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

美国之音 | 学者:分权制衡,中共才能与时俱进

中国一位著名的民间学者呼吁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实现分权制衡。 他说,不仅是现代政党制度,国家制度也必须实行分权制衡,这是当代的普世价值,只有承认并执行了普世价值,共产党才能与时俱进。 *曹思源:共产党内部没有民主体制* 中国著名的民间学者曹思源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发表文章“论中共党内的分权制衡”,呼吁共产党在党内实现分权制衡。他说,实现党内分权制衡,将有助于中共自身的改革并有助于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及其地位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一直声称实行了党内民主,但是,曹思源认为,共产党党内并没有分权制衡的体制。本应该是各级党代表大会执行机构的党委实际上包办了所有的事情。几十年来,党委(尤其是党委的一把手)实际上是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大权独揽,无人监督。 曹思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的民主应该体现在制度上,民主不仅仅是个人能不能说话,很重要的是组织机构是否能制衡。你说,只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包办所有的事务,这个组织没有人监督,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机构,制定一切,没有别的机构能制约它,这就不是民主。” *分权制衡有利于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 曹思源认为,虽然不能用一个政党内部的分权制衡来替代国家制度的分权制衡,但是一个政党内部如果存在权力制衡体制,将有助于执政党政策的良性发展。 他说:“党内分权制衡,有错误就能发现,就能监督和纠正。相对来说,他在治理国家当中的一些重大决策也能得到一种良性发展。” 他说,中国的历史显示,在高度集权的条件下,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党代表大会未能按规定行驶决策权、未能按规定制约执行权,也未能有效发挥监督权,是与反右派、大饥荒和“文革”这三大灾难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虽然文革后,中共三权关系改革开始起步,但是“八大”党章规定的党代表大会并没有恢复。 他说,分权制衡其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 早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同盟时,共产主义同盟的章程就规定,同盟的领导体制实行分权制衡。马克思和列宁都主张分权制衡,只是在斯大林时代才产生了集权,而集权贻害了社会主义。 他建议共产党在县级以上(包括县)各级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的相同机构,即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负责党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纪律检查权。 *承认普世价值,中共才能与时俱进*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建党90周年共产党建设的研讨会的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共产党已经拥有了适应时代,与时俱进的能力。曹思源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只有承认了“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共产党才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能力。他说:“现在当代的世界潮流就是宪政民主,这一点,哪一个国家要想违背,就会像萨达姆那样,不仅给国家带来灾难,也会让自己身败名裂。” 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承认普世价值,他说,共产党只有做到分权制衡,不仅在党内实行分权制衡,而且在国家制度方面也必须实行分权制衡,才能真正实现普世价值。 他说,中国共产党建党近些年确实作出了很多的变革,包括吸纳私营业主进入组织,这体现了共产党的与时俱进。但共产党距离实现普世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六个不搞’究竟是何道理?*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今年三月份的全国人大会上提出“六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等。有人认为,这表现了共产党的“冥顽不化”,要将“一党专制”走到黑的决心。曹思源认为,这可能只是代表吴邦国个人的观点,他撰文“‘六个不搞’究竟是何道理?”,逐条批驳了吴邦国的观点。 他说,吴邦国建议从法律上确保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将会引起党与人民群众的对立,无法保证执政党的地位。第二,思想是不能垄断的。第三,“宪政”是世界的潮流,谁也无法抵挡。第四,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世界七个大国中六大国都实行联邦制的事实显示,联邦制适合大国的发展应该有其根据。第五,不搞私有化有可能让中国重回“极左”路线,搞乱中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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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

“六个不搞”究竟是何道理? ——国事大家谈  曹思源  2011-04-19 22:58:47   吴邦国同志今年三月十日在人大会上所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六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反复阅读,觉得问题严重,事关党和国家的安危,涉及普世价值,不能不进行一番商榷。   一、靠什么来保证党的执政地位   吴邦国同志,您说“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那么您要搞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一党执政了。如何实现一党执政?您在同一个报告中说了,要从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这里就暴露出问题来了。众所周知,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您要用法律的强制力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或曰领导地位实际上靠的是民心,即选民发自内心对共产党的拥护来实现。对于共产党所提的候选人,选民有权投赞成票,也有权投反对票,即使投反对票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选民投了赞成票,使大多数候选人有了法定的多数票,光荣当选,这才使得共产党享有了执政权或曰领导权。每一张反对票对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无疑都是一个负面因素;但是,反对票同样受到法律保护,选举制度才是民主的,获胜者的执政地位才是合法的。这就是相反相成啊!如果要以法律的强制力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那就要对每一位敢对共产党投反对票的人予以法律制裁,那就等于剥夺选民的自由投票权,那就意味着把共产党推到反民主、反历史的地位上去了。   想当年国民党就是以强权暴力维持其政权,最后却没能确保其执政地位,而是被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殷鉴不远啊!   应该说,共产党并不害怕批评者,因为共产党向称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可怕的倒是以维护党的名义,制造党与人民群众的对立。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二、思想岂能垄断   吴邦国同志宣布“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其意是说,指导思想只能是唯一的。其实这个意思并非今天的新发明,远的不说,至少林彪就有这个意思。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革期间风行“七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国际大笑话。那时无数“造反兵团”、“战斗队”都不敢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打的旗号一律都是毛泽东思想。虽然那时毛泽东本人还健在,但是谁也判断不了究竟谁的指导思想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事过境迁,人们终于知道了,这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思想带给神州大地的悲剧竟是如此之深重而惨烈!   