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案

【文：Connie @ 國際特赦組織】 相信大部分人都同意，香港擁有相對健全司法制度。也許因為如此，我們很少會去思考，司法系統一旦出現嚴重缺陷，後果除了是抽象的「無法彰顯公義」外，實際上可以造成多嚴重的傷害。當代中國司法制度的種種荒謬，早已聞名天下，最近鬧得熱烘烘的夏俊峰一案，即為一個鮮活的現成例子，告訴我們當國家濫用司法權力到了極致的地步，便會變成名副其實的殺人機器。此中最為人知的例子，當數發生在幾年的楊佳事件。由應亮導演的電影《我還有話要說》（下稱《我》片）即將於《人權紀錄片展》放映兩場，正是以此真實事件為題材拍成的作品。 被消失的證人——楊佳母親王靜梅 要述說楊佳事件的始末，我們大概得先回到2008年中國的盛夏，亦即不少中國人引以為傲的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行之時。當時，全國上下都在慶祝國家史上第一次舉辦奧運，社會一片歌舞昇平，頌讚國家的繁榮景象，但在此時，上海卻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楊佳殺警案。該年8月5日，北京市居民楊佳闖入上海市閘北公安分局，刺死六名公安，楊被判處死刑，並迅速於同年11月26日被處決。此事引發社會各界的重大迴響，其一是因為案情殊不簡單，楊佳的作案動機至少可追溯至前一年被公安毆打的經歷。但各界對此案表現高度關注，最主要還是因為當局在審訊楊佳的過程中，採用了不少極端濫權的手段，明目張膽干預司法公正。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是，當局在審訊楊佳期間，竟然將其母王靜梅禁錮在一家精神病院裡，直到楊佳處決前一個星期才釋放她，結果，她無法及早將自己的證供提上法庭，雖然她仍有話要說，但為時已晚，王的這段遭遇也正是《我》片名稱的由來。電影完整地重構王在整個事件的遭遇，在不少人以為中國真正步向文明之時，它大聲疾呼，控訴當局如何以令人齒冷的手段，對待該事件的涉案人士及其至親。 提起以楊佳事件為題材的電影，可能不少人立即想起由艾未未製作、名為《一個孤僻的人》的紀錄片。如果說艾未未的作品以接近新聞紀錄片的方式，報導及呈現楊佳事件的種種司法不公，那麼《我》片則著力嘗試以情感作主導，帶領觀眾感受整件事情的荒謬。導演選擇以王靜梅被禁錮及釋放後的經歷去開展故事，成功表現事件的荒誕本質——身為楊佳的母親及其重要證人，王被政府無理禁錮，固然荒謬絕倫，然而最令人感到憤慨的是，作為楊佳的至親，王因為當局無法無天的司法及行政阻撓，終究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看著兒子被處決，從此陰陽相隔。 一秒二十四格荒謬 《我》片呈現王靜梅的情感起伏的手法，為整部電影的一大亮點。我們不難注意到，片中有透過展現王較為明顯直接的情緒波動，對國家機器提出強烈控訴。譬如，她在宣判中得悉兒子被判死刑，並將在七天內被處決後，展現一腔再也壓抑不住的怒火；而她在當場提出的抗議說話，也正是對中國內地司法制度草菅人命的有力指控。然而，一方面，當局在此事件的處理固然容易令人有公義無存的印象，但進一步看，當國家的權力之大到了一個荒誕的地步，事情便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社會公義問題，而是關乎人在社會的基本生存狀態——片中王的徒勞無功，不難令人感到個體在社會中存在的虛無。本片的力量所在，正是尖刻地呈現這種徹底的絕望及無助感。諸如王靜梅的木無表情、看似冷靜的緩慢背影，以至於後段的徹底沉默，都在視覺上告訴觀者，此中的荒謬，已到達一個令人失語的地步。當一個國家連簡單一個「討說法」的要求都置若罔聞，任何說話及身體語言似乎都已經失去意義。 不只如此，《我》片電影語言的精妙運用，也令王靜梅此種處境的荒謬感得到充分展現。電影在王聽候宣判的一場，藉著拍攝面對台上官員的背光人群，強烈展示兩者權力的不均等。不少片段的場景調度亦非常出色，充斥著整部電影的，是王被群眾包圍、被政府機關玩弄的身影。當然，我們也不應忘記，此片的最大風格特色之一，即其長鏡頭的運用，如何大大加強了王的個體孤立感。電影運用大量的長鏡頭的遠景拍攝，觀眾看到王作為一個個體，無論如何在國家機器的無上權力面前四出奔走、弄得身心俱疲，但實際上也只能被牢牢地限制在特定的空間內，被動地等待奇跡的出現。王表面看似木無表情，但從長鏡頭突顯的隱含在各場景內的權力關係網中，我們不難理解，其實她絕非感到麻木，而是被困在國家機器下，無法以任何方式證明自己的存在，故此在各種制度的極端暴力的面前，因徹底的無助而甚至失去了作出基本反應的能力。可以說，《我》片雖全片均無配樂，影像處理表面顯得平淡和紀錄片化，但實際上是透過精密的場景計算和極為成熟的拍攝技巧，展現王複雜沉痛的主觀情感。 被雙重謀殺的楊佳 最後，整部電影雖然以王靜梅為絕對敘事中心，但反過來看，王的在場其實也可以理解成楊佳一角於整部電影的刻意缺席。我們目睹王如何嘗試為獄中的楊打點一切，為他寫信、改褲子、整理住所，而我們實際上也只能透過這些非常間接的資訊，一點一滴地重構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楊佳。這一切都在暗示，楊在司法暴力下，不單被任意處決，其作為一個個體的基本尊嚴，也同時在法庭一面倒妖魔化的判詞中，被毀滅淨盡。《我》片的英文片名為When Night Falls，正是準確描述司法黑暗如何終將籠罩著孤立無援的個體。與《一個孤僻的人》比較，《我》片的風格似乎低調得多，但平靜場景的背後，電影實際上指向個體消亡，其尖銳程度可說大大超越了前者，也難怪《我》片在韓國影展上映時，中國當局提出以巨額金錢將電影買下，意圖將此電影滅聲。相信《我》片在沉重的背後，可以給大家帶來一點啟示，讓我們真正感受國家機器如何剝奪個體的價值，並藉以重新看待社會個人的應有權利。 人權紀錄片展 日期：即日起至11月26日；網址 作者簡介：文化研究畢業。曾經認定自己會一直安於徘徊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反應遲緩，組織能力薄弱，但對不斷重覆發生的荒謬事情特別敏感。