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

自从被 “ 万人歌颂 ” 的朱镕基总理把扩招后的学校推给了市场，大学城的建设从此遍地开花，学校不仅脱离了社会，而且也脱离了老师 …… 反正每节课五六十块钱，尽管不很值当，老师们也还是要憋着一肚子气来上课，打开 ppt 课件用红外线一张一张地“放电影”。“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还算是肚内有点货的，有些肥肠满脑的“衮衮诸公”，连糊弄学生的鸳鸯都需要去剽窃别人的！     怀想大学师生的“鱼水情”   文/袁依（山东师大） 遥想八十年代的大学，气象何其恢弘绚烂！指点江山，激昂文字；身无半文，心忧天下。那时候的大学生，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更没有苹果，玩的是扑克，看的是武侠，踢的是足球，体魄很野蛮，精神很文明。半新半旧的时代，古今交融，中西荟萃，阅读中国的李泽厚，研讨西方的弗洛伊德，春风得意马蹄急，思想飞入百姓家。 而在大学校园内，不仅是革命的激情阵地，也是宁静的象牙宝塔。老一辈有良知的学者，感慨浪费的时光太久，剩下的日子无多，忧患的是“人亡道衰”，对下一代的教诲是苦口复婆心；新一辈的学人是荒废过来的一代，十年间除了毛选、《鲁迅全集》和《红楼梦》，再无其他的阅读选择，一旦开放了书禁报禁，他们学习起来就是拼着玩命的劲。新上市的各色书籍尽管稂莠不齐，可凌晨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买书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们求知的渴望，胜于对金钱的追逐。这两代人一旦相遇，那真个是金风玉露的相逢，胜却了人间无数。老一辈的学者有程千帆、钱仲联、钱钟书、唐弢、王瑶、宗白华、朱光潜、张岱年、洪谦、季羡林、周一良、罗荣渠、朱东润、林庚等等，新一代的俊杰有汪晖、钱理群、陈平原、莫砺锋、甘阳、陈来、李零、罗志田、许纪霖、刘小枫、陈嘉映、王晓明、骆玉明、张隆溪（至于那些名气大于成就的诸如陈思和等人不在此列）等等，而后者业已成为当代人文学术界的中流砥柱，这既要归功于他们老师的厚德以及自己的勤奋，也要归功于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 而如今的大学师生之间，根本就是市场交易的商业联系，鱼儿离开了水，水里也找不到鱼了。自从被“万人歌颂”的朱镕基总理把扩招后的学校推给了市场，大学城的建设从此遍地开花，学校不仅脱离了社会，而且也脱离了老师。从前是小鱼跟着大鱼游，现在客观主观上都不被允许，大鱼们都要去赶校车了！反正每节课五六十块钱，尽管不很值当，老师们也还是要憋着一肚子气来上课，打开ppt课件用红外线一张一张地“放电影”。“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还算是肚内有点货的，有些肥肠满脑的“衮衮诸公”，连糊弄学生的鸳鸯都需要去剽窃别人的！话说回来，大学的这碗饭尽管吃不太饱，倒也不必担心会有饥饿的威胁，反正你我皆是体制内的一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而已。于是学生们也大胆地“改革开放”起来，“狠斗公字一闪念”，将自幼学习的那些道德律令斥之为“党的洗脑政策”，于是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私自利，于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堕落腐化，让中国的大好青年——这一民族的未来希望，回复到一个世纪前“东亚病夫”的状态，回复到那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有人也许要争辩，当下的很多青年不也很有思想吗？可我要说他们的思想其实只是章诒和、易中天、贺卫方等人的“常识”，与他们自己切身的生存经历并无太多生命关怀之上的实质联系。中国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首先最基础的便是要能够挺起自己民族的脊梁来，尽管我们也可以适当接收外来的西化甚至于奴化而不自觉的思维方式。 大学师生的“鱼水情”，如雾亦如梦；然而缘生缘灭之间，它一定会再来，它一定能够再来！ （采编：黄理罡   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天权＞巨流成伤 ——《巨流河》读后小感 ＜天枢＞理性从未缺席 ＜天璇＞与这个世界和解 认识你自己 一个赶着80末班车人眼中的中国教育

储建国：让悠久的中国走向新的人民共和 ——评刘源、张木生的大实话 作者：储建国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3 0:18:00 阅读量：157次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张木生，讨论他的《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点击 这里 查阅刘源上将为此书写的序“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张木生 ”）。这个题目挺雄伟的，好像我们在文化的小道里走着走着，突然路旁杀出一位英雄，大吼一声，你们走错了，得重走。大家茫然，那怎么走呢?他说要走李零的路。李零是谁?我们普通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好像挺大的，搞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这几个古就足以吓走很多人。但他写的一些文字倒是挺平实，也挺活泼的，普通人都能读，只是造化不同，理解的深度就会不一样。然而，这个老头子也挺滑头的，很多意思不明说，就好像在打谜语让你猜，有的好猜，有的不好猜。这可能也是他成为有创造力的思想大师的某种障碍。张木生好像是个急性人，就想把他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说实话，我挺喜欢这样的人，李零搞的专业东西，我不大明白，但的确想知道他的东西能够对我们所想的，所做的改变什么。张木生说，这些东西能够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其实，更主要的是改造我们的政治观。 　　“改造”这个词不一定准确，也许用“回归”比较合适。也就是说，大概要我们回归一种平实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根本是由两个道构成的，一个是不变的道，一个是可变的道。一说“道”，又会让人云里雾里。