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

王枪枪 | 大师们的大保健

沉痛哀悼王林大师被捕,一声干爹成绝响,人间不见王大师,这是我国大保健史上最沉痛的一刻,广大老干部们纷纷表示使不上劲了。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大师则讲究采阴补阳,有报道称,“如果王林身边有其他人,邹勇只要打电话告诉王林“副市长来了要见你。”王林就知道是给他找好了女孩子。”,多么机智的大师。前不久,原北大副校长梁柱说中国青年喜欢性生活是西方文化的阴谋,不禁对王林大师和那些贪腐官员多了一份敬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们为了保护中国青年付出了太多精力。只是不知道梁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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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女权主义的觉醒

北京——3月初,因为策划在北京举行抵制公交性骚扰的活动,警察把我的五名女权活动朋友带走了,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很在意。类似的情况我们以前都遇到过,通常盘问我们几小时后就会让我们离开。但当天晚上她们没有回家,第二天也没有,我由此意识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我曾和她们一起计划、参加过许多活动,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逮捕目标,被迫提供所谓的“犯罪证据”。所以我逃离北京,躲了起来。这次对女权活动人士的逮捕在国内的网络上激起了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的抗议和请愿。我们没有预料到国际社会也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人权组织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等西方领导人都对逮捕表示谴责。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让我的朋友们在被拘留一个月后得到释放。当然,警方没能找到她们犯罪的有力证据也是原因之一。相关文章 中国女权活动者又被警方严厉讯问 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愈加敌视 被拘女权五女:她们是谁? 家暴受害者杀夫,法院判决陷两难 古德伯格,男性女权主义者的典范 女性改变世界的力量 她们获释后我也回到北京,但这次事件促使我审视自己参与的运动,质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20世纪90年代,生活成长在四川省的我发现很多文化传统习俗难以理解。在家里,我称母亲的父母为“外公”和“外婆”,因为我被告知父亲的家族更重要。在学校,老师对男生在学业上寄予更高的期望,因为他们认为男生比女生聪明。考大学的时候,许多大学明确表示部分专业不招收女生,比如海事工程、地质勘探。同时,大学对选择就读外语、广播新闻等传统上吸引女生的专业的男生降低入学标准。我总能看到招聘广告不是不招收女性,就是标明女性求职者需要身材高挑且富有魅力。许多人把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没有。大二的时候我对女权主义产生了兴趣,开始阅读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以及其他女权主义著作。我喜欢看国外讲述女性为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斗争的电影。仿佛是一个近视的人戴上了新眼镜,我的视线开始清晰,女权主义解释了我成长中遇到的许多疑惑。2011年秋天,我认识了被捕活动人士中的李婷婷。李女士从事女权运动已经多年,她把我介绍给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让我走进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新天地。我的朋友们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轻易地找到“稳定的好工作”。我们父母总是劝告我们好好过日子,不要过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去追求高薪职位,然后结婚生子,我们选择成为全职的女权活动家。在今天的中国,女性在工作中面对着广泛的歧视;许多公司甚至拒绝雇佣女性。性骚扰司空见惯。家庭暴力无处不在。根据一项联合国在2013年进行的多国研究,超过50%的中国男性曾经肢体虐待或性虐待过他们的配偶。一些朋友建议我们“安静地”向政府提建议或是通过成为政府雇员来在体制内改良,以发展我们的事业。但是在一个政府仍旧严格控制意识形态的国家,那些体制内的人很少能有勇气发声。在我们之前的许多女性采取了妥协的改良方式,但效力甚微。强大的公众舆论的压力是必需的。我们无法安静地从事我们的活动。因为在中国,公共抗议和示威是被禁止的,我们依赖于一种独特的平台——行为艺术——来挑战社会陈规。我们已把自己的信息带到了大街上和地铁里,努力为女性开拓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我参与的第一个公共行动以阻止猖獗的家庭暴力为目标。我们穿上溅着“血”的婚纱,举着写有“爱不是暴力的理由”的标语,穿行于北京一条拥挤的商业街上,呼吁民众警惕家庭暴力。通过“占领男厕所”的活动,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上:提高公共场所女厕比例。在另一次行动中,我们剃光了头来抗议大学录取中对女生的歧视。去年,我跋涉近2000公里,穿越了55座城市来提高人们对众多校园性侵儿童案件的认识。政府没有修补体制的漏洞和惩罚加害者,人们还会责怪受害人。我们通过街头活动和媒体报道对决策者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近些年,几所大学放弃了它们的歧视性招生政策。北京据说要为女性修建新的厕所,有些大学正在改造厕所,以增加女厕的比例。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正考虑推出一项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我们的行动激怒了一些大男子主义者,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威胁和骚扰我们。警察也曾认为我们是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邪恶影响,并且开始监控我们的手机和电子邮箱。在国际妇女节前几日对我五个朋友的逮捕,显示了当局已经开始惧怕一群能够动员大量支持者的年轻女权活动家,尽管我们组织的活动还未实施,并且我们过去的活动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我的朋友们还是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遭到监禁。警方惩罚我们,是为了恫吓其他社会和政治活动分子。在今后一段时间,即使我们可能不得不调整策略来应付艰难的环境,我们也绝不会气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也不要放弃。女权主义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禁忌话题,中国政府向来称自己积极倡导女性权益,而我们传达的信息则与其一致。但这一切都随着被媒体称为“女权五杰”的逮捕而发生了变化。警方可能意想不到,他们这种方式反而引发了公众对女权主义更大的兴趣。肖美丽是中国女权活动人士。文章原文由Wenguang Huang翻译为英文。翻译:刘圆园(实习)、陈博扬(实习)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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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藤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百万纽约人因为3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万3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万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岁。哥大一般的文科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助理教授一般年收入就是6万美元左右――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12月20日凌晨3点,‌‌“地方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7百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20号的声明中说:‌‌“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将要背上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物,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大面积占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33%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7百万人的安宁。 《民主的细节》/刘瑜/上海三联书店/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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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报告称中国去年逮捕活动人士数量激增

