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录 | 我们是“被祝贺”
12月20日上午，武汉一家洗脚城开业，大厦三楼外墙上标有“特色足浴”、“风情指压”等服务项目，一旁挂了26个红色条幅。其中四个条幅的祝贺方分别是徐家棚派出所、徐家棚街道办事处、常青派出所和常青街道办事处。上述两家派出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均表示不知情。 来源：网易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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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政见书情（2012年11月）
□“政见”观察员 吴瑶 2012年11月间，有哪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著作被人们关注和讨论？我们为你精选了以下书情。 【史论】 1、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y Ishikawa Yoshihiro 中国官方在讲述中共的兴起和形成时，往往有淡化和简化复杂性的倾向。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Ishikawa Yoshihiro）通过参阅英文、俄文、日文和中文的公开资料，重新整理线索，加以考订，从四个阶段讲述了这段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运动的开端；中共的创建活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书的日文版早在2001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发行，英文版新近出版。石川在《我怎样写作 》一文中曾经指出，创建时期的共产党是一个由极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秘密组织，因此一手史料一直十分稀缺，研究者主要依靠回忆录进行研究。他写作这本书时，试图多利用确凿的一手史料。 石川从1919年写起，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用笔名进行文字创作，实际上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书中探究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日本的关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开始从日本那里获得材料，日本左翼倒台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向美国和英国，翻译引进那里的资源。石川在广泛挖掘了论文、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之后，探究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在网络，让读者了解先进知识分子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参考了哪些外国文献等——这是在中国国内的党史研究中没有得到重视的。 这本书还研究了早期党组织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史。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许多早期的集会，涉及到一系列的组织，但只有其中一部分后来被纳入了中共。同时，他也研究了有中国代表参加的苏联会议，他们被要求为早期的中共发声。这本书研究的历史到1922年为止，当时中共刚成立一年。作者厘清了过往研究的模糊时期，也为研究中共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作为和表现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依据。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陈永发曾就日文版写过 一篇评论 ，可作延伸阅读。 2、Mao: the Real Story By 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e Levine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本关于毛泽东的最新传记挖掘了大量此前从未披露的俄文资料，展现了毛泽东获得权力的众多详尽细节。 美国首都大学（Capital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Alexander V. Pantsov和蒙大拿大学莫林与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高级助理研究员Steven I. Levine在这本书中展现了毛是如何追求成功的，他们生动描述了毛的地位在中共成立初期如何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毛的私生活，两位作者也提供了许多令人惊讶的事实。毛被定为成“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值得玩味的是，斯大林死后，中苏关系破裂。 与此同时，人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贫穷国家迈向了现代，登上世界舞台。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对于六十年代的一系列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跃进、三年饥荒和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由他一手造成。毛当政的晚期，中苏关系破裂，与苏联的对手美国建交，这是他留给中国外交的遗产。 两位作者还留意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文化”：小贩和纪念品商店兜售毛的像章、明信片、半身像和《毛主席语录》，他们认为“毛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纪念品”。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在《纽约书评》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说：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学者还是游客，人们都要考虑购买还是不购买的问题——购买，因为他是民族革命英雄；不买，因为他曾犯下的错误。 【外交】 3、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By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尽管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生机勃勃，军事实力增强，但中国还是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它被若干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包围着。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就需要完全认识到这些地缘政治的挑战——虽然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力已经不断提升，这些挑战仍然存在。 在这本书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施道安（Andrew Scobell）从国内、邻国、周边地区体系和亚洲以外国家等四个方面剖析了中国的安全忧虑。他们阐释了影响中国政策的若干事件，对中国崛起和平衡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提出了新的看法。 