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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很不喜欢中国的一些俗语，比如“戏子无情”。查了一下出处，“戏子”的说法早于晋代。戏子普遍被认为地位很低，一直是一个贬义词，加上在舞台上表演各种人生，因而被视为圆滑、薄情寡义的代名词。 如果说这算是封建社会的体现，人分几等，职业分成几等，在 1949 年之后，戏子连同歌手、舞者等被统称为文艺工作者，有的更被送上“艺术家”的称号，而这些艺术家，至少从生活待遇上来看，是备受政府尊重的。市场化的今天，演艺人员变成了庞大的娱乐行业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从称谓上来说，算是地位提高了还是倒退了，但是至少在人们谈论艺人的时候，还是时不时会流露出对这个行业的一种偏见。 之所以感触特别深，是前些天台湾某艺人在微博上对某个公共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引来了一众“喝彩”。有的是钦佩她能够不计后果，这点我也认可，毕竟在某些话题上，保持沉默要安全得多；但有些人，比如一些公众眼中的知识分子，则惊讶于她的文笔和思维方式。这让我很好奇，原来在这些人的眼中，艺人是不应该关心公共事务，在政治议题上是没有思考能力的，他们只是戏子。 刚刚公布的九部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中，有五部和政治密切相关，不过这很正常，这本身就是好莱坞的传统。好莱坞和政治的联系一向表现在电影对社会的影响力上，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好莱坞名单事件，就是政府为了清除好莱坞内共产党追随者。 好莱坞一直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诞生了第一位艺人出身的共和党参议员墨非和共和党总统里根。好莱坞影星们从来都不隐瞒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会积极地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广他们的理念。 乔治·克鲁尼一直通过他的电影来批判现实，他反对布什政府发起的伊拉克战争。2011 年，他自编自导自演了讲述美国总统竞选内幕的电影《总统杀局》。虽然他一直透过电影表达出强烈的政治信息，他却不想真正参与政治：“我并不想去影响别人的生活，这也是为何我没兴趣当总统的原因。” “这个节目是自我的觉醒，我需要努力，我有责任让我的国家和人民联系得更紧密。这就是为什么我努力地想深入普通大众生活中的原因。”这是印度影星阿米尔汗解释他为何要主持一档电视节目。虽然他表示无意在节目中触及政治，但是这些社会民生议题说到底还是和政治息息相关的。 第一集是关于印度的女性堕胎问题，阿米尔汗批评政府和社会对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纵容，虽然遭到了一些印度官员的指责，却因为他的影响力推动了社会现状的改变。在他的节目播出之后，印度各邦法院开始审理指控医生非法堕胎的案件，而在之前，法院一直积压不理。 阿米尔汗算得上印度最著名的男演员，他主演的《三个傻瓜》颠覆了我过去对宝莱坞电影的固有印象，单纯的男欢女爱的歌舞场面和故事，被严肃的现实社会话题所取代，电影不再是麻醉剂，电影终于承载起反映现实和促使人们思考、推动社会改变的力量。 在金球奖颁奖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朱蒂·福斯特在台上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虽然她早就告知了朋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媒体也有相关报道。在香港，也有艺人已经这样做，比如歌手黄耀明和何韵诗。从个人的性取向来说，这算不上政治议题，但是当涉及到同性恋婚姻是否合法这个话题的时候，那就和政治分不开了。 如果说，香港还在讨论歧视同性恋是否应该的问题，那在美国，特别是选举的时候，这个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取支持者的关键议题之一，明星的表态往往会影响不少选民。 华人圈的艺人，像好莱坞明星高调摆出政治姿态的不多，娱乐圈的文化和个人的志向差别还是很大。虽然这些年做公益慈善的明星多了，但也只是锦上添花，为自己加分，同时也安全，不碰那些敏感边缘的议题。也因为这样，有艺人雪中送炭显得特别可贵，但愿这是开始，不是最后。

图：画家刘毅／图来自网络 北京，中国——据 自由亚洲电台 22日的报道，为40名自焚藏人绘制肖像的北京宋庄汉族画家刘毅（藏名喜热），近日被北京通州国保两次喝茶。 报道中，刘毅表示，上周四及周日，通州国保找他两次，谈有关自焚藏人的画作，第二次更想把那批画拿走，但他拒絶。另外，他们亦想要刘毅停止画这类画，其实冬天他基本上没有画画，到春天才工作，现在不清楚到时会怎样，这两天他们没有再来。 报道还指出，刘毅上个月将其中12张肖像画放在微博上，账号立即被封掉。 汉族画家刘毅在得知藏人自焚之后开始为自焚藏人绘制肖像，并呼吁人们关注藏人自焚事件。 不过就在刘毅绘画的同时，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仍在持续，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甘肃夏河县博拉乡博拉寺附近，在22日中午又发生了一起自焚抗议事件，一位出生于1987年名叫贡觉嘉（身份证的中文名字又写：贡去乎杰布）的年轻藏人点火自焚，当场身亡。报道称，他是2009年至今的第99位境内自焚藏人，也是夏河县的第十二位自焚者。 FMN

