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

2012年9月9日，第三届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开幕。孔庙大成殿前广场上，孩子们戴着红领巾站在大成殿的汉白玉台阶上，朗朗诵着《弟子规》…… 随后，优秀教师代表和中小学生一起走上台，先向孔子行敬师礼，然后由学生向教师行敬师礼，并向老师奉上鲜花和祝福。据悉，文化节持续到9月28日，共有拜师仪式、祭孔大典、御制匾额展览、汉服试穿等12项活动邀请市民参与。 来源：财新图片

雷一宁：关于那段苦难历程的书信摘录 进入专题 ： 北京师范大学 反右    ● 雷一宁 （ 进入专栏 ）   　　 　　前言：在为《不肯沉睡的记忆》组稿时，我写了不少信，那时我还是个电脑盲，只有极少数留有底稿。发出的信，多数有回信，这里摘录的多数是这些回信。有几封的收信人并不是我，是收信人转寄给我，并嘱咐我把它们作为难得的资料刊出。但种种原因使我们至今未按其要求去做，现在趁此机会也把它们刊出了。这些信件，有的回顾那段苦难历程，有的探讨苦难产生的根源，有的阐明写”回忆录”的必要，有的诉说写回忆录的痛苦，有的点明出”回忆录”的困难……无论长短，都坦诚地说出了内心的想法，有的还说了自己的隐私，有的不失为一篇难得的好文章。之所以要打印出来，是因为我们都来日无多，只怕有一天无论什么话都来不及说就走了，那将成为永远的遗憾。我曾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辜负了朋友对我的信任？会不会给他们造成新的伤害……邓小平在离世前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现在，已经到了邓小平说的”下世纪初”了，这样的话都能公之于众，我们这些小人物还顾虑什么呢？我早就在一封信中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不应当封煞这部分在背负沉重枷锁之时，在忍辱负重之日，也没有少为祖国人民作贡献的中国人的声音，而且是行将就木时发出的声音……”我受苦受难的朋友们哪，如果我这样做仍会给您带来伤害，请原谅了！ 　　 　　雷一宁 2010年8月31日 　　 　　 　　一 　　一宁老同学： 　　 　　……青年人是最珍惜友谊的，但可诅咒的政治运动，在我们中间制造了许多鸿沟，同学之间隔阂了，毕业后互不来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以后不会再重演。 　　 　　你曾给我来信，让我写一写过去生活的回忆。我实在是不愿写。我不想再去揭那些痛苦的伤疤。从北京聚会回来后，我把在丙班同学座谈会上的发言，写成了书面稿，已经给梁仲华寄去了，但这篇稿子也是平心静气的叙事，一句牢骚话也没有。一宁，像你我这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廿二年，身心所受的创伤，是短短的几句话、一篇文章能说清楚的吗？…… 　　 　　吴云生 2000·11·25 　　—————————————— 　　二 　　 　　一宁： 　　 　　你的信是10月30日接到的，当天我有感而发，写了这样一段日记： 　　 　　”……她急切地想写苦难的历程。我恐怕不会或没有勇气去整理那凄惨而令千百万人气愤的历史了，那是残酷？？而且悠久的历史。半个世纪，折腾完了，制造血腥史的罪魁和他的爪牙们永不悔改。中国’左’祸深入骨髓。可怜被害得半死的人们也挣不脱，被毒害了的全社会，也包括自身的观念和感情的奴役。许多年来，十几亿人中有几个人能说清哪些思想是自己的、独立的？即使自以为爱憎界线明显，却也未必能酣畅淋漓地表述清楚。 　　 　　”近读王丹从狱中到美国的纪实文字，第一个感觉是中国还是前进了不少。王丹等不但有言还有行，不但有议论有见解，还集结力量，责难政府，有明确的改革目标，比当年右派前进了一大步，结果政府虽然动用了枪炮，杀了人，也不及对右派的残暴无道。那时让全国老百姓充当宪兵，让广大国土变成右派的大监狱呀！还连续几十年困饿他们，累及他们的父母妻儿及亲戚朋友。那是什么世道啊！” 　　 　　文革便是以反右为序幕，这序幕甚至可追溯到延安整风，追溯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肃反”、”清洗”。因此，清算或讨伐反右的罪恶，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题目，要反思的历史太悠久、太开阔。而个案的实录显然意义不大。这类个案今年大陆发表不少，如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湖南报社的朱正也写了一本，还有李慎之，曾彦修等，老革命被划为右派也常有深刻反思和批判的作品。总之，有识之士在追究历史，也有了些进步。我的一个十分知心的战友（中央党校博士导师）早就准备集结力量写一部《祭坛上的一代》，可惜他于几年前累死了，气死了。当然也必须正视中国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来对付苦难。 　　 　　大约十几年前，你们57届有几个同学曾计划编写一本关于反右的书，结果响应者寥寥。