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动态

　　上海增爱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是在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注册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增爱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推进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竭力构架和传播慈善价值观，并以新颖务实的社会公益活动为载体，通过现代有效多样的金融工具和科学高效的基金管理手段，创新性地构筑社会和谐和公平。基金会由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基础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原任复兴高级中学校长的胡锦星出任理事长。 　　上海增爱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和涉及领域是比较广泛的，包括宣传慈善文化，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健康发展方面的工作；关注弱势群体，扶助贫困地区，推动教育、卫生的均衡发展；资助环保、文化、养老及其他相关公益事业；深入社区，积极参与并推动民间公益事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各类社会活动；充分利用基金会的资源，为社会公众(包括青少年)提供有关心理咨询领域的善举服务，传播个性完善、人格健全、精神健康的理念等。 　　在教育方面，基金会已经开展了“山花工程项目”，捐助山区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完成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大学本科师范教育；开展了“流动儿童项目”，为流动儿童发放助学金、图书、文具等物资；开展了“农村幼儿园项目”，为农村大量的0至5岁留守儿童筹备建立早期教育幼儿园以及“图书科技楼项目”，帮助山东省多所小学修建教学楼等。 　　在灾后救助和心理援助方面，在今年玉树地震后，基金会一方面进行物资方面的志愿，一方面对灾区同胞和服务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心理援助。 　　作为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主办方之一，增爱基金会一直为推动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建设而努力。同时增爱基金会也担任了基金会中心的发起机构，为基金会提高公信力和内部治理能力、信息公开透明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从2009年开始，基金会便资助清华大学NGO研究所进行相关课题研究以及中英文 《非营利评论》一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以推动我国非营利与公益事业的理论、政策与实践研究，推动国内外社会企业相关研究的交流互动。 　　同时，基金会还设立了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组织西部大学生公益创投活动为代表的推动社会民间组织发展的板块。 　　国内很多的公益组织和基金会大多有专门的业务方向和主要的资助群体和项目。增爱基金会在成立伊始，也考虑过是否要在一开始便制定出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和工作范围，例如胡锦星在教育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增爱基金会是否只在教育领域开展工作。但是经过基金会理事会和全体人员的探讨，最终基金会还是决定要先以部分领域为重点，以推动中国民间组织发展、传播公益文化为己任，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整个中国公益和慈善事业服务。 　　增爱基金会今年的主要项目是教育资助、社会企业及大学生公益创投评选与资助以及名为“百县工程”的对西部农村地区的帮扶项目。这些工作都已启动，基金会希望通过自身切实的努力，让不同领域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切身的帮助。

　　壹基金与红会弥补“裂痕” 　　李连杰真诚向红会道歉，而红会方则表示，没听说壹基金要关闭。 　　难道沸沸扬扬的“壹基金中断”风波，真系媒体误读? 　　李连杰(图片来源：资料图) 　　9月21日，李连杰身着有红十字标志的马甲和帽子出现在位于北京东单的新闻大厦，这里将举办《世界灾害报告2010》发行新闻发布会。 　　记者发现，偌大的会议室只坐了一半人，来参加发布会的媒体多来自境外，国内媒体只有寥寥几家。看到李连杰入场，摄像记者对准他连按快门。 　　在发布会上，李连杰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签约并担任形象大使。李连杰精神抖擞，目光犀利，嘴唇紧抿。作为第一个演讲的嘉宾，他在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壹基金，“希望壹基金的经验能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以下简称“红会”)分享给全世界的红十字会。” 　　在记者问答环节，几乎所有媒体的问题都是针对李连杰而来，面对一连串的问题，李连杰显得游刃有余，成竹在胸，表示问题都“很简单。”他对所有的问题的回答都是一气呵成，甚至忘了给翻译留时间，直接自己翻译。 　　对近期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壹基金与红会出现“裂痕”一事，李连杰也作了积极回应。“这件事完全被媒体误读。”李连杰说，“我前天去中国红十字会与秘书长开会讨论问题之前，第一件事就是向红会道歉，非常感谢红会，不然我怎么做红会的大使?” 　　“我怎么把恩人踩了?” 　　王汝鹏说，目前，壹基金的账户不是独立的，但财务科目是独立的。