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

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的自白 文/丰钊（华中科大） 关于革命派 急功近利在当今的中国似乎是一种传染病，无论是毛左还是自由主义者，一锤子买卖式的暴力革命论都颇有市场。毛左嗜血，是由于他们骨子里阶级斗争敌我二分的观念在作祟，他们的逻辑虽然愚蠢却也简单，理解起来并不难。而一些人既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又对暴力手段充满了迷恋，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 这些所谓“自由主义的革命派”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他们揭露当局的种种恶行，控诉这个政权对普通公民的压榨和迫害，嬉笑怒骂间颇有正义感。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往往就搬出了以暴制暴这一余世存所言的“类人孩”式的思维方式予以解答。这种不需要深入思考，只需要诉诸本能的回答，则再次赢得了乌合之众们的拥护。 他们说：“这个民族无可救药。” 他们说：“暴力与混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结局。” 他们说：“理想主义青年们的非暴力改革只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他们痛骂暴政时，让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同胞们充满了热爱和怜悯；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唱空，对国内改革者们的嘲讽，对暴力的噬好，则很让人怀疑他们此前的正义有几分是真心，有几分只是故作姿态。 更有意思的是，口号叫得最响的革命派往往都在海外。他们在鼓动国内人民起义时，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起义失败，他们可以继续义正言辞地痛斥当局的残暴；起义成功，他们名利双收，踩着万千底层民众的尸骨垒起的高台，享受着人们对其先知先觉的崇拜。 跑路党与革命派在校内上往往指的是同一类人，这是一个很有值得玩味的现象。 这让我想起了张千帆教授前不久演讲时，解释“中国的宪法为什么比一些民主国家的还好看”时说过的话：“既然一开始就不打算实行，那为什么不制定得漂亮些呢？” 既然这些网上的革命派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打算自己亲身发动革命，那么他们何不干脆就把口号叫得更响呢？ 张口闭口“支那猪”、“劣等民族”、“满洲独立”，听起来多么惊世骇俗！ 一言不合则斥之为SB，为了不给对方反唇相讥的机会，还会把对方立刻拉黑，这看起来多么率性！ 然而你让他自己回来发动革命试试！     我想起了鲁迅。鲁迅文章锦绣，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时毫不手软，可面对革命党布置的暗杀任务，却轻轻松松地用一句“家有老母，恕难从命”就推脱得一干二净。 他在国外鼓吹暴力是今后中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国内附和叫好，这才让人觉得悲凉。   所谓民族的劣根性 强调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暴自弃，所谓“中国人素质太低，需要管一管”，“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合搞民主”，无一不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 另一种则更加可怕，它就是思想改造。文革“破四旧”，就是在“铲除封建余毒”的口号下大兴思想审查，几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深入脑海的极权控制。“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的是自私吗？不是，斗的是人思考的自由。那么，我很难不去想，当年高呼中国人有“劣根性”的所谓“激进派自由主义者”上台后，对待每个人思考的自由，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劣根性”的提法与思想改造、暴力革命在逻辑上相依相生，在历史上，则是一脉相承。回顾20世纪不难发现，满口“中国人的劣根性”，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所有革命派的典型特征。 孙中山以暴力起家，对个人权利毫无尊重，在政治上，主张将党员划分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其治国方略则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对国民的“思想改造”意味相当浓厚。而TG则是变本加厉，向传统文化宣战，向自由主义宣战，思想改造手段的可怕更不用多说。 