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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cho Hui 一名在中国生活20年的俄国籍记者今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外国人也有中国梦，言论被网民评为「洋五毛」行为。 原始发表时间：2013年09月10日 下午1:04

8月19日，北京地铁二号线上，一对年轻情侣望着脚下的售房传单。本报记者杨杰摄 拼命工作，也追不上疯涨的房价 于琪说，房子就是她的梦。 这位名校毕业，在著名公关公司做项目总监的白领，也是出版过五本书的作家。她曾在网上写了一篇“买房血泪史”，记录了自己和丈夫林庆在北京“摸爬滚打”只为求得一隅容身之所的经历。万字长文有网友看哭了，一位还在大学读书的学生留言：这就是将来要面对的一个世界吗？ 但于琪和林庆是幸运的，在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后，他们最终买到了房子。 “说实话在我长到二十七岁的人生里，从没有一件事如同在北京买房一样耗尽所有心血，动用了所有努力，如果不是我们有着坚实的感情基础，这份爱情估计会被这严酷的现实打击到基本破裂。”于琪有时候不愿意回顾买房的过程。 2008年于琪在北京读完大学，当时学校旁的房价只有9000多元一平方米；2010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攀升至两万元；2012年更是暴涨至5万元。说到这里，这个从广西来的瘦弱姑娘喘了口大气，“有一种这几年工作的钱都白挣了的挫败感”。 2012年6月，于琪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林庆决定买房。林庆是北京人，一直觉得买房这事需要和媳妇商量，所以在遇到于琪之前并没有买房。这个单纯的决定淹没在过去几年北京疯涨的楼市中。林庆有时也会想，如果早一点遇到于琪，早一点买房，置业之路是不是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艰辛。 从看二手房，到和中介打交道，最后到看新房、排号、选房、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每一步这两个年轻人都走得跌跌撞撞。直到今年5月申请贷款的时候还出了一个小插曲。 银行规定收入证明不能是公积金和工资分开的两张，但是林庆所在的外企有着极为严苛的人事制度，拒绝使用银行提供的模板。林庆的税后工资是12000元，申请的贷款是每月还6800元，按照银行规定，工资税后收入必须是两倍还款的数目，只凭工资的确不够，但如果加上满额缴存的公积金却是绰绰有余。林庆请求银行给公司的HR（人力资源）发封邮件沟通一下，银行批贷款的人说了句“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就啪地一声挂掉了电话，于是陷入僵局。于琪听到这个消息眼泪突然就哗哗地流下来了，她说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源于一种难以描述的无助。 最后两人追加了首付，由70万元升到100万元。每个月还贷减少到5900多元，才算解决了贷款的难题。在这100万元的首付里，林庆的父母出了70万元，剩下的30万元是两人工作以来攒下的钱，又向朋友借了几万元。“不过现在都还清了。”于琪和林庆一个月的收入有4万元，远高于去年公布的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5223元。高薪的代价是化妆品都无法遮盖的黑眼圈。于琪的电子邮箱里每天都躺着数十封工作邮件，昨天，最早的一封来自凌晨4点。 即便是拼命工作，他们两个也追不上疯狂上涨的房价。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生活的关键词就是“找房子”。他们在烈日下暴走，看着一个又一个“不靠谱”的房子，然后发现自己准备的首付越来越付不起真正的首付。 从去年6月开始看房，到9月买到房子，他们原本看中的北京东边的二手房价格已从28000元一平方米涨到了32000元一平方米。8月他们决定买新房。于琪说，他们俩应该是最容易买到房子的那种人。林庆是北京人，有北京市户口，工作7年以来社保和公积金完全没有断过，于琪虽然没有北京市户口，工作4年，但社保和公积金也从没断过。“我们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刚需，首套房，我们有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的首付，林庆甚至没贷过款，我们买不到房子，那还有什么人能买到啊？” 在找房的过程中，于琪几近崩溃，她甚至开始变得迷信。她找同事算了星盘，第一次知道自己性格里还有无所畏惧的一面，凭着这点激励，她在第一时间去排队拿号。 最终他们放弃了华贸城，而国风美唐开了300多套房子，他们排到了1000多号。