除了聚焦当下局势，两位作者还利用了大量史料，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的人和体制怎样塑造了今天的战略。他们分析了中国对美国的看法，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日本如此担忧，也披露了中国在“问题国家”（如朝鲜、伊朗和苏丹）的利益。海峡两岸的战略部署也在书中被提及。在这些关系的背后，作者评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的优点及缺点。 最后，作者试图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中国的执政者深知这个国家的繁荣稳定和安全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因此作者相信，如果处理得当，中美关系可以为亚洲和世界提供更多的互利成果。 4、Chinese Diplomacy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Beyond the Veto By Joel Wuthnow 在21世纪，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往往扮演着一个复杂的、有时很有争议的角色。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到推动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进程，众多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然而，中国的立场并不固定，有时它与美国保持一致（比如利比亚问题），有时又站在与其他对家对立的一方（比如缅甸问题）。这些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它寻求保护什么利益？国际社会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在这本书中，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员Joel Wuthnow试图厘清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分析背后的动机和意图。这本书脱胎于他攻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 作者指出，中国一方面要保护在所谓“流氓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在世界舞台上塑造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这种平衡十分复杂。作者采访了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人士，结合朝鲜、伊朗、达尔富尔、缅甸、津巴布韦、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剖析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行为及安理会的决策过程。 这本书考虑的不仅仅是世界如何影响中国，还强调了中国在联合国这个关键的国际机制中如何影响全球秩序。作者总结指出，中国的立场变化受到战略和政治目的的影响。在可靠的外部选择出现，或者当中国倾向于美国及其盟友的立场时，中国的谈判能力达到最高；而在处于反对的状况下时，中国的谈判能力最弱。他还为美国提供了政策建议，认为美国政府应当灵活地运用外交战略，知道何时反对、何时妥协。他也指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还是基本可预测的。 5、China 3.0 (ECFR policy report) 中国不仅是一个变化中的领导者，它也正在进入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在这本论文合集中，中国问题专家们就中国发展模式的前景、政治体系和外交政策展开了大讨论，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洞见。 作者们认为，中国正处于第三次变革的前夜——这场变革与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邓小平的市场改革一样重要。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编者把这称为“中国3.0”。 这本书可以免费下载： PDF版 ， MOBI版 ， EPUB版 。 【政经】 6、Chinese Village, Global Market By Tony Saich, Biliang Hu 1976年，哈佛大学教授Tony Saich第一次路过盐田，那里还是农村。他没有料到，多年后盐田已经变成中国一个制造业和出口重镇。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盐田的发展为研究中国农村的转型提供了最为鲜活的案例。于是，哈佛大学教授Tony Saich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合著了这本书，对盐田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两位作者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田野调查，揭示路径依赖、社会结构、经济资源和地方企业对塑造盐田的作用。盐田的成功有赖于新的集体经济形式的出现，也跟它距离香港很近有关。正如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Dwight H. Perkins评论的那样，盐田转型的过程中，是中央政府、地方领导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之间产生的互动催生了创新。 作者之一的Tony Saich此前曾接受《华尔街日报》 采访 ，从访谈中可以更多了解他对盐田发展的理解。 7、China’s Urban Billion: T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By Tom Miller 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占世界人口的八分之一。10亿城市居民将过着怎样的生活？中国城市形态将是怎样的？中国经济季刊总编Tom Miller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中详细探讨了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增长了5亿。毫无疑问，其中很大部分的城市居民是来自农村的新移民，他们大多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无法充分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但是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的处境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们住在密密麻麻的高楼中，必须面对拥堵的交通、糟糕的空气和不断延伸的城市空间。中国城市化发展之迅猛令人惊讶，但也要有新的配套政策跟上，才能保证城市的健康发展。 在这本书中，作者参考了大量的一手报道和最新的研究资料，解释了为何中国没能充分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建议。他认为，如果执政者能够处理好城市化问题，中国超过美国并巩固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指日可待。但如果决策失误，中国或将在将来二十年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城市里会出现更多的贫困区。 8、Capitalizing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Report) Edited by Joseph P.