他们托人找过我，我也没有那份热心，主要是因为觉得此生被糟蹋太多了，可谓腰斩了，好容易可以续断了，总想做点实事。总结历史经验的严峻而繁重的使命，留给别人了吧。不过这个课题，与同学们还经常谈论。 　　 　　在谈到平反改正反右历史错误受阻时，大家同声谴责xiaopinp deng，他本是反右的中坚，是他提出要对右派开杀戒的。到78年后，在审查平反各次历史公案中，反右平反最不彻底，也是因为他定了调子：反右是必要的，不过有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唯独”右派”被剥夺了几十年的人权及工资不得补偿。至今，李慎之、刘宾雁等动辄得咎，或被流放海外，或被软禁国中。仔细观察，左祸还是一股潜流。深感既奈何不了历史，也奈何不了现状。不过，日子倒是越来越好过了，中国的面貌越来越好看了…… 　　 　　竺亚青 2001·11·26 　　 　　—————————————— 　　 　　三 　　 　　雷鸣学姐？学兄 　　 　　八月二日手示及大作奉到，弟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倘若”悲剧不再重演”，乃民族之大幸！ 　　 　　大作发表或上网，弟无此能力，已将大作复印分发给在京的几位学姐们，校庆时返校的同班同级学兄弟姊妹想可看到也。即致 　　 　　秋安 　　 　　王得后 2002年8月12日 　　—————————————— 　　 　　四 　　 　　雷鸣学友： 　　 　　收到您的来信及《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一稿后，一口气读了两遍，感概良多！ 　　 　　您的担忧，您的期望，跟我是完全相同的。不仅如此，其他有过如此阅历的人，也都会具有同样的意愿，您说是吗？ 　　 　　但细细想来，此文要想在校刊上得到发表，还是困难的。要想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也还是不会那么容易的。因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反右运动”定性以来，谁也不敢公开承认这是搞错了，而紧紧抱着扩大化一词不放。上面既是如此，下面又乌敢胡来呢？可知，要想让校史写真话，讲事实，难道会有这个可能吗？ 　　 　　前不久，北大中文系、新闻系有些同学串连起来，组织有关同学写有关此运动的回忆录，听说已经出版《林昭–不再被遗忘》这样的集子；武汉大学也有些老同学调查各校师生被打成右派的情况，将其作为资料贮存于电脑之中。早十多年前，我也曾萌过此想法：希望熟悉当时我校反右情况的学友动笔写点当时的情况。可是，因我人微言轻，没人附和，因此也就疏淡了。经过近年我们中文系五七校友的几次聚会，许多过去的活跃人物都喑声灭息了。可悲啊！而今北师大的校友就缺乏北大、武大校友那样的慧识和正气哪！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人。我也同样怀着深怕”那段历史”被尘封、被埋没的内忧，可又无以为力，因此也只好寄希望于未来的”圣哲”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是大变了，世界也大变了，老百姓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然而尚有许多虽是朗然若揭的东西，还是不好轻言的！因此，我向您建议：多联络一些了解当时情况的校友，多写一些有关”那段历史”的回忆文章，自筹经费，印个小集子，以便作为历史资料保留下来，免得”人去无形，雁过无声”。这恐怕是最实在的。我不像你，能保留有如此可贵的证据。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手头连《新今古奇观》及对其批判的资料，片言只字也没有了。 　　 　　丙班潘仲骞君写了一些反映此两个运动的诗歌寄给我看，我因之写了一首七律《咏史》： 　　 　　回首良知痛失旌，丹心换就泪霖零。 　　 　　”阳谋”巧赚兼兼士，”万岁”鲸吞朗朗星。 　　 　　屠伯安然依佛膝，谀狐可意作干城。 　　 　　欲询民主知多少，先得探研此国情。 　　 　　……校庆在即，此稿想在校庆前发表是万万不可能的，即使今后若干时间内，刊物的主编恐怕也不敢肩负这个责任。出路只有一条–自己出书。 　　 　　拉拉杂杂，恕虑不周！望多联系！顺祝 　　 　　晚年幸福 　　 　　F.S.H 2002·9·5 　　 　　—————————————— 　　 　　五 　　 　　雷鸣同学： 　　 　　来信收到。您所约出书之事，恕不能奉陪。其原因： 　　 　　（一）过去那段往事，多属所闻，并未目睹； 　　 　　（二）我一向疏于政治，不谙政情。 　　 　　故此，向您谢绝。 　　 　　现值垂暮之年，又处于难逢的升平年代，我只想摒除从昆明带回来的身边烦恼，跟儿孙一起安度晚年，能多看几眼祖国的山山水水，能多感受点各地的民风民情，于愿足矣！ 　　 　　谨复，顺候 　　 　　春祺 　　 　　F.S.H 2003·2·27 　　 　　—————————————— 　　六 　　 　　雷鸣师姐： 　　 　　你上月10日寄出的信及文稿，早已收到，今天才给你回信，真是”迟复为谦，敬请鉴谅。” 　　 　　我反复读完您的信和大作，不下五遍吧！