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日前下令，各大卫视在近三个月内，停播谍战和案情剧，所有排播剧让位给中宣部安排的红色剧。与此同时，至少四十部宣传所谓主旋律的电视剧很快闯入中国观众的视线，引起民众不满。据报，这是为“七一”向中共建党90周年献礼。 7月1日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据《重庆晨报》周四报道，浙江、天津、江苏等卫视已接到总局正式通知，目前正在考虑换播其他接档剧目。报道引述某网站的策划工作人员刘杨在自己的实名微博上称，电视剧《青盲》本将于5月上映，但制片方接到通知该剧延期消息。此外，江苏卫视独播的《永不瞑目》也在延期播出行列，遭延播的还有《黑色名单》等谍战剧。   据报，上级部门对电视台提供了一个“提倡播出”的电视剧名单，其中包括歌颂建党90周年的大型晚会、红色题材电视剧《我的青春在延安》、《风华正茂》共有40部作品。建党90周年特别专题有《青春放歌》、《那年七月》、纪录短片《党的儿女》等，作为5，6，7三个月内“建党90周年”的主旋律。   南都记者还获悉，卫视可能播出电视剧《东方》，该剧集反映了1949年到1957年这段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一系列重大活动及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官方的一系列安排，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认为，中国的电视台完全是在中共的掌控之下，要服从中宣部：“由中共的宣传部决定哪一个可以播放，哪一个不可以播放。‘七一’马上要到了，他要重点宣传共产党的伟大、正确。昨天晚上我就看到一个节目，他的名字叫做《永远跟党走》，类似于这样的节目，可能在五、六月份成为中国电视台主要的内容。”   对于当局禁止其他题材的电视剧，他说：“和这个题目不相关或者是对共产党过去的历史有一些方面揭露或者是说了一些实话的电视剧，就要把它停掉或者换到以后再去播。那些谍战剧，国共双方的来来往往（交锋）也有一些是对共产党过去的一些不很光彩的一面的一些暴露、揭露。”   浙江独立媒体人昝爱宗认为，当局此举往往会有反效果：“爱看电视的人反对，不爱看电视的人也知道了，也反对。因为本来他可以不看谍战也不看红色，现在你有红色了，他反而更加反对，因为有好多人认为这污染了他们的视觉。你把所有的电视台都播这个东西，那你就是强迫性的，你一强迫性的人家就会表达不满。”   昝爱宗建议宣传部门专门开设一个“红色频道”，让观众选择：“你专门开设一个红色频道，这个频道专门放这个东西，每天，一天24小时都在放，不受限制的放，那可以啊，但是你不要妨碍平时正常的这些频道的资源。”   不过，他也认为，当观众无奈之下，会上网选择反映西方价值的影视作品：“人家会用别的方式来表达的，或者要嘛不看你的电视剧，我上网去看。上网如果他看，更多，比如美国的、韩国的，西方价值观的这些影视作品，给老百姓一个普世价值教育的一个机会了。”   对此，网友迅速提出反对，网易郑州市网友称，何不以后各卫视一律改播反映“老百姓正过着无比幸福生活、社会无比和谐、GDP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等”题材的电视剧。腾讯一位网友说，从小到大都看这类的节目，已经达到厌烦的地步。觉得该类型的节目老套，专门洗脑。洗到最后，大家都清醒了，不再相信了。也有网友说，即使现在的谍战剧也被篡改历史，胡编乱造，剧剧有美女，一个个装模做样，而新编的抗战剧《地道战》里竟出现了“女社员”的称呼。   上海市民吴先生对红色电视剧非常抵制，他说：“不要说看红色电视剧，我连这里的电视节目都不太喜欢看，感觉充斥着很多虚伪、虚假的东西，感觉不是个味道。报的什么新闻节目，我们都不看，因为感觉到这个东西太假，不说真话尽说假话。如果是好话，那个好话一定是假话，说了做不到。” 他称：“因为现实对我们来说，现实摆在我们面前，跟电视上所宣传的不一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国媒体人认为中国政府打压媒体出现新的特征， 而被失踪的实习记者张贾龙到周二仍无释放的消息。 图片：前难南都周刊编辑长平（网络图片） 2011年5月3日是第二十个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的主题为“21世纪媒体：新领域、新障碍”。联合国从1991年起，将每年的5月3日设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目的在于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公民的新闻自由和言论权利。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监察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二公布2011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依序为朝鲜（97）、土库曼（96）、缅甸（94）、利比亚（94）、乌兹别克（94）、白俄罗斯（93）、古巴（92）、伊朗（91）、中国（85）、老挝（85）等国。新闻自由度最高的是芬兰，评分为10。其次是挪威和瑞典，评分皆为11。 报告按照“法治”（legal）、“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3大领域，为全球196个国家与地区评定新闻自由程度。分数在0至100之间，评分越低代表越自由，0至30为“（新闻）自由”，31至60为“部分自由”，61以上为“不自由”。自由之家认为，在过去的1年中，3大负向趋势值得担忧：政府藉发照与管理机制箝制媒体；极权政府更加严格管控新媒体，包括卫星电视、网路、手机。 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中国知名媒体人长平星期二向本 台表示，过去一年中国政府不断打压新媒体：“新媒体给百姓带来了新的话语平台，但它同时也受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结合起来的制约。比如说新的博客和微博，实际上都是在两种权利的交替挤压之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控制言论的办法。像微博在中国的情况和它诞生的时候，去中心化、反精英化，这些特点在中国变成了另一种中心化，精英化采取传统的方式进行审查，话语引导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出现的新的特征。”   