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推荐

文革之毒害，旷古绝伦，文革之罪恶，罄竹难书。文革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是仅次于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历史上的浩劫。 《血的神话——公元 1967 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是报告文学作家、原《芙蓉》杂志编辑谭合成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他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调查，之后完成此书。 叙述以一条河流开头。道县人爱吃活鱼，商贩往往早早地就在穿城而过的河流旁边等待着捕鱼， 1967 年，鱼变得异常肥大，十几斤的大鱼经常会翻白浮在水面上，可没有人去打捞，因为这些鱼都是吃人肉胀死的。这不禁让人想到小说家哈金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小说《南京安魂曲》的开头，他写道：“南京学校旁边的池塘里，水都变成黑红色，尸首在水上漂，鲤鱼和鲈鱼都变得异常肥大。”两本书不同的是，南京学校旁边并没有池塘，这是哈金为了小说震撼的入场画面而杜撰的细节；而道县的那条河流，却是真实流淌着的，那些被鱼啃得乱七八糟的人的嘴，都曾真实地背诵过毛主席语录。 根据《血的神话》的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共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杀 4193 人，被迫自杀 326 人。全地区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杀 7696 人，被迫自杀 1397 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 15050 人。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 10 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这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屠杀。五千也好，一万也好，这些听起来庞大的数字在个体生命所遭受的苦难面前显得空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这场灾难的可怖。 《血的神话》 2011 年在香港由天行健出版社出版时，《墓碑》的作者杨继绳为本书做序，他写道：“在《血的神话》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作者谭合成在 1986 年完成书的初稿，当时他任职《芙蓉》杂志编辑，得以接触到有关 1967 年湖南道县及其周围大屠杀的机密资料；此后谭合成多次前往道县采访补充原稿； 2007 年道县文革大屠杀 40 周年前夕完成 50 万字的最终稿。 这场杀戮是如何开始的？ 官方提供的材料是说当地的一个武器库被抢，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被杀，由此开始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血战。可作者谭合成的调查却发现，被杀的 9000 多人里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可几乎没有一个人反抗和为自己辩白。 当第一个无辜者被杀，剩下接二连三的残杀就显得那么顺畅，那么理所当然。人变得如鳄鱼，对血腥味异常敏感。书里写，道县大坪铺农场在周围地区都杀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一桩杀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大开杀戒的指令。直到有一天，稻草终于等到了燃着的木柴。农场厕所里发现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恶攻的大罪，调查最后把犯人锁定在农场医生谢志向的 11 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谢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儿子。简单潦草的“审判”之后，群众决定把谢志向一家五口处死。在强奸了谢志向美貌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五口被捆绑到山上，背靠背绑在一起，中间放了一个炸药包。轰然一声响，五个人全部被炸飞。革命群众把这个叫做：“天女散花”。…… 书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让人觉得既突破了对人性想象力的极限，又觉得他们依稀仿佛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吞吐呼吸。对于屠杀，人们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人是怎样克服动物性的同情心的？如何看到同类被残杀而不心生恻隐？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里引用了哈佛大学社会伦理学教授赫伯特· C ·凯尔曼的结论，从人变成集体罪行的罪犯有三个条件：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 前一个条件是前提，后两个条件在《血的神话》中也能找到例证。一个杀人凶手在接受调查，回答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对工作组的负责人说：“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把生命之间的残害简化为行政命令，能有效的抑制道德愧疚。另一方面，杀人者千方百计贬低受害者的人的特性，在语言上，用“反革命”、“黑五类”这样的称呼去代指，在行动上，用充满羞辱的审判把他们逼到微不足道、苟延残喘的境地。 杀人者虽众，可在整个人群中的比例却并不高。比令人骇人听闻的杀害更让人心寒的，是全局性的无所作为，受害人缄默不语，见证者也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这让他们成为罪行的共犯。在整个道县地区的屠杀当中，不只没有成组织的反屠杀运动，甚至没有一个表现出超常道德勇气的人。 在和平年代谈论屠杀，多少显得有些沉重和不合时宜，但却是及时和必要的。关于屠杀的一切，让人不知所措，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蛮行为。只有直视人性异化的可能性，才能让我对自己保持警觉。 以下所披露文革中底层百姓的遭遇，均有案卷佐证—— 案例一：祸起报纸。文革期间，新疆焉耆县回族妇女马玉芳，文盲，家境贫寒，没有卫生用纸。一天例假来，为擦经血，随手扯了一张破旧报纸，用完随手扔床下，后被人发现，指控其污染了毛主席像，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枪决。 案例二：合理建议。忻元华，浙江人，系新疆铁路局技工，文革期间，他向毛上书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没有毛主席，也没有他忻元华。但他认为毛入城后深居简出，不了解群众疾苦，建议毛下乡走走，被认定为反对毛，诽谤毛，判处死刑枪决，临刑时高呼：毛主席万岁，悲惨而死。 案例三：说穿衣获罪。文革中，“红都女皇”江青，狐假虎威，窃取中央文革小组大权，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出入各种场合，作威作福。新疆南疆某团农场职工赵某，私下与女职工闲谈“江青一天换几次衣服”，被人汇报上去认定为“散步谣言，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旗手”，判刑五年。 案例四：表忠心过度获罪。 