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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继绳：为恶骂者感到可怜 　　 　　关于杨继绳的段子，多与书有关。 　　 　　一次去复印店，小老板正埋头盗印他的书，当得知面前的老头儿就是杨继绳时，吓了一跳，杨继绳抚慰道：有人看就好。算是表达歉意吧，按成本价，小老板又给他复印了10本。 　　 　　自己的书被盗版，杨继绳有时也会买来签名送人，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原版。对此，出版商利益受损，抱怨杨继绳没管。杨继绳更委屈：“这种事，我怎么管啊？” 　　 　　杨继绳的书能畅销，并不是因为它们轻松、有趣，相反，在他笔下，有种沉重得透不过气来的压抑。然而，每次再版，都是洛阳纸贵。足证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中，我们仍需要一份良知与真诚，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可欺，其实，每个沉默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声，面对历史，我们终将投出庄严的一票。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所有的伤痕与苦难，寂灭与坚持，都将被牢记，都将被刻进永恒。 　　 　　杨继绳的书，满纸沧桑，但从那里却能读懂未来。 　　 　　今天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蛋糕做大了，成本支付少的群体却得到了蛋糕最甜美的部分，而不是成本支付最多的群体。 　　 　　十年搞懂四个字 　　 　　北京晨报：您做了35年记者，这35年是怎么过来的？ 　　 　　杨继绳：大概分三个阶段，前10年还在“文革”期间，那时是跟着跑，90%以上是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只有少数独立调查的东西还能留下来，这10年只学了四个字，即“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大家都认识，可真正搞懂，我却花了10年青春。第二个10多年，很多是独立调查的东西，自己出选题，自己完成，现在看大多能留下来，当然，应景的东西也得搞，不搞也不行。最后十年左右，我一律不说假话，连应景的话也不说。说真话有没有风险？当然有。我在讲课时对学生说：“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一无所求，就是不求别人赐给一顶乌纱帽，二无所惧，就是自己行为检点一点，不留小辫子给人抓。 　　 　　北京晨报：作为一名记者，也是“文革”的见证人，当时感受如何，不觉得荒唐吗？ 　　 　　杨继绳：当时许多人都是积极参与的。老百姓的初衷是反特权，老百姓对特权非常反感，有一些基层干部也有欺负、压迫老百姓的行为。这么多人投入“文革”，是有社会基础的，不是一个号召就能起来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很多官员受到迫害，这是事实，但文革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对于那段历史，很多人写成了官员的受害史，对百姓受害的揭露不够，这当然是很片面的。 　　 　　北京晨报：您那时就意识到这些吗？ 　　 　　杨继绳：那时可没反省过来，只感到有一点问题，比如江青到天津视察，我作为记者陪同，对她的一些做派、言辞很反感，觉得像泼妇一样，也就到这个层面了。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北京晨报：有一些网站说您是“西奴”，甚至声称要绞死您，您怎么看？ 　　 　　杨继绳：听说过这件事，但没看到这个网站，对骂人的东西我从来是不理睬的。鲁迅先生说过，恐吓与谩骂绝不是战斗。骂人是骂人者丧失人格的表现，我只是为他们的人格感到可怜。他们没有讲道理的能力，就像小孩子一样，刚学会写字，只能在墙上写“XX是大王八”之类。他只有这个水平呀，能怪小孩吗？ 　　 　　北京晨报：这些谩骂者有的还是学者，他们发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是否有点奇怪？ 　　 　　杨继绳：学者出现文化自贱的情况也不奇怪，他们只是少数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骂人，是因为有不满情绪。不否认，今天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蛋糕做大了，成本支付少的群体却得到了蛋糕最甜美的部分，而不是成本支付最多的群体。有些人赞美过去，但肯定不会回到过去。我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曾写过：“人们忘却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抽象成了一个社会公正的符号，并用这个符号来批评现在。”年轻人并不了解过去，他们只把过去当作一个符号。作为学者，如果他本身真的有那种看法，我尊重他们的表达；如果是因为利益所在，想用自己的“骂声”换点什么，那就很可悲，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是为历代所不齿的。 　　 　　我写的是历史 　　 　　北京晨报：您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再版，作为记者，当初您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呢？ 　　 　　杨继绳：我不是社会学家，是记者，退休前是新闻记者，退休后是“旧闻记者”。社会学家做阶层分析要花很多钱，搞很多测试，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做社会学的观察。他们做的社会阶层分析成果是指一个时间截面的阶层状态。我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资源，只能根据各种权威资料和专家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我这本书不仅是讲一个时间截面的状态，而是讲改革前后的变化。1997年，我的《邓小平时代》写完了，我就开始写这本书。《邓小平时代》是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本书是写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群体在改革前后社会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怎样发生这些变化的。所以，这本书与其说是社会学著作，不如说是历史学著作。 　　 　　北京晨报：有趣的是，梁晓声同名的书近期也再版了。 　　 　　杨继绳：梁晓声先生很有才华。