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

李零:环球同此凉热——我看中美

李零:环球同此凉热——我看中美 进入专题 : 中美    ● 李零        首先,让我做一点自我介绍。我不是政府官员,不是成功人士,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表演艺术家。我只是个文化学者,百无一用的书生。我爱写字,但不爱讲话。讲话,非我所长,但要讲,就一定要讲真话。专业,我凭专业知识讲话;社会,我凭生活常识讲话。今天的话,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儿感想。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上》)。请大家原谅,我说话,总是言不尽意。      一.我的中国观      近代,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大多灾难深重。中国,近百年也是血流成河,泪流如河。研究中国,是我一生的事业。我对中国有刻骨铭心的爱。   1.中国历史,一头一尾最重要   我的专业不是研究美国,而是研究中国。美国研究中国,分三段,Early China(商周到汉),Medieval China(魏晋到宋明),China Study(明晚期到现在)。前两种是旧学,看家本事是philology(他们的考据学),这是欧洲汉学的延续;后一种是二次大战后,为美国地缘政治服务,带有情报性质的新学和显学。我在华盛顿碰见一位语言学家,他说战后,从前研究印第安方言的学者,全部转向汉语、日语、朝鲜语,就是政府导向。后来,他给《星球大战》配宇宙语。我是研究第一段,不是后两段。中国历史好比一条龙,一头一尾最重要。一头是走向帝国,一尾是走向共和。我是顾头顾不了尾,侧重早段。在我看来,周、秦、汉,太重要。西周大一统、秦代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底色。制度整合、学术整合、宗教整合,走向帝国的三件事,全部做下来,要到东汉结束,就连造反的模式,也固定下来。从此,大局已定。后面的历史,格局没有变。民国以前,没有变。研究早期中国,要靠考古、古文字、古文献。   我是学考古和古文字的,但在北大教书,却教古文献,很多东西都是带着问题学,不知不觉,闯进了别人的菜园子,如历史地理、军事史、科技史、艺术史和思想史。中国太大,历史太长,我的生命太渺小。我想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最简单的事实,说说我自己的感想。   2.读万卷书   西汉国家图书馆,藏书约有1.3万卷,见于《汉书?艺文志》。这是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我给学生讲课,写过一本《兰台万卷》,就是考证这批书。   我不但读传世古书,也读出土发现的简帛古书。现在读古书,两者必须结合。我写过一本《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就是综述这方面的心得。   我读古书,非常重视读经典。我答应三联,要写一套小书,叫《我们的经典》。它包括四本小书:《去圣乃得真孔子》、《人往低处走》、《唯一的规则》、《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第一本写《论语》,第二本写《老子》、第三本写《孙子》,第四本写《易经》。这四大经典,讲中国思想,最有代表性,海外译本最多。   读《论语》,我写过《丧家狗》。我是从人入手,把它当孔子的传记读,把它当孔子的思想历程读。破宋学道统,破立教狂言,去圣还俗,当然是前提。读《老子》,我的正标题是“人往低处走”,副标题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用妇女、小孩、玄牝、溪谷和水解释大道,都是强调低调。我是学古文字的,牝字的本义是“牛×”。低调,才是最牛的思想。   读《孙子》,前身是《兵以诈立》、《〈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古人说,“人道先兵”(《?冠子?近迭》)。中国,人琢磨人,学问最大是兵法。战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兵法,挑战道德,挑战规则。人怎么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快速反应,不读兵法不明白。   读《易经》,也是为了研究古人如何看世界,特别是天地万物。古人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人脑都是由知和不知、疑和不疑构成,不全是科学。占卜是古人头脑的的一部分,现代人,打仗、玩股票、赌足球,脑瓜也还装着这个部分。研究《易经》,不光靠啃文本,还要了解中国的占卜史。以前,我写过两本书,《中国方术正考》和《中国方术续考》,就是讨论这类东西。   这四本书,还差最后一本,2012年可以问世。   3.行万里路   研究中国,脚踏实地,有地理感,非常重要。中国的千山万水,我跑不过来,重点放在北方五省: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跑遗址,跑博物馆,跑考古工地,看出土文物。   比如,中国的名山大川,有五岳、五镇、四海、四渎,我几乎跑遍,剩下个北岳(大茂山),2012年一定要去。太行八陉,它的出入孔道,我曾穿梭往来。中国古代最能跑路的两个皇帝,秦始皇和汉武帝,他们的祭祀遗址,除密布于八百里秦川,还有山东的八主祠,我也跑过。2007年,我还沿着孔子走过的路走过一遍。   不跑路,你怎么知道,什么叫中国。我要写本《我们的中国》。   4.两次大一统   西方人有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说,国家的size很重要,小才民主,大必专制。国家只能是自治城市、自治州的联合体。我们中国,有个他们看不惯、想不通的地方,就是它很大,不是一时半会儿大,而是两三千年,一直都很大。其实,校正世界历史,这正是最重要的参照系。   研究中国,过去有个死结,就是老拿孔子和秦始皇作对。要么你站在孔子一边,要么你站在秦始皇一边。特别是在西方中心的话语下,有一种无知妄谈,孔子代表民主,秦始皇代表专制。这是政治,不是历史。历史哪有这种一黑一白?这全是今人拿古人说事。   为了解开这个疙瘩,我在秦俑馆(现在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做过一个演讲,叫“两次大一统”。一次是西周大一统,一次是秦代大一统。