其实，道就是道理，通常指那种根本的道理，也就是最大的道理。这个东西存在于生活之中，也存在于历史当中。李零说，生活是小道理，历史是大道理，小道理通着大道理。这话不准确。其实，小道理、大道理同样地存在于生活与历史当中。那些不变的道，可变的道都存在于生活与历史当中。强调不变的道，古代中外都有，可以消除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这些东西既包括所谓的西学，也包括所谓的国学。西方学者本能地认为他们弄出了一些大道理，别人都得跟着学，跟着做，我们得用自己的眼光来识别。如果的确属于不变的道理，譬如说人活着，首先要吃饭，那我们就得接受。如果不是那种不变的道理，我们就得选择，如果是歪道理，那就得拒斥，譬如说，西方人应该吃饭，非西方人应该吃屎，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对于那些古代的道理，也是如此。强调可变的道，李零的主要目的是强调生活是活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自然就是当代中国活人的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当下生活是中国活人创造出来的，只要中国人活着，就应该相信自己能够创造生活，能够创造好的生活。我们得开动自己的脑筋，平和地面对外国人和古代人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思考，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好生活，生发出属于自己的好思想。当然，这生活，这思想，一旦出来了，也就成了世界的了，成为别人和后人的参考材料。 　　受了李零的启发，张木生就开动了自己的脑筋，尤其是政治的脑筋，说了一些震撼(不少人追求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是大实话。而且很多话以前有人说话，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的这些话，有点不简单的原因，不在于话语本身，而在于支持这种话语的力量。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为他的书作序，并带着六位将军出席这本书的讨论会。这个待遇，以前是没有过的，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我们这些搞政治学的，当然不可不察。但很多聪明人，察后不言，因为他们要观测风向。其实，作为学者，没必要有那么深的城府，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还是直接说出来为好。除非真的觉得没有想成熟，而不是没看清政治动向。 　　对张木生的话感兴趣，想写点什么，是因为对他的一些说法有点共鸣，或者叫心有戚戚焉。 　　最主要的，鄙人觉得，中国人对历史，对文化，尤其是对政治，确实要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中国人也是五花八门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很自然。首先要敢于怀疑，要怀疑马克思的历史观、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之不足，他们的共同错误是西方中心论，傲视其它文明。李零、张木生的这个观点是对的。这个中心论跟中国古代人的文化中心论在根本逻辑上是一样的，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中心论，而臣服了西方的中心论呢?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西方枪狠，钱多，这个东西当然是个诱因，但人类文明不能只讲谁狠谁有理，否则，文明就不成为其文明了。现在中国人的钱也开始多了，于是文化的底气也开始起来了，国学热就是这种底气的表现。但把老祖宗的东西神圣化，当作不可质疑的真理，那与西方中心论又没有什么两样了。其次，要建设性地怀疑，如果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性，那只能陷入不可知的状态，徒增自己的迷茫。有的人说西方的不行，古代的不行，那么什么行呢?他也说不出道道来。结果呢，也许他们并不迷茫，他们不再认真地思考，就在当下直接地活着，跟着感觉走，甚至认为只要是自己做的，就是对的，不容别人说三道四。哪怕抱着个火药桶，也要说成是一堆鲜花。 　　然而，这个“建设性”空说起来容易，真说起来很难。张木生就感觉到这种困难。在分析当前中国问题方面，他跟很多左派右派一样，都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只是表述的语言不一样。他说，“我们的党搞战争和革命是强势，现在搞经济建设也是强势。强势的结果必然出现奸商搭台，贪官唱戏，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的政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的资本化，权力的市场化，执政的产业化……而且还带来了黑帮化。” “左派和右派里头都承认有‘权贵资本主义’，而且认为是坏资本主义”。更进一步，他认为对当前社会性质的主流表述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不恰当。“你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这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原来马列他们所设想的那个社会主义，你哪怕找到给我找到一条共识，有吗?没有!恰恰是所谓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所能有的，我们今天都有。” 　　那么我们该如何界定当前的社会性质呢?这就暴露出中国文人创造性不足的毛病来了。张木生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回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这一点得到刘源的高度欣赏和大力支持，而且高呼要“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特别推崇关于新民主义理论与制度的三部经典文献，那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的确，这三部文献的思想逻辑和制度设计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这个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新民主主义的过去，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其实清楚地表达过，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三民主义。