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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开路前辈，谢飞导演讨伐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一纸檄文，再一次地打开了这个蓄积已久的话题，以电影分级取代电影审查，在2012岁末再一次成为中国电影界的热议话题。 如谢飞导演所说，这些与审查制度渊源颇深的导演们，不约而同地愿意从“十年前”说起。确切说是“九年前”。2003年8月，中国广播电视总局电影局开始召集一些著名的独立电影导演开会，并表态“既往不咎”，希望从以前的“训话”状态转为“大家能坐下来谈谈”，概因前所未有，便有报纸把整个过程记载得详详细细：2003年11月的时候，电影局采取主动，电话通知王小帅，让其通知贾樟柯、娄烨等国内著名独立电影导演，终于一起开了个会，会议组织者强调“也不是谈判，是座谈。” 2012/CFP 2012年，电影导演娄烨以个人名义，公布电影《浮城谜事》的审查信息。 2012/CFP 有关崔健跨年音乐会的电影《超越那一天》也经历了超过一年半的送审。 这个“座谈”就在电影学院里进行，成果是一份由贾樟柯、王小帅、娄烨、张献民等七位电影人联名签署的“就所关心的电影问题致电影局讨论提纲”。在张献民的提议下，四点建议在内的整个文书依照规范的公文体写就，也就是所谓 “1113会议的四点建议书”，原文至今也能轻松找到，摘录如下： 1.十多年来中国内地人在内地拍摄的部分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内地影院公映的权利。我们希望电影管理部门能够安排人员和时间对这些作品进行审查，以使部分从来没有经过审查但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规的作品得到与公众见面的机会。 2.我们希望在目前的电影改革的进程中，电影的审查或未来的分级制度能够对社会公开，具体来说就是包括影片制作者、媒体在内的公众可以了解各地审查或分级标准，审查或分级小组人员名单，审查或分级意见可以在媒体上发表。 3.我们认为应该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我们以为分级制的科学性在于首先能够保证电影导演的创作自由，同时对影片的受众范围予以分类和限制。这意味着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引导和控制电影受众，同时导演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创作自由。 4.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物质的发达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希望对本土电影中具有创造性但市场能力有限的电影予以政策性的资助和保护，以保证民族电影文化的长久活力。 时隔九年，再提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电影审查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而那些直接向审查宣战或被动受制于审查的电影从业者，他们又体会到了什么？ “十年前的1113会议，我们提出四点要求和希望，影检公开就是其中的一条，但这四点希望几乎没有一条实现。”电影导演娄烨在电子邮件采访中这样说。 2006年娄烨因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违规放映《颐和园》被广电总局以一纸禁书，被禁5年不允许在国内拍片。2012年10月19日，娄烨的新片《浮城谜事》上映，这是他解禁后回归的首部中国电影。电影是按照原档期安排如期上映的，但在上映之前纷纷扰扰的“二次审查”话题，远成为比影片本身甚至更具有关注度的热点。 9月7日，娄烨在他的新浪微博上宣布，将以导演个人名义，开始公布电影《浮城谜事》的全部审查信息。这是有公开报道记载的中国大陆境内首位导演公开电影审查过程。9月25日，娄烨再次更新微博，宣布与广电总局“达成折中方案”，同时宣布放弃“导演署名”。娄烨说：“这是一个与修改同时做出的决定，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态度和选择。” 所谓的“二次审查”，娄烨在采访时说：“剧本计划、剧本审查用了5个多月，但影片审查只有23天，正好在戛纳首映之前通过，然后在中国上映之前，突然取消戛纳首映的‘龙标’许可，要求重新进行审查程序，并且提出很多新的强制修改的意见，这就《浮城谜事》第二次审查。第二次审查从开始，到我公布审查过程，直至谈判最终达成谅解同意上映，一共41天时间，我所做的修改就是在电影《浮城谜事》的3秒23处的淡出处理，其他没有任何改动。” 娄烨不否认这样的压力存在：“我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我的电影10年不被允许在我的国家上映。”但他更看重这样的价值所在，一部按照导演意愿创作的电影，而不是一部被权威力量强制修改的电影，尤其使娄烨感到幸运的是，在这个价值取向判断上，他和他的制片人，监制，以及影片的投资人都达成了一致。 足以令所有的旁观者们感到意外，娄烨对自己以及自己所面对的制度，给出的是这样的总结：“我们都对不合理的检查制度负有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电影《浮城谜事》的作者的观点。” 当然，在审查制度面前，保持斗争姿态的娄烨和他的《浮城迷事》是绝对的异类，对于绝大多数的电影和电影人，“龙标”只是制作影片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正如完成一部电影所面对的千千万现实存在的问题一样。 