我说,孔子的梦是周公之梦。他要恢复西周大一统,这个梦没做成,有人接着做。真正再造大一统,不是别人,是秦始皇。这两次大一统,都是从陕西征服东方。大家说,周公是山东人,秦始皇是陕西人,秦灭六国,齐地最后,这是陕西人打山东人。但司马迁说,周公的老家在岐山,嬴姓的祖庭在曲阜。周公才是陕西人,秦始皇才是山东人。最近,清华简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其实,商周之际有大迁徙。商末,秦人的祖先离开山东,先去山西,后去陕、甘。周初,周公封曲阜,是占了嬴姓的老巢。他们正好调了个个儿。你要知道,八百年后,秦始皇回山东,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从此,中国才走向帝国。   中国的帝制,中国的疆域,都是这两次大一统的遗产。秦始皇是中国的亚历山大。它的帝国,和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也是昙花一现。但后面的事,还有人接着做,汉武、王莽、汉光武,一直到东汉末。   5.什么叫反封建?什么叫反专制?   口号是口号,历史是历史。近代,中国学西方,学会两词,一个叫封建(feudalism),一个叫专制(有人说翻译despotism?有人说翻译absolutism)。封建的特点是四分五裂,专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两个词,本来相反。中国闹革命,是以反封建、反专制为旗号,这个旗号是从日文转译,从西方借过来的。过去,大家一直把封建和专制当一回事,甚至干脆捏一块,叫封建专制,这是误读。中国和西方,历史的路子不一样,最大差别是在政教关系。中世纪欧洲,简直是五胡十六国,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封建贵族,比部落长老强不了多少,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我们中国,正好相反,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宗教归国家管。他们的革命是分两步走,先借专制反封建,奉我们为榜样,再借民主反专制,连榜样一块反。所谓专制,不是despotism(专制主义),而是absolutism(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是他们的“初级阶段”。   中国革命,旗号相同,但背景不一样。第一步和第二步,不是前后脚挨着,而是有两千多年的大空档。西方革命,反教权,政教分离;反封建,统一国家;取消贵族特权,创建平民社会。这些对咱们中国,根本不是问题,早就办妥。只有第二步,两者才搭上了同一班车。   这是殊途而同归。中国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肇造共和,有立宪派参与,没错,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有大功,还是不容抹杀。中国革命是激进的革命,皇帝打倒就打倒了,没留尾巴。凡卖立宪后悔药的,后悔去吧。从此,中国史才融入世界史。一头一尾的尾在这里。这是历史的结合点。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原生,而是后发,不是主动,而是被动。这个过程,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但中国毕竟迈出了一大步,最重要的一步。我们没必要把一切头疼脑热都归罪于传统,说秦始皇的专制尾巴割不断,也不必一阔脸就变,说是?了孔子仁义道德的福。一会儿赖,一会儿拜,一会儿骂,一会儿卖。说好说坏,都是厚诬传统。   6.走向帝国,也曾经是革命   中国革命,“反专制”一直是旗号。国民党、共产党都打这个旗号。专制和民主,两种政体,西方都有。它们怎么变成一黑一白,太值得研究。专制,本来是古典时代希腊对波斯的诬蔑,小国对大国的诬蔑。近代,这个概念被泛化,又被帝国主义拿来诬蔑东方古国(东方专制主义),诬蔑亚非拉,诬蔑伊斯兰国家,诬蔑共产主义。他们把专制主义与绝对主义、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一锅乱炖,混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概念。有人说,民主是西方的基因,专制是东方的基因,更是扯得没边。如果西方光有雅典,没有斯巴达,没有马其顿,没有罗马,没有中世纪,还有欧洲吗?如果西方从来就民主,它还闹什么革命?   芝加哥大学有个东方研究所,我去过好几次。他们对波斯考古、波斯铭刻研究最深。现在事情很清楚,希腊跟波斯根本没法比。希腊化在亚历山大以前早就开始,是万邦来朝,波斯接纳的少数民族文化(小亚细亚半岛的文化)。马其顿并不民主,亚历山大也很残暴。他是酒鬼,经常借酒撒疯,乱杀身边的人。有人抵抗,他就屠城。波斯波利斯就是让他一把火烧掉。波斯败于希腊,是因为疆域太大,疲于应付,这边平了,那边又乱。有个美国专家说了,问题和美国差不多。美国样板戏,《五百壮士》、《亚历山大》,大家别上当。特别是《亚历山大》,活脱脱就是美国打伊拉克。   亚历山大的大,罗马帝国的大,是西方的旧梦,新梦是资本帝国的全球化。   中国,帝制最发达,两千多年,硕果仅存,当然可以戴上一顶“专制”的帽子,但这个标本,在古代绝对代表先进。18世纪,欧洲的绝对主义,即所谓开明专制,就是效仿这种专制,咱们一点儿也不必脸红。中国,近代闹革命,很多人说,中国骨子里就不民主,一无是处。   钱穆想不通。他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说,中国历史,岂能用“专制”二字一棍子打死。此公保守归保守,但话并不全错。因为革命有革命的道理,历史有历史的道理,古代有古代的道理,现在有现在的道理。我们不能执古律今,但执今律古也不对。更何况,当时的中国正饱尝凌辱,这个概念还包含了太多的西方偏见,基本上是个骂人打人杀人的藉口。   其实,专制主义作为学术概念是一回事,作为政治概念是又一回事。历史怪圈,很多人都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当年的走向帝国和近代的走向共和,同样是历史上的革命。革命就是翻天复地的大变化。近现代的革命,从长程的历史看,其实是二次革命,一个革命革了另一个革命的命,以前的地变成了天,以前的天变成了地。我们和西方走上的是同一条路。   7.革命是民主他爹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全是进口好词,没错。咱们引入这些好词干什么?全是为了宣传革命。它们是和革命二字,一起从国外进口。   