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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所谓政治改革，说穿了，主要是干部制度的改革，就是对官员们特权享受的改革。本人完全赞成近日在互联网上读到的刘燕波在《政治改革的死敌——干部制度》一文中关于现行干部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社会发展“不共戴天的敌人”一说，也完全赞成其在文章中所说的：“干部们抵制政治改革，是因为现行干部制度一是容易混日子，二是容易捞好处，三是无论混也好，捞也好，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但为什么会如此，除了刘燕波文章中所讲，本人试着再补充几句。 估计中国的官员们早就清楚得很，中国所有官员，与中国的干部制度包括社会其他制度紧密相连，一如红楼梦中几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权利用设计的一种制度来维持政权，而制度又利用人性的贪婪和卑鄙来维护这种制度，于是，官员们就利用政权不想改变制度以维持政权来为自己提供特权提供享受，真个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当然，中国所有的官员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既然是这样，那么他们的一切开销一切享受，自然也就应该由国家由党由人民来承担。多年前，曾有个连卫生巾都由公款报销的女贪官就“义正辞严”地对办案人员说：“我是国家的人，报销点卫生巾算得了什么！”现在有人对我们的执政党开十八大不仅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且到底花了多少没有人知道很有意见。这也是不懂“行情”。执政党认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那么它开大会的一切开销自然也就应该由中国人民来承担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现行干部制度为中国官员们提供的那些特权和享受，我们的官员们一天也不愿意做下去。正如十余年前广西有一腐败分子曾公开自己做官的“宣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而中国眼下一切腐败，皆缘于这种干部制度，要说“特色”，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特色”；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我们在这方面就是最具“特色”的了。 本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取消了官员们的那些特权享受，或者说就是不让他们因可以大肆受贿而发大财，中国99.99%的官员也都一定举双手赞成：所有的官员由“主人”们公开选举，让那些愿意只为荣誉而做官的人们去做吧。中国的官员们之所以一直竭力反对、抵制公开选举，正是因为官员有特权，可以合法地享受，更可以受贿发大财。而许多官员的无法无天也正好体现了在我们这种社会里官员至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官本位”。当然，名义上（尽管即使名义上也说不通）叫“党的事业至上”，党领导一切。好在，只要实事求是，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中国人（包括那些说党的事业至上的官员们）相信了。 正是因为中国是这样一种干部制度，凡是在客观上维护了这种制度的官员，都一定会得到制度的庇护；反过来，又因为制度庇护官员，官员也就维护这种制度。试想，如果所有的官员都主动不去享受特权，不要那特殊待遇，不去总想着受贿发大财，甚至模范遵纪守法，把所有纳税人真正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如此这般，我们现在正在实行的这种干部制度还有用吗？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这种制度吗？中央还需要强调“坚持”这“坚持”那吗？我们还怕什么“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吗？还愁海峡对岸会不与大陆统一吗？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种制度白送给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台湾以及港澳），人家都不要。这与有些人所说的“国情”无关，与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指导也无关，只与制度设计有关，与人的思维有关，与是不是官本位有关，与是想做一个人还是想做官有关，与是真想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还是只想执政统治有关。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港澳、台湾），才真正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为了他们的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大陆不是。我们到现在都一直在为“领导权”，即执政党能不能继续执政统治下去而殚精竭虑。在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和人民幸福与能不能由现在的执政党继续执政统治相比，显然，后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只要不让自己执政统治，只要改由别人执政统治，中国人即使过得再幸福，执政党也不会高兴。 