2010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一场跨年摇滚交响音乐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3D中国的总裁白强作为3D电影的制作人，同时身为崔健音乐的忠实拥趸，决定用3D实拍的方式记录下这场别具意义的音乐会，拍摄为电影《超越那一天》。 至2012年5月，电影《超越那一天》在北京举办首次内部见面会，直至2012年底参加在韩国釜山的3D电影节并且获“特别贡献奖”， 有关这部崔健3D音乐电影的“龙标问题取得”，始终是引人遐想的所在。  制作人白强不否认这是长达一年半的漫漫过程，却并不想为迎合揣度而虚构出所谓艰难，反而强调造成周期漫长的客观原因，首先，第一次在中国参与电影制作的他，对于申报审批流程颇为生疏，致使了人为的延误；其次，崔健所负责的后期音乐制作部分耗时近九个月，某种程度上也大大拖后了送审的时间。 “至于真正的送审过程，整个流程的运作总体说是顺畅的，真正的当局决策者反而不少可以轻松表达自己对崔健音乐的喜爱，反而地方基层的办事人员，远比真正的决策领导谨小慎微。他们表达担忧、设置障碍，这反而成为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应对的最大问题，和审查本身并不直接相关的官场文化，反而是我至今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最明显感触。”白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经过审查，电影《超越那一天》所作出的调整包括：作为影片主线的摇滚交响音乐会纪实部分，去掉《最后一枪》整支歌曲；《红旗下的蛋》歌曲中间进行了小部分的内容调整；在歌词字幕部分，回避了比如“去你妈的”这样的字眼。 对于这样的结果，作为电影制片人的白强表示愿意理解并且接受，在他看来，针对电影这样一种具有特殊直观性和强大影响力的媒介，审查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电影从业者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之一。 远比审查本身更令白强感到悲伤的是，可能是潜意识内的“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可能发生于监管部门，或者来自电影从业者本身，甚至可能就来自电影观众。 白强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最初我们定下的影片名是《一无所有》，但是因为实际上这个词已经被别的电影使用，所以我们又在积极地寻找新名，与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工作的办事人员很年轻，只有20多岁，他提出这样的疑问，你们拍崔健的电影？他解禁了么？提供一份解禁崔健的证明来吧。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连当年崔健被禁这样的证明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我们说明了情况，小伙子表达为难，他说‘你们拍点什么积极向上的题材不好呢？’”白强说：“这句话至今使我非常难过，他才二十几岁的年纪。这可能是你、我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问题。”

18 廉价中国的终结 2012-12-24 22:26:28 浏览 14449 次 | 评论 9 条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4年准备一次《全球趋势》报告，在总统大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之前，提交给下一任总统作为施政参考。在2012年12月10日提交了长达166页的最新报告《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不过美国将依旧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对此，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帕特里克·霍瓦内茨认为，中国目前仰赖的出口模式无法持续：“如果中国想要生产超过消费，则世界其他国家就要消费超过生产。但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无法继续这种消费模式，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出口呈现缓慢成长。” 《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指出，未来企业、创意、资金以及科技研发，将会转到亚洲。中国的经济模式也会因此逐渐转型并取得优势。而新兴国家如中国等，将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发挥影响力，而排挤美国的势力。 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告诉美国之音，其实最新的预测是在2016年中国就会超越美国。他认为报告当中提到的因素，如能源、金融、水资源等等，都是物质因素，但其实美国面临最大的危机是内部的社会问题，他分析：“其实美国最大的危机是物质以外的，社会价值、精神方面、教育等等这些，才是最大危机。我举几个例子来说，他们(美国)监狱的人口有600万，无论是绝对数目或以人均来算，都是全世界最多的。