革命的追求是民主自由,没有革命,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事本来很清楚,谁都清楚。现在不同,大家革了一百年的命,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有人说,革命就是不民主,不自由,不合法,反人权,等于专制,这不是满拧?革命是个社会矛盾的释放过程,释放出来的毒素,当然有专制。   它引发的乱局,也是新专制主义的温床。以毒攻毒,此事太正常。你不能说,暴烈的革命都不算革命,只有不流血的革命才叫革命。   其实,英国革命照样流血(前面流了太多的血)。美国革命更别说,那纯粹是个例外,最没代表性。谭嗣同都知道的道理,现在怎么全忘了?   造反,有林冲、宋江、卢俊义这号的,也有时迁、李逵这号的。即便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君子革命”,民粹也好,暴力也好,这是革命的真相。你说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得温良恭俭让,但你不能说,革命也得温良恭俭让,“小人”绝对不许参加。革命,没他们什么事,民主、自由、法制、人权,也没他们什么事,有他们就坏事。   现在,我们吃够了“小人革命”的苦,但你不能全赖“小人”,忘了“小人”是在围困下“革命”。你就是杀鸡取蛋,也得先有个鸡。   我们别忘了,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八个字全是欧洲革命的遗产。革命是民主他爹。你要讲民主,就别骂革命。骂革命,那是数典忘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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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论语》中我最欣赏的一句话

《论语》中我最欣赏的一句话 作者:储成仿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1 9:16:29 阅读量:60次   秦晖先生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2012-1-11)、转载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2-1-29)的一篇题为《〈论语〉如何成为经典?》的文章,我以为,是我连年来所读到的研究《论语》、孔子以及儒家的一篇力作。   秦晖先生切入他的论题是从谈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开始的。顺便,秦晖先生也提到了另一部书及其作者。秦晖先生说:“其实,最近走红的另一部关于〈论语〉的畅销书,学术水平如何且不去说它(作为通俗读物也不宜苛求),单就这评价观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号下几乎把孔夫子描绘成了权势的‘看家狗’,要说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为甚了。幸有李零的书在,真还是可以给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我以秦晖先生所言为然。   沿着秦晖先生的分析路径,我发现,自汉武帝以来,随着专制皇权的出场,专制皇权为了使自己的垄断统治效益最大化,硬是使用强权鼓捣出了一个主义——儒家(汉武帝与董仲舒联手硬是弄出了一个“大一统”的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个领袖(活人帝王、死人孔丘)、一本最高经典——《论语》(世间广为流传“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论语》完全无异于另一种版本的“红宝书”),这样,孔老二就一下子从“丧家狗”变成了“看家狗”,举国读书人就从士人变成了文痞,国学教授也就摇身一变,从塑造民魂、开启民智的“工程师”变成了依附权贵、谋取暴利、专门向民众灌输“迷魂汤”(美其名曰“心灵鸡汤”)的“麻醉师”了!   感谢秦晖先生和李零先生!是这两位先生帮助我们还原了孔丘的本来面目:孔丘本来就是一只“丧家狗”而非是“看家狗”。作为“丧家狗”的孔丘先生的论著《论语》,自有它的真善且美的一面。可不是吗?我读《论语》的感受就与某些“讲坛明星”不同有异:整个《论语》尽管洋洋大观,但我从《论语》的字里行间里发现只有一句话最为值得欣赏,这就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第八》)我以为,这句话,恐怕才是整个孔子学说(儒家?)立德求仁、立身处世的精髓!   下面,请允许我把这句话分为两个层次,来谈一点我的肤浅感受。   第一个层次:“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首先,请允许我把行文字的意思用现代汉语白话文转译一下,我以为,这行文字的大致意思是:“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而到头来却混得穷困潦倒、地位低下(“贱”:孔子主贵贱、否平等,这是孔子的软肋、死穴),是可耻的”。   你看!孔子这话说得有多好!为了准确理解孔子的微言大义,我不妨举例说明,例如:一个人(张三),他智力正常、肢体完好,又生活在一个机会平等、创业自由的国家里,然而,他就是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好逸恶劳、得过且过、及时享乐、坐吃山空,最后弄得穷困潦倒、毫无尊严,这一可耻的状况的形成,怪谁呢?答案是:谁也怪不了,只能怪他自己!   请问:孔子此言说得对还是不对?我想,只要是一个理智常态的人,都会认为孔子说得对!那么,请接着看这句话的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同样,请允许我用现代汉语白话文把这行文字的意思转译一下,我以为,这行文字的意思大致是:“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既无自由又无民主的专制国家里,然而,在这样一个假恶丑横行、真善美遭殃的体制下,他却混得腰缠万贯、官高权重、人五人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个人肯定是可耻的”!   瞧!孔子这话说得太好了!或者这样表达:如果说孔子这句话的前一个层次说得很好的话,那么,孔子这句话的后一个层次说得就更好了!