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言

“我爸是李刚”从诞生那天起，在舆论界不但没有博得好名声，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人们诅咒邪恶的代名词。令人奇怪的是，它所代表的那种嚣张跋扈的强势威力却成了另外一些人积极效仿的范本。诸如“我爸是市长”、“我爸是厅长”等等，级别越来越高，霸气也愈加突出。前天下午，更是有人大肆叫嚣“我舅舅是司令”，直接把蛮狠之势提升到枪杆子的高度。   9月28日下午，沪渝高速公路湖州二界岭省际卡点，一辆湖州牌照的红色马自达轿车拒不接受停车检查，强势冲卡，撞到了执行任务的警察。10分钟后，在下一个收费站，该车被成功拦截。面对关检人员的问询，从车上下来的中年男子不但对自己的冲卡撞人行为认错，反而狂嚣“我舅舅是司令!” 听 听这位狂男是怎么说的：“你这身皮（警服）脱掉，我们去外面玩玩，看看谁的势力大。（上面）没有人，我给你讲，口气也不会这么大。”、“不信你到南京军区（问问），司令员是我舅舅，你马上打电话啦”。说完这些话，该狂男竟扬长而去。 如果说，李启铭等人因年龄不足口无遮拦，放肆叫嚣或可理解的话，那么这位老兄显然得另当别论了。这句并不光彩，备受诟病的言论从一位成人口中说出来，难道不正暗喻了某些社会现状？视频资料显示，从该男子声称他舅舅是司令员后，警方是一直温和的、低调的、甚至是颓废的，这本身就不合乎常态。如果是在平常状态下，对于一位肇事违章的司机，警察还会如此客气吗？这无不说明了执法者在更高一级权力面前一样会表现出忌惮和无奈。   宪法明文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不会因某人地位的差异而区别对待，但现实果真做到了吗？可以很明确地说，正是因为有了一次又一次徇私枉法的事实，才助长了一些人敢于蔑视法律，疯狂行恶的胆子。在这些人的眼里，没有什么是权力不能摆平的，在执法者心里同样存在着不可不向权力妥协的道理。于是，人治就演绎成中国社会的硬性法则，而法治则成了真正的傀儡，全当把玩的道具。而法治形同虚设，则意味着正义流失，首当其冲被剥夺的是公民的人权。看看现今中国屡屡发生的恶性事件，哪怕宪法赋予的权利得到一点点尊重，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到无辜的伤害。前两天，为了对抗强拆，辽宁抚顺的一位老汉居然爬上了七层高的楼顶，手挺国旗以示维权。试想，如果没有恶权力的支撑，开发商敢在没有任何手续的前提下毁人居所？说白了，人权在恶势力与官权的要挟下，不过是一个文字符号，一切社会行为不得不在官权的意志下运行。已然如此，在行为不端的情况下，扛出官衔来应对，自然是再正常不过了。   无论“我爸是李刚”还是“我舅舅是司令”，皆在于当事人谙熟社会常规，执法者更是深悉官道。如果我们的法律真的做了不偏不倚、惩恶扬善，就算你叫嚣“我爸是奥巴马”又待怎样？事实证明，现行的社会法则早已被这等陋习感染病变，成为顽疾，那么我们还会为一句叫嚣之词感到奇怪？以此，真正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一人一事，而是病态的法律和无良的体制。   2011.9.30

