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專訪

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2011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江澤民大病一場導致很多人轉向 薄熙來落馬前，傳胡錦濤曾請示江澤民，江認為應該從嚴處理薄案。渝定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出事，主要源自兩個原因，一是江澤民對政權的控制是一種軟控制，江不如鄧小平的強硬，雖然什麼職務都沒有，還是能控制國家，此外，胡溫上台後的10年來，力量也逐漸增強，相對來說，江澤民的力量減弱。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江澤民2011年大病一場。江澤民的大病，讓中央許多人猜想，假如江澤民在十八大之前去世，是否意味著政權的實際主控權將落在胡錦濤、溫家寶手中？也有許多江系的人猜想，若是江澤民不行了，他們會不會出事？渝定江說，由於胡溫與江澤民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雙方關係鬧得越來越僵，因此當江系人馬面臨了自身的利益、前途與生死的選擇時，就會順應時事、靈活應變，因此，江澤民的這場大病，導致了很多人的轉向，這樣的轉向，奠定了胡溫可以拿下薄熙來的基礎。 “政治局常委中大部分都是江澤民的人，但當江澤民的病情好轉後，由於局勢的變化，使得他已無力控制，只能以退為進，要抓薄熙來就抓吧。”渝定江對《明鏡》說。 渝定江認為，如果江澤民的人馬力量仍很強，使得薄熙來案的反抗力量大、鬥爭複雜的話，十八大有可能延期，但如果江澤民勢力迅速削弱，在十八大之前將薄熙來以及其他延伸而出的問題完全解決的話，十八大就可能順利召開。 最終會如何處置薄熙來，渝定江認為還是取決於兩邊力量的對決，江澤民首先仍會先力保薄熙來，如果實在保不了，可能就得犧牲薄熙來，渝定江認為，現階段來看，要犧牲薄熙來不是簡單的事，因為他的背後有許多支持者，包括許多的紅二代，特別是有一部分的紅二代，父輩很早就退休，甚至很早就過世，這些人的父輩都是打過江山的，但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在高官分配財富與權力時，這些紅二代沒有掌權、沒有得到任何利益，因此希望通過重慶模式，對財富和權力資源進行一場再分配，他們對薄熙來寄予厚望，絕對力挺薄。 “這些人雖然在黨內沒有掌握權力，但他們有很大的人脈和政治勢力，所以現在要處理薄熙來還存在很多的變數。”渝定江說。 至於軍方，渝定江指出，也是江派和倒江派都有，因此整個國家可說都分裂成江派和倒江派，兩邊都有軍隊，但兩邊都不敢把動作搞太大，因為投鼠忌器，兩邊都想維穩，一旦國家動亂，人民革命，鬧騰起來，共產黨建立60年的大廈立刻會轟然倒塌，倒時候江派和倒江派全都會被埋葬在這個大廈底下。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這也是現在中國怪象：改革不像改革的原因。要終止怪象、終止反覆循環，只有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走文明的道路，除此之外沒有第二條路道。 “我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景還是比較樂觀，因為整個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已經與從前不同，雖然中國的腳步比較慢，但曙光就在前面。這種改革的力量主要還是來自上層，因為來自民間、自下而上的就是革命，而如何自上而下，就有賴整個菁英、權貴階層的覺醒。”渝定江認為，溫家寶強調的人民覺醒，其實應該打問號，實際上該覺醒的是權貴菁英集團，如果依靠傳統的政治遊戲規則走下去，所有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十八大後，習近平即將接班，渝定江表示，雖然習近平立場比較中立，但也有一定的政治取向。“我相信習近平有一些來自父親習仲勛的政治承傳，習仲勛是中共建政後一個難得有良心、有人性的共產黨員，在歷史上多次重大事件中，習仲勛都表現出正直的一面，包括反對鎮壓六四學生、反對胡耀邦下台、高饒事件時與高崗談話，我對習近平能繼承父親的道義精神，推進中國的政改，還是蠻抱希望。”渝定江對《明鏡》表示，習近平和薄熙來是相反的兩個人，兩人在官場一路走來的作風很不一樣，習近平雖然是曾慶紅建議江澤民推薦的，因此不可能完全站在反對江澤民的立場，但胡溫也能接受習近平，渝定江期望中國在習近平手中，真正會有一番新局面。 至於海伍德案，渝定江表示他絲毫不感興趣。“中共歷來的政治鬥爭中，這些都只是花邊新聞，只是大餐中的配菜，沒有多少價值，在政治上要把一個人打掉，如果不找英國人的案子，也可以找個德國人的案子，所以不用去較真。薄熙來問題也不是貪了多少錢的問題，而是政治路線的問題。”   渝定江期望中國在習近平手中，真正會有一番新局面。（中新社）

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 2011 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整治文強，社會效果好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到重慶一年多後，就開始為“打黑”物色典型人物，選擇人民群眾特別痛恨的人，其中，有兩個人的舉報材料特別多，一個是前重慶市市長王鴻舉，一個是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 渝定江回憶，有次和北京信訪局的朋友喝茶時，對方告訴他：“你們重慶有兩個人恐怕要出問題。一個姓王、一個姓文。”渝定江立刻猜出是王鴻舉和文強。沒過多久，文強被逮捕。 2009 年 9 月 26 日，文強和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因涉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涉嫌受賄等職務犯罪被警方執行逮捕。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文強是非常典型的人物，他“三位一體”：既是大警察，又是大富豪、大官， 官、警、富都有了。 “ 為什麼不選王鴻舉？因為他只佔兩條，只有大官、大富，但不是警察。”渝定江說，其實在收拾文強前，另一個人已經被收拾了：原重慶高院執行局局長烏小青；只是烏小青案並未達到預期的社會效果。 烏小青出事前，渝定江曾在烏小青涉嫌侵吞一名企業家財產的事件中出過力，最後，事主找上谷開來的事務所，渝定江說，就是這個企業家的案子讓把烏小青弄翻的。 2009 年 6 月 9 日，烏小青因涉嫌收受賄賂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 11 月 1 日，此案進入審查起訴程序。