针对公众关心的壹基金与红会的三年合作期已经到期，壹基金是否存在关闭的问题，王汝鹏表示，“我还没有听说红会壹基金将要关闭的消息。” 　　在发布会现场，本报记者请李连杰对过去三年与红会的合作做个评价，李连杰表示，“如果今天全世界的人认识了壹基金，全世界的人了解壹基金，那么没有中国红十字会是不可能的事情。”李连杰说，“最近的新闻报道说到红会，好像觉得和壹基金出了什么问题，我前天去红会和秘书长一起开会探讨问题之前，我第一件事情是向红会道歉，我怎么把恩人踩了?这是错误的报道，是不清晰的，我非常感谢红会，不然我怎么做红会的大使?” 　　9月20日，记者在采访期间遇到红会负责人，寻问红会与壹基金的合作出了什么问题，这位负责人表示，红会与壹基金的合作一直都不错，希望媒体不要再炒作。而就在9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针对媒体的采访做了统一回应，他表示，红会与李连杰的合作总体上是好的，“李连杰的苦恼在于他想成立壹基金公募基金会，获得独立法人地位，有自己的公章和单独的银行账户，而这些涉及现行的政策法规，应当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王汝鹏说，目前，壹基金的账户不是独立的，但财务科目是独立的。针对公众关心的壹基金与红会的三年合作期已经到期，壹基金是否存在关闭的问题，王汝鹏表示，“我还没有听说红会壹基金将要关闭的消息。”王汝鹏表示，作为设立在红会的一个专项公益基金，只要壹基金账户上的钱没有用完，它应该不存在关闭的问题，除非壹基金账上没钱归零了。目前红会壹基金在账上的结余资金还有6700多万元。 　　按照壹基金与红会签订的合作协议，到今年的2月5日，壹基金与红会的合约到期。“李连杰发起壹基金计划的时候，是与红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了‘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之时若双方无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将自动续展’。”中国红十字会新闻发言人王汝鹏表示。 　　而李连杰在现场的回答更是与王汝鹏的回应不谋而合。“2月5日合约到期后，我没有收到红会书面的终止通知，我也没有向红会发出终止协议的通知，因此实际上我们双方的合作已经根据协议约定又自动延续了，第二个为期三年的合作自动延续。” 　　红会表态：手机短信募捐可用红会平台 　　王汝鹏表示，红会有一个号码为10699993的手机短信捐款平台，红会壹基金计划完全可以使用该平台开展手机短信募捐。 　　壹基金计划是与红会合作的一个专项基金，但是，壹基金还在上海成立了非公募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那么壹基金计划与上海壹基金是何种关系? 　　李连杰对记者表示，壹基金计划与上海的非公募基金会二者是合作关系。上海非公募基金会是壹基金计划的执行机构，在发生大的灾难时，也请求红会壹基金计划执行项目，“彼此是合作的关系。” 　　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展各项业务活动，向“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进行专项的汇报与结算，并接受年度审计。 　　李连杰曾在媒体公开表示，由于没有一个“合法身份”，壹基金在向公众募款时只能借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没有独立的账户和公章。而正因为如此，壹基金潜力巨大的手机捐款平台在操作上存在严重的不便，远远无法实现李连杰最初设计的“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的理念。 　　对此，王汝鹏表示，红会有一个号码为10699993的手机短信捐款平台，红会壹基金计划完全可以使用该平台开展手机短信募捐。 　 　腾出时间参加“巴比”晚宴 　　“美国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了百年，有完备的慈善制度和体系有效回馈社会。而中国的慈善事业起步是近十年的时间，对于‘裸捐’我个人是有个问号的。” 　　此次李连杰担任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亲善大使，是该国际组织的第一个亲善大使，“我很荣幸，但是背负的责任也非常重，明年一年我将去很多地方，希望帮到各地红十字会的发展。”李连杰表示，公益事业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反而电影成了业余爱好，“有空了就去爱好一下。” 　　在现场，李连杰还针对“巴比”慈善晚宴与“裸捐”等一系列公众关注的话题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 　　李连杰表示，他也收到了盖茨的邀请，他将去参加这次慈善晚宴。 　　“两年前，在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的时候，我和盖茨面对面交流了四十分钟，关于未来的东西方的对于公益慈善怎么帮助人类的探讨。”李连杰说，他第一次接到邀请时，他向盖茨表示拍电影很忙，可能去不了。“三天前又接到盖茨的EMAIL邀请，真的希望我腾出时间能去参加晚宴，共同探讨人类面对的未来。”李连杰说的很慢但是很有力，“我会去。” 　　李连杰表示，“我一直认为我和盖茨在做同一件事，盖茨在推动富裕起来的人怎么花钱，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而我推动每个公民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社会。你如果没有一块钱，那么你一定有一个小时可以帮助这个社会。” 　　针对目前一些慈善家倡导的“裸捐”行为，李连杰也表达了他自己不同的想法。“美国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了百年，有完备的慈善制度和体系有效回馈社会。而中国的慈善事业起步是近十年的时间，对于‘裸捐’我个人是有个问号的。”他用手势在空中画了一个问号。 　　李连杰表示，他非常认同和鼓励盖茨提出的让富人捐出一半的身家，但是，“让一个百岁的人和一个十岁的孩子吃同样的药，那么孩子肯定会生病的。”李连杰很怀疑，一个社会要清楚自己发展的年龄段，“如果富人都把钱捐了，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希望大家能理性的去思考。”