1967 年 1 月 28 日，南疆李亚长在向毛主席表忠心会上，豪言惊人“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因这句“毛主席死，我死”，被认定为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案例五：给娃娃找剩饭也犯罪。 1955 年，天津侯姓店员在河北树林解救一自杀女大学生，该女以身相许，两人私奔入疆。生双胞胎男。文革时，侯将食堂的剩饭剩菜带回家，被人举报获刑三年。该女遂剪一撮头发附信寄给法院，字字如血，以示诀别。不到一岁的双胞胎被人发现时，饿得爬在女尸上吮吸奶头。 案例六：企图与毛主席平坐罪。赵承恩，系新疆阿勒泰地区某单位职工，平时不拘小节。文革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毛主席像旁边，被人告发。认定为赵某怀有政治野心，“企图与毛主席平起平坐，想当领袖”，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判刑 20 年。对比方舟子说于建嵘想当总统，历史何其惊人的相似 ! 案例七：对死人也不放过。新疆呼图壁县，丁姓社员家被搜出一银元宝，造反派逼交更多，丁交不出，被逼剖腹自杀，丁家一匹马死了，被军管会以“反革命杀马罪”判处丁妻潘某徒刑 15 年。潘某亦被活活打死。又一死刑犯，执行前死了，法院制作一亡命牌，上书死犯姓名，插在刑场，对着牌子开枪执行。 案例八：泼尿在毛主席雕塑，几乎丧命。 1970 年 5 月某天，新疆七一纺织厂于姓女职工，与邻居吵架，骂了一下午，仍觉不解恨，次日晨，邻居上班后，她将夜间尿泼向邻居窗户，尿散落在邻居桌上的毛主席瓷质雕像，被举报，当天乌市正开公判大会，于遂被逮捕，判处死刑，幸复查改正，免死。 …… …… 文革进行之时，千千万万的无罪之人遭到迫害、监禁及杀戮。文革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这就是文革的主罪。这里所说的“罪”，是法律上的罪，是刑事法庭作出判决时说的“有罪还是无罪”的罪，而不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之罪，也不是成语“负荆请罪”中所说的道歉之罪。 40 多年后的一个倾向是，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和漂白，“有罪”正在被消解为“无罪”。 文革各地大比例的被害死亡人数 网络上有一篇题为《 63 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的文章。文中首先以表格形式列出了 63 人的姓名年龄职务死亡日期和死亡情况。 63 人占当时北京大学人数的 0.5% 。即北大全体师生员工，每 2 百人中就要有一名被拉出来杀死。不要以为这是因为北大是“最高学府”，又被毛泽东称为“反动堡垒”，所以被害死的人特别多。全国各地的其它学校也发生了这样的惨剧。文革中，清华大学有 52 人被害死；北京农业大学有 30 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 36 人被害死；……。 也不要以为这是由于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点打击目标，所以死亡比例特别高，而别处则没有那么大的死亡数字。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大量的工厂企业，“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 1 万 1 千 5 百 10 人，而上海当时的职工人数是 2 百万。也就是说，上海的文革受难人数比例，也和北京大学一样高。此外，上海还“揪斗”了 17 名分属 9 个类别（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敌人”，比例之高，也很容易算出。 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受难者遭到残酷的迫害，他们甚至不是被专业行刑队用大刀砍头或者子弹枪杀的，那样至少死得比较快速。文革受难者都曾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和侮辱。有的在所谓“斗争大会”上被殴打致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致死。有的在生不如死的悲惨情况下“自杀” ，死后还遭到“斗争大会”的声讨，被加上各种罪名。文革领导人命令使用“群众专政”作为革命的主要手段，因此受难者大多在他们的工作和居住地点被整死，这给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带来了更为深重的心理上的威胁。 文革死亡是预谋杀人而不是失控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时间为横轴、年死亡人数为纵轴画出死亡分布曲线，可以看到，被害人数在 1966 和 1986 年形成两个高峰，而且各地的曲线是形状相似的。这两个死亡高峰发生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期和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期。这是两次最主要的迫害运动。造成这样的死亡分布曲线的原因，是因为迫害和杀戮是由文革领导者统一部署和指挥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发生了同时同步同样密度同样模式的迫害和杀戮。现在有案可查的从文革最高当局发出的各种命令和指示，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种类的人要被打击和迫害，是文革领导人事先规定的。 1966 年 5 月 16 日发出的发动文革的《中共中央通知》里面，毛泽东亲自动手写的段落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因此，文革中这“五界”中人首先遭到特别严重的迫害，其中大部分是受过专业教育的知识分子。教育界里的中学教员不但遭到学生红卫兵的侮辱和折磨，而且有一批人被活活打死在校园中。中学教员是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群体之一。 受迫害最深的群体还有文革前就被指为“阶级敌人”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 1966 年 8 月 28 日后的两个星期中，北京有数千名城市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除了教师，大多是所谓“黑五类”以及和“黑五类”有关系的人。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县，自 1966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杀害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 325 人，最大的 80 十岁，最小的仅 38 天，有 22 户被杀绝。从 1966 年 8 月底开始，毛泽东发动攻击共产党的省部级领导机构以及往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大批中高级干部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遭到野蛮“斗争”或被监禁在秦城特种监狱。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长期秘密囚禁和虐待中死亡。 文革之罪是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 1967 年 1 月颁布的“公安六条”和 1968 年公布的一系列指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文件，进一步详细定义了“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一系列“阶级敌人”类别，在全国停课停工“深挖细找”的结果，每一类“敌人”名称之下，都是巨大数字的被害人群。从受难者的被预先圈定和在特定时期被害死，可以清楚知道这些杀戮是故意的和预谋的，而不是出于偶然的“失控”或“意外事故”。文革中发生的这样大规模的迫害，这样众多的受难者，当然构成了重大的犯罪，是必须提起公诉审判的。 “反人类罪”是指广泛地和系统性地攻击普通人民，包括杀戮、灭绝、奴役、驱逐或强迫迁移、监禁和剥夺人身自由、酷刑、性奴役、对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文化宗教等理由划分的群体施加迫害、强迫消失、隔离以及其它故意造成巨大痛苦和身体及心理伤害的反人道行为。文革杀害大批的生命之外，更多的人被殴打和侮辱，有人留下了终身残疾，有人精神失常。全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监狱即所谓“牛棚”，长期禁闭本单位的部分人员。这些都是典型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是指蓄意全部或者部分消灭某一群体，包括杀害该群体的成员，造成该群体成员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等等。文革的对象是一系列大型群体而非单独的个人。据对全国数百所学校的调查，文革中所有的学校校长，包括大学校长、中学校长和小学校长，统统遭到暴力“斗争”，无一例外。在《文革受难者》书中的 659 名受难者中，有 20 名是大学负责人。这些人被杀害的原因，就是他们是校长。他们属于革命对象群体。这是典型的“群体灭绝罪”的案例。 毛死亡两年后，从 1978 年下半年开始，对文革受难者进行了“平反”，其人道意义巨大，因为是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大的“平反”。然而，虽然得到了“平反”和数百元的货币赔偿，文革犯罪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司法审判。 1980 年底，北京举行对林彪、四人帮的审判。这审判作为一种司法程序，是文革后的最重要的改变和进步之一。然而在文革时代，文革领导人对被指为“阶级敌人”的千万人施加迫害时，连装样子的审判都没有进行过。应该注意到，斯大林还对布哈林等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举行过一些被称之为“表演性审判”的“审判”。审判所用的证据是假的，但是多少还要麻烦走审判的过程。但毛泽东的文革，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折磨监禁至死，根本没有费时费力来举行什么对刘的假审判，更不要说对普通老百姓了。 林彪江青的判决不提大规模杀人罪 据 198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对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江腾蛟，于 1980 年 11 月 5 日向本庭提起公诉。可见这个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提出“公诉”的，而不是以他们迫害和杀戮中国人民的罪行起诉的。 特别法庭的判决书里，林彪、江青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篡党夺权”，而不是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如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江青，被指控的罪行依次为：一、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二、阴谋颠覆政府罪；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四、诬告陷害罪。只有最后一条才涉及对普通人民的迫害。判决书写道：“ 1966 年 10 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这是对其“诬告陷害罪”的证据之一。这当然是罪。然而这一项罪可以很容易被解释为江青个人的复仇心理所致，因为 1930 年代江青曾和这 5 人在上海电影界共事。作为对比， 1966 年“红八月”在北京的大批杀人，是更加严重的罪，而且江青明显在其中充当了积极活跃的领导人角色，但“红八月”血腥事件却完全没有在判决书中提到。另外，害死人最多的“清理阶级队伍”，判决书也未提及。 判决书列出的全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的名单，有 60 多人。从身份来说，只有级别极高的干部和教授、作家、科学家等。从数字来说，仅仅相当于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被害人数。这种处理方式的结果之一，是对受难者的遗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1978 年她得到“平反”后，她的丈夫王晶尧要求用给家属的几百元钱在学校墙上镶一块牌子或者种一排树纪念她，被拒绝了。在 2004 年发行的一部大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当年这个学校的三名红卫兵接受制作人的采访出现在电影里，她们说了不少话，其中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对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表示歉意或者忏悔。即使是在北京大学，文史哲研究的重镇之一，对自身的文革历史也没有做多少记载或反思。在北大不到一千米平方的校园里，文革经历者不了解曾有多少人被害死了，年轻的一代则更是什么都没听说。这种遗忘，首先导致的是对文革之罪被消解。 文革干将聂元梓徐景贤无一句道歉 　　 外国人对文革历史事实的不了解也许不足为奇，中国人对文革历史的不真实描述则应该出自别的原因。 2004 年在香港出版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的文革回忆录，都长达数百页，但都没有写到北大和上海发生的大规模迫害和巨大的死亡人数，更没有赔罪道歉之意。这在曾经充当文革驱动力量的人的回忆录中相当有代表性。 不是要他们也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不是要他们也被拉到“斗争会”上挂黑牌、低头弯腰坐“喷气式”，不是要他们也被囚禁在“牛棚”中或者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不是要他们也来经历一次上吊投河服毒卧轨……，人们等待了几十年，只是希望那些人说一声“对不起”或者“我道歉”。但是他们没有说。 中国的文革经历者怎能否认文革之罪？！文革期间的暴力迫害和杀戮，大多数是完全公开进行的，知道而不认为是罪，只是显示了法律和道德原则上的问题。不把血淋淋的杀人和残酷折磨看作是犯法行为，当红卫兵大量杀人的事实已昭然若揭之后，不予道歉还继续以“太阳”自诩，只能意味着不少人还坚持文革的思想和原则。明知其罪而不责，内含的信息暗示着“可以这样再来一次”的误导。 在中文里，“罪”字的写法原来并非如此。两千年以前的罪字，是“白”字下面加一个“辛”字。秦始皇认为这个字和他自己的新称号“始皇帝”的“皇”形状相近，下令把这个字改成了“罪”字。他以巨大权力焚书坑儒之外，还可以改动文字。不过字义并没有改。字典中“罪”的意义仍是“犯法”。两千年后到了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连罪的定义都改变了。在毛泽东死亡几十年后讨论文革之罪，意义其实超出了文革本身。这样的讨论可以帮助理清什么是法，什么是罪，如何才能制止和控制那种大规模的由最高统治者犯下的大罪，帮助中国人避免再次沦为受难者。 一位社会学教授曾指出，文革后的社会转变不可以太快，因为社会变化就像一列火车，太快的变速和转向会导致出轨。所以，在对文革罪行的审判，当时不能操之太急。这是有道理的。现在的人不知道，在 1979 年前后给文革中大量受害者平反时，曾经如何障碍重重难以实现，因为那些在文革中害人的人依然有权力而且不肯改变。然而，实用性的解决方式和权宜之计，和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与评判不能混为一谈。尤其是在文革结束几十年之后，已经找不到理由故意不说明文革的实质和作出道义上的审判，因为必要的社会转变已经完成，对文革之罪的不彻底审判的负面后果却正在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   阅读推荐（点击 标题）：1 ) 4妻10子人大代表，折射基层管理失控   2） 中国“圈钱”猛于虎       3） “童话之国”为什么如此清廉？   4） 晚清时代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 5） 夺权力还是护权利？ 6） 黄色娘子军成为反腐前锋 7） 为什么中国大陆“腐败指数”继续上升？ 8） 世界“末日”来临，你在想什么？ 9） 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的后代   10 ） 梁稳根现象：民营企业的政治生存术       11） 蒋经国怎样从强人变为伟人？ 12） 晚清百姓为什么不那么爱国? 13） 萧条的阴魂为什么不散？ 14） 不堪回首的“计划经济”时代 15） 官员财产公示离实现还有多远？ 16） 政坛越是腐败，想当官的人就越多 17） 电影《一九四二》中的伪历史 18） 世界末日与人类灵魂 19） 习仲勋为何而痛哭流涕？