根據官方公佈的情況， 11 月 28 日，被羈押在重慶市第二看守所的烏小青留下遺書後，趁監友午睡時，避開監控錄像，用棉毛褲腰繩上吊自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烏小青在牢房中自殺，讓案子走到半路就終止了，使得烏小青並未被實際壓上刑場，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公共效應，只是在重慶官場造成的影響較大。 因此，渝定江表示，薄熙來抓了文強並判其死刑，也是想看社會效果如何，結果效果非常好，超乎原本的預期，但官場因為前頭死了一個烏小青，後頭又殺了一個文強，因此氣氛特別緊張，加上王立軍在重慶官場中幾乎全天候地監聽，更弄得人人自危。 渝定江說：“幾乎所有當官的手機都是被監聽的，我們一起吃飯時，他們都要把手機電池拿掉。” 渝定江對《明鏡》指出，王立軍之所以要監聽，就是想找到抓“新三種人”的證據，雖然“打黑”可以什麼都往筐裡裝，但還要有點蛛絲馬跡，通過監聽，王立軍能發現某人跟社會上哪些人物有所聯繫，再順藤摸瓜找證據。 但這樣大規模的監聽，只是弄得重慶官場噤若寒蟬，渝定江表示，這三年來，重慶是冰火兩重天，老百姓歡欣鼓舞，官場、富人整天膽戰心驚。 原預計十八大後推展重慶模式 2010 年 7 月 7 日，被以受賄等罪判處死刑的文強，在重慶歌樂山一刑場被執行死刑，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殺文強只是開個頭，一旦社會反響好，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勢力就會把工作推展開來， 按照他們的計畫，推展工作會在中共十八大後進行，重慶只是個試驗地，十八大後，薄熙來接周永康職位，王立軍接任孟建柱，下一步就是把重慶模式推向全國，只要“新三種人”有任何一個民眾的舉報材料，就立刻抓人。 渝定江表示，這意味著，這是一場比文化大革命要深刻得多、範圍要廣得多、影響程度要大得多、性質要殘忍得多的歷史性大清洗。“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多的貪官、壞人，六四後，官場菁英幾乎沒有幾個好人，就算沒有什麼證據就將這些人殺害，好像也不太冤枉，這就是溫家寶感到岌岌可危、說話打顫的原因，因為刀就架在他們的脖子上。” 渝定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與王立軍“打黑”，肯定有“黑打”的成分，但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剷除政敵，而是造勢，並且觀察滅掉“新三種人”後的老百姓反應，如果老百姓歡呼，他們就會繼續做，所以一開始還不是殺政敵的時候，殺政敵，是十八大後才要做的事。 一般對中共政治派系的劃分，不外乎是太子黨、團派、上海幫等，渝定江認為，不能簡單以這些類別區分，而是應該分成江派和倒江派，因為一部分太子黨和上海幫實際上也參與到倒江派中。 對江派勢力來說，渝定江對《明鏡》表示，所謂的政敵，就是以溫家寶為首的一幫人。溫家寶為什麼近年來一直講改革，並非是他在作秀，而是他想保命。或許溫家寶談改革，有真正想為人民做事的心態在，但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自保，如果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保，如何談為國家、為人民做事？ 倒江派體認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岌岌可危，引發了薄熙來落馬的政壇震盪。渝定江說，除了監聽外，重慶在王立軍出事前，已經開始進行一項大工程：在所有大街小巷安裝攝像頭，在全重慶市建立起全天候、大統一、無所不包無所不控的監控系統，據悉總共是幾百億的預算，並且已經安裝到一半。“王立軍被抓時，我剛好在重慶，我那些官場的朋友都非常高興，喝酒慶祝，說終於可以打手機了。” 重慶模式有積極進步的作用 在免去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前，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的記者會強調“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事件 是一次重大黨內政治分歧的鬥爭；對於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延續共產黨的政權，江澤民、薄熙來一系認為，該用清除“新三種人”的手段，這種方法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有些類似，因此溫家寶在 任內最後一次 記者招待會上，才會不斷提及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問題，並且警告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渝定江指出，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剷除政敵，也就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幫政敵，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收取民心。共產黨執政多年來，老百姓從對共產黨極端擁護和擁有熱情，逐漸開始變成對共產黨有了意見，特別是餓死了幾千萬人後。 1957 年已經發生過一場反右運動，運動平息之後，民間的情緒又逐漸積累起來，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 毛澤東是非常聰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收攏民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發起文化大革命、鬥走資派，就是讓老百姓發洩不滿，等到老百姓氣消了，回頭又把一些表現好的老幹部解放出來，完成了這一個過程，也達到了鞏固政權的目的。 雖然重慶模式與文化大革命近似，但 渝定江說，中國 不會再重複一場文化大革命，因為手段不一樣；文化大革命是發動群眾，但現在無法發動群眾，一發動可能要出大事，共產黨可能反而把自己弄垮，因此，與其讓人民革命來殺“新三種人”，倒不如自己通過所謂的法律程序來解決這三種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 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確實在中國歷史上有積極進步的作用，它把現在鐵桶一樣的共產黨統治，分裂成了兩塊；重慶模式為埋葬集權統治奠定了基礎，給另外的政治力量提供了進入政權的契機，也為中國社會下一步的大變革提供契機，如果江澤民、胡錦濤、薄熙來、溫家寶都一心一意維護共產黨鐵桶一般的統治，則人民永遠沒有希望。 重慶模式得民心，因為它不僅是“打黑”，也同時進行民生工程。 渝定江認為， 薄熙來個人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注重形象，一個是注重個人形象：他露面時總是外表光鮮，絕不會衣衫藍縷；一個是注重政績形象：他走到哪裡，都把當地建設得很漂亮。 