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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中坦两国建设者在修建坦赞铁路时打涵洞（勘探队远航陌生非洲） 纠正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文章目录：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 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à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本文摘自《人民网》                                        —白衬衫                                  

　　 　　70年代,供西哈努克的费用,是当时6.5万人工资。当年中国政府给西哈努克每年200万,当时普通中国人的工资是360元每年。 　　 　　佘春树告诉记者，1970年12月，东交民巷15号修缮一新，西哈努克和夫人等人从钓鱼台搬迁到那里，“外交部知道西哈努克喜欢吃西餐，还特地从上海请来了一位手艺精湛的西餐厨师。”西哈努克的私人秘书田振慷称，当时中国给予西哈努克及其一行每年的预算是150万元到200万元，这还不算中国工作人员的开销，而那时，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是30元，即使连国家总理周恩来，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404元8毛，据称，西哈努克当时养了好几条狗，而当时中国没有狗食，狗食只能从法国空运进口，狗一天吃的食物顶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一个月工资。 　　 　　得知西哈努克喜欢游泳、打羽毛球和歌舞，外交部便专门修建了游泳池、俱乐部和羽毛球场，佘春树和工作人员们会陪同他一起娱乐、休闲。周总理还曾亲自前往东交民巷看望西哈努克，他还开玩笑地提到，“这里居住条件不错，是独门独院”，建议将此院改名为“柬埔寨元首府”。 　　 　　西哈努克：“中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哈努克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晚年他最经常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朋友们谈起的是，中国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前司长张九桓1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哈努克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而在一代中国人的眼里，西哈努克是国际友人的象征；在中国相对孤立的年代，西哈努克永远的微笑，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善面孔，让中国人在孤独中感到一丝温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这位老朋友始终为中国人民所熟记。 　　 　　“你仍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我们只承认你” 　　 　　1970年1月6日，西哈努克偕夫人离开了金边，对法国、苏联和中国展开了为期数周的出国访问。谁知道，这一去就踏上了一条长达18年的漫漫流亡路。 　　 　　1970年3月18日，在美国的策动下，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右派集团发动了政变，宣布“废黜”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当时法国政府、苏联政府均对西哈努克封锁消息，苏联总理科西金在去机场的路上告诉西哈努克政变消息，当晚9点把他送上了去中国的飞机。正在飞机上的西哈努克心里忐忑不已，不知道中国政府将会如何对待他。当机舱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一切如故，他的顾虑是多余的。专机抵达以后整个机场就欢腾起来了！当时，西哈努克下了飞机，周总理就上前跟他握手拥抱。 　　 　　“总理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仍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我们只承认你，绝不承认别人。西哈努克听到以后非常感动。”西哈努克在华长期随行翻译佘春树告诉记者。据佘春树回忆，当天晚上，几乎在北京的所有政府首脑、党政军都去机场欢迎西哈努克，此外还有41个国家的外交使团代表到机场欢迎。一下子，把西哈努克在飞机上的担心一扫而空。 　　 　　东交民巷15号，每年给150万到200万的预算 　　 　　西哈努克及其家属寓居中国以来一直住在钓鱼台宾馆五号楼。但是，当时“四人帮”也在钓鱼台常住，使外宾有所不便。为此，周总理要求外交部给他们选择一个新住址。几年前西哈努克访华时，曾住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那是清朝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 　　 　　佘春树告诉记者，1970年12月，东交民巷15号修缮一新，西哈努克和夫人等人从钓鱼台搬迁到那里，“外交部知道西哈努克喜欢吃西餐，还特地从上海请来了一位手艺精湛的西餐厨师。”西哈努克的私人秘书田振慷称，当时中国给予西哈努克及其一行每年的预算是150万元到200万元，这还不算中国工作人员的开销，而那时，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是30元，即使连国家总理周恩来，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404元8毛，据称，西哈努克当时养了好几条狗，而当时中国没有狗食，狗食只能从法国空运进口，狗一天吃的食物顶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一个月工资。 　　 　　得知西哈努克喜欢游泳、打羽毛球和歌舞，外交部便专门修建了游泳池、俱乐部和羽毛球场，佘春树和工作人员们会陪同他一起娱乐、休闲。周总理还曾亲自前往东交民巷看望西哈努克，他还开玩笑地提到，“这里居住条件不错，是独门独院”，建议将此院改名为“柬埔寨元首府”。 　　 　　登天安门城楼最多的外国领导人 　　 　　西哈努克是目前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数最多的外国元首。1970年毛泽东接连三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此外，他分别于1964年、1965年、1984年、1989年、2009年，随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最近的一次则是2009年中国60年国庆阅兵时西哈努克及夫人作为受邀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创作歌曲《怀念中国》并深情演唱 　　1965年9月，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来我国参加国庆典礼和进行国事访问，第一站到达成都，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前往迎接并陪同客人参观访问后转赴重庆。