何止是好,可谓是“相当的”好,好得不得了了!   好了,行文至此,话语最好还是适可而止、就此打住。基于此,笔者也就无需围绕主题去做更多的阐释和发挥了。可以想象,如果笔者“不识时务”还去旁征博引、大发宏论,那么,这篇可怜的小文,其命运就有可能落入胎死腹中、无疾而终了。   好了!话说至此,回过头来再读秦晖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感到,恍惚间,一个真实的孔子在我眼前飘然而至:这是一只“丧家狗”的孔子!这是一个口里朗朗念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以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七》)的孔子!一个秉持着独立人格,行走——周游列国,落座——传道授业的孔子!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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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 | 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

不用看作者名字,只要一看文字就能知道是他写的,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者能做到的。 本来这本书是为我编的《知识分子丛书》约的,可一看稿子,跟所有其他作者都不一样,主要是关注的问题不一样,说实话,文字也好出太多,于是决定独立成书出版。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共同享受阅读冯唐文字的巨大快感,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 李银河 有人让我给他的书写序,如果我不喜欢他的书,就很尴尬。我的导师费孝通也常被人逼着写序,他老人家有个绝招,就说因为没有时间读这本书,所以没法写。后来我就学费老的办法来推辞写序的苦差。冯唐的书是一个例外,是我自愿的,他让我写,我就写了,因为我喜欢他的书。 有人让我给他的书写序,如果我不喜欢他的书,就很尴尬。我的导师费孝通也常被人逼着写序,他老人家有个绝招,就说因为没有时间读这本书,所以没法写。后来我就学费老的办法来推辞写序的苦差。冯唐的书是一个例外,是我自愿的,他让我写,我就写了,因为我喜欢他的书。 《如何成为一个怪物》 序 第一次看到冯唐的文字是他的《活着活着就老了》,当时有受惊的感觉。因为这样美好的文字并不多见。只是在看王小波、李敖和李零的文章时有过类似的感觉。 冯唐是七一年生人,跟我几乎差了一代,跟我们这代人对这个世界的关注点也不大一样。我们这代人生长于动乱年代,关注的往往是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弊病;而他们这代人生活在平淡小康的年代,                                                                           《如何成为一个怪物》 序   注意力转向自身。这个转向并不全是坏事,它使他们的写作转向了更根本的生存问题:人生的意义,生活的乐趣,审美的追求。而这才是当今社会中人更感兴趣的话题。 冯唐的文字如此出色是一个谜:他是怎样练就这样的文字的呢?我猜是他在古文上下过不小功夫,我不敢说他的古文功底比李零、李敖还好,但是肯定好过王小波和我。该好好学古文的年代,我们净搞革命了。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他对王小波文字的评价(见本书“王小波有多伟大”一文)。王小波是练过字的(他的导师许倬云是个文字绝佳的人,他在看了王的小说后提出“还要练字”的要求,后来许对小波的文字亦相当赞许)。王小波的文字更多受到现代白话文翻译家和诗人的影响,虽然说不出好在哪里,但是             第一次看到冯唐的文字是他的《活着活着就老了》,当时有受惊的感觉。因为这样美好的文字并不多见。只是在看王小波、李敖和李零的文章时有过类似的感觉。             冯唐是七一年生人,跟我几乎差了一代,跟我们这代人对这个世界的关注点也不大一样。我们这代人生长于动乱年代,关注的往往是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弊病;而他们这代人生活在平淡小康的年代,注意力转向自身。这个转向并不全是坏事,它使他们的写作转向了更根本的生存问题:人生的意义,生活的乐趣,审美的追求。而这才是当今社会中人更感兴趣的话题。             冯唐的文字如此出色是一个谜:他是怎样练就这样的文字的呢?我猜是他在古文上下过不小功夫,我不敢说他的古文功底比李零、李敖还好,但是肯定好过王小波和我。该好好学古文的年代,我们净搞革命了。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他对王小波文字的评价(见本书“王小波有多伟大”一文)。王小波是练过字的(他的导师许倬云是个文字绝佳的人,他在看了王的小说后提出“还要练字”的要求,后来许对小波的文字亦相当赞许)。王小波的文字更多受到现代白话文翻译家和诗人的影响,虽然说不出好在哪里,但是不用看作者名字,只要一看文字就能知道是他写的,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者能做到的。             本来这本书是为我编的《知识分子丛书》约的,可一看稿子,跟所有其他作者都不一样,主要是关注的问题不一样,说实话,文字也好出太多,于是决定独立成书出版。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共同享受阅读冯唐文字的巨大快感,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                                                                                                                                                                                                                                                                                                                                                                               李银河 不用看作者名字,只要一看文字就能知道是他写的,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者能做到的。 