万语千言，真不知从哪儿说起，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你会记得，当我们在57年11月初，得到学校的通知，办好手续，可以离校奔赴”工作岗位”时，其”欢喜”之状，犹如在牢狱很久得到大赦令一样！有我，有你，还有周作祚，在到火车站途中，在天安门广场，有合影了一张，我还保存着。这一举动到底为何，至今我也无法作出合理之解释（只能说，我们天真幼稚”少年不识愁滋味”）。其实，我们当时的心境是相当凄凉的，前途渺茫，祸福未卜，怎么高兴得起来？以后几十年荆棘丛生，暴力摧残的悲惨人生经历，才让我们头脑逐渐清醒过来，认真地思考”政治斗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迫使我们去分析这悲剧产生之根源在哪儿？ 　　 　　你文稿的题目《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是很值得探讨的，也是多年来我反复认真思考的问题。张荣生、fan yihao 、李怀仁、已逝去的张海琛，我都曾当面或在信中不止一次地同他们研讨过这问题。国内所能找得到研究（反映）反右斗争的书，不下十几本吧，我都一再阅读，平心静气不带个人恩怨感情地去思考，企图从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其最终目的，绝对不是发泄个人的怨恨，而是为了民族的未来，下一代幸福的成长，绝对不能让悲剧重演。我们已作了牺牲品了，付出了我们的青春岁月，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憧憬与理想。其代价是相当昂贵了，怎么能让这一段可诅咒的历史重新出现？我们的探索的确不是来源于自身利益的驱动，而是对真理的探求。但是问题是，必须探讨的是，悲剧产生之根源在哪儿？只有把此根源找到了，彻底弄清楚了，才可能制止悲剧的重演。然而，这根源是当今统治者讳莫如深的，因为至今统治者还是坚持”……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是完全必要的……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见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点并非胡绳”潜心”研究的结论，而是deng xiaopin的看法。谁也知道deng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否定反右不就是否定自己了？这能行吗？历史是人为的，不能否认个人的认识、品格、思想、感情在某种历史进程中起某种作用（或正确的、或错误的、或反动的……）。但我认为研究、探讨反右产生的根源，不要仅仅放在个人的品格、认识上（当然应参考），而应当从制度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设想，为什么美国、英国、法国没有出现”反右”这一悲剧？宪法上明明规定言论之自由权利，mao在鼓励大家鸣放时，不亦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13 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进入 雷一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北京师范大学 反右   

因为历史与政治种种因素的交织，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与特色，从而形塑了属于自身世代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对于我这个出生于1985年，童年在云林小镇生活，上学又转移到台北的人来说，我认为80后最大的特色就是处于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的巨大转变期。这个转变影响了80后对台湾、对两岸，以及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与设想。 　　 我们的童年很“中国” 　　我们的小学阶段，处于解严初期，国民党统治力量仍然鼎盛。对“中国”的认识与想像，很大程度还是受到国民党宣传的影响。每间学校都会悬挂蒋介石题写的“礼义廉耻”匾额，教室前挂著孙中山的照片，教室后则挂著蒋介石的照片。作业本背面印有“蒋公训示”──“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课本使用的是国民党政府统一编写的“国立编译馆”版本，国语课文有国民党特有的“励志”故事──蒋介石小时候看鱼儿逆流而上。 　　我们童年时期虽然有“中国人”的认同与情怀，但脱离不了国民党的“中国”。到了中学阶段，初期仍是使用“国立编译馆”的教材，国一国文第一课就是《国歌歌词》。后来历史、地理、公民等科目改采李登辉大力推行的“认识台湾”教科书，课本不再将“中国”视为“我国”，也在课文叙述之中加入“台湾魂”。