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專訪

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2011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江澤民大病一場導致很多人轉向 薄熙來落馬前，傳胡錦濤曾請示江澤民，江認為應該從嚴處理薄案。渝定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出事，主要源自兩個原因，一是江澤民對政權的控制是一種軟控制，江不如鄧小平的強硬，雖然什麼職務都沒有，還是能控制國家，此外，胡溫上台後的10年來，力量也逐漸增強，相對來說，江澤民的力量減弱。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江澤民2011年大病一場。江澤民的大病，讓中央許多人猜想，假如江澤民在十八大之前去世，是否意味著政權的實際主控權將落在胡錦濤、溫家寶手中？也有許多江系的人猜想，若是江澤民不行了，他們會不會出事？渝定江說，由於胡溫與江澤民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雙方關係鬧得越來越僵，因此當江系人馬面臨了自身的利益、前途與生死的選擇時，就會順應時事、靈活應變，因此，江澤民的這場大病，導致了很多人的轉向，這樣的轉向，奠定了胡溫可以拿下薄熙來的基礎。 “政治局常委中大部分都是江澤民的人，但當江澤民的病情好轉後，由於局勢的變化，使得他已無力控制，只能以退為進，要抓薄熙來就抓吧。”渝定江對《明鏡》說。 渝定江認為，如果江澤民的人馬力量仍很強，使得薄熙來案的反抗力量大、鬥爭複雜的話，十八大有可能延期，但如果江澤民勢力迅速削弱，在十八大之前將薄熙來以及其他延伸而出的問題完全解決的話，十八大就可能順利召開。 最終會如何處置薄熙來，渝定江認為還是取決於兩邊力量的對決，江澤民首先仍會先力保薄熙來，如果實在保不了，可能就得犧牲薄熙來，渝定江認為，現階段來看，要犧牲薄熙來不是簡單的事，因為他的背後有許多支持者，包括許多的紅二代，特別是有一部分的紅二代，父輩很早就退休，甚至很早就過世，這些人的父輩都是打過江山的，但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在高官分配財富與權力時，這些紅二代沒有掌權、沒有得到任何利益，因此希望通過重慶模式，對財富和權力資源進行一場再分配，他們對薄熙來寄予厚望，絕對力挺薄。 “這些人雖然在黨內沒有掌握權力，但他們有很大的人脈和政治勢力，所以現在要處理薄熙來還存在很多的變數。”渝定江說。 至於軍方，渝定江指出，也是江派和倒江派都有，因此整個國家可說都分裂成江派和倒江派，兩邊都有軍隊，但兩邊都不敢把動作搞太大，因為投鼠忌器，兩邊都想維穩，一旦國家動亂，人民革命，鬧騰起來，共產黨建立60年的大廈立刻會轟然倒塌，倒時候江派和倒江派全都會被埋葬在這個大廈底下。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這也是現在中國怪象：改革不像改革的原因。要終止怪象、終止反覆循環，只有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走文明的道路，除此之外沒有第二條路道。 “我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景還是比較樂觀，因為整個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已經與從前不同，雖然中國的腳步比較慢，但曙光就在前面。這種改革的力量主要還是來自上層，因為來自民間、自下而上的就是革命，而如何自上而下，就有賴整個菁英、權貴階層的覺醒。”渝定江認為，溫家寶強調的人民覺醒，其實應該打問號，實際上該覺醒的是權貴菁英集團，如果依靠傳統的政治遊戲規則走下去，所有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十八大後，習近平即將接班，渝定江表示，雖然習近平立場比較中立，但也有一定的政治取向。“我相信習近平有一些來自父親習仲勛的政治承傳，習仲勛是中共建政後一個難得有良心、有人性的共產黨員，在歷史上多次重大事件中，習仲勛都表現出正直的一面，包括反對鎮壓六四學生、反對胡耀邦下台、高饒事件時與高崗談話，我對習近平能繼承父親的道義精神，推進中國的政改，還是蠻抱希望。”渝定江對《明鏡》表示，習近平和薄熙來是相反的兩個人，兩人在官場一路走來的作風很不一樣，習近平雖然是曾慶紅建議江澤民推薦的，因此不可能完全站在反對江澤民的立場，但胡溫也能接受習近平，渝定江期望中國在習近平手中，真正會有一番新局面。 至於海伍德案，渝定江表示他絲毫不感興趣。“中共歷來的政治鬥爭中，這些都只是花邊新聞，只是大餐中的配菜，沒有多少價值，在政治上要把一個人打掉，如果不找英國人的案子，也可以找個德國人的案子，所以不用去較真。薄熙來問題也不是貪了多少錢的問題，而是政治路線的問題。”   渝定江期望中國在習近平手中，真正會有一番新局面。（中新社）

