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2012-09-25 20:47:45) 转载 ▼ —— 读陈丹燕《成为和平饭店》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好作家的检测指标通常有三个：感觉、文字、结构。感觉好的文字未必也好，文字好的结构未必也棒。三全其美，是稀罕物，是可人儿。 但陈丹燕算一个。 陈丹燕是上海的“幽灵”。从 1998 年发表“风花雪月”，到 2012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年出版“和平饭店”，她猎犬般也幽灵般地工作了十几年。现在这本书花了她整整八年功夫。“八年抗战”下来，陈丹燕自己也“成为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是上海的“范儿”。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用“非虚构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和平饭店，无疑是高明和贴切的。但开场竟是葬礼，却堪称“神来之笔”。翻开第一页，“天上斜雨霏霏”。灵车驶过一条对此“毫不知情的马路”，带走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还有他讲不完的故事。因为“毫不知情”，也因为“见惯不怪”，那条马路没有任何表示。然而在陈丹燕的笔下，这种习以为常却被表述为“竟是这样无动于衷的样子”。 是的，“竟是”。能“竟是”吗？ 陈丹燕以为不能。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于是，陈丹燕组成了她“一个人的考古队”，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发掘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也就是可以被称作“上海味儿”或“上海范儿”的那些东西。它们全都靠一个个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的细节来传承和支持，因此也只能靠这些细节来发现和表现，比如调酒师阿四“翘起雪白的小指，用食指与中指在吧台上轻轻一抹，发牌似的排出两张杯垫”。就这么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个小动作，上海手艺人的“职业感”就一览无遗了。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职业感是上海的精神。它并不仅仅只是“爱岗敬业”那么简单，更包含着对娴熟技艺的自我陶醉和相互欣赏，以及“看似漫不经心”背后的理所当然和得心应手。因为得心应手，所以精彩漂亮；因为理所当然，所以并不炫耀。惟其如此，才透着一股子从容、自信和得体。结果，便优雅。 优雅是上海的味道。这种味道不靠“打造”，而靠“养成”，包括对某些细节的坚守，比如坚持说“会钞”而不是“埋单”。说“会钞”才是上海，说“埋单”就成了香港和广州。如果再误为“买单”，便意味全无。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也许，这样的细节微不足道；也许，这样的细节不值一提。但，没有细节的历史就像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 1843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 1991 年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3 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读陈丹燕《成为和平饭店》 好作家的检测指标通常有三个：感觉、文字、结构。感觉好的文字未必也好，文字好的结构未必也棒。三全其美，是稀罕物，是可人儿。 但陈丹燕算一个。 陈丹燕是上海的“幽灵”。从1998年发表“风花雪月”，到2012年出版“和平饭店”，她猎犬般也幽灵般地工作了十几年。现在这本书花了她整整八年功夫。“八年抗战”下来，陈丹燕自己也“成为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是上海的“范儿”。 用“非虚构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和平饭店，无疑是高明和贴切的。但开场竟是葬礼，却堪称“神来之笔”。翻开第一页，“天上斜雨霏霏”。灵车驶过一条对此“毫不知情的马路”，带走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还有他讲不完的故事。因为“毫不知情”，也因为“见惯不怪”，那条马路没有任何表示。然而在陈丹燕的笔下，这种习以为常却被表述为“竟是这样无动于衷的样子”。 是的，“竟是”。能“竟是”吗？ 陈丹燕以为不能。 于是，陈丹燕组成了她“一个人的考古队”，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发掘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也就是可以被称作“上海味儿”或“上海范儿”的那些东西。它们全都靠一个个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的细节来传承和支持，因此也只能靠这些细节来发现和表现，比如调酒师阿四“翘起雪白的小指，用食指与中指在吧台上轻轻一抹，发牌似的排出两张杯垫”。就这么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个小动作，上海手艺人的“职业感”就一览无遗了。 职业感是上海的精神。它并不仅仅只是“爱岗敬业”那么简单，更包含着对娴熟技艺的自我陶醉和相互欣赏，以及“看似漫不经心”背后的理所当然和得心应手。因为得心应手，所以精彩漂亮；因为理所当然，所以并不炫耀。惟其如此，才透着一股子从容、自信和得体。结果，便优雅。 优雅是上海的味道。这种味道不靠“打造”，而靠“养成”，包括对某些细节的坚守，比如坚持说“会钞”而不是“埋单”。说“会钞”才是上海，说“埋单”就成了香港和广州。如果再误为“买单”，便意味全无。 也许，这样的细节微不足道；也许，这样的细节不值一提。但，没有细节的历史就像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 1933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 • 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1949 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201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爱结尾，是“鬼使神差”，是“灵光乍现”，是“精心布局”，还是“信手拈来”。但我看得暗自心惊，感到震撼、悲凉、惆怅，以及意味深长。 这就足够了。或者说，这就已经完成了和平饭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作品无不留下超越时空任意想象的不尽空间。好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需要他们的“共鸣”和“共谋”，甚至也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尽管读书不是做爱，更不必一定得在和平饭店的套房。 那么，不去问她也罢。 ——读陈丹燕《成为和平饭店》 好作家的检测指标通常有三个：感觉、文字、结构。感觉好的文字未必也好，文字好的结构未必也棒。