本来这本书是为我编的《知识分子丛书》约的,可一看稿子,跟所有其他作者都不一样,主要是关注的问题不一样,说实话,文字也好出太多,于是决定独立成书出版。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共同享受阅读冯唐文字的巨大快感,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 李银河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2e03q.html ) – 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_李银河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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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玑>散宜诗话(三):怀想大学师生的“鱼水情”

自从被 “ 万人歌颂 ” 的朱镕基总理把扩招后的学校推给了市场,大学城的建设从此遍地开花,学校不仅脱离了社会,而且也脱离了老师 …… 反正每节课五六十块钱,尽管不很值当,老师们也还是要憋着一肚子气来上课,打开 ppt 课件用红外线一张一张地“放电影”。“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还算是肚内有点货的,有些肥肠满脑的“衮衮诸公”,连糊弄学生的鸳鸯都需要去剽窃别人的!     怀想大学师生的“鱼水情”   文/袁依(山东师大) 遥想八十年代的大学,气象何其恢弘绚烂!指点江山,激昂文字;身无半文,心忧天下。那时候的大学生,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更没有苹果,玩的是扑克,看的是武侠,踢的是足球,体魄很野蛮,精神很文明。半新半旧的时代,古今交融,中西荟萃,阅读中国的李泽厚,研讨西方的弗洛伊德,春风得意马蹄急,思想飞入百姓家。 而在大学校园内,不仅是革命的激情阵地,也是宁静的象牙宝塔。老一辈有良知的学者,感慨浪费的时光太久,剩下的日子无多,忧患的是“人亡道衰”,对下一代的教诲是苦口复婆心;新一辈的学人是荒废过来的一代,十年间除了毛选、《鲁迅全集》和《红楼梦》,再无其他的阅读选择,一旦开放了书禁报禁,他们学习起来就是拼着玩命的劲。新上市的各色书籍尽管稂莠不齐,可凌晨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买书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们求知的渴望,胜于对金钱的追逐。这两代人一旦相遇,那真个是金风玉露的相逢,胜却了人间无数。老一辈的学者有程千帆、钱仲联、钱钟书、唐弢、王瑶、宗白华、朱光潜、张岱年、洪谦、季羡林、周一良、罗荣渠、朱东润、林庚等等,新一代的俊杰有汪晖、钱理群、陈平原、莫砺锋、甘阳、陈来、李零、罗志田、许纪霖、刘小枫、陈嘉映、王晓明、骆玉明、张隆溪(至于那些名气大于成就的诸如陈思和等人不在此列)等等,而后者业已成为当代人文学术界的中流砥柱,这既要归功于他们老师的厚德以及自己的勤奋,也要归功于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 而如今的大学师生之间,根本就是市场交易的商业联系,鱼儿离开了水,水里也找不到鱼了。自从被“万人歌颂”的朱镕基总理把扩招后的学校推给了市场,大学城的建设从此遍地开花,学校不仅脱离了社会,而且也脱离了老师。从前是小鱼跟着大鱼游,现在客观主观上都不被允许,大鱼们都要去赶校车了!反正每节课五六十块钱,尽管不很值当,老师们也还是要憋着一肚子气来上课,打开ppt课件用红外线一张一张地“放电影”。“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还算是肚内有点货的,有些肥肠满脑的“衮衮诸公”,连糊弄学生的鸳鸯都需要去剽窃别人的!话说回来,大学的这碗饭尽管吃不太饱,倒也不必担心会有饥饿的威胁,反正你我皆是体制内的一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而已。于是学生们也大胆地“改革开放”起来,“狠斗公字一闪念”,将自幼学习的那些道德律令斥之为“党的洗脑政策”,于是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私自利,于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堕落腐化,让中国的大好青年——这一民族的未来希望,回复到一个世纪前“东亚病夫”的状态,回复到那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有人也许要争辩,当下的很多青年不也很有思想吗?可我要说他们的思想其实只是章诒和、易中天、贺卫方等人的“常识”,与他们自己切身的生存经历并无太多生命关怀之上的实质联系。中国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首先最基础的便是要能够挺起自己民族的脊梁来,尽管我们也可以适当接收外来的西化甚至于奴化而不自觉的思维方式。 大学师生的“鱼水情”,如雾亦如梦;然而缘生缘灭之间,它一定会再来,它一定能够再来! (采编:黄理罡   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天权>巨流成伤 ——《巨流河》读后小感 <天枢>理性从未缺席 <天璇>与这个世界和解 认识你自己 一个赶着80末班车人眼中的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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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储建国:让悠久的中国走向新的人民共和

