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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 | 熊飞骏:“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人类世界古往今来都不能做到消灭 “ 疯子 ” 。一个世纪以前 “ 疯子 ” 在任何国家地区都是个别现象。整个国家都堕落成 “ 疯子 ” 则是近百年现代极权专制的产物。 二十世纪产生了几个著名的 “ 疯子国家 ” : 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毛中国、红色高棉柬埔寨、萨达姆伊拉克、金二世北朝鲜。毛中国的 “ 疯子景观 ” 年长的国民应该不会健忘。大跃进时期,一个又一个的 “ 高产卫星 ” 让中国的粮食 “ 统计产量 ” 一夜间翻了几十倍。主流媒体报导的稻谷亩产量高达十三万斤(广西环江县),蔬菜亩产五百万斤 …… 连中国的科学泰斗钱学森教授也在报纸上言之凿凿的进行 “ 科学论断 ” :粮食亩产量可达五万斤?连科学泰斗都成了 “ 疯子 ” ,就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 “ 疯病 ” 是能够传染的,毛领袖被各地上报的 “ 高产卫星 ” 兴奋的头脑发热,也出现了间歇性的 “ 疯子症状 ” ,居然号召国民 “ 每天吃五餐 ” 。 “ 每天吃五餐 ” 没有持续多久,随后全国陷入了亘古未有的可怕大饥荒,中国人活活饿死了三千七百多万!要命的饥饿也没有治好人民的 “ 疯病 ” 。河南信阳地区饥饿使人相食,很多村庄十室九空,一个冬天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可 “ 干部们 ” 却在沿路设立关卡,把出外逃荒要饭的农民打成 “ 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 ” ,抓回去施加令人发指的恐怖刑罚 …… 随后的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中国成了标准的 “ 疯子国家 ” 90% 以上的国民加入了 “ 疯子队伍 ” 。 兄弟互相告发;妻子揭发丈夫的 “ 反革命言论 ” 把丈夫送上监狱刑场;儿子和老子 “ 划清界线 ” ,通过当众残酷鞭打侮辱亲生父亲来表明自己的 “ 一颗红心 ” ;全民对 “ 伟大领袖 ” 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唱完《东方红》之后再唱《国际歌》,一边讴歌 “ 他是人民大救星 ” 一边高唱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 …… 斯大林在巩固政权后,居然向自己的军队开刀?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 4 万余人被清洗,其中 1.5 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 5 名元帅中的 3 人, 4 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 3 人, 12 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 67 名军长中的 60 人, 199 名师长中的 136 人, 397 名旅长中的 221 人 ……。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 “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德、日两国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 红色高棉在夺取柬埔寨的政权后,居然疯狂到在这个国家进行 “ 消灭城市 ” 的革命,号称 “ 东方巴黎 ” 的首都金边三天之内成了空城。短短三年时间,柬埔寨四分之一的国民(近 200 万)被屠杀虐待致死;全国知识分子屠杀得只剩下不到 10 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 …… 金二世北朝鲜的 “ 疯子景观 ” 还没机会对外曝光,但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亲身体验过金二世子民的 “ 疯症 ” 。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西方医生免费让几百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可那些刚恢复视力的患者却泪流满面地向 “ 敬爱的伟大领袖金将军 ” 磕头谢恩,举拳发誓 “ 永远忠于 ” ;同时对治好他们眼病的 “ 帝国主义医生 ” 投来仇恨的目光 …… 这个国家的 “ 人民 ” 确然疯得很厉害。 二十世纪最早的 “ 疯子国家 ” 是纳粹德国。德国一直是一个 “ 理性务实 ” 的国家,这个国家能成为 “ 疯子 ” ,足以说明 “ 训练疯子 ” 手段的巨大破坏力。 训练疯子的手段主要是 “ 新闻管制 ” 和 “ 谎言轰炸 ” !百年前的世界没有普及率极高的现代意义上的 “ 新闻 ” ,所以只能出现 “ 疯子个体 ” 和 “ 政治恶棍 ” ,却不可能出现 “ 疯子国家 ” 。 下面以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为例,来说明 “ 疯子国家 ” 是怎样练成的。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 “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首先得征服宣传者。征服宣传者的主要手段是 “ 新闻管制 ” 。 1933 年 9 月 22 日 ,   德国成立文化协会,戈培尔任主席,下设七个分部: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   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 “ 政治上不可靠 ” 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或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 “ 训练 ” 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充当纳粹政权的宣传主力军和谎言事业先锋队。 