时报看中国 报告称中国去年逮捕活动人士数量激增 傅才德 2015年03月18日 一家设在美国的组织在一份新报告中表示,中国当局去年逮捕民权倡导者的数量,是至少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多的。这些权利活动人士涉及众多群体,其中既有性别歧视的反对者、倡导维护外来务工人员权利的组织,也有提倡改善少数民族待遇的人。倡导组织“维权网”(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的报告称,如今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组织或个人被捕——而且往往没有正式指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不在其控制范围内的独立民间团体产生了更多怀疑。相关文章 中国5名女权活动人士被正式拘留 新疆去年刑事案件数量增加四成 中国独立民间组织生存愈发艰难 传知行创办人郭玉闪被正式逮捕 异见打压持续,编辑徐晓莫名被拘 许志永案二审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组织记录了2014年在中国被捕的至少955名维权人士,与该组织统计的前两年被捕总人数1160人相差无几。报告称,目前共产党正下令遏制它所谓的境外影响,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大学里的知识自由等。该组织表示,“那些要求行使基本权利,或对越来越严厉的压制发起挑战的人,正面临政府的报复,比如使用酷刑、任意拘禁、强迫失踪、恐吓,以及其他形式的虐待。”该报告的意义在于,它对政府打击独立权利倡导者的持续行动所造成的人员损失进行了规模上的统计,这场行动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年前掌权后开展的。这份长达30页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几十个案例,比如许志永等律师被捕的案例,许志永曾创立了一个组织,引导民众表达对腐败问题及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去年他因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处四年监禁。该报告提到的只是每年被拘禁的中国公民中的一小部分,主要关注那些争取获得更多权利的人。还有数千人遭到任意拘禁,包括那些被关在未经法律允许而设立的“黑监狱”的上访者,以及在持续镇压民族骚乱的行动中被拘禁的少数民族,比如西部新疆地区的民众。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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