作者： 吳介民   忙著校對《反動的修辭》再版譯稿的時刻，聽到作者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於本月10日離世的消息。2001-2年，我曾兩度到高等研究院拜訪他，第一次是請教他著作中的觀念解讀，第二次則是送上《反動的修辭》中文版。當時，年邁的思想家沉浸於繪畫，興高采烈地談論康定斯基。赫緒曼對社會行為充滿好奇，廣泛涉獵各知識學科與文學藝術，使他能夠自由進出各種知識領域，而成為跨界書寫的高手。 赫緒曼著述豐富，在貿易依賴理論、發展經濟學、集體行動、社會運動、政治思想、方法論等領域都留下深刻的原創貢獻。赫緒曼一生經歷也充滿戲劇性。1915年生於柏林的猶太人中產家庭，十多歲便參與左翼運動。1933年因躲避納粹迫害，前往巴黎。1936年到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內戰。二戰爆發，以志願軍身份加入法國陸軍。接著在馬賽參與營救反納粹人士。在這段流離生活中，他完成了博士學位。1940年底，他徒步越過庇里牛斯山到達里斯本，再輾轉抵達紐約，開始在美國的學術生涯。赫緒曼是「入世哲學家」。在美國，他擔任過聯準會經濟學家；也曾前往南美哥倫比亞擔任政府經濟顧問，後來甚至開設私人顧問公司。赫緒曼最後的落腳地，是位於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這裡是愛因斯坦終老之處，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也任職於此。赫緒曼詼諧頑皮的氣質，不禁讓人想到普林斯頓街上，一家著名冰淇淋店掛著的「愛因斯坦吃冰淇淋」照片，同樣有著面對真理的純摯。 赫緒曼善於化繁為簡，以簡潔思路，引導讀者進入複雜問題。以《反動的修辭》為例，他從牛頓「運動定律」中，發現隱藏在反動修辭中的秘密結構： 我同意你的價值觀或政策目標（「作用力」），但是因為種種因素（「反作用力」），將會使你的目標被扭曲、適得其反、徒勞無功、甚至危害了其他得來不易的價值。 根據這個「公式」，反動修辭精髓是：「我同意你的價值目標，但是…」「但是」之後才是重頭戲；「但是」轉移了注意力，進而破壞進步政策的存在價值。從這個基本語法，赫緒曼定義了三類反動修辭：悖謬論、無效論、危害論。 通俗性反動修辭在台灣俯拾皆是。最近，勞團爭取調高基本工資，據報導： 行政院拍板時薪先調，月薪緩漲，外界質疑政府偏財團、輕勞工。政務委員〇〇〇昨天說，政府並非偏袒大企業，因調漲基本工資，影響最大的是中小企業；若調漲基本薪資，導致更多失業，中小企業無法生存，就「不只是一顆滷蛋的問題，到時候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 這種論調表面上並不反對調漲基本工資，卻又辯稱調漲基本工資，結果會適得其反。這是典型的悖謬論。 「反動修辭法」不直接反對進步價值，而是反對那些實踐進步價值的行動。如果你接受了這種論述，你的結論必然是：你不必、也不應該採取進步行動，因為你怎麼做都沒有用，甚至會導致反效果、摧毀既有的改革成果。這正是反動修辭的「狡獪」之處：它躲藏在進步價值的保護殼之中，卻執行著反進步、反動員的任務。 《反動的修辭》的寫作，起源於1980年代新右派發動對福利國家批判的時刻。這本書，是當代抵抗新自由主義之「反動論述」的有力武器。赫緒曼更多深刻而豐富的著作，正等待讀者去挖掘。 （《蘋果日報》2012.12.14。作者是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第三種中國想像》作者）

　　【 导读：一九七二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大批女知青在西站前合影 　　 　　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一辈子有一块无法痊愈的伤痕。这些账仅仅记在那些色狼身上吗？难道没有其他的责任者吗？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了两万名妇女，成为震惊世界的惨案！而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不应该让历史和人类记住这悲剧吗？ 　　 　　◇被社会忘却了的故事 　　 　　一个女知青麻木地推开生产队长家的门，一步一步、沉重万分地走了进去。生产队长的桌上摆着半瓶二锅头和一小盘花生米，还有一张招工表格和生产队革委会的大印。 　　 　　女知青站住了，双目无神，象一个被送上祭台的羔羊。 　　 　　生产队长甚至连门都不关，闪闪烁烁的油灯都不吹，就粗鲁地笑着，一把扯开女知青的衣衫，无耻地揉摸那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乳房，然后把她推倒在充满汗味和臊味的木板床上。 　　 　　女知青没有喊叫，怕人听到，只是心和下体一同疼痛着。 　　 　　当女知青从床上站起来，滞重地穿着衣服时，生产队长将血红的大印盖在了招工表上。和那大印一样鲜红的还有床单上几块处女的血痕。 　　 　　一九七二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女知青们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零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所谓回乡知青）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大部份被侮辱过的女知青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将使失去贞操的年轻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另 有一些被奸污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知青更不会将内情暴露。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助理保卫干事，被一名当权者奸污后送到四川去上大学，后来此当权者 又奸污其他女知青被揭发出来，坦白罪行时交代出与她有过关系。当外调人员到四川找到她询问情况时，她却矢口否认。外调人员失望而归，那当权者因此而被少判 一年徒刑。 　　 　　按当时的说法，这些色狼统统被称为破坏上山下乡份子。 　　 　　这些色狼罪有应得，遗憾的是大部份奸污过女知青的人并没有被揭露，他们到死都会为自己的艳福而洋洋得意。 　　 　　最终倒霉的还是那些弱者，他们心灵的创伤不但终生难忘，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屡屡因直接碰撞而再次流血。 上海一个普通女工，在新婚之夜被丈夫毒打，以至赶出家门，因为她不是处女，她的处女贞操在插队时被公社党委书记给破坏了，她的丈夫并不因她当时若反抗就会被打成反革命纵火犯而原谅她。当时她看麦场，无意中烧了一百多斤麦子。 更有甚者，一些在插队时入了党的回城女知青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怀疑是被大队党书记奸污后而发给党票的，因而，这些人连找对象都成了问题。 可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手里握有党票、团票，招工、调动、提干权，以及病退、困退权的色狼们，以这些特权为诱饵，奸污了不少女知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上海女知青，长得丰满诱人，她拒绝了连长的调戏，便被发配到二十里外的水渠口去开关闸门，每天在四十度的酷暑中来回一次，半个月后她 屈服了，给了连长一个暗示。