在过去的一年中，大批中国大陆的记者遭到打压，从报道安元鼎黑监狱的龙志，到报道复旦大学18驴友被困黄山的殷玉生、龙灿，再到被辞退的长平，还有最近被当局找去调查的实习记者张贾龙，多位媒体人被迫离职引起了外界诸多关注。本台记者星期二再多次致电张贾龙，但电话一直关机。据了解，张贾龙曾关注过赵连海案的开庭情况，同时也关注一些维权事件。 长平对此表示：“的确算是最严重的一次，很多媒体人失业或是被调离工作，或者是受到高压不敢说话，这种情况的确令人很担忧。在中国这一种几十年训练的寒蝉效应，就是发出讯号，现在采取这样的方式仍然有效。所以尤其是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曾任《中国海洋报》等多家媒体记者的浙江作家昝爱宗认为， 中国大陆的新闻报纸都是“官办”，所以没有竞争，更没有新闻自由。只有正常的新闻竞争，才会有新闻自由，否则谈新闻自由只是一种奢侈。新闻人当下的职责和热情，就是争取新闻自由，反对任何势力剥夺这一自由。昝爱宗告诉本台记者：“党的喉舌都是布告板、留声机之类的，是被控制的。一旦党报的媒体人都要求新闻自由了，那我们的自由就来得更快了。” 曾经荣获联合国颁发新闻自由奖的中国大陆资深媒体记者高瑜表示，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非常遥远。有网友回应本台记者网上查询对新闻自由日的看法时嘲讽地写道：新闻自由？日！ 近年来，中国的新闻环境持续恶化,据“记者无疆界”组织发表的2010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在178个国家当中，中国居第171位。本台记者星期二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新闻自由”却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几个字。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来临前夕，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家日前突遭断网，其服务商铁通公司的答复是，接到湖北随州市综合治理办的文件，说他浏览非法网站，因此取缔其网络服务。刘飞跃告诉本台记者：“这应该说又是他超越底线的一个新动作，他们又向前跨了一步。我现在上不了网了，就说明当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糟糕，新闻自由、网络言论自由正在大踏步的后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世界新闻自由日是1991年由联合国创建，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该权利铭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中。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为”21世纪媒体：新领域、新障碍 “。 中国近年来新闻环境持续恶化。据”记者无疆界”组织发表的2010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在178个国家当中，中国居第171位。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除打压传统媒体外，还不断加强对互联网的审查。这也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主题的所凸显的社会背景。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之际，中国自由作家昝爱宗发表公开呼吁，指中国实行党治，党领导一切，包括传媒。权力垄断之下，断送了中国人的新闻自由，他呼吁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新闻人要力争新闻自由。 自由媒体对开放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早在4月14日，美国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朱迪思·麦克黑尔也在早前对世界新闻自由日寄语，期待公众思考和探讨自由媒体对民主开放社会和希望实现理想的人们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新闻工作者和公民记者为追求言论自由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就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新领域、新障碍，麦克思尔也谈到在整个中东地区，人们摆脱政府数十年来的严厉控制。新型媒体和互联网为新闻专业人员、公民以及反对派团体提供了一个寻求已久的公共空间，报告信息和新闻，交流观点，并将支持者组织起来。 新媒体即时和广泛获得信息的能力得以让思想迅猛传播。它使人们能够参与自己国家的公共生活，具有了平等的发言权。互联网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权力和影响发生转移，进而使与全球各地范围广泛得多的公众声音的互动交流成为必需。 中国需要自由的媒体环境 德国之声也采访了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他认为中国目前处在新闻自由最黑暗的状态， “中国在’无国界记者’发布的2010年度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中，倒数第八，我认为这个报告是有公信力的，是反映了中国现在新闻自由状态在全世界范围内处在最恶劣状态的国家之一，我们作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比国外机构体会更深，中国确实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现在是最坏、最黑暗、最保守的时期，背景是中国已经变成了警察国家，将公民自由空间压缩到空前的最低程度，其中就包括新闻自由。” 