而这种思维在别的方面同样在套用。比如之所以像现在这样一再强调要“坚定地”坚持走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一例：他就是要中国人民跟着走他所要走的路，如果不是，即使走别的路，再宽阔再好走，他都不舒服。这就如同我们常常批评某些顽固的人那样，即使知道那样做不好，即使知道换个做法比他现在正在做的要好，并且已有无数的先例，可他就是要坚持那样做。这种人往往不跟你讲道理，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来横的只来蛮的。之所以会这样，别人都明白，他坚持这样做，一是不愿意失面子，二是这样做：他高兴，或说他喜欢，有时这种人甚至就直言不讳地故意气旁观者：就是为了自己高兴，你怎么着！大半个世纪来，或者说即使从1978年至今，中国很多官员在把事情办砸了之后仍然继续办下去，也多是缘于这种思维。 扯远了，回过头来说。这种干部制度为何就那么庇护官员呢？除了刘燕波文章中所讲及本文上面所说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小是个官员，只要在官场混过几年，都一定开过无数的会议。而在中国各级官场的大小会议上，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每次会议或会场上那个最大的官员（有时就是主持会议者），他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多么无耻的话都敢说，跟站在大街上或是面对百姓公开说的话，简直天差地别，很有点夫妻同床共枕夜晚所做的事白天怎么也不好意思公开说出来一样。当然，只因为他是“大官”，他说什么，会议或会场上都不会有人公开反对。比如毛泽东在他主持的很多会议上以及与下面的人谈话时就常常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什么都敢说（包括说他自己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等），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他说得不对。由于现在已经公开出来的毛泽东的胡说八道（他老人家无法无天，不论私下还是公开乃至在任何场合都敢胡说）已经不少，这里就不用本人举例了。 不要以为只有毛泽东会这样。由于中国是一个专制了两千多年的国家，中国人早已对专制意识耳濡目染，甚至浸入骨髓，因此，大小做了一个官，不自觉地就让专制思想意识占据了大脑，这样，大小官员当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敢于胡说八道也就再平常不过了。比如，那还是十余年前，有位乡长在动员他那个乡的工商、税务各种公务员去乡下收税的大会上就敢于公开要这些人不仅不要怜悯农民，而且要把农民当作敌人对待：“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同志们一定要眼疾手快而且立场坚定……交税是公民（闵按：要钱时才把农民称作公民，平时把他们当公民对待了吗？另外，可怜的中国农民哪里知道，早在14世纪，像英、法这样的欧洲国家就牢固确定下来了一句格言，这就是：“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应尽的义务，他肯定说他没钱，没钱不要紧，他不是有猪吗？不给，就牵猪，扛粮食，抬床板，办法总会有的……” 而我们的干部亦即官员，由于参加过无数的会议，听到过大小领导们无数各种卑鄙无耻的话，“组织”如果不保护他，让他把在各种会议上所听到的都公开出来，那简直就等于要了有些官员的命，若是再用有些人的话说，甚至会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政权。 这里还举一例。很多网民一定不会忘记，就在几年前，本人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个副处长就因对记者说了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当然，据我所知，这个副处长一直在优哉悠哉地做着他的官，毫发无损，“组织”认为他没有任何过错；别看事后本省省委书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不点名地还批评了这个副处长，那只是一种姿态，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我们现在，不，当时好像就有人说了，这是一句极为平常而很真实的话，只是这位官员一不小心对记者公开说了出来而已。要知道，类似这种话，甚至比这更露骨的，官员与官员们开会时也不知说过多少，只要不被记者“捅”出来，让那些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天真纯洁得让官员们感到好笑的广大网民听到，屁事没有。现在就这么一句话就让这个副处长“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把他们在会议和官场上讲的那有些话全抖搂出来，那整个社会还不“炸了锅”，那一个二个的官员还能继续做下去吗？那些官员还敢说他们是在为人民利益吗？我们的政权又将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如此这般，你让“组织”如何不庇护这位副处长？当时本人一口气连敲几则评论，一言以蔽之，认为这位副处长所说的这句话，正是组织多年教育的结果（当时有网友翻阅党章后甚至认为：“逯军雷人实话是有党章根据的”）。 一个政权最害怕什么，或说觉得什么最危险，如果不能消灭之，往往就会向其妥协。那么我们的政权最害怕又觉得什么最危险呢？不怕下岗工人，不怕农民，不怕进城的农民工（这些人都是一盘散沙），也不怕群体事件，它最害怕和感到最危险的，就是所有的干部不听使唤，甚至“反了”。如果有一天，干部不听使唤，把组织的真正意图如实告诉广大人民群众，那么，会发生什么，即使猪脑子，也能想得出。