姜瑜表示，这是一起中国公司个别人员的行为，这种接触未导致实际的武器出口行为，并称承认利比亚“过渡委”需水到渠成。

    孙骁骥：最糟糕的税收政策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最近发表了一篇论及收入再分配的文章，里边提到了人们在参与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向下看”的心理效应。 　　这种心理效应建立在两个货币试验的基础上。在第一个试验里，实验者被随机给予一定数量的美元，然后，每个人被告知有两种再分配的方案，一是自己获得额外的一美元，二是所有人共同减少以部分所得，为美元数量最少的人增加两美元，以达到总体收入的平衡。结果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最不愿意拔一毛而利天下；在第二个实验里，拥有随机货币量的实验者获得了额外的两美元，但他必须将这两美元给予比自己收入较高或较低一级的人，结果再次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更愿意把两美元给收入比自己高的人而不是最穷的人。 　　文章作者把这个现象归结为一种对落入“最贫穷阶层”的恐慌。一个倒数第二穷的人，他并不会与社会收入链最高端的人比较财富，反而会往下看，与社会最穷的人比较财富，从而寻找自身的安全感。大胆点说，一个社会的次贫穷阶层最不希望再分配政策缩小他们与最贫穷阶层的差距，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实际收入，也给他们造成了恐慌的心理。 　　再进一步推论，一国的税收政策最应该考量的就是该政策对次贫穷人口的影响。那么，中国的城市次贫穷人口收入在多少呢？新个税法规定，凡扣除三险一金后月实际收入低于3500元人民币的人都不用交税。即是说，实际收入在3500元之下的，就是处于在再分配链条最末端的人。放在前文提到的试验里，他们可以被划归到“最穷的人”之列。 　　但问题是，试验里“倒数第二穷的人”在现实中是谁？这个问题太难准确回答。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实际月薪只有三千的人固然过得紧巴，但实际月薪一万的人，一定会感觉自己更有钱吗？假设他们把每月比收入三千的人多挣的六七千块悉数存进了银行。那么，一年后，其存款大约有七八万，十年之后，大约七八十万，还不够一套四环外房子的首付。和月收入三千的人一样，他们的命运也只能是望房心叹，唯一的区别在于，收入上万的人在这十年中敢于购买稍贵一些的衣服，进稍高档一些的饭馆，多看几场国产电影。如此而已。有舍得花钱的人兴许会动用这笔存款买辆车，但买车并不代表脱离了贫穷。美国的不少流浪汉也开车，还不一定只开日产车，但开车的流浪汉本质上始终是流浪汉。此理放之中美皆准。 　　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次贫穷阶层”的收入范围或许会非常大。不少月收入在一两万的人（特别是有家庭的夫妻）会发现钱完全入不敷出，因而整天抱怨。一帮整天抱怨自己收入太少而同时又需要缴纳个税的人，大概就相当于试验中那个最不愿为穷人慷慨解囊的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新税法施行后，据统计将有6000万人免缴个税，实际交税人数为2400万人。姑且信这个数字吧。然而，2400万人中，又有多少是属于本文所说的“次贫穷人口”？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在月收入3500至20000元的人群中，新个税法为他们减少的缴税从105元到480元不等，相当于他们每个月能多下一到两次不太高档的馆子。这笔钱，聊胜于无而已。 　　而往收入金字塔的上方看，月收入五到八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的税制依旧没有太大变化，并且税额稳中略有上升。虽然如今民间“仇富”心里颇重，但我不得不说，向富裕阶层征税过重，只会减少实际的税收。经济理论中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告诉我们，当对富人的征税比例超过一定临界值的时候，富人们（这里指靠个人劳动致富的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避税、甚至逃税。中国的税收之“重”，不仅鞭子落在穷人身上，也落在了富人身上。所不同的是，穷人无法规避税收，但有钱人在发现自己的财产权受税收侵害时能够采取措施规避，并且，如果这个过程需要寻租的话，他们也付得起那点租金。 　　再者，新税法施行后，由于纳税人数减少，国家预计全年税收会减收1600亿。一目了然，税收最大的寻租者，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因新税法而减少。通盘考虑，目前的个税改革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最贫穷阶层是否因此受惠还是个未知数；压力很大的次贫穷阶层依然是缴税的冤大头；富裕阶层缺乏安全感，纷纷避税；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在减少。写至此，我猛然想起经济学者R.J.巴罗在一篇探讨美国上世纪90年代税制改革的文章中描述过他认为最糟糕的税收政策：“如果一项政策使得富人们的情况变坏，但又没产生什么税收增加，从而对穷人没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你认为这项政策怎么样？”巴罗万不可能料到，这句话问出二十年后，离他半个地球远的中国居然磨磨唧唧答应了一声。

    　随着吉鑫科技于今年5月6日的上市，行长夫人“股神”的故事在市场上传为“佳话”。虽然5月6日吉鑫科技上市开盘即告破发，让一级市场的中签者也都被套牢。但拥有吉鑫科技原始股的无锡市总工会干部学校老师安月芬仍然是赚得盆满钵满。她3年前投资429万元获得吉鑫科技132万股原始股，以首日收盘价19.97元计算，如今账面价值已飙升逾5倍至2636万元。 　　而根据媒体追溯，这是安月芬从IPO斩获的第二笔收益。此前，安月芬投资120万元参股设立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此于2006年11月间接持有地处江苏张家港的东华能源398.4万股。2008年3月东华能源上市，经过解禁后数次减持与剩余持股的账面价值，安月芬间接持股的累计价值约为3748万元。也就是说，安月芬通过两家公司的IPO，斩获6000万元。如此精准的投资，如此高额的收益率，就是股神巴菲特也只能自叹不如了。又一个“股神”冉冉升起在中国股市的上空。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实际上，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同样会有一个伟大的男人。这一点在“股神”安月芬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安月芬之所以能成为“股神”，显然与其丈夫王建华在背后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而其丈夫之所以就是安月芬背后的那个“伟大的男人”，是因为王建华是中国建设银行江阴支行前行长(从2008年起改任建设银行无锡分行纪检监察部负责人)的缘故。老公是行长，老婆因此成为股神，这在中国股市实在是太正常了，作为投资者，乃至社会各界，都不必对此大惊小怪。 　　这其实就是中国股市的潜规则。在中国股市里，巴菲特会不会还是股神，对此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但“行长夫人”、“市长夫人”等“权力夫人”，只要愿意，肯定都可以成为“股神”。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一次，作为“行长夫人”的安月芬是从原始股寻找突破的，所暴露出来的是中国股市的“小非潜规则”。 　　一家企业的上市，带给大小非的是一夜暴富的机会。作为大非来说，也就是企业的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这一点基本上都是透明的，是无可争议的。但谁是上市企业的小非，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毕竟，这些小非通常就是搭致富便车的，谁坐上了小非这趟致富便车，谁就能一夜暴富。但这趟致富便车显然不是人人可以乘坐的。于是这就有了“小非潜规则”。即小非的致富便车通常是给那些与企业存在厉害关系的人来乘坐的。或者与企业在业务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或者是能够决定企业命运的人，或者是给企业发展带来好处的人等等，总之能成为小非的都是有着深厚背景的人或机构。正所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没有深厚的背景，小非的致富便车怎么会让你乘坐上去呢？也正因如此，余秋雨就坐上了徐家汇的小非致富便车，安月芬也就坐上了东华能源、吉鑫科技两公司的小非致富便车。因为都有着深厚的背景，余秋雨富得，安月芬当然也富得，谁叫她老公是行长呢？ 　　这就是中国股市，这就是上市公司的“小非潜规则”。也正因如此，浸淫在潜规则中的王建华就表示：“我认为我夫人的投资都是合法的，公允的价格根本合情合理合法，利益和风险同在，不存在腐败问题。”王建华当然不会承认其夫人的投资行为是一种腐败行为，如今作为建行无锡分行纪检监察部负责人的王建华当然知道“腐败问题”意味着什么。只是腐败不腐败，能由王建华自己来说了算吗？该是由监管部门与监察部门来为这个问题作结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