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和政策方面，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多大的差别，关键是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这个领导，跟现在不一样，张木生用毛泽东的话阐释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并且说要参考外国的经验，把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都搞好。新民主主义的现在，就是邓小平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义不管理论上如何表述，它的现实运作的确是从质的方面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区别了开来，而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且比后者更多地容纳了资本主义因素。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现在的各级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替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服务，包括私人的资本家和公家的资本家。有的地方领导公开提出，政府要为企业家提供保姆式的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源、张木生说要回归新民主主义，一方面含义要剔除意识形态中更多的虚假成份，承认现实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要节制这些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因素，发扬新民主主义中的“民主”因素，让那些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陷入困顿(说是水深火热也不过分)的老百姓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善于看出问题本质的吴思也强调这一点，认为要有新的拨乱反正，把搞歪了的思维正过来，最根本的是不能把人民当作党的工具，而应该把党当作人民的工具，同时承认党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所担负的领导责任。他说，“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国，谁能领导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特别强调“正名”的工作，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民主主义”这个名号毕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是毛泽东为了团结更多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那个时候，国民党是强势，共产党是弱势。新民主主义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共产党，对强势一方进行斗争，并参与和分享国家权力而提出来的口号。现在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重新捡起这个口号来，有些困难。更重要的是，刘源、张木生相对于革命一代来说，是年轻人，但相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又是老年人。他们对老爸一代搞的东西记忆犹新，但年轻一代未必清楚。因此，捡起这个主义，尽管有前面所说的那些合理性，但给人以用旧膏药治新伤疤的感觉。因此，在建设性主张方面，不仅内容需要创新，名号也是需要创新的。鄙人认为，如果要用一个能够唤起大多数人奔向新的政治前途的名号，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就是用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也就是“人民共和”。我们这个国家的性质，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新兴阶层和群体的出现，让“人民”的含义跟以前不一样了。针对这种变化，左派的思想强调过去的人民含义，强调工农大众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右派的思想强调人民的新成份，看重新兴阶层和群体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客观地说，左派(真左派)的诉求尽管看起来激烈，但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多少的落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十年来的官商公开合谋的潮流中，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各类平民被边缘化了，比西方的平民更加边缘化。因此，强调“人民共和”中的“人民含义”，尽管有肯定人民中新成份的含义，但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地维护那些已经和正在被边缘化的平民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对已经脱离正轨的改革进行校正。这种校正工作要在一个明确的旗帜下团结全国更多的人来做。这个旗帜最好是“新人民共和”，那些对“人民”这个词比较反感的人其实在心里面怀有对平民的排斥，你一旦为平民说点话，他们就说你是民粹主义，他们并且危言耸听地说，如果让平民多分点利益，经济就出现倒退。