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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月16日在重慶接受路透社記者採訪到17日、18日赴四川宜賓參加“唐君毅研究會成立大會”，再乘火車到北京五、六天中，我連續接受美聯社、紐約時報、洛杉磯日報、CNN、BBC、美國之音、華盛頓郵報、英國每日電訊、泰晤士報、金融時報等西方媒體採訪，感觸良多。 作為土生土長的重慶人，我天然地關切這座城市的命運。我曾在1993年、1995年、2002年和2006年策劃了電視文獻紀錄片 《抗戰陪都》、《重慶大轟炸》和《下江人》，在香港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欄目做過關於“重慶談判”　的專題演講，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發表過《重慶的歷史天空》等文章。重慶曾是中國戰時陪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中國戰區的指揮中樞，是中國抗日大後方和國共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它曾作為與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並列齊名的二戰名都而享譽世界，我深為我所屬的這座城市驕傲。 我曾說過，重慶是中國救亡圖存年代最後的耶路撒冷，重慶對國家民族乃至世界自由、正義、文明與和平事業的貢獻，極為卓絕，至為重大。一言以蔽之，如果沒有重慶，中國將再次亡都以至亡國，亞洲和世界的前途將是另外一番面貌。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１１日舉世矚目的“重慶談判”以及“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俗稱《雙十協定》），最終沒有使中國走上民主建國、創立聯合政府的道路，反而在蘇美冷戰格局下走向現代中國人最大一次相互殘殺的國共內戰，其歷史教訓非常慘烈而沉重，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廓清和總結。——重慶的使命未盡。 由我組織多位重慶畫家繪製的抗戰巨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於２０１０年７月7號首展台灣期間，中國國民黨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先生曾在宴請《浩》畫主創團隊人士的宴會上，邀請薄熙來訪台。台灣畫展歸來後，我曾致函薄熙來，敦促他正面了解重慶曆史，慎思兩岸關係，接受連戰的邀請。 重慶不是井岡山、延安，重慶是中華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挽救民族危亡的偉大堡壘。紅歌不代表重慶精神，不能植根這方神奇山水的歷史土壤。７０年前，馬思聰、鄭自聲、劉雪庵、黃自等音樂家曾在重慶指揮萬人大合唱，《歌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嘉陵江上》、《旗正飄飄》、《熱血》、《自由神》等抗戰歌曲曾響徹長江、嘉陵江上空，義薄雲天，是中國人２０世紀真正的救亡之聲和英雄交響曲。 薄熙來在重慶的所言所行一開始就讓我失望．他罔顧重慶作為抗戰中國最高像徵的偉大歷史，罔顧彌合民族創傷、復興中華並最終實現民族和解與國家現代統一的時代使命，以一己一派私欲私利，將“紅歌”這種源自仇恨、暴力、偏執和血腥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強加於重慶，全然違逆歷史傳統和民族大義，必為時代不容。 在“唱紅”甚囂塵上、重慶四處懸掛赤旗被戲稱“西紅柿”、“紅都”的時候，我即接受《華盛頓郵報》和《美國之音》、《悉尼晨報》等外媒採訪，指出薄在重慶大唱《紅歌》，是在精神上對重慶的侮辱，也是對毛澤東死後中國人爭取自由和現代文明的共同願望的挑戰，完全不合時宜。我不忍眼見這名對重慶並無感情，只把重慶作為實現個人工具的山西人在這裡為所欲為，引用曾在重慶羈旅流徙兩年之久的詩聖杜甫的名句為薄熙來預作寫照：爾曹名與身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4月16日接受路透社採訪，我即意識到一個特殊的歷史拐點正在出現。 我因偶然原因，略知海伍德命案導致王立軍與薄熙來關係急速惡化的情形，與中共中央辦公廳公佈的文件內容基本吻合。