现在客居台湾的国民党，都知道用暗杀和暴力缔造中华民国国父的孙文，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曾为议会制和现代政党政治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宋教仁。一如今日的大陆，都知道那个把法家之术玩得炉火纯青的太祖，却鲜有人怀念晚年对共产党暴力革命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的陈独秀。 历史的玩笑，只会为那些仍然无法跳脱珍珑棋局的人而开。   关于这个国家的现在 如果在十几年前，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也许习惯接收过滤后的信息的中国人，不会有那么多人像今天一样悲哀。十几年后的今天，信息管制变得越来越难，民众在接受了有关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的大量负面新闻后，面对的却是和十几年前没有太大区别的政府。 这种局面很容易让人生出一种绝望感，尤其是对于非暴力主义者而言，他们向当局发出的善意，往往被当局解读为一种懦弱和无力；而此起彼伏的暴力对抗事件，则让很多人坚信，只有暴力，才是这个政府能够读懂的语言。 对改良主义者来说，法律的路径似乎难以看到希望，早年学者和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试图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努力，在“齐玉苓案”之后戛然而止；强拆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血案，可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仍旧在第二章第八条所规定的第六种情形中，为当局以“公共利益”为名对个人财产权的侵夺开了一扇后门。姜瑜的那句“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似乎是为今日大陆法律界人士的努力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基层选举的路径一再受挫。刘萍在宣布竞选人大代表后，人身自由多次受到威胁；李承鹏因为独立参选，被当局无耻地用儿子进行胁迫；曹天在宣布用一亿元竞选郑州市市长后，所在公司立刻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照，而曹天本人则不知所终。尽管我和很多人说，把自己的视线从群体性事件中移开，更多地关注这些在法律框架内的正当尝试，然而，我还是很担心这场来自基层的努力会和70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无声之中。 体制内改革的路径基本被堵死。当局从80年代的政治改革大步后退，政治改革蜕变为行政改革，而简简单单的公车消费改革和政务公开改革，推行起来却举步维艰。早年的大部委改革，在一番轰轰烈烈的宣传后搞笑落幕。冉建新的死，似乎是在警告着体制内还活着的残留着良心的人。而我们总是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倾听总理“推进政治改革至死不渝”的表态，这又显得多么悲哀！ 新闻自由上的抗争，不是失败，也至少是惨胜。媒体近些年来，似乎都是用一个或几个人的牺牲，来换得在一次报道上的胜利。南方系、潇湘晨报等媒体每在一次突发性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报道的记者往往会被宣传主管部门勒令离职。最近卫生部在一次座谈会上，宣称“要对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经历了这么多，在当局的眼里，中国的媒体仍旧是一个谁都能蹂躏的妓女。     而来自底层的维权运动之路，则更是充满了辛酸与血泪。谭作人，赵连海，仅仅为了衣食住行层面的基本权利而抗争，就身陷囹圄。从开胸验肺开始，当局似乎在使劲地把普通民众推往两败俱伤的“自残式维权”的道路上，而公众面对日复一日维权者惨遭横死的新闻，耐受阈值愈发地提升，情感愈发的麻木。“唐福珍案”时，人们还能群情激奋，现在呢？ 秋月照层岭，高木多悲风。 有人问，你们改良派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地，还能拿出什么方案？我苦笑，的确，至少在我眼里，我也看不到直通宪政的希望。局面已然如此悲观，林柏墙最近的每一条状态似乎都在暗示，改良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所有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尝试都是在自欺欺人。 身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我所目睹的困境，都列举在了前文中。我所感受到的无助，并不比那些所谓的跑路党和革命派少。