阅读更多陶短房 | 6000亿美元如何非法流出中国
作者：陶短房 必须承认，的确有相当资金流出境外，其性质是“黑钱”，目的是转移非法所得，或偷逃税款。倘如新闻所言，中国资金源源外流，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便宛如失血一般，一旦“血尽人枯”，后果必然不堪设想。问题是，真是如此么？ “中国资金外流为世界发展中国家之最，并将危及经济成果和社会稳定”，这一新闻自12月17日起赫然出现在国内外诸多媒体上，令人怵目惊心。 资金就是钱，钱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泉”，意即“流动、流通”，如周身血液般在经济体内循环不息，经济体才能得到充足的养分和均衡的发展，倘如新闻中所言，中国资金源源外流，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便宛如失血一般，一旦“血尽人枯”，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问题是，真的会如此么？ 并非新闻的新闻 此次作出这一论断的并非官方或重要跨国非政府组织，而是一家名叫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研究、游说机构，其主要研究课题，是“发展中国家逃税、犯罪及腐败非法所得去向”，通俗地说，是一家研究“洗黑钱”和如何对付“洗黑钱”的游说机构。 按照GFI在12月17日所提交的报告，截止2010年的10年内，总计约5.9万亿美元非法资金流出约150个发展中国家，其中以中国为最。 报告称，2010年一年，中国非法资金流出总量就达4200亿美元，截止2010年的10年间总计流出2.7万亿美元，接近全部150个发展中国家总额的半数，远高于第二名马来西亚（2010年流出640亿美元，10年间累计2850亿美元）和第三名墨西哥（2010年流出510亿美元，10年间累计4760亿美元）。报告还称，10年间上述国家非法资金外流的来源，61%为亚洲，15%为西半球，10%为中东、北非国家。 事实上这一新闻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近年来类似、甚至更激烈的说法比比皆是。 如今年11月，胡润百富宣称，他们估计中国千万富翁资产的19%已“流落境外”，有海外分析家根据胡润百富提供的公式，结合渣打银行数据，认为仅今年3季度，就有高达800亿美元资金滞留或流失境外。 还是这家GFI，今年10月的另一项研究报告称，“大笔资金”未经政府许可或申报从中国流向境外，过去11年间非法外移资金达3.8万亿美元，且从2000年的1726亿美元，增加到6029亿美元。该报告称，此现象“令人严重质疑中国经济的稳定”、“就长远而言将令社会、政治和经济正常运转难以为继”，并认为尽管这些资金中究竟有多少是腐败或犯罪所得不得而知，但大笔资金外流，不但意味着逃漏税情况严重，也代表着贫富差距扩大。 至于小道消息就更多了，别的不说，光“贪官带走的钱”或“富豪移民带走的钱”究竟有多少，就是笔说法无数、一个数字比一个数字更吓人的糊涂账。 何以外流？ 必须承认，的确有相当资金流出境外，其性质是“黑钱”，目的是转移非法所得，或偷逃税款。 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曾出台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其中引述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管，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1.8万，所携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是迄今所披露“腐败资产外逃”最大的数目，尽管纪检委随后表示“数据绝对不准确”，但综合其它较可靠版本，“腐败资产外逃”涉案金额也应有千亿人民币规模。当然，涉案人流亡在外，未必等于涉案资金也全数转移出境，事实上有不少已侦破、审结的外逃大案，嫌犯外逃多年，但赃款却有相当一部分仍滞留国内。 移民的富翁所带出去的资金自然也不是个小数目，在各移民主要接收国纷纷上调投资移民资金门槛的情况下就更可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仅就移民过程中所流失的资金而言，这笔钱是“白钱”，属于合法外流，可包括在诸如胡润百富等的“资金流外”总额中，但不应被计入GFI的“黑钱流出”总额。 另一部分外流资金，则是从境内通过非法渠道流出境外，从事投资、理财等活动，或单纯存入海外账户的钱，按照各方的说法，这笔钱才是“资金外流”的“大头”。 这些钱并非都是贪官、移民富豪或“黑社会”所操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合法经营的单位、个人，他们中有些人已移民海外，有些人却一直在中国境内经营、生活。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虽已移民，却仍然“过中国时间，赚中国钱”，且越是富豪、这样的人比例越高。 那么，这些为经济目的流出境的资金为何要流出，又何以要如此“不见天日”？ 原因是复杂的。 