其实,思想不能搞垄断,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状况。一个人的思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另一个人的部分思想,但是要强迫另一个人接受其“指导”,改变其思想,则不可能。不但革命领袖做不到,警察对囚犯做不到,父亲对儿子也常常自叹 “做不到”!不同思想观点相处的最好方法就是平等讨论、充分说理、求同存异。如果需要作出决定的话,那就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三、谁能对抗世界宪政潮流?   在被舆论称作所谓“五个不搞”的指示中,您宣布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这里已经包括了两个不搞,此前此后分别还有两个不搞,算起来一共有六个不搞了。   当今世界94%以上的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三权不得集中于同一个机构。三权分立,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这就是民主宪政的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谁也不例外。   权力需要制约,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不得了。人类反封建、反独裁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任何国家都应当分权制衡,而不能高度集权。不能允许有一个至高无上、统帅一切、不受其他权力机构制约的权力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经过痛定思痛,也早已认识到:“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此外,为什么不能搞两院制?令人不解。   据统计,如今全球议会中,实行一院制的占55%,两院制的占45%。显然,这与姓“资”姓“社”无关。仔细考察,世界上中小国家大都采用一院制,大国大都实行两院制,而中国则宣称坚持一院制。   不过,中国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召开两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请问,每年两会是不是可以改为只开一会呢?我想那恐怕做不到。两会都要开,一个不能少。既然如此,为什么就偏偏不能搞两院制呢?这两会与两院制有什么本质区别?我倒是想,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不妨出份材料,讲讲一院制、两院制的来龙去脉,分析它们究竟有何优劣,让天下人独立思考,进行权衡比较。    四、   联 的 邦制问题不妨研究之   吴邦国同志在不讲明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不搞联 的 邦制”,确实让天下人大吃一惊,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味道。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至今在国家结构上一直是个单一制的国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来也没有提出讨论要不要搞联 的 邦制的问题。就我所知,倒是中国共产党1922年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本党任务和奋斗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用自 的 由联 的 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 的 疆,建立中华 的 联 的 邦 的 共和国”。   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七个国家中,有印度、美国、巴西、俄罗斯、巴基斯坦等5国实行联邦制,所占比例为71%;而在国土面积最大的七个国家中,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6国全部实行联邦制。因此,如果说联邦制比较适合大国的发展,应当说是有根据的。中国既是人口众多,又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对联邦制的经验,很有认真了解和借鉴的必要。   1960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对到访的日本友人木村一三先生说过:我们从中国自己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美利坚合众国在短时间内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从结论上讲,就在于“合众国”。美国这个秘密,对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新华社《参考消息》2003年12月9日第九版)   吴邦国同志,您看看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何感想?看来无论搞不搞联邦制,都大可不必把联邦制一棍子打死。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对联邦制问题不妨多多研究、集思广益,最后按程序办事,慎重决策。   五、不搞私有化是什么概念?   吴邦国同志要求不搞私有化的这句话很含糊。简单地说,至少有两个问题:   第一,您所说的私有化是什么概念?用什么统计口径计算?譬如说,如果在中国工业经济总产值中,国有经济降为零,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上升到100%,就是私有化,那请您放心,这种单一所有制经济谁也办不到,因而永远不可能出现。   如果说,中国工业经济总产值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总产值降到50%以下,非国有经济总产值上升到50%以上算是私有化的话,那么,中国工业经济早已私有化了。据《中国统计年鉴》系列数据,中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在1998年便已达到50.4%,尔后各年的此项比重依次是:1999年为51.1%,2000年为52.7%,2001年为55.6%,2002年为59.2%,2003年为62.5%,2004年为65.2%,2005年66.7%······   第二,如果按上述标准判定经济私有化,中国经济早已私有化了。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3年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现在再要求“不搞私有化”,恐怕为时已晚。如果现在您还要力挽狂澜,恐怕得发出以下号召:“必须降低私有经济发展速度,降低私有经济的比重”、“坚决打退私有化浪潮”……   真要照此逻辑搞下去,那岂不是极左路线大回潮?那还不把中国经济搞乱、把大好形势搞乱?我想您的本意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吧。    六、国家大事要让天下人共议    “六个不搞”给读者的印象是不讲道理,或不屑于讲道理, 甚至概念不清、不知所云。这“六个不搞”的文风,倒有点像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过这种文风已经吃不开了。21世纪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敢于向领导干部问问“这究竟是何道理?”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包括常务委员和委员长)的工作职责和权限由宪法和人大议事规则等法律予以规定。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全国人大的基本工作方式不是一言堂而是共同议事、表决,即逐项审议和表决通过具体的议案和法律案,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任何名义对重大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做什么报告,要求全国公民和全国各单位遵循。对事关国家全局的重大制度问题的决策,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的职权范围。   吴邦国同志,您这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只用一句话(总共50个汉字加5个逗号和一个句号)就做了“六个不搞”这样的“指示”,您不觉得太匆忙了么?您心里就那么踏实吗?您不觉得这样讲“六个不搞”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越权行为吗?   如果换一种现代政治家演说方式,把“六个不搞” 改成“六个搞不搞”,把相关概念交代清楚,把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个人意见讲出来,征求各位人民代表和全国公民的意见,鼓励天下人各抒己见、热议国事,或许效果要好得多。   以上意见仅供读者朋友参考。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2011.4.5   来源: http://wlcexp.blog.hexun.com/63448367_d.html 照顾兄弟:周二在阿富汗坎大哈,一颗路边炸弹爆炸,导致数十人受伤和约10名阿富汗建筑工人丧生,图为一名男子照顾他受伤的兄弟。 运瓶子:周二,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郊外的一个城市垃圾场,一名男子扛着装满可回收瓶子的袋子。 速成训练:周二,年轻的新兵在利比亚城市米苏拉塔参加训练。据反抗武装领导人称,新兵在接受六天的训练后就可上前线与卡扎菲部队作战。 类别: 转贴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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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台湾宪政转型及其启示_鸿楝_新浪博客

总而言之,台湾宪政的基础条件有三条,即:长期的戒严束缚了宪政,竞选的积累锻造了宪政,私有经济滋养了宪政。 两股运动合流, 宪政民主 取代集权专制 前述台湾宪政的基础条件,三条中有两条是有利的,因此台湾的宪政还是幸运的,从蒋介石独裁开始 转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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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國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國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軍一共“消灭”国民黨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國人民解放軍《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軍“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黨军队消灭解放軍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國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國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黨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鎮壓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黨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黨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澤東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澤東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澤東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國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澤東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澤東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黨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黨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黨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澤東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黨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整风”是共產黨的整风,“反右”是给黨内、黨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澤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黨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黨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產黨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黨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黨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黨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黨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澤東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黨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黨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國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國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國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國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國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國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國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國事宜与中國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國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國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國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澤東: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國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國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黨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國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國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澤東。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國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國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纹化大革命   毛澤東认为,社會主義社会仍然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澤東发展出在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纹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澤東是要借助纹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澤東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纹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國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鄧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國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殺”。中國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来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fab2b1e49e07d3e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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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六个不搞”究竟是何道理?