我的分析是，谷開來在海伍德命案上責任重大，王立軍不願銷毀或交出有關罪證，於是導致與薄熙來對其采取非常措施。我還獲悉，王立軍父親曾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右派和“內人黨”。我相信這樣的家庭背景，對王、薄最終分道揚鑣具有特殊的作用．令我意外的是，就是這麼一些支離破碎點滴“情況”，讓西方媒體大感興趣。儘管我再三聲明，我所了解者非常有限，我提供的分析和評價遠比那些”情況”更有價值，但是我關於重慶模式、倒薄的影響、中國政治前景可能變局的分析和評論，卻並沒有“廣而告之”。而這點“情況”，竟讓我成了一個“爆料者”。我對這個稱呼陌生不已，世事荒唐，也無可如何。 據友人電告，網上有評論說我有為薄熙來和王立軍辯解之嫌。對前者，我認為他格局偏狹，私念太重，為其政治野心所囿；對後者，我認為他在“打黑”中嚴重破壞法紀，侵犯人權，他為薄熙來充任打手的劣跡令人厭惡，但他在最後一刻“投奔自由”，客觀上促使“重慶模式”破產，導致薄熙來政治生命完結，乃是為這個危機四伏又死水一潭的局面打開一絲門縫，其影響不可低估。 我特意提請記者們注意這一事件中所凸顯的人性。谷開來肯定難免司法懲處，那是因為她參與了致人死命的重大罪惡，這一罪惡原自她內心的仇恨，仇恨又因為孤獨，孤獨則與其丈夫掌握巨大權力又野心勃勃以至天良泯滅、道德淪喪有關。我在宜賓會上也公開指出，重慶幾人日益暴露的罪錯，權欲熏心，草菅人命，是人性的喪失和道德虛無主義的結果。我認為，多年來國人太過關注“大人物”命運裡的權謀爭鬥，卻大大忽略了他們的人格結構和精神價值取向。而歷史的惡無不潛藏於人性中，表現於其沉浮生死之際。 我同時提請記者注意，重慶事件極富戲劇性，猶如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洛杉磯時報記者曾建議並問我：是否願意與好萊塢合作拍成電影。我對此建議甚表欣賞，寫劇本是我所願。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也是戲劇史。世界本來就是一個舞台，薄熙來、王立軍、谷開來三人在重慶上演的就是一幕歷史悲喜劇。被政治權爭和經濟膨脹損害了審美情趣和戲劇感的國人，如果仍然僅僅停留在對權力較量和金錢聚斂卑劣格局的觀看中，不知歷史隱蔽的目的永遠通過人性來表現，那麼已然落幕的“重慶模式”就是一場廉價的政治表演，而與1949年以來其他具有強烈戲劇性的歷史事件一樣，只能歸於小市民茶余飯後的談資，或淪為新一代野心家的“通鑑”之物。 我談及薄熙來政治生命的結束對重慶和中國的特殊意義。經過毛澤東腥風血雨黨內鬥爭的當代執政當局，早已放棄“另立中央”、“分裂黨”和“路線鬥爭”的懲罰罪名，但薄熙來在重慶的“實驗”，確實是“另行一套”。在中央大一統極權統治已逾兩千年的中國，這是政治大忌。孔子曾指控魯國季孫氏“八侑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挑戰現實中共大政方針，是冒天之大不韙。我並不贊成中國專制主義的“大一統”政治綱常，在重慶事件中，我所反對的是薄熙來“重慶模式”的毛氏個人獨裁和災難性的意識形態復辟，而把中國引向新型極權主義的危險傾向。如果“重慶模式”以現代民主、自由、人權、憲政和普世文明為取向，我將毫不猶豫地站在薄熙來一邊；如果薄熙來致力於抗戰陪都歷史遺產的發掘，弘揚，超越黨派、階級、意識形態牢籠，致力於民族復興和現代統一，我也將堅定地支持以此為內涵的“重慶模式”。 我強烈地預感到，中國再次處於歷史關頭。薄熙來毛氏紅色政治復辟的實驗突然破產，為中國轉向基本政局變革，實行意識形態轉軌，啟動政治制度變革，良性、正面化解內外危機的歷史破局，帶來了一次彌足珍貴的契機。我有責任把這一真正有利於人民和國家的可能性，傳達給國人，這是我接受外媒採訪的最大動機。 在接受採訪過程中，我強烈地感受到西方媒體對重慶事件的關注，已構成世界輿論對中國時局和命運高度關切的特殊領域。同時，我覺察到一個可嘆的事實：先後專程飛抵重慶的西方記者，扛著攝像器材，風塵僕僕，卻四出碰壁。偌大重慶，即使薄熙來大勢已去，其劣績敗行漸次浮出水面，新主政者貴為國務院副總理，而且明確清除薄的影響，卻幾乎沒有人願意、敢於和能夠公開接受採訪——人們仍然心有餘悸，仍然陷於竊竊私語和各種言傳、“版本”之間。明哲保身、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仍然有效地控制著重慶，那些在薄熙來時代紅得發紫的局內人和知情者，全都三緘其口，看客做派和小市民心態再次君臨這座吸引了全世界眼光的城池。西方記者的”職業精神”與我的同胞們的世故，冷漠形成了令人心酸的對比。我當然能體察籠罩在重慶上空的某種歷史恐懼感，有太多類似“禍從口出”、“搶打出頭鳥”一類的古訓，更有太多不堪回首的慘痛教訓，“少說為佳”、“沉默是金”、“難得糊塗”已成為一代人的人生座右銘。