三全其美，是稀罕物，是可人儿。 但陈丹燕算一个。 陈丹燕是上海的“幽灵”。从1998年发表“风花雪月”，到2012年出版“和平饭店”，她猎犬般也幽灵般地工作了十几年。现在这本书花了她整整八年功夫。“八年抗战”下来，陈丹燕自己也“成为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是上海的“范儿”。 用“非虚构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和平饭店，无疑是高明和贴切的。但开场竟是葬礼，却堪称“神来之笔”。翻开第一页，“天上斜雨霏霏”。灵车驶过一条对此“毫不知情的马路”，带走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还有他讲不完的故事。因为“毫不知情”，也因为“见惯不怪”，那条马路没有任何表示。然而在陈丹燕的笔下，这种习以为常却被表述为“竟是这样无动于衷的样子”。 是的，“竟是”。能“竟是”吗？ 陈丹燕以为不能。 于是，陈丹燕组成了她“一个人的考古队”，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发掘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也就是可以被称作“上海味儿”或“上海范儿”的那些东西。它们全都靠一个个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的细节来传承和支持，因此也只能靠这些细节来发现和表现，比如调酒师阿四“翘起雪白的小指，用食指与中指在吧台上轻轻一抹，发牌似的排出两张杯垫”。就这么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个小动作，上海手艺人的“职业感”就一览无遗了。 职业感是上海的精神。它并不仅仅只是“爱岗敬业”那么简单，更包含着对娴熟技艺的自我陶醉和相互欣赏，以及“看似漫不经心”背后的理所当然和得心应手。因为得心应手，所以精彩漂亮；因为理所当然，所以并不炫耀。惟其如此，才透着一股子从容、自信和得体。结果，便优雅。 优雅是上海的味道。这种味道不靠“打造”，而靠“养成”，包括对某些细节的坚守，比如坚持说“会钞”而不是“埋单”。说“会钞”才是上海，说“埋单”就成了香港和广州。如果再误为“买单”，便意味全无。 也许，这样的细节微不足道；也许，这样的细节不值一提。但，没有细节的历史就像 记不起在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是哪一年了。但我知道，就在对面，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一座座摩天大楼次第拔地而起，巨大而坚挺。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新上海的“范儿”，旧外滩则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 也许吧，也许。 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就该“日新月异”。至少，曾经的文明不该被遗忘，而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纸草船，比如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比如罗马的万神庙和竞技场，还有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 幸亏和平饭店还在。 和平饭店，不会是最后的上海。 ——读陈丹燕《成为和平饭店》 好作家的检测指标通常有三个：感觉、文字、结构。感觉好的文字未必也好，文字好的结构未必也棒。三全其美，是稀罕物，是可人儿。 但陈丹燕算一个。 陈丹燕是上海的“幽灵”。从1998年发表“风花雪月”，到2012年出版“和平饭店”，她猎犬般也幽灵般地工作了十几年。现在这本书花了她整整八年功夫。“八年抗战”下来，陈丹燕自己也“成为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是上海的“范儿”。 用“非虚构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和平饭店，无疑是高明和贴切的。但开场竟是葬礼，却堪称“神来之笔”。翻开第一页，“天上斜雨霏霏”。灵车驶过一条对此“毫不知情的马路”，带走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还有他讲不完的故事。因为“毫不知情”，也因为“见惯不怪”，那条马路没有任何表示。然而在陈丹燕的笔下，这种习以为常却被表述为“竟是这样无动于衷的样子”。 是的，“竟是”。能“竟是”吗？ 陈丹燕以为不能。 于是，陈丹燕组成了她“一个人的考古队”，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发掘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也就是可以被称作“上海味儿”或“上海范儿”的那些东西。它们全都靠一个个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的细节来传承和支持，因此也只能靠这些细节来发现和表现，比如调酒师阿四“翘起雪白的小指，用食指与中指在吧台上轻轻一抹，发牌似的排出两张杯垫”。就这么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个小动作，上海手艺人的“职业感”就一览无遗了。 职业感是上海的精神。它并不仅仅只是“爱岗敬业”那么简单，更包含着对娴熟技艺的自我陶醉和相互欣赏，以及“看似漫不经心”背后的理所当然和得心应手。因为得心应手，所以精彩漂亮；因为理所当然，所以并不炫耀。惟其如此，才透着一股子从容、自信和得体。结果，便优雅。 优雅是上海的味道。这种味道不靠“打造”，而靠“养成”，包括对某些细节的坚守，比如坚持说“会钞”而不是“埋单”。说“会钞”才是上海，说“埋单”就成了香港和广州。如果再误为“买单”，便意味全无。 也许，这样的细节微不足道；也许，这样的细节不值一提。但，没有细节的历史就像 陈丹燕，不会是最后的上海人。   刊载于 2012 年 9 没有温度的身体，何况上海的精神原本就是“注重细节”。那是1843年开埠以来，由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养育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这个华洋杂处的口岸城市，带来家乡的土气，也接受海风的吹拂，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帝都、古镇和边关的城市文化，然后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其中，就既包括大饭店地板的光可鉴人，也包括亭子间木床的平平整整，更包括操作台上所有活路的一丝不苟。没有了这些细节，就像小馄饨没放紫菜、虾皮和蛋丝，那不是上海。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成长”。一百多年了，上海的历史就像黄浦江，裹着泥沙，披着风雨，奔向大海。它应该有话说，尽管和平饭店只是优雅地微笑，尽管那“一个人的考古队”发掘的似乎都是细节。 细节的背后，是精神。 上海的精神正如陈丹燕的文笔，是低调、委婉和不动声色的，却不等于没有骨头，更不等于像那条马路一样无动于衷。也许，上海人并不剑拔弩张，并不叱咤风云，并不豪情万丈，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史观有特别的坚守，并通过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传承下去。这才有了1991年3月和平饭店的那场舞会。