一些中国富翁在原始积累阶段存在不少非法经营的“原罪”，惟恐“秋后算账”；一些人抱着“狡兔三窟”、“多买一份保险”的心态，把一部分资金放到海外，以分散风险，防止政策变卦；还有为数不少的企业、个人，出于避税、赚取优惠政策，或配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指标完成等种种目的，把资金转移到“避税天堂”，注册一个“外企”，再摇身变作“外资”，堂皇杀回境内投资、赚钱。 此外，中国是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初创，不仅品种少，规模小，且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近年来因经济形势的需要，政策在适度从紧和适度宽松间反复变化，令不少私人、甚至单位资金选择“出洋冲浪”。 然而中国是存在外汇管制的国家，经营活动用汇有严格报批程序，私人换汇一年上限仅5万美元，这对于上述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外流”需求而言，显然都是杯水车薪，正因如此，见不得光的“非法外流”就大行其道。 资金外流的“血管” 不论胡润、渣打或GFI，都表示中国流出资金的主要去向，是境外“避税天堂”或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而资金外流的主要手段，则是在贸易单据上做文章。 GFI10月的声明中曾“认为”，中国外流资金中有8成多，是以企业虚报进口价格的手段转移出境，即在进口中故意虚高报价，通过多付货款的方法转移资金；而香港“财讯快报”根据渣打和胡润百富估算所作的分析，则认为外流的主要方式是企业虚报出口价格，即明明出口的货值较高，但发票上却显示低价，其中差价则滞留境外不归。 这种做法适合转移大宗资金，且手段隐蔽，很难察觉，即便察觉也不易处理。然而必须看到，由于种种原因，这类手法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一直在采用，甚至一度是中国官方外贸机构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操作手法，目的是打破国际封锁，获得更灵活的外贸空间和手段，如今形势虽然不同，但采用这种方式操作的资金，并非都是“黑钱”，更非都是单方面“失血”、“流出”——事实上只需将步骤颠倒，就可很方便地让境外资金“输血”、“流入”。 除了这条广为人知的“大血管”，密如蛛网、无所不在的国际地下钱庄，也是换汇、流汇的重要渠道，目前许多国际地下钱庄已可做到“全球通存”，即只消用自己人民币账户向指定人民币账户汇入人民币，就可在自己海外外汇账户收到对方汇入的外币，整个过程有时只需十几分钟。 中国不仅实行严格外汇管制，且人民币至今不能自由兑换，外贸活动和海外投资活动存在许多限制和障碍，客观上造成不少企业、个人需要频繁、大量在境内外大手笔转汇、换汇，且无法求助于手续繁琐、效率低下的官方正统换汇、流汇渠道，这就造成上述“血管”客观存在的必要性。 必须指出，不管“大血管”、“小血管”，都不是单向的，而是既有流出，也有流入，这不仅因为许多钱本就是要汇回国内，或以外资形式在国内投资，更因为国内金融、投资市场同样“内外有别”，许多真正的外资希望以“内资”面目，进入“外宾免入”的市场投资。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GFI是专门研究“反避税天堂”和“反黑钱”方案，并向“买主”兜售这类方案的智库，其研究成果，是为支持其一贯坚持的“卖点”——各国政府应加强互通税收信息，完善反洗钱立法，改善法规防止通过匿名实体隐匿资产转移，确切地说，其论点的关键，一是支持美国2011年底公布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截至2011年12月31日，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外籍美国绿卡持有者，需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政府申报；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二是支持美国对海外公司、及在境外有关联交易的会计师事务所、银行等机构提出客户信息披露要求（不久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向涉及中资股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中概股“看门人”提起诉讼，则是另一种施压的方法），其论点具有一定倾向性和目的性，且缺乏实际数据、资料佐证，不加辨析地采信并不科学。 不仅如此，GFI以资金11年来大量流入作为“严重质疑中国经济稳定”的论据，却回避了这11年（2000-2011）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稳定11年的基本事实，其客观性也要打一些折扣。 但必须看到，提出“资金外流问题”的并非GFI一家，且既有官方机构也有非官方机构，既有境外机构也有境内机构，资金外流现象客观存在，赃款、黑钱的外流，情况也是存在的、严重的。 即便是“有进有出”，不至造成“血尽人枯”的局面，但这种“体制外循环”的大量、普遍存在，不论“流入”、“流出”，都会造成大量税款流失，且这种“体制外循环”的肆虐，也会增加金融风暴的杀伤力，成为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血尽人枯”的警告绝不应掉以轻心，国际间加强税收、金融、反洗钱等方面的合作是大势所趋，但前提是互相尊重、互通有无，而不应成为单方面施加、强金融霸权的借口。 