于是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情妇。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魁的好恶 …… 极权专制国家通过垄断宣传媒体来垄断话语权。斯大林苏联、毛中国、金二世北朝鲜的报刊杂志、电台电影都由政府主办。纳粹德国的手段似乎棋高一着,允许私营媒体存在,但通过书报审查来达到政府操办的效果,不用自己掏钱就能 “ 纯洁 ” 宣传媒体。如私营电影公司的一切投资来自民间,但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 至于私人创办的报刊杂志,纳粹集团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达到有效操控目的。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 “ 开饭权 ” 和 “ 生命权 ” 捏在纳粹当局手里,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主办的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那些充当政治点缀品的 “ 恩准民主党派 ” 往往比独裁党更 “ 忠顺 ” 。独裁党内也许有个别勇于说真话的党员;但 “ 民主党派 ” 内极少 “ 坚守良知者 ” 。通过 “ 新闻审查 ” ,纳粹党不用一手包办就把所有的报刊都统制到自己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刊亏盈付费,就能让所有的编辑记者充当纳粹党的文化太监。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高度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混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其次是宣传征服广大民众。宣传征服民众的主要方式是 “ 谎言轰炸 ”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并不高,短期内也没法让家家户户拥有一台收音机。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民众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民众自此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许多重要广播节目如 “ 元首训话 ” 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 “ 认真 ” 收听广播。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一样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魁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 粹宣传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完事的,希特勒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就算是两三个小时,每个正在工作的德国人都得放下手头的工作,造成巨大的时间浪费。 谎言当局通常都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戈培尔说过, “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 ” 。否则德国即使财富再多,人民生活再幸福,只要跟纳粹党魁的政治不相干,对戈培尔这些纳粹政要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柏林人一样可以收听到。为此,纳粹帝国就把 “ 收听敌台 ” 视为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 纳粹德国的宣传把戏是不是和文革中国很相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哪个国民能够避开高音喇叭和广播筒的吼叫。因 “ 收听敌台 ” 罪而打为 “ 现行反革命 ” 枪毙坐牢者比比皆是。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这样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随意操纵舆论,而他的 “ 谎言工程 ” 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揭穿。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美国人是怎么看待希特勒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谎言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1943 年 2 月 8 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在纳粹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 “ 重要讲话 ” 。 戈培尔有次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 “ 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 ‘ 愿意 ’ 的。 ” 话说回来,听众何尝不在心里讥笑戈培尔: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表现出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为了把 “ 谎言工程 ” 科学化逻辑化,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真相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敌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为一些不爱思考经常把 “ 政府 ” 和 “ 国家 ” 混为一团的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很 “ 爱国 ” ? 