600万比斯大林时代古拉格的人口还多。加州花在监狱的钱，多于加州花在大学的钱。这是一个指标。另一个指标就是枪击造成的死亡，每天有87个人死于枪击，17个是小孩。” 报告指出，美国将达到能源独立，而丰富的天然资源及军事力量也将让美国保持竞争力。至于人口逐渐老化的地区如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将出现经济减缓的现象。而到了2030年，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中国，百分之八以上的经济成长率将成为历史。 林中斌认为，美国在资源方面的确得天独厚，不过他认为美国还有另一个强项，将让美国不会如历史上其他帝国一样崩溃，而会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林中斌说，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针对历史上几个帝国的分析，包括罗马帝国、中国的明帝国、厄图曼帝国、奥匈帝国、前苏联帝国等，都是一下就瓦解了，但美国不同。林中斌说：“这些帝国的特性是没有一个自省的能力，美国不同，美国不断在反省，不断的有不同意见提出来。我觉得这个能力它(报告)没有提到，这个会拯救了美国。这个能力，保证了美国在未来很多很多年，甚至几十年，仍然是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 《2030年世界趋势》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崩溃或是急速从世界舞台上后退，将会造成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出面取代美国扮演的稳定角色，包括面对来自伊朗和中东动荡局势的挑战。 报告指出，如果美中维持稳定关系，全球经济规模将可达到132兆美元，各国都可受惠。但报告也说，经济危机、疾病、区域冲突和气候变化，将是变数。 中国同样也面临隐患。香港浸信大学的让皮埃尔卡贝斯唐认为，北京当局也体认到要继续增长，改革是必须的。他说：“我想北京方面认知到，中国采行的增长模式及一党体制必须要进化，同时进步成为一个更开放的多元化政治及社会体系。至于要花多长的时间，以及将面临哪些挑战，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引擎，它产出的电视，智能手机、钢管和其它物件轻松的超过美国的年产量。中国现在占全球制造业的五分之一，其工厂产出是如此大，如此廉价，以至于他遏制了许多贸易伙伴的通货膨胀。但中国廉价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成本正在飙升，从一直工厂密集的沿海省份开始。土地价格上涨、环境和安全法规和税收都占了重要一席，但最关键的还是是劳动力。 香港渣打银行曾发布一项覆盖200家香港制造商在珠江三角洲运营的调查。它发现工资已经上涨了10%。富士康，一家台资合约制造商，为苹果制造ipad(以及更多的)在深圳，上个月上调了工资16-25%。不像以前那么便宜了，Kolcraft这家在中国南方制造手推车的合同承包商的 Dale Weathington感叹道，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0%，在过去的四年中，他抱怨道。 中国的沿海省份正在失去他们对大陆工人的吸引力。Kolcraft的情况是典型的。当上海美国商会问询其成员关于他们最近最大的挑战时，91%的回答是”成本上升”。腐败和盗版远远落后。劳动力成本(包括福利)在广东的蓝领工人一年上涨了12%，以美元计算，从2002年到2009年;在上海，每年是14%。罗兰贝格公司估计，对比 菲律宾 和墨西哥分别只有8%、1%。Joerg Wuttke，一位中国欧盟商会资深的实业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制造的成本可能会翻两番到三番。AlixPartners，一家咨询公司，提供了这个有趣的推断:如果每年中国的货币和运输成本上升5%，工资每年上升30%，到2015年在北美制造将和在中国制造然后运输至美国一样便宜。 效应可能会较慢，但趋势是明确的廉价的中国正在褪去。谁将取代它呢?工厂将会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贫穷国家吗?这是传统的看法，但这是错误的。PPC为电视做连接器的Brian Noll表示，他的公司认真考虑将其运营搬迁到越南。那里劳动力便宜，但越南缺乏可靠的供应商的服务如镀镍、热处理和特殊冲压。最后，PPC决定不离开中国。相反它在靠近上海的工厂，增加了更多自动化流程，取代一些(但不是所有)的工人的机器。中国以外的国家劳动力成本通常低30%，通用电气副总裁 John Rice说，，但这通常是抵消了其他问题，特别是缺乏可靠的供应链。通用电气确实在越南开设了一个制造风力涡轮机的工厂，但Rice坚称，人才是吸引，而不是廉价的劳动力。多亏了他工厂在一个大政府船坞附近，他的工厂能聘请世界级的焊工，除了商品业务外，”胜任力总是会胜过成本，”他说。 Sunil Gidumal，一个来自香港的企业，为Harrods， Marks& Spencer及其他零售商制造饼干外包盒。他广东的厂子，原本占三分之一的成本的工资已经翻了一倍，在过去四年里。工人在斯里兰卡便宜35-40%，，他说，但是他发现那里效率更低。所以他是在中国保持较小的工厂为美国和中国的国内市场服务。只有运往欧洲的罐头是在斯里兰卡制造，因为运输成本低于中国。 Fung Global Institute的Louis Kuij，注意到一些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行业，如T恤和廉价的运动鞋，已经离开中国。