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粉碎了这种吓唬老百姓的说法，他在重视民生，强调公平的政策主导下，实现了连续几年超高速度的发展。当然，薄熙来的确采取了不少人治的做法，这是受人诟病的地方。所以，他的确需要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那只能靠民主和法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民主的制度创新，将自己重视民生，强调公平的政策延续下去。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那些对毛泽东持温和态度的人，在民主建设方面，也只是肯定毛泽东有一些民主的理念，但很少肯定他在民主制度上有什么贡献。其实，毛泽东革命成功的第一步，恰恰是在民主制度上有很大创新。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总结了三点井冈山经验，一是艰苦奋斗，二是支部建在连上，三是建立士兵委员会。他说，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各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这个话，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说的，从中也可以部分地看出他的政治动机。这个动机的确具有相当强烈的民主成份。不过毛泽东也的确走错了道路。既然说全国性政治民主没有形成一种制度，那么，他就应该进行一次新的民主制度创造，而且这种创造有现成的根本制度基础，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制度来制约或反对他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呢?要知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他要把它们在逻辑上串起来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鄙人认为，这一方面是他没有了革命初期的那种创造力，另一方面是他没有摆脱革命动员的迷思，要把这个东西在和平建设时期延续下去。如果他预见到人民代表大会也会成为当前那样的官僚大会，这个制度达不到他的目的，那么，他也可以运用人民舆论和结社来加以补充。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也背离了他井冈山讲话中关于政治民主制度化的认识。 　　因此，我们今天要在“新人民共和”旗帜下，重温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更要研究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创造，坚定地用民主的方式来校正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消极现象，尤其是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道德沦丧。 　　我们可以对新一代领导层寄予希望，但不能将宝都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在德能上都是一些有局限的人。我们要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鄙人特别希望年轻一代，包括党内党外的年轻人，要掀起新的潮流，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国家，改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确不能为改革开放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年轻一代需要自己拯救自己，进而拯救这个民族。     延伸阅读： 刘源文章： 刘源： 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惨烈的战争划定阶段 2011-5-23 刘源：党内民主和团结是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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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8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2 23:34:41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标签： 文革 1971年 大串联 知识青年 ● 唐晓峰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大，为历史地理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一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著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退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本文责编： 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4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杂花生树：张伟然博客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武晓峰：近年来政府公信力研究综述 相同主题阅读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谢志浩：大学依然在溃败！ ——答记者问 作者：谢志浩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13:33:56 阅读量：92次 1、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您如何看这个“钱学森之问”? 钱先生晚岁，对于大陆大学的现状，可以说近乎绝望，所以，才出现充满忧患情怀的“钱学森之问”。