想组织游行，海拉特·沙特就会具体负责……他的个性很强。他知道如何让众人跟随他。” 巴纳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同僚都说他乐于从穿西装改回穿阿拉伯长袍，再次取得他五花八门听众的支持。他讲求实用，又多才多艺，这几乎构成悖论——如此特质也能用来形容他形形色色的继任者，包括从渐进主义者哈桑·侯德比到原教旨主义者赛义德·库特布。 但是兄弟会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国际力量。虽然80年代的尝试使其各派别紧密结合，可是兄弟会的国际委员会“无法真正有效控制各地分支”，哈米德说。“没错，他们的确会共同商讨事务，打成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世人看不出兄弟会有能力监督一些大型区域活动。他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紧随运动中出现的分歧，兄弟会的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分支曾经不再听命于上级——尽管他们和上级的关系比其他同盟都来得密切。 “他们的关系温暖又友好，许多人都一同流亡——比如流亡到伦敦”，哈米德说。“所以你会在聚会中看到他们拥抱，他们相见甚欢，因为这些人都有共同的事业……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在过去数十年选择了稍微不同的发展方向。”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就是个好例子。它的创始人拉希德·甘努奇曾在开罗上学——他在那里受到埃及兄弟会激励——直到1970年代返回突尼斯。然而，甘努奇的女儿、复兴运动党发言人于斯拉说：“两场运动并不相同。他们有许多共通之处，但本质不一样。” 比如：无论是信念还是实用，拉希德·甘努奇和复兴运动党部分成员似乎更青睐多元社会，而不是埃及那样。去年3月，甘努奇发表了演说，认为世俗主义和伊斯兰教义不冲突。“宗教的基本范围不应涉及国家组织”，他说，“而更应该是个人、私人的信仰。” 虽然复兴运动党和埃及兄弟会可能都有相同的广泛目标，但是他们运作在不同的政治环境里，各自行动也就不一样。从90年代早期起，复兴运动党遭到突尼斯独裁者的强烈打压，也就是说，革命发生时，他们的组织结构相当脆弱。运动党不少高级人物流亡多年，“其实他们回到了自己不再了解的社会”，哈米德说。 2011年后，复兴运动党几乎要白手起家。尤其是他们要在看似比埃及世俗得多的政治环境中成长。“突尼斯总有土著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政党”，于斯拉·甘努奇说，“我觉得差异总会存在。” 相反，埃及兄弟会用了40年时间扎根，2011年起义发生的社会，早已受到强烈的基层伊斯兰热潮影响。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代是非法组织，但从70年代开始，埃及当局默认他们发展自己的社区组织。到2005年，兄弟会成员已经是议会最大的反对派。有时看起来就像当前的行动一样无望，兄弟会作为反对派的日子教会他们相当多的组织技能，远胜过新出现的世俗对手。 兄弟会去年11月快速制定新宪法，就是这种成熟特质的例子。用他们的话说，埃及急需新宪法确保埃及民主转型。虽然穆尔西并未动用他的权力来推行新宪法，但是争议还是出现了，宪法面临忠于旧政权检察官的拖延——拖延埃及后2011时期的状态。纵然这场运动短期内看似独裁，长期来说，新宪法确实限制了穆尔西的权力——兄弟会自认为好意为之，如果他们没有弄巧成拙的话。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对于来到莫卡坦抗议的人，或上月数百个于此再现哈林舞的人，或数千个于赛义德港准备进行非暴力反抗的人来说，如此说法十分可笑。批评家认为，兄弟会作为反对派的日子使他们过度防卫、神经兮兮，因此，他们在文化上无法驾驭民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自兄弟会肇建始，许多领袖——包括穆尔西——都曾进过监狱，有的还遭处决。好几十年来，他们都是非法组织。为了生存，兄弟会的运动仰赖于隐蔽，以及严格的等级。“兄弟会长期以来都不是透明或民主的组织”，麦克雨果说。“你要是忠诚者，就要执行一切命令”，一名开罗兄弟会成员补充道，“然后你就能够晋升”，穆尔西就是最好的例子。 穆尔西本可以绝对多数赢得选举，批评家承认。但是他们感到，穆尔西获得的支持都是不甘不愿的。去年6月，许多人并不是因为坚信政治伊斯兰而投票给穆尔西，而是穆尔西比对手阿默德·沙菲克——最终选举的对手，也是穆巴拉克时代过来的人——好出一点点。