一些公司正在使用一个“中国+1” 战略 ，在另一个国家开设一个工厂去试水和做后援。但中国的沿海地区有持久的优势，尽管成本飞涨。首先，它接近蓬勃发展的中国国内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其它国家有如此多的新富有的消费者强烈要求的东西。其次，中国的工资水平可能会快速增长，但中国的生产率也同样如此。精确的数字存在争议，但这种趋势却毫无异议。中国工人支付更多因为他们生产更多。第三，中国是巨大的。它的劳动力池足够巨大和灵活以适应季节性产业。一家组转iphone的工厂在应对突然的需求时，能够半夜把8000工人从他们的宿舍召来并分配到组装线上，不是第二而是午夜。没有别的地方能如此灵活可行。第四，中国的供应链是复杂和柔性的。正确衡量制造业竞争力不是通过单一比较劳动力成本，而是比较比较整个供应链。即使劳动力成本占据了四分之一，不可靠或不可用使许多组件在其它地方比起来根本不经济。一家制造业咨询公司认为，中国电子产品制造的供应链如此之好，至少10到20年没有地方能停止这种主宰地位。这种优势同样适用于低技术含量的行业。 中国内陆的工厂将取代它的沿海地区。一些内陆省份，如重庆，现在吸引外资差不多如同上海，更少的农民工不愿意从内陆回归到沿海工厂的原因是那里有大量的离家更近的工作。 但制造商不仅仅是迁往内陆地区寻找廉价劳动力。首先，它也不便宜多少。华为，一家中国电信公司报告说，硕士学位工程师的工资甚至没有比它在深圳低10%，Kolcraft考虑搬迁到湖北，但发现总成本最终将只有5-10%低于沿海地区。Topline考虑迁往内陆，但发现巨大的额外成本，物流未充分发展，Topline的整个供应链仍在沿海。它决定留在那里。迁往内陆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成本，例如它需要花更多的钱来船运货物从中国内陆地区比从上海到纽约。经理和其他高技能员工通常需求大幅加薪以同一从沿海城市搬移到偏远地带。重庆有3千万人，但其反腐运动如此暴力，使得合法商人以及骗子都受到惊吓。那些在中国内陆地区投资的公司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消费者居住在那里。 有这么多的内陆城市正在蓬勃发展，这是一个诱人的市场。但当做ipad和智能手机出口，世界工厂的优势仍将在中国沿海省份。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地方将建立更好的道路和港口以及供应链。最终，他们将会挑战中国的沿海地区控制的基础制造业。所以如果中国蓬勃发展，那其制造必须向价值链上游转移。而不是组合那些在其他地方设计的复杂产品，他们需要多做设计，他们需要使产品具有更高的利润和提供更佳的服务来增值。 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开始已经这样做了。华为在深圳的庞大的企业校园是有借鉴意义的。这家公司由一个前军官创立，一直得益于政府多年来的扶持，但是现在它更像一个政府后盾的西方高科技公司。它的经理人员是一流的，其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学习来自IBM和其他 美国 咨询公司的建议。它已成为高度专业的公司，其创新令人印象深刻。华为2008年国际专利申请比任何其他公司都多。有迹象显示，至少 中国 的民营企业已经严峻认识到知识产权，华为在知识产权中争斗，他不仅与跨国公司也与中兴通讯，这家同城竞争对手，中兴同样希望由一种低成本电信设备制造商向创造者性感的新消费产品转变。 中国还没有足够多的华为，但是它吸引了大量的聪明的年轻人们想去建立一个华为。每年另一波“海龟”——海外学习或工作过的人返回祖国，许多人有着在世界上最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 大学 的经历。许多人亲眼目睹硅谷的作品。事实上，硅谷老兵们已经建立了许多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例如百度。 然而，有一些成为趋势的事情短时间便可逆转。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白宫会见大公司总裁，商讨解决提振就业的难题。奥巴马要求乔布斯将苹果公司迁到国外的部分生产线迁回美国，乔布斯当即拒绝，告诉奥巴马，美国流失的工作职位永远不会回来了。但不到两年，苹果公司现任总裁蒂姆·库克接受NBC电视访问时宣布：公司斥资一亿美元，将苹果手提电脑Mac的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 苹果公司早在十年前就不在美国本土制造产品了。库克没有解释决定将手提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的原因，但他告诉《彭博商业周刊》：“我认为我们确实有责任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苹果的手提电脑，由台湾鸿海集团在中国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制造。苹果并没有打算终止与富士康的合作，富士康将跟进苹果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的行动，来美国开设厂房，生产苹果产品。到时，苹果手提电脑由“中国制造”变成“美国制造”，就有更纯净美国血统了。 库克的宣布，对深受失业率居高不下困扰的美国经济，是一大利多消息，是2013年美国经济的好兆头，兆示着新的一年，美国或将出现制造业重回美国的风潮，“美国制造”东山再起。