两个人把一切希望都压在万科金域上。于琪为了排到号，开始认真思考起来。 他们去了万科的售楼处，不再像最初那样盲目地看，于琪认真观察了一下，发现售楼小姐都很忙，但是忙的程度不一，有些被十几个客户包围着，有些被七八个围着，他们没有找那个最忙的售楼小姐，而是找了一个客户不是那么多的。在一旁安静地等了许久，于琪表现出了极大的真诚和礼貌，说了自己的需求，而且坚定显示了买房的决心，交了定金开始等待排号。 在抽签前一共来来回回去了3次售楼处交材料，于琪觉得，如果不是真心要买的人估计早折腾不起了。她想，售楼小姐当然希望自己手里的人中签最多，因为这关系到提成。于是，他们每次都很客气，每次交材料都整理得整整齐齐，每次去都会跟售楼小姐交流心得。有一次，于琪看着对方的眼睛说，“我真的很想买到这里的房子，因为我看二手房已经看了半年了，我不想再重复一次这个过程了，我不想再和中介打任何一次交道了。” 于琪和林庆动用了所有社会关系，甚至通过朋友联系到一个负责销售的老总，她发了短信表明自己是购房者很想买到房子。过了很久，老总回复：谢谢你喜欢我们的楼盘，希望你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 就在他们已经用尽浑身解数，筋疲力尽的时候，好消息传来，楼盘开盘，他们排到了100多号，这意味着肯定能买到房子。于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诚意打动了谁，她管不了那么多，迅速投身选房的大业。 于琪做了一个excel表格，把大概300多套90平方米以下、6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都输入进去，然后按照单价、价格、朝向、户型做了排列和打分，而且实地对照了沙盘算出了遮挡和光照时间，排出了序列。 选房当天，这个表格还真派上了用场。在一间大屋子里，选房者坐在下面，像学生一样注视着眼前贴满房间号的黑板，已经选走的房间号一个一个被贴上，于琪同时将自己手中表格上的房间号划掉。最后他们以每平方米24000元的价格买了一套89平方米的房子。 签约的时候，他们拿着七八张银行卡，还有信用卡来交款。林庆的额头渗出了好多的汗水，刷卡的时候手都在抖，“那几十万几十万的刷出去，感觉太刺激了！太刺激了！”而换到他们手里的，不过就是轻飘飘的几张打印出来的合同纸。 在去选房的前一天，于琪和林庆发生了决定买房以来最大的争吵。直到凌晨3点，他们还在为是买89平方米还是买115平方米的房子争论不止。早上6点多起床去选房，一路上两个人都冷着脸，签字时仍在犹豫。“当时有个大姐说，我要是你们就选89平方米的。”这一句话替他们做了决定。 最终办完了所有手续，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于琪突然忍不住流泪，在等一个红灯的路口，她开始放声大哭。在回家以后，林庆一个人躲在卧室里很久很久，直到沉沉睡去。睡醒之后他跟于琪说，他要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他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赶快把贷款还了，给她更好的生活，让她继续自己的梦想。 一直想做编剧的于琪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她说现在的社会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很像，经济在极速繁荣着，问题也在逐渐滋长。在小说中，盖茨比的梦中情人黛西是个满眼物质的女人，于琪对此嗤之以鼻。“但对于女人来说，房子就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安全感。”如果林庆不是北京人、买不起房子，于琪说她仍有勇气嫁给他，“大不了离开北京。”她盯着眼前的咖啡，决绝地说。 为什么越等房价越高，是不是该听中介的话 两代人为一套房 李舒说他代表了一个群体。这群人为买房忙得晕头转向，拿着父辈的钱，随着政策调控楼市的踟蹰，等最终晃过神来，房价已经翻了番。 李舒刚刚在北京工作一年，在这一年里，父亲从河北老家跑来北京六七次，专门为儿子看房子。李父说：“作为父亲，给儿子买个房子，就算完成了任务。” 每一次看房之旅都同时见证了房价的攀升。当中介劝李父“赶紧买，房价还得涨”时，他觉得是在“忽悠”骗钱。“政策调控决心那么大，我当时相信房价是会降的。”一年过去，当初看好的二手房价钱已经从每平方米27000元涨到了37000元。李父有点懵，“感觉被耍了，还不如早听中介的话。” 自2009年12月，政府开始调控楼市，相继出台了“国十一条”、“国十条”、“9·29新政”，“新国八条”，以及今年2月的“国五条”。在某地产租赁服务平台上，2009年北京的二手房平均交易价格走势图以近乎垂直的直线上升到每平方米20000元，在经历一段相对平稳的增长后，如今这条曲线已经到达38000元的高点。 去年，李父在老家相继卖掉了一套110平方米和50平方米的房子，一共卖了150万元，本来打算拿这些钱给李舒在北京买房子，但父子二人总觉得政策出台后房价会降，这一等，一年过去，北京的房子每平方米又涨了一万元，原来的150万元已经不够，“相当于我丢了一套房子。”