周恩来总理专程从北京赶到重庆欢迎贵宾，并同亲王乘船沿江而下游览三峡等名胜古迹。 　　 　　两岸美丽的风光、主人的热情接待激发出亲王夫妇长期埋藏在心中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爱、感激之情，经过二人的切磋、讨论，创作了歌曲《怀念中国》。 　　 　　在随后的欢迎宴会上，亲王的儿子诺罗敦·纳拉迪波王子和柬中两国歌唱家共同演唱了《怀念中国》，这首歌获得在场听众的热烈赞扬。 　　 　　西哈努克先后有过6段婚姻 　　 　　近20名儿孙被红色高棉政权杀害 　　 　　西哈努克与妻子莫尼列太后多年来伉俪情深，他们的幸福婚姻也一直为人们称道。但事实上，在柬埔寨，国王可以妻妾成群，不受数量限制，西哈努克的祖父，一生拥有大约300个妃子，西哈努克从18岁登基起，先后有过6次的婚姻，至少有14个孩子，他玩萨克斯，写歌，拍电影，喜欢法国料理和红酒，从不介意古怪打扮。 　　柬埔寨王族允许表兄妹、同父异母兄妹通婚 　　 　　西哈努克的第一个妻子是皇家芭蕾舞团演员甘霍，两人婚后育有一女一男。但由于甘霍“出身卑微”，他们的婚事早就受到法国驻柬官员和柬埔寨上层人士的反对。在种种压力下，西哈努克于1943年与甘霍分手。 　　在西哈努克与甘霍离婚的前一年，柬埔寨王室便有意将前国王莫尼旺和他的妃子坤娜夫人所生的西索瓦·蓬珊莫尼公主嫁给西哈努克。论辈分，蓬珊莫尼公主是西哈努克的小姨妈。不过在柬埔寨王族中，表兄妹、堂兄妹、同父异母兄妹等亲族是可以通婚的。1942年，蓬珊莫尼成为西哈努克的夫人。他们维持了9年的夫妻关系，育有7名子女。 　　 　　在蓬珊莫尼尚未离开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便爱上她的同父异母妹妹莫尼盖珊。不久莫尼盖珊成为西哈努克的第三个妻子，并生下一个王子，但她却因难产而死。 　　 　　近20名子孙被红色高棉政府杀害 　　 　　1949年，在老挝万象的一次舞会上，西哈努克认识了比他小12岁的老挝姑娘“万象之花”玛尼婉，回到柬埔寨后，两人以夫妻关系生活至1952年，育有两个孩子。1952年，西哈努克娶青梅竹马的姨表妹诺罗敦·诺丽亚公主为妻，但他们在60年代因感情不和而分居。 　　 　　最终与西哈努克相守，并感情笃深的是他的第六个妻子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也就是莫尼列太后。1952年，西哈努克在选美活动中认识了莫尼克，并萌生爱慕之情，两人于1954年4月结婚，几十年来风雨同舟。在被红色高棉政权软禁期间，被允许与西哈努克共同居住的，仅有莫尼克王妃和两位王子，以及为数很少的侧近侍从。至于其他尚留在国内的王室成员则被全体流放至地方，西哈努克的5个儿子和14个孙子在此过程中被虐杀。甚至在一段时期，西哈努克自身都身处被处决的危险之中，只是在中国政府向波尔布特政府施压后才幸免于难。1976年4月，西哈努克辞去国家元首之职，并被幽禁在王宫中，与外界失去联系。1993年9月24日，西哈努克重新登基为国王，莫尼克也改称为“莫尼列王后”。 　　 　　本版综合法晚、上海卫视《见证》等 　　 　　 　　 　　 　　 　　摘自《凯迪网络》 —-白衬衫 　　 　　 　　

　　 国家档案解密证实饿死 3755 万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 3755 万。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 3600 万，非常接近。 据悉，早在 2005 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但是，目前该项数据 2009 年起在网上疯传。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 ,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522 万人 其中城市： 9 万 5800 人 一九六 O 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155 万人 其中城市： 272 万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327 万人， 其中城市： 211 万 7000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751 万 8000 其中城市： 107 万 8000 合计 3755 万 800 其中城市 601 万 800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 -2.4% 一九六 O 年为 -4.7% 一九六一年为 -5.2% 一九六二年为 -3.8%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 1300 万吨。一九六 O 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 1122 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 O 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 5139 亿斤。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 O 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 O 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 1840 万吨、粮食产量为 6000 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 O 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 2200 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 O 年钢产量为 1351 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 O 年粮食实际产量为 2730 亿斤。 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四千五百亿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钢产量调低为 1100 万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统计，一九六一年钢产量为 932 万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为 4200 亿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实际产量为 3300 亿斤。                                                                       —-白衬衫        