笔者注意到，“钱学森之问”，并不是特别深奥难懂的“天问”，而是经过对大陆教育的“望闻问切”，做出的符合医理的高水准的“把脉”。其实，钱老先生，早就得出了答案，那就是，大陆的大学，没有一所按照创新的模式去办。 当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挂在嘴边时，其实，反映了一种殷切的希望，同时，更反映了深切的失望。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需要更多的平常心。大陆处于国际学术界的边陲社区，而欧美处于国际学界的中心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八十年代滋长的学术沙龙和处于萌芽的学术共同体，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主事者运用经济力量，安排课题和项目，事实上，高等学府的天平已经倾斜的很严重。加以合校、扩招、新校区的建设，宁静和寂寞的品行，已经离大学师生甚远。可以想见，失魂落魄的大学，能够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 　 　2、为什么现在大学中难出大师? 本人作为普通的大学老师，从不否认人才的培养与教师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大陆大学老师，真还担当不了没有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过错”。这里面的情形，与法院形成的冤案，法官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一个普通的法官，可以左右“政法委”和“审委会”的法律生态吗? 现在的社会心理，极为有趣。大家非要如此不堪的高等学府，产生大师，岂不是强人所难?看来，我们的社会病得不轻。可以说，朝野上下都患上“大师综合症”。 大师的产生，需要“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综合作用。“大气候”指的是“礼崩乐坏”，没有“礼崩乐坏”的生态格局，大师怎么会应运而生?“小气候”指的是学者本人所具有的胸怀和抱负。改革的时代，其实就是“礼崩乐坏”，在笔者看来，大陆产生大师的时代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学者斤斤计较于职称、会长，挂念的只是课题、项目、经费、基地这些玩意儿，也就是说，大陆学者普遍萦怀的，还只是“小康”的物质条件，连寂寞和宁静的学术境界，都理解不了，那么，岂不是缘木求鱼? 笔者看来，意识形态和鄙俗市侩两条绳索，在遥控着大陆学者的身心，使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成为一种奢谈，阻碍着学者的自由成长。如果，泛泛而谈，大家都认为应该减少行政管理，其实，仔细观察身边，与行政权力的勾兑，还是很多老师求之不得的美差。 我所冀望的大学，最好是无为而治，当然，这对目前的大潮来说，无疑是反其道而行之。 老师的地位，和教练类似，教练成功的地方，在于可以培养世界冠军，没有人特别在意，教练本人是否冠军。无论在那里，一流学者都是少数。在我看来，能够激发学友的思想，温暖学友的心灵的，就是一位好老师。大陆的学府，固然需要一流老师，更需要好老师。 　 　3、现在为什么出不了蔡元培那样能够大力推动改革的教育家? 大陆有很多无趣且无奈的事情，所谓的教改，就是其中之一。大学的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也可以说，大学师生痛恨的事情，在既有的生态格局中，几乎没有改动的可能;而主事者所推动的“教改”，几乎每一回，只不过增加了一件新的令人痛恨的事情而已。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态格局中，按照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的说法，大势已去。 教育家进行改革的空间，不要说没有办法和蔡元培先生所处的环境相提并论，说实在的，就是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要差得很远。八十年代可以出现蔡元培式的校长，不是偶然的。当时，大陆的大学，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艰难走出，主事者面对千头万绪，具有宽容、宽松、宽厚的态度，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担当起了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使命，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当代大陆大学，已经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加以接近板结的大学结构，大气候和小气候叠压，都使得教育改革家的空间，实在有限。 笔者听到南方科技大学创校的消息时，仅仅兴奋了五分钟，接着不免为朱清时先生担忧。一所号称“新型”的大学，董事会成员过半都是现职官员，不得不成立党委会，光是这两条，就决定了出生不久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死掉。 一直在高声大嗓呼喊教育改革，既然是改革，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加减法。而制度特别矫情，也特别板结的地方，可以说，令人万分沮丧。但，也不是说，只能保持糟糕的状态，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所进行的改革，笔者比较看好。 朱清时先生，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朱先生不大具有“生存智慧”。说实在的，朱先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原生态地面对教育部评估专家，已经令主事者愤恨不已。毕竟，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科学院办理的大学，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教育部有时候，也无可奈何! 遴选朱清时先生出山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人情世故的国度，注定是个悲剧。 　 　4、您觉得大学应如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