　　在第三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许多的第二部戏剧作品《城市的村庄》开始上演。还是那班演员，还是反映打工人群生活的题材，而演员们的演技则更加娴熟专业，整部戏剧则更多地融入了艺术处理和形体表演的元素。 　　9月11日，“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唱出劳动者的尊严！——第三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在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们在这里展示了自己业余时间创作的民众戏剧、民谣、诗歌、独立影像等多种艺术门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围绕打工生活展开。 　　早在2009年新年期间，还是这些工友们，在自己搭建的“新工人剧场”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许多的第一部反映打工人群生活现状的戏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尽管当时几位打工青年的表演十分业余，但那些真实感人的内容却让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许多是这两部打工戏剧的编剧和导演，他卖过唱、做过流动儿童学校的音乐教师、发过小广告，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许多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一个戏剧导演，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个“劳动者”。 　　【打工文化大本营在城乡结合部】 　　皮村位于北京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处，属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有原住村民1400余人，外来人口却已近1万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打工者聚居区。由于皮村就在飞机航线的正下方，每隔几分钟就会听到飞机轰鸣着经过。2005年8月，一支由打工者自发创办的“打工青年艺术团”来到这里建立了打工者的艺术基地。发起者孙恒和许多、王德志等同伴们一直试图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社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打工者二手服装店、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等都在村里。后来，在市文化局和朝阳区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的支持下，这里又陆续增添了工友影院、工友图书馆、新工人剧场等文化设施。 　　【新工人需要新概念的文化】 　　目前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已达2.26亿，中国的打工潮无疑是涌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主力军。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一步推进，将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会逐步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新工人。近年来，讨薪、医保、子女教育、维权等基本权益问题已经逐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他们的业余生活和情感表现还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 　　“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最光荣！这些世人皆知简单而富有真理的词语曾经是多么以豪迈的声音而响彻全世界。而今，我们却很少再能够听到。”一位打工诗人曾经颇无奈地说道。 　　艺术节总统筹、北京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说:“艺术节是希望以文化艺术活动为交流平台营造打工者社区文化，通过倡导劳动价值尊重和促进新工人群体的发声，真正推动我们的和谐社会发展。” 　　作为时代进步的同龄人，新一代的务工青年谱曲唱歌、写诗朗诵、编排话剧演出、……绽放着旺盛的艺术创造生命力。他们在寻找尽可能多的表达渠道，其精神需求和文化表现已经成为城市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元素，可以说，新工人需要新概念下的文化。 　　【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许多当初离家到城市，几乎是一个摇滚青年，现在则认同自己的身份是个“劳动者”。他觉得这种认同使自己有了很大的变化。旁观者的身份带给他的是愤怒和迷茫。认同“劳动者”之后，他的表达“有了根基，有了力量，有了向上的感觉”。他认为，打工艺术，首先要表达，要讲自己的生活。 　　举办“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则是对“打工”这一称谓的概念内涵重新诠释，赋予时代价值，随着新一代具有技术专长、新观念新思想的打工者参与到这个行列里来，“打工”已经不再是通过简单劳动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而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开始新的自我发展的过程。打工者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有感情需要宣泄，有理想需要表达。 　　