　　官员，也被称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组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社会团体和群众团体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单位干部。改革以后，这支队伍逐渐发生变化。但变化速度和其他阶层相比，显得缓慢得多，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群众中常有怨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谁的娘？骂官员的娘。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群众骂官的就更多了。因为官员是国家的管理者，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就要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摘。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人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官员受批评指摘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官员阶层是当今挨骂最多的阶层。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三四个地、师级干部、十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这并不言过其实。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国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每一次都有精简机构、压缩冗员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机构越改越臃肿，冗员越压越膨胀。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 　　 　　从《近30年来党政机关人数的变化情况》一表列出的党政系统干部人数变化的趋势来看，其膨胀呈加速之势：1966年到1979年13年间增长46.4%，平均每年增长2.98% ；1979年到1989，10年间增长86.1%，平均每年增长6.41%； 1989年到2000年11年间增长了95.3%，平均每年增长7.60%。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那次国家机构改革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当时宣称，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的公务员从1997年的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编制人员减少了47.5%。2003年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为653.6万人。实际上，1998年那次改革，把中央部门的一些工作机构由行政编制改为事业编制，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等，本来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机构，多年来一直是行政编制，从1993年以后逐渐划为事业编制。所以，在国家党政机关里，除了653。6万公务员以外，还有400多万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照样吃“皇粮”，是“准公务员”。1998年那次说是精简了多少人，但从财政上看，行政开支并没有随人员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比原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 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2005年9月，我到甘肃通渭县采访得知，这个县的义岗镇，总共有人口2100人，除了有镇干部82人，另有临时工勤人员7人和治安联防队员3名，这10人不在编制之内，但还需要镇财政掏钱开工资。现在这个镇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3.5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1996年我到湖南省采访得知，94万人的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00多人，科、局级干部1500多人，一般干部500多人。当地一位政协委员在我主持的座谈会上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 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闹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上述领导干部的数字还不包括“相当于×级干部”和“享受×级干部待遇”的人数。如果包括这些人，则两倍于现职领导干部的人数。 　　 　　官员太多的直接原因是机构的裂变。机构多了，官员自然就多了。而机构裂变的原因之一又是官员太多，“因神设庙”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官员太多和机构裂变互为因果。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要求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一升格，该机构的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 由于要求机构升格的势头很猛、编制管理部门处于“众人推门一人顶”的被动地位。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中，一批原来是副部级的机构升格为正部级。各省也将这类机构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 　　 　　机构重叠，职能相似，同类的工作分几个部门管，有名有利的工作都说是属自己的管辖范围，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都推给别的部门。有些县里，管农业的有农经委、农业局、农业区划办、农村能源办、多种经营办、棉花办、烟叶办多家职能交叉的机构。县农业局内设机构又和其他部门内设机构重叠。例如，农业局有多种经营股，县政府又设有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职能相同的部门经常扯皮，因部门间的矛盾常在工作中“使绊子”“设卡子”，我干不了，也不让你干好。基层单位面对多家意见不一致的“婆婆”左右为难，叫苦不迭。 　　 　　为了解决职能相似、级别相同的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又不得不在这些部门之上再设一个协调机构，进一步使官员增多。 　　 　　机构多、官员多，为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图章成了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多事情难以办成。高一级的首长为了办成一件事，不得不摆脱常规工作程序，亲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长“亲自拍板”这条路子，基层单位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走后门，直接请首长“批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事情越难办就越找关系；越找关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乱，事情就越难办。 　　 　　