其实，近年来，制造业重回美国的风潮已悄然兴起：美国的公司，电子、汽车与机械、医疗器材、化工，等等，已经让或者正在让过去十几年迁往国外的部分生产线回流，比如通用电器公司雇用更多的美国工人生产其公司的家电产品，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在密西根州增加一千二百个工作职位。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的调查表明：美国有73%制造厂商的高层正计划或者正在把企业搬离中国，其中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愿意把工厂从中国搬回美国。 美国企业的回流，有着共同的原因。其中当然是对奥巴马总统近几年来不断呼吁美国企业回流做出回应，也就是库克所说的，有责任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但更主要的是：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制造业低成本的国家，尤其是较低的能源成本;并且制造商们在国外闯荡了几年发现，美国才是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的调查还表明：一些大企业把生产线迁回美国，是因为在美国取得融资比较容易，还觉得过去把生产线移到国外的路子走的太远了。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发现，他们在中国的工厂生产费用节节上升，本来生产线外移为降低成本，却遇到许多料想不到的成本。近几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保持每年17%的涨幅，到2015年，在中国设厂与美国区别不大，而美国工人的生产力较中国高出3.3到3.4倍，加上美国工厂的自动化程度高，中国廉价劳工的吸引力对美国企业而言已不存在了。 库克宣布苹果手提电脑离开中国也许还有深一层的原因：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企业恶劣的生产环境使得公司饱受指责，被 人权 组织批评在专制国家的血汗工厂生产产品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而考虑离开中国的 美国 企业恐怕也不止苹果公司一家。波士顿大学教授萨伦说：“一家公司说他们想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这很好。但只有一家公司带动起一场连锁反应，或是成为一场更大 经济 转变的一部分，才能够真正对国家有所帮助。” 对于中国企业界来说，舞曲已经放完。今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可能会出现十多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并可能造成失业，使经济增长迈向消费驱动的必要转型难以实现。投资过度、实际利率突然升高、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企业不堪重负。 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北京推出一轮蔚为壮观的经济刺激，但错误地将刺激措施瞄准投资和出口。2004年，投资占经济产出的41%，已经过高;2011年又进一步升高至46%。相比之下，日本繁荣时代的最高投资率只有36%，韩国只有39%。经济刺激以及所有其他投资或许帮助很多资本密集型企业启动了项目，但项目启动过后呢?在投入这么多资本的情况下，增加的投资恐怕是被浪费掉了。它让企业变得低效，于是产生亏损。 中国经济的根本缺陷是它不为自己的消费者服务。高投资率的另一面是低消费，2011年消费率已经从10年前的45%下降到35%。让我们回到经济理论上来：生产是为了消费，投资是为了能够生产更多东西。一个国家不可能无休止地增加投资占产出的比例。归根结底，中国的经济战略是一条死胡同，因为这些投资在一段时间过后会变得无利可图。到某个时候，企业通过增加投资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将卖不出去，从而导致利润大幅下降。今天的中国就是如此。 如果说这还不够严重的话，企业还必须面对其他一些不利变化。中国2008年之后的大规模货币刺激点燃通货膨胀，已经烧到了劳动力市场。2009年以来工资上涨43%，2007年以来按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22%。这抹掉了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另外， 人民币 兑美元也不再处于低估状态。 除了过度投资和工资快速上涨等问题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2010年末开始，随着北京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实际利率水平也开始上升。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也使得靠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失去了为实现增长所需要的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民营企业已经重新评估了它们的投资需求，并有可能进一步削减资本开支。2012年夏末北京稍稍放松了货币政策，但这只对大型国有企业有帮助，而大型国企并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或许也对产业扩张稍稍有所助益–正如本周数据所显示的那样。