这是本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尽管语气依然优雅平和。然而正是这一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修饰得十分精心，却又一点都不娘娘腔。 和平饭店，就是这样一个“干净男人”吧？ 或者，上海也是。 毫无疑问，这样的“干净男人”是会有“身份优越感”的，也难免散发“樟脑丸气味”。但城市精神决不能是空洞的高调口号。它最好可触摸，至少可感觉，哪怕像幽灵。事实上陈丹燕的上海味儿就是幽灵。它飘在和平饭店的沙逊阁，也飘在底楼的酒吧间，然后在打蜡地板上若有若无地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幽灵般的人物，也在飘，比如1933年就死于赛马的艾格乃尔德•沙逊，一直为《字林西报》来论版写稿的退休船长约翰，以及1949年的五十多个国军官兵。 这些幽灵，怎么就挥之不去呢？ 也许，“成为和平饭店”需要一个完成仪式，哪怕在套房的浴室里进行，只要有“幽灵味”和“仪式感”。 其实，这也是本书的气质。 我不知道，陈丹燕用冷冷清清的葬礼开场，勉勉强强的做 月 20 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e9cn.html ) – 她完成了和平饭店_易中天_新浪博客 分享： 分享到新浪Qing 喜欢 阅读 ┊ 评论 ┊ 收藏 ┊ 转载 ┊ 喜欢 ▼ ┊ 打印 ┊ 举报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加载中，请稍候…… 前一篇： 教师不是蜡烛 评论 重要提示：警惕虚假中奖信息        ♥ 2011吃货们的幸福生活        关注每日最热门博客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Qing带来全新读图时代        关注每日最热门博客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2012-06-22 08:16:46) 转载 ▼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 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 •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

(2012-08-17 11:29:04) 转载 ▼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其实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为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 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本文刊登于2012年8月17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帅彦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其实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为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 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其实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为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 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本文刊登于2012年8月17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帅彦 本文刊登于2012年8月17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帅彦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e7qn.html ) – 我的父亲易庭源—-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_易中天_新浪博客 分享： 分享到新浪Qing 喜欢 阅读 ┊ 评论 ┊ 收藏 ┊ 转载 ┊ 喜欢 ▼ ┊ 打印 ┊ 举报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加载中，请稍候…… 前一篇： 无偿奉献与免费献身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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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无偿奉献与免费献身 最近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是崔永元发起的“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二是“伟大复兴实现62％”。 先说第一件事。 有一位乡村教师告诉学生，乘飞机是坐在翅膀上。有一个农村孩子对爸爸说，他将来要抓一架飞机养在自家院子里。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让崔永元发起了“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最近这一次，有一百多名乡村教师坐了火车和飞机，车票和机票由上海市民捐赠，食宿由华东师大免费提供，数百个上海家庭帮助他们的学生圆梦。其中一个农村孩子的心愿，是为他从来没有换过床单的奶奶申请一条床单。 这是一些让人落泪的故事。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打击和暗算，我早已铁石心肠，但“爱飞翔”实在让人动容。乡村教师是那样的淳朴可爱，爱心人士是那样的古道热肠，上海市民是那样的真诚善良，组织者和志愿者是那样的尽心尽力，崔永元、钱文忠、陈丹燕、李蕾是那样的全力以赴，每个人都做到了极致。 我要感谢“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计划”，感谢他们让我实践了自己的主张——站着把钱挣了，坐着把款捐了，开着玩笑把话说了，唱着歌儿把事做了。于是我突然发现，原来爱是一种幸福。 对于公民，做公益是权利，不是义务。不能要求每个公民都做公益。但对于政府和官员，支持公益是义务不是权力。为什么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要那么冷漠呢？他们难道不明白对爱的冷漠无异于慢性自杀么？ 如果说乡村教师培训的组织者、志愿者和参与者是“无偿奉献”，那么，不用国家经费自动奉献“伟大复兴实现62％”的，就只好算作“免费献身”。为了让“上面的人”爽，居然还将“叫床”从46次增加到62次，不知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界的堕落达到了百分之几？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奉献和奉献也不一样。 顺便说一句，本文正面赞扬部分已超过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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