储建国:让悠久的中国走向新的人民共和 ——评刘源、张木生的大实话 作者:储建国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3 0:18:00 阅读量:157次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张木生,讨论他的《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点击 这里 查阅刘源上将为此书写的序“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张木生 ”)。这个题目挺雄伟的,好像我们在文化的小道里走着走着,突然路旁杀出一位英雄,大吼一声,你们走错了,得重走。大家茫然,那怎么走呢?他说要走李零的路。李零是谁?我们普通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好像挺大的,搞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这几个古就足以吓走很多人。但他写的一些文字倒是挺平实,也挺活泼的,普通人都能读,只是造化不同,理解的深度就会不一样。然而,这个老头子也挺滑头的,很多意思不明说,就好像在打谜语让你猜,有的好猜,有的不好猜。这可能也是他成为有创造力的思想大师的某种障碍。张木生好像是个急性人,就想把他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说实话,我挺喜欢这样的人,李零搞的专业东西,我不大明白,但的确想知道他的东西能够对我们所想的,所做的改变什么。张木生说,这些东西能够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其实,更主要的是改造我们的政治观。   “改造”这个词不一定准确,也许用“回归”比较合适。也就是说,大概要我们回归一种平实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根本是由两个道构成的,一个是不变的道,一个是可变的道。一说“道”,又会让人云里雾里。其实,道就是道理,通常指那种根本的道理,也就是最大的道理。这个东西存在于生活之中,也存在于历史当中。李零说,生活是小道理,历史是大道理,小道理通着大道理。这话不准确。其实,小道理、大道理同样地存在于生活与历史当中。那些不变的道,可变的道都存在于生活与历史当中。强调不变的道,古代中外都有,可以消除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这些东西既包括所谓的西学,也包括所谓的国学。西方学者本能地认为他们弄出了一些大道理,别人都得跟着学,跟着做,我们得用自己的眼光来识别。如果的确属于不变的道理,譬如说人活着,首先要吃饭,那我们就得接受。如果不是那种不变的道理,我们就得选择,如果是歪道理,那就得拒斥,譬如说,西方人应该吃饭,非西方人应该吃屎,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对于那些古代的道理,也是如此。强调可变的道,李零的主要目的是强调生活是活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自然就是当代中国活人的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当下生活是中国活人创造出来的,只要中国人活着,就应该相信自己能够创造生活,能够创造好的生活。我们得开动自己的脑筋,平和地面对外国人和古代人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思考,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好生活,生发出属于自己的好思想。当然,这生活,这思想,一旦出来了,也就成了世界的了,成为别人和后人的参考材料。   受了李零的启发,张木生就开动了自己的脑筋,尤其是政治的脑筋,说了一些震撼(不少人追求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是大实话。而且很多话以前有人说话,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的这些话,有点不简单的原因,不在于话语本身,而在于支持这种话语的力量。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为他的书作序,并带着六位将军出席这本书的讨论会。这个待遇,以前是没有过的,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我们这些搞政治学的,当然不可不察。但很多聪明人,察后不言,因为他们要观测风向。其实,作为学者,没必要有那么深的城府,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还是直接说出来为好。除非真的觉得没有想成熟,而不是没看清政治动向。   对张木生的话感兴趣,想写点什么,是因为对他的一些说法有点共鸣,或者叫心有戚戚焉。   最主要的,鄙人觉得,中国人对历史,对文化,尤其是对政治,确实要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中国人也是五花八门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很自然。首先要敢于怀疑,要怀疑马克思的历史观、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之不足,他们的共同错误是西方中心论,傲视其它文明。李零、张木生的这个观点是对的。这个中心论跟中国古代人的文化中心论在根本逻辑上是一样的,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中心论,而臣服了西方的中心论呢?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西方枪狠,钱多,这个东西当然是个诱因,但人类文明不能只讲谁狠谁有理,否则,文明就不成为其文明了。现在中国人的钱也开始多了,于是文化的底气也开始起来了,国学热就是这种底气的表现。但把老祖宗的东西神圣化,当作不可质疑的真理,那与西方中心论又没有什么两样了。其次,要建设性地怀疑,如果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性,那只能陷入不可知的状态,徒增自己的迷茫。有的人说西方的不行,古代的不行,那么什么行呢?他也说不出道道来。结果呢,也许他们并不迷茫,他们不再认真地思考,就在当下直接地活着,跟着感觉走,甚至认为只要是自己做的,就是对的,不容别人说三道四。哪怕抱着个火药桶,也要说成是一堆鲜花。   然而,这个“建设性”空说起来容易,真说起来很难。张木生就感觉到这种困难。在分析当前中国问题方面,他跟很多左派右派一样,都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只是表述的语言不一样。