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

按：近日走访了新加坡，也写了一系列关于新加坡的文章，这个国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思索的地方，由此我不禁想到另一个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朝鲜，朝鲜和新加坡同为老子执政之后，儿子又掌了权，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声誉却实在着天壤之别，找出曾经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过比较的一篇文章再读之，如今看来这两个国家差距仍然甚远，甚至越行越远。   金日成、金正日父子 李光耀、李显龙父子   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政权是实行了父传子的。一个是新加坡 ( 经过了吴作栋的短暂交替 ) ，另一个是朝鲜。然而，这两个都实行了“父传子”制度的国家，其差距又何止天悬地隔！ 新加坡的经济高度发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发表的报告， 2007 年新加坡是以人均 GTP34153 美元 ( 约 4 万 6100 新元 ) 的人均产值排在亚洲首位，之后依序是日本 (3 万 4023 美元 ) 、文莱 (3 万 2501 美元 ) 、香港 (2 万 9149 美元 ) 和韩国 (1 万 9624 美元 ) 。人民生活富足，享有发达国家水平的各种福利和生活保障，政府清廉高效，是世人心目中一个令人向往的美好国家。朝鲜则实行的是一党专制，经济上几乎无法维持， 2007 年朝鲜人均 GTP 仅为 957—- 新加坡是朝鲜的 35 倍。那么究竟是那些因素造成了这两个“父传子”国家在经济上如此巨大的差距呢？ 首先，新加坡较好地保障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政府经济管制的领域在独立之初就不算多，后来又不断放开，并且统治者有意识地防止政府对经济尤其是对企业微观活动的过度的、尤其是非法的干预。而朝鲜则对人民实行严密的经济控制，人们不但没有私有财产权，自由经营权，就是生存权也由国家一手掌控：朝鲜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规定一般劳动者的口粮定量为每天７００克，军人８００克，老人５００克。可是１９７３年开始以储备战备粮为理由，人们的口粮定量削减了１０％。１９８７年以准备世界青年运动会为由，宣布人们的口粮定量暂时再削减１０％。但世界青年运动会开完后，口粮定量的暂时削减却一直持续下去。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口粮定量又作了几次修改，到１９９４年一般劳动者口粮定量为每天４５０克。１９９５年北朝鲜以水灾为由，口粮定量减半，１９９６年口粮定量又削减三分之一，现在的口粮供应为每人每天１００克左右。 每天１００克的口粮是无法维持生命的，于是北朝鲜提出国家解决口粮的三分之一，单位解决三分之一，个人解决三分之一。单位较好的人可以从单位分到一些粮食，有钱的人还可以从黑市买高价粮。但是无钱无势的人只好去挖野菜，吃树皮。北朝鲜的中央电视台则宣称根据科学研究结果，少吃饭有利于长寿，野菜更是营养丰富，多吃有利于健康。平壤等大城市的粮食情况还比较好一些，中小城市、偏远地区则情况比较糟，饿死者不断出现。 其次，新加坡是一个实行严刑峻法的国家，而且，她有完善的立法系统，可以保证法律的公开公正公平，这对经济的意义在于，法律严格划定了政府的行为规范，致使官员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去侵扰公民经济权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以理论术语来说，在整个社会中建立了一个良好的“预期系统”，有利于公民安心于各项治富的事业。而朝鲜则是一个进行彻底专政的国家，也就是说其法律从立法到执法，都只反映统治者意志，没有民意基础。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在于朝鲜实行的无所不在的阶级划分——在朝鲜一个人进入社会首先遇到的就是家庭出身问题。北朝鲜的出身成份要追溯到前三代，家庭出身详细分为５１种成份。这５１种成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核心阶级，动摇阶级和敌对阶级。核心阶级包括革命家庭（长辈为革命干部）、军烈属、工人、贫下中农等。核心阶级的人数占北朝鲜现有人口２２００万的三分之一，是朝鲜政权的支柱。动摇阶级是指没有誓死捍卫北朝鲜现政权决心的人，动摇阶级约占人口的一半。敌对阶级是指地主、资本家、反动分子、不纯分子、以及在南朝鲜有亲戚关系者，敌对阶级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北朝鲜，家庭出身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敌对阶级的家庭出身者，不能在大城市居住，不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只能从事一些低贱的工作。动摇阶级的家庭出身者，虽然可以上大学，但入党、提干极难。在北朝鲜，报考大学首先要有中学的推荐，所以到了高中，一些家庭出身不理想的学生往往会向老师询问：老师，我也能上大学吗？。北朝鲜号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由平等的国家，如果在最之后增加一个不字，也许就名副其实了。         再次，新加坡是个小国寡民的社会，因此在独立之初，社会财富分布就呈现很典型的均质化特征，从而使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不至过于复杂，这就使国家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很有利的起点，有利于以后各项政策的推行——这样一些政策，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利益集团关系极端复杂的中国和美国可能都会显得十分理想化，而在新加坡却能迅速落到现实。在朝鲜，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财富高度集中在权贵手中，虽然老百姓陷入饥饿的困境，但干部们却有特供，吃饭没有问题。高干们则过著豪华奢侈的生活。据说近来北朝鲜出现了自称为生活调查委员会的盗窃集团，专门行盗富裕的干部家庭，盗完后还要留下生活调查委员会的纸条，颇得老百姓的赞赏。不管该传说是否属实，北朝鲜的老百姓对生活富裕的官员干部们的怨恨是毫无疑问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可以完全分享世界分工带来的优厚好处；而朝鲜则是一闭关自守的国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而一个封闭国家，当然就只能又腐又蠹了。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这两个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而且还都实行了家族制的父传子的国家才呈现出这样二水中分两山对峙的形态。由此可见，是否一党执政并不是民主与专制的分界点。只要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在民主制度下，也仍然是可以实行一党执政的。朝鲜和新加坡的例子就说明了，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下是可以产生出殊途同归的一党执政的格局的。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