渝定江對《明鏡》強調，他並 不贊同重慶模式，只是給與客觀分析，不贊同的原因，是重慶模式只是在重複中國幾千年來政治制度運行的規律： 亂、治、 亂、治，成王敗寇，不斷循環往覆。 “ 今天你把我打下去，我又再起，把你打下去，結果你又上來，這樣的形式始終在現代文明之外，國家非旦永遠沒有進步，還會離文明越來越遠，不管經濟發展得再好，都是虛的，因為政治一直沒有進步，人心始終險惡。” 渝定江認為， 薄熙來的民生工程也只是表面東西，目的是籠絡民心，只是一個政治家，如果能透過正常的、現代化的方式籠絡民心，就是對的，國家就會健康方展，但如果是通過傳統政治手段籠絡民心，則政績也只是暫時的。 “ 他今天殺這三種人，清除政敵了，老百姓很開心，歸心了，接下來他又慢慢收拾老百姓了，等老百姓受苦到一定程度，上頭又來一場這樣的政治運動，始終反覆。” 渝定江說。   渝定江 認為 ，重慶模式不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它代表的是中共內部的一股政治勢力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 30 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 ， Riverhead 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從父親處得到文學啟發 目前居住在芝加哥的黃文廣，白天擔任某企業美國總裁的講演稿撰寫人，平時則給《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芝加哥論壇報》、《巴黎評論》等媒體撰寫與中美議題相關的評論， 2003 年開始，黃文廣投入翻譯書籍的領域，第一本翻譯書為中國作家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 The Corpse Walker ），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 God Is Red ，中文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 Woman from Shanghai ）也由黃文廣翻譯成英文。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試圖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自嘲式幽默、低調的手法來撰寫故事。“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生不都是戲劇化、高潮跌起的。” 黃文廣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可追溯至小時候父親的口述故事。黃至有過去是個京劇戲迷，飽讀古書，經常對黃文廣講述各式各樣的故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不時穿插傳說故事，令整個故事更加生動。 黃文廣記得父親說過賣瓜的孫鐘由於幫助三名灰鬚仙人，得到仙人們的回報，孫鐘的兒子孫堅後來統領吳國。黃至有想藉由故事鼓勵兒子幫助他人、孝順長輩，故事也確實對黃文廣影響極大：黃文廣每當見到街上的遊民，尤其是灰白鬍鬚爺爺或衣衫藍縷的奶奶時，都要猜想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否是仙人，而黃文廣通常確實會丟下幾塊錢，若有時忽視他們，黃文廣則感到愧疚。 1976 年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周恩來病逝，接著發生唐山大地震， 9 月時，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也在這一年，黃文廣有機會讀到許多舊書。 10 月時，黃文廣的寄宿學校停課兩個月，在空蕩蕩的家中，黃文廣開始翻找父親的櫃子，發現一大疊 1950 年代京劇雜誌和書籍，黃文廣對《新史記》說，文革時代是沒有書可讀的乾渴狀態，因此父親的雜誌與書籍帶給他的影響很大。那段時間裡，他經常一讀就是幾小時。 黃文廣收到《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樣本書後，覺得一件大事告終，特地安排回西安一趟，在清明前把書燒給父親。黃文廣表示，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一般美國讀者更了解中國，這樣的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讓美國讀者產生共鳴的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過去許多談中國的書，講的是作者如何在文革時受迫害，但黃文廣身在一個普通人的家庭，在文革中並未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此他著重在中國如何從毛澤東時代走到改革開放，並從中找出一個美國人也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體制不一樣、文化根源不一樣，但家庭觀是一種共性，其實真正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黃文廣在積累多年的文字功力和洞察力後，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 4 月 26 日上市，上市前已掀起一股熱潮。《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將此書評為 2012 年春季 10 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把此書列為 2012 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 The Oprah Magazine ）將此書排為春季推薦 10 本書的第二名；《圖書館期刊》（ Library Journal ）則列此書為 10 大關注回憶錄之一。此書也被舊金山記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選為最佳開頭語書籍之一。 4 月 26 日書籍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等多家媒體也刊出書評。 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在華人故事中找到與美國文化間的共通點，是他認為書籍成功的因素之一。“很多美國婦女讀者，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但她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主要是一個家庭故事，只是剛好發生在中國。” 