其实，去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55.7%的选民投给了非伊斯兰主义候选人。 穆尔西甫为总统时，他似乎认同选民的意愿，承诺“将以全埃及人的名义”执政。可是批评家说，他和同僚心中只想着兄弟会的利益。他们引用宪法危机，即所谓的伊赫瓦尼主义，还声称，自由与正义党政治家起草的选举法草案，允许自由与正义党为近在眼前的议会选举重划选区。 兄弟会否认这项指控。“我们确实赢得了上次的议会选举，但是总理不是我们党的”，自由与正义党发言人瓦利德·哈达德说。“我们在内阁里有最多6-8名部长。” 尽管如此，一般大众还是认为，许多部长——包括内政部长希沙姆·甘迪勒在内，都不是同情兄弟会的人。前兄弟会成员也说，自由与正义党——通常独立于政治运动——其实都从伊赫瓦尼组织处获取命令。反对穆尔西者也说，虽然他辞去兄弟会职务以示独立，但还在领导沙特尔和兄弟会指导委员会。 不意外，自由与正义党否认这说法。“这是弥天大谎”，该党选举小组前成员说。“他听取他们的意见，每天每时都在听取。但是他不唯唯诺诺。他不盲从……这很正常，不过就是分享观点，实在不意味着穆尔西只会听从他人安排。” “我们是有伊斯兰背景的公民政党”，哈达德说。“我们不会只考虑穆斯林兄弟会”。他补充道，就算是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合法指派重要职位给盟友：“英国执政党也都有自己的纲领。” 另外，兄弟会证明，该党目前为止，还无法在埃及这个僵化的国家机器里实施任何类似的纲领，更不用说伊赫瓦尼组织了。警力就是个例子，兄弟会成员说。许多埃及人更愿意看到安全部门进行改革，他们的残暴逼迫2011年民众起义，可是穆尔西到现在还未究其责任。但他的盟友说，穆尔西是受制于穆巴拉克时代的警察系统遗老。所以，权利活动家得到就是这样的回答：从独裁时代成长起来的穆斯林兄弟会，不会把改革当作要务。 “不仅是他没有作出任何变革”，埃及人权观察负责人赫巴·莫拉耶夫说，“他还不愿公开承认警力存在严重滥用。” 兄弟会民兵也有许多传闻，以便绕开警察监视。兄弟会则力拒此说法：“穆斯林兄弟会没有民兵”，哈达德说。兄弟会也可以对反对者这样说，因为他们周五在莫卡坦沙坡上殴打、拖行落单的兄弟会成员，至少想1名兄弟会成员开火。可是反对者也可以回应说，上周发生的事情是迟来的报复，以回击去年12月出现在总统府外的冲突，当时伊赫瓦尼组织成员据报拷打了游行者。 他人实在无法容忍伊赫瓦尼的宗教立场。埃及所有政治派别都信仰虔诚——不过大多数人都希望兄弟会（包括原教旨主义的萨拉非派）能够让民众自己理解宗教。“说伊斯兰制造了这些立场，确实是误解”，埃及国家女性委员会发言人索德·色拉比上月在一场贬低女性的风波中说，当时兄弟会以伊斯兰的名义宣传厌女思想。“伊斯兰和穆斯林兄弟会不一样”，马哈·哈塔布戴着头巾在莫卡坦说。“2011年以前，我们认为兄弟会是真正的穆斯林。我们现在认识到，他们不是。” 哈塔布一句话道破兄弟会长期面临的挑战。分析显示，2011年前，兄弟会诉求主要是超越世俗政治的肮脏游戏——渠道是通过埃及平民，以及补偿实施未经实验的伊斯兰主义。然而犹如哈塔布所说，伊斯兰主义在获得权力之后丧失了原本的纯洁——脱离社会工作，受到政府失职的玷污。“曾几何时，你可安心呆在兄弟会，而不用过问政治”，哈米德说。“当时的兄弟会就是教学，就是教育，就是社会服务。但是当下的兄弟会政治味太浓，这都在消费兄弟会。” 权力会成为兄弟会的命门吗？帕吉特认为不会——或至少现在还不会：“政治运动还是要依赖选民，因为他们要站对立场，要有政绩。”没错，她说，“他们联系群众的通道，非伊斯兰组织都没有。” 可根据哈米德的观点，兄弟会最大的选举威胁不是非伊斯兰政党，而是伊斯兰组织，象是强大埃及党，或是萨拉非派组织。“如果你是年轻的埃及宗教信众，就会想加入运动，你可以希望呆在兄弟会里10年左右”，哈米德说。“然而现在的兄弟会政府备受争议，你能感觉到：好吧，他们政治味太浓，我可能应该考虑萨拉非派，他们没那么深陷政治。” 哈米德说，如此难题是兄弟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你如何平衡宗教运动的要求，和特定政治对象？”对于上月25名困在埃及高地清真寺的兄弟会成员来说，答案一定相当痛苦，明晰。这的确非常困难。   ·穆斯林兄弟会等级森严，注重服从：“你要是忠诚者，就要执行一切命令”，号称百万成员之一的开罗兄弟会成员说，“然后你就能够晋升”。 ·通常，他们的行动都有穆尔西德或最高领袖穆罕默德·巴迪指挥。但根据内中人说，真正的权力由巴迪副手之一沙特尔掌控。他是超市大亨，留大胡子，沙特尔据报从新千年起就开始运筹帷幄——甚至在服刑期间也不中断。 “穆尔西德就是个普通人”，中层兄弟会成员解释道。巴迪的责任主要是宗教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沙特尔掌权了12年”，沙特尔的影响力部分来自金钱，以便为兄弟会提供金援——他也因此获得绰号：财政部长。 沙特尔是20名副手之一，他们又来自更大的180强人咨询委员会——这些成员制定兄弟会日程。 学术水平能为寻求委员会职位的人加分。有学位会外语的人更受委员会欢迎。 ·委员会之下有几个等级：从区域首领导负责市区的人，甚至是管理临街事务者。每个在地部门每周会面一次，区域事务讨论每3月举行一次，全国会议每6月举行一次——“取决于沙特尔的时间安排。” ·组织内的新星得到鼓励扩大阅读。“他们每周给我一本书”，一个成员说。这些书分析《古兰经》，扩展读者见识。“他们还跟我讨论这书。” ·兄弟会通过其政治派别——自由与正义党——参选，它通常比较独立。不过自由与正义党党员和前领袖都说，该党十分依赖兄弟会。“沙特尔有眼力”，一名党员说，“穆尔西没眼力。” （翻译： endhx）