李父不免懊悔。 1996年，李父曾在北京十里堡进修过，附近的房价是每平方米3000元。虽然工资每月只有300元，但李父觉得在当时，房子从来不是阻挡年轻人留在北京的障碍。“有了正式的工作，单位还会分房。”银行贷款也比现在容易很多，“没有那么多限制条件，当时鼓励贷款，你不想贷，银行还会做你的思想工作。” 当这座城市装不下这些人的买房梦时 在北京赚钱 回家乡买房 仍有许多人羡慕于琪和林庆，毕竟他们在北京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生活在这座城市，但这里装不下他们买房的梦想。 三张挂着粉床帘的上下铺，贴有花花绿绿海报的墙面，摆满瓶瓶罐罐化妆品的桌子，暖气片上，一丛枝蔓嫩绿的盆栽正好勉强挡住一块漆皮脱落的墙面，布艺衣柜和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挤满了屋子。这是北京一家高校后勤女员工的宿舍，藏在食堂楼上。食堂背后的露天楼梯是通往那里的唯一入口。整个楼层有十多个房间，共用一个卫生间、洗衣机和开水炉，外面有一个晾衣服的天台，旁边就是一个小型密闭垃圾站。 27岁的罗珍和五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姑娘蜗居在这里。记者前去探访时正赶上罗珍的丈夫来宿舍看望她。去年罗珍跟着来京读研的丈夫离开河南老家，在附近高校当食堂服务生“陪读”。夫妻俩所在的高校隔一条马路相望。为了省下租房子的钱，他们一个住在职工集体宿舍，一个住在学生宿舍。“一个月就挣3000块钱，要是租房子的话就全花光了，更别提买房的事儿了。”罗珍说。 尽管即将拿到理工科名校的硕士文凭，但一脸书生气的罗珍的先生对房子和未来还是充满了担忧：“还有半年毕业，现在就业形势不是很好，不知道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在北京买房不太现实，可能还是会回老家发展。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多，打算定下工作之后再考虑买房子的问题。” 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还不知道在哪儿安家呢，所以暂时没考虑买房子的问题。”一些刚刚出来闯荡的年轻人对于买房问题选择了暂时的搁置和逃避。 虽然梦想中的独立空间还遥遥无期，但这并不妨碍罗珍偶尔畅想以后的生活：“等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好好装修一下。” “跟这些年轻人谈房子的事儿，正戳到他们痛处啊。”一位年长的美发店老板说。这些年轻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打拼，没有光鲜体面的工作和旱涝保收的待遇，也许，他们最大的满足便是在北京赚到足够的钱回家乡买套房子。 只能容下一人的书店过道里，陈晨正弯腰帮顾客从地上的书堆中找书，并不断向这位新顾客推荐会员卡。陈晨是一家主营高校教材教辅的小型连锁书店店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绩效。离高校开学还有半个多月，她便开始向每一位提前购置开学教材的学生询问所在学院、所学课程、所需教材以及学院人数，以便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存货。 陈晨今年26岁，已经有小孩的她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去年从河北邯郸老家来到北京淘金。“工作上的热情很大一部分来自买房子的愿望，现在每个月差不多能存2000块钱，我准备五年之内在老家买一套至少100平方米的房子。”陈晨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她坦言，选择这份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提供住宿，不用额外花钱租房子。陈晨的丈夫和四岁的孩子目前和父母住在老家的老房子里。“我当然很希望能把老公和孩子接到北京一起住，不过这样的话就得租房子，离买房就又远了一点。”陈晨说。 陈晨有点后悔在房价大涨之前没有考虑买房大业，“那时太年轻了，没想那么长远。不过后悔也没用，已经回不去了，还不如现在抓紧努力奋斗呢。” 陈晨很关心房价，每次打电话回家必问。房价一点点地涨着，心里不免有点着急，但她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老家的房价上涨不是很快，房价涨，收入也在涨嘛，我觉得我的收入差不多能跟得上房价。” 张庭跟陈晨有着相似的想法。“在北京买房子？我连想都不敢想。”张庭今年三月在重庆垫江老家的县城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总价50万元的期房，首付30%，未来10年每月要还4000元的贷款。