过去数月，韩国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资本商品出口增速也在加快。 但是，如果北京大幅放宽融资条件，像2009年那样实行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也仍旧不会有所帮助。如果算上国有银行的隐性负债，政府债务负担远高于官方数字揭示的情况。除非让债务负担变得过重，否则北京并没有多少实施刺激计划的空间。此外，大量资金外流削弱了银行的流动性，从而更难以利用银行为经济扩张提供资金。如果政府推动投资增加，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活动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会受到更大冲击。 部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人虽然承认中国存在投资浪费的现象，但他们仍然认为消费者将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中国经济仍有非常不错的增速。但如果企业削减投资，消费者收入会随着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速放缓而受到影响。这可能会导致需求不断萎缩，而需求萎缩注定又会增加债务负担、大幅拖累经济增速;此外，这还可能会令 金融 体系承受重负。 因此，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呈现的状况是消费率上升，但整体经济年增速随着投资率下降而降至最高5%的水平。但与看好中国的那些人所想象的不同，消费率上升不会带动经济强劲增长并让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接近前些年的水平。 从长远看，经济增速出现类似放缓可能对中国有益，因为经济政策将变得更加理性。如果北京能停止娇惯国有企业，推行 改革 以确保投资效率，提高家庭收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并减少繁文缛节，那么 中国经济 将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对于企业来说，它们需要重新调整以面向消费者。相比没有出路的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将更欢迎收入和消费的更快增长。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北京能认真推行改革，并大幅放松对利率和 汇率 的管制。  

随着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收到的短信和邮件越来越多，往超市和药店跑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最后两周的业余时间，大部分是穿梭在各大超市和药房，帮在国内的家人朋友同学和同事邮寄奶粉和保健品，而最让我头疼的是婴儿奶粉。 偶尔下班，和同事一起走回去，每次都了超市，我都会对对方说：“我要去超市看看是否有奶粉卖。” 有一天，这位同事终于忍不住：“你又没小孩，为什么每天都要去超市看有没奶粉卖呢？” “瑞典的超市里的奶粉不多呀，我要帮很多人买，所以要经常去看看，如果有就先买了攒着等够了一箱再邮寄。” “为什么要在瑞典买奶粉邮寄回去这么麻烦？你们中国这么大，奶粉都没有卖吗？”看着这位同事天真无邪的脸上满脸的困惑，我使劲地搜刮着各种英文术语，“三聚氰胺”、“肾结石”、“有毒”，不过搜刮了半天，发现自己还是很难用英文讲得清楚为什么我要在瑞典跑来跑去买奶粉邮寄到半个地球那么远的中国去。 最后，我很婉转地告诉他，我们国家生产的奶粉不够安全，稍微有点经济基础的家庭都会选择买国外的奶粉给小孩吃。 “What?给小孩吃的奶粉不安全？”这位同事，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在他看来是给小孩吃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安全呢？在一个吃苹果都不用洗的社会里生活，他自然是很难理解这么辽阔的国土这么丰富的资源的我国，生产出来的给小孩喝的奶粉，是不被信任的。他自然也很难理解，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曾经让中国的这么多还处于懵懂年龄的小孩过早地经历了本不应该经历的痛苦。而且，这样的痛苦还在继续，而给他们带来了痛苦的人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更可怕的是，类似的事情依然不断。 我留下这位同事独自困惑，转身向超市的方向走去。这一天的运气很好，超市刚好有货，目测了一下，大约有10盒。我开心地跑回酒店，把上一周已经买好的5盒奶粉带上，再买4盒刚好可以邮寄一箱。当我兴冲冲地扛着我的5盒奶粉回到超市邮局，准备去多买4盒奶粉时，发现奶粉的架子已经空荡荡了。这让我相当沮丧又懊恼，后来同事听说后笑我：“你看你多笨啊，你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了，再回去拿呀！你不知道即使是在瑞典，也有很多中国蝗虫吗？”是啊，多笨的我啊。 为了在瑞典的最后一周把所有的奶粉买齐并邮寄，我坐上地铁，开始了长途征战。每到一个地铁站，就走下来到附近的超市看看是否有奶粉，然后在继续下一个地铁站。在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成功地往半个地球之外的广州邮寄了8箱奶粉，每箱9盒。 在离开前的一天，早上起床打开手机，收到好友的短信：“听说你在瑞典，可以帮忙邮寄一箱奶粉回来吗？”