选择改良作为我的信仰，并非由于我是一个韦伯所言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07年起我开始在校内潜水，那时的校内上还没有徐宪，黄陀和林柏墙；那时的所谓“意领”是张晓东，一个现在估计没多少人知道的人；那时基地老狼建立了“星空书院”，尝试在网络上开展公民教育，直至他在某一年的清明节组织若干同仁集体祭拜林昭，丢掉了毕业证，从此不再过问校内。我还记得当时校内上活跃的那一批人，施宇、王星游、邱靖、季列夫、刘静知，他们今天有的依然在校内上，能偶尔看到他们冒泡，他们是校内草圈的先驱，是当年我曾与之一起奋斗过的同仁。 在4年的时间里，我经历过数次封号，自问文章写得很少，看得负面新闻很多。每每心情沉痛一番之后，我都会重拾信心，因为我仍然看到了进步，仍然看到了这个国家可以改进的空间。尽管我看不到脚下的路何时才能通达宪政的殿堂，但路毕竟还在脚下，即使荆棘丛生，我却依然得鼓起勇气走下去。 我从来不认同林柏墙“非暴力只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说法，非暴力怎么能和暴力等量齐观？对于正常国家而言，非暴力只是一种底线；而在今日的中国，非暴力则很可悲地成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即使是在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群体里，似乎也成了一种稀缺的价值。 然而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已身无一物，即使我眼前已经一片漆黑，即使当局已经在每一条通向宪政文明的道路边立起了“此路不通”的标识，即使身边充满了跑路党和暴民们挖苦和讽刺的声音，我依旧会谨守“非暴力”的信仰。因为在这片国土上，放弃了“非暴力”的原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最后一个身为人的证明。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这就是我心路的真实写照。   与其他立志于改革的人共勉 改良派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非常欣赏黄陀的一个观点：“中国也是一样，它越是缺的，就越是需要花时间、花代价去构建，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拥有他们的中国梦。”企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改造，只会将原有社会中业已存在的一丁点道德毁灭殆尽，而革命者们当初的理想，则会被他们早早地抛到九霄云外。 改良派对披着正义外衣的暴力有着极大的警惕，因为他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中成立的制宪会议既可以处死路易十六，也能处死拉瓦锡。     改良派是一群真正的实干家。他们没有激情澎湃的革命家那样拉风，他们只会机敏地在利用每一次机遇，一点点地撼动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大家都知道2003年死于收容制度的孙志刚，却少有人知道贺卫方等人废除该条例的努力；大家都知道死于车轮下的钱云会，却少有人赞扬于建嵘等人组织公民调查团去乐清实地考察的勇气；大家在负面新闻曝光后都会群情激奋，但很少有人去关注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幕的记者。但他们都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成为所谓的意领，他们行事，凭的只是自己的良心。 虽然看不到直通宪政的道路，但值得庆幸的是，相比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至少当代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初步把握了通往现代文明国家的大方向。更多的人开始着眼于具体的法制建设、言论自由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等问题，而对大而空的“文化”、“民族性”等概念则不再那么热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殇》的作者，在80年代“文化热”中名噪一时的谢选骏，如今已鲜有人提及。 然而，“非暴力”又是当代中国最为吃力不讨好的主张。宣扬非暴力的人，如同一个特技演员，望着对岸飘渺的现代宪政文明的目标，颤颤巍巍地走在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钢丝上。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滑向脚下混乱与暴力的万丈深渊。 至于改革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我和林柏墙的观点还是颇为类似：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最后，你对这个时代的绝望，不应该成为你行凶和鼓励他人行凶的借口。 （采编：佛冉 责编：黄理罡）

