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

李小琳第一次闯入大家的视野还是在2008年，干练的短发，精致的妆容，考究的名牌，昂贵的配饰，李小琳第一次参加两会，就凭借一条粉红色LV字母LOGO围巾强势入镜。在2012年两会期间，她又精心准备了意大利顶尖品牌Emilio Pucci的新款粉色西装(官网价格为1730欧元，折合14424元人民币)、香奈儿长款珍珠项链(6000-8000元人民币)亮相会场。此时，她已经成为记者们争相捕捉的焦点。...

中共十八大前夕，报道中国高官权贵的腐败丑闻，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媒体的重点工作。中国权贵变成众矢之的，不论尚在台上没有安全着陆的旧人，还是即将上位的新贵，个个提心吊胆，生怕成为西方媒体的报道对象，问题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继《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及彭博新闻网后，英国《金融时报》接力用一整版分析中国权贵如何利用政治影响力敛财。报道洋洋洒洒，指名道姓，称中国上百个政治家族控制了全国绝大部分财富，从电讯、金融、电力到航空、珠宝，甚至连衞星都被大大小小的太子党垄断，外国公司要进入中国做生意，便必须与这些权贵家族合作。 触目惊心的是，即使是那些极力为自己辩解，声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的高官，也被该报踢爆家族成员恃权抢劫，财富不可计数。有网民感叹，今后即使仰望星空，恐怕看到的也是权贵们的衞星。当年国共内战时，共产党称国民党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如今共产党又有多少大家族呢？ 过去，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方一定会严正声明西方媒体造谣或者刻意妖魔化，今次却无人敢反驳。如果那些高官身正不怕影子歪，为何不出来反驳，或者诉诸法律，控告那些媒体妖言惑众呢？其实，这些被点名之人个个胆怯心虚，生怕丑闻愈揭愈多，闹到无法收拾，声名扫地。再说，他们的财富大部分存在西方银行，谁知道有一天会不会像陈水扁那样东窗事发呢？ 损公肥私 尽享特权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财富的蛋糕愈做愈大，但却高度集中在权贵家族手中，普通百姓连残羹冷炙都难以分一杯。权贵家族利用特权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往往一夜暴富，对普通人来说难过登天的门槛，权贵子女却能如履平地。 以私募股权投资为例，这种金融工具在中国被权贵当作点石成金的摇钱树。在中国发展企业，一举一动都与官府有密切关系，上市融资要证监会批准，拿项目要国家发改委批准，减税要税务局批准。有权有势者利用特权入股企业，等到企业上市后，便合理合法地收穫丰硕的果实，几年间就创造增长几十倍的神话。 权贵利益集团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阻碍，按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一群反动势力」。他们不仅掌握政治权力，控制财富，而且掌握话语权，就连司法也对他们法外容情。中国司法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却保障贪官的人权，使他们免於死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一幕不时在神州大地上演。 中国要想获得新生，必须剷除这些权贵利益集团，或者让权贵利益集团挥刀自宫，还利於民，但权贵们愿意吗？ 相关日志 2012/07/12 —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中国90%的官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 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 2012/07/12 — 《金融时报》中国的精英家庭 2012/07/11 — 港媒：大批中共权贵策划弃“船”而逃 2012/07/06 — 媒体揭什邡钼铜项目背后官商勾结 2012/07/06 — 宏达钼铜背后的官商 2012/07/04 — 何清涟:“红色家族”的财富传奇缘何又被翻晒？ 2012/07/03 — 《经济学人》财富与权力， 这是家事 2012/07/02 — 《经济学人》中共特权家族的财富与权力 2012/06/06 — 浙江永康尚未公布“大规模嫖宿学生处女案”学生年龄 2012/06/03 — 谢国忠:大陆权贵支撑香港房地产繁荣

