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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师永刚  等 傅斯年（资料图片）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大、南开等校纷纷复校，必须再次大规模迁徙；此时兼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因公滞美未归，面临大学复员回北京的难题，然而抗战期间，由日本傀儡政权扶植的伪北大，也有教职员安置问题，酿成伪北大教职员街头抗议事件。胡适与蒋介石属意改由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挑起复员迁校回北京与接收重任。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多次声明，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指大学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后代青年们看看，让青年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将成国家的罪人”。甚至痛斥为接收日据时期伪校产与伪北大教授打过招呼的陈雪屏，“汉贼不两立，连握手也不应该”。 燕京大学对参加伪北大的教授一律解聘，傅斯年说，如果北大做不到，“真没脸见燕京的朋友了”。他又直指舍不得离开的人如果不受谴责，对不起那些长途跋涉到大后方，拋家别子，坚持国家民族大义的教授与学生。强硬手腕终于敲定北大复员难题。在开除依附日军的伪北大教职员，并上书指责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未能严审、严惩汉奸后，傅斯年说，“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能作乡愿”！ 傅斯年虽接手北大，化解伪北大教职员难题，却认定胡适适合当全国最高学府校长职务，始终定位自己是暂代校长。他努力不懈，为北大争取到新校地、校产，目的是为“断然不愿与别人抢东西”的胡适当开路先锋；当胡适自美返国后，他立刻辞职让胡适重返北大，毫不留恋，也不接受蒋介石慰留，依旧回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8年12月，情势更加紧张，国民政府即将全面迁台，蒋介石决定由具学界硕儒身分的傅斯年出掌台大。拗不过蒋介石与教育部长、老长官朱家骅连番游说，傅斯年于1949年1月20日赴台接任台大校长，行前傅斯年却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恐我的命要断送在台大了” 。 傅斯年之所以受老蒋器重，一方面因其学术地位，也因为行政干才与魄力非比寻常，为大学校务，他可以放下身段到处奔走，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要钱，除陈诚、吴国祯两任台湾省主席外，甚至直接找老蒋，绝不空手而回。傅斯年曾自负地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出掌台大，傅斯年绝非想和稀泥、作烂好人，而是捐弃民初以来建“大学堂”的观念，树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成为学术重镇。 在傅斯年推动下，台湾大学成为以自由学术精神为基本原则的一所大学。上承胡适等人在五四运动提倡的启蒙观念，尊重个人、注重人性、提倡正义，并将追求真理当作大学存在目的与指针，力求以具体行动矫正当时教育制度流弊。 傅斯年在台大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治校经验，便是他用极短的时间，为这所学校建立起长远的制度以及校风，形成学术独立精神与传统。大学自由学风能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坚持下去，实不容易。 傅斯年对独立人格的重视，藉北大台大教育精神形成传统，傅斯年个人也因为对权贵不买帐的作风而闻名。1949年，美国将领、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盛大欢迎，所有政要在旁恭迎，唯独受蒋介石之托而来接机、素称自己“坐无坐相、立无立相”的傅斯年，硬是翘着二郎腿、抽着烟斗，坐在蒋介石与麦克阿瑟旁边的沙发上，以大学校长身份与两人平起平坐。 傅斯年本人却是个人情味很浓的自由派学者，台大多名教授回忆，度量大、肯认错、不记仇是傅斯年的特质。他乐于接近学生、关心学生，以平等观念对待师生，在严师如严父的年代，甚至以被学生敲竹杠而请客为荣，对学生的请见与回信，绝不假手他人 。据闻他有次踱过台大生物实验室，看到学生正在观察草履虫，便说他在伦敦时也看过，有位学生开玩笑地说“吹牛”，傅斯年则大笑而去。他也争取让全体台大学生进行X光检查 ，避免感染肺结核，检查后轻微患者由台大拨给宿舍暂住，且有工友照顾；重病者准许休学，公费照发，并加发菜金三十元；在资源困难时代，他也要求台大农场硬挤出鸡蛋、鱼肝油、奶粉等补给品定期供患病学生疗养。 傅斯年早年丧父，全赖父亲门人提携照料，因此他毕生乐于帮助故人子弟。胡适夫人与钱思亮一家来台后，没有地方居住，都是由傅斯年先提供自己位于福州街二十号的台大校长宿舍暂住，再想办法帮朋友找栖身之所。为帮助穷学生，傅斯年积极设立多项奖学金，鼓励清寒学生继续奋斗，以求人人机会均等，避免大学教育成为阶级、有钱人的专利。