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 2011 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整治文強，社會效果好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到重慶一年多後，就開始為“打黑”物色典型人物，選擇人民群眾特別痛恨的人，其中，有兩個人的舉報材料特別多，一個是前重慶市市長王鴻舉，一個是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 渝定江回憶，有次和北京信訪局的朋友喝茶時，對方告訴他：“你們重慶有兩個人恐怕要出問題。一個姓王、一個姓文。”渝定江立刻猜出是王鴻舉和文強。沒過多久，文強被逮捕。 2009 年 9 月 26 日，文強和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因涉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涉嫌受賄等職務犯罪被警方執行逮捕。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文強是非常典型的人物，他“三位一體”：既是大警察，又是大富豪、大官， 官、警、富都有了。 “ 為什麼不選王鴻舉？因為他只佔兩條，只有大官、大富，但不是警察。”渝定江說，其實在收拾文強前，另一個人已經被收拾了：原重慶高院執行局局長烏小青；只是烏小青案並未達到預期的社會效果。 烏小青出事前，渝定江曾在烏小青涉嫌侵吞一名企業家財產的事件中出過力，最後，事主找上谷開來的事務所，渝定江說，就是這個企業家的案子讓把烏小青弄翻的。 2009 年 6 月 9 日，烏小青因涉嫌收受賄賂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 11 月 1 日，此案進入審查起訴程序。根據官方公佈的情況， 11 月 28 日，被羈押在重慶市第二看守所的烏小青留下遺書後，趁監友午睡時，避開監控錄像，用棉毛褲腰繩上吊自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烏小青在牢房中自殺，讓案子走到半路就終止了，使得烏小青並未被實際壓上刑場，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公共效應，只是在重慶官場造成的影響較大。 因此，渝定江表示，薄熙來抓了文強並判其死刑，也是想看社會效果如何，結果效果非常好，超乎原本的預期，但官場因為前頭死了一個烏小青，後頭又殺了一個文強，因此氣氛特別緊張，加上王立軍在重慶官場中幾乎全天候地監聽，更弄得人人自危。 渝定江說：“幾乎所有當官的手機都是被監聽的，我們一起吃飯時，他們都要把手機電池拿掉。” 渝定江對《明鏡》指出，王立軍之所以要監聽，就是想找到抓“新三種人”的證據，雖然“打黑”可以什麼都往筐裡裝，但還要有點蛛絲馬跡，通過監聽，王立軍能發現某人跟社會上哪些人物有所聯繫，再順藤摸瓜找證據。 但這樣大規模的監聽，只是弄得重慶官場噤若寒蟬，渝定江表示，這三年來，重慶是冰火兩重天，老百姓歡欣鼓舞，官場、富人整天膽戰心驚。 原預計十八大後推展重慶模式 2010 年 7 月 7 日，被以受賄等罪判處死刑的文強，在重慶歌樂山一刑場被執行死刑，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殺文強只是開個頭，一旦社會反響好，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勢力就會把工作推展開來， 按照他們的計畫，推展工作會在中共十八大後進行，重慶只是個試驗地，十八大後，薄熙來接周永康職位，王立軍接任孟建柱，下一步就是把重慶模式推向全國，只要“新三種人”有任何一個民眾的舉報材料，就立刻抓人。 渝定江表示，這意味著，這是一場比文化大革命要深刻得多、範圍要廣得多、影響程度要大得多、性質要殘忍得多的歷史性大清洗。“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多的貪官、壞人，六四後，官場菁英幾乎沒有幾個好人，就算沒有什麼證據就將這些人殺害，好像也不太冤枉，這就是溫家寶感到岌岌可危、說話打顫的原因，因為刀就架在他們的脖子上。” 渝定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與王立軍“打黑”，肯定有“黑打”的成分，但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剷除政敵，而是造勢，並且觀察滅掉“新三種人”後的老百姓反應，如果老百姓歡呼，他們就會繼續做，所以一開始還不是殺政敵的時候，殺政敵，是十八大後才要做的事。 一般對中共政治派系的劃分，不外乎是太子黨、團派、上海幫等，渝定江認為，不能簡單以這些類別區分，而是應該分成江派和倒江派，因為一部分太子黨和上海幫實際上也參與到倒江派中。 對江派勢力來說，渝定江對《明鏡》表示，所謂的政敵，就是以溫家寶為首的一幫人。溫家寶為什麼近年來一直講改革，並非是他在作秀，而是他想保命。或許溫家寶談改革，有真正想為人民做事的心態在，但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自保，如果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保，如何談為國家、為人民做事？ 倒江派體認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岌岌可危，引發了薄熙來落馬的政壇震盪。渝定江說，除了監聽外，重慶在王立軍出事前，已經開始進行一項大工程：在所有大街小巷安裝攝像頭，在全重慶市建立起全天候、大統一、無所不包無所不控的監控系統，據悉總共是幾百億的預算，並且已經安裝到一半。“王立軍被抓時，我剛好在重慶，我那些官場的朋友都非常高興，喝酒慶祝，說終於可以打手機了。” 