黃文廣對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更有連結性。” 黃文廣表示，對於在 70 、 80 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寫作時，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例如改革開放讓他有機會到國外進修，同時讓中國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毛澤東文革時代，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 我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得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西。我 20 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 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很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 大 事件 》 記者 柯宇倩 王立軍發現海伍德死亡，割肉當證據？ 根據坊間流傳的版本，王立軍奉命前往南山麗景渡假酒店處理海伍德命案，在調閱監視器時，發現谷開來最後一個離開海伍德房間，留了點心機的王立軍，刻意讓法醫切下一小片海伍德的皮肉化驗，此物或許成為後來谷開來認罪的證據。 高光俊對此提出質疑：要保存取下的肉，是否需要特殊容器？保存地點為何？而且，王立軍有很多其他取證選擇，如海伍德的指甲、頭髮、血液，甚是排泄物都比一塊肉好保存。因此高光俊認為這項傳聞不太可靠。 因為兩億英鎊殺人？ 海伍德究竟是為了什麼遭到殺害，也一直未有定論，新華社稱，谷開來及薄瓜瓜與海伍德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覆查，現有證據證明海伍德死於他殺，谷開來和張曉軍有重大作案嫌疑。 許多坊間版本也都指向谷開來與海伍德之間的金錢糾紛，有稱谷開來不願意支付海伍德約兩億英鎊的佣金，因此，海伍德開始蒐集薄家海外洗錢的證據，從此種下殺機。 “我不大相信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妻子會只因為兩億英鎊殺人。”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谷開來與薄熙來可能牽涉的海外資產就是幾十億人民幣，比較有可能的是海伍德拿不到錢，準備公布對薄熙來不利的消息，才引發谷開來的殺意，但高光俊指出，中國有句話：凡是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如果谷開來確實與海伍德的謀殺有關，一定有比錢更重要的動機。 高光俊表示，做刑事偵察的人都知道，殺人案最好破，因為動機明確，很容易找出兇手，如果谷開來殺害海伍德，第一個可能的動機是情殺，但傳谷開來的情人眾多，因此，情殺可能性不大，第二個可能的動機就是源自海伍德的間諜背景，這對整個薄家都是非常要命的，高光俊相信海伍德的死與第二個因素有關。 把谷開來稱為薄谷開來？ 新華社在宣布調查谷開來的專稿中，不尋常地把谷開來稱作“薄谷開來”，新華社指出：“據警方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移送司法機關。” 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許多分析都認為新華社此作法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暗示谷開來有外國身份，第二種原因是顯示谷開來與薄熙來之間的關連性，兩種都有可能。“這種官方發出的稿子是審查又審查的，不可能是打字錯誤，應該是有意的。” 谷開來可能的判刑 按照中共規定，如果涉案者是黨員，則由中紀委來處理，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就由司法部門處理，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後者依照案件的發生地點，來判定哪個單位對此案有管轄權，因此，谷開來和張曉軍案應該由重慶市公安局處理，但由於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自己都有案在身，因此案件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刑事偵查局直接處理。此外，谷開來也牽涉到發生在其他省份的案件，因此，必須由公安部來協調處理。 至於谷開來可能的刑期，高光俊認為可能輕判。高光俊說，按照中共法律規定，有時殺一個人都會被判死刑，如果谷開來牽涉好幾條人命，照理是判死刑，但中共的“刑不上大夫”觀念仍很濃重，因此，司法部門還可能找其他理由對谷開來寬大處理，谷開來最嚴重應只會被判死緩。(《大事件》) 高光俊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察系，西南政法學院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所重點法學院，有中國法學界的黃埔軍校之稱。高光俊在中央人民公安學院培養出的學生，如今也幾乎都在中國公安系統工作。因此，高光俊所認識的中國法學界，特別是公安系統人士較多，加上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的發生地，正是高光俊求學之地，重慶的公安法司人員有八、九成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使得高光俊對薄王案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 《 大事件 》 ) 《 大事件 》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5?apKey=fedd22f528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熱鬧的台灣大選落幕，馬英九將繼續執政 4 年，台灣民眾既不需擔心政黨輪替期間可能產生的動盪，也不需憂慮蔡英文上台後台海關係可能倒退，但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范世平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指出，未來 4 年兩岸關係恐怕也不如外界所想的“會越來越好”，兩岸的交流在馬英九第一任期尾聲時已逐漸出現瓶頸，要突破瓶頸，就得談政治問題，但在台灣經過本土化教育後，對馬英九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不太能理解，因此如何定位台灣，會是馬英九的重要課題。 