目睹民主在伊拉克两年的运行，祖拜里和其他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主，其实与政府架构无关。正如同，君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独裁。伊拉克人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符合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但也相当清楚，距离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十分遥远。 尽管时快时慢，但伊拉克的一切仿佛是按“时间表”运行的。尤其是和时下的利比亚、埃及、叙利亚正在上演的无序相比。 2011年12月18日，距离这一年结束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进入科威特。美军完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复保证的“严守撤军时限”的承诺。 把时间往前推，8月，美军作战部队脱离战斗启动了正式撤军计划。 2010年3月中下旬，325位伊拉克议会新当选议员们选举出了总统、总理。 3月7日，伊拉克举行议会选举，伊拉克人迎来历史上第一次由选民直接投票的选举。这被视为伊拉克人真正开始掌握自己命运。 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士兵在街头巡逻。铁丝网、水泥掩体成为伊拉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AHMAD AL-RUBAYE/东方IC/图） 选举，一个不错的起点 26岁的穆斯塔法·萨巴赫在一家西方公司设在巴格达的办事处从事翻译工作。对于已过去两年的那次选举，他至今记忆犹新，“起码，我们有权利投出自己的一票。尽管最后当选的人也许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毕竟发出了声音。”他说。 那是一次顺利得超乎想象的选举。选举成功的原因部分得归功于萨达姆。拜萨达姆常年重视教育投入所赐，伊拉克选民整体素质较高，在没有国家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素质高的选民不会轻易为人左右，即使是恐怖组织的袭击也不行。 选举结果，没有一个阵营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席，前总理阿拉维、现任总理马利基和总统塔拉巴尼这三方所控制的议席数分列前三位。阿拉维阵营仅比马利基阵营多出一席。民主的第一波就是竞争的白热化。 选举过后，与很多刚刚走入民主阶段的国家类似，有关舞弊的传闻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指责说，控制政府资源的马利基一方多印了数十万张选票作弊。压力之下，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独立高级选举委员会在投票次日对选举进行了重新计票，一个多月后的2010年4月19日宣布选举结果有效。所有的舞弊指控均被宣布为查无实据。 在伊拉克，投票是件可以让人失去生命的事情。投票日前夕以及当天，“基地”等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全国发动多起袭击，试图阻止人们去投票。 2010年3月3日，最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发生在迪亚拉省首府巴古拜，两枚汽车炸弹致使33人死亡，55人受伤。 萨巴赫回忆，投票日当天，在他投票的选区——巴格达曼苏尔区，一枚炸弹导致3人受伤。一名轻伤男子在用沾满鲜血的手投完票后才去医院。萨巴赫说：“鲜血染红的选票，成为这个投票日给我最深的印象。” 并不是所有伊拉克人都像萨巴赫一样为选举欢喜。年过半百的逊尼派人士会怀念萨达姆时代没有自由但有保障的生活。