金钟认为，一个独立的公民天然被赋予自由和权利，在上个世纪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的首项即言论自由，去了解、掌握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人类的天性，新闻无自由，人就不可以获得真相，所以新闻自由权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 金钟也提出对新闻日的愿望和作为新闻人的基本诉求：”首先要取消对网络传播的管制；另外在新闻日时，也呼吁中国政府取消与之相关的通信权的管制，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对公民私域的通信权进行侵犯。” 北京学者展江，也认为中国切实需要自由的媒体环境，希望政府对媒体能够开放、能够放手让媒体揭露社会问题和弊端等； 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中心教授钱刚也表示：”我们这些新闻人所有的从业经历，概括起来就是在一寸一寸的争取新闻自由空间，新闻自由也宪法权利，我们要维护这种权利。” 新传播形态将迫使政府开放更大的言论空间 德国之声也采访了中国新媒体人、现就职香港阳光卫视的北风，他认为中国的新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的力量无法阻挡：”从大处说，以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为例，他是在互联网平等下的革命；在互联网新技术、新平台类似Twitter、Facebook出现后，在中国大家看到的有趣的现象是 ，在国内的新浪微博大家会很广泛的传播一个事件，等事件传播到一定程度时，当局会下达一个禁令，大家就去传播这个禁令，在事件信息这个层面上，中国已经不存在任何所有制新闻事件本身传播的力量，即使在国内也会看到事件信息会得以传播，问题在于后续的讨论是关闭的，目前中国在发起社会运动方面，互联网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的。” 北风也认为，新媒体必将突破新闻管制和拓展更大的空间：”从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打压舆论空间，现代公民的言论空间往往是从新技术、新平台的带来的技术革命引发言论空间扩大，新的技术、传播形态迫使政府开放更大的言论空间。” 作者：吴雨 责编：乐然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国媒体人说，中国目前对媒体限制的程度令人堪忧，但他们对互联网这类新媒体在推动新闻自由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持谨慎乐观态度。 *资深记者：中国新闻自由出现退步* 曾经荣获联合国颁发的新闻自由奖的中国资深媒体记者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但没有新闻自由，而且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 高瑜说：”新闻自由日，尤其是今年，过起来总觉得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遥远，如果我们幻想中国能实现这种环境，非常遥远。 ” 高瑜说，中国今年的政治环境导致新闻自由程度出现退步。她说：“因为要防止茉莉花革命，现在是一切收紧，尤其中宣部每天都要根据各种事件，就是官方怎么报导，反正大小事件，他们都是随时盯着屏幕，各地的电视台他们都在掌握之中。每发生什么事件，立刻就要做出指示，应该怎么报导。” 曾经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罪名被判处六年监禁的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媒体现在的环境甚至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那时社会出现思想解放思潮，批判文革，包括人民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都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方针，倡导新闻自由。而当前媒体自我审查严重，似乎大家都知道国家正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人人自危，谨言慎行。 高瑜说，中国媒体的管理者都是官，这些人为了保住乌纱帽会尽一切力量确保报导不出现闪失。 *独立作家：互联网为新闻自由带来希望* 浙江独立作家昝爱宗也对美国之音说，“官办”的新闻媒体没有竞争，不可能有新闻自由。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还是为在中国实现新闻自由注入了新的希望。 昝爱宗说：“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没有盼头，一直都处于不可能(有自由)的现实里面。但是因为90年代末有了互联网， 好多记者几乎都上互联网了，就等于说我们在国内媒体上不能发表的文章，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发表。哪怕互联网发表一小时被删掉了，但是我们在一小时之内还是实现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昝爱宗说，他本人在网上发布信息时经常受到审查，用真实姓名注册新浪微博也被拒绝。但是昝爱宗说，他依然对互联网能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说，因为互联网实在太庞大了，再多宣传部的官员也无法审查每一个的信息，只能通过敏感词等一些技术性的手段来进行控制，但是这些手段都有它们的局限性。 昝爱宗说：“我想，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把真相掩盖住，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手遮天。” *无国界记者：中国是“网络敌人”*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今年3月12日世界反网络审查日到来之际，对网络信息自由情况进行清点。中国被该组织的审查报告定义为十个“网络敌人”国家之一。 