范世平為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法學博士，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曾任台灣國立金門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研究領域為兩岸政治、經貿與觀光議題。 兩岸關係左右台灣大選 馬英九與吳敦義在台灣第 13 屆總統副總統選舉中，以 689 萬 1,139 萬票大幅超越蔡英文與蘇嘉全的 609 萬 3,578 萬票，馬英九獲總統連任，范世平認為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大部分台灣民眾對過去民進黨執政 8 年期間兩岸關係的緊張，仍有很大的擔憂，這樣的擔憂並沒有因為蔡英文走較中間的路線而有所改變。 經常與前往大陸交流的范世平對《大事件》分析，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擔憂無法解除的原因，是蔡英文在兩岸政策的論述上一直沒有講得很明白，對台灣共識的解釋也較模糊，相對來說，馬英九過去 4 年在穩定兩岸關係上的政績較明顯，獲得大多數台灣人的認同。 馬英九在選前便多次批評蔡英文的兩岸主張的內容過於空泛，代表蔡英文還未準備好執政。外界普遍認為，本次台灣大選主要是對“九二共識”認同與否的投票， 《旺報》社論指出， 2012 年的大選是“九二共識”的勝利。 范世平倒不認為“九二共識”對 總統選戰結果有如此重要的影響力，他對《大事件》解釋，其實很多台灣老百姓搞不懂什麼是 “九二共識” ，大部分人選擇馬吳的原因，第一是認為“台灣共識”講得不清不楚，第二是憂心過去陳水扁時代的兩岸緊張關係再現。 “ 在台灣，大家並不會去深究‘ 九二共識’的 意涵。 ”范世平認為，所謂的“九二共識”，已經 變成一種符號，支持 “九二共識” ，就等於支持兩岸關係的穩定，因此許多大陸的台灣企業家支持 “九二共識” ， “九二共識” 變成台灣關係穩定的代名詞，但實際上 “九二共識”與兩岸的穩定， 當然有相當大的落差。 大選前兩週，包括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奇美實業董事長廖錦祥、義聯集團創辦人林義守、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等大老闆，紛紛表態支持 “九二共識”，企業家在兩岸議題上如此“團結”， 在台灣大選中還是頭一遭。 但 “九二共識”的具體內容卻沒有引發太多的討論，其實整體來看， 本次選舉中各候選人的具體政見似乎都不那麼重要，主要影響因素仍是意識型態。 范世平 對《大事件》解釋，選舉到後來通常沒辦法講大道理、沒有太多時間去辯論，具體政策是什麼，只是學者間討論的話題，老百姓沒那麼大的心力想搞清楚。“民主政治本來就是這樣，所以只能用一個很簡單的符號，例如說‘ 九二共識’就 等於兩岸和平，然後問你要不要，國民黨已經把它型塑成‘否定九二共識，就是否定兩岸和平’。” 范世平表示， 民進黨過去很善於包裝、善於打出簡單的口號煽動選民情緒，比如愛台灣與不愛台灣，但這次民進黨失去以往文宣的優勢，而國民黨反而掌握住 “九二共識” 這樣的意象。 范世平對《大事件》分析，民進黨文宣攻勢不如預期， 可能因為蔡英文是名學者，不像過去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般，知道如何在街頭煽動群眾，因此外界覺得蔡英文不論是講台灣共識，還是談大聯合政府，都講得不清不楚，沒辦法發揮號召力。 民進黨可能出現激烈的路線之爭 原本民進黨寄望“決戰中台灣”，就是認為綠營在南部獲得的票數可抵銷在北部失去的票數，但本次總統選舉，以五都為例，國民黨在新北市以 124 萬的票數贏綠營 22 萬票，在台北市以 63 萬的票數大贏綠營 28 萬票，藍營在大台北地區所贏票數達到 50 萬；而民進黨在台南市贏國民黨 18 萬票，高雄市贏 12 萬，無法抵銷國民黨在北部贏得的票數。 民進黨本次在中南部贏的沒有預料的多， 范世平認為，可能使得 民進黨未來的路線之爭變得相當激烈。“蔡英文在某程度上，將民進黨從一個草根性、非常本土的政黨，往中間移動，但這在民進黨內部一直有不同的聲音，只是因為自從蔡英文當黨主席後，幾次選舉都很成功，讓她建立起在民進黨內部的領導力，但實際上，中南部的選民對蔡英文很陌生，而且覺得她在一些路線上很模糊。” 不只蔡英文往中間靠，馬英九也是如此。有人批評馬英九一下子親中共，一下子討好民進黨， 范世平對《大事件》表示， 民進黨裡的基本教義派也這樣批評蔡英文，這是因為蔡英文與馬英九都看到台灣的藍綠選民正往中間移動，“他們能怎麼辦，能不要（順應選民）嗎？” 因此，批評者指責馬英九既討好民進黨，又討好共產黨， 范世平認為 是沒辦法的事。“馬英九不可能完全向中共靠攏，因為這是主流民意，今天有誰要挑戰主流民意，就必需負出沈重的政治代價。” 范世平表示， 說馬英九勢利也好，沒有原則也好，但“當選就是硬道理”，馬英九就是要叫國民黨往中間選民靠。“所以馬英九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哪怕他心裡很想講，民進黨也是，蔡英文今天還能喊台灣獨立嗎？不行，因為她知道多數民眾不支持，可是中南部民眾就會認為蔡英文不是他們過去所熟悉的民進黨。” 中國大陸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張文生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曾分析，雖然蔡英文在兩岸政策上更加理性，但她仍沒辦法改變民進黨整體的意識型態和大陸政策的本質。此外，蔡英文的黨內勢力也還單薄，如果 2012 年蔡英文敗選，她就有可能成為民進黨內的過渡性人物。 范世平對《大事件》指出，目前已 普遍認為，蘇貞昌在這次選舉當中，暗地佈著自己的局，顯見民進黨的老一輩，如蘇貞昌、謝長廷，並沒有停下準備再起的動作。“蔡英文沒當選，是否可能重啟他們的希望？這是值得注意的。這也不光是他們個人的意願，而是他們的派系需要。” 蔡英文敗選後，當日便宣布辭去黨主席一職，雖然民進黨極力慰留，但蔡英文辭意堅決，民進黨 1 月 16 日舉行臨時中常會、中執會，會中同意接受蔡英文的請辭案，將於 2 月底正式生效。 雖然蔡英文離開黨主席的位置，但其影響力仍可能繼續發揮。 范世平對《大事件》分析，如果大家覺得這次民進黨的得票率還是增加了，蔡英文小輸為贏，許多民進黨員也認為蔡英文的中間路線正確，則民進黨內部就會掀起一波非常激烈的政治鬥爭，這樣的鬥爭也是路線之爭。 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范世平。（《大事件》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記者柯宇倩／在今日美國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哈金，當初決定以英語寫作時，曾經猶疑過，也曾經歷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出版的一段日子。哈金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用英語寫作是為了生存而下的抉擇，如今他已很難回到中文寫作。