逊尼派穆斯林，在伊拉克的人口比重不足30%。萨达姆时期，他们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都享受优厚的福利，可谓伊拉克的幸福族群。 53岁的媒体工作者贾迈勒·艾哈迈德甚至说：“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义不合。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很多行为守则，要求人们服从长者和智者的意志，多年形成的传统在看得见的未来，不可能改变。” 这让人联想起尚在混沌中的埃及与利比亚，对伊斯兰有了解的人都没有为独裁的结束而急于欢呼，都在观望，民主的急雨，究竟能浇灌出怎样的花朵？ 伊拉克特色的茶馆议政 萨达姆倒台后，穆塔纳比街沙赫班达红茶馆里的辩论声大了起来。 穆塔纳比街位于巴格达城东，长约600米，宽约3米，以十世纪伊拉克诗人穆塔纳比的名字命名。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巴格达省政府位于这条街上。上个世纪初，这里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聚会所。 起初，街道的两侧开了很多小书店，接着，在书店外的街面上自发聚集了一些贩卖旧书刊的商贩，最后，逐渐形成了在巴格达乃至全伊拉克赫赫有名的旧书市场。 有句阿拉伯俗语说：“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开罗人写，大马士革人出版，巴格达人阅读。”巴格达人具有喜爱读书的传统，同时又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一样嗜好饮茶。 在这条街上，不仅可以找书，还可以欣赏街道两侧奥斯曼土耳其风格的米色矮楼，逛累了，就到穆塔纳比街尽头的沙赫班达红茶馆小坐喝茶。由于茶馆聚集的都是文化精英，茶余难免把盏清谈，逐渐形成了茶馆议政的文化现象。 沙赫班达茶馆于1917年开业。那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束了对伊拉克的统治，英国军队占领巴格达，将伊拉克纳入其殖民体系。从那一年起，巴格达的知识精英在沙赫班达茶馆举行“政治沙龙”，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议论风生。这逐渐形成了传统。在那一时期，茶馆议政的主题是“独立”、“反殖”。 在萨达姆时代，沙赫班达的茶馆文化也未中断，议论的关键词变为“民主”与“自由”。萨达姆的秘密警察经常“光临”茶馆，一些发表反政府言论的知识分子随后被投入监狱。于是，有一个时期，茶客们将话题转向了文化和体育等软性话题。 不过，即便是在政治高压下，仍会有人在沙赫班达茶馆出没，散发匿名材料，抨击萨达姆。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美国撤军”和“马利基政府”成为沙赫班达茶馆当然的主题。美军的行动，奥巴马关于伊拉克的表态，马利基政府如何擅权但不办实事，美军是否应该留下……都会激起茶客们的众声喧哗。 巴格达大学学生加尼受够了美军的存在，他只要在茶馆都会毫不忌讳发表自己的观点，“是的，美军应该离去。过去这些年里，总是看见他们的车辆满街跑，直升机在我家上空飞过。我受够这一切了。” 加尼认为，没有任何国家的国民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被别国占领，尤其是视尊严为生命的阿拉伯人。他甚至表示怀念萨达姆统治时期，“至少那时我们有尊严，没人看不起我们”。 63岁的什叶派学者布尔汗算是加尼的“同盟”，老人家的观点鲜明——美国方面声称留驻伊拉克是为了帮助伊拉克进行安保，但其实，美军恰恰是造成伊拉克安保危机的因素。 布尔汗说：“他们（美军）对武装组织拉一派，打一派。打击反对占领的武装组织，又训练、支持亲美的武装组织。而且，他们的存在为武装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创造了借口。” 逊尼派的商人优素福·阿比德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美国人走了，可能会有别人来填补空白。“我们的邻居，好比伊朗……”他说。 阿比德代表着为数众多伊拉克逊尼派民众的想法。他们担心，伊拉克政府和什叶派的伊朗太过接近，将来会导致伊拉克政局被伊朗所控制。而美军的存在，则可以对伊朗起到制衡的作用。 现在，常常有不同政治派别的“宣传手”在沙赫班达茶馆，散发反对马利基总理所领导政府的宣传材料。宣传材料指责马利基政府行政效率差，腐败现象严重，应当对伊拉克目前糟糕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负责。 “宣传手”们脚步轻捷地在茶客间穿行，并不多话，但一阵一阵声浪伴随着茶客对小册子阅读而被激起。 伊战爆发8年后，伊拉克知识精英不仅在穆塔纳比街和沙赫班达茶馆，他们在更广泛的空间，能够自由地发出声音。然而，这样的自由空间笼罩着新的阴云——“恐怖主义”。 沙赫班达茶馆的茶客多数不愿公开姓名，即便讲也不愿讲出全名。他们主要担心会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 2007年3月，穆塔纳比街遭遇炸弹袭击，导致近30人死亡，另外数十人受伤。死者中包括沙赫班达茶馆老板哈吉·穆罕默德的两个儿子。 那次恐怖袭击事件后，伊拉克政府短暂封闭了穆塔纳比街，直到一年后的2008年才重新开放。 那次恐怖袭击的前后，哈吉·穆罕默德都经常收到恐怖组织发来的威胁信，要求他停业，声称茶馆业务与伊斯兰教义冲突。 之后，茶馆改全天营业为上午半天营业。原因是，午饭后，在穆塔纳比街执勤的军警陆续下岗，容易造成安保空虚，为恐怖分子实施袭击提供机会。 另外，茶客也担心，有恐怖分子混迹在茶馆中，一旦他们的相关言论与恐怖组织观点不一致，也可能为发表言论者带来危险。因此，为防止被恐怖分子盯上，熟悉的茶客之间虽然交流起来毫不避讳，但和陌生人交谈时他们都十分小心，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与姓名。 民众的声音必须被聆听 在距离沙赫班达茶馆大约十分钟车程的自由广场，民众集会已经成为每个周五礼拜日的常例，让人联想起开罗的解放广场。这在萨达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情形。 46岁的媒体工作者夏兰·祖拜里说，在萨达姆时代，人们无权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如今，人们可以说出自己的任何想法，但当权者并没有真正地聆听。 目睹民主在伊拉克两年的运行，祖拜里和其他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主，其实与政府架构无关。正如同，君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独裁。伊拉克人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符合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但也相当清楚，距离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十分遥远。 其实，萨达姆政权同样具备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施政架构。总统萨达姆与国家部委之间，设立了有二十多人规模的国务委员会，萨达姆兼任委员会主席。按规定，国家大政方针应由国务委员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协商决定。 而实际上，萨达姆在委员会中说一不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是走过场与橡皮图章的作秀。 今天，伊拉克在选举基础上建立起内阁总理负责制，但种种围绕权力和利益的纷争，让人感到，这仍是完全与民主无关的角力。 2010年11月的议会选举，实际上成为库尔德人、马利基领导下的什叶派力量以及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名单”团体三方瓜分政治利益的谈判桌。最后，马利基勉强获得组阁权，保住总理位置，但为了妥协与平衡，新政府竟设立多达46个部长职位，以满足各路势力的权力需求。 庞大的官僚系统永远与高效或廉洁无缘。马利基在最关键的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与安全部长3个职位上，迟迟不肯做出任命，把住核心权力不放。恶果是导致国家安全形势不稳，据非官方统计，2011年伊拉克全国平均每天发生14起恐怖袭击事件，首都巴格达更是每天都在爆炸与枪声中度过。而美军撤离后，伊拉克治安形势进一步恶化。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也渐露端倪。 库尔德人、马利基阵营与阿拉维阵营三方杯葛造成政治上互不信任，有时呈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 2011年6月份采访巴格达省省长拉扎克，就出现三重保安的奇景：库尔德人枪手负责院墙外警戒，阿拉维派武装人员负责院墙内警戒，马利基派武装人员负责随身防护（拉扎克属于马利基派）。只有各派均派出安保人员的情形下，才能确保政治人物的人身安全。假使某派安保人员缺位，该派的武装人员就可能作为袭击者向安保对象下手。这就是伊拉克政治乱象的一角。 