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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中国的户籍改革之困

中国的户籍改革之困 张鸣 户籍制度改革,千呼万唤始出来,政府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政策放宽到农民可以进入小城镇落户,有条件地进入中等城市。只是进入大城市,门槛还相当高。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壁垒,是一个关键性因素,粮食关系,则是另外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改革,粮食的充盈,所以,以往被人们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粮食关系,不再重要。农民的流动,由于工业化的启动,变成了现实。流出农村的农民工,不再因为买不到吃的,而只能留在户籍所在地。所以,无论城里的管理者感到有多么的头疼,他们也只能接受农民涌入的现实。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事实上也离不开这些农民了。 那么,户籍壁垒被摧毁了吗?没有。涌进城市,或者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化的农村的农民,他们的户口依旧留在原来的乡村,孩子上学原则上也只能在原籍乡村,如果高考的话,更是只能在户口所在地。更关键的是,农民还不能放弃他们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如果放弃的话,则所有的权益都没有了。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进城的农民工,只能做候鸟,每年定期地在原籍和打工地之间来回迁徙。留在田里种地的,原来还是一些无法外出打工的妇女、老年人和半大的孩子。后来,成年的妇女也出去了,再后来,由于留守儿童的问题太多,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把孩子也带了出去。到了这个阶段, 80 后和 90 后的农民成长起来,他们或者是早早外出打工的新一代,或者干脆就是在城里长大的农二代。无论他们的处境有何不同,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对农村、农活都不熟悉了,他们只习惯在城里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田地荒芜,庄稼种得马虎,已经不是个别问题了。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让有志于农业的专业化人士来种地。但是,农民又不肯轻易放弃现有的土地权益,转包经营,也面临种种困局。如果农业现状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粮食和农产品的安全,的确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会反过来阻碍城市化进程的。 显然,现在放开的户籍,并不足以让农民放弃土地,轻身进城。在可以预料的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依旧还只能做候鸟。因为现在的土地确权,依然不能让他们获得承包地的全部权利,无法很顺利地实现土地交易。也就是说,即使农民有意进城做市民,他们只能一文莫名地放弃土地,而无法通过土地权益的交易,获得一部分资金,作为进城创业的资本。同时,城市,包括希望农民进来的中小城市,也没有给予他们丁点的优惠,让他们在城里获得居住的便利。 所以,在这一波城市化浪潮中落地的户籍改革,前期的工作并没有做好。仅仅取消农业户和非农业户的分别,显然是不够的。一方面,要把农民的土地切实还给农民,让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包括可以自由出让的权利。另一方面,城市要给农民市民的待遇。越是想让农民进来的城市,这方面的政策优惠越是要大。严格来说,城市化本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人为行政的干预,其实作用不大。人都是往钱多,机会多的地方去,挡也挡不住。超大城市,如果机会多,就是设置了户籍壁垒,人们还是会去。不想要贫民窟,变相的贫民窟也会冒出来。唯一的办法,是用政策的优惠,市场的建设,把人来过来。使城市人口的分布,变得可以接受。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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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800万“北漂” 18万指标

有哪些方法能拿到全中国最值钱的北京户口?这个户口究竟有多值钱?最近热炒的积分落户制是否将开辟新的通道? 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年有接近18万外地人获得北京户口。他们的故事,描绘了一个隐秘而庞大的中国特色市场。 为了北京户口,陶谦折腾了八年。 最近,因为面临孩子上学的难题,他再次走向这个隐秘的户口市场。根据他的毕业年限和学校学历,中介报出了45万元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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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漂”在宋朝