不斷嘗試新題材、新寫法的哈金，未來將把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從中國拉回美國，讓讀者更瞭解在美國土地上發生的華人移民故事。 從中國到美國，不斷嘗試新題材 2001年，兒子北上求學，哈金也決定離開艾默理大學，到波士頓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寫作。至今，哈金仍覺得以英語寫作有其挑戰性。“英語不是我的母語，不管什麼時候，都可能覺得寫起來很彆扭。一開始覺得英語寫作有種uncertainty（不確定性），但後來也慢慢能接受這種不確定性。”哈金對《明鏡》表示，有時寫作就需要這樣的不確定性，如果有把握什麼都能做好，最後寫出來的作品肯定不好。 剛開始用英語寫作，哈金曾擔心被人看作賣國賊，如今哈金以平常心看待此事。“總有人說用英語寫作就是賣國賊，但我不管他，那些事情我沒辦法掌握，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把我自己的書寫好就是了。” 裘小龍曾指出，以英文寫作時，會考慮到某些中國的歷史背景對英語讀者來說並不熟悉，因此必須在書中加以介紹。雖然故事情節經常涉及中國歷史，但寫作時，哈金在這部分沒遇上什麼問題。“我很少做解釋，即使涉及中國背景，我也盡量把小說寫得沒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也能讀懂。”哈金認為，寫作更關鍵的是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怎樣才能說得恰到好處，這與作品涉及的背景無關。 以英語寫作多年後，哈金認為自己很難再回到中文寫作。1997年，哈金獲得美國公民身份，2004年，在聽聞北京大學英語系有位教授詩歌的老師離職後，哈金曾向北大遞交申請信，卻未得到回應。“我連回中國都不可能了，我母親最近病了，但我沒法回去，他們不給我簽證。” 連回中國的盼望都無法實現，哈金認為更別說用中文寫作。“要寫一部長篇，必須是很多年的準備和工作，但我不能回中國（做準備），而且用漢語寫作，中間如果有一個小事把你打斷就會前功盡棄。” 但將自己的小說翻成中文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哈金的短篇小說集《落地》就是由他親自翻譯。他對《明鏡》表示，比起交給專職譯者，當然最好還是由自己來翻譯，但畢竟有工作在身，因此時間允許的話，他較可能翻譯短篇作品，而且短篇翻譯錢少又辛苦，還必須做得精，由他親自翻譯更能掌控品質。 哈金的作品多描寫從前中國與華人的生活，而非現代的中國，問他是否因為身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瞭解較少，他表示這是一個因素。“在海外，對中國大的東西還是很清楚，而且還會看得更清楚，但特別是中國的小東西，比如街上的氣味、新的方言，還有街道、房子的模樣，就很難掌握。” 哈金對《明鏡》表示，如果真要寫現代中國，也可以有不同的寫法，但他想寫的不是現代的中國，現階段，華人移民美國的經驗對他來說更為重要，而北美華人的故事自然又會跟中國過去的歷史聯繫在一起。 而美國讀者也並非對哪個時代的中國，或特定的中國事件特別感興趣，“關鍵是你故事講的好不好。”哈金說。 與許多人不同的是，哈金在成長過程中曾加入解放軍、入過黨，但他不認為這些經歷對寫作有太大的影響，可能就是有沒有文人氣息的差別。“我跟中國大陸和台灣很多作家不一樣，我是從底層出來的、當兵出身的，比較少有文人的習慣、精神狀態，也很難跟他們融入到一塊。” 雖然哈金作品主要圍繞在中國、華人移民上，但堅持英語寫作多年、工作環境也幾乎使用英文，哈金認為自己既不是未融入主流社會，也並非已經美國化。“我應該是既中國又美國，在中間吧。”他笑道。 在寫作的路上，哈金不斷嘗試新寫法與新題材，如《自由生活》是哈金第一次寫華人移民的故事，而《落地》更可看出不同之處：以類似散文體寫成，許多故事透著超現實的氣氛，描寫現代的美國華人生活。哈金對《明鏡》解釋，他不像一些大陸、台灣或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對於題材的選擇有明確的範圍界定，“其實我的每本書都是描寫一個新的地方，都是一個新的啟程。” 哈金表示，未來也會做其他的嘗試，因為他不可能老寫中國大陸的事。目前哈金正在撰寫的故事，便是與美國東海岸華人移民相關的故事，預計兩年後完成。 哈金在2012年台北國際書展上演講。（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記者柯宇倩／1849年，在淘金熱潮下，中國人首度大批抵美，然而直到1990年代，美國的華裔文學才開始獲得發展。即使在美國定居多年，華裔作家筆下寫的仍是中國、主角也多為華人，研究美國華人作家的紐約市立大學巴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英語系教授周杉（Eva S. Chou）對《明鏡》分析，在美國華裔作家的作品中經常能見到作家自己的成長背景，而或許這些人都有份對於中國歷史的責任感，因此作品有著濃厚的中國味。 50至90年代兩代表作家：黎錦揚、Louis Chu 不過從195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仍有兩位值得注意的華裔作家。一位是黎錦揚（C. Y. Lee），他是二次大戰後最早以英文撰寫中國人題材並成功打入西方西方文壇的華人作家。 黎錦揚1917年出生於湖南，1941年畢業於西南聯大，但他並非淘金熱時期到美國的移民。1943年，黎錦揚為了逃離二次世界大戰而赴美，1947年取得耶魯大學戲劇碩士，畢業後，黎錦揚為舊金山的一份中文報撰寫英語專欄，因此搬到舊金山中國城。 1957年黎錦揚出版了第一部英文小說《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這部作品以舊金山為背景，描述華裔移民與第二代的觀念衝突，此書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且被改編為百老匯音樂劇及電影。 黎錦揚尚有自傳《躍登百老匯》、《憤怒之門》、《太平天國》、《金山》、《中國外傳》等共11部作品，其中有描寫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描寫太平天國洪秀全戀愛故事的，都充滿濃厚的中國味。 第二位華裔作者為 Louis Chu。Louis Chu 1915年出生於中國台山，後移民至新澤西，在紐約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1961 年 Louis Chu出版了《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作品。剛開始，此作品並未發揮影響力， 1979年重新出版後作品才受到關注，只是 Louis Chu於1970年逝世，來不及見到《吃一碗茶》獲得的成功。 《吃一碗茶》在1989年被改編成電影，故事的背景是紐約中國城，主人翁則來自廣東人，故事探討了美國的移民法與華裔移民的“單身漢社會”現象，至今仍是研究華人移民者的重要參考作品。 