除了“安全”与“效率”，“电荒”是另一个可能引发恐慌的议题。伊拉克正在利用一年中难得的凉爽的日子，加紧谋求解决电力短缺问题，比如与外国企业合作建造发电厂，向邻国伊朗和叙利亚买电，还采取优惠政策，发展私营发电机。 等到漫长的夏季来临，巴格达的骄阳足以燃起民众的愤怒。 有关电力部长侯赛因·沙赫里斯塔尼涉嫌贪腐的传闻一直不绝，甚至几度传言马利基已经将其免职，过后总理办公室又出面辟谣。多数民众认定，电力部门不作为，电荒实乃人祸。 回到自由广场，人们的诉求贴近一个民主社会的标志，人们有发出声音的权利，但还缺少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得到聆听，能不能得到尊重。 尽管时快时慢，但伊拉克的一切仿佛是按“时间表”运行的。尤其是和时下的利比亚、埃及、叙利亚正在上演的无序相比。 2011年12月18日，距离这一年结束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进入科威特。美军完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复保证的“严守撤军时限”的承诺。 把时间往前推，8月，美军作战部队脱离战斗启动了正式撤军计划。 2010年3月中下旬，325位伊拉克议会新当选议员们选举出了总统、总理。 3月7日，伊拉克举行议会选举，伊拉克人迎来历史上第一次由选民直接投票的选举。这被视为伊拉克人真正开始掌握自己命运。 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士兵在街头巡逻。铁丝网、水泥掩体成为伊拉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AHMAD AL-RUBAYE/东方IC/图） 选举，一个不错的起点 26岁的穆斯塔法·萨巴赫在一家西方公司设在巴格达的办事处从事翻译工作。对于已过去两年的那次选举，他至今记忆犹新，“起码，我们有权利投出自己的一票。尽管最后当选的人也许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毕竟发出了声音。”他说。 那是一次顺利得超乎想象的选举。选举成功的原因部分得归功于萨达姆。拜萨达姆常年重视教育投入所赐，伊拉克选民整体素质较高，在没有国家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素质高的选民不会轻易为人左右，即使是恐怖组织的袭击也不行。 选举结果，没有一个阵营获得超过半数的议席，前总理阿拉维、现任总理马利基和总统塔拉巴尼这三方所控制的议席数分列前三位。阿拉维阵营仅比马利基阵营多出一席。民主的第一波就是竞争的白热化。 选举过后，与很多刚刚走入民主阶段的国家类似，有关舞弊的传闻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指责说，控制政府资源的马利基一方多印了数十万张选票作弊。压力之下，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独立高级选举委员会在投票次日对选举进行了重新计票，一个多月后的2010年4月19日宣布选举结果有效。所有的舞弊指控均被宣布为查无实据。 在伊拉克，投票是件可以让人失去生命的事情。投票日前夕以及当天，“基地”等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全国发动多起袭击，试图阻止人们去投票。 2010年3月3日，最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发生在迪亚拉省首府巴古拜，两枚汽车炸弹致使33人死亡，55人受伤。 萨巴赫回忆，投票日当天，在他投票的选区——巴格达曼苏尔区，一枚炸弹导致3人受伤。一名轻伤男子在用沾满鲜血的手投完票后才去医院。萨巴赫说：“鲜血染红的选票，成为这个投票日给我最深的印象。” 并不是所有伊拉克人都像萨巴赫一样为选举欢喜。年过半百的逊尼派人士会怀念萨达姆时代没有自由但有保障的生活。逊尼派穆斯林，在伊拉克的人口比重不足30%。萨达姆时期，他们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都享受优厚的福利，可谓伊拉克的幸福族群。 53岁的媒体工作者贾迈勒·艾哈迈德甚至说：“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义不合。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很多行为守则，要求人们服从长者和智者的意志，多年形成的传统在看得见的未来，不可能改变。” 这让人联想起尚在混沌中的埃及与利比亚，对伊斯兰有了解的人都没有为独裁的结束而急于欢呼，都在观望，民主的急雨，究竟能浇灌出怎样的花朵？ 伊拉克特色的茶馆议政 萨达姆倒台后，穆塔纳比街沙赫班达红茶馆里的辩论声大了起来。 