在这种舆论环境和谎言空气下,有几个国民能够不疯不狂? 反正本人是疯定了!童年时期的我每天都如饥似渴寻求与好发牢骚的 “ 红军爷爷 ”“ 划清界线 ” 的机会,渴望在批斗会上打他骂他以显示革命英雄气概。因此我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爷爷的一言一行,一有 “ 反动言论 ” 就会添油加醋向老师报告。天老爷保佑我始终没有发现爷爷的 “ 反动言论 ” ,没有机会在批斗会上展示疯子兽性,否则日后从疯狂中清醒过来,我就只有自杀来向 “ 良心 ” 谢罪了。 在实行 “ 新闻管制 ” 当局 “ 垄断话语权 ” 的国家,多数国民都存在程度不同的 “ 精神症状 ” 。 一个只有 “ 伟大成就 ” 的国家比 “ 丑闻不断 ” 的国家更可怕。 今天的中国虽然 “ 丑闻不断 ” ,但比 “ 形势一片大好 ” 的北朝鲜要进步很多 。 阅读推荐(点击 标题):1 ) 三无一有的韩国女总统    2) 惊你一身冷汗:中国历史九大定律        3) 中国资本市场22年:红旗下的蛋   4) 中国的经济像枚定时炸弹 5) 曾国藩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 6) 独裁者的女儿是如何成为总统的? 7) 为什么中国大陆“腐败指数”继续上升? 8) 中华皇朝总特征是“道家搭台,儒家演戏” 9) 中国成为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    10 ) 中国式收购:高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贷       11) 改革最关键问题是政府给予公民多少权利 12 ) 光赚钱是不能使中华民族复兴的 13) 金正恩为虎作伥帮中国倒忙 14) 四轮暴富潮造就的中国权贵阶级 15) 政坛越是腐败,想当官的人就越多 16) 电影《一九四二》中的伪历史 17) 世界末日与人类灵魂 18) 中国经济如何才能不出现硬着陆? ? 19) 荒谬朝鲜冒着“生命危险”的转变 20) 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那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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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数字里的中国

又到一年岁末,这一年里有多少我们记住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又有多少数字背后的个体人物的命运发生改变?在海量的新闻数字里,搜狐“数字之道”遴选打包的一组数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2012年的中国社会里的众生相。 来源:搜狐数字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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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ot | 调查显示长江江豚数量大幅减少

长江淡水豚科考队在44天里往返中国最长河流寻找濒危的江豚信号。支持这项调查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称,如果不采取行动江豚将在15年内灭绝。调查始于11月11日,44天里,科考队往返长江宜昌至上海江段,搜寻3400公里,而通过目视仅发现江豚380头次,声学考察发现江豚172头次。与2006年中外联合科考相比,此次发现的江豚种群数量下降了近一半,分布的区域更集中,且日益斑点化,江豚生存状况愈发令人堪忧。受航运密集、长江中下游水文状况变化、适合江豚栖息的洲滩区减少等因素影响,长江干流分布的江豚越来越少,有向码头港口和没有通航的夹江、汊道集中的趋势。科考队副总指挥、中科院水生所豚类专家王克雄说,一小群江豚只能在流动的水体里孤岛化生存,将严重影响江豚种群的繁衍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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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贵溪校车事故12名官员被停职

11名遇难幼儿的年龄均在4到6岁之间 江西贵溪12名官员被认定对当地造成11名幼儿死亡的校车事故负有责任,遭到停职。 这12名官员中职务最高的是贵溪市的副市长余红艳。 其余被停职的还有贵溪教育局的局长以及副局长,当地交警大队的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当地交通运输局局长和党委副书记等。 事故所在地贵溪滨江镇的镇长以及负责该镇幼儿教育的当地中心学校校长也被停职。 星期一(12月24日)早上,贵溪市滨江镇一辆载有15名幼儿园学生的面包车坠入水塘,造成11名学童死亡。 调查发现,肇事司机周春娥是当地一家未经审批但已经营业六年的“黑幼儿园”的业主。 交警调查认为事故原因是周春娥操作不当,且发现事故发生时面包车严重超载。 贵溪市已经宣布对每名遇难儿童赔偿48万元人民币。 中国在2011年底接连发生多起伤亡惨重的校车事故,引发社会关注。 中国国务院今年4月颁布了《校车安全条例》,规范校车规格,禁止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务,也禁止校车以任何理由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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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远远称不上领导者