连长陪她看了一天水闸，第二天她就被调回连队驻地的食堂工作。而那最后一天，她少女的贞操与流水一同东去了。 本文没有使用强奸一词，一九七四年打击这些色狼时也没有使用强奸一词，因为绝大部份女知青被侮辱时，侮辱者确实没有使用暴力，他们使用的只是权力，人民给他们的权力。 　　 　　悲剧在于人民的女儿正在被这些掌权者奸污！ 　　 　　◇一个色狼在橡胶林中游荡 　　 　　云南是个美丽的地方。大批知识青年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九六八年第一批北京知青是在周恩来亲自批准下进入到西双版纳地区的，而后又有上海、昆明两地知青离开家乡，来到漫长的边境线上，开垦荒山，种植橡胶树。 一九七零年云南农场在屯垦戊边的伟大指示下，成为昆明军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大批现役军人进入到兵团，担任了由连长以上的全部正职干部。 四川省成都、重庆两市的知识青年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志愿，经过严格政审，大批来到云南，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准军人。 然而，知青们不会想到，几年后周恩来总理又会在看完一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关于奸污女知青的材料后击案大骂：“这不是共产党，这是国民党！” 　　 　　其实按一些色狼的所作所为，就是国民党政府也绝不会容忍的。 上海女知青施某在连长的第一声哨子中便从睡梦中醒来，她以军人的速度和敏捷穿上短袖衬衣、蹬上长裤和蚂蝗套，戴上头灯，挎上胶刀筐，穿上解放鞋，跑出了茅草房。 　　 　　外面大森林起伏的阴影遮挡着黎明，几个小时后阳光才会照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范围内的这个小山寨，或者叫做连队。一盏又一盏晃动的头灯说明又一个割胶日开始了。 　　 　　头灯在通向橡胶林的道路上汇拢了，曲曲弯弯，排成一长列，像是星群，也像是萤火虫在飞舞。 渐渐地，灯火稀疏了，人们一个个钻进属于自己的林段，浓密的橡胶树叶遮住了光亮和人影。施某的林段在距离连队驻地三里远的山坡上，她负责着几十亩山林的四百多株橡胶树的割胶和管理。 在她林段的起点，她稍微喘了口气，抽出锋利无比的胶刀，开始工作。她割得很快，也很认真，但这并不影响一颗由于年轻而不会停歇的大脑在跃动。 　　 　　她是自愿从十里洋场来到西双版纳的密林中的，这里的传说和神秘吸引了不少和她同样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怀着改造自己和改造边疆的宏愿离开家乡，把青春和汗水抛洒给红土高原的一草一木。 　　 　　是的，这里很艰苦，有人跑回家乡去泡病假，甚至有人越境到了缅甸。但是，施某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错。尤其是那个面和心善的现役军人连长，对知识青年，尤其对女青年们关怀备至。 上面一层林带传来轻微的响声，施某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她曾听说有一野猪一拱嘴就把一个男知青的大腿咬下去半边肉。 　　 　　她哆哆嗦嗦地抬起头，上面也是一团光亮，说明有一个人戴着头灯。她看出来了，是连长，他在帮她割胶。她放心了。 　　 　　连长几乎天天出现在各个林段中，检查生产情况或帮助生手、慢手割胶。 她比平时快一个小时割完了胶，和连长在山顶处的一小块空地上。连长一上山就把挂在腰上的雨布铺开，自己坐下后，让施某坐在他的身边。 施某驱赶了一下蚊子，又寻找着有无蚂蝗爬上来，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帮她驱赶什么，她很感谢，侧脸冲连长笑笑。连长也在笑，眼中燃烧着一股施某从未见到过的欲火。 　　 　　她不太明白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笑，以至于连长的手挪到她胸前，解开全部衬衣扣时，她才开始恍惚。 施某没有戴胸罩，由于西双版纳地区的炎热也由于施在生活上和贫下中农一样。 　　 　　当连长看到随着衣襟敞开而弹射出来的雪团一样的白乳房和樱桃一般鲜嫩的乳头，他便用全力倾压下来，一只手熟练地揭开了施某的裤带，并把手伸进她双腿之间。 　　 　　施某顿时吓呆了。她不知道连长要干什么，或者说由于意识到连长要干什么，而目瞪口呆，束手无策。 　　 　　连长飞快地脱下自己的衣裤，像猛兽吞食小动物一样疯狂地占有了施。 　　 　　施某大概本能地抵抗了几下，但那样无力，几乎是眼睁睁地忍受着第一次被男人侵入肉体时的痛苦和伤痛。完事之后，连长抚摸着她向她许了不少愿，入团、入党、提干等等。 　　 　　施某本来可高声呼叫，但她不敢。连长的权势，红领章、红帽徽的尊严，她心里压力太大了，以致于会觉得人们将指责她在犯罪。 　　 　　连长心满意足地站起来，收起了雨布，用树叶擦去留在上面的处女血痕和污物，哼着毛主席语录歌，扬长而去。 　　 　　派他到生产建设兵团，他一开始是牢骚满腹。但很快他便在这贫困的山林中发现了乐趣，这便是那些一个个青春年少的女知青们。女知青们，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她们比连长在军营附近见到过的那些农村姑娘确实白嫩、诱人。 　　 　　连长像一只饿狼一样开始物色猎物并选择扑食方式。橡胶林中是最好的地点，那里僻静偏远，很难碰到别人，而且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女知青们都会有恐惧感。 　　 　　第一个女知青在他的怀抱中连挣扎一下都没有。于是，他带上一块雨布，每天都和勤劳的胶工们一同走进山林之中，先从最漂亮的女知青下手。第二个次之，再次之…… 施某相貌平平，已经是他身下的第八个牺牲品了。 　　 　　当连长被揭露出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在橡胶林中有十几个女知青在他的兽欲中失去了贞操。 　　 　　◇公审大会 　　 　　在任何一张中国地图上，都可以找到河口县城，它和越南的老街市仅一河相隔，中间由一座铁桥接连。 一九七四年的某一天，驻地在河口县城的云南建设兵团第十六团进入了空前的戒备状态。在方圆十九里地内的所有交通路口都安设了路障，有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民兵和端着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 　　 　　一大早，数千建设兵团战士便在一种紧张气氛中集合起来，从各个连队出发，通过一个个哨卡，穿越密密麻麻的夹道持枪者，来到一个山坡下。这个山坡平时并没有什么特殊，上面同样是一层层梯田，梯田上长着稀疏的实生橡胶树，山顶处有一块保护原生林，有着竹丛和荒草。 　　 　　但现在他们回过头去，看到十几挺轻机枪和两挺重机枪的枪口以俯视状态对准山坡下。这些戒备都只是为了能够安全地召开一个公审大会。 河口的知青们刚成为兵团战士就参加过一个公审大会，审判大瑶山上一个六十多岁的瑶族老头自封皇帝，结果是连他带十几个大臣一同枪毙！ 　　 　　在一条三面环山的口袋形山谷里，十几个犯人站成一排，哆哆嗦嗦。另有十几名持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排成一排，平举自动步枪，在一声命令中，扣动扳机。大约每人都放空了枪中的子弹后，战士们跑步离开刑场，两个提手枪的公安人员走过去，对着未死的犯人补枪。 　　 　　这次不同，被审判对象不同。 　　 　　随着一声汽车喇叭，唯一被允许开进公审大会会场的汽车出现在公路上。汽车停下来，在一排枪口中，车蓬窗被打开了，十几名现役军人被押上会场。 被审判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干部！在解放军威信和地位处于巅峰的年代中，在说解放军一句坏话就被扣上“毁我长城”的岁月里！ 　　 　　山脚下已经搭好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几个云南省军区的领导和军事法庭的负责人脸色铁青地坐在上面。 十几个将被审判者站在台上，低垂着头。 　　 　　在一种沉闷，肃穆的气氛中，主席台上一个领导拍案而起，大声宣布。 武装战士们冲上去，愤怒地撕下了十几个被审判者头上的帽徽、脖子上的领章。 　　 　　