薄熙來、王立軍兩位外地人“敢做敢為敢說敢言”，至今震懾重慶，所稱“老百姓”者，甚至懷念感戴他們，兩相比較，世態人心如此，寧不哀哉！ 我突然發現，自己不小心成了重慶事件的民間發言人。好幾位西方記者問我，你沒有顧慮，不怕嗎？我苦笑，人非草木，豈能無怕。我還有那麼多文字待寫，12集電視片《孔子》正在全力展開，幾篇一拖再拖的約稿如債附身，歷時八載的《浩氣長流》海內外展事讓我如牛負重，我好幾次欲拒採訪，回到“正事”上。 我不比他人愚笨。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這種採訪意味著什麼。“裡通外國”、“洩露國家機密”、“造謠惑眾”的罪名隨時可加，眾多隱藏在暗處的“毛粉”、“愛國賊”以及薄熙來的同黨們，隨時會以難以逆料的方式加害於我。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話題如此重要，命運安排這一新角色，我就只能遵照內心的指令履行這一新的義務。 各種議論紛至沓來。最初是關於“爆料”的傳言，很快有人指責我喪失獨立人格，與中共“保持一致”，甚至有人指斥我為薄熙來“辯護”。昨天（21日）有人告知，王康如此連續不斷、密集地接受外媒採訪，竟然至今逍遙法外，多半是受高層指派，並得到特別保護云云。 連外媒也發出類似提問，我曾再三聲明，我是民間學人，稱為“民間思想家”我當仁不讓，絕無任何機構和個人授意。我對十數家西方媒體的採訪答問，純然出自獨立知識人的良知、責任感，出自我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和對現實局勢的思考。我的作品可以證明，我是重慶忠貞不二的代言人，為重慶洗刷污垢，為重慶招魂，是上天垂降的恩典，我責無旁貸。 重慶曾兩次改繪中國歷史版圖。一次是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歿於重慶合川釣魚城，引發蒙古40年爭奪大汗地位之戰，歐亞歷史因此改變。更自覺偉大的一次，是重慶有幸成為中國抗戰陪都的歷史。現在，重慶再次引起強烈矚目，2012年春季在這裡發生的事件，再次改變了中國。中國歷史門扉被突然叩響，猶如“命運交響曲”那一串不朽的樂音．這是天意，不能違抗，其餘種種，已不足為慮了。 我告知西方記者，重慶事件有人性偶然性戲劇性，它的意義遠逾重慶。它是1976、1989年後中國歷史進程上意義別具的重大事像。由薄、谷、王三人上演的戲劇已在重慶落幕,其教訓和啟示性應得到及時而公正的小結。 我告訴記者，可以把溫家寶與薄熙來兩位共產黨高官做比較。他們之間在諸多重大事件上的分歧和對立，實質是中國不同選擇和前途的較量。我希望，薄熙來在政治上的失勢和“重慶模式”破產，會使中國向著溫家寶所代表的有利於人民的方向轉變。我們應該總結教訓，珍惜時機，鞏固和擴大這一轉變。 還沒有臨到正式總結重慶模式的時候，然而，必須指出，如果不進行溫家寶先生再三呼籲的政治改革，不徹底剷除“封建餘孽和文革殘餘”，“薄熙來現像”將隨時可能發生，以更具災難性的方式發生，甚至可能危害中國。 重慶事件特別令人扼腕的是，人民依然是看客．“均貧富”、”明君聖主”的東方專制土壤仍然深厚，對毛澤東的迷戀和崇拜仍然是阻擋中國人獲得精神自由和政治解放的最大障礙。 命運待我不薄，在短短幾天內接受世界不同國度、膚色和價值觀的記者採訪。恐怕沒有第二中國人享有這種厚遇。在二十余個小時採訪中，幾個現像給我留下深刻印像。一個是，西方記者都很謙恭、嚴謹、大都學過中國歷史，懂中文，雖然還是洋腔洋调，他們對中國的興趣、好感、疑惑和憂慮，每每引發我感慨系之我與他們之間，完全不存在任何障礙。在全球後化時代，他們絕不是“非我族類”，也沒有敵視和輕蔑中國的言辭。作為採訪和被採訪者，我們之間的平等、相互尊重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他們也有”選擇性使用”的令我哭笑不得的時候。有個記者稱我為“商人”，我告訴他，在中國，最不配被稱作商人的人們中間，有一個就是我。另一個強烈的感受是，這些西方記者對中國城市街道的熟悉，他們准時到達地點的能力，令我佩服。外地朋友到我在重慶辦公室，通常要來回五個電話以上，西方記者只需一次聯系。再者，西方記者對中國的了解和感情，甚至超過了我的同胞。他們流露的人類之愛，對中國的關切、同情和理解，常常令我感動。最後一個印像是，每家媒體都有華裔青年男女參與，他們幾乎與我的孫子輩一樣年輕，來自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和美國本土。我不知道他們面對一個白鬍子中國老頭有何感想。對於我，他們是未來的希望所在。這也是我不倦於接受採訪的一個美好原因。 我在接受西方媒體採訪中，不時想起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英國人科斯對中國的告誡：我是一個出生於１９１０年的老人，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和許多事情，我深知中國前途遠大。