重慶模式有積極進步的作用 在免去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前，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的記者會強調“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事件 是一次重大黨內政治分歧的鬥爭；對於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延續共產黨的政權，江澤民、薄熙來一系認為，該用清除“新三種人”的手段，這種方法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有些類似，因此溫家寶在 任內最後一次 記者招待會上，才會不斷提及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問題，並且警告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渝定江指出，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剷除政敵，也就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幫政敵，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收取民心。共產黨執政多年來，老百姓從對共產黨極端擁護和擁有熱情，逐漸開始變成對共產黨有了意見，特別是餓死了幾千萬人後。 1957 年已經發生過一場反右運動，運動平息之後，民間的情緒又逐漸積累起來，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 毛澤東是非常聰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收攏民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發起文化大革命、鬥走資派，就是讓老百姓發洩不滿，等到老百姓氣消了，回頭又把一些表現好的老幹部解放出來，完成了這一個過程，也達到了鞏固政權的目的。 雖然重慶模式與文化大革命近似，但 渝定江說，中國 不會再重複一場文化大革命，因為手段不一樣；文化大革命是發動群眾，但現在無法發動群眾，一發動可能要出大事，共產黨可能反而把自己弄垮，因此，與其讓人民革命來殺“新三種人”，倒不如自己通過所謂的法律程序來解決這三種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 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確實在中國歷史上有積極進步的作用，它把現在鐵桶一樣的共產黨統治，分裂成了兩塊；重慶模式為埋葬集權統治奠定了基礎，給另外的政治力量提供了進入政權的契機，也為中國社會下一步的大變革提供契機，如果江澤民、胡錦濤、薄熙來、溫家寶都一心一意維護共產黨鐵桶一般的統治，則人民永遠沒有希望。 重慶模式得民心，因為它不僅是“打黑”，也同時進行民生工程。 渝定江認為， 薄熙來個人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注重形象，一個是注重個人形象：他露面時總是外表光鮮，絕不會衣衫藍縷；一個是注重政績形象：他走到哪裡，都把當地建設得很漂亮。 渝定江對《明鏡》強調，他並 不贊同重慶模式，只是給與客觀分析，不贊同的原因，是重慶模式只是在重複中國幾千年來政治制度運行的規律： 亂、治、 亂、治，成王敗寇，不斷循環往覆。 “ 今天你把我打下去，我又再起，把你打下去，結果你又上來，這樣的形式始終在現代文明之外，國家非旦永遠沒有進步，還會離文明越來越遠，不管經濟發展得再好，都是虛的，因為政治一直沒有進步，人心始終險惡。” 渝定江認為， 薄熙來的民生工程也只是表面東西，目的是籠絡民心，只是一個政治家，如果能透過正常的、現代化的方式籠絡民心，就是對的，國家就會健康方展，但如果是通過傳統政治手段籠絡民心，則政績也只是暫時的。 “ 他今天殺這三種人，清除政敵了，老百姓很開心，歸心了，接下來他又慢慢收拾老百姓了，等老百姓受苦到一定程度，上頭又來一場這樣的政治運動，始終反覆。” 渝定江說。   渝定江 認為 ，重慶模式不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它代表的是中共內部的一股政治勢力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 30 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 ， Riverhead 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從父親處得到文學啟發 目前居住在芝加哥的黃文廣，白天擔任某企業美國總裁的講演稿撰寫人，平時則給《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芝加哥論壇報》、《巴黎評論》等媒體撰寫與中美議題相關的評論， 2003 年開始，黃文廣投入翻譯書籍的領域，第一本翻譯書為中國作家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 The Corpse Walker ），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 God Is Red ，中文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 Woman from Shanghai ）也由黃文廣翻譯成英文。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試圖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自嘲式幽默、低調的手法來撰寫故事。“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生不都是戲劇化、高潮跌起的。” 