还应警惕另一种倾向，即因过于担心“资金外流”而质疑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放缓金改步伐。应明确地认识到，当前的金融体系缺憾（尤其人民币国际化步骤的长期停滞不前），同样是造成“体制外循环”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这一“梗阻”，让许多本来可以“见光”的外汇流动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改革是硬道理”，是解决许多棘手问题的出路，这一规律，在“资金外流”问题上同样适用。
阅读更多特级教师蒙冤 | 论共产主义的专制本质 …
原文地址： 论共产主义的专制本质 思维主义者 作者： 思维主义者 论共产主义的专制本质 思维主义者 “共产主义”的来源据说是原始共产主义。谁见过原始共产主义？原始社会有共产主义的雏形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始社会出现过共产主义的文化现象！ “共产主义”有说是根据某种“终极理想”，终极就是绝对，就是永远不能到达的地方，就是另一个世界，就是上帝！这现实吗？所以“共产主义”是毫无科学根据、很不现实、很不严肃的推理！是一帮没有真才实学的哲学家们杜撰出来的东西，是他们无数胡说八道的其中之一！ “共产主义”中的“产”字说明了该主义的一个秘密——他们要的就是所有人的财产！ “共产主义”中的“共”字说明了该主义的另一个秘密——把国民的财产“共”到哪里去？很明显，是“共”到权力集团手里。 “共产”了，由谁来分配？——当然是由权力集团来分配！“共产”顾名思义，就是让人民“供产”。然后由他们来分配。 现在，问题出现了：谁能保证当权者公平公正？谁能保证当权者不会以权谋私？回答是无人能保证！而事实是他们拿走了大部分的财富。 “共产主义”是要实现“人之初，性本善”吗？很显然不是。“共产主义”要的是“我先把你善”了再说，或者干脆是“你来善，我来恶”！ “共产主义”，如此低级的专制理论、如此露骨的专制野心，要想让人们接受，就必须编造一些动听的解释、煽情的欺骗，比如：“共产主义就是按需分配”，“把国民财富用于人民”，“把剥削阶级的财富还给人民”，等等。实际情况却是截然相反——大部分的国民财富被权力集团挥霍了、贪污了！事实证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导致了专制主义的产生和结果！ 共产主义早已从哲学沦为了法西斯加邪教的东西！ 因此，“共产主义”是为专制政权服务的理论，是为了欺骗人民而在天上画出的一个巨大而美丽的馅饼！ 不仅如此，“共产主义”为了彻底地掠夺人民的财富，还对人民实施了残酷的精神掠夺和暴力洗脑。这更加导致了民族文明、社会道德的大黑暗、大倒退！ 从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来看，最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列宁比沙皇还要独裁；斯大林更是加入了希特勒、东条英机这些杀人狂的行列；而中国的那个变态皇的出现，一跃超过了列宁、希特勒和斯大林，把中国的“共产主义”推到了一个人吃人的、红色恐怖的、万恶的历史黑暗中！ 任何政权都不能只是一个空架子，政权必须用经济来支撑。政权的基础是经济，政权的目的也是经济。政权是以经济为基础和目的权力机构。 在民主国家中，政权的运作是在阳光下进行的，是完全透明的！民主国家中的执政党无权私自支配任何国民财富，更无权把任何国民财富用于该执政党。而且人民可以用手中的选票来选择、监督、或终止执政党的执政权力。 但在“共产”国家中，情况却截然相反。执政党可以肆无忌惮地支配国民财富：他们把 国民财富的大部分用于权力部门、用于官员、用于国外的专制政权、用于贿赂国外势力，等等。更有甚者，那些权力高官权力高官们、以及他们的裙带们干脆把国家银行当作他们家的存折，他们可以随便地、疯狂地从国家银行中拿钱。银行因此而产生的巨额亏损还可以由他们一笔勾销，让财政来负担——最终让全体国民来买单！他们可以把国家银行的钱象变戏法那样转移到国外，把在国内贪污的钱转移到国外，他们可以把国家的资源、市场、消费能力假借引进、合作等名义进行出卖，以从中谋私。 在民主国家中，官员所有的的财产必须公开，而且决不允许公款私用、以权谋私！ 但在“共产”国家中，由于有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专制的保护，权力集团的官员财产如同国家的高级机密，永不公开。谁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套住房、多少套别墅、国内国外有多少个账号、多少存款！其实权力集团的官员们的财富个个富可敌国！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秘密和实质是：权力集团对国家经济的全面专制，是权力官员们对人民财产的疯狂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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