20岁离开家乡，从普通服务生做起，今年24岁的张庭已经是一家经济型快捷酒店的大堂经理，工资也从4000元涨到7000元。去年有了女朋友后，他和家人开始考虑买房结婚的事情。因为工作忙，张庭把看房的重任交给了老家的父母。“没有花父母的钱，15万元的首付都是我自己交的。”说到这儿，小伙子的声音明显高了。“不过以后还贷款可能还得让父母帮帮忙，4000块钱的贷款确实有一定压力。” “按揭像个黑洞，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乐趣和享受都掉进去” 买与不买之外有没有第三种选择 除了斩钉截铁决定要在北京买房和下定决心回老家置业的年轻人之外，还有一些人有新的选择。 冯艾硕士毕业后留校从事行政工作已经两年。短发、套装、个子不高，眼神坚定。她的办公室有一面硕大的落地窗，从这里望去，能看到西北三环早已不再崭新的商品楼，而它的价格是每平方米三四万元。这个数字对于冯艾来说，相当于一年薪水减去花销的全部结余。 冯艾说她自己比较“决断”，当得知学校即将在通州建新校区时，她当机立断在靠近通州的河北省境内买了套80平方米的房子。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6000元，时隔一年，现在已涨到9000元。冯艾觉得，6000元的房价和当时在湖北老家县城的价格差不多，“这个价格还不算太疯狂，并且有可能在附近工作。”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冯艾就在母亲的帮助下买了这套河北境内的房子，从这里开车到冯艾的学校需要3个小时。 冯艾从不认为自己是“有房一族”。不仅因为买房子的钱大多来源于父母，而且如果自己工作没有调动的话，新房离单位太远。她更多地将这套房子看做一种投资。 短短几年的时间，冯艾的同事就迅速划分为“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她有些不解，“我们说社会分层是可以跨越的，但在房子这件事上，似乎难以跨越。”对于年轻人和他们背后的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房子就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 在这座“大山”面前，毛峰决定绕道而行。2011年，毛峰从北京一所“985”高校毕业，坚持着不买房的观点。在一家中央媒体人力资源部门供职的他，暂时居住在单位分配的周转宿舍里。“60平方米两居室，我和另一个同事一人一间，设施齐全”，付给单位的“房租”是每月300元。然而，这一福利的期限是三年。明年开始，他也要同大多数人一样，过上在外租房的生活。 毛峰还没有女朋友，“从没考虑过结婚的问题”。他说，即便每月要付几千元的租金，也不会考虑买房子。在他毕业那年，五环内的房价就已经涨到3万多元一平方米，“我觉得以我的收入不可能买得起房子，从此不再想这事，也不焦虑了。” “买不买房，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几十万元握在手里，才有可能考虑买房。我要是能拿出1000万元，肯定不会对买房的事这么抵触。但除了父母赞助，年轻人哪儿来这么多钱？”他的圈子里，父母代付首付的现象挺普遍。毛峰却说，基于家庭的经济能力，他不会接受这种做法。“我也不羡慕用家里的钱买上房子的人，只有用自己挣的钱买了房子，才有成就感。” 对于已经付过首付、拥有住房的年轻人，上千元的月供亦不是小数目。毛峰不止一次地在微博上批评“银行和地产商一道，吞噬着年轻人的生活质量”。“按揭像个黑洞，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乐趣和享受都掉进去”。没有房贷的负担，他本人是各种聚会的常客，还不时买票观看现场演出，或是听上几场音乐会，“日子过得很滋润”。 虽然拒绝买房，但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毛峰有一套自己的房价理论。“刚性需求根本就不是房价涨得这么离谱的原因。我不愿花那么多钱买一件这么不值的商品。房价早晚会跌回本来的价值上，在此之前的购房者都在玩‘搏傻’游戏，等待比自己傻的人来接盘。” 在北京商品住房均价每平方米还未到一万元的2005年，人们和今天一样讨论着房价的水分和房价下跌的可能性。然而，房价在短短几年内不断翻番，这令当初坚持“理性”、不置业的人们始料未及。连毛峰都不得不承认，“早知道房价会涨成这样，当年换作是谁都会去买，谁不买谁后悔”。但毛峰坚称“今不比昔”，在他看来，疯涨已是明日黄花，不会再出现了。 毛峰坦言，“不买房”的选择确实不是主流。他毕业留在北京的同学们，大都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视作必须。他的家人也说，既然在北京工作，还是应该在合适的时候置一处房子。“近几年肯定继续租住，至于今后买不买房，还得看情况。房价不可能永远这么高，等跌下来再说吧！” 专家：年轻人买房是不是理所应当 十年之间，北京的房价上涨了6～10倍。