于是，利用中午吃饭的空隙，跑到超市，这一次居然碰到超市刚好进货，我兴高采烈地把打包好一箱奶粉，准备付钱邮寄，却发现我的信用卡已经严重透支了。打电话到信用卡中心，对方很有礼貌地告诉我，我的可用额度是508元，临时额度已经调整到最高，没有调整的空间了。我只好打电话向广州的同事求救，否则，自己连回家的钱也没有了。 我想起去年和同事一起在瑞典出差，他周末去超市买奶粉，但是跑了几间超市看到的都是空空的货架。于是，他生气地拍了一张图片发到微博：“哪个中国的蝗虫，把超市的奶粉都买光了？一盒都不剩！！”这张图片，引来了很多同事的围观和讨论。 这真是一件很让人寻味的事情，我们同样地来自中国，同样地在找寻奶粉，但是，却是带着有色的眼睛冷嘲自己的同胞。不过，这件事情，改变了自己的买奶粉的行为，无论是超市有多少、自己需要买多少，我总会留下几盒在超市里，也许某个同样是来自中国的朋友，会因为这样而多几分欣喜，也许某位生活在瑞典的同胞，会因为这样而少几分困扰。事实上，我到处买奶粉的行为，连自己也变得底气不足，每次拿着几盒奶粉埋单的时候，我的额头似乎就刻着“中国蝗虫”几个大字，我为此深感羞愧。 我的内心也开始发生了转变，在以往，我总觉得，我能够帮助别人，感觉很开心，但是，当现在，当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穿梭于各大超市找寻奶粉的时候，我觉得很心虚，很担心自己这样的行为会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困扰，就像我们在香港抢购奶粉的行为已经给香港的同胞带来了影响一样。以往，偶尔间去香港，我一定会打电话给亲朋好友，问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我就会狼狈地大包小包地带回广州。不过，现在，当我看到香港的商场里面，那些托着大小箱子的内地同胞，出入不同的店铺；当我看到很多内地的同胞在香港的马路上的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我意识到我们的到来，打搅了别人的生活。于是，我会选择静悄悄地去静悄悄地回，因为，担心自己的行为，在帮助了一些人的同时，却又给另我一些人带来了不便。是的，我自己也已经陷入了困扰，帮人和扰人，其实只是一线之差。我们，总不能一直是这样地生活吧。 同时，我也在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千里迢迢买奶粉？为什么叫嚷了这么多年的奶粉安全问题，依然困扰着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为什么大家可以忍受，宁愿选择国外邮寄的方式也不选择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么迅速、我们的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么强，却连食品安全这样最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没有答案，而可悲的是，我依然需要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穿梭在各大超市，为在国内生活的亲朋好友买奶粉。事实上，我真的很心疼花在超市买奶粉的这些时间……（文/ smilings ）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在過去15年內，中國大陸增長最快的，並非經濟與出口，而是網路覆蓋與網民人數。其規模，在發展中國家固然是首位，在發達國家，其增長亦是第一。 猶記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人民即時接收到訊息，表達出輿論的只是極少數，改革開放雖然進入新階段，但網路流動只步入初階段，網民人數只有62萬左 右，只及中國人口的二千分之一，時至今日，已增加至接近5億4000萬，15年內的增長率是870倍左右，普及程度已接近四成，且已由城市攻入農村，農村 網民已接近1億5000萬，竟然是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相反，在往下的15年，可能是農村的網路化。 變成網民，是生活質素的提升，有多餘 的錢用來上網，最低限度已脫離貧窮線，試問非洲的飢民，怎會想到上網。是消費模式的改變，除了玩樂，便嘗試上網，最後上網亦變成一種玩樂，是思想方式的大 變，希望擴闊視野，增加見聞，接觸社會，甚至想知道周邊的同胞，自己的國家，究竟是怎麼模樣，假若同胞受到壓迫，國家面對極權，網民的反應，又會是怎麼樣 呢，因此到了今天，網路已和政治掛了鉤。 15年前，香港的遊行及集會數目只有1190，到了去年，竟然增加到6878，增幅接近六倍，原因是網路的流行，促成資訊的流通，以前要逐個電話打，如今一個短訊，便傳遍全港，九年前的七一遊行有50萬，假若到了今天，肯定起碼多出一倍。 雖然是思想封建、資訊落後的北非，網路的流通，仍然可加速茉莉花革命的活躍程度、傳播範圍，茉莉花革命的訊息，竟然立即傳達到中國大陸；大陸的網民，立即發 動在幾十個城市，進行散步式的行為，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政府立即採取一級的行動，進行驅趕與拘捕，這一關是避過了，但日後網民的下一步，又如何應付呢？相 連的香港與大陸，又會不會有一天，出現協同效應呢？ 今年初廣東烏坎村的抗爭行動，網路發揮了相當的作用，結果省政府要妥協，答允村委的若干 要求，容許村民的民主選舉。這種訊息，立即透過網路，傳遍全中國，在中國若干地區，亦立即出現抗爭行動。最近李旺陽的「被自殺」，真相的被封鎖，是當權者 的最後反擊，但這種反擊，能改變今日的網路形態嗎？ 由於改變絕無可能，因此不能否定它的存在，亦因此在7月5日，當聯合國理事會在日內瓦通 過了一項互聯網自由化的決議案時，中國竟然投下贊成票，支持個人在網路上的自由，作為保護人權的條件。但中國對此亦表達了保留：對不法行為與違例內容，需 要法規管控，這種行為與內容，當然包括政府刻意打壓的散布惡意謠言，煽動非法聚集，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國家穩定，直指維權與民運份子，為此築起防火牆；但 網民卻輕易透過網路，成功翻越防火牆，不惜跳火坑，進而影響政治生態。 今日的網路形態，反而可以形成虛擬實力，造成模擬權力，在無形壓力之下，出現無限張力，有助公民社會的成長，推動未來中國的民主進程。今日的冰島，不是藉著網路，去挽救經濟？台灣不是透過網路，去洞悉民情？ 世界新聞網 社論