正是由于官员们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才敢于反对中央出台任何会损害他们利益的制度改革（包括公布官员财产）。这也是我们干部制度之所以要庇护官员的最根本原因。 说到这里，短文本该作结，可我还是很想为现代资本主义为现代资产阶级说几句我们有些人特别不喜欢听的话，不说憋得慌。 请有些人再也不要对今天的资本主义对今天的资产阶级泼污水了！你们说一说，中国社会在哪一个方面做得比资本主义社会好？如果按比例，我们又有几个官员的知识素养以及人品超过了资产阶级官员？尤其是，为什么总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移民，而罕有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向我们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移民？不说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像香港这种已经“回归祖国”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居然也是那么吸引我们这些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一个个孕妇总想钻空子，把自己的孩子生在香港，弄得香港现在像防贼似的防着大陆孕妇过罗湖桥进入香港（本人觉得真丑。有些大陆人，为了追求下一代的幸福，可以说什么廉耻都不要了），并且公布了相应的惩罚条文。看到这些，我们有些人，特别是那些有权力让中国人民获得幸福尊严，也有权力让中国人民过得很痛苦的的官员怎么就不觉得丑呢？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那儿说我们如何如何好？还有什么理由要“坚持”这“坚持”那，就是不想坚持让中国人民过得更民主、更自由，同时也是更幸福、更有尊严呢？ 好了，不说了。

《中國密報》未普 　　秋高氣爽之際，北京政壇卻籠罩著極度的混沌、焦慮、悲觀、詭異和不安。中共十八大即將舉行。 　　習近平即將接任胡錦濤，任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對此，外界已無懸念。有懸念的是，在中國政治光譜中，習近平到底站在哪兒？他的政治觀點和政治主張是什麼？他將帶領中國向何處去？他能否打破中共體制的慣性和利益集團的羈絆，大刀闊斧的實施政治改革？探討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中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習近平執政後，中國到底會走什麼樣的道路？海內外學者和大陸老百姓對此有幾種截然不同的期待、推斷和預測。美國學者說習近平是新毛澤東；中國學者認為習近平將會是年輕版的鄧小平；一些學者、民眾和網友稱習近平是胡錦濤第二，而另一些學者、民眾和網友則盼望習近平成為蔣經國。 　　無論那一種選擇，都將影響中國的政治走向。 　　1．習近平是新毛澤東嗎？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2011年9月底發表了波特蘭州立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政治系助教布魯斯·吉利（Bruce Gilley）文章，題目是“見識新毛澤東”（Meet the New Mao）。文章認為，在意識形態方面，習近平是個新“毛澤東”。 　　 　　習近平 　　文章說，習近平並非是個溫和派。隨著其主政日子的接近，有很多跡象表明，他在處理外交事務方面是個狹隘民族主義者，而在處理國內問題時，更傾向動用警察來解決國內摩擦。文章還說，習近平的“崛起”意味著，圍繞改革開放而進行的毛派和改革派之間的長期鬥爭將告一段落，習有可能把中國帶回中共建政初期，那時的中共被大陸一些左翼學者看作是中共的黃金時代。 　　為了證明習近平是新毛澤東，吉利舉了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習近平2009年訪問墨西哥時說的那番話：有些喫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話引起一些毛分子和民族主義者的大聲叫好。 　　第二個例子是，習近平訪問重慶，明確表示支持薄熙來的“唱紅打黑”，薄在重慶重提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口號，鼓動人們唱紅歌，從而獲得了支持。吉利認為，習近平顯然看到了毛時代的口號和民心之間的聯繫。 　　第三個例子是，習近平今年7月中旬訪問西藏，主持“西藏解放60週年”大會。和80年代中共首腦胡耀邦訪問西藏的和解人道政策相反，習近平此行刻意彰顯出中共是西藏統治者的姿態。習不僅自帶飲用、做飯和洗澡的水，而且不和西藏普通百姓接觸。他整日被大批保安人員和秘密警察包圍，最後發表長達75分鐘的強硬講話，抨擊達賴喇嘛，並強調在該地區保持大規模軍事力量的重要性。 　　香港的中國問題觀察家林和立(Willy Lam)也認為，習近平可能是個堅定的毛分子。林和立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文章說，2011年8月習近平和美國副總統拜登到四川都江堰青城山中學參觀，習近平對學生們念毛澤東語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林說，沒有證據顯示習近平背誦毛澤東語錄是想讓拜登難堪。但很多方面都顯示，這位第五代領導人是個堅定的毛分子。 　　這裡的問題是，吉利和林和立舉的例子，是否足以證明習近平在意識形態上就是新毛澤東？如果仔細研讀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和其他公共場合的歷次公開講話，我們的確可以找出更多的證據證明吉利和林和立的論斷。 　　