近年高考学生大幅下降，而考留学的比例惊人上升，已提前到高中一年级。大批官员、权贵藉机将子女送往国外，准备弃中共“船”而逃。 香港《开放》杂志7月号发表著名律师郑恩宠的文章称，中共十八大将于秋季举行，种种迹象表明中共不会主动政改和接受普世价值，只可能在某些经济、行政、社会管理等方面作些“适应新变化”的调整。六月中，官方广播：至明年全国养老金将亏空十八点三万亿元…… 文章说，从六月一年一度高考，可看出人心向背。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九百万人，是零八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年，人数下降了一百四十万人，但今年全国高考录取率将达百分之七十五，江苏更达百分之八十二。 但是，参加“洋高考”的比例惊人，上海大批学生留学时间提前至高中一年级，尽管去年高考录取率已达百分之八十五。仅六月二日，到香港参加“洋高考”就达二千名，考后有的家长带子女参加了香港“六四”纪念活动，这是中国公民和平不合作运动的重要组成部份。北京高考期间出动了一万四千名警员、四千名城管维持次序。 上海留学新潮：高中生出国 文章说，由于本地出生人口下降和阻止外来人员子女在上海参考及出国潮的影响，上海今年仅五点五万考生参考。由于两级分化及社会腐败，近年的出国热出现新变化，以往弃考的多是成绩不足以上大学或国内名校的“逃避族”。这几年是优秀学生、官员和富人后代成了留学的主力。 上海四大高中名校（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交大附中），出国留学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五，若加上高中的国际课程班，名校出国的比例已超过百分之五十。 上外附中崔德明校长向媒体透露，以前是三分之一学生出国，三分之一被保送，三分之一参加高考，但今年出国人数更多。交大附中校长徐向东表示，前几年高中四大名校的学生出国的并不太多，比较典型的模式是国内大学本科生再到海外读研究生，但这几年留学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高中毕业即出国越来越多。交大附中今年有五十九人出国，以他们的成绩在国内完全可以进入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一流名校。 出国热已向高中生延伸，徐校长认为是家长和学生观念都在发生变化，与其苦读三年国内高中，不如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孩子进入海外接受多元的教育。 每年出国留学学生已达三十万 在今年三月两会上，部份代表“炮轰”中国教育体制，认为出国留学已从以往读研究生为主，变为到海外读大学本科的越来越多。这些体制内精英官僚化，太不了解实况。 究竟有多少学生现在弃考出国留学？上海市政府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印杰近日透露，去年至少？？有一成。官媒透露，去年上海重点初中有百分之十四学生放弃中考，直接到海外读高中。中国教育网近日发布《二○一二高招调查报告》显示，出现三放弃现象，即：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自愿填报、放弃入学报到等现象严重。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保持年平均百分之二十增长，每年接近三十万…… 不准异地高考，香港洋高考热 中共坚持户口制度，长期不准学生“异地高考”。文章说，全国现有流动人口二点六亿，五千八百万留守儿童和二千七百万随父母打工的子女。中国大陆有十八个省、区自行命题高考、高中教材不一致。按常识推论，至少有二点六亿人对禁止“异地高考”投反对票。家长和学生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社会上升通道狭窄及机会渺茫，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到入党加卖身投靠这座独木桥…… 晚清已有一百万读书人，突然取消科举制度又未全面引进西方的学校制度，大批知识人士失去了上升空间，是导致辛亥革命的重要原因。二点六亿流动人口绝大部份系生活、就业不稳定者，一旦子女失去良好的教育机会，意味着两代人几乎无“翻身”之日，抛弃旧体制、迎接新体制很可能是他们的选项。 全国范围内异地高考政策何时出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员储朝辉在被问及解决问题时间表时称：“短则三五年，长则几十年”。对付这场无望的战争，他们想尽办法，赴香港“洋高考”是选择之一。 据报导，香港SAT（学术能力测试）考场外，除十多辆陪考团的旅游巴士，数以百计的家长坐在闷热的等候区，等待长达五个小时的考试结束。安徽的张女士早上七时就抵达会场，她十七岁的儿子已不是第一次到港应考。两人特地提前一天到港，打算考后逗留两天，花费大概上万港元。 近年来，这样带着儿子到香港参加考试的大陆家长与日剧增。年轻人进美国名牌大学，必须报考俗称“美国高考”的SAT测试。SAT每年有六次考试机会，内容包括批判性阅读、数学和写作，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但SAT至今未在大陆设考点，香港成为首选。○七年大陆赴港参加SAT的考生占总人次的百分之九十五，达七千多人次；二○一一年，SAT考生至少八成来自大陆。“SAT香港陪考团”一般为四天三夜。亚洲国际博览馆考场（见图）已成功带旺区内酒店生意，最多时容纳八千到一万人。 二千二百万中国人想移民美国 文章说，尽管中共与美国在搞人权对抗，邓小平说：“你（西方）的人权和我的人权不同”，但仍有二千二百万中国人想移民美国。 据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在其网上透露，全球超过六点四亿人有移民想法，约占世界各国成年人比例的百分之十三，其中约有一点五亿人想移民美国，其中中国人有二千二百万人，居全球之首。 美国二○一一年共发放一百零六万张“绿卡”，其中八万七千张给了中国人。中国有近十四亿人，二千二百万人想移民美国仅占总数人口百分之一点五左右，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百分之十三的比例。中国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按比例一年拿到美国绿卡应是二十六万而不是目前的八万七千。 