美國華裔文學90年代起飛 1990年，華人英語文學開始快速發展，這時期發跡的作家也較為現代人所熟知，這些作家的作品經常登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的書評版。如黎錦揚、Louis Chu般，之後的華人作家也多以中國、移民作為書中人物的背景，周杉在會後接受《明鏡》記者採訪時表示，如今的美國華裔作家約有一半在中國出生、一半在美國出生，當然，每個作家的寫作方式都不同，如任璧蓮（Gish Jen，本名Lillian Jen）的文章很有個人風格，她將本身的幽默感融入對話中，但就算是美國出生者，如華裔第二代的任璧蓮，其作品也經常與中國移民有關。 任璧蓮的父親是一位被國民政府派到美國的水利工程師，母親則是來自上海富裕家庭的美國留學生。後因共產黨掌控大陸，任璧蓮一家便留在美國。她出生於紐約長島，目前居於波士頓。任璧蓮1977年畢業於哈佛大學英文系，幾年後，任璧蓮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學習創作。任璧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為1991年出版的《典型美國人》（Typical American），該作品入圍美國書評小說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Fiction），獲得很大的反響。 受到父母成長背景的影響，《典型美國人》以幽默、諷刺的筆調，描述1950年代來自上海上流社會的張家三口，在追求“美國夢”時的奮鬥歷程。故事探討了價值觀的衝突、身份認同，而張家從一開始對“典型美國人”提出質疑，到最後自己卻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令讀者反思所謂的美國夢、物質主義、自由等概念。任璧蓮的作品經常探討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問題。 周杉對《明鏡》表示，對於不是在美國出生的華裔作家，如哈金、裘小龍、李翊雲來說，受到中國的影響更大，如1989年對此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時間點，也或許因為這些作家都有份對中國歷史或文化的責任感，因此作品中多透露出中國氣息。 華裔作家哈金（Ha Jin）的本名為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父親是一名軍官。哈金14歲時曾加入解放軍，並在朝鮮族村落駐紮過半年的時間。1985年哈金赴美，隨之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也使得哈金決定留在美國。哈金曾於麻州波士頓大學寫作班學習寫作，如今他是這個寫作班的授課教授。 哈金的小說曾獲眾多文學獎項，其特點在於能僅用幾頁的篇幅，便創造出一個虛構的世界，哈金也擅長描寫細節，其小說多以中國為題材，有從軍經驗的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好兵》（Ocean of Words，1996）、長篇小說《戰廢品》（War Trash，2004）都以軍隊為背景，小說外，哈金也出版詩集。 李翊雲（Yiyun Li）則是1972年出生於北京的華人作家，2000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免疫專業碩士，但隨後發現自己對寫作感興趣，因此2002年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2005年獲藝術創作碩士學位，目前居於加州屋崙市。 李翊雲2005年時出版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故事背景多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描述社會中各行各業人物的足跡。2009年出版長篇小說《漂泊者》（The Vagrants），述說中國文革時代的背叛故事， 2010年則推出短篇小說集《金童玉女》（Gold Boy, Emerald Girl）。 在華裔作家中，裘小龍（Qiu Xiaolong）較特別，他的寫作以偵探小說為主，其上海刑偵隊長陳超探案系列小說已被翻譯成法、德、意、瑞典、丹麥、挪威、中、日等語言出版，並獲得多項小說獎。 裘小龍1953年生於上海，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時因為因經營香水生意被打成右派， 裘小龍自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1988年進入密蘇裡州聖路易斯市的華盛頓大學，獲比較文學博士，後留校任教至今。 裘小龍80年代曾以中文創作詩歌，1989年六四事件後裘小龍決定移居美國，並開始用英語寫作，他的第一本長篇英文推理小說《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在2000年出版，背景設定為六四天安門事後剛過、1990年代的上海，故事追查一名女勞模關紅英之死的背後案情，其中的陳超探長企圖改變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形象：知識份子，喜愛陸游、蘇東坡，裘小龍將他命名為“詩人大偵探”，在陳超的探案下，陸續揭發了性醜聞、貪污等問題。 用英語寫作，對母與非英語者來說，首要克服的就是如何準確表達自己的想法，至於在美國讀者心中，作品原本就以英語寫成或是翻譯來而，差別不大。周杉對《明鏡》指出，美國人對於翻譯過來的華文作品，或是直接用英語寫成的華人作品，接受度都一樣，實際上讀者自己也分不太清楚，只會因作品類型不同而有不同的市場，如裘小龍寫偵探小說，符合大眾口味，其他華人作家的成績也不錯，但比較文學性的作品接受度可能低一些，因此用哪一種語言書寫，更大程度取決於作者自己。 “比如馬建住在英國居住多年，仍然堅持用中文寫作，他認為只有中文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他的太太是懂漢語的英國人，給他的作品翻譯。”周杉說。 與中國有關的小說，不只海外的華裔作家在寫，身處中國的作家也在寫。周杉對《明鏡》表示，在美國寫中國，或許能從一種更客觀的角度來書寫，這也是海外作家的優勢。不過，許多美國華裔作家筆下的中國，都非現代的中國，周杉指出，裘小龍曾說，他必須回顧更早時期的歷史，才能更瞭解現在的中國，例如要探討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就該回到50、60年代，檢視當時的歷史事件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另一方面，周杉表示，美國人也對過去的中國更感興趣，例如哈金背景年代較現代的《落地》一書，獲得的反響就較不如他的其他小說。 不過，從幾位華裔作家的身上，能看出他們試圖在題材、人物上做轉變。周杉對《明鏡》舉例，如上述的《落地》，就可感受到哈金已開始嘗試一些可能沒那麼受歡迎的寫作方式和題材。“《落地》講的是美國的事，每篇都很短，不太像小說，如果不熟悉這種文體的讀者，就比較不能接受。” 此外，周杉指出，任璧蓮的最新小說《世界與鎮》（World and Town），主角孔海娣（Hattie Kong）便不純粹是一個華人，而是一名中國父親與美國傳教士母親生下的混血兒，孔海娣因丈夫逝世搬到新英格蘭河湖鎮（Riverlake）後，認識了一個柬埔寨移民家庭，故事便圍繞在孔海娣與柬埔寨家庭的新生活與世界的變遷上；由此見到幾位華人作家正跨出嘗試性的一步。 周杉表示，任璧蓮（Gish Jen，本名Lillian Jen）的文章很有個人風格。圖為任璧蓮。