不小心被组了团，主体是一大帮官媒人士。 降落台北桃园机场，入境处便有了气氛，看着长长的通关队伍，有人猫腰越过拉起的绳子，被值班员拨拉回原位，后面的这才安心去排队。一对中年夫妻分排两边，妻子见丈夫前面人多一些，便大声叫他过去。 我前面的台湾老太太，未在登记表上填写儿子电话，通关姑娘笑眯眯地请她打开手机，帮老人找到号码，一一填上。 接站处台湾人举起牌子，大陆人趋前，有人大声招呼，对方忙做手势，令其保持安静。 陆续下来的十几个人，老的银发飘飘，少的黑发披肩，神情拘谨而紧张，他们对接待员提出各种要求，买卡，换钞。双手紧紧握住自己空空的行囊，两眼狐疑闪动。 午饭，各人坐在自己熟识的人群之中，一帘之隔的隔壁传来喧天声浪，一堆女人持续哄笑着，这边忍耐地听着，似在重温某个瞬间，有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又一个熟悉的场景复制到了台湾。 服务员已见怪不怪，他们努力做出平静的表情。 晚宴，当蒋经国之子——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讲话时，某报官员的手机响了，他挺直身体站在离会场不远的地方，大声通话，侃侃而谈的蒋显然受到影响，他目光指向发出噪音的方位，停顿了片刻。当服务员走近劝阻，打电话的才慢悠悠走出会场。 一些人站起来使劲拍照，全然不顾阻挡了别人的视线。 蒋先生的主题是：同文同种，都有一个身份——中国人。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大陆和台湾用法并列，自此成了惯例。 故宫博物院，只要大陆人汇集，立马就有了紧张感。嘁嘁喳喳，嘁嘁喳喳，每个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发声器。与日本人整齐的队形相比，陆客一定是扇形展 开，犬牙交错，封锁了下行路径。进入展区，轻易就在展品面前做成一堆，最前面的一定罩住后面的视野，这里隐含有占便宜的心理。更有甚者，一中年妇人慌张奔 走，扯起嗓门叫喊：快过来，这儿有宝贝！ 禁止拍照的告示，好像就不存在似的，不断有闪光灯发出的声响，被巡视员制止时，拍照者无一丝羞愧，反而露出一副被侵犯人权的愤怒表情。 博物院进、出口标示非常清楚，但有些大陆人就要从出口进，由进口出。使劲掰门，抢在正常进出者之前抢先迈进一只脚。 等车的地方，烟枪们叉开腿，凑在一起吞云吐雾，随后很自然地把还在燃烧的烟扔在地上。我惊异的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这有多么不好，他们也好像看不见周边鄙视的眼神。 我的脸却是微微地涨红了，因为人家会把我看成一伙：陆客。 故宫邮局，在为土特产购买者留地址特设的小屋里，没有一支笔回到原来的位置，他们像被主人遗弃似的，散落在窄窄的台子上，周边有纸片、瓜子壳为伴。 有些手热情地伸展，以为对方会欣然接受自己的美意。北京某报官僚，三句不离西门庆，自诩搭讪有术。当他伸手去搂抱姣好的女服务员时，对方客气地掰开 了那只自我感觉良好的爪子，“我们合张影吧？”西门庆喃喃自语，对方摇头拒绝。此人到了佛光山，又一次把手伸向和蔼可亲的女法师，人家似被蝎子蛰着了般跳 开，眼里写满了惊恐。 合影还有别的用途。在每一次抛头露面前，都有人吩咐随从为自己拍照：“多拍几张！拍清楚了！”在佛光山接受星云大师接见前，官媒们的部下几乎都拿起高级相机，站在离大师不远的地方，一俟主子近前，做握手状，便连按快门。 一鸡汤杂志首脑，官腔官调，眼睛里一副苍茫大地舍我其谁的模样。在媒体高峰论坛上，他上台前继续发出指令：“拍全景，把横幅和主持人陈文茜拍进 去！”随从惟命是从，匍匐于主席台下，反复调整角度。当主持人发问：何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时，此人朗声答曰：让读者感到幸福。全场愕然，主持人质疑：那钓鱼 台问题，你如何让读者感到幸福？此人语塞。“抗日游行出现打砸抢时，你是否认可他人的评价——素质低？”“那不是素质高低的问题，是爱国热情！”此人怒目 圆睁，发表宣言：别人无权评价中国人！他们不理解百年屈辱的中国人的感受！国际法之类的那些条约是强加于我们的，以前我们忍让，当我们国力强盛之后，就该 冲破那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了。在遭到《亚洲周刊》总编辑、中央社董事长和新加坡某报总编辑的驳斥后，此人声调更加高亢，俨然一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大公鸡。 全场愕然，掌声四起，那是喝倒彩，里面夹着让其滚下台的怒吼，他却以为得到了“爱国者”的支持，声音越发激昂起来。 在论坛进行过程中，骇人的异响来自台下，那是另一个陆媒官僚发出的咳嗽声，一声紧似一声，令人有喘不过气的窒息感，银发飘飘的咳公端坐于贵宾席上，不掩口，也不退席。 七天的旅行，在台湾这个背景上，大陆某些人的品貌愈发清晰起来。日薄西山的官媒从业者，在彬彬有礼的台湾同行面前，除了顽强地表现着自己所剩无几的傲慢外，几无任何尊严可言。 摘自老愚《宝岛行记事》第一篇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