這些公開講話顯示，首先，習近平推崇毛所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2008年9月，習近平在《學習時報》發表長文，題目為《改革開放30年黨的建設回顧與思考》。文章在回顧總結了30年中共黨建的歷史背景和進程、取得的成績和進步、理論創新成果和幾點啟示之後寫到，“這裡我要特別提到的是，改革開放30年來黨的各方面建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功開創的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基業上展開的”。 　　其次，習近平推崇毛澤東思想。習近平自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以來，每學期都會在該校開學典禮或結業典禮上講話。這些講話被認為體現了他的執政思路，因而格外受到關注。近兩年來，他在這些場合屢屢重複毛澤東講話，要求中共官員認真學習毛澤東原著，“抓住重點，掌握精髓”，確保政治立場堅定。2011年5月，習近平在中央黨校舉行的春季開學典禮上講話時強調，領導幹部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2012年5月，習近平又講話要求全黨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因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思想的靈魂和精髓。 　　再次，習近平推崇毛澤東。習曾於1966、1997和2011年三訪韶山。第三次訪問發生在2011年3月20-23日，兩會結束不久，習近平赴湖南調研。習近平專門到韶山向毛澤東的銅像獻了花籃，參觀毛澤東故居，同時還去了劉少奇和彭德懷故居。他說，重溫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光輝業績、崇高精神和道德風範，深受教育，還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韶山的驕傲，湖南的驕傲，全國人民的驕傲，中華民族的驕傲。 　　習近平如此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捆綁在一起推崇，相當不智。聰明者鄧小平還知道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分開，中共筆杆子胡喬木還主張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晚年的錯誤分開。但是習近平這些公開講話表露的意識形態，是不是能真實地代表他個人的想法？ 　　如果這些話發自習近平的內心，那就不能不讓人產生這樣的疑問：習近平對毛澤東在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和大饑荒、文革、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他挑起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重大罪錯，有沒有反思？習近平對毛澤東理論和毛澤東實踐中的巨大反差和南轅北轍有沒有分析？ 　　如果有基本反思，為何習近平還要如此推崇毛澤東？如果沒有基本反思，習近平掌權後，會不會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造成類似毛澤東造成的災難？ 　　對習近平的分析，如果僅僅到此為止，我們會無疑得出和吉利一樣的結論：習近平就是新毛澤東。 　　但是如果仔細對比習近平成為胡錦濤接班人的頭三年和近兩年的講話，筆者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習近平自相矛盾，前後不一致。頭三年，習近平經常說一些有個性的話，做一些有個性的事，甚至出共產黨的格；但是最近這兩年，他刻意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個性語言消失了，公開講話像胡錦濤一樣八股，像胡錦濤一樣謹小慎微。（《中國密報》第3期） 《中國密報》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81?apKey=fedd22f528

就把它称作一场美女与野兽的对决吧。美女指的是白身黑羽、优雅至极的东方白鹳，野兽则是剧毒杀虫剂克百威(carbofuran)。 《新京报》的报道说，本月，中国有一些猎鸟者试图使用克百威猎杀几十只东方白鹳，并已部分得逞。东方白鹳是濒临灭绝的鸟类。许多地方都已禁止使用克百威。 China Daily/Reuters 2012年11月22日，一只被下过毒的东方白鹳被救援者放生，展翅飞翔。 几十年来，中国似乎是在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追求经济增长，中国的自然爱好者已经对破坏环境和伤害野生动物的故事习以为常。人们也继续食用野生动物乃至珍稀品种，认为它们特别有营养。 即便如此，11月11日发生在天津附近渤海湾一片湿地上的故事还是震惊了许多人。 东方白鹳是一种体态优雅的大型鹳，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列为“濒危”物种。每年秋天，数百只东方白鹳会降落在北大港湿地保护区，在此休息进食，停留大约两周时间。保护区的爱鸟者告诉中国媒体，今年秋天，来此休息的东方白鹳约有500只，占世界总量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然后它们会再次起飞，飞往南方。这种鸟类身躯雪白，黑色的飞羽散开之后就像一根根巨大的手指。它们在西伯利亚东部繁殖，在中国内陆过冬，这个保护区位于它们的迁徙路线上。 但是，《新京报》在本周的调查报道中称，今年，约20只东方白鹳已经被猎鸟者毒杀，再也无法起飞了。猎鸟者用的“毒鸟药”中文名称是克百威。（在别的一些地方，克百威甚至被用于毒杀狮子，点击 此处 观看CBS的相关报道。）   这种毒药在英国也是个问题。