ＸＸＸ，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八团副参谋长……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八人…… 　　ＸＸＸ，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六团保卫科长……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六人…… 　　ＸＸＸ，……连长，奸污女知青…… 　　ＸＸＸ，……政治指导员，奸污女知青…… 　　 　　还有一名现役军人连长，不但奸污四名上海女知青，还与一条小母牛有过性行为，被上山打猎的老头发现揭露出来，在罪名中冠以糟蹋母牲畜。在场者无不哗然。 　　 　　十八团的副参谋长被判十六年徒刑，他将在军人劳改场中渡过他的残年。 　　 　　十六团的保卫科长被判六年徒刑，他的母亲是云南省的一个地委党书记，没法给他一丝的袒护。又可怜他年轻的妻子和幼女将为他承担一生的耻辱。 　　 　　而在审判会场上的上千名女知青中那些遭受奸污和凌辱的人看着这种场面会产生什么想法呢？ 在这次大规模审判之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的两位团级军官被枪毙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的一个独立营长和一个连长被枪毙了。 　　 　　而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陕西省、山西省、安徽省等有大量插队知识青年的地方都举行了大规模宣判会，对奸污上山下乡女知青的罪犯进行了严惩。 　　 　　◇黑幕上裂开了一条缝 这一切，都是从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的慰问活动开始的。 　　 　　在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之前，这里曾来过一个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慰问团。不过，四川省知青慰问团的规模比北京知青慰问团大十倍，因为四川知青比北京知青多十 倍。而两个慰问团的本质区别却是：北京知青慰问团是来大吃大喝，游山玩水的，而四川知青慰问团是来探望子女和晚辈的。四川知青慰问团的不少成员有子女或亲 属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他们直接深入到自己子女所在连队，和子女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还和子女一同参加劳动。 　　 　　子女当然也就将实际情况向家长汇报了： 　　 　　某团男知青某某因为和连长吵架了，便被扒光了衣服送进了马棚。云南亚热带地区蚊虫成群，尤其是马棚牛圈，更是蚊子、马蝇的聚集点。马有尾巴可以驱赶它们，而捆起双手的知青很快被咬昏过去。第二天早晨，当那个男知青被抬出马棚时，全身已肿得不像人样了。 　　 　　某团有个男知青，因为身体不舒服，在开荒时多休息了一会儿，连长便让他在烈日下毒晒，一直到他中暑休克。 　　 　　某团一对男女知青小李和小王，在中学时便青梅竹马，来插队后相亲相爱，这在当时当然属于犯忌之事，是没好好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不安心接受再教育的典型。他们 有一次在橡胶林中谈情说爱，热烈亲吻拥抱时，被几支手电筒光柱照住，当即被扒得一丝不挂，押回连队，站在空场前面，接受全连一百多人的批判。 　　 　　还有个男知青，一个多月没有吃过肉，实在太馋了，到连里唯一一个鱼塘偷捕了两条鱼拿水煮煮，洒点盐，狼吞虎咽下去。谁想到第二天便被正申请入党的同伴告发。民兵排长派民兵捆起盗窃犯，用枪托和木棍打断了他的腿，让他这辈子再也不能下水游泳。 　　 　　还有…… 绑捆吊打知识青年在不少连队已成家常便饭，一些营和团部动不动就重刑折磨犯了点小错误的知识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开过知识青年的批判大会，进行人身侮辱。 　　 　　还有一些连长、营长每天只是打牌，吃喝玩乐，把并不多的猪，很少的鸡，屈指可数的鱼视为私有财产，想吃便吃，而知青们一个个都营养不良。 　　 　　最繁重、最危险的活儿，都派知识青年去，每年都发生因排险、因砍大树、因山火而有知识青年死去。有父母、亲属作为慰问团成员而来云南的知识青年纷纷悄悄哭诉 这些遭遇，他们当然不敢公开说，因为慰问团总会走，也因为他们还要表现出为了改造思想能吃一切苦，受一切罪的大无畏精神。 　　 　　女知青们似乎很少诉苦，被捆绑吊打的大多是调皮的男孩子。她们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女儿眼中常常闪现过一点悲伤和忧怨，但他们以为是女孩子想念家乡的一种表现。 　　 　　有一个女知青躲躲闪闪地讲过自己住了一次医院，她是想说自己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手术。她倒不是想揭发奸污过她的那个人，只是想说明兵团对她照料得很好，连长亲自给她送过鸡汤。她还只有十七岁，她所受过的教育竟然使她还不大懂人工流产是怎么回事！ 　　 　　四川知青慰问团的成员们为自己的子弟所遭受的境遇感到气愤，他们把收集到的材料集中起来，没有向兵团领导反映，而是交到了新华社驻云南分社负责人的手中。 　　 　　在四川知青慰问团离开云南后没几天，保山地区某团发生了一场大火。 那是一个晴朗的月夜，一个男知青躺在蚊帐里看书，夜深时，他起身到他住的茅草棚后面小便去，没有将放在蚊帐内的蜡烛吹灭。当他的房后胶林中小便后，转回身来时，不禁目瞪口呆。原来茅草棚内已经冒出明亮的火光。 　　 　　这个连队的住房几乎全部是竹木结构，而房内的一切设施也都是易燃品，如蚊帐、衣物、竹椅、木桌等。 　　 　　当大火吞没了第一间茅草棚后，整排茅草房就没救了。人们跑出房子，有经验的人知道房子已经保不住了，就全力把家具等日用品从火海中抢救出来。 　　 　　这时，一个老工人不安地告诉连长：你看那排房子中间冒蓝火，不大对头。 连长根本没在意，转身又去搬自己的咸菜缸。又过了几分钟，那里蓝火越来越明显，肯定有动物油脂在燃烧，老工人又一次警告了连长。 　　 　　连长这才叫了一些人，集中全力扑灭了那里的火，拨开了横七竖八的废墟。 所有的人都愕然了！ 　　 　　十个女知青紧紧搂作一团，全身紧缩着，暴露的后背和肢体完全都烧黑了。当用强力分开她们时，只有胸口部份还有些完好的皮肤。 　　 　　她们为什么不跑出来？ 　　 　　现场分析，发现她们没跑出来的原因是晚上睡觉时用八号铅丝将门紧紧封住，而慌乱中无法顺利打开。那铅丝还绑在成炭状的门框上。 她们是怕有人进去！十个女孩子睡在一间房子里还怕有人进去，这个人是谁呢？ 她们没有把自己的怕告诉慰问团的人，她们因此再没有机会告诉了。 　　 　　但四川省慰问团的材料终将这人类史上空前的大奸污案的黑幕撕开第一道裂缝。 　　 　　◇派工作组严惩大小色狼 　　 　　新华社驻云南分社负责人杨某无法成眠了，他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着，屋内白雾蒙蒙。他那张大号写字台上放着四川省知青慰问团中几个省报记者汇集的知青反映的情况和问题。 　　 　　他听说过知青们在兵团所受待遇并不全像报纸上讲的一样，但也没想到会如此严重。 　　 　　看看桌上的红色电话机，那是可以直接与北京对话的专用电话，他可以马上拨通北京，将情可是，当他仍下最后一个烟头时，还是决定自己亲自下到兵团去了解一下情况，也可能那些四川的记者由于听到的都是四川知青的一面之词呢？ 　　 　　第二天，他离开省城昆明，乘坐窄轨火车，向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进发。 　　 　　火车在开远县停住了，需要在这里换轨更窄的火车。 　　 　　驻在开远的第十四军军长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这不仅仅因为杨某是十级干部，而军长只不过是十三级干部。关键是军长深知新华社分社负责人的重要地位。杨不但可以直接参加省常委会，而且可以把经过自己的观点筛过的材料直报政治局。 　　 　　杨没有在开远逗留，很快转乘火车抵达四师师部所在地蒙自县城。 　　 　　兵团四师宣传科长听说新华社分社负责人驾到，心中不由一惊，慌忙向一个师政委报告情况。可惜这位土包子政委不象十四军军长那样明了新华分社的重要性，居然随便摆摆手：这是你们宣传部门的事，按一般记者接待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科长可不敢怠慢新华社分社负责人，他连忙打电话给十四军第四十一师。