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认为，中国的高房价问题十分复杂。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发的巨大需求，货币供给过大所产生的流动性泛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等，都是推高房价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堆积的结果在一线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位曾经的房地产实践者，如今的行业观察者与研究者认为，就北京而言，在“限购令”出台后，85%的购房者都符合“首次买房”和“首次改善”的标准，属于刚性需求。换言之，“刚需人群”是目前在京购房者的主体，他们支撑着现在的房价。但在“限购令”出台以前，40%的购房者为非京籍人群。那时的上涨中，投资需求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其讨论高房价给年轻人买房带来的困难，不如讨论购房观念的偏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中心与光大银行[-2.03% 资金 研报]2010年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在英国为37岁，在德国和日本为42岁。陈国强觉得，年轻人事业刚起步或是准备结婚就必须买房，恐怕不是一个理性的观念。视年轻人买房为理所应当，是对商品住房定位的一种误解，应当反思。其实年轻人解决住房难题的途径非常多元，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买不起新房子就买旧房子，买不起大房子就买小房子。如果超出支付能力，硬要买房，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生活水平。另外，年轻人工作变动的空间还比较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买了房子就把自己局限在了一个地方，牺牲了一部分未来选择的空间。所以陈国强建议年轻人更新居住观念，把人生的其他内容，比如事业发展放在前面，而不是把买房视作头等大事。 作为“蚁族”概念的提出者，青年学者廉思曾对大学毕业生留在一线城市的原因进行分析。 他认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集中化趋势。大城市用人单位密集、信息量大、流动性强，学生的社会资源也丰富；小城市开放度相对较低，就业中社会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大城市丰富和相对公平的机会是对毕业生的主要吸引力。 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一线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大城市的政治环境、就业环境，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二三线城市好很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大城市现象就更为突出。 一些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对于土地没有依恋，又受到“天之骄子”传统观念的影响，承载着父母的厚望、家族的面子。“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迫使他们宁愿留下来做“蚁族”，也不愿回到家乡。 廉思自己的置业之路也并不顺利。2008年时，尚在博士后流动站的他在北京北五环外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房，20多万元首付是“从父母那儿借的”。次年起他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青年教师，由于5000元的月供还款压力很大，他把这处房子出租了一段时间。直到2010年，他本人还暂住在父亲分的一套房子里。 为保障年轻人的住房需求，陈国强认为，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增加保障房供应。毫无疑问，目前的供给还严重不足。“但对于保障房的供应量，短期内还不能期待过高，因为政府从规划、落实地块，到资金配套，到建设、分配房源，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另外，为等待保障房分配而排队是一个正常现象，陈国强介绍，在公屋制度比较成熟的香港、新加坡，申请者为公共租赁住房等上三到五年也是比较普遍的。 该不该买房、何时买房、如何买房是年轻人该考虑的问题。