□“政见”观察员 邵立     在政府“自主创新”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如何?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在世界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牛津大学学者 Paul Irwin Crookes 在学术期刊 《China Information》 上发表论文,认为中国在世界科技创新体系里,只是扮演了一个挑战者的角色,远远称不上是领导者。 研究者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整体创新实力。 第一个角度是“企业研发强度”(R&D Intensity,即一个公司投入的研发经费与其总收入的百分比)和“国民研发总支出”(Gross Expenditure on R&D)。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研发强度尽管从1996年的0.5上升到2008年的1.44,但仍然小于欧盟的1.77、美国的2.77、韩国的3.21和日本的3.44。此外,中国的研发投入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以国家为主导,大多研究经费来自于国有企业及国家支持的研究机构,而美国有69%的研究投入来自私人企业;二是中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大幅落后于世界经合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 其次,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中国的研究能力,其指标主要是研究人员,研究论文和研究论文的引用。他发现,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只有不到10%,和经合组织的均值27%还有一定差距。在中国,每千人中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只有1.8人,少于欧盟的6.4人、韩国的9.5人,美国的9.7人和日本的11.0人。中国的科研文章在2008年虽然占据了全球总量的12%,仅次于美国的16%,但在主流英语期刊中,中国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平均少于5次,远远落后于美国的14次。研究者认为,这个结果既和中国的同行评议中注重关系而非文章质量的风气有关,也可能来自欧美科学家对中国论文的偏见。 第三个角度是专利产出情况。2008年,中国在国家知识产权办公室登记的专利数目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年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8.2%。但是,研究者认为,中国大部分登记的专利过于注重实用主义,只要有一点点的改进就可以获得专利,很少真正的创新飞跃(innovative leap)。此外,专利审查的机制也比其他国家宽松很多。而在国外的专利登记情况中,中国每百万人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登记的专利数只有0.4,远远少于韩国的46.7、美国的52.6和日本的114.8。 第四个角度是中国经济环境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中国总体上还处于“效率驱动型”经济,而非“创新驱动型经济”。尽管中国在基础建设、宏观经济状况和教育等一系列条件上有长足的发展,为科技创新打下了基础,但其制度有效性、金融市场成熟度和技术准备程度仍然存在不足。总体而言,其竞争力只排在全球第29位。 最后一个角度是中国企业在全球研发网络中的位置。研究者认为,外国企业对中国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经历了政治主导、市场主导和知识主导三个阶段,现在已经呈现了全球化的研发趋势。他以微软和诺基亚在中关村设立研究基地为例,说明中国的技术创新必须在国际化的环境下才能发挥最佳的效果。 根据上述分析,研究者得出结论:一方面,中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大进步,华为、中兴和腾讯等部分高科技企业已经拥有了巨大的资产和市场。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依然存在着弱点——从硬件来讲,支持超级电脑的高性能芯片依然被美国公司垄断;从企业竞争力来讲,除了华为等少数着重创新的企业之外,大多数中国IT企业都是仿照西方公司的技术方案和商业模式,因此他们在中国本土的成功并不等同于在全球的竞争力。最能说明情况的数据是:全球250个顶尖ICT(信息、通信和技术)公司里,美国占75个,日本有52个,而中国只有4个。 另外,研究者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也会带来一些麻烦。中国并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而是采取偏向国内企业的采购政策,企图以此刺激国内企业的创新。这种做法不仅带来了国际关系上的重重压力,引起国际贸易纠纷,还让外国企业心生疑惧,减少他们转让核心技术的愿望。这种以保护主义刺激国内创新的做法阻碍了知识的交流,而国内不成熟的知识管理机制又与国际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相冲突。结果,原本是政策运用的技术问题,却容易被国际社会解读成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据此,研究者认为,过于民族主义的自主创新政策,反而让中国自身蒙受最大的损失。中国科技企业的未来,取决于其研发创新能不能与国际多方合作的潮流成功接轨。 【参考文献】 Crookes, P. I. 2012. “China’s New Development Model: Analysing Chinese Prospects 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hina Information 26 (2) (June 17): 167–184. doi:10.1177/0920203X1244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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