但如今的中國面臨著一個重要挑戰，即缺乏思想自由，這是中國諸多弊端險像叢生的根源。自由思想是一副有效的對偏見和專制的解毒劑，可使中國與多樣性的現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使中國復興和改造其豐富的文化傳統，使中國造福自己和世界。  西方正直善良之士一直在對中國發出類似忠告。我在接受採訪時，切身感到受到“思想自由”對於中國的特殊意義。我的文化思想界的朋友一直在踐行自己的思想言論自由的天賦人權和責任，我接受西方媒體的採訪這一事實，應列於這種權利和責任，算是對科斯先生的一次回應。 同時我也看清醒地感受和意識到，這樣的權利和責任在當下中國，仍然冒有相當的風險，可能為此付出個人代價。事實上，我的親人朋友都為我捏把汗，我也接到某官方機構的告誡。但是，如果我因此放棄履行自己的權利和責任，就是自我精神窒息和人格變賣。孔子兩千五百年前就說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詩經》早有這樣富於啟示性的提問，我願引為這篇倉促寫就的文字作結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彼何人哉！ 2012年4月23日　北京 王康，《纵览中国》

4月7日下午郭少坤打来电话，告知方励之在美国图桑的阿利桑纳大学驾鹤仙去。次日晨我打开电脑，从网上获悉，不胜悲痛。 方励之终年才76岁，比我小11岁。在我国大变化的前夜，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刻，未能避免比他大十多岁，年龄与我相仿的王若望刘宾雁等客死他乡的命运，着实令人倍加痛惜。我在8日下午发微博一则：惊悉方励之先生突然病逝，万分哀痛，这里套用京戏《珠帘寨》中一段著名唱段，今日有个三大贤：王、刘、方埋骨在异乡。略表痛悼之情。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方励之就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之美称，是将五四时期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结合在一起的一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他的卓越，超人一等之处在于：他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严家其、高皋悼文中语），在八十年代上半叶，我们只是忙于人权问题展开论战批判邓小平“哪个阶级的人权，资产阶级的人权还是无产阶级的人权”等于谬论，但方励之在安微科大发动了“八六民运”，导致了胡耀邦被邓小平点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下台。王、刘、方也被开除党籍。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又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九民运”。 正是在他那里，我才认识到“坐而论道”远远不够，“起而行之”重要得多。我2007年在包尊信追悼会上也表扬了老包这一点，提出了我们应当参与维权的实际斗争，这比由于当局封锁而被迫只是天天著文演讲上书献策要有意义多了。这方面的重要性，显得突出多了。这次方励之去世，年轻网友中知道方励之大名的变得少而又少。八十年代出版的《1984》一书中所说的“真理部”（影射苏联中央宣传部）哪一些极端做法，某一个他们不喜欢的名字在任何书刊，电视，网络中都会消失不见，好像世上从来没有此人，这种狠毒到家的手段正是他们最擅长行使的，乐此不疲并且傲笑世界，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后盾。最近更是大肆查封网站，追查“谣言”，将“传谣”者绳之以法。连公安部发言人都说，你不发布正式消息，难怪小道消息要大肆传播了。 在民间对死者的一片敬重中，总会传来来自当局的恶臭。臭名彰著的《环球时报》一篇社论居然诋毁方励之“挟洋自重”，联系到一个月前的王立军投奔成都领事馆事件，《环球时报》给方励之加上加上这个“罪名”，其用心险恶。方励之与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时隔二十三年，性质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不容混淆。 