来源: 上海观察 从古至今,“户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管理部门,专门管理以户籍为基础的诸多财政事务。当年刘邦灭秦,一伙人攻入咸阳后,弟兄们都是抢粮抢钱抢地盘,唯有大将萧何默默地将秦朝的户籍档案收入囊中。由此可见,户籍对统治者的重要意义,也正因此,中国历代的户籍制度大多极为严苛。 最早发明户籍管理的也是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便有了全国户籍的精确统计。而西方人直到18世纪的瑞典才真正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户籍管理。然而,这种严苛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以制造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禁锢百姓迁徙自由为代价的,百姓深受其苦。 在古代,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宋代却是个例外。 过去改朝换代,新政权往往喜欢承袭旧制,但在户籍制度方面,宋代没有效仿唐代的管理方法。唐代的户籍管理体现了非常强的封建等级秩序观念:人为地将户籍分为“编户”与“非编户”。“编户”即为良民,“非编户”则为贱民,如工匠、奴婢等,贱民没有资格单独立户,只得和主家合用一个户贴,即户口本。“奴婢贱人,类同畜产”,而且是世袭的,永不翻身。在唐代,你才知道投胎是个技术活。 如此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到了宋代即被废止。宋代以“坊郭户”与“乡村户”来区别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同时根据不动产的多少,划分“主户”与“客户”。 宋代城市化与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农耕经济秩序。用现在的话讲,宋代GDP中第三产业产值比较高,而农业则只占3成。现代服务业占比远高于农业,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 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大量流动人口,与现代的“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称呼不同,宋代的流动人口称为“浮客”,即漂浮流动的客居者。在宋代很多城市,浮客远高于当地户籍人口,和今天的东莞非常相似。宋徽宗时,首都开封常住人口便有150万之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都市。其中,各种暂住的“京漂”一族远超当地土著。 宋代对外来人口超当地户籍人口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宋仁宗时,“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此时的大宋,由于地少人多,种地不赚钱,“今农贫而多失职”,百姓更喜欢外出经商,做“兼业”,即兼职副业。 南宋时期,知岳州范寅敷就有“本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的奏折。农民外出,当地的地主不能阻拦,这是有法律保障的迁徙自由。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户口登记非常困难,浙江海盐县的地方志中就有“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的抱怨。而翻遍宋代史籍,我们却没有发现“暂住证”的影子,更没有官兵踹门检查暂住证的记录。 其实,范寅敷的奏折还有后半段,“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候回日,理今限给还”宋高宗则认为,农民在外经商,只要田地不抛荒,按时交农业税即可,特殊情况下放弃田产,政府可收归国有,这也是允许的。 宋代农民外出,不是永远的流动人口,也不是永远“暂住”,而是在当地居住一年即可落户,取得当地户籍。 宋神宗时,王安石的助手曾布有言:“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即使在首都开封这样的特大城市,也执行同样的政策。“我家大门常打开……”幸福的“开漂”们无不高唱《开封欢迎你》。 流动人口多了,自然有就很多混不好的底层屌丝,有游手好闲的,也有命运不济的。对这样的流民,政府通常会进行劝反,规劝他们回家种田。劝反不是强制遣送,遵从自愿的原则,不仅给予基本的衣食救济,还减免税收,发送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农具等。如果实在不愿返乡种地,则就地安置,而不是直接扔给救济院弃之不理。南宋时期,对流民的优抚堪称史上最大,“两淮之民未复业者,复其租十年”。 流动人口中还有大量求学的异地学子。首都开封作为大都市,是全国人民的向往之地,不仅有大批的文艺青年,还有争取高考移民的学子。因为,首都的录取指标远高于外地,异地高考早在宋代就成为一大难题。 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学子,纷纷到外地求学,但高考只能在本地考。在只有骑驴、骑马出行的年代,山高路远,路途奔波有时会耽误三年一次的大考。对此,政府放宽政策,景德二年(1005年)发布诏令,称“有乡里暇远,久住京师,许于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对于离家远,长期居住在首都的,只要有本乡的官员担保,就可在国子监参加考试。到宋仁宗时,这部分群体已达数千人,“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 但笔者发现,史料中也有不同的记载。据天圣七年(1029年)的《贡举条例》规定,外地户口要想在开封高考,必须取得开封户籍,并居住七年以上,或在开封有一定的田产方可“即许投状”。但一些钻营之人,想尽各种办法,弄虚作假,政府称之为“冒贯”,即冒充本地户籍。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了高考移民而在黑市办假户口的现象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 宋代户籍的相对自由造就了一个史上最自由的时代。北宋诗人孙升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说:“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这分明就是活脱脱的《清明上河图》。宽松的户籍制度能解放生产力,释放社会活力,自古如此。 如果你想借用时光穿梭机到宋代穿越一把,一定要准备好充足的电源。要是穿越到明朝就没电了,那是相当悲催,因为明朝的农民必须种地,禁止流动。穿越过了头也不行,到了唐朝,弄不好就会世袭“类同畜产”。 关键字: 京漂 宋朝 户籍 栏目: 史海漫步 首页重点发表: 精品导读 作者: 陈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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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 “娜拉”终出走 前程尚渺茫

中国政府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列为户籍改革的基本原则。这表明中国终于放弃了师法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户口黄册制度,允许国民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此项改革的受益者除了全国2.89亿人户分离者之外,农村人口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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