既然直接找首长成了办成事情的有效途径，那么，和首长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场了。 于是，一些跟班、司机、秘书、子弟、情人被推上了领导位置。官员多了，是否比过去清闲了？不见得。官员一多，他们相互之间“制造”了很多工作。在一件事由一个部门干的时候，就不必下文件、开会。现在一件事情由若干个单位干，相互之间的文件就多了起来，会议也就多了。据某市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1月至6月，召开的有市级领导参加的会议达400多次，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达1000多人次。20个部委和临时机构印发的内刊、简报、信息资料总计超过100种，最多的部门达6种。某省抽样调查表明，省地县领导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会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天收到的文件资料不下10万字。一个单位的副职越多，这个单位的职能就越分散，每一个副职都不能做主。于是，上级开会要决定事情就得指名第一把手参加。但是，第一把手没有“分身法”，他只好多设副职，代他去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做不了主，回来后还要开会传达、研究，再向上级打报告。 　　 　　每一种机构都应当是为了完成一种社会职能而设立的，它的人员应当为这一社会职能而工作。但是，人员太多，就需要一批人为机构本身自我服务，这批人并不是为社会职能而工作的。据估计，各机关自我服务的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来，有些事业单位还要自己赚钱养自己，一些单位有三部分人：一是执行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人；二是后勤保障人员；三是经营人员，靠他们赚钱养活前两部分人。由于赚钱最重要，经营人员的队伍很庞大，真正承担社会职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机构重叠、文牍如山，基层情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以后，传到上层后大部分失真或过时。于是一些有事业心的领导人就深入基层、直接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但是，省里干部下去，地市干部陪同，到了县里，县级干部也跟着陪同，到了乡镇，上头来的人已经阵容很庞大了。一个干部下去，像滚雪球一样，陪同的人越来越多，他被陪同的人包围起来了，哪里能接触群众？上面的部门多，今天来这个，明天来那个，都得陪同，都得汇报，都得盛情接待，闹得基层叫苦不迭。 　　 　　廉价政府何处觅？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时，兴奋地称赞公社真正地建立了“廉价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现在，由于机构的裂变和冗员过多，政府越来越“昂贵”了。 　　 　　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公务消费支出过大，购买和维修汽车、买手机等等的支出越来越庞大，国家行政管理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维持行政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 　　 　　1993年以前，财政收入中包括债务收入。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利息支出，如果在15886.50亿中扣除累计内外债的利息，则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12.5%左右。 　　 　　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增加。有专家指出，中国各类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至少要在30%以上。 　　 　　上述数字不是行政管理费的全部，仅靠这部分行政管理费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什么叫“创收”？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这“三乱”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国家曾三令五申，采取种种措施治理“三乱”，但越治越严重。2003年以后，国家实行了“费改税”，提高税收，取消收费。其实，“三乱”是官员太多的必然结果，治标不治本自然收不到效果。 　　 　　人员增多以后，不仅仅是行政经费的增加。办公用房、汽车增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办公楼建设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汽车也有一部分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北方某大城市文革前党政机关只有一栋楼房，现在市委、市政府、人大常委、政协都分别盖起了很有气派的大楼。现在办公用房的面积比20年前增加了十多倍，但还嫌不够用，不少处室花高价在外边租房办公。 　　 　　前财政部长刘仲藜曾说过，令他头疼的事情有三件：人、车、会。 官太多，会太多。车，主要是轿车。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公务小汽车的部门明文规定：正部级和常务副部级配专车，其余副部级干部一律实行保证用车。所谓保证用车就是不设专车，只要用车，机关公共车队必须派车。实际上，北京的局级干部、地方的科级干部都有专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据公路运输企业财务分析显示，轿车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轿车的运输成本为50361元，相当于运输企业的6.13倍。而运输效率，5辆公车才相当于一辆出租轿车。为什么公车成本这么高？这是因为，公车私用已成为普遍现象。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钓鱼打猎，假日郊游，接夫人送孩子、购物访友、应酬私情，都是用公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司机是最了解某些官员不法活动的人，虽然是家庭服务员，但不能得罪他，给官员开车得到的好处是不少的。只要不影响自己用车，司机以车谋私，官员是不管的。特别是那些有劣迹的官员，有把柄抓在司机手里，给他开了几年车以后，不得不给司机安排一个满意的肥缺。最新调查表明，官员的司机是中国当代重要的犯罪群体之一，贪官的非法活动常常有他的司机参与。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官员的工资是有明文规定的。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工资。每个级别有一个最低工资，随着任职年限增长而逐步提高，但有一个最高限。 　　 　　官员的工资有多高？