他阶层分析以讲故事为主，描述了不同人群的状态，很好看，我的这本更偏重分析。两本书同时再版应该是一种巧合，人们对社会群体分析一直比较关注，并不仅仅是今年。 　　 　　北京晨报：抚今追昔也许是今年的公共情绪之一，读了这些书，读者也许会想，如果当初如何，是不是会避免后来的一些问题呢？ 　　 　　杨继绳：当然，是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是，也不能用现状来要求前人。人是有局限性的，会受时代、信息和知识的制约，当时的决策认为合理、阻力最小，但实行结果与当时设想的不完全一样，出现了一些没想到的问题，这很正常，不能用今天的状态来批评历史。 　　 　　做一个好公民最重要 　　 　　北京晨报：这本书写于10多年前，重新阅读，是否会过时？ 　　 　　杨继绳：书中所写的问题，依然值得思考。今天我们关注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主要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和谐，不是原子态的人之间的和谐，这就要着力去解决各群体之间的矛盾，解决得好，就会化解危机，解决不好，就会加剧危机。如何防止矛盾的激化，就要主动自觉地去改革，建立“制约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我猜想，中国有许多明白人，都会支持改革的，这也包括既得利益群体中的人，他们会主动放弃一部分利益，通过让步，达成共识，实现共同理想，这是付出成本最少的途径。 　　 　　北京晨报：可是谁来负这个责呢？ 　　 　　杨继绳：有权力就有责任，责任与权力是硬币的两面，连在一起，掌握权力而不负责，就是历史的罪人，我想，在今天不会有谁愚蠢到不负责任的。 　　 　　北京晨报：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他们应该怎么选择？ 　　 　　杨继绳：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去做一个好公民，公民与臣民是相对的，臣民即权力至上，服从、依赖和顺从，而公民则关心社会，主动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每个人都是公民，那么就不可能长出专制的毒瘤。但培养公民意识并不容易，因为整体氛围存有弊端，打开电视，有那么多鼓吹皇权、美化皇权的电视剧，培养的是“吾皇万岁”、“臣该万死”的意识。此外是一些低俗化的节目，比如有的电视节目提倡“忽悠”，还传授“忽悠”的技术，这是很危险的。低俗化的文艺不能培养出公民，只能培养出“愚民”和“臣民”。 　　 　　【注】：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白衬衫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启蒙绝对没有完成，但这并不表示不能对它进行批判和反思。 　　儒学可以对启蒙思想进行修正 　　文 |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启蒙思想是现代文明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理性、公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跟启蒙有关系。但是，人类现在碰到了几个新的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保的挑战，还有女性主义、男女平权运动、社群伦理运动、文化多样性运动、宗教多元运动的挑战，启蒙思想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所以对启蒙也需要反思。 　　 　　首先要反思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或者叫工具理性，要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启蒙突出了自由，但是对正义照顾得不够。法国大革命有三大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博爱的观念后来没有突出。最后，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不够，我们应该探讨人心和天道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启蒙绝对没有完成，但这并不表示不能对它进行批判和反思。我们既要尽量发挥启蒙精神，又要超越启蒙的视野。儒学可以对启蒙思想进行修正，但前提是儒学本身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转化的前提是要向西方学习。 　　 　　儒家有三个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一是超越而外在的宗教；二是崇尚理性的哲学；三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实践，包括市场经济。但我们不是要放弃一切向人家学习，而是要与西方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对话。经过对话，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突出儒家的宗教性，不能只讲道德，不讲制度和治理方案，不能只讲人性本善，还要看到人性的阴暗面。宪政民主很难学，但一定要学。有了法治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会形成有道德的社会，在法治的基础上要讲德治，但没有法治讲德治一定有问题，如果没有法治，德治一定是人治，一定堕落。 　　 　　“五四”那一代人整体上采用的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学习策略，为了鼓励大家向西方学习，就鼓吹我们百事不如人。鲁迅就是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来定义何为儒家。儒家是什么呢？就是阿Q、祥林嫂。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相比是不行的，要发掘中华传统中精华的精华，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之间进行对话。 　　 　　我现在要开展的一个项目是中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从我们的核心价值来看，西方非常注重理性，这是对的，我们也要突出理性，但是同情是不是也非常重要？慈悲是不是很重要？和谐是不是很重要？西方讲法治、权力，那还有礼貌、责任、义务的问题呢？普世价值我们必须要有，假如我们用一套包装起来的语言说我们不需要人权，主权比人权更重要，那绝对是荒谬的。但假如认为有了人权，我们就已经比较现代了，那就很糟糕了。为什么？