这些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依赖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外在环境。在北京任何一趟地铁的车厢内，总能发现五颜六色的售房传单。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些轻飘飘被踩在脚下的纸，成为压在很多年轻人肩上最沉重的梦想。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本版文章中于琪、林庆、罗珍、陈晨、张庭、冯艾、毛峰、李舒均为化名。 来源：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910/10642630_0.shtml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不买房，买梦想 千年悲哀：房价改变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连岳：我希望房价上涨 网络作家生存现状：年薪十万普遍， “大神”年入数百万 中国式买房揭秘：家庭背景决定购买力高低 无觅

在西藏首府拉萨，汉人坚持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一些当地人却强调，他们是“西藏人、不是中国人”。BBC记者克鲁达斯最近在拉萨遇到一位做导游的藏族女郎，听她讲述自己难以实现的一个梦。 和其他许多年龄相仿的女孩儿一样，今年24岁的赞姆（音译 Tsam）也非常喜欢旅行。 赞姆梦想有朝一日能到英国来、看看伦敦。不过，迄今为止，赞姆最远的旅程是从在西藏这一边儿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故乡小村来到首府拉萨。 赞姆会讲三种语言：藏语、汉语和英语。她现在的工作是导游，与几位朋友一起合住一套房子。 仅凭第一印象，可能很难看出赞姆的生活和其他现代年轻女性的生活有多大区别。赞姆的穿着、打扮都很入时，只不过，她身上的衣服是藏族传统风格、而不是西方式样的。赞姆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服装配饰”是一把阳伞。在亚洲这一带地区，女郎打阳伞是时尚。 对赞姆来说，她要看世界的希望还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和其他许多藏人一样，赞姆领不到护照。 赞姆告诉我，“他们不想让我们说话。”她说的这个“他们”，指的是中国政府。赞姆接着说道，“也许是因为政治局势吧。但是，对我们来说，这非常困难。” 没有护照，赞姆实际上等于被困在西藏。如果愿意的话，她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移动。 克鲁达斯在拉萨街头看到大屏幕正在播出征兵宣传节目 “中国控制” 西藏是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这一点毫无疑问。抵达拉萨，“迎接”我们的是中国的武装卫兵。主要的火车站令人吃惊地非常现代，从这里乘火车前往市中心，街道两侧悬挂着中国国旗。 在许多地方，各种标志先是用汉语写成、然后才是藏语。我还注意到，一个大屏幕上正在播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宣传节目。 乘火车进入拉萨，沿途到处都可以看到飘扬的中国红旗，另外还有其他许多标记，也都证明着中国人在西藏这一事实。 在一个小小的军事营地，你可以看到士兵们在演练。他们坐在帐篷外，火车路过时还会敬礼。在火车上，经常有人来检查护照、旅行许可。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当和中国人聊天的时候，都会听到他们这么说。现在在拉萨，汉人和当地人的比例大概是八比一。汉人大多集中居住在拉萨的西部城区。 他们说，这是中国最壮观、最美丽的一个地方，许多中国人特别想来参观、旅游。我听说，有些人彻夜排队，买票去看看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 但是，赞姆和其他土生土长的藏人却坚持认为，他们是藏人、不是中国人。他们彼此之间用藏语交流，对自己的藏族传统文化非常自豪。 在拉萨的商店里，可以看到来自西藏许多地区不同的传统服饰。 藏人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 “小心行事” 赞姆离开乡下的小村庄来到首府拉萨，她的父母仍然留在故乡务农。赞姆还有亲戚住在尼泊尔，不过她从来没有去看望过亲戚，想和亲戚聊聊天也不容易。 他们告诉我说，电话、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不仅不可靠，而且经常受监控。电视、广播和报纸也要接受审查。 通往拉萨主要广场的街道上设有检查站、有警察执勤，还有像机场一样的行李、人体扫描检查仪。