平均每天最多有五十一个贪官外逃未遂 五月二十七日，中共在北京举行了《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系会议》。据透露，平均一天最多有五十一个贪官外逃未遂，十二年来抓获一万八千违纪违法外逃人员，金融和国企是携款潜逃重灾区。政府跨境追赃难度大，成本越来越高，中共这些治国的工程师们对法律本是外行，长期以来对各国资产跨国追回资金分享比例原则并不知晓。美国的分享比例取决于他国在司法合作中的“贡献”，分为？？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百分之四十以下。许多国家分享比例是扣除执法费用后的数额一半。 中共能追回海外的巨额财产恐怕还抵不上执法所需的成本，证明其反腐机制是失败的，这与长期以来歧视、打压律师的制度和政策有关。 文章认为，中共十八大若不从人治（党治）走向法治，现行体制的败局已无多少人可怀疑。今年是九○后第一批大学生六百八十万毕业，农民工和大学生在抢饭碗，农民工要户口、大学生要住房，这是中共再十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大家要选票时，旧体制必然垮台。上海官方宣布，每年不得不动用近二百亿财政补贴当年养老金的发放，而资金还是来源土地财政，大拆大建不会停。 大批学生参加洋高考，一方面反映出人心向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共官员早已准备“弃船而逃”，这是一艘毛泽东、邓小平按斯大林模式建造的船。 相关日志 2012/05/29 — 路透社:北京当局要求严防官员外逃 2012/05/27 — 林锋: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习近平秘密谈亡党 2012/03/07 — 陈破空:中国奇观：富人参政，富人出逃 2012/03/06 — 滴滴涕:忽然间看淡TG的前途——由秦晓之事说起 2012/07/10 — 邓聿文:什邡事件凸显中共法宝失效 2012/07/08 — 解滨:官员财产公布，套在我党脖子上的一道绞索 2012/07/08 — “两个书记”引争议 什邡事件谁负责？ 2012/07/08 — 《纽约时报》茅台是党的生命 2012/07/06 — 媒体揭什邡钼铜项目背后官商勾结 2012/07/06 — 宏达钼铜背后的官商

你对中国年轻一代抵御和平演变的信心我是完全赞同的。08纽约声援奥运集会的时候我也在那里。那个真是人山人海，大家一直在唱红歌，哈..一对华侨夫妇专程赶过来，说他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自信。和平演变的危险确实是越来越小。 凡是能在发展中能够被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来讲都不是大问题。 但凡是伴随着发展产生的新问题，对中国来讲很可能就是个大问题。 而我看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打着共产党旗号，实质上的官僚资产阶级，在侵蚀着中国的未来，也在侵蚀共产党的未来。 我在美国这边有不少官二代的朋友。有的人长辈是在国内搞维稳的，跟我讲国内维稳触目惊心的现状。地方政府驻京办派人，在信访局门口的排队人群里，一个个盘查带当地口音的人，查出之后直接拉走，处理然后遣送回原籍，北京警察都不管的，都是熟人。或者在信访局周围的旅馆逮人。地方领导派人往信访局一箱一箱地送钱。信访局能做的就是从上访的人里面，挑些遭遇最惨的，把问题解决了，也就只能这样了。温家宝那次去国家信访局，之前一天信访局门口被武警强制清空，信访局附近旅馆里住的人也被强制排查。温家宝最后看到的都是群众演员。天安门广场上便衣密布，现在老百姓再也听不到在天安门自焚下跪发传单的事情了，因为还没等进天安门就被警察抓了。作为老百姓很少看到社会黑暗的一面，而官员们经常看到，因为他们的强烈预感，所以他们把子女都送出国了。 还有就是官僚阶级固化。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边和我一起买打折衣服的官二代富二代朋友，回国都是开宝马劳斯莱斯的。现在官二代也都逐渐成年，好多这种官二代富二代的圈子在通过长辈牵线搭桥逐渐形成，长辈的权位和资产衡量是进入圈子的门槛。到美国镀金，万一国内动荡有个落脚点，如果国内平稳发展就适时回国卡位，是这边官二代的如意算盘。连储君都把女儿送进哈佛了，谁还能有啥闲言闲语？这边的官二代朋友不止一次跟我说，将来中国遴选官僚的标准，一定会偏向于海外留学背景，而且强调学历和年轻化，因为这就是他们爹妈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已经远远超出高干的概念，这个阶级已经具有完全的自我意识，有贪婪的权力和金钱诉求。最可悲的是，在看得到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内力量能够制约其壮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时间的流逝，这种官民对立，阶层固化是朝着加深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国内全无对手，在国际上最有可能的敌人，很可悲地反而会是美帝。这也许是中国无数爱国民主人士，在寻找力量和盟友的过程中，很多都令人遗憾地变节投降美帝了，他们不这么做势力太小，而一旦他们这么做，也就失去了力量。 我作为一个谨慎乐观派，看到现实之后不能不愈发地悲观。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4/18 — 何流: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2012/01/27 — 滕彪: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 2012/01/27 — 李明博指示调查富二代投资面包房、咖啡馆的情况 2012/01/24 — 杨建利: 免职后面的潜规则 2012/01/20 — 许小年:政府成为最大利益集团 2012/01/20 — “三鹿毒奶”市长复出多月 2012/01/19 — 冯军旗:吃喝在县乡官场的意义 2012/01/17 — 邓聿文:谁是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2012/01/16 — 宋大妈:关于天猫 2012/01/14 — 每日电讯报:“强势利益集团”阻碍中国改革