极权万岁 作者：张目分 2011-07-02 20:47 原文地址： http://www.chinavalue.net/Blog/797580.aspx 注：“爱艾未未”这个名字来源于张目分的文章《 人人都爱艾未未 》。当时我就被她的文章吸引住了，读了两遍，但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她原来也在推特上 @panpan008 。特此推荐她的新作。要真正让艾未未们自由，了解和破解极权是必由之路。 下面为文章的备份，推荐到作者网站阅读。 1、人民的广场 我确实是个愤怒青年，这不用怀疑。当我和同事S从前门地铁站出来准备去看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的设计展时，我看到地铁口、前门大街和天安门广场周围到处是巡逻的警察和警车，我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憎恨和厌恶，以至于我在内心发抖。什么时候开始，所有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入口都戒备森严，需要进行安检，不仅包包过安检履带，人也要举起手来被安检？ 佛陀的真理、上帝的爱、菩萨的慈悲、真主的力量或随便什么顶级智慧，在这微妙的时刻，全部失语，统统失灵。神啊，为什么你们不在坏人那里多下点功夫、多显现神迹，为什么你们能轻易地把好人和弱者给震撼了威慑了降伏了，而坏人总是无法开悟为所欲为还永垂不朽？ 2、对极权的自行体谅 警察做了什么？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没有伤害人民，他们只是在巡逻、监控、戒备，制造一种威慑力。这是实际的现象，但不是真正的本质。为什么要如此巡逻、监控、防备，才是寻找本质的道路。每一个被巡视、被监控、被防备的人都应该产生这种疑问，应该像剥掉洋葱一样层层发问多问几个为什么。可惜，我们只擅长骂人、整人却不擅长向强权发问。有些人即使你问到他，他总能以笃定的语气替强权者给出一个体恤的答案，就像母亲包容犯错的儿子一样。 但这个民族实际上不是一个懂包容的民族，人们在大街上互相踩了一脚，公司里谁谁谁说了谁的坏话，论坛里有人观点跟自己相反，都可能演变成一场有形或无形的恶战。而大数人对来自强权的打压、侮辱、控制、侵犯等事情，总能抱持无止境的忍耐和包容，甚至连不适的感觉都没有。真奇怪。 3、威慑的意义 “这种安检有意义吗？还不是走个形式！”同事S说。但，她错了。它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真正阻挡一小部分企图制造过激事件（如爆炸、自焚等）的人，那种人能占多少呢，十万分之一都不到吧。但，它能震慑到其余99999人。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制造威慑力。 威慑是有效的。当我想模仿艾未未以一个著名的建筑为背景竖起中指拍一张照片时，同事慌忙地把我紧紧拽住。威慑的意义在于，原本对方只为警告你不要越雷池半步，但你连水都不敢碰了。 广场上新伫立了两个巨大显示屏，播放着祖国山河一片大好、人民生活幸福安康之类的影视资料。巨幅的大红色背景下写着“坚持党的领导，把什么什么推向前进”之类的不容商量、不容质疑、不容反对的锵锵指令。广场的中央，一个硕大无比的鲜艳的红色党徽巍峨地伫立在那里，像一个巨大的阳具正在勃起，像一个凶狠的怪兽正在虎视。那一刻，我内心无法平静！ 4、推己及人所带来的误伤或包庇 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一样能自行体谅强权的粗暴无礼，因为他们推己及人的广阔适度令人震惊。他们最擅长两种推己及人：第一种以揣摩他人动机为目的，这种揣摩多半阴暗负面，推己及人者在发言时习惯不讲证据、不讨论客观事实而直接把揣摩当成结论并给出评判。这非常容易误伤别人。 第二种是类似“换位思考”的心态，比如，我常常听到“如果我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我可能也会这样镇压人民反抗”。这种推己及人里有一种非常可怕的“包庇心理”，即，如果我假设这件事“我”或“我们自己人”也会这么做，那对方的错误就是可以被理解和包容的。我们只用一个“假设”就把他人正实施的现实罪恶给包容了，类似的话语还有：“这种事搁在美国或许也一样得不到解决”。 这是普世价值缺失的缘故么？多数中国人仍不习惯这种思想：如果一个制度、行径是错误的，即使它由我们自己来做、即使搁在他国也在所难免，那它同样也是错误的、应当被批判和制止的。 5、慈悲的源泉里没有愤恨么？ 有个朋友说：盼盼，感觉你心中有太多愤恨了，但愿你能明白慈悲的力量……这是一句善意的话。但有时候，正是这种真诚的话语比谩骂更让我心情糟糕。因为我其实也算一名“近乎佛教徒”。但，我发现人们在探讨一件与政治有关的群体事件或社会现象时，如果突然引进浩渺的佛教智慧而忽视掉政治的现实性与世俗面，是非常危险的。这并非说我不赞成引进佛教智慧，而是我认为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与智慧并不具备那么精深的分析能力，它往往只能是制造新的迷雾与不幸。在政治事件中介入佛法观点、拥有慈悲与抵抗并行的智慧，全世界只有达赖喇嘛一个人拥有这种能力。 任何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政治事件发表灵性观点，如果他不能说服我，都会给我一种非常自负的印象，因为他似乎在摆出一种开悟的姿态提醒他眼中的“未开悟者”。