我手边正好有一张跨世纪时期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不同等级官员工资表： 　　 　　表中这个工资标准已经过时。进入21世纪以后，干部的工资大幅度提高。2004年北京市的月薪标准是“三五八一”，即科级3000元，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省部级10000元。其他不少省也仿照北京的标准。除了工资高而且十分稳定以外，领导干部在很多方面有一般人得不到的好处，如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消费等。这些好处一般人用钱也是很难买到的。 　　 　　不同级别的官员住房标准不同。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住得宽敞、舒适得多。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北京很多单位没有达到这个表中的标准。1998年以后，因要停止福利性分房，各部门加紧“最后的晚餐”，中央及中央直属单位的干部一般都达到了这个标准的上限。省、地、市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有些地级市、县级市为市长们建起了一幢幢的小楼，被群众称为“官街”。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20平米，差价就是54.6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2008年到2009年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北京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有中直机关的，有国务院机关的，这些高档新住宅市场价每平米两万元，而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4000多元）卖给公务员。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本来局级干部的住房标准是120～140平米，现在也放宽了），可以得到近100万元的差价！“经济适用房”是卖给低收入家庭的，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没想到，党政官员都取得了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这一情况我写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强烈的反映。其实，我所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局部。 　　 　　在交通方面，北京有些单位的局级干部还有专车。到地方，用专车的干部就更多了。 　　 　　医疗方面，局以上的官员享受保健，不仅医药费全报销， 还有水平较高的医生和好的医疗条件，看病不用像老百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排队。医疗改革后，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享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的40%。 　　 　　此外，中国官员的“职务消费”很高。所谓“职务消费”除了公务用车等以外，主要是指他因公出差、出国或到下面检查工作时的各种待遇。如乘公务舱、住五星级宾馆、吃豪华宴席、公费旅游等。 　　 　　中国官员的工资也不是他们收入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抽的烟一般是“中华”、“红塔山”、“三五”，他们的工资连抽烟也不够。为公司开业剪彩，为商店题写匾牌，都有数量不小的酬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都会有人送礼。下面求他办事还会给“活动费”。中国官员的灰色收入是谁也说不清的。 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宗案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灰色收入”。 　　 　　1995年12 月，原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被揭露，从他家中搜出钱物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在审查他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声称所有的贵重物品和钱财都是开业典礼、过年过节、各种庆典给的礼金和活动费，他认为这些虽然不是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灰色收入。朱胜文住过几次医院，其间，很多人看他，有送花篮的，有送水果的，绝大多数是送钱，计有30多万元，朱胜文在被揭发出来以前被认为是一名好干部，被判刑后跳楼自杀还有不少人同情。2001年，安徽省一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因脚扭伤住院几天就收到下面送给他的几十万元现金。他不敢收，也不能退，只好交给县财政。在有些地方，逢年过节，下级要给上级送红包（现在都用卡）。科长给局长送，局长拿出一部分给县委书记送，金字塔的底下层层向上送，在金字塔上面的人，就收到一笔不小的数目。除了下级官员送以外，私营企业主还得送。 　　 　　在群众心目中，官员是高收入阶层。官员的利益是明显的，在利益差别的推动下，工农群众想挤进干部队伍，一般干部想挤进官员队伍，低级官员又千方百计地向高层次进军。2005年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70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择政府机关的占37.6%，排名第一。2005年11月26日，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据人事部统计，全国有36.5万人参加这次考试，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47%。这次共有10282个岗位，平均每个岗位有35个人竞争，个别岗位竞争者超过2000人。2009年，公务员招考确认参加笔试的人数为104万人，每一岗位平均报考人数为85人，比例最高的岗位是4080比1。 　　 　　由于官员收入不透明，使得一些贪官在“灰色”中得到保护，一些清廉的官员也蒙受舆论的压力。所以，实行《财产申报法》已成为各方面的呼声。所有的公职人员必须对其拥有的财产的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国家监督机关定期作出书面报告。人们称这个法律为“阳光法”，这个法律已在酝酿之中。在这个法律出台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1988年做出惩治贪污贿赂的补充规定，设立了一个新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5年4 月30日，国家颁布实施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在登记时，由干部们自己任意填报，所报的收入数仅是他们真正收入的一部分，这种收入申报徒有形式。 　　 　　　　 　　 　　摘自《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