从清末民初以来，我国和许多外国革命家，受到本国专制政府的追捕，欺压，往往求助于先进宪政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康梁孙章等民国先贤曾流亡海外。今年缅甸民主反对派昂山素季在美国支持下走出长期软禁，参加国会选举取得很大胜利，引领缅甸走向民主制，，包括王、刘、方，以及戈扬、司马璐，严家其高皋等在内的他们身上有一种宪政爱国主义精神，既是伟大爱国者，也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 我原准备述忆与方励之的交往，现在想来2006年出版的《风雨鸡鸣》一书中已有片段，这里就不多说。但是4月10号在《新世纪新闻网》读到方励之《诽谤邓小平案始末》一文，原是方励之给《纽约书评》写的书评《真实的邓小平》，评傅高义《邓小平 及中国的变迁》一书。方励之在这篇书评讲到1988年8月曾在澳大利亚做学术访问，一次在给中国留学生介绍国内情况时，有的学生问起北大的小字报，他如实做了介绍，说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存款，后面他回到北京，不少朋友都感到惊讶，说为什么你还敢回来，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因为诽谤案已经传开了。 下面一段写道，法学界的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商谈“邓小平毁谤案”的观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提请律师咨询诽谤案，党内已经传达文件，要对我的诽谤给予法律解决。 上面这段话，显然是方励之的误记。他写这段话在1999年，我和他都在美国，他也没有找我查证。我记得在1989年初的一天，苏绍智请方励之和我到他家吃晚饭，要我对邓小平诉方励之毁谤案提供咨询意见，此时早已传开，我并没接到党内传达，记得我当时对他答复是，请他放心，此案很可能是邓小平撤诉，因立案对他更不利，外媒评论和民众反应对他实在不佳。 这件事情本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毕竟是一件记录在册的历史事实，为了确保真实性，我仍有必要更正。 今年两会前后冒出了“薄王事件”，温家宝3月14日最后在答英国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发问时终于揭了盖子，4月12日央视播放了新华社关于薄熙来夫妻的处理决定，在这一个月内，还不断传出温家宝在党内多次提出政改，为“六四” 平反，放海外流亡者回国，网上热议不断，且大多联系到当前中国政局发展，中共十八大权力斗争预测等等。 从他们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有人好似患了政治过敏症，一些人把重庆事件说成了全党左右派的角力，而右派似乎占了上峰了。重庆事件确有路线斗争的迹象。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曾指出，重庆市委和政府必须深刻反思，重新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但没有嘱说张德江到任重庆后布置检查，改正任何左的东西。继任的公安局长何挺说要继续“打黑”，重庆一座山顶山上高高树立的全国最大毛泽东像当然也不会推倒。此种情况再一次说明之前有人将胡锦涛对重庆的态度比之为“郑伯克段于焉”，其实是不对的，胡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左，九年前上台之时就到西柏坡参拜，社会主义现有中朝越古，去年国庆还大搞毛泽东思想方阵，他打右极狠，手段一点不软，如对刘晓波严判11年等，严禁刘晓波获得和平奖在中国发酵，态度的粗暴拙劣远超苏联当年，但是他对打左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次薄熙来风波，气焰嚣张到了这种程度，与胡的养痈为患有莫大关系。应该检讨的是他本人。 胡温之间关系真相如何，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过去有人说二人已经分道扬镳，最近有人说二人一直在演双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至于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二人合作默契，温不时装作要改革的样子，对胡的严厉是一种冲淡和缓，藉以收买收拾人心。终结党领导的政改是不可能启动的。