因为在人权论中，我是亿万富豪，你无家可归，你尊重我的人权，我尊重你的人权，但我们中间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不帮你任何忙。 　　 　　有人认为，儒家应该为中国近代面对西方挑战遭致的失败负责任。的确，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家的影响太全面了，儒家思想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DNA，以前我们对自己的DNA的认识都是负面的。比如，儒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是主张等级制度、权威制度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所以它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亚洲四小龙”非常认同儒家文化，又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突出，而且台湾已经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反而是在中国大陆，对儒家的反感最强，儒家的好处没有发挥出来，它的阴暗面反而影响力非常大。比如说走后门的问题、贪污腐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政治文化很多都跟儒家有关系，儒家不能辞其罪，但是，这个关系是不是必然如此？这值得我们反思。如果你说儒家就是小农经济的，只有小农经济的社会才能够推行儒家，只有大家庭才能推行儒家，儒家阻碍民主，那就错了。 　　 　　儒家是一个活的传统，儒家是没有教条的，一方面包容性很强，一方面它的自我批判能力也很强。“五四”知识精英是批判儒学最严厉的人，但他们都是儒家文化中最好的传统的受益者，胡适、陈独秀、鲁迅，都是吃着儒家的奶水长大的，他们的道德情操都跟儒家有关系。 　　 　　儒家文明是个学习文明，《论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学”。因为提倡学习，第一期的儒学，从曲阜到中原，吸收了中国内部很多其它思想的优点；第二期的儒学吸收了佛教的优点；第三期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优点。儒家的特点，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包容，它一直在对话中发展。所以，在儒家的文化圈里面有“三教合一”说，有一种关于天下的宏观视野，有天地一体的情怀。 　　 　　儒学经过历代创新，并非没有发展出权力制衡思想，只是它跟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博士叫咸载凤，韩国人，他的博士论文是《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他认为，宪法就是一个调控系统，儒家的“礼”就是个最完备的调控系统。以前黑格尔说中国人只有皇帝一个人自由，他说，中国最不自由的人就是皇帝，因为他一切言行都要受礼的控制，包括他的性生活都是在大家关照之下，只有皇帝没有私事、私心。这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所以西方出了英主，也出了暴君，中国大半皇帝都是比较正常的，或者循规蹈矩的。三权分立思想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中国未来发展出来的民主政治，应该和儒家礼的传统密切配合。 　　 　　熊彼特给民主规定了两个量化条件：一是定期投票，二是多党制。现代民主不可能没有透明度，没有竞选。另外，民主还有一个侧面叫公共理性，有公共理性才能发展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中国传统中最了不起的价值就是强调公论，皇帝常常将最重要的问题拿到社会上一起讨论，汉代的《盐铁论》是公论，唐代关于儒家、道家、佛教的优劣的讨论也是公开的。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制是不行的，没有一个机制让大家表达意见，那你能算民主吗？不可能。现在糟糕的是，只有在网上的炒作，这不是公论，公论是负责任的讨论，需要有知识背景的或了解情况的人参与，然后根据各种不同的观点，再做出一些结论，政府必须将这些结论列入政策。 　　 　　“权力优先于善”是现代西方政治最重要的理念。一般来说，在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在政治领域里不能谈价值的问题，但现在来看，这太不现实了，现在宗教问题不进入美国政治领域讨论是不可能的。政治不是个独立领域，不可能把宗教、道德驱除出政治，你必须要面对价值的问题。 　　 　　儒家政治具有深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贤人政治是儒家基本的精神。贤人政治强调的是，越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越应该对社会负责任。儒家的道德说教都是面对精英的，它要培养出一批关切政治、注重文化，对宗教、对价值敏感，能够参与社会建设的“士君子”。“士君子”在现代社会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和各种场合提出对政治和社会重建的批评或改进意见，这是真正的协商政治。 　　 　　儒家一定是入世的，儒家能够存活下去的根本就是它的抗议精神，它永远在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使社会越来越好。我们以前把儒家和专制的关系放大了，实际上儒家的抗议精神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有人说，董仲舒设计了一套神学来为汉代的皇帝服务。荒唐！他设计的那一套理论，用今天话讲，如果有天灾人祸，政府就要负责任，宰相就要辞职，皇帝要下诏罪己，因为你触犯了天怒，你要仔细看看你政治上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所以抗议精神太重要了，没有抗议精神就没有儒家。儒家在明代出现了三个观念：一个是官、一个是公、一个是私，潜台词是，官已经不能代表公，朝廷变成了私欲集团，所以知识分子要以天下的公论来批评朝廷，要以德抗位，也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道德也罢，哲学也罢，神学也罢的高度批评现实政治，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就完了，那就不叫儒家了。 　　 　　儒家有三个层面：道、学、政。道就是基础理论，学就是学术传统，政就是经济，这三个必须配合。蒋庆有个盲点，他认为应该讲政治儒学，不要讲心性儒学，他对儒家整体上的人文精神重视得不够。 　　 　　 　　本文摘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