据日报《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报道，上月，英国负责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部长理查德·贝尼昂(Richard Benyon)遭到了反对党议员的猛烈批评，原因就是他拒绝禁用克百威。 《新京报》报道称，过去十天，至少有24只鸟因鸟类观察者和莫训强等护鸟人士的快速行动而获救。莫训强是天津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学生。本周，获救的鸟儿已被放归野外，点击 此处 可以看到国家电视台央视的相关中文视频。也可以点击 此处 观看新华社的幻灯片。 深感震惊和愤怒的《新京报》展开了一场保护稀有鸟类免受类似残害的行动，并开通了举报残害鸟类行为的热线电话(+86-10-67106710)。 “不捕杀、不食用、不买卖，”《新京报》这样请求人们。“让候鸟飞，让它们活着、繁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志愿者。” 在中国，东方白鹳是一级保护动物，备受文人墨客的推崇。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是最著名的唐诗之一， 诗题中就有“鹳”字。 在邻国日本，东方白鹳也被视为国宝。东方白鹳在日本绝灭之后，人们又把圈养的白鹳放归野外。 然而，正在发挥作用的是一些比文化还要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金钱和依然庞大的野味餐饮市场。 东方白鹳体长约1.2米，翼展约2.2米。《新京报》报道称，在当地的野味餐馆里，一只白鹳能卖到大概200元人民币，虽然不多，对猎鸟者而言显然也值得一试。 《新京报》引用北大港保护区一个化名“林龙”的猎鸟者的话说，用克百威毒杀鸟儿的作法非常普遍，以至于近些日子以来，猎鸟者们见面打招呼都问： “药着了吗？”，类似于中国人的传统招呼方式：“吃了吗？” 《新京报》称，东方白鹳并非唯一的偷猎目标，天鹅和野鸭也是。 对中国的动物保护主义者而言，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驻华代表朱春全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请告诉大家，人们应该热爱鸟类，不要食用鸟类。珍惜鸟类，珍惜秋天的候鸟。我们必须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随着时间褪去，历史的脉络可能才会隐约可见。 从2003年引人注目的“胡温新政”，再到近日胡锦涛主席“裸退”以及温家宝总理“请把我忘记”，或都告示胡温时代逐渐落幕。点检十年经济社会变迁，不由得令人追问反思，胡温时代在经济领域的遗产为何？未来十年，有什么可资借鉴？ 过去十年，可谓中国经济版图急剧扩张的十年。期间，不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超过10%，而且总量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且被不少预言家判断在2020年将可能超越美国； 与此同时，按照中国官方数据，以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按照IMF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排名世界89位，如果用购买力调整更甚）。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增长近2倍，农民收入连续8年保持较快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 如此盛况，称之为“胡温景气”并不为过——甚至，2008金融危机来袭，其结果促成了中国经济地位与实力的相对上升。 今日中国，谋求增长与变化的雄心，多少类似工业革命发端的英国。当年狄更斯一边表示“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另一边又说“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对比之下，这与中国的十年“景气”有些类似。温总理在谈及每年经济形势时，也常常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如“最复杂”、“最困难”等；但回首十年，却不难发现，胡温景气的根基，仍旧在于改革红利。 探究根源，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有三点：首先是制度改革释放体制内外尘封多年的经济活力，其次广袤廉价的劳动力则助力中国工业化，最后则是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也正因此，胡温景气的制度根源，一方面源之前系列大刀阔斧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入世带来的开放契机。 回头来看，胡温景气是否改变了中国？如同一个横冲直撞的孩童踏足低洼池塘，宁静注定将被打破。中国经济体量的变化，可谓改写了世界政经格局，对外则是相对实力的上升以及国际融合冲突的加剧，也引发了全球失衡、汇率争端等诸多经济纷争，中国主动或被动也日渐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话语方与参与者。 量变也引发质变，中国国内也在承受巨大的多重转型下的社会变迁冲击，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切分蛋糕成为另一个严峻问题。一方面是贫富分化、房价上涨、腐败滋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是吃饱的人民呼吁更多，这一切正在逐渐推高社会压力阀的读数。 