作者： 贾葭   唯一能做的就是上街 —— 反马游行效果初显 民进党在最近两次大选中，好不容易在逃脱外界对其“激化蓝绿”的指责，如果重回街头抗争旧路，对扩充基本盘意义不大，而且又面临“撕裂族群”的指责。 文/贾葭 1月13日的台北反马游行，是自2012年1月民进党败选后发动的最大一次民众示威行动。民进党方面声称有20万人参与，在台北下雨的冰冷天，20万人并非小数字。此次游行，应该视作马英九连任8个月以来的一次民意总爆发。民调数字已经跌到低谷甚至还继续在跌的马政府，恐怕无法像过去那样无视这种爆发了。 此次游行的政治诉求有三：召开国是会议，罢免立委，反媒体垄断。针对这几项诉求，国民党都轻轻以技术原因挡回去。这在游行后更增加了民众对马政府的负面观感。此外，民进党还提出“换总统、换内阁、换立委、换政策”的主张，矛头直指政权更迭，虽说是漫天要价，但却是民进党近期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民进党提出的召开国是会议是为推动退休金制度改革，蔡英文认为这项牵涉大众利益的改革，在体制内是无法运作的，只有透过全社会的充分沟通和对话，才能有改革共识。然则，马政府当然不会与在野党进行这样的对话。所谓“四换”，不仅门槛过高，而且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也不大。至于反传媒垄断，马政府在此前早交付NCC（通讯传播委员会）和“公平贸易委员会”处理。 2012年1月败选以后，民进党内部多数人在检讨对大陆政策的成败，新任党主席苏贞昌也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但其在对大陆政策的描述上仍然欠奉。谢长廷访问大陆后，逼得苏贞昌不得不有所作为，但实际又无法作为——没有政权就没有作为。唯一能做的，就是动员群众，打民意牌，全力投入每一场选举。 毫无疑问，上街是肯定有效的——民进党在去年12月表示要上街后，电价二次涨价暂停，年终慰问金削减，国企奖金减半。反媒体垄断也拿出一些办法，即便被认为是一个没有诚意的方案。这就是在野党显示的力量——虽然民进党的诉求在政治操作上过于空泛，但在发动民意上却是成功的，让民众看到了自身的力量能够些微地改变现状。不管如何，民进党这次是得分了。 观察以后的局势，民进党必须在游行后给民众一个交代和后续动作，所以罢免立委等提议应该会付诸行动。立委在2月1日任期满一年，依法可提出罢免，但因为立法院蓝大绿小，成案机会不大。但这也是民进党作为在野党的办法之一，至少让议题在全社会发酵，造出“烽烟四起”的情势，给政府形成真正压力。 至于苏贞昌说的以后“国会制衡”与“公民行动”并进，例如推动非核家园、“团结社会模式”的年金改革、反媒体垄断等动作，则值得进一步观察。毕竟在野党的行动能力有限，除了诉诸民意给政府压力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月底的台中市立委补选，对苏贞昌而言是个挑战，也是观察此次民意爆发的一个重要指标。 可以肯定的是，民进党在最近两次大选中，好不容易在逃脱外界对其“激化蓝绿”的指责，如果重回旧路，对扩充基本盘意义不大，而且面临“撕裂族群”的指责。现在的民进党，陷入了一个怪圈：不执政，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是提不出靠谱的内外政策，又无法执政。这对苏贞昌来说，真是个巨大的考验。 （原刊《周末画报》） 作者微信：jajiahongkong

叶子草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始于2003年的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标志着新闻审查在收紧审查触角日益深入。 这次改革从2003年提出，2005年展开试点，到2011年基本完成。新闻出版单位被分为两类，非时政类报刊实施转企改制，完全变成企业去竞争发展；而党报党刊和时政类报刊，则只是将内容部门与经营部门分开，广告、印刷、发行等产业转制为企业，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在此过程中，国家组建国家级和地方省级国有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将过去分散的各类新闻出版单位整合到这些国有媒体集团之中。以体制内党报或出版社为基础组建国有媒体集团，将原本游离于体制外的市场化媒体，以产权为纽带纳入到这些媒体集团旗下，实际上是收紧了对体制外媒体进行经济控制和政治监管的枷锁。这与近几年中国出现“国进民退”、加强国有资本在一系列战略产业的垄断潮流是一致的…以前，所有禁止媒体报道某个事件的命令，都是直接由宣传部通过传真发给新闻媒体的社长或总编辑，再由其向编辑部门传达。但传真件很容易留下证据，而且单线 联系，信息很容易被阻断，比如该总编辑说自己在外出差，忘记传达了，或者理解有误。因此现在这些突发禁令已经转变成多渠道的口头传达，有人打电话给总编，有人打电话给值班主编，有人打给网站主编，让新闻单位毫无借口可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