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回忆，他于1948年来台后考进台大历史系，两年后想降级转读新成立的文化人类系，因此找傅斯年商量，争取打破规定让他保留奖学金作为生活保障；傅斯年仅训示他研究考古、人类学、从事田野调查都是苦事，需耐得住寂寞与辛苦，也立即同意他的请求。 傅斯年虽是台大校长，但两袖清风，同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的妻子俞大彩有回还不得已借钱买米。但他曾为了董作宾等几位更穷的朋友，把自己藏书卖了换钱救急。 随手一个烟斗、一顶呢毡帽、一袭长袍是傅斯年标准造型。但因家贫买不起好烟丝，傅斯年在台湾都是把劣质烟拆开，把烟丝放到烟斗里抽，好过过瘾。傅斯年身前最后一篇文章稿费，原想拿来作条棉裤，最后他还是指示台大，查查看哪个学生最穷，就把钱送给他。最后只拜托留下二十块，打算请学生吃顿锅贴。 傅斯年一生虽然清贫，却从不为兼职领双薪，利与官场之名之于他十分淡薄。甚至蒋介石赠他“总统府资政”头衔与名位，连他的秘书都不曾听他提起。傅斯年在海外没拿到博士学位，有记者尊称他“傅校长博士先生”，傅斯年就说，他的博士头衔不过是海外颁发哲学荣誉博士，还是以“先生”称谓为宜，博士头衔“不值一道” 。 当时发生一起轰动台湾社会的年轻男女殉情事件，男子获救，女孩陈素卿香消玉殒。陈女绝笔书经报刊披露，优美文采让人一掬同情之泪。傅斯年因此与数名台大教授提议将这名女孩葬在台大校园立碑纪念，后虽因殉情案另有内情打消念头，由此却可看出他感性的一面。 他以校长之尊，仍经常自顾自地在其它教授前戏谑吵闹、做鬼脸；他的生活态度随便、俭朴，不爱狗，只爱看书，靠薪水过活。据他的夫人回忆，傅斯年脑子里全是“书本、书本、工作、工作”，不喜欢家人办生日，更不记得自己生日，但母亲生日时，傅斯年却总是身穿长袍下跪磕头，展现孝道。 傅斯年晚年糖尿病与高血压严重，夫人早就下了禁口令，每天只能吃半碗白饭、青菜与半个木瓜，也不给零用钱，避免到处乱吃，坏了身体；但傅斯年嘴馋远近驰名，尤其爱吃鱼翅，只要有人以鱼翅请客，傅斯年不问是谁，绝不缺席。钱思亮的儿子，日后当上台湾国大议长的钱复，小时后寄住在傅斯年宿舍中，他回忆，每次傅斯年领到稿费，都会偷偷找他去打牙祭，最喜欢吃卤猪脚沾上许多酱油。傅斯年不摆架子，爱下棋的他，他的司机杨国成就是棋友，也就是这位棋友，常偷偷带他到南昌街等地吃些小吃解馋，全是杨国成付帐 。 傅斯年的身体状况长期不佳，加上宵旰从公，每天在台大工作十多个小时以上，欠缺休息，在外邀约演说不断，让他高血压与糖尿病病情持续恶化，并患有胆结石毛病。他的司机说，傅斯年不是不知道身体不好，需要检查；但就是怕检查后需要休息，而傅斯年就是不肯休息。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上午先参加蒋梦麟主持的农委会会议，争取保送大量的台大学生出国深造，下午出席位于台北市南海路的台湾省议会第五次会议。一向问政激切的台湾省议员郭国基提出一连串质询，包括教育部保存在台大的教育器材遭窃问题，质疑台大想搞“秀才教育”？不打算普及于一般民众？傅斯年疾呼：“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资质好、有才能、有智力而肯用功的，仅为了钱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绝对要扶植他们，不能让他们被摒弃在校门之外”，“办学应先替学生解决困难，让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才能要求他们勤心用功，不替他们解决困难，要他们尽心用功，是不近人情的”。 未料他深恶痛绝的盗窃教材器具案，让傅斯年情绪激动、无法平复，步下讲台枯坐到散会时，仅说了句“不好，我不行了”，随即跌倒昏迷，抢救至深夜十一时无效瘁逝，享年55岁。 傅斯年深受学生爱戴，“傅斯年被郭国基气死”的流言四散，台大学生情绪激动，差点串联包围省议会找郭国基算帐。也由于傅斯年已成为台大精神象征，身后安葬就在台大校门旁空地，这座小型墓园被称为“傅园”。 当年“傅园”地处僻静，紧邻着占用校地的一排违章木造屋。傅斯年生前认为违章建筑的主人都是做小生意过活，没必要为难人家，也就默许书店、豆浆店、钟表店在校门旁营业，傅斯年过世后，台大直到1978年才将违章木造屋拆除。 傅园是由台大邀知名建筑师吴炎设计，有十六根圆柱的希腊式纪念亭，大理石制墓墎放置其中，一旁几何形水池、埃及方尖碑，呈现浓厚西洋古典建筑风格，展现当时学术界对西方大学的仰慕。如今的“傅园”和台大校园融为一体，提醒上下课的钟声就是由傅园内的“傅钟”传来，数十年来不停歇。最特别的是，每节上下课，“傅钟”都是敲21响，这是源自傅斯年的一席话，“一个人在一天24小时，要留下3小时作为沉思”。 创办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与语言历史研究所；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北大复员；开台大之先河，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是胡适认为傅斯年毕生的四大成就。 1943年，英国知名历史学者李约瑟到中国访问，由傅斯年接待，这位日后以《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闻名的学者，回忆傅斯年是个外型相当胖、头型奇特，而又健谈、西化、有趣的人。李约瑟回国前，傅斯年在一把折扇上写了《道德经》相赠，李约瑟日后则以《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五卷第七分册献给傅斯年与俞大维，见证这段奇异的东西方历史学者的相遇。