穆塔纳比街位于巴格达城东，长约600米，宽约3米，以十世纪伊拉克诗人穆塔纳比的名字命名。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巴格达省政府位于这条街上。上个世纪初，这里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聚会所。 起初，街道的两侧开了很多小书店，接着，在书店外的街面上自发聚集了一些贩卖旧书刊的商贩，最后，逐渐形成了在巴格达乃至全伊拉克赫赫有名的旧书市场。 有句阿拉伯俗语说：“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开罗人写，大马士革人出版，巴格达人阅读。”巴格达人具有喜爱读书的传统，同时又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一样嗜好饮茶。 在这条街上，不仅可以找书，还可以欣赏街道两侧奥斯曼土耳其风格的米色矮楼，逛累了，就到穆塔纳比街尽头的沙赫班达红茶馆小坐喝茶。由于茶馆聚集的都是文化精英，茶余难免把盏清谈，逐渐形成了茶馆议政的文化现象。 沙赫班达茶馆于1917年开业。那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束了对伊拉克的统治，英国军队占领巴格达，将伊拉克纳入其殖民体系。从那一年起，巴格达的知识精英在沙赫班达茶馆举行“政治沙龙”，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议论风生。这逐渐形成了传统。在那一时期，茶馆议政的主题是“独立”、“反殖”。 在萨达姆时代，沙赫班达的茶馆文化也未中断，议论的关键词变为“民主”与“自由”。萨达姆的秘密警察经常“光临”茶馆，一些发表反政府言论的知识分子随后被投入监狱。于是，有一个时期，茶客们将话题转向了文化和体育等软性话题。 不过，即便是在政治高压下，仍会有人在沙赫班达茶馆出没，散发匿名材料，抨击萨达姆。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美国撤军”和“马利基政府”成为沙赫班达茶馆当然的主题。美军的行动，奥巴马关于伊拉克的表态，马利基政府如何擅权但不办实事，美军是否应该留下……都会激起茶客们的众声喧哗。 巴格达大学学生加尼受够了美军的存在，他只要在茶馆都会毫不忌讳发表自己的观点，“是的，美军应该离去。过去这些年里，总是看见他们的车辆满街跑，直升机在我家上空飞过。我受够这一切了。” 加尼认为，没有任何国家的国民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被别国占领，尤其是视尊严为生命的阿拉伯人。他甚至表示怀念萨达姆统治时期，“至少那时我们有尊严，没人看不起我们”。 63岁的什叶派学者布尔汗算是加尼的“同盟”，老人家的观点鲜明——美国方面声称留驻伊拉克是为了帮助伊拉克进行安保，但其实，美军恰恰是造成伊拉克安保危机的因素。 布尔汗说：“他们（美军）对武装组织拉一派，打一派。打击反对占领的武装组织，又训练、支持亲美的武装组织。而且，他们的存在为武装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创造了借口。” 逊尼派的商人优素福·阿比德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美国人走了，可能会有别人来填补空白。“我们的邻居，好比伊朗……”他说。 阿比德代表着为数众多伊拉克逊尼派民众的想法。他们担心，伊拉克政府和什叶派的伊朗太过接近，将来会导致伊拉克政局被伊朗所控制。而美军的存在，则可以对伊朗起到制衡的作用。 现在，常常有不同政治派别的“宣传手”在沙赫班达茶馆，散发反对马利基总理所领导政府的宣传材料。宣传材料指责马利基政府行政效率差，腐败现象严重，应当对伊拉克目前糟糕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负责。 “宣传手”们脚步轻捷地在茶客间穿行，并不多话，但一阵一阵声浪伴随着茶客对小册子阅读而被激起。 伊战爆发8年后，伊拉克知识精英不仅在穆塔纳比街和沙赫班达茶馆，他们在更广泛的空间，能够自由地发出声音。然而，这样的自由空间笼罩着新的阴云——“恐怖主义”。 沙赫班达茶馆的茶客多数不愿公开姓名，即便讲也不愿讲出全名。他们主要担心会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 2007年3月，穆塔纳比街遭遇炸弹袭击，导致近30人死亡，另外数十人受伤。死者中包括沙赫班达茶馆老板哈吉·穆罕默德的两个儿子。 那次恐怖袭击事件后，伊拉克政府短暂封闭了穆塔纳比街，直到一年后的2008年才重新开放。 那次恐怖袭击的前后，哈吉·穆罕默德都经常收到恐怖组织发来的威胁信，要求他停业，声称茶馆业务与伊斯兰教义冲突。 