高中阶段，课本改采“一纲多本”，教科书版本虽多，但不能逾越课程大纲；此时，已经是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教育部长杜正胜说孙中山是“外国人”。后来，《三民主义》不再是必修课程，大学入学考试也废考《三民主义》。但是，多数的学校仍保留著“爱国歌曲比赛”的传统，不过“爱国”的前提是“反共”，所以学生唱的尽是“我们是英勇的革命战士，齐为反共大业奔忙……”（《英勇的战士》）之类的“反共歌曲”。 台湾历史教科书 　　在学校之外，我们的童年也很“中国”。大家最喜欢看的儿童读物是《汉声小百科》，编者强调这是“第一套中国人编给中国孩子看的儿童科学读物”。我们从小也看标榜“为中国孩子说中国故事”的《汉声中国童话》，以及以《三国演义》等中国历史故事为基调的《吴姐姐说历史故事》。中午放学回家一定准时收看台视的古装剧《中国民间故事》，晚上则是热衷于金超群扮演铲奸除恶的《包青天》。除此之外，流行乐的“中国元素”也很自然而然，例如文章1985年演唱的《古月照今尘》，诉诸台湾民众内心的中国历史记忆：“长江长千里，黄河水不停，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只剩古月照今尘。莫负古圣贤，效历朝英雄，再造一个辉煌的汉疆和唐土”。左安安1991年演唱的《你恋爱的样子很中国》，描写中国人的恋爱表现：“你恋爱的样子很中国，浪漫如美丽的茉莉花一朵；You are my Chinese lover，沉默的心中有一条汹涌的黄河。你恋爱的样子很中国，神秘如太阳初升的东方红；You are my Chinese lover，安静的梦里有一条飞舞的巨龙”。巫启贤更是在1996年翻唱高枫的《大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的歌词随着歌声流传在台湾社会的大街小巷；同张专辑的《弯弯的月亮》也形塑了部分台湾80后对大陆的想像：“啊，我故乡的月亮，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了我的胸膛……”。 　　另一方面，我们所成长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两岸交流刚刚开放，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事物感到无比新鲜与好奇，小时候我们都会和家人一起看介绍大陆风土民情的长寿节目《大陆寻奇》（1990年开播至今，主题曲《江山万里心》），以及性质相似、由艺人凌峰所主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1989-1995年）。90年代初期，一位来自北京的小女孩古小兔（本名谷小菲），以一口京腔“讲故事”给台湾的小朋友听，录制了《古小兔说故事》、《巴叔叔与古小兔》与《古小兔和孙悟空》等畅销录音带。这个时期也是琼瑶电视剧火红的阶段，来自大陆的小童星金铭，参与了《婉君》、《青青河边草》等电视剧。还在读小学的我们，虽然看不懂大人世界的爱恨情仇，却也随着金铭动人的演技而落泪纠心。 　　这一些都是台湾80后成长过程中的共同记忆，童年有着素朴的中国情怀，对中国也有着模糊的认知，不过还是脱不了反共意识。国民党政府所灌输的反共意识，渗透在人民作息的每个细节，无所不在，从我们小时都朗朗上口的一首顺口溜便可见一斑：“中国中国童子军，美国美国橡皮筋，英国英国大老鹰，苏俄共匪没良心”。 　　 政治操纵下的认同焦虑 　　在成长的过程中，台湾80后共有的中国情怀与反共意识，在政治人物的操作之下，前者不断淡化，后者则与日俱增。1994年发生“千岛湖事件”，李登辉“谴责”大陆“像土匪一样”，这段话深刻烙印在台湾民众的心中，当时9岁的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美籍华人作家郑浪平在1994年出版《一九九五闰八月》一书，“预言”大陆会在1995年的农历8月出奇不意进攻台湾，成为畅销书；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并在1996年推动“全民直选”，在“恐共”与“惧战”的社会氛围下，政治人物成功炒作了“台海危机”。1996年我还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深刻感受到社会上下的政治气氛，尤其是“要投李登辉，阿共才不会打来”之类流言的快速传播。 　　台湾80后的反中与反共情结，也与两岸经济地位的翻转有关，并随着这种翻转，情结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950年代后，除了政治与军事之外，台湾的经济也高度附庸于美国与日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已故旅日政治经济学家刘进庆的作品《台湾战后经济分析》）；1970年代由于美援终止，台湾政府调整经济政策为“农业扶持工业”，农村等传统产业逐渐破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台湾作家宋泽莱的小说《打牛??濉罚???渌?棵湃纯焖俜⒄梗???ldquo;台湾钱淹脚目”的时代。