三十年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具形貌，但是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准入，仍旧饱受限制。从此前“闷声发大财”到随后“不折腾”，对比经济数字的蓬勃成长，经济领域的改革如何深化也引发诸多讨论。也正因此，重启改革的呼声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喧嚣甚上，而其后“十八大”报告也对于继续改革方向予以肯定。 临近变革时代，人心思变，尘封多久的80年代人物也陆续再度以各种方式闪回；比起人人都爱歌颂闪亮的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则引发不少讨论，肯定其方向有之，批判其不彻底亦有之，典型如经济学家黄亚生，就多次指出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区分80年代与90年代的改革；而2000年之后改革，恐怕更待后来人评说。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表示，大凡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上层结构和一个下层结构，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总要做得上下合节，首尾一致。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 据此来看，1949年前一代人之浴血苦斗，不外乎是要完成上层架构的建设；随后，邓小平之后的改革，则需要完成数目字管理的下层流程。其实，直至江朱时代，所谓下层与上层架构，也都还有许多未尽之处。 如果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需要补救，黄仁宇认为或改组上层结构，或修正下层结构，再次之则调中层组织，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等。就现代中国而言，改革仍旧是不二方向，中层组织的韧性也维系于公民社会的进退。胡温之前的改革，恰是在建设上层结构与下层流程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架构建设，最关紧要的三点：第一，以国企改革为核心，让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机制；第二，以财税体制、现代银行体制建立为核心，让上层经济架构采取现代原则；第三，以加入世贸为核心，不可逆转地让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与政治链条。 景气之下，亦有隐忧。伴随着最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尤其在四万亿的刺激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在“保八”的成功之下，也埋下了国进民退加速、生产效率下滑、过剩产能严重、债务负担剧增等弊端。 衡量经济效率，生产率是重要指标，尤其以代表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最。安永的报告表示，2001年到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7%，2008年至2010年生产率增长却出现了大幅下滑，年均仅为2.8%。 换而言之，从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政府之手即使可以暂时换得强劲数字，长期甚至可能恶化经济结构。如果不能彻底市场化改革，必然陷入进退维谷境地，而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滑，需要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何为新的增长点，无论从习近平亮相表示“共同富裕”，再到李克强表态“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实代表了新的思考方向。 回头反思，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唯一目标，而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生活的路径与工具，如果舍本逐末，那么最终我们也会迷失在GDP之类的数字幻觉之中——毕竟，全体中国人民，都有权利从增长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增长的光泽，应该惠及不同阶层，高富帅抑或矮矬穷，无论是北上广的金领还是西南贵州的流浪儿。 还是狄更斯，他曾无不嘲讽地描写英法大国的历史，“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是像这样表现出了它的伟大，也把成干上万的小人物带上了他们前面的路——-我们这部历史中的几位也在其中。”今天来看，你我及他，也裹挟在这样的历史激流之中，无处可走。

中国——中新网引述外电消息，哥伦比亚警方称，该国反政府武装组织已经释放一年多前绑架的4名中国石油工人。目前此消息已经得到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的证实。 报道称，卡克塔州警方首长瓦尔戈斯(Carlos Vargas)表示，已经于当地时间21日午夜时分，将4名中国男性工人交给在该州南部小城San Vicente del Caguan农村地区的国际红十字会人员。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22日证实，4名被反政府武装绑架的中国人质已经被释放，正在飞往首都波哥大的途中，目前4人身体状况良好。 FMN 引用： 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