之后，茶馆改全天营业为上午半天营业。原因是，午饭后，在穆塔纳比街执勤的军警陆续下岗，容易造成安保空虚，为恐怖分子实施袭击提供机会。 另外，茶客也担心，有恐怖分子混迹在茶馆中，一旦他们的相关言论与恐怖组织观点不一致，也可能为发表言论者带来危险。因此，为防止被恐怖分子盯上，熟悉的茶客之间虽然交流起来毫不避讳，但和陌生人交谈时他们都十分小心，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与姓名。 民众的声音必须被聆听 在距离沙赫班达茶馆大约十分钟车程的自由广场，民众集会已经成为每个周五礼拜日的常例，让人联想起开罗的解放广场。这在萨达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情形。 46岁的媒体工作者夏兰·祖拜里说，在萨达姆时代，人们无权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如今，人们可以说出自己的任何想法，但当权者并没有真正地聆听。 目睹民主在伊拉克两年的运行，祖拜里和其他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主，其实与政府架构无关。正如同，君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独裁。伊拉克人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符合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但也相当清楚，距离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十分遥远。 其实，萨达姆政权同样具备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施政架构。总统萨达姆与国家部委之间，设立了有二十多人规模的国务委员会，萨达姆兼任委员会主席。按规定，国家大政方针应由国务委员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协商决定。 而实际上，萨达姆在委员会中说一不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完全是走过场与橡皮图章的作秀。 今天，伊拉克在选举基础上建立起内阁总理负责制，但种种围绕权力和利益的纷争，让人感到，这仍是完全与民主无关的角力。 2010年11月的议会选举，实际上成为库尔德人、马利基领导下的什叶派力量以及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名单”团体三方瓜分政治利益的谈判桌。最后，马利基勉强获得组阁权，保住总理位置，但为了妥协与平衡，新政府竟设立多达46个部长职位，以满足各路势力的权力需求。 庞大的官僚系统永远与高效或廉洁无缘。马利基在最关键的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与安全部长3个职位上，迟迟不肯做出任命，把住核心权力不放。恶果是导致国家安全形势不稳，据非官方统计，2011年伊拉克全国平均每天发生14起恐怖袭击事件，首都巴格达更是每天都在爆炸与枪声中度过。而美军撤离后，伊拉克治安形势进一步恶化。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也渐露端倪。 库尔德人、马利基阵营与阿拉维阵营三方杯葛造成政治上互不信任，有时呈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 2011年6月份采访巴格达省省长拉扎克，就出现三重保安的奇景：库尔德人枪手负责院墙外警戒，阿拉维派武装人员负责院墙内警戒，马利基派武装人员负责随身防护（拉扎克属于马利基派）。只有各派均派出安保人员的情形下，才能确保政治人物的人身安全。假使某派安保人员缺位，该派的武装人员就可能作为袭击者向安保对象下手。这就是伊拉克政治乱象的一角。 除了“安全”与“效率”，“电荒”是另一个可能引发恐慌的议题。伊拉克正在利用一年中难得的凉爽的日子，加紧谋求解决电力短缺问题，比如与外国企业合作建造发电厂，向邻国伊朗和叙利亚买电，还采取优惠政策，发展私营发电机。 等到漫长的夏季来临，巴格达的骄阳足以燃起民众的愤怒。 有关电力部长侯赛因·沙赫里斯塔尼涉嫌贪腐的传闻一直不绝，甚至几度传言马利基已经将其免职，过后总理办公室又出面辟谣。多数民众认定，电力部门不作为，电荒实乃人祸。 回到自由广场，人们的诉求贴近一个民主社会的标志，人们有发出声音的权利，但还缺少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得到聆听，能不能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