这是傅斯年的温文儒雅。 因为傅斯年的真，让他敢于包容朋友，给予温情与照料，让他敢于说出真话，为被捕的陈独秀辩驳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慧星”；直言批评从容就义的李大钊不是“就刑”而是“被害”；直斥批评胡适者，“你们不配骂胡适之”。因他的直，他敢批判孔宋家族；敢怒批蒋介石，让目不识丁的军阀老粗张宗昌掌理孔孟故乡山东政务，“以为山东无人了吗”？ 综观傅斯年一生起起伏伏，虽波澜壮阔，却也充满矛盾。他早年力主全盘西化，反对旧传统、旧学问，批判封建道德，鼓吹个人自由，甚至说保存国粹相当可笑，需全面废除文言文；他期待藉文学革命达到思想革命目的，建立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信仰，寻找让中国启蒙契机。 但傅斯年侧重文学革命层次的议论，仅停留在书生论政与学术圈生活，无论政治与社会改革等议题上均缺乏有力行动。到了中、晚年，国家遭遇变动之际，他坚持国家气运是匹夫无可逃避的责任，展现的却是传统知识分子格局。而且傅斯年虽未任官，却与蒋介石、国民党关系深厚，介入政务过深，都让他对外难以辨明。 傅斯年的局限，正凸显五四以降，知识分子的不安与矛盾，以及中国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混乱。傅斯年的分量与影响力，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明显遭低估。这位五四健将、中国现代史学的先驱，最后被局限在孤岛一隅的国民党做小了，更是大时代悲剧的剪影。 无论如何，傅斯年一生在民族原则与精神上的坚持无庸置疑的。他坚持抵御日本侵华，注重培养学生民族气节，面对日本入侵华北，施以恐怖与威吓统治，傅斯年在北京仍毫不畏惧，鼓吹抗日，以“不屈服”的立场对抗军事强权；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以北大历史系主任的身分，提出“书生如何报国”的质疑 ；为彰显民族气节，以保国家气运，以及国家必需有史鉴提振民族精神的主张，促成北大教授编纂属于中国人的通史，也就是钱穆的巨著《国史大纲》。 毛子水誉他有“浩然之气”，傅斯年有话直说、不惧权贵，即使面对亦师亦友的胡适也一样。日军入侵华北、热河之际，胡适反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论调，主张积极对日交涉，保存实力，遭傅斯年激烈反对，扬言退出独立评论，贯彻“老百姓第一愿望是让国家统一”主张 。他期勉儿子，做人之道必发端于正气，“若不能看破生死，必为生死所困” 。 尤其是虽仅治校年余，奠定学术自由风气让傅斯年受台湾大学后人景仰，一如自由主义将大学视为公共领域中的批判性言论的知识来源，傅斯年的个人风格形成对大学的想象，在威权统治时期，他化身学术独立的神圣性，成为台湾抵抗政治高压的共同荣耀。其后五十年，台大数次校园抗争事件，都在傅园内的傅钟前、杜鹃花旁慷慨上演，纪念傅斯年的“傅钟”成了台大自由校风的重要象征。 本文原载：《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更多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冷眼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傅斯年：从北大校长到台大校长 文章链接： http://www.ccglim.com/19512.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 教育观点 . 标签： 中国大学 , 人物 , 傅斯年 , 北大 , 台大 , 大学校长 相关文章： 2012 年 7 月 13 日 —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0) 2012 年 5 月 20 日 — 出富豪的大学别沾沾自喜 (0) 2011 年 11 月 20 日 — 孔庆东时代的北大 (0) 2011 年 9 月 3 日 — 训练、才情与舞台 (1) 2011 年 6 月 27 日 —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0) 2011 年 6 月 17 日 — 珍贵旧影：美国学者拍1972年北京大学学生 (0) 2011 年 4 月 3 日 — 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 (1) 2012 年 7 月 21 日 — 对话韩寒：面对愚蠢会崩溃 (0) 2012 年 7 月 20 日 — 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四个待解之谜 (0) 2012 年 7 月 18 日 — 中国大学的体制性腐败 (0)