人们大概没有注意到温家宝政府报告中居然说出军队要受党和中央的绝对领导，这话为何由温说出来，国务院下面的国防部不过是块空招牌，实权掌握在中央军委的手里。我曾在微博上说，吴邦国的“五不搞”，加上温家宝的一个“不搞”，也就是不搞军队国家化，这一些不搞的对象，却是宪政的基本要素，中央都不搞，还有什么改革可言，等于是宣布改革已死。 有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他们盼望政改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人家给他一个棒槌就认（真）针。最近读到沙叶新的一文章，说温总态度诚恳庄重，何言表演？他把政治当做了抒情散文，不过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温家宝亮出舌头空荡荡，沙叶新们就满足了，不再追究了，歌功颂德了。还有一个叫肖峰说什么“伪善亦善”，真是匪夷所思了。 还有一些党内民主派提出的政改方案，是实现党内民主，效仿日本自民党党内分派，他们提出这个方案完全证明他们对共党历史无知，苏共斯大林写过《论反对派》，把党内反对派看称最凶恶的，危险的敌人，斯酋把托洛斯基放逐海外，并派克格勃赴墨西哥，持利斧杀害。中共建党初，就有铁的纪律，将反对派人士终身监禁，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如郑超麟这样品学兼优的老好人居然在其晚年才重见天日。毛泽东说，人民痛恨叛徒甚于敌人。有一位朋友说自己要做建设性的反对派，我曾发微博批他，反对派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 以上算是我对时局的一点评语，写出来请大家不吝赐教。 于浩成，民主中国

王良芬／紐約廿三日電 薄熙來之子薄瓜瓜遭家變打擊，情緒陷入極度低潮，出現焦躁和失眠等徵兆，疑似得了憂鬱症，華裔友人擔心他自我封閉，卻又束手無策。 　哈佛大學胡姓同學說，薄瓜瓜天性喜歡熱鬧，過去是派對常客，但自父母出了事後，現在幾乎足不出戶，生活沉悶無聊，有時很想上電腦，又怕看到網路新聞，心情十分矛盾。 　胡同學和薄瓜瓜認識，兩人有些共同朋友。她說，薄瓜瓜現在深居簡出，除非必要絕不外出，幾乎是切斷了對外聯繫，僅有少數核心朋友知道情況，薄瓜瓜一直硬撐著，很讓人擔心。 　消息人士透露，薄瓜瓜很想知道父母的現況，但國內親友都不清楚，他心中相當焦急，有時情緒不太好，很討厭外界對他的好奇，晚上常常睡不好。 　對於未來去向，薄瓜瓜現不考慮申請政治庇護，認為這會引起太多爭議，他個人了解到問題敏感性，並不想成為中美關係的燙手山芋。 　華裔友人建議他申請投資移民，這樣比較單純低調，同時可選擇他喜歡從事的行業，但薄瓜瓜未置可否。美國投資移民需出資一百萬美元、創造十個工作機會，有些地區甚至降到五十萬美元，對薄瓜瓜來說，資金應不是問題。 台灣 中國時報

記者林永富／綜合報導 日本《朝日新聞》21日在頭版報導，經多名大陸官方消息人士證實，中共中央辦公廳曾在上月和本月，分別兩次向各地黨政高層發出關於薄案調查的內部通報文件。通報指出，薄熙來擔任大連市長起，兩夫婦就以親戚和朋友名義，向美國和英國至少轉移60億美元非法收入資金到海外，數額之大超乎想像。 　日本發行量第2的《朝日新聞》報導說，中共當局調查結果確認，薄熙來夫妻向海外轉移了60億美元的非法收入。除被殺害的英國商人海伍德之外，薄氏夫妻周邊還有另外2人非正常死亡。當局已經以殺人嫌疑調查薄熙來妻子谷開來。 　據報導，60億美元相當於近380億人民幣，遠高於此前坊間流傳的薄涉及貪腐80億元人民幣。但亦有消息人士指出，60億美元應只是目前公布的涉及海外資產轉移的數額，隨著調查的繼續，薄家被調查出的貪腐金額將會更驚人。 　《朝日新聞》在頭版報導薄案涉及的具體金額的確讓外界匪夷所思，因為該報報導立場被認為是親大陸政府，很少會針對性的批評大陸政府的不當政策，對重大政治新聞的報導更是相當謹慎。 　報導說，中共內部傳達通知認定英國人海伍德以海外開設帳戶等方法幫助薄氏夫妻轉移資金，谷開來為封口而殺害海伍德，海伍德是被藥物毒殺。《紐約時報》日前報導，指「一位跟谷開來家人有關係的中共學術人員表示，薄熙來在重慶任職期間的前公安局長王立軍指控谷開來向國外轉移數額上億美元的財產。」 　《明鏡月刊》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大陸中央內部流傳薄熙來有3大罪狀。一是有政治野心，陰謀政變；二是貪汙腐化，在重慶上任前已轉移80億人民幣資產到海外；三是政治謀殺，指薄任大連市長期間，傳和他有緋聞的大連電視台某女主持人被「人間蒸發」，而前重慶副市長王立軍的兩名親信亦被殺。 台灣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