台湾80后出生成长在“台湾钱淹脚目”的末段，虽然解严，但政治管控尚未完全放松。比起父母的那一代，我们童年的生活相对富裕，物资不虞匮乏。麦当劳与肯德基虽然同时在1984年已进入台湾市场，但80后小孩的父母早期仍比较偏爱台湾本地的速食烤鸡店“香鸡城”。另一方面，台湾80后小孩的父母也逐渐受到“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潮流影响，认为“不能让小孩输在起跑点上”，兴起将小孩送往补习班学习英文、电脑与各种才艺的热潮。2002年台湾改采大学“多元入学”政策，放弃以往“一试定终生”的联考制度，其中“推荐甄试”的入学管道，更是强调学生的才艺技能。当时是80后进入大学的高峰，配合著入学方式的改变，学生也认为自己应该要具备“多元化”与“国际化”等特质，认为自己应该比父母一代更为活泼与前卫。 　　李登辉在1988年掌权，因此台湾80后有意识以来，就处于李登辉的执政之下。李登辉上台之后，在经济政策上完全向新自由主义靠拢，“黑金政治”一词也出现在台湾社会，也就是私人财团与政治的高度挂勾。面对台湾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荣景不再，台湾民众开始寻求有别于过去的生存管道，例如在台湾政府还没有松绑的情形下，很多人已经“西进大陆”，到大陆创业成为台商，许多80后从小就有大陆生活经验，甚至在大陆求学成长。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形，李登辉政府并非开放政策，而是采行“戒急用忍”。但是台商数量不减反增，两岸经贸往来也更为密切，台湾的经济逐渐依靠大陆发展。在社会上，由于男女比例的失衡，许多台湾男子选择娶进“大陆新娘”（这个词在台湾带有轻蔑的内涵，因此近来渐改称为“大陆籍配偶”）。历经解严前“反共”与解严后“反中”政治动员的台湾社会，也逐渐得正视仅有一峡之隔的大陆。 　　2008年马英九上台，两岸政策转变为“和平发展”。这个时期也是80后开始离开校园，踏入社会就业工作的时期。过去不必为生活烦恼的学生身份，转变成为社会新人。80后也开始关心起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经济依靠大陆这一模式的确立，再加上反共情结等等因素的相互发酵，面对与中国大陆的交往，80后青年屡屡表现出焦虑，例如2008年陈云林访台时的青年抗议运动。“敌人”与“经济伙伴”角色的转换与适应，成为台湾80后青年不得不面对与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生活的压力之下，愈来愈多80后青年选择到大陆工作或是攻读学位，台湾的电视台也开始大量制作《中国进行式》、《钱进大陆》与《台湾人在大陆》之类的节目。 　　 80后最大的特色就是处于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的巨大转变期。 　　 摆脱“草莓族”标签 　　另一方面，80后青年同时面对台湾内部发展的困境，自身也要承受着“学贷”、“房贷”、“车贷”与失业等多重经济压力。80后青年希望在校内多培养自己的工作能力与技术，再加上不希望过早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大学生“延毕”的情形与日俱增。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两岸的社会问题愈来愈接近，尤其是两岸的80后青年都面对着类似的困境。随着80后逐渐离开校园，成为社会的主体，80后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也成为新的焦点，例如大陆的电视剧《蜗居》、《蚁族的奋斗》、《裸婚时代》，以及近来热播的《北京青年》，或多或少都聚焦于80后。文章与姚笛主演的《裸婚时代》，让我看来心有戚戚焉，深怕自己也步上“爱情被细节打败”的后尘。台湾80后青年的“不婚族”与“不生族”比例极高，反映的其实是两岸80后共同面对的焦虑：买不起房、买不起车、养不起小孩，以及不断的力争上游，到头来却发现终究游不过富二代。此外，第一批自本科毕业的90后青年也在今年步入职场，两岸80后即将面对90后的竞争，看轻下一代或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心态，随着竞争的加剧，也会在80后的心中不断萌芽。 　　台湾的80后透过社会历炼力图摆脱“草莓族”（注）的负面标签，也在其他方面不断证明80后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例如现任台湾《四方报》中文主编白宜君（1981年生）推动外籍移工在台湾生活境遇的改善，又如从12岁就开始关心农民与偏远地区儿童教育的沈芯菱（1989年生），都以具体的行动向台湾社会证明80后的价值。相较于纯然出生成长在解严之后的台湾90后，以及纯然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90后，两岸80后青年共同经历了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应该具有更为广阔的心态共同面对时代的问题。