孙恒告诉记者，工友的演出水平并不专业，演唱时可能还会跑调，但大家积极性非常高。晚上下班后从6点到10点几乎每天都要排练。其实不管是诗歌、戏剧还是电影，是希望观众看到自己的现实处境，能积极改善现实生活，主动和其他社会阶层沟通、交流。 　 　【充分实现劳动者的文化权利】 　　在这次文化节的活动中，出现了许多打工者写、打工者歌、打工者画的文化艺术形式，比如‘新工人词典工作坊’、‘劳动文化论坛’等。作为“打工者写、打工者读”的文学，打工文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形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认为打工文学是偏于草根文学或民间文学的一种形态。她认为中国的底层文学遇到了相当大的困境，这个困境就跟它表现的是底层人的生活，而它的作者和读者都不是出自底层有着直接的关系，打工作家的出现就解决了打工者或底层群体的代言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北京工友之家顾问卜卫认为:在(新)工人文化艺术节里，有几个关键词特别值得关注。一是“资本”及其对资本控制的文化产品的批判；二是“主流”及其对主流文化的分析；三是“文化主体性”。在这里，工人不是一个被动的群体，等待着被赐予符合他们需求的文化，而是正在自下而上地行动起来，创造和发展工人文化。   　　中央党校文史部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这样写到，当前，我国文化生产在满足底层人群的文化需求方面，存在供需不相适应的地方，甚至是空白点。打工文化正是填补着这一方面的空白，同时彰显着明确的价值立场，即：以底层打工者的立场，创造文化、记录自身的历史，呼吁全社会关注打工者，维护打工者的权益。进而通过文化创造实现自我肯定、自我成长，以文化重造改变打工者形象。 　　 【打工文化走向何方】 　　卜卫建议，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予新工人文化更多的支持，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也包括促进实现大众媒介的使用权，为工人艺术团在大众媒介上提供更多的文化发展空间。工人文化艺术节就是要重新提出劳动文化或工人阶级文化，因为所有人都享有创造文化艺术的权利，都享有利用媒介表达声音的权利。 　　打工者是占我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中的“精英”，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先行者，他们进城之后，处于城乡社会、经济、文化巨大差异的断层。对此，有关部门应该为2亿多打工者建立反映诉求、表达意愿的有效渠道，加强与他们的广泛、多样的沟通，使这一社会群体真正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应有的全部权益。只有到了那一天，中国的城市化才算是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打工文化”将回归它的本质属性。

　　捐款是追求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的行为。目前层层“派捐”的方式就丧失了募捐给人的这样一种精神满足,而且,这样的做法的后果则是钱的去向并不明朗,也让捐款人不放心。 　　我国的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不清晰的地方,就是其定位,也就是说慈善事业到底是民间事业还是政府管理的事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 　　一方面是民间慈善力量遭受冷遇,另一方面是善款是否合理使用的监管缺位——有业内人士指出,制度环境的不完善给慈善事业的成长带来了极大制约,打破慈善事业垄断的关键仍在于立法 　　今年9月29日,一场在北京某酒店举办的私人聚会,将成为民众猜想、质疑与期待的焦点。这场被中国民众戏称为中国富豪“超级鸿门宴”的聚会,是由来自美国的两位顶级富豪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发起的。 　　自今年9月初传出巴菲特和盖茨要来中国的消息以来,国内媒体就开始热切关注其动向,他们此行来华是否“劝捐”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而中国富豪们反应不一的表现也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中国富人做慈善的热烈讨论。 　　另一方面,影星李连杰首次对外坦言,他所创立的壹基金计划可能面临中断。消息传出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民间慈善所遭遇的尴尬让更多人开始思考中国慈善事业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制度问题。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整体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亟待制度的完善。 　　“裸捐”背后的制度考验 　　今年6月中旬,盖茨和巴菲特率先在美国发出“捐赠承诺”；8月4日,盖茨和巴菲特共获得近40位资产超过10亿美元富豪的公开承诺。而在今年年初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盖茨第一次公开表达了想来中国游说富人热衷慈善的意愿。而9月29日的“慈善晚宴”,将成为盖茨和巴菲特今年中国之行的第一个高潮。然而,这给中国的富豪们带来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 　　据了解,面对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两人“慈善晚宴”的邀请,众多中国富豪选择了避让,当然,也有人积极响应,其中最抢眼的当数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他曾公开表示,将在与“巴比”见面的当晚主动向两人做出“裸捐”承诺,并当场送上捐款“承诺书”信件。 　　