黃文廣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可追溯至小時候父親的口述故事。黃至有過去是個京劇戲迷，飽讀古書，經常對黃文廣講述各式各樣的故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不時穿插傳說故事，令整個故事更加生動。 黃文廣記得父親說過賣瓜的孫鐘由於幫助三名灰鬚仙人，得到仙人們的回報，孫鐘的兒子孫堅後來統領吳國。黃至有想藉由故事鼓勵兒子幫助他人、孝順長輩，故事也確實對黃文廣影響極大：黃文廣每當見到街上的遊民，尤其是灰白鬍鬚爺爺或衣衫藍縷的奶奶時，都要猜想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否是仙人，而黃文廣通常確實會丟下幾塊錢，若有時忽視他們，黃文廣則感到愧疚。 1976 年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周恩來病逝，接著發生唐山大地震， 9 月時，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也在這一年，黃文廣有機會讀到許多舊書。 10 月時，黃文廣的寄宿學校停課兩個月，在空蕩蕩的家中，黃文廣開始翻找父親的櫃子，發現一大疊 1950 年代京劇雜誌和書籍，黃文廣對《新史記》說，文革時代是沒有書可讀的乾渴狀態，因此父親的雜誌與書籍帶給他的影響很大。那段時間裡，他經常一讀就是幾小時。 黃文廣收到《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樣本書後，覺得一件大事告終，特地安排回西安一趟，在清明前把書燒給父親。黃文廣表示，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一般美國讀者更了解中國，這樣的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讓美國讀者產生共鳴的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過去許多談中國的書，講的是作者如何在文革時受迫害，但黃文廣身在一個普通人的家庭，在文革中並未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此他著重在中國如何從毛澤東時代走到改革開放，並從中找出一個美國人也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體制不一樣、文化根源不一樣，但家庭觀是一種共性，其實真正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黃文廣在積累多年的文字功力和洞察力後，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 4 月 26 日上市，上市前已掀起一股熱潮。《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將此書評為 2012 年春季 10 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把此書列為 2012 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 The Oprah Magazine ）將此書排為春季推薦 10 本書的第二名；《圖書館期刊》（ Library Journal ）則列此書為 10 大關注回憶錄之一。此書也被舊金山記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選為最佳開頭語書籍之一。 4 月 26 日書籍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等多家媒體也刊出書評。 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在華人故事中找到與美國文化間的共通點，是他認為書籍成功的因素之一。“很多美國婦女讀者，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但她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主要是一個家庭故事，只是剛好發生在中國。” 黃文廣對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更有連結性。” 黃文廣表示，對於在 70 、 80 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寫作時，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例如改革開放讓他有機會到國外進修，同時讓中國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毛澤東文革時代，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 我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得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西。我 20 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 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很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