他说,“我们的党搞战争和革命是强势,现在搞经济建设也是强势。强势的结果必然出现奸商搭台,贪官唱戏,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的政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的资本化,权力的市场化,执政的产业化……而且还带来了黑帮化。” “左派和右派里头都承认有‘权贵资本主义’,而且认为是坏资本主义”。更进一步,他认为对当前社会性质的主流表述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不恰当。“你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这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原来马列他们所设想的那个社会主义,你哪怕找到给我找到一条共识,有吗?没有!恰恰是所谓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所能有的,我们今天都有。”   那么我们该如何界定当前的社会性质呢?这就暴露出中国文人创造性不足的毛病来了。张木生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回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这一点得到刘源的高度欣赏和大力支持,而且高呼要“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特别推崇关于新民主义理论与制度的三部经典文献,那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的确,这三部文献的思想逻辑和制度设计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这个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新民主主义的过去,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其实清楚地表达过,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三民主义。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和政策方面,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多大的差别,关键是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这个领导,跟现在不一样,张木生用毛泽东的话阐释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并且说要参考外国的经验,把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都搞好。新民主主义的现在,就是邓小平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义不管理论上如何表述,它的现实运作的确是从质的方面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区别了开来,而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且比后者更多地容纳了资本主义因素。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现在的各级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替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服务,包括私人的资本家和公家的资本家。有的地方领导公开提出,政府要为企业家提供保姆式的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源、张木生说要回归新民主主义,一方面含义要剔除意识形态中更多的虚假成份,承认现实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要节制这些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因素,发扬新民主主义中的“民主”因素,让那些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陷入困顿(说是水深火热也不过分)的老百姓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善于看出问题本质的吴思也强调这一点,认为要有新的拨乱反正,把搞歪了的思维正过来,最根本的是不能把人民当作党的工具,而应该把党当作人民的工具,同时承认党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所担负的领导责任。他说,“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国,谁能领导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特别强调“正名”的工作,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民主主义”这个名号毕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是毛泽东为了团结更多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那个时候,国民党是强势,共产党是弱势。新民主主义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共产党,对强势一方进行斗争,并参与和分享国家权力而提出来的口号。现在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重新捡起这个口号来,有些困难。更重要的是,刘源、张木生相对于革命一代来说,是年轻人,但相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又是老年人。他们对老爸一代搞的东西记忆犹新,但年轻一代未必清楚。因此,捡起这个主义,尽管有前面所说的那些合理性,但给人以用旧膏药治新伤疤的感觉。因此,在建设性主张方面,不仅内容需要创新,名号也是需要创新的。