联合国从1991年起，将每年的5月3日设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目的在于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公民的新闻自由和言论权利。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0)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首次对北京守望教会举行户外聚会一事发表社评文章，明确指出教会搞的是“非法”活动。 守望教会和海外基督教组织也在第一时间对社评文章做出了回应。 * 环球时报：家庭教会应遵守法律*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 》4月26日分别在中英文版上发表题为《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和《家庭教会应遵守法律》的社评文章。文章标题不同，但内容其实一致。 署名“环球时报 ”的评论文章说，北京守望教会4月24日西方复活节当日“不顾当局劝阻、试图强行上街搞宗教活动，后被制止。”文章说，这是守望教会“近来第三次强行在户外公共场所非法举行活动。” 守望教会是北京，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非官方教会之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近来，教会由于在租赁和购买敬拜场所方面屡次受阻，被迫决定从4月10日开始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带举行户外敬拜，但接连三周的户外聚会都受到警方干涉。 守望教会负责人金天明牧师说，自4月9日以来，先后有学生、律师、艺术家等200多名教会成员被警方拘押，还有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几百人被软禁。 守望教会的境遇受到了西方很多主流媒体和海外华文媒体的关注，而中国大陆媒体在集体禁声两个多星期后，“中央喉舌”首次带头发声。 *环球时报：家庭教会“搞政治”是大忌  * 《环球时报》的社评文章说，“‘家庭教会’自己的行为方式很重要，如果它专注于宗教信仰，高度重视不与社会发生冲突，行为低调，就容易得到理解。相反，它就有可能给宗教管理制造麻烦，而这种麻烦也会绊住自身。” 文章还指出，中国在成立大型组织方面的相关管理一直审慎严格，“教会不应当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充当推动变化的激进力量。否则教会就不是在搞宗教，而成为搞政治，这是教会的大忌。” 美国之音记者就《环球时报》的社评文章致电自4月9日以来一直被当局软禁在家守望教会牧师金天明。他说，有关教会是不是在“搞政治”的问题，他们已经在网上多次公开阐述立场，他已经不想再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守望教会发表在官方网站的文章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家庭教会都一直持守政教分离原则，坚决反对把教会政治化。” 守望教会说，他们已屡次表明“户外敬拜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单纯的信仰行为，而不是假借宗教名义的政治化行动。” *美人权组织：政府说法“本末倒置”* 《环球时报》的文章说，守望教会“在事实上呼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施压，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个教会所应当做的。” 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 傅希秋说：“是政府那边先是迫使守望没有地方聚会在先，然后才有这样的反应。如果因为教会弟兄姊妹在外面替‘守望’讲话，就是什么‘西方压力’，那么这种压力也是应当的，因为是中国政府违法在先。” 浙江自由作家和基督徒昝爱宗说，2006年杭州萧山区政府强拆了当地家庭教会兴建的一间教堂，殴打并逮捕了一些基督徒。他本人也因为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被拘留了7天。他说，自那以后，有关方面可能意识到做得有些过头，所以最近几年，对家庭教会的限制有些放宽。 *傅希秋：不加入“三自”是遭打压的根本原因* 浙江作家昝爱宗说，他不太了解守望教会受到打压的原因，他猜测政府的打压可能是因为守望教会有海外背景。 昝爱宗说：“中国政府对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或者中国教会与外国教会的联系都是严格限制的。如果你跟境外的教会，其实天下的基督教都是一家的，不分境内境外，但在共产党眼里，如果你跟境外联系，他们就认为是一种渗透啊，和平演变之类的。” 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认为，不管是所谓的海外联系，还是西方舆论支持，都不是政府打压守望教会的根本原因。傅希秋说：“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守望’拒绝加入官方所控制的‘三自爱国会’，并且他们主动寻求公开化和合法化。当局既不能给它公开化、合法化的机会，又不能迫使它加入‘三自爱国会’，在当局眼里，目前剩下的只是打压了。” *刘柏年：法律没有规定必须加入国家教会* 2004年11月，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取代了原先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中国政府支持的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说，这项法规并没有规定教徒必须加入国家开办的教堂。 刘柏年说：“《宗教事务条例》没有规定说，必须参加‘爱国会’或‘三自爱国委员会’。按照国家法律进行登记就可以了，符合那几个条件就可以。” 北京守望教会说，2005年到2007年期间他们曾向政府部门提出登记申请，但相关部门秉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宗教政策，即不参加“三自”救不可能有合法的敬拜聚会，明确拒绝了他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