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2012-06-19 11:40:27) 转载 ▼ ——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Q “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 Q 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 • 苏秦列传》）？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 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

(2012-06-08 09:32:24) 转载 ▼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   一 士与知识分子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 • 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因为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 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 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 • 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 • 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 “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 ，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 · 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 2007 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三 傲骨与傲气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 • 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四 侠义与清高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 •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