作者： 崔卫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有人说过“在权力的阴影下长大的，只知道权力”。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样一种极度的权力，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去，干预和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人们生活世界的核心及视野，令人们感到寸步难行，难以从中逃脱，就像一只巨大的怪物无时无刻追随和伴随人们，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在那种情况下，权力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权力是光明，个人意味着黑暗；权力是荣耀，个人是意味着耻辱；权力是崇高，个人意味着卑贱；权力是富有，个人意味着贫困；权力是有力量的，个人是缺乏力量的；权力是积极的，个人是消极的；权力是主动的，个人是被动的，权力是高高在上的，个人是匍匐在下的。 权力吸走了人们的一切，它变成有根基的东西，而人们却丧失了根基。看上去权力是坚实的岸边，人们像是落在大水中挣扎、无救，陷入深深绝望当中，找不到自身的起点和动力。 出于种种原因，包括自尊心的原因，人们会把这种绝望隐藏起来，表现出有希望、有把握、有力量的样子，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想方设法接近权力。放下种种设法钻进权力圈子的做法，比如一些批评权力的人们，一方面批评权力的霸道，另一方面却津津乐道于权力所享受的荣耀，对于权力内部及其争斗的各种细节关怀备至，对于大人物们的处境体贴入微。 在这种谈论中，有分不清是非的混乱现象，价值观不停地在游走或摇晃。许多情况下不自觉地站在权力一边，突出和宣扬权力的高大；最终才想起来这也许有点“不对”，但也只是抽象地、概括性地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要多黑暗有多黑暗”，它其实一点用也没有。经常是，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就浪费在这种无谓的谈论当中。至于人们自身，他们最近的思想进展，工作进展，他们正在面临的困惑和难题，他们需要与朋友们交流的那些部分，他们能够去发展的小空间，话到嘴边，统统被压了下去。 换句话说，即使在看起来远离权力的地方，仍然是权力压倒一切，压倒和妨碍到他这个人。在没有权力在场的情况下，他仍然认同这样的逻辑：权力是高的，他是低的；权力是从上到下的，他正好处在下面的某个位置上；权力是垂直、贯穿的，而只有当权力的红箭头从他身上穿过，他才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拥有现实感的。 他的身体和目光，就是这样被颠倒的权力加以颠倒了。问题还在于他本人浑然不觉，某种格式深深嵌在他身体内部，长成了这个人本身的一部分。实际上还存在另外一种被颠倒的方式，表面看起来有点相反，其实是同一逻辑的延伸。那就是在“直上直下”的权力的旁边，发展出一种“直上直下”的个人，沿着权力所提供的狭窄渠道，仅仅反方向运行而已。他拥有造成这样的幻觉：独来独往，天马行空，限制别人的东西不能限制到他。 而没有想到，这个世界还存在另一个维度，那就是——除了是垂直方向上的，还有水平方向上的。除了以垂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还可以运用水平的眼光看这个世界。除了将世界理解成自上而下的权力（及金钱）结构，还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由这种平等关系造成的平行世界。我们所说的公共领域及公共讨论，正是这样一个“水平”意义上而非“垂直”意义上的平行世界。 平行世界有自己的根基，而不将自己嫁接在权力之上。它不以权力马首是瞻，不从权力中获得力量和证明，甚至也不从反对权力中获得力量和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仅仅从反对权力中获得力量，仅仅从反对中才能感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反对中才感到生命的充实饱满，那么他仍是在把自己的人生抵押给别人，以不同的形式依附于别人，始终处于被权力控制和被抽空的状态。 平行世界中的人们有自己生活的起点，能够开掘自身生命的源泉，能够在自己身上站立起来。这种站立不是振臂一呼，而是有足够的条件能够在自己身上安下来。为了获得自己独立的、不受支配的生活，为了实现自己的潜能和理想，他做了许多年的准备和积累，在某方面是训练有素的，是经得起检验的。对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及日常工作，他有足够的耐心，在遇到问题或感到不完善时，会想方设法自己去解决。起码，在有关他自身事务、自己所涉足的领域，他是一个旁人不能代替的专家。他不会把自己的问题，交给别人去担当。 这种人，就是在深山老林中也能够独立生存。他不需要众人团团围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他。他在独自一人的生活和探索中有着无限乐趣。如果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他希望别人不要打搅他。一旦他走出自己的小天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目光既不朝上也不朝下。他迈开脚步，是在这个世界上做“横向”移动，就像走在地平线上，他的背后是地平线，他带来了地平线的视野。 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王小波。当然还有很多王小波这样的人，我喜欢的在美国的作家林达，也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她能够开着掘土机，在自己家附近开掘出一个水塘，这是我无比佩服她的地方，除了喜欢她的文字之外。