《明鏡月刊》記者 柯宇倩 眼下的中國老百姓並不需要民主？2011年11月1日，《明鏡月刊》編輯部於紐約舉行了“蘆笛對話胡平”討論會，兩位海外著名思想家圍繞著“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這一主題進行針鋒相對的理性辯論，對中國的未來之路開啟了不同角度的思考。以下是這次對談的下半部分。 蘆笛：咱們都是受過工農兵教育出來的，咱們都吃大苦、耐大勞，揮汗如雨，我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覺得老百姓非常愚昧，中國老百姓尤其如此，非常容易衝動走極端。西方老百姓也是愚昧的，他們的社會先進，不在於老百姓，而在於精英階層是聰明的，咱們與他們的區別只在於精英階層，所以你不要指望老百姓能理解你；一個新制度的建立，如果沒有老百姓的合作，強行動用國家權力，必然要失敗，而民主法治的運行，不是靠國家權力威懾就能解決的。 同樣都是法治國家，也有區別。到英國地鐵裡，只聽見人的腳步聲，聽不見人講話；要過街，不會有人闖紅燈。到意大利，地鐵站熱鬧得跟市集一樣，過街得冒生命危險，一點規矩都不講，這就體現了國民素質和文化傳統的區別。德國原來法治就很嚴格，所以訓政後公民就都守規矩。法治國家的運行，很大程度上得靠老百姓自律。現在的中國老百姓根本沒有自律的概念，一下子搞起民主來，再也沒有誰用暴力管他了，肯定天下大亂。 所以也不可能像王軍濤講的，黑人自發進行民權運動、和平抗爭（註：詳見《新史記》第4期《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一文）。那是在美國，不是在中國。美國60年代的民權運動決定性的戰場在國會，黑人解放是靠白人打白人完成的。約翰遜總統的民權法案能通過，靠的也是白人參議員自由左派，當然黑人就沒有再鬧的理由了。所以，解決問題的還是精英階層，老百姓頂多跑跑龍套，呼應一下。 要是明天中國發生民主革命，別指望老百姓會明白毛澤東的危害，會知道你的好意。他們享受過毛時代經濟上的“平等”，以為那就是公平，不知道不准你發財才是最大的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公，他們更不知道西方民主是什麼意思。毛時代所造出的國民心態，就是“我窮沒關係，但你絕不能比我富”。 胡平：你說的是一段時間的心態，“文革”之後的老百姓不是這樣想。 蘆笛：這是硬幣翻過來，一回事。 胡平：不，當初改革之所以能發動，能改得起來，恰恰就在於大家都體認到毛的那一套，特別是文革那一套是錯誤的。今天中國流行的很多觀念和毛時代整個相反。例如富人炫耀自己的財富，因為那被認為是成功的標誌，如果是毛時代，他就不會炫耀。性關係也是，毛時代是何等的禁慾主義，現在中國性關係性觀念之混亂之開放，超過任何國家。 所以正因為有個毛時代，造成那麼大的反彈，才使得同樣的情況不太可能再次發生，今天中國的毛病恰恰都是相反的。當然，專制會留下很多壞的遺產，專制不是民主的預科班。我們確實會面對很多困難的問題。 蘆笛：對，這也是我的困惑。 胡平：所以我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們對事的具體看法可能都一樣，都對中國現狀極其不滿，對整個中國老百姓素質評價不高，也知道素質不高很大程度上是現在這麼做的結果。這麼做下去只會越來越壞，如果來了革命，老百姓素質這麼低，肯定也會有很多問題，但持續下去只會更糟糕，所以還不如早點來革命。 你說的另一個問題我也考慮過，如果要清算人家，要他還錢，當官的更不願意，所以我很晚才提這個意見，因為我發現，他們自己明白得很，這就是為什麼幾百萬的官兒這麼團結、這麼殘酷無情地壓制。現在當官的都是我們的同學，原來沒多壞，現在這麼壞，因為他們太自覺，所以如果我們假裝沒這回事也行不通，因為他們做賊心虛比你還明白，你說不計較，他也不會信。 蘆笛：這點我同意。 胡平：所以我能體會劉曉波為什麼說他沒有敵人，他站在第一線，想非暴力抗爭，希望早日結束暴政，但力量又有限，要對方讓步，就必須在給壓力的同時也給對方一個體面的出路，如果說：你是我的敵人，我和你們你死我活，那怎麼成？當你以非暴力方式反抗時，你需要做出承諾：如果你放下武器，我不會把武器接過來打你。如果你說：你今天不拿槍打我，等我贏的時候我來打你；那當然不行。 我們可以找一個卸包袱的辦法，如果明天民主了，假設明年1月1號大選，在此之前把不法之財交出來，就既往不究，不再法律追究，給你個台階下，他們也知道交出不義之財是應該的，而且交出之後還是能維持一種體面的生活水平。 蘆笛：靠這個就能勝過毛左的政黨了？ 胡平：當然無法擔保，民主就意味著不確定，就像搞比賽你無法確定誰總能當冠軍。且不說我們反對派現在沒有很大的規模，其代表性有限，到開放民主時也無法肯定會贏得多少選票。假設反對派跟執政黨施加壓力，要求開放民主，並承諾既往不究，最後執政黨也開放民主了，如果第二天冒出一個復仇黨，要求清算，而他們贏得了更多的選票，那麼你原來的承諾也就不起作用了。 蘆笛：我完全同意。 胡平：為什麼有的國家能和平轉型民主，就是積累的仇恨不多，有人組織復仇黨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力，溫和派有更大的代表性，妥協比較容易。但如果目前這種狀況再繼續下去，和緩的轉型就越加困難。 所以第一，我們沒法擔保民主開放後，毛左一定不會佔上風，第二，民主的、理性的聲音肯定與時間成反比。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候，理性的聲音比較有影響力，比如八九民運，不管我們怎麼評價方勵之，他總還是個知識分子，那時候他被大家崇拜，崇拜他總比崇拜別人好，就像現在如果劉曉波在國內真有很大的號召力，也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到底是理性的，但很可能理性的聲音在中國會越來越微弱，另一種聲音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我們很擔憂，20年前還沒這樣的擔憂。八九民運時，共產黨說學生搞動亂，但大家，包括很多官員都不以為然。因為在當時，大家對共產黨沒多大的仇恨，甚至對鄧小平還有一定的好感，對最反感的李鵬，頂多也就是要他下台，沒說要法辦，但現在一定比以前激烈，因為隨著時間推移，仇恨加深了，就是布羅茨基（註：Joseph Brodsky，20世紀俄國流亡詩人）的那句話：時間使邪惡增值。 所以我擔心中國情況會更壞，早點結束，固然有風險，但不確定性小一點。 胡平認為，八九民運時，大家對共產黨沒多大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