面对两岸关系的变动与发展，小时候曾经具有素朴中国情怀、以及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具有大陆经验的台湾80后，或许更有条件扮演好交流者的角色，从而消弭心中对祖国大陆的焦虑。 　　（注）：草莓族多用来形容1981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像草莓一样，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却承受不了挫折，一碰即烂，不善于团队合作，主动性及积极性均较上一代差。开始投入职场的“草莓族”，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工作时往往没什么定性，只要有更好玩的工作，或是较高的薪水，就会见异思迁。

对于这些底层人士来说，坚持在京上访讨回公道成为支撑他们悲惨生活的唯一信念和活下去的理由。但在当下的中国，所谓的“公道”或“公义”在哪里呢？中共18大难道是为他们这些社会最底层人民开的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也是如此，如同中共历届党代会一样，18大何时举行尚未公布，在北京的访民已经成为警方打压的主要对象。而来自各地的访民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以各种形式在北京或在当地坚持着。各地访民的信息由海内外网站和人权组织，诸如：博讯，维权网，六四天网，权利运动等不断发出。 北京已经在驱赶外地访民，在市区内打横幅鸣冤的风险增大，到信访窗口登记也太危险，几乎百分之百被劫访。但那些暂时未被截走的访民，8月26日星期天在北京“三办”的门前摆摊办起一个诉状展。有近100位在京访民把自己的诉状，用打地摊的方式摆放出来向路人展示。有关报道说：这些访民认为北京的外国记者、游客多，中央机关干部多，关心政治的人多。兴许有运气碰到一个“高人”被他们的冤情打动，能通到中共的“内参”上，给地方政府的官僚奏一本，吓他们一跳。 像中国历代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一样，含冤的现代访民们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清官” ，但方式更加现代，甚至模仿行为艺术的方式。无论是通过网络传递他们跪访的照片，还是被迫与截访的“维稳”大军的扫荡捉迷藏，甚至向胡锦涛和温家宝发表联名呼吁信，结果常常是石沉大海。 中共18大后，胡温即将离任，但访民仍然向他们发出如同“救命”一样的呼吁信，8月26日16位访民发信，呼吁胡温能在离任前，严惩地方违法侵权官僚。他们都签署了自己的真名真姓和联系电话。这封信写道： “我们是来自北京、河南、河北、广东、陕西、江苏等地的访民，因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求诉无门而到北京上访找救星，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部血泪史。几年来我们的合法诉求不但没有得到伸张，反而不断遭到有关部门和当地驻京办截访人员的迫害和打压，人身安全和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侵害。” “目前18大临近，维稳成了各地政府的首要任务，其实他们才是不稳定的因素和制造者，他们大肆非法监控、抓捕、关押、劳教访民及维权人士；肆意践踏法律的尊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我们是最底层民众；手无寸铁。我们是因为相信您们和中央才到北京来上访的。我们不仅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在捍卫法律的尊严。我们是在用生命来维权，用微弱的声音来呐喊！” “我们强烈要求：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您们离任前给我们冤民一个满意的答复，追究地方贪官给民众造成的财产和经济损失、身体伤害，对被非法关押、拘留、劳教等的访民依法做出国家赔偿；将贪官绳之以法。” 不幸的是，中国访民的诉求很难打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曾经有报道：在北京南站巧遇温家宝的山东青岛访民林秀丽，幸运地递上正好带在身上的上访材料，温家宝与她握手并答应帮她，可后来林秀丽却被地方政府关到了精神病院里。而当时与温家宝只有几步之遥的北京访民葛志慧刚想接近温家宝，就被一位安保人员辱骂并差点被掐死。葛志慧苏醒过来后还受到北京铁路公安处的审问。 朗朗乾坤，天子脚下，在温家宝的眼皮底下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这难道就是中共18大和中国访民的距离吗？ 的理由。但在当下的中国，所谓的“公道”或“公义”在哪里呢？中共18大难道是为他们这些社会最底层人民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