吴邦国同志今年三月十日在人大会上所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六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反复阅读,觉得问题严重,事关党和国家的安危,涉及普世价值,不能不进行一番商榷。 一、靠什么来保证党的执政地位 吴邦国同志,您说“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那么您要搞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一党执政了。如何实现一党执政?您在同一个报告中说了,要从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这里就暴露出问题来了。众所周知,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您要用法律的强制力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或曰领导地位实际上靠的是民心,即选民发自内心对共产党的拥护来实现。对于共产党所提的候选人,选民有权投赞成票,也有权投反对票,即使投反对票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选民投了赞成票,使大多数候选人有了法定的多数票,光荣当选,这才使得共产党享有了执政权或曰领导权。每一张反对票对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无疑都是一个负面因素;但是,反对票同样受到法律保护,选举制度才是民主的,获胜者的执政地位才是合法的。这就是相反相成啊!如果要以法律的强制力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那就要对每一位敢对共产党投反对票的人予以法律制裁,那就等于剥夺选民的自由投票权,那就意味着把共产党推到反民主、反历史的地位上去了。 想当年国民党就是以强权暴力维持其政权,最后却没能确保其执政地位,而是被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殷鉴不远啊! 应该说,共产党并不害怕批评者,因为共产党向称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可怕的倒是以维护党的名义,制造党与人民群众的对立。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二、思想岂能垄断 吴邦国同志宣布“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其意是说,指导思想只能是唯一的。其实这个意思并非今天的新发明,远的不说,至少林彪就有这个意思。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革期间风行“七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国际大笑话。那时无数“造反兵团”、“战斗队”都不敢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打的旗号一律都是毛泽东思想。虽然那时毛泽东本人还健在,但是谁也判断不了究竟谁的指导思想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事过境迁,人们终于知道了,这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思想带给神州大地的悲剧竟是如此之深重而惨烈! 其实,思想不能搞垄断,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状况。一个人的思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另一个人的部分思想,但是要强迫另一个人接受其“指导”,改变其思想,则不可能。不但革命领袖做不到,警察对囚犯做不到,父亲对儿子也常常自叹 “做不到”!不同思想观点相处的最好方法就是平等讨论、充分说理、求同存异。如果需要作出决定的话,那就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三、谁能对抗世界宪政潮流? 在被舆论称作所谓“五个不搞”的指示中,您宣布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这里已经包括了两个不搞,此前此后分别还有两个不搞,算起来一共有六个不搞了。 当今世界94%以上的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三权不得集中于同一个机构。三权分立,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这就是民主宪政的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谁也不例外。 权力需要制约,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不得了。人类反封建、反独裁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任何国家都应当分权制衡,而不能高度集权。不能允许有一个至高无上、统帅一切、不受其他权力机构制约的权力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经过痛定思痛,也早已认识到:“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此外,为什么不能搞两院制?令人不解。 据统计,如今全球议会中,实行一院制的占55%,两院制的占45%。显然,这与姓“资”姓“社”无关。仔细考察,世界上中小国家大都采用一院制,大国大都实行两院制,而中国则宣称坚持一院制。 不过,中国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召开两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请问,每年两会是不是可以改为只开一会呢?我想那恐怕做不到。两会都要开,一个不能少。既然如此,为什么就偏偏不能搞两院制呢?这两会与两院制有什么本质区别?我倒是想,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不妨出份材料,讲讲一院制、两院制的来龙去脉,分析它们究竟有何优劣,让天下人独立思考,进行权衡比较。 