但事实上，人家挥挥手我们就被放行了，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赞姆告诉我，有时候安全检查会加强，人们进出拉萨都需要出示身份证。 赞姆还说，到处都有摄像机。虽然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但是很明显，赞姆非常小心，不愿意由于出口不慎被抓住把柄。 也许，这也正好能够说明，当我问她“你梦想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赞姆回答说：给汉人当导游，给他们更多更好地讲讲西藏。 （编译：苏平/责编：尚清）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fullrss.net

[导读] 沙利文案终结了美国关于煽动性诽谤的观念。由此美国言论自由得到扩展，更多的批评性意见，得到保护，“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的意见”。 安东尼·刘易斯 自由的尺度 《纽约时报》言论“诽谤案” 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索赔。陷入绝境的《纽约时报》将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批评官员的尺度》生动细致地回顾了新闻史上这一案例。 政治广告引发巨额赔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值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下文简称金），以“非暴力”为原则，策划反对种族主义的和平示威，引导民众积极争取平等、自由的权利，抵制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维护自身尊严。同情并支持金的人们，成立了“声援金和在南方争自由委员会”。 1960年3月29日，对金及其追随者而言，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六年前的这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的判决。因此，该日，金的支持者们在《纽约时报》策划刊出了一份政治宣传广告，《关注他们的呐喊》。该文指责官员们正采取非法手段破坏民权运动，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金，虐待示威人士，该文还呼吁为“声援金和在南方争自由委员会”捐款。但文中对事实有所夸大，比如增加了金被逮捕的次数、修改了虐待事件的具体细节。 政治宣传广告，在美国媒体上比较寻常。虽然这则广告并没有指名道姓，但还是激怒了地方政客。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局负责人沙利文，认为这则政治广告极容易让人把他与“违宪者”对号入座，故而起诉《纽约时报》犯有诽谤罪，要求赔偿50万美元。亚拉巴马州法院对案件进行初审，裁定《纽约时报》诽谤罪成立。蒙哥马利的其他市政专员以及亚拉巴马州长约翰·帕特森，也先后提起诽谤诉讼。 这意味着《纽约时报》将支付300万美元的赔偿金，彻底破产。其他媒体则闻风噤声，对民权事务的报道敬而远之。政客们由此成功地将诽谤诉讼，转化为挟制媒体的政治利器。《纽约时报》决定背水一战，把官司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批评官员是公民职责 《纽约时报》辩护律师，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赫伯特·韦克勒斯，他学识渊博、严谨睿智。韦克勒斯很快发现，《纽约时报》可以转换立场，不需抵死辩解自己没有构成诽谤，而是把矛头指向诽谤法。诽谤法，与那些压抑表达自由的法律，根本是一丘之貉，也就是说，它可以被认为是违反宪法的。 案件性质在韦克勒斯手上升级了，一个诽谤案件，被升至联邦宪法问题的高度。他选择的逻辑路径是，报道有误即构成诽谤，严重损伤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裁定，将会遏制媒体和公民个体发表批评意见，导致他们因害怕出错，而自我抑制思想，无法保证公民自由参与公共事物的讨论。 与此同时，鉴于最高法院历来“尊重传统，不轻易打破陈规”，他找到的历史依据是，一百多年前的《防治煽动法》的记录。该法律制定于1798年，有效期至1801年，主要目的在于惩治丑化总统的言论。 《防治煽动法》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制定后，出现的第一部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韦克勒斯认为，虽然当时法官没有认为《防治煽动法》违宪，但1801年，民主共和党成为执政党，杰弗逊为总统，这部法律的保护对象约翰·亚当斯反而被人民拒绝，则充分体现了民意，该法实质上被无声地宣判违宪。 