陈光标在公开的“承诺书”中写道:“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此外,爱国者总裁冯军也在公开表态:“自愿在活着的时候,将个人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 　　著名影星周润发也表示,死后将捐出99%财产回馈社会,周润发说:“我什么都不想带走。” 　　陈光标更是在其微博中透露,目前已经有近百名企业家通过来信、来电、传真的方式响应“裸捐”的号召。 　　对于这种慷慨的“裸捐”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向《法制日报》记者评价道:“我觉得很好。不过他们这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值得倡导,但很难说一定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慈善是一种全然的个人行为,完全是自愿的,我们也不用借此造成一种社会逼捐的气氛。” 　　在一种浓郁的个人英雄主义慈善氛围背后,是近一段时间来层出不穷的“诈捐”事件,章子怡、余秋雨、成龙等有影响力的名人纷纷身陷“诈捐门”。 　　唐钧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还处在一种粗放、原始的阶段,商业力量、财富阶层虽然在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种主体中显得分外耀眼,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他们所起的作用实则有限,而他们自发性的慈善行为也体现出比较强的随意性。现在大多数人的捐款情况都是“感性募捐”,而感性的捐款方式由于后续工作不到位就会带来一些麻烦,因此对于各种“诈捐”风波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些明星可能在一些场合和气氛下头脑一热或者出于炒作轻易立下承诺,将来却难以落实,这样反而不好。另外社会上喜欢比较谁捐得多捐得少,这种逼捐的氛围不利于真正的慈善。社会总是一点点走向理性和制度化,社会捐款不是越多越好,募捐得太多却用不完也是个浪费。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是‘理性募捐’。”唐钧说。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地震、雪灾、泥石泥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重大灾情同样对我国的慈善事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人们在一次次慷慨解囊的同时,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爱心是否用对了地方。 　　东南亚华侨施乃康在玉树地震之后不顾身体和年龄,亲自驾车48小时前往玉树。他曾公开向媒体表示:“我就是想实地考察一下,我就是想亲眼看着捐出去的钱能变成一所学校立起来。” 　　“捐款是追求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的行为,幸福感一般有3个层次,第一个是物质层次上的满足,叫满意度；第二个是精神方面的,这个层次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两个一无所有的恋人在热恋中也会感到幸福；第三种叫利他主义,就是通过帮助他人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幸福感,这是幸福感的最高层次,募捐就是满足这个层次的。捐款人最关心的是自己捐出去的钱给谁了,起了什么作用。像陈光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精神我很赞成,但方式我不是很赞同,因为效果不一定好。”唐钧说。 　　唐钧认为,目前层层“派捐”的方式就丧失了募捐给人的这样一种精神满足。但是,这样的做法的后果则是钱的去向并不明朗,也让捐款人不放心。“从国际经验来看,募款究竟用在哪,给谁了,是用在建房子还是看病,这些很细致的方面都是要做到的,这样下次大家才会愿意再捐。现在我们的募捐方式太粗糙,大家只知道钱给玉树了,但到底怎么用的根本不知道。政府的工作做不到太细,他们差不多把捐款和财政拨款同等看待了。所以民间力量的介入很重要,他们能够把这个事做细”。 　　一位知名慈善人士曾归纳了灾后捐款“四不见”:一是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二是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三是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四是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这“四不见”或许不具有代表性,但却反映了人们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能的担心。

　　9月27日，早上8点半从雅安出发前往康定。从雅安开始就没有高速公路了，我们要走国道，速度慢了一半。大约300多公里的路我们走了6个小时，在康定同当地的司机丹增格吾会合，又开始赶路了。晚上7点赶到八美吃完饭。从雅安到八美虽然都是国道，但路都是水泥路，车也不多，还是比较顺畅的。在康定到八美的一个中间小县城—新都桥。我们还“遭遇”了3分钟的冰雹雨。车上好了几个人都是第一次看见下冰雹，都有点兴奋，都拿出相机来拍照。 　　在八美吃完晚饭，就开始了整个旅程中最难走的路。从八美到道孚一段，大约100多公里，但是全段在修路，都是泥巴路，从晚上8点一直走到11点半到才抵达道孚。 　　第二天(28号)我们5点半就起床了，因为要在今晚赶到亚青寺。经过12小时的奔波，终于在晚上7点左右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亚青寺。沿途看到的藏区风景都很美，还尝了藏区特有的牦牛酸奶，味道有点淡，加了糖之后酸味就出来。 　　Berry给广州总部发了短信报平安：“我们已安全到达亚青寺，大家身体状况还好，只有轻微的头痛、头晕。。。。” 　　幸好大家的高原反应还不算强烈。今晚(28号)大家会开个预备会，准备后面几天的工作安排。 　　Mandy 　　9月28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