四、联邦制问题不妨研究之 吴邦国同志在不讲明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不搞联邦制”,确实让天下人大吃一惊,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味道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至今在国家结构上一直是个单一制的国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来也没有提出讨论要不要搞联邦制的问题。就我所知,倒是中国共产党1922年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本党任务和奋斗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七个国家中,有印度、美国、巴西、俄罗斯、巴基斯坦等5国实行联邦制,所占比例为71%;而在国土面积最大的七个国家中,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6国全部实行联邦制。因此,如果说联邦制比较适合大国的发展,应当说是有根据的。中国既是人口众多,又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对联邦制的经验,很有认真了解和借鉴的必要。 1960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对到访的日本友人木村一三先生说过:我们从中国自己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美利坚合众国在短时间内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从结论上讲,就在于“合众国”。美国这个秘密,对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新华社《参考消息》2003年12月9日第九版) 吴邦国同志,您看看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何感想?看来无论搞不搞联邦制,都大可不必把联邦制一棍子打死。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对联邦制问题不妨多多研究、集思广益,最后按程序办事,慎重决策。 五、不搞私有化是什么概念? 吴邦国同志要求不搞私有化的这句话很含糊。简单地说,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所说的私有化是什么概念?用什么统计口径计算?譬如说,如果在中国工业经济总产值中,国有经济降为零,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上升到100%,就是私有化,那请您放心,这种单一所有制经济谁也办不到,因而永远不可能出现。 如果说,中国工业经济总产值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总产值降到50%以下,非国有经济总产值上升到50%以上算是私有化的话,那么,中国工业经济早已私有化了。据《中国统计年鉴》系列数据,中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在1998年便已达到50.4%,尔后各年的此项比重依次是:1999年为51.1%,2000年为52.7%,2001年为55.6%,2002年为59.2%,2003年为62.5%,2004年为65.2%,2005年66.7%······ 第二,如果按上述标准判定经济私有化,中国经济早已私有化了。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3年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现在再要求“不搞私有化”,恐怕为时已晚。如果现在您还要力挽狂澜,恐怕得发出以下号召:“必须降低私有经济发展速度,降低私有经济的比重”、“坚决打退私有化浪潮”…… 真要照此逻辑搞下去,那岂不是极左路线大回潮?那还不把中国经济搞乱、把大好形势搞乱?我想您的本意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吧。 六、国家大事要让天下人共议  “六个不搞”给读者的印象是不讲道理,或不屑于讲道理, 甚至概念不清、不知所云。这“六个不搞”的文风,倒有点像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过这种文风已经吃不开了。21世纪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敢于向领导干部问问“这究竟是何道理?”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包括常务委员和委员长)的工作职责和权限由宪法和人大议事规则等法律予以规定。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全国人大的基本工作方式不是一言堂而是共同议事、表决,即逐项审议和表决通过具体的议案和法律案,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任何名义对重大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做什么报告,要求全国公民和全国各单位遵循。对事关国家全局的重大制度问题的决策,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的职权范围。 吴邦国同志,您这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只用一句话(总共50个汉字加5个逗号和一个句号)就做了“六个不搞”这样的“指示”,您不觉得太匆忙了么?您心里就那么踏实吗?您不觉得这样讲“六个不搞”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越权行为吗? 如果换一种现代政治家演说方式,把“六个不搞” 改成“六个搞不搞”,把相关概念交代清楚,把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个人意见讲出来,征求各位人民代表和全国公民的意见,鼓励天下人各抒己见、热议国事,或许效果要好得多。以上意见仅供读者朋友参考。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曹思源  2011.4.5 来源:求索天地间 链接: http://wlcexp.blog.hexun.com/63448367_d.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2448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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