韦克勒斯的另一理论依据，来自1917年出台的《反间谍法案》记录。该法案是美国的第二部压制言论的法律，意在严惩反战论调，因为当时美国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数百人因言论过激而被起诉。 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和路易斯·布兰代尔法官通过“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第一次正式用宪法第一修正案，来支持言论和出版自由，认为《反间谍法案》违宪，言者无罪，即便言论被确信是罪该万死，也不能轻易钳制，除非它们“迫在眉睫地威胁到立刻扰乱法律合法的和迫切的目的”。 韦克勒斯成功了。布伦南法官提交的法庭意见，完全肯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价值：“我们认为本案违背了国家既已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碍、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这些讨论包括对政府和公职人员激烈苛刻，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尖锐抨击。”更有趣的是，《防治煽动法》在自动失效163年后，被宣布违宪。 一个案例的价值 沙利文案终结了美国关于煽动性诽谤的观念。美国言论自由的外延，由此得到扩展，更多的批评性意见，得到保护，“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的意见”。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多年提倡“人民对政府的任何评论，都享有免责权”，得知此案判决结果后说：“这是值得当街起舞的时刻。” 诽谤诉讼，不再是挟制媒体的政治利器，这极大地增强了媒体信心。判决文甚至把批评官员确立为公民的职责。“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这一点，对于媒体来说意义重大。 沙利文案后，美国媒体在揭露政治真相的战场上，更加骁勇善战，“持续报道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足称两大硕果，并为新闻记者赢得“无冕之王”的桂冠。 《批评官员的尺度》是引入中国的第三本书安东尼·刘易斯的作品。前两本分别为《吉迪恩的号角》、《言论的边界》。刘易斯非常善于讲事说理，其作品往往化繁为简，故事生动精彩，而义理呼之即出。 《言论的边界》，薄薄一本小书，如简笔画般，清晰流畅地勾勒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令人印象深刻。《批评官员的尺度》则围绕《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串联起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黄仁宇的大历史写作方式很像，撷取一个历史片段，然后转轴拨弦，演绎其前生今世。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并不复杂，但此案进展过程中，有众多饶有意味的细节，直接通往历史上对自由的不同定义。正因此，沙利文案在法理层面的进步，并没有被太多人记得，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碍、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则借此案深入人心。 在描述美国民众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同时，刘易斯对新闻伦理、媒体角色进行了反思。作为一个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资深媒体人，刘易斯对媒体日益扩大的话语权力、影响力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话语权不能被官方所垄断，同样不能被媒体所垄断，它应该平等地为每一位公民所拥有。毕竟言论自由非媒体独享的权力，而是用来保障人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是属于每一位公民的权力。 不同的国家，社会传统及当前文化环境的不同，言论自由的边界也会相异，批评的尺度，各不相同。同质的批评，在一个国家是寻常之语，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就是牢狱之灾，甚至殒命之门。批评的限度，是民主的尺度。。 本文来源《新京报》朱桂英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