鄙人认为,如果要用一个能够唤起大多数人奔向新的政治前途的名号,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就是用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也就是“人民共和”。我们这个国家的性质,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新兴阶层和群体的出现,让“人民”的含义跟以前不一样了。针对这种变化,左派的思想强调过去的人民含义,强调工农大众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右派的思想强调人民的新成份,看重新兴阶层和群体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客观地说,左派(真左派)的诉求尽管看起来激烈,但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多少的落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十年来的官商公开合谋的潮流中,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各类平民被边缘化了,比西方的平民更加边缘化。因此,强调“人民共和”中的“人民含义”,尽管有肯定人民中新成份的含义,但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地维护那些已经和正在被边缘化的平民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对已经脱离正轨的改革进行校正。这种校正工作要在一个明确的旗帜下团结全国更多的人来做。这个旗帜最好是“新人民共和”,那些对“人民”这个词比较反感的人其实在心里面怀有对平民的排斥,你一旦为平民说点话,他们就说你是民粹主义,他们并且危言耸听地说,如果让平民多分点利益,经济就出现倒退。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粉碎了这种吓唬老百姓的说法,他在重视民生,强调公平的政策主导下,实现了连续几年超高速度的发展。当然,薄熙来的确采取了不少人治的做法,这是受人诟病的地方。所以,他的确需要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那只能靠民主和法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民主的制度创新,将自己重视民生,强调公平的政策延续下去。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那些对毛泽东持温和态度的人,在民主建设方面,也只是肯定毛泽东有一些民主的理念,但很少肯定他在民主制度上有什么贡献。其实,毛泽东革命成功的第一步,恰恰是在民主制度上有很大创新。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总结了三点井冈山经验,一是艰苦奋斗,二是支部建在连上,三是建立士兵委员会。他说,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各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这个话,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说的,从中也可以部分地看出他的政治动机。这个动机的确具有相当强烈的民主成份。不过毛泽东也的确走错了道路。既然说全国性政治民主没有形成一种制度,那么,他就应该进行一次新的民主制度创造,而且这种创造有现成的根本制度基础,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制度来制约或反对他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呢?要知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他要把它们在逻辑上串起来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鄙人认为,这一方面是他没有了革命初期的那种创造力,另一方面是他没有摆脱革命动员的迷思,要把这个东西在和平建设时期延续下去。如果他预见到人民代表大会也会成为当前那样的官僚大会,这个制度达不到他的目的,那么,他也可以运用人民舆论和结社来加以补充。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也背离了他井冈山讲话中关于政治民主制度化的认识。   因此,我们今天要在“新人民共和”旗帜下,重温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更要研究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创造,坚定地用民主的方式来校正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消极现象,尤其是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道德沦丧。   我们可以对新一代领导层寄予希望,但不能将宝都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在德能上都是一些有局限的人。我们要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鄙人特别希望年轻一代,包括党内党外的年轻人,要掀起新的潮流,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国家,改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确不能为改革开放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年轻一代需要自己拯救自己,进而拯救这个民族。     延伸阅读: 刘源文章: 刘源: 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惨烈的战争划定阶段 2011-5-23 刘源:党内民主和团结是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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