四十一师大概已接到军长的吩咐，立刻让出唯一的一幢高干小楼，让杨某住了进去。 　　 　　一个星期之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看到杨某在如何活动。结果，像来一样，他又默默地走了。 　　 　　在昆明新华社分社内，杨紧张地整理了几天材料，然后由专人送至北京。 三天之后，此材料出现在政治局会议桌上，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者的高度关注，迅速做出了反应。 　　 　　这反应到达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周兴耳旁时，他如闻雷轰，只听秘书递过来的电话耳机中说：这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责令周兴同志立即组成工作组，深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八团处理迫害知青问题，中央工作组随后就到！ 中共中央和云南省的工作组浩浩荡荡来到了四师第十八团时，四师的领导们才认识到新华分社的负责人应该用什么方式接待。 　　 　　一切都晚了。 　　 　　◇女知青的血泪控诉与日俱增 　　 　　十六团某连的一个夜晚，干了二十年农垦的地方干部副连长和他的老婆在连指导员住的房间前后门潜伏了一个多小时了。 　　 　　一个女知青神情暗淡地低头走进屋去。很快，屋里的灯灭了。 　　 　　副连长堵上前门，侧耳听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一个男人放肆的喘息和床棱子的有节奏的摇响，他使劲敲起了门。 约过了五分钟，灯亮门开了。副连长和他老婆冲进去，见床铺平整，指导员和那个女知青也整衣在身。副连长问他们熄灯干什么？指导员拿出一枚有萤光的纪念章，解释说：我们在看毛主席纪念章。 副连长老婆不愧是心细的女人，发现了床单上有些可疑之物。但指导员矢口否认，何况他一个单身汉的床单上有可疑物也很正常。 第二天，副连长竟被扣上了攻击解放军、毁我长城的帽子，去做检查了。 　　 　　人们对色狼有了经验，当十六团团部又被地方干部观察到一件此类案件时，他们向团长做了汇报，要求团长亲自出面。 那是一个作战参谋，住在团部二楼的一间房子内，根据监视，一名昆明女知青进入他房间后，再也没有出来，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 　　 　　团长无可奈何地上了楼，敲门让作战参谋去拿军事地图，要举行演习。作战参谋把钥匙从门上小窗内丢了出来，拒绝开门。 　　 　　团长大怒：“今晚的演习要你指挥！” 　　 　　作战参谋不得已开门出来，但立即锁上了门。 　　 　　幸亏另有人有这房间的钥匙，迅速打开了门，结果在迭成长形的军用棉被后面，发现了哆哆嗦嗦，一直不敢动的女知青。她依然一丝不挂，使警卫排的小伙子们大饱了眼福。 　　 　　几天之后，这个女知青被扣上了“腐蚀解放军，拉干部下水”的罪名接受大批判。 中央和云南省的工作组刚开始深入到兵团的各基层单位时，号召大家保卫上山下乡的胜利果实，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旗帜下大胆揭发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坏人。 　　 　　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大都是长期在农垦系统的地方干部。他们处在远离闹市的深山老林之中，一贯一个人说了算，养成些恶霸作风，但他们打人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无需揭发，有些人已主动检讨，向知青赔礼道歉。 于是，广泛设立的检举箱内塞进了一些别的内容的检举信。工作组的人打开这些检举信后，不由得产生了顾虑。这些检举信的内容是：女知青被干部利用职权奸污！ 　　 　　可攻击解放军就是“毁我长城”！何况强奸、奸污、通奸是有区别的。 　　 　　在他们犹豫之时，更多的揭发信送到工作组人员的桌上，揭发的内容越来越详尽： 　　 　　某 团保卫科长吴某有一天单独审问一个偷窃地方商店的四川女知青，在审问过程中发现她还在县城旅馆与男朋友通奸。吴表示为了取得通奸的证据。要对女知青进行具 体检查。他先解开她上衣和胸罩，仔细研究了乳房后，认为不明显，还需检查阴部。女知青只好被迫脱去裤子。她刚躺下，分开双腿，吴某便扑上去，占有了她。女 知青想反抗，但吴威胁说：“不同意，我就以盗窃罪把你和你的同伙一块关起来，让你以后没脸见人。” 　　 　　某团农业连指导员齐某，以党支部书记名义找一个四川女知青到打谷场去谈话，两个人，躺在稻草堆上，先是谈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慢慢地齐搂住了女知青。女知青很害怕，但又不敢得罪齐，因为她正在申请入团。 齐说自己身体非常难受，希望女知青给治疗一下。女知青便询问怎么治。齐说：“要把我难受的东西放进你体内呆一会就好了。” 　　 　　这个刚刚十六岁的女知青竟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且还帮助指导员将“那个东西”送进体内，自己则忍受着疼痛。她觉得帮指导员治好病是自己的光荣。 　　 　　某团运输连长，长期霸占两个北京女知青，当其中一个怀孕后，为了不使人们发现，他先是一天数次与之发生关系，使其流产，不成功后，他竟然趁她不备，用穿皮鞋的脚，猛踢她的后腰。这个女知青终于流产了，但也留下了后天性不育症。 　　 　　这是不容置疑的残害知识青年，奸污女知青比捆绑吊打男知青留下的身心伤害更为严重！ 有 人提出来女知青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反抗因而不能给那些干部定罪。但是，女知青们大多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这些干部利用职权威逼、引诱、要挟等手段而失身 的，而且长期利用这些被告人失身后的忍辱心理状态，进行兽行发泄。这些行为在客观上是对妇女身心的摧残，是绝对违背妇女意志的。 　　 　　一切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行为都可视为犯罪行为！ 　　 　　军人和干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触犯了法律理应判刑！ 中共中央下达了打击残害知青份子的正式文件。 　　 　　◇色狼们一个个低头伏法 　　 　　被 周恩来骂为不是共产党的那个人正是本文第二节所描绘的色狼连长，他被列入第一批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名单之中。他叫张国良。与他一同执行死刑的还有某师独立 营营长贾小山。这个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的现役军人曾向全营知青宣布：“晚上八点以后谁也不准出来瞎逛，否则就是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他坐着全营 唯一一辆北京吉普车，不分黑天白天，在全营各个连队乱串，看上漂亮女知青就利用职权搞到手。他在公路上开车，碰到教导员搭车却不停下。这个恶霸式的人物直 到听见宣判他死刑的判决书，才明白革命资历和绿军装也救不了他了，不觉瘫倒在地。 　　 　　而后，凡是被揭出了与女知青发生过关系的非知青人员，一律判刑或给予处份，这是在一个极端的年代所必然采取的极端方式。 　　 　　定案方式也并不复杂，只要调查组看到揭发材料，到被奸污的女知青那里进行了解，女知青点头承认，男当事人便可以被拘捕了。 　　 　　开始，还要对女知青进行妇科检查，后来传下来一条指示：对女知青进行妇科检查也是一种变相迫害。就把这条手续也省略了。 　　 　　那个捉住指导员的副连长被平反了，而那位指导员因携带女知青越境逃亡缅甸被军事法庭判了无期徒刑。 那个被女知青腐蚀了的作战参谋也在这场打击运动中旧事重提，判了一年徒刑了事。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共二百余名现役军人，先后判刑及处份的三十余人。 揭露出来的奸污女知青的手段之恶劣，也令人发指。 　　 　　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一辈子有一块无法痊愈的伤痕。 这些账仅仅记在那些色狼身上吗？难道没有其他的责任者吗？ 　　 　　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了两万名妇女，成为震惊世界的惨案！ 　　 　　而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不应该让历史和人类记住这悲剧吗？ 　　 　　当时为了使那些已经被众人知道的被奸污过的女知青们不因屈辱而难以生活，上面又下了一道命令：可以让她们在全师范围内自由调动。但是，调动的结果也并不佳，因为凡是单位新来一个女知青，大家立刻就明白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无论是被奸污还是与人乱搞，吃亏的都是女知青！ 　　 　　那些由农村上大学、提干、入党的女知青们，不管她们如何清白，也会被人联想到是付出代价换来的，尤其比较漂亮的女知青。 　　 　　其实贞操并不值钱，关键在于失去贞操时得到的是不是爱！ 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历史更有必要为后人所知。 　　 　　 　　 　　 　　 　　 　　 本文摘自《凯迪网络》 —白衬衫 　　 　　 　　 　　 　　 　　