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层？发此一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5月2日，郑永年先生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即中产阶层社会。由于中产阶层过小，社会稳定缺少基础，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主导。 　　郑先生认为，央企的扩张造成了“国富民穷”的局面，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正义和公平。 　　不利于中产阶层成长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出于对特权的维护，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推动社会改革。 　　特权阶层之外，还有一个属于少数人的富贵阶层，其所拥有的财富量，不容小觑。日前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0年，中国内地的奢侈品销售增长了30%——这或可看作富人消费能力的一个见证。 　　权势和财富的结盟意味着腐败。5月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高尔夫球场的激增指向中国的腐败”一文。文章援引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字：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已经从2004年的170个增加两倍，发展到目前的近600个。 　　除了玩高尔夫，富人们开始经营农场。5月3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在渴望进行新一轮投资的中国富人中，购房热冷却下来，经营农场开始热起来。 　　上个月，中国互联网巨头丁磊宣布他的公司将建占地1200亩的养猪场，京东网上商城的老板刘强东也在老家租了5000亩的土地种植水稻。 　　尽管《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有机食品行业一定会兴旺起来，因为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对优质粮食和肉类的需求在增加。实际上，真正有实力投资农场保证自身食品安全的是富裕阶层，中产们除了抱怨几句，在超市购物小心点儿之外，别无他策。而对于特权阶层，有着特供的食品，自然也不怕“瘦肉精”的侵袭。 　　权贵阶层“偷”走了本该属于中产阶层的财富，也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光是中产阶层，农民们的日子也遭遇威胁。美国之音电台网站5月2日报道说，非法征用正威胁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发现，非法用地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个研究所同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对中国17个省1564户农户进行了调查，发现37%的农村近年出现过农田非法征用的问题，60%的农民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该所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说：“你问农民，村干部们拿到的补偿金哪里去了？他们通常会说‘吃掉了’，每天晚上大宴小酌，都挥霍了。一个村庄很贫困，但村干部们可以在豪华的二层砖楼里上班，里面有空调和取暖设备，外面停着几辆德国大众轿车。从技术角度说，他们是没有私吞，但确实属于挪用。” ———————- 郑永年: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美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特权阶层“偷”走社会财富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 　　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相关日志 2010/09/17 — wild007:时事杂谈 (0) 2011/04/29 — 最后一根稻草 (0) 2011/04/22 — 【中产阶级到底得罪了谁】关于个税，希望你顶我 (0) 2011/04/14 — 老愚:做“人上人”的诱惑 (0) 2011/04/11 — 中产月薪万元不如公务员四千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