我认识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们，他/她们独立生活的含金量，要高过许多我认识的其他人。他们没有王小波、林达那么出名，但是像她们一样独立、自持，将根扎在自己身上。 近年来人们总会提到向权力说真话，然而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也同样需要向社会、向公众说真话。这是目光投向世界的必然部分。他不欺骗任何人，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拥有在这个世界上独立运行的足够的能力。他能够真实地面对世界，根本上是因为他能够面对自己、正视自己。不对自己撒谎，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才是令人信服的。如果他对权力有什么不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谎话的不满，那么他自己为什么要说谎话呢？ 真正独立的人们走到一起，才构成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他以他自己的独立，与别人相平行，也与权力相平行。这并不是说，没有达到这样程度的人，便不能在公共领域中发言，而是重点强调公共领域的这样一种性质：每个人有他自己独立的起点，有他已经习得的某些独立经验，拥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起责任来的习惯，起码有这个意识，愿意尝试由自己来承担。他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哪些是他不能逾越的。如果说他有什么立场，那么他的立场是一个独立的人的立场，是他真正独立观察得到的看法，而不是在不同名义的压力之下，继续变形走样。 这样独立的个人走在一起，是为了他们共同的事务。因为有些事情单靠个人是不行的。假如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过上一种富有尊严的生活，比如保障个人生命财产以及人身自由的问题，关于环境（河流、森林、空气）的问题，关于公共安全（包括食品、药品安全）等，所有那些近期的和长远的问题，需要洞察力和远见才能够应付的问题，都会呼吁更多的人们来参与讨论和承担，尤其是那些长远的问题。一个民族长远的前途命运，既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也有关我们民族的精神道德。一个缺少道德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如果说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是一个内卷的、封闭的系统，主要服务于其内部的人们，那么，由独立的个人所组成的公共领域，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发言，则是为了全体人们。对这个人是好的东西，对那个人也适用；这个人本应得到的，那个人也应得到的。这是为了扩大共享的范围，而不是为了让少数人独霸独享，乃至为了个人的出名走秀。仅仅用一个人的眼光来衡量眼前的世界是太狭窄了，这一方面是将自己弄窄，另一方面也将世界弄窄。越是独立的个人，越能够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分享的宽阔世界。 如果把世界理解为平行的，它就肯定是共同的，所有人分享的。关于这个共同世界，汉娜•阿伦特的这个表述，任何时候读到都如洪钟般有力：“共同的世界乃是我们出生的时候进入、死亡的时候离开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生命的大限，而进入过去和未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在我们的短暂逗留之后，它仍将继续存在。它不仅是我们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共同的世界，而且也是我们与跟我们的先辈和后代共有的世界。一代代的人来去匆匆，而这个世界则长存不灭，不过，它只是在具备了公共性之后，才能够如此。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够吸纳人们想从时间的废墟中拯救出来的任何东西，并使之历经数百年之后而依然光辉照人。”（刘峰译） 换句话说，任何人在公共领域中的发言和行为，所要成全的是这个共同的世界本身，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东西，而不是某个人的地位名声以及收入。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十三）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崔卫平的最新更新： 你说的是哪一个“自我”？ / 2012-07-14 09:59 / 评论数( 8 ) 哪有什么平庸可言 / 2012-06-16 13:09 / 评论数( 13 ) 本台内部消息 / 2012-06-11 13:38 / 评论数( 4 ) 所有发生过的，都不会轻易消失 / 2012-06-02 07:39 / 评论数( 40 ) 我稻田里的兄弟 / 2012-05-27 10:04 / 评论数(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