事实上，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多半只是修行者，未必是开悟者。尤其是，那些观点的流通是不对等的，即，它只流向弱者和受害人，而不流向另一端——强权者和加害者。 回头再说慈悲。慈悲的源泉里没有愤怒吗？爱的深海里没有恨吗？幸福不包括眼泪吗？如果有人这样告诉我，那我不会相信他。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痴愚的佛教徒。在这个问题上，抱歉，我也有点自负。 一个心怀社会理想的佛教徒必须意识到研修政治、经济、文化等知识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思索，以一种整合的智慧态度展开建设社会、帮助众生的事业。如果一个佛教徒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何谓政体、政党、政权、政府，政治到底如何操控人们生活与心灵……那这种佛教徒最好只做些“一对一”的心灵辅导和传教性质的工作，不适合就复杂的政治事件发表观点。每一个佛教徒都不妨隐忍这种傲慢的冲动。（抱歉，我似乎也傲慢了） 6、“国家”是什么？ “国家”是什么？太多人争议这个概念，太多人含糊不清互相混淆与摒弃，领土的，人口的，民族性的，文化属性的，政治概念的，历史的，国际性的……国家是一个整体概念。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绝对包含全体人民，而不只是政体或政权。但，我们的政治教科书很少提醒这一点。中国的权力机构喜欢淡化国家的基础——人民。人民也习惯不去探究这些“政治问题”，更多人似乎因为自己一出生就是存在有政府和权力机构，所以以为“先有政权，才有人民”。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思想教育的结果。我们忘了人类社会最初是因何诞生国家的，忘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权力机关最初都是为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才出现的。 任何一个人民没有掌握选票的政体都是非法的，无论“它”成立的初衷多么正义美好，“它”的宪法多么正义美好，如果没有同样正义美好的宪政体系保障执行，必将在人性的弱点和制度的缺失中堕入极权与腐败的深渊，人民只能在深渊里哀嚎。一如今日。今日所有窃取国家职能和人民权利的那一部分特权阶级，必将受到历史的严格审判和法律的严厉制裁。今日的我们应该永不放弃这种诉求。 7、谁在养活谁？ 经年的洗脑教育，森严的思想审查，狡猾的文化习性，使“国家”这一概念被偷偷置换成“母亲”、“政府”甚至国家领导人，烙印在老百姓的理念与意象里。中国人把“国家”等同于“政体”或“政权”（如果不明白，可先去查词典或阅读政治学书籍）。权力机构被宣扬为一个不可质疑的“权威者”，一个天降甘霖的恩人，一个好象离开了“他”人民生活就会陷入瘫痪的人。这太可笑了。 前些天和一位美籍华人朋友吃饭聊天，当他感慨地说“国家养活了这么多人真不容易啊”，我立刻翻脸，跟他激烈地争论起来。我不能容忍一个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中国人说出这种无知、丢脸的话。这种话甚至也是对我本人的冒犯。因为他忽略了十三亿人民的付出。没有人在养活我们，是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力在换取金钱苦苦生存。恰恰相反，权力机构的一切工作人员的薪资及事业运营经费都是依靠人民和各种法人机构的纳税所得，这其中也有我的一部分，不是吗？ 8、我们将往何处去？ 中国人被奴役的习性根深蒂固无处不在，最可怕的我们并不自知。从前我们膜拜权贵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之类，今天我们终于认清政权面目，但仍需要新的膜拜对象，只不过由权贵精英转向了所谓草根，那些叫韩寒、罗永浩、李承鹏、和菜头的人，一跃成为新时代的观点精英、意见领袖，比鲁迅还受人关注。我并非在否定这些人，我在谈论大多数“粉丝”的构成状态，亦即我们：太多人无条件地接受或引用意见领袖发布的思考成果，太多人以一个绝对信服者的姿态对这些人表示崇拜和依赖，另一小部分人稍微意见相左不去理性讨论而是大骂出口犹如暴民……这种感觉是否似曾相识呢——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强权机构是否形同如是？ 我们如何去“要求”他们尊重和重视我们呢，如果我们所呈现的不值得他们尊重和重视？当罗永浩们傲慢地大骂“傻逼”时，我猜测他把多数人认定成既没有高度领略他们思想也没有能力推翻他们观点的“愚民”。这种心态何尝不像这个国家的强权者？但，我们到底是不是“愚民”呢？我不知道。每个人都可以寻找答案。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领悟“人人平等”呢？如果我们不清洗内心经年浸淫的可悲习性——需要权威、敬畏权威、膜拜权威、服从权威，那，妄谈什么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如果我们连个人小宇宙的平等、自由、民主都含混不清，那就祝极权万岁万万岁，我们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