中国各地警方逮捕了多名宣扬世界末日者：广元旺苍县公安局昨日查处两起在集镇公开宣传“世界末日”蛊惑谣言事件， 拘留了 两名散布谣言者，警方称；尚未发现有群众上当受骗；重庆四名男子街头散发世界末日言论 被行政拘留 ，公安机关提醒市民，对末日谣言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武汉东西湖警方 抓获 涉嫌传播恐慌信息的5名外来务工人员；陕西黄龙警方 抓获 7名在公共汽车上散发传单传播“世界末日”谣言者…根据玛雅历预言，世界末日发生在2012年12月21日，澳大利亚总理 Julia Gillard 配合 Triple J 电台的 恶搞演讲 一度在中国非常流行，她说她相信世界末日的预测是正确的，“我剩下的澳大利亚同胞们，世界末日就要来啦。它不是千禧年危机，也不是碳税，而是玛雅人的年历，它是真的。不管最后我们是死在僵尸、恶魔怪兽，还是韩国流行音乐的全面胜利之下，如果你对我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是，我一定会为你们战斗到底。”

北京——尽管朝鲜不顾中国的请求试射了新的远程导弹，中国的新领导层却似乎打算继续力挺这个不听话的邻国，原因在于，中国认为朝鲜是对抗美国及其盟国的必要缓冲。 分析人士称，中国的首要担忧是平壤的强硬共产党政府垮台，因为这可能导致朝鲜半岛重新统一在首尔的政府之下，并与美国结盟。他们说，中国认为美国在其家门口的存在将令其难以防守。 Pool photo by Ed Jones 周四在北京：习近平。朝鲜忽视中方的要求，发射了远程导弹。 但分析人士也指出，中国对金正恩(Kim Jong-un)的坚决支持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一个几乎同样不可接受的后果：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日本和韩国会努力遏制中国。 主张减少对朝支持的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教授朱锋说，“试射扰乱了地区安全。”他没有提及美国，但却补充说，朝鲜的导弹发射“会推动反华势力采取强硬政策，目的是遏制中国，或者只是制衡中国”。 奥巴马政府的官员本周对中国未能控制住金正恩表示了明显的愤怒，他们声称自己正在考虑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坚持力挺这样一个极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及其不听话的年轻领导人，这样做是否明智？官方对朝鲜的宽容之下，努力想对中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分析人士正在进行热烈的辩论。 朱锋称，中国面临被人与朝鲜并称为“两个坏蛋”的风险。 “我觉得很沮丧，”朱锋说。“我们至少也应该与朝鲜保持距离。现实是，只要朝鲜不改变其行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就会越来越脆弱。” 中国曾两次请求金正恩不要进行导弹试射，但他两次都置若罔闻。父亲于去年年底去世后，金正恩继承了朝鲜领导人之位。金正恩掌权不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就出访平壤，警告他不要进行试射。但今年4月，金正恩仍然进行了火箭发射，并以失败告终。上个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建国再次前往朝鲜，敦促其保持克制。 尽管心有不快，中国领导人却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忍受这种轻慢。 分析人士称，中国外交部周三虽然表示了轻微不快，但这并不是中国将改弦更张或支持更严厉的联合国制裁措施的信号。 位于北京的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教授金灿荣称，官方的反应“很犹豫”。 导弹试验后，华盛顿方面立即开始在联合国推动对朝鲜的进一步制裁，并要求加强现有制裁措施。有鉴于朝鲜早些时候的几次火箭发射，中国同意对其实行现有制裁措施。 “中国不会支持什么决议，只会赞成发表一份总统声明，”上海复旦大学朝鲜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建说。总统在联合国发表声明被认为是比制裁温和得多的谴责形式。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朝鲜问题专家乔纳森·D·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表示，不支持实行新的制裁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新制裁刺激朝鲜试验其他核武器，相比于发射未携带武器的火箭，就像周三发射的那枚火箭那样，这种前景要糟糕得多。 “朝鲜在4月放弃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多半是因为来自中国方面的巨大压力，”波拉克博士说。 2006年和2009年，朝鲜都在导弹发射后不久试验了核武器。波拉克表示，类似举动的再次上演将对奥巴马政府以及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构成极大的考验。 “平壤方面可能已经得出结论，鉴于奥巴马第二个任期日益临近，韩国也正在选举新一任总统，现在正是大举行动的时机，”他说。 几名中国分析人士称，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不光要考虑实实在在的战略问题，还应该考虑普通中国人的感受，因为他们都很关注，中国为什么要为一个如此暴悍的政府提供经济支持。 “在中国国内，很多人都质疑把钱用于火箭发射而非改善民生的做法，”北京大学的专家贾庆国说。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朝鲜-太平洋研究领域的教授斯蒂芬·M·哈格德(Stephan M. Haggard)称，韩国政府最近估计，自1998年以来，朝鲜已经在导弹项目上花费了28亿至32亿美元（约合175亿至199亿元人民币）。哈格德博士称，如果用这些钱来买谷物，可供整个朝鲜吃大约三年。 中国国内关于中朝关系的讨论源自于这种联盟的特殊本质。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中国和东北亚项目负责人斯特凡妮·T·克莱内-阿尔布兰特(Stephanie T. Kleine-Ahlbrandt)在北京表示，从根本上说，两国政府都不喜欢对方，对彼此抱有很深的猜疑。她说，今年，当朝鲜官员为替金正恩政府寻找新思路而访问新加坡时，北京方面的领导人变得非常紧张，而北京方面自己也已向新加坡派出多批官员，向新加坡学习更温和的一党制领导形式。 更大的恐惧则是，朝鲜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可能导致一波又一波难